经济区的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综述

第一章　国内外经济区的经济金融理论研究综述^[1]

引　言

在西部大开发10周年之际，2009年6月25日国务院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以下简称规划)。关中—天水经济区^[2]是《国家西部大开发“十一五”规划》中确定的西部大开发三大重点经济区之一，也是近几年我国继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武汉长沙之后与北部湾经济区和成渝经济区一起被纳入国家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的区域经济发展部署。规划中经济区范围包括陕西省西安、铜川、宝鸡、咸阳、渭南、杨凌、商洛部分县和甘肃省天水所辖行政区域，总面积7.98万平方公里，人口近2900万人。直接辐射区域包括陕西省陕南的汉中、安康，陕北的延安、榆林，甘肃省的平凉、庆阳和陇南地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十年来，作为关天经济区核心的陕西省经济年均增长12.1%，2010年再创历史新高，实现生产总值10021.53亿元，比上年增长14.5%。关中地区在陕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其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63%，经济则占全省经济总量的66%。天水与关中，两地的地理位置相邻、产业基础相近、历史文化相通、经贸往来频繁，有设立经济区的地理历史基础。经济区位于亚欧大陆桥中心，处于承东启西、连接南北的战略要地，是中国西部地区经济基础好、自然条件优越、人文历史深厚、发展潜力较大的地区，具备设立经济区的各种条件。而跨省区设立经济区有利于突破现行的行政关系，密切两省社会、经济、贸易、文化往来，实现行政管理模式创新，辐射带动更多地区社会经济发展，也有利于经济区的做大做强和进一步推动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对发挥经济区优势，有效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打造西部大开发战略高地，进而实现建设大西安、带动大关中、引领大西北的战略构想，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影响。其重大意义表现在:一是推进西部大开发跃入新阶段。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经济区的软硬环境已经得到极大改善，产业投资的集聚效应逐步凸显，为跨越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坚定不移地继续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必将推进经济区跨越式发展。二是进一步扩大了国内需求。随着全球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和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加快推进，居民消费结构不断升级，扩大内需成为保持经济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经济区人口密集、市场广阔、需求旺盛、潜力巨大，有利于吸引海内外投资等各类要素在此集聚和重组。三是承接了国内产业转移。东部沿海地区要素成本持续上升，加快经济转型和结构升级的需求极为迫切，产业转移动力日趋增强。经济区基础设施比较完善，要素成本优势明显，具备了承接产业转移的有利条件。四是加快了创新型社会的构建。实施创新型国家战略，为经济区加强科技资源整合，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带来机遇。经济区科教、人才资源富集，高技术产业快速发展，重要领域科技创新能力位居全国前列，具有成为创新型发展区域的有利条件。

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可以从理论与实践上实现西部欠发达地区的一个西三角经济区概念，西部开发中的三个主要区域，一个是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天水经济区，一个是成渝经济区，再一个就是北部湾经济区，这三个经济区是西部经济开发的三个重点。从地理位置上看，成都、重庆和西安处在一个三角形上，国家着力打造的西三角经济区就成了继长三角、珠三角和环渤海湾后的第四个经济增长极。前面三个增长极是自南向北发展，处在我国东部，而西三角处于我国西部，有了西三角经济区，全国经济布局才能形成东西之间的均衡。这是国家对区域经济布局方面的一个优化和深化，也是国家进一步深化西部开发的发展战略。所以，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实施，从国家层面上来讲，具有重要的区域经济布局优化意义。

本研究内容主要包括:对有关经济区发展的理论进行梳理，概述经济区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实践以及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对经济金融的相互关系理论进行理论综述研究，研究结论认为金融对欠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并且从金融支持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践进一步证明了金融的巨大助推作用;分析比较了经济区的经济金融发展现状、不足和优势，同时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和金融产业协调发展两个方面提出了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一节　经济区理论概述

为了加深对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理解，就有必要对经济区发展理论进行综述，只有把握了国内外经济区域发展理论的脉搏，才有助于理清和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理论。

经济区是在劳动地域分工基础上形成的各具特色的地域生产综合体。经济区是在社会分工发展和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逐步形成和发展的，也随着经济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交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分解组合。经济区目前主要有两种分类方法。按功能划分:可以分为单功能经济区和综合经济区。单功能经济区指为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某项特定指标、追求某一方面最大效益而形成的区域;综合经济区又称为多功能经济区，它是为了充分发挥各地区社会、自然、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综合优势，优化区域内产业结构和城乡结构，建立合理的区际分工和协作体系而形成的区域。按规模划分:一类是超国家的经济联合体，例如欧盟、东盟等;另一类是国家内部按区域结合的经济联合体，如美国等地的城市聚集体、区域规划，日本的经济圈或生活圈，以及我国的深圳特区、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武汉—长沙城市带等。所有这些经济区都有以下三个规定性:空间联合体;经济联系为纽带;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外部的相对独立性。根据以上三个规定性，我国学者刘佑成把经济区这种组织形式的定义概括为:经济区就是摆脱了旧的组织形式，按照经济活动客观联系组成的、具有内部统一性和外部相对独立性的空间经济联合体。

一、区位选择理论

(一)古典区位论

西方区域经济理论在渊源上最早可以追溯到19世纪初创立的区位理论，主要是农业区位论和工业区位论，即立足于单个厂商的区位选择，着眼于成本和运费的最低。采用古典经济学的静态局部均衡分析方法，以完全竞争市场结构下的价格理论为基础来研究单个厂商的最优区位决策，立足于一定的区域或市场，着眼于市场的扩大和优化。

(二)现代区位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空间相互作用模式、各种规划模式、网络和扩散理论、系统论及运筹学思想与方法的应用使区位论获得迅速发展，对区域经济运行的动态性、总体性研究促使地域空间结构理论、现代区位论逐渐形成。现代区位论采用新古典经济学的完全竞争和规模报酬不变假设，把古典区位论动态化、综合化，根据区域经济和社会综合发展要求，把研究重点由部门的区位决策转向区域综合分析，建立区域的总体空间模型，研究了区域总体均衡及各种要素对区域总体均衡的影响。现代区位论开始立足于整个国民经济，着眼于地域空间经济活动的最优组织。

二、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一)区域均衡发展理论

该理论主要包括:空间均衡论、推进理论、恶性循环理论。空间均衡论认为随着区域经济增长，各国或一国内不同区域之间的差距会缩小，区域经济增长在地域空间上趋同，呈收敛之势。推进理论主张发展中国家在投资上以一定的速度和规模持续作用于众多产业从而突破其发展瓶颈，推进经济全面高速增长。恶性循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在宏观经济中存在着供给和需求两个恶性循环。即低收入—低储蓄—低资本—低生产率—低收入的循环和低收入—低购买力—低投资—低生产率—低收入的循环。要解开恶性循环的死结，就必须采取平衡增长战略，扩大市场规模，弥补需求不足。

(二)区域均衡增长理论

该理论不仅强调部门、产业间的均衡、同步发展，而且强调区域间或区域内部各地区的平衡发展、同步发展，即空间的均衡化。认为随着生产要素的区际流动，各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将趋于收敛，即趋于平衡。因此主张在区域内均衡布局生产力，空间上均衡投资，各产业均衡发展，齐头并进，最终实现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但是，新古典的区域均衡增长理论存在诸多缺陷，它把问题简单化了，与发展中国家的客观现实存在较大差距，无法解释现实的经济增长过程，不能为区域发展问题找到出路。

三、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

区域非均衡发展理论主要解决各国、各地区经济发展中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加注重理论与实际的相结合，对于解决经济发展中某一方面的不平衡问题有一定的解释力。

(一)二元经济结构理论

该理论认为某些地区受外部因素的作用，经济增长速度快于其他地区，经济发展就会出现不平衡。这种不平衡发展会引起“累积性因果循环”，使发达地区发展更快，发展慢的地区更慢，从而逐渐增大地区经济差距，形成地区性二元结构。要缩小区域差距，必须加强政府干预，加强对欠发达区域的援助和扶持。

(二)增长极理论

该理论认为一个国家要实现平衡发展只是一种理想，在现实中是不可能的，经济增长通常是从一个或数个增长中心逐渐向其他部门或地区传导。因此，应选择特定的地理空间作为增长极，以带动经济发展。

(三)梯度推移发展理论

该理论是基于“二元经济结构”理论提出的。认为区域经济发展已形成了经济发达区和落后区，形成了经济梯度，该理论试图利用发达地区的优势，借助其扩散效应，为缩小地区差异提出一种发展模式。

(四)点轴开发理论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是经济中心总是首先集中在少数条件好的区位，这就是点轴开发模式的点。随着经济发展，点与点之间，由于生产要素交换需要交通线路以及动力供应线、水源供应线等，相互连接起来，这就是轴线。这种轴线一经形成也会吸引人口、产业向轴线两侧集聚，并产生新的增长点。点轴贯通，就形成点轴系统。在此基础上又衍生出了“T”字形发展理论、“π”字形发展理论、“TYIS”发展理论、“开”字形发展理论、“弗”字形发展理论、“目”字形发展理论、“菱形”发展理论等。

(五)网络开发理论

该理论将经济发展看做一个动态过程，分为增长极点开发、点轴开发跟网络开发三个部分，而且是依次进行的。实际上这种理论也是点轴理论的一种动态延伸。

(六)倒“U”字型理论

该理论认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各个地区之间的区位优势不同，资源禀赋不同，经济基础差异甚大，各种生产要素必然向平均利润率高的地区转移和积聚，导致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差距拉大。当发达地区的工业化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其滴落效应和扩散效应，发达地区生产要素价格的上涨，平均利润率降低，而欠发达地区的生产要素成本低的优势会逐步显现出来，加之政府的引导，生产要素会向欠发达地区转移，促进经济增长，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

上述几种理论都有相似的部分，其实就在于怎样安排区域发展的先后顺序，以及如何进行资源配置和确定投资的空间布局。根本上讲，其不同点就在于怎样对经济发展的“公平”与“效率”作出选择。

四、区域协调发展理论

我国区域协调发展理论主要有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论

1996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和经济内在联系及地理自然特点，各经济区重点发展适合本地条件的重点和优势产业，避免地区间产业结构趋同，促进区域经济在更高起点上向前发展，体现了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理念和思想。

(二)非均衡协调发展理论

该理论的核心内容是要适度倾斜和协调发展相结合。由于我国各地区的自然条件、资源禀赋、社会经济特点和投资经营环境差异较大，不同地区发展同一产业或同一地区发展不同产业的投入产出效果不尽相同，为提高资源配置效率，国家必须集中有限资源采取重点开发的形式，并在资源分配和政策投入上对重点开发地区和重点产业倾斜。另一方面，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各地区、各产业的发展需要保持协调，这就要求国家的倾斜政策必须适度，必须以保持地区间和产业间的协调发展为前提。

第二节　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演变与实践

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历史，理解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总结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经验，分析我国目前几个主要经济区发展状况，有助于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和实施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

我国是一个大国，区域差距问题一直十分突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区域布局方针发生了几次重大的调整，经历了由均衡战略—非均衡战略—协调发展战略的转变。1950—1978年，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为均衡战略。1979—1991年，我国实行以沿海地区为经济发展重点的非均衡战略。1991年以后，我国区域发展战略走向协调发展战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中指出:“正确处理发挥地区优势和全国统筹规划、沿海与内地、经济发达地区与较不发达地区之间的关系，促使地区经济朝着合理分工、各展其长、优势互补、协调发展的方向前进”。《“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提出了“坚持区域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作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指导方针及目标之一。并按照经济联系及地理特点，将全国划分为七个各具特色的经济区:长江三角洲及沿江综合经济带，环渤海综合经济圈，东南沿海外向型发达经济区，西南和华南部分省区能源及热带亚热带经济基地，东北地区重化工与农业基地，中部五省地区农业、原材料、机械工业基地及新的经济带，西北地区棉花、畜产品及石化、有色金属等基地。1999年后党中央相继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崛起和东部率先发展战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进一步明确了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并提出了“促进区域协调发展”问题。

一、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演变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时期区域均衡发展阶段。新中国成立后就实行了区域均衡发展战略，生产力布局的重点从沿海转向内地，内地新建项目大幅度增加，投资比重逐年上升。投资重点也不断深入，由“一五”、“二五”时期的一般意义上的内地转移到更加深入的“大三线”地区。1950—1978年，全国近7300亿元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中，沿海11省市所占比重不到40%，“三线”竟占到38.7%。1953—1978年，全国及东、中、西三大地带GDP年均增长率分别为5.80%、5.75%、5.73%、6.18%，西部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值，东部地区则正相反，全国经济缓慢增长。这一时期的生产力布局增强了内地的经济实力和自我发展能力，但是生产力布局重心西移的步子过于仓促，超越了经济发展的阶段;西部地区虽有大量的资金投入，但资金回报率低，效益差，并未对当地经济发展起到显著的带动作用，反而抑制了东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延缓了全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扩大了与世界各国的差距。

改革开放至20世纪末区域非均衡发展阶段。在对外开放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新形势下，国家认识到过分强调区域均衡发展的后果，开始把效率作为经济发展的首要目标，实施了“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在此战略方针的指导下，国家生产力布局和投资重心大规模东移，对沿海地区实行了特殊优惠政策，并进行大规模的经济特区、开放城市和开发区建设，使东部沿海地区在国家基本建设投资中比重不断提高。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健全，投资主体逐渐多样化，资金向经济效益高的沿海地区的流入也愈益明显。国家投资倾斜和各地资金的流入，促成了东部地区的超高速发展。以追求效率为中心的区域发展政策不仅在东部沿海地区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经济成就，也加速了全国的经济发展。但是由于东部地区发展更快，致使我国东西部差距迅速扩大，在经济上、政治上和人们心理上造成很大不平衡，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调整又提上了日程。

20世纪末以来区域协调发展阶段。面对东中西经济发展差距加大的局面，效率与公平统筹问题再次引起了党中央和政府高度重视。在1995年颁布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中央作出了战略重点由“优先发展东部地区”向“促进东西部经济协调发展”转移的重大决策，标志着中央对改革开放以来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拉大的高度重视，并出台了一些加快中西部发展的政策。尤其是西部大开发战略和中部崛起战略的经济发展战略，将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推向了国家战略的新高度，中西部迎来了跨越式发展的历史机遇和新局面。虽然国家增加了对中西部地区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项目的投资，中西部地区正在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重点，这将给中西部发展注入生机，为缩小东西差距带来希望。但是也应认识到，东部地区经过多年的积累，自我发展的能力极强，中长期看仍将会继续保持一定的增长速度;中西部地区则由于基础设施和融资环境较差，市场发育不成熟，人口总体素质低，其经济潜力要经过一段时间开发、磨合之后才能充分发挥。因此，在一定时间内，东西差距仍会继续拉大，但东西差距扩大的趋势会逐渐收敛。

发端于2007年的全球性金融危机，使我们深刻认识到，以外向型为经济发展战略的东部地区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受制于人的经济发展模式显然是不可持续的。中西部地区受危机的影响明显要小，这启示我们要转变经济发展模式，要内外市场并重，尤其是重视国内市场的培养和发展。在东部市场潜能逐渐趋于饱和的前提下，国内市场的主力就是指中西部市场的培植和完善，基于此，中西部地区将会迎来更大的机遇，这是理性分析的结果，也是必然趋势。

二、区域发展理论在我国的实践

(一)梯度推移论

我国由于历史、自然、社会等多方面原因，区域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东、中、西三大地带间存在着经济技术水平的发展梯度，东部最高，中部次之，西部最低。因此，我国生产力的空间推移，应当承认这种客观存在的梯度，因势利导，首先让高梯度的东部地带掌握先进技术，然后逐步向梯度较低的中西部推移。随着经济的发展，推移的速度加快，也就可以逐步缩小地区差距，实现经济分布的相对均衡。梯度理论从我国经济技术发展不平衡的特点出发，主张通过非均衡发展途径来逐步实现平衡发展这一长期目标，符合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态势以及问题解决的思路，为国家当时“优先发展东部地区”的区域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但是梯度理论也存在不少缺陷:以东、中、西三大经济地带划分中国地区经济技术梯度，不能精确地定义中国区域分工格局，因而难以在此基础上确立各地区间的经济技术的空间联系;技术转移和扩散的空间形式有等级扩散、辐射扩散、近邻扩散等多种，并非只有梯度推移一种形式;中西部地区尽管经济技术总体水平低，但是有些大城市却具备了发展的条件，应该享有同样的发展机会。如果国家建设重点完全按由东及中及西的方向推移，就使中西部地区丧失了发展机会。

(二)反梯度推移论

该理论强调了中西部地区发展的可能性，但并不否定梯度转移，主张“东西结合”的发展战略，即把东西结合作为整个国家战略布局的长期基本方针;也主张“中间突破”发展战略，强调中部地区在全国经济发展中的战略地位，是对梯度理论的一个补充和完善。

(三)“H”形发展战略

右侧的“I”指东部沿海地带，左侧的“I”指三线地区和兰新——北疆铁路沿线，“—”指陇海线和长江流域之间的广阔地带。其主要观点为，在对外开放的形势下，一线地区——沿海地区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点，但国家的发展不能听任中西部的停滞和落后，可以将三线地区作为半个重点，重视挖掘三线地区的巨大潜力，并在一、三线地区紧密接合、协调发展的条件下，进一步推动二线地区的发展。但这种主张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梯度推移论、反梯度推移论以及“H”形发展战略是改革之初对待如何处理东中西关系的几种不同态度。回顾改革开放初期的发展实践，梯度推移论得到了较好的实施，其他理论没有引起足够重视，东部地区率先发展起来，与中西部之间的经济技术梯度进一步拉大。

(四)点轴开发论

从经济增长与平衡发展间的倒“U”字形相关规律出发，我国目前仍处于不平衡发展阶段，而点轴开发则是一种最有效的空间组织形式。所谓点轴开发，是在全国或地区范围内，确定若干等级的具有有利发展条件的线状基础设施轴线，对轴线地带的若干个点——中心城市予以重点发展。随着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经济开发的重点由高等级点轴向低等级点轴延伸。在宏观区域开发战略上，点轴开发论认为沿海地带和长江流域构成的“T”形地域具有地理位置优越、经济技术基础雄厚、交通便捷等多项优势，应当作为全国的一级重点开发轴线，重点建设、重点布局，逐渐向其他低等级轴线地区扩散，即“T”字形开发战略。点轴开发模式既重视发挥中心城市作用，又注意经济布局与线状基础设施之间的最佳组合，是一种有效的经济空间组织形式。点轴开发论的缺点在于它忽视了轴线地带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的地区，应采用不同的发展形式;不同的产业类型，其空间发展的形式也不同。而且在幅员辽阔的中国，仅靠沿海和沿长江两条轴线来带动，很难取得预期的效果。

(五)点轴开发战略提出后，涌现出许多其他的点轴开发模式

主要有:“兀”字形战略，认为陇海—兰新铁路沿线地区不仅是连接东、中、西三大地带的交通要道，还通过现在的中亚地区和欧洲各国相连，成为第二条亚欧大陆桥，具有重要的开发价值。因此，国家除了把沿海和长江流域(“L”和“一”字形地域)作为开发重点外，还应把陇海—兰新铁路作为另一条“J”字形开发轴线，形成“兀”字形的区域开发格局。“TYIS”开发战略，在梯度开发论基础上应考虑加强出海联系和加强一定轴线的各增长极的联系。“T”轴(沿海地带和长江沿线地区)通常被认为是我国开发的一级点轴系统:“Y”轴指东起连云港西接东欧国家的陇海—兰新线，并在兰州分出一支通到青海的西宁和格尔木，延伸到西藏，是我国一个潜在的一级开发轴。此外还需加强不在这两个结构体系上的各地的出海联系，这些各自独立的出海联系，由内地指向沿海，称为多“I”轴，是对“T”、“Y”轴的补充，“T”、“Y”和“I”等点轴的总体开发，称之为“TYIS”开发战略。此外还有“开”型战略，主张在“兀”形开发战略的基础上再加上纵横南北的运输通道——京广线。“弗”字形战略，即在“开”字形上又加上沿黄河经济带。“目”字形战略，强调我国全方位对外开放的格局，除把沿海、沿长江、陇海铁路作为对外开放的主轴线外，向北、向西、向南的沿边地区也对外开放，构成“目”字形格局的三个外环。上述“T”、“兀”、“TYIS”、“开”等发展模式，都强调生产力布局沿主要交通要道展开，重视了交通指向在现代经济发展中的作用，各有其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国家财力、各轴线经济基础等因素的限制，只有“T”形战略得到较好实施。

从几十年来我国区域发展模式的实践中，可以看出我国区域发展战略经历了从东部地区优先发展到东、中、西协调发展，从重视轴线开发到强调中心城市辐射的作用，从沿海地区开放到沿海、沿河、沿线、沿边地区全方位开放的演变过程。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变化，区域经济格局也处于变动之中，在新的区域经济背景下，需要探索新的区域发展模式。

三、目前我国的几个主要经济区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从沿海向内地的推进，对我国经济按东、中、西三个经济地带的划分方法越来越显示出不适应经济发展的要求，而以“点”、“轴”为中心的经济区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内地涌现出来，这种经济区划分必将在21世纪中国经济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而在原有省级行政区划的基础上组建大经济区，打破地区行业之间的传统壁垒，向大集团企业群、产业带、社会生产方向发展规模经济，符合我国现阶段区域经济发展实际，也是我国区域经济振兴的必由之路，我国已有不少地方发展或正在发展这种集聚规模经济，大大地带动了整个区域经济的发展，如浦东新区、滨海新区、武汉长沙城市带、北部湾经济区、成渝经济区等。

(一)上海浦东新区

1990年4月18日，党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开发开放上海浦东的重大决策，2005年，国务院正式批准浦东进行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浦东新区位于上海黄浦江的东岸，面积1210.40平方公里，常住人口280万。功能定位:“一个作用、三个区”，即实施建设“四个中心”国家战略中发挥示范带动作用，努力成为改革开放先行先试区、自主创新示范引领区、现代服务业核心集聚区。党的十六大再次提出了“鼓励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在制度创新和扩大开放等方面走在前列”的新要求，进一步凸现了浦东开发开放的国家战略地位。浦东新区按照“开发浦东、振兴上海、服务全国、面向世界”的方针，将上海建设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和航运中心为目标，着力加强“四个中心”的核心功能区建设。截至2008年，陆家嘴金融贸易区集聚了包括中国人民银行上海总部在内的360家中外资金融机构，证券、期货、产权等要素市场的集聚辐射能力和资源配置能力进一步增强。其中，59家外资银行资产总额占境内60%以上，证券交易所成交额占境内的80%，上海产权交易所交易规模居国内第一。外高桥保税区取得突破，出口加工、国际贸易、保税物流等功能不断拓展，海港与空港的口岸功能和枢纽功能逐步增强。经济总量、销售收入、税收总额占国内15家保税区的一半，集装箱吞吐量达1200万标箱，占全市2/3左右，成为长三角乃至全国的重要口岸和物流枢纽。金桥出口加工区先进制造业升级和研发服务功能继续增强，中外总投资超过110亿美元，其中超过1000万美元的大项目达90多个。张江高新科技园区取得重大进展，以微电子、生物医药、信息技术和创意产业等为核心的高科技产业带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化能力快速提升，全区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年均增长21.6%。集聚浦东新区的中外研发机构达到161家，8000多名归国留学人员在浦东创业，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和高成长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脱颖而出。高新科技生产总值从1990年的60亿元上升到2005年的2100亿元，2008年的3100亿元，年均增长超过15%。以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为主导的新型产业体系进一步完善，工业总产值超过4200亿元，占全市近1/4，其中第三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49%左右。浦东新区初步建立了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新城区框架，浦东已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和“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

(二)天津滨海新区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十六届六中全会、十七大和十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都对加快滨海新区开发开放提出了殷切的期望和要求。国务院2006年20号文件对滨海新区作出了全面部署。天津滨海新区位于天津市中心区的东面、海河流域下游渤海湾顶端，北与河北省丰南县为邻，南与河北省黄骅市为界。拥有海岸线153公里，海域面积3000平方公里，规划陆域面积2270平方公里，包括天津港、开发区、保税区全部三个功能区;塘沽区、汉沽区、大港区三个行政区;海河下游冶金工业区。滨海新区常住人口约140万人。滨海新区有大量开发成本低廉的荒地和滩涂，具有丰富的石油、天然气、原盐、地热、海洋资源等，同时拥有雄厚的工业基础，中国最大的人工港、最具潜力的消费市场和最完善的城市配套设施。以滨海新区为中心，方圆500公里范围内还分布着11座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此外，滨海新区位踞环渤海经济圈的核心位置，为东北亚和亚太经济圈一部分，是国内外发展现代化工业的理想区域。滨海新区功能定位为:依托京津冀，服务环渤海，辐射“三北”，面向东北亚，建成高水平的现代制造和研发转化基地，北方国际航运中心和国际物流中心，宜居的海滨新城。滨海新区空间总体布局为:一轴、一带、三个城区，即沿京津塘高速公路和海河下游建设“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轴”，沿海岸线和海滨大道建设“海洋经济发展带”和以塘沽城区为中心、大港城区和汉沽城区为两翼的宜居海滨新城区，建立发展八个“产业功能区”和若干现代农业基地。八个产业功能区:先进制造产业区;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区;滨海化工区;金融商贸服务区;海港物流区;临空产业区;海滨休闲旅游区;临港产业区。滨海新区综合经济实力强，GDP接近天津市一半，且增长趋势稳定。滨海新区国内生产总值由1997年的382.04亿元增长到2008年的3102.2亿元，增长了7.12倍，年均递增20%以上，高于同期全市的增长速度。初步形成京津冀地区技术密集的制造业中心。1997—2008年，天津滨海新区的产业结构基本上维持着二、三、一的顺序，第二产业比重稳定上升，平均超过65%，2008年更达到71.71%，工业总产值由213亿元增加到8528亿元，增长近40倍。外向型经济主导新区发展。1997—2008年，外贸出口由24.33亿美元增加到541.42亿美元，增长22倍，年均递增近30%，高于天津全市水平。滨海新区外贸出口占全市的比重1997—2008年间由48.5%稳定地增长到近70%。现代物流中心形成，区域服务功能明显提高。滨海新区“以功能开发带动市场开发”，以传统的装卸、仓储等为基点不断向代理、物流、交易、金融、保险和旅游等领域延伸，港口功能和经营模式不断完善创新。天津滨海新区在完善金融体系、加快金融产品及制度创新、扩大企业直接融资渠道、开展连锁金融业务等领域取得突破。滨海新区在国内外各类股权投资基金的发行、管理、交易和人才培训领域的地位日益凸现，企业直接融资渠道逐渐扩大。在发展离岸金融方面，已有招商银行、浦东发展银行、交通银行、深圳银行、香港上海汇丰银行等五家商业银行在滨海新区开展离岸金融业务。天津滨海新区还在土地管理改革方面取得成功试点经验。

(三)成渝经济区

2007年6月7日，重庆市与成都市被中央批准为“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成渝经济区战略定位被初定为五个方面的内容:西部大开发的增长极或经济高地;国家重要的先进装备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产业和农产品基地;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国家内陆开放示范区;国家生态安全保障区。成渝经济区以成都、重庆两市为中心，主要包括15个市和重庆的31个区县。成渝经济区总面积达20.61万平方公里，区域内自然资源丰富，水资源、矿产资源、天然气、森林资源均位居全国前列;经济区总人口9840.7万，人口为两省市总人口的85.39%，人口密度为每平方公里490人，高于东部的456人;国内生产总值为两省市的91.98%，占全国的6.05%，与2003年京津冀的GDP大体相当;经济密度每平方公里产出为343.42万元，比全国平均高227.28万元;拥有城市35座，城市密度每平方公里为1.73个，全国为0.7个，高于全国1.03个。成渝经济区现已形成铁路、公路、航空、水运等立体交通网络体系和综合交通走廊，为成渝经济区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设施保障。

(四)武汉城市圈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2007年12月17日，武汉城市圈获批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武汉城市圈由武汉及周边100公里范围内的黄石、鄂州、黄冈、孝感、咸宁、仙桃、潜江、天门等九个城市行政区域所构成，国土面积占湖北省土地面积的31.2%，常住人口占全省人口的52.3%。改革试验的总体目标是:创新体制机制，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区域经济一体化，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全国宜居的生态城市圈，重要的先进制造业基地、高新技术产业基地、优质农产品生产加工基地、现代服务业中心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成为与沿海三大城市群相呼应、与周边城市群相对接的充满活力的区域性经济中心，成为全国“两型社会”建设的典型示范区。到2012年，单位地区生产总值能耗降低23%，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排放量分别下降10%、12%，集中式饮用水源地水质达标率达到99%以上，主要河流、湖泊水库III类功能区水质达标率达到90%，主要城市环境空气质量达到国家二级标准要求，优良天数达到310天以上。服务业比重增加3个百分点以上，城镇化率达到55%以上。2008年武汉城市圈实现GDP6972.11亿元，增长14.8%，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4个百分点，占全省比重61.5%;固定资产投资3707.97亿元，增长32.3%，占全省比重63.9%;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50.42亿元，增长23.2%，占全省比重63.4%。

(五)长株潭城市群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了《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批准武汉城市圈和长株潭城市群为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的通知》(发改经体〔2007〕3428号)。长株潭城市群包括长沙、株洲、湘潭三市，沿湘江呈“品”字形分布，两两相距不足40公里，总面积2.8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310万，是湖南省产业最集中、经济实力最强、智力资源高度密集的最具活力的地区，不但聚集了全省90%以上的科研人员和70%以上的高等院校，取得了全省80%以上的科研成果，还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产业集群，地区信息、生物医药、航空航天、新材料、新能源等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迅速，具有明显的集聚效应和洼地效应。同时，长株潭城市群位于我国京广经济带、泛珠三角经济区和长江经济带的结合部，区位优势明显，交通条件优越，产业和科技基础良好，是我国得天独厚的城市群资源，发展潜力巨大。2008年，长株潭三市以占全省13.3%的面积、19.2%的人口，三市生产总值占湖南全省生产总值的40.9%，对全省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四成，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分别占全省的46.4%和42.8%。

(六)北部湾经济区

2006年3月22日，广西北部湾经济区正式成立;2008年1月16日，国家正式批准实施《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根据规划，北部湾经济区近期规划建设面积4.25万平方公里，总人口1255万人，集中建设钦州市的钦州港工业区、防城港市的企沙工业区和北海市的铁山港工业区等。北部湾经济区地处我国沿海西南端，由南宁、北海、钦州、防城港四市所辖行政区域组成，北部湾经济区地处华南经济圈、西南经济圈和东盟经济圈的结合部，是我国西部大开发地区唯一的沿海区域，也是我国与东盟国家既有海上通道、又有陆地接壤的区域，区位优势明显，战略地位突出。北部湾经济区岸线、土地、淡水、海洋、农林、旅游等资源丰富，环境容量较大，生态系统优良，人口承载力较高，开发密度较低，发展潜力较大，是我国沿海地区规划布局新的现代化港口群、产业群和建设高质量宜居城市的重要区域。北部湾经济区以港口、物流及会展等服务行业为主导产业，对广西经济发展的拉动作用强劲。规划目标:广西北部湾经济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和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重点地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北部湾经济区的“雁群效应”已经形成。2010年，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生产总值(GDP) 3021.73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5.6%，增速比全区快1.4个百分点，对全区GDP增长的贡献率为32.9%，占全区GDP的比重为31.8%。

表1　　　西部三个国家级经济区初期主要社会经济指标对比表

表2　　　西部三个国家级经济区战略定位与主要任务对比表

四、我国区域经济发展实践评述

在我国区域政策实践过程中，对外开放政策和东西协调发展政策贯穿整个进程，对外开放政策是我国更好地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从而可以充分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和国内外两个市场，东西协调发展政策则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核心。

对外开放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不仅仅在于其促进国际贸易和利用外资的增长，从而更好地利用国际资源;而且在于它避开“姓社姓资”争论，从而更有效地突破旧体制的种种束缚，推动新体制的诞生和融入世界经济及参与国际分工的深度;而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又是一种区域性政策，与中国转型的总体特征一样，走的是“渐进式”推进道路，这就使得率先开放的地区成为聚集各种要素和资源的“洼地”。对外开放集各种效益和效应于一身，使中国出现一种现象:开放越早越好的行业，开放越早越好的地区，发展得越好，越有竞争力。加之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对外开放政策的核心内容是特殊优惠政策和特区政策，更加放大了对外开放渐进推进的区域影响效果。中国改革开放后的区域发展，也与对外开放政策的推进时序相吻合。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首先选择区位条件和发展基础最好的珠三角率先实施沿海发展战略和特区政策，使深圳等东南沿海地区成功抓住全球产业转移第三次浪潮的机遇，推动东南沿海经济起飞。20世纪90年代初，以特殊优惠条件为核心的对外开放政策进一步扩大到上海浦东，浦东成为不是特区的最大特区，上海的能量得到快速释放，上海以及长三角经济社会获得飞速发展。到2000年，中国东部已初步形成具有全国地位的三大增长中心: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经济区。

同时，东西差距问题在我国经济发展过程中越来越突出，也越来越得到中央的重视。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邓小平提出的“两个大局”成为中国处理东西关系的重要指导思想。邓小平指出:“一个大局，就是东部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中西部地区要顾全这个大局。另一个大局，就是当发展到一定程度，就要拿出更多的力量来帮助中西部地区加快发展，东部沿海地区也要服从这个大局。”正是在“两个大局”的“非均衡协调发展”思想指导下，我国率先推动东部地区重点发展，之后逐步提出西部大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的政策。西部大开发的重要内容包括沿边开放、亚欧大陆桥、丝绸之路、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泛北部湾经济区、大湄公河经济区合作等。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西部内陆省份的成渝经济区、环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和城市群逐渐崛起成为我国经济新的增长极。

我国在改革开放后实行效率优先、经济建设为中心、非均衡协调发展的区域政策，首先重点推进具有区位优势和发展基础的东部地区率先发展，从而快速培育起带动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东部三大增长极，是符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选择。我国区域政策演进基本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初步形成了国家宏观调控下市场对资源配置发挥基础性作用，重点推进与协调发展并重，符合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中国特色的区域政策。

与国家此前批复的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不同，成渝经济区、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北部湾经济区、关中—天水经济区将不再享有特殊政策优惠和特别资金投入。国家给予各有侧重的突破现行政策框架的权利，进行先改先试先行，更多地表现为试验、探索、突破的创新权。综合来看，国家设立的中西部地区经济区除了在各自国家批准的重点突破领域可以享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外，其他方面的优惠政策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综合配套改革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支持推进行政管理体制、市场体系、土地管理制度等综合配套改革;二是重大项目布局方面的政策支持，国家在有关规划、重大项目布局及项目审批、核准、备案等方面给予支持;三是物流体系方面的政策支持，如国家支持西安研究设立陆港型的综合保税区，支持北部湾经济区设立保税港区、综合保税区和保税物流中心等;四是税收改革方面的支持政策，在圈域范围内可争取实行增值税转型以及资源税改革试点。对圈域内的国有企业改革、高新技术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等可争取比照执行振兴东北等老工业基地政策。五是金融改革方面的政策支持，可争取国家支持设立地方性银行，并逐步发展成为区域性商业银行;可探索组建科技银行和大型金融控股集团;可探索设立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可以农村信用社为基础组建区域性的农村合作银行或农村商业银行;探索设立产业投资基金和创业投资企业;扩大企业债券发行规模，支持符合条件的企业发行企业债券;可开展各种新型保险业务创新等。

第三节　金融与经济关系的理论概述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和经济最活跃的部分。金融对经济发展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同时金融在支持经济发展过程中自身也必然会得以发展壮大;从理论上梳理清晰两者的关系，尤其是在金融与经济协调发展关系上，对于后面部分提出金融支持关中天水经济区的对策建议在理论上做以铺垫是很有必要的。

经济学研究的主要任务就是如何使社会有限的资源利用在最合理的方面，以增加社会总财富，增进社会的福利。有限的资源既体现在资源总量上，也体现在空间分布上。金融是现代经济活动的中心。金融作为一个与社会经济发展有着广泛联系的产业，特定的社会经济环境对金融的运行与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是构成金融不同特点的重要基础。从一般规律来看，往往是越发达的地区越能够利用其良好的经济条件，充分调动和吸引金融资源，从而其经济发展程度越快;越是不发达地区，其调动金融资源的能力越差，金融效率越低，经济发展就越难以取得有效进展，形成“马太效应”。考虑如何通过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以促使经济协调发展是必须面临和解决的难题。

一、金融与经济关系理论概述

在金融发展和经济增长的关系上，新古典经济学认为，随着经济的增长，经济主体会产生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作为对这种需求的反应，金融市场不断发展。同时也认为金融市场的优先发展能刺激经济主体对金融服务的需求，从而推动了经济发展。并且指出，在经济发展前期，供给主导型金融市场占优势;而随着经济的发展，需求追随型金融市场逐渐占据主导。因此，供给导向型金融市场的发展对落后地区经济发展有着支配性作用。这一观点对发展和健全我国当前金融市场很有借鉴意义。在金融结构与经济增长关系上，金融结构论认为金融发展就是金融结构的变化和演进，提倡建立一个有组织、有效率的金融体系，让企业能够得到外部的补充资金，形成完善的储蓄与投资机制，这样金融发展就会促进经济发展。在金融深化与经济增长关系上，金融抑制理论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完善金融市场的关键是要放松利率管制，使利率真正反映资本市场价格，拓展储蓄者对投资机会的选择区间，从而刺激储蓄，提高投资收益率。如果发展中国家能积极推进金融深化，完全可以依靠国内资金来促进经济发展。在金融系统与经济增长关系上，金融系统论认为，金融中介和经济增长有很强的正相关性，即拥有发达金融系统的国家经济增长较快，经济增长较快的国家金融系统通常也比较发达;金融中介发达程度也分别与未来的资本积累率、未来的投资率和未来的经济效率的提高有很强的正相关关系;股票市场(控制一些因素之后)总体发展水平与长期经济增长显著正相关。在金融功能与经济增长关系上，金融功能论认为金融系统具有五项基本功能，即促进交易、保值，分散风险;配置资源;监督管理者、实施公司控制;动员储蓄;促进产品和服务的交换，这些功能使金融系统能够通过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途径促进经济增长。

关于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早期以新古典经济学为理论基础，开展跨国实证研究，提出金融结构论和金融深化论，但无法揭示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因果关系;引入了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和监督成本等因素，借鉴内生增长理论，研究范围逐步由发展中国家扩展到各种类型的国家，研究对象从具体的金融机构扩展到一般的金融功能。近期的研究又把法律、历史、制度等因素纳入金融发展的研究视野，把研究深入到考量金融自身的发展规律，由仅考虑经济变量扩展到考虑制度变量以至于历史、法律等制度背后更深层面的因素。

二、区域金融与区域经济关系理论概述

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是一个具有国际性普遍意义的问题。由于各个区域地理位置、资源禀赋、人口密度与素质、技术水平和原有基础等历史条件不同，形成地区之间经济发展水平、发展速度和综合实力等方面的巨大差异。从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过程看，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一系列区域问题。尽管这些区域问题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都会给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整体协调发展带来威胁。因此，各国政府都很重视制定和实施解决或缓和这些问题的区域经济政策。区域发展差异，在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表现突出，尤其是发展中大国的经济发展不平衡问题更为突出。20世纪6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威廉姆逊在一篇论文中，通过对24个国家的横截面数据和10个国家的时间序列数据的分析，发现“国家发展水平与区域不平等或地理差异之间存着有机的联系”。由此，他提出了著名的威氏倒“U”型理论，即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必然会出现区际收入差异扩大和“南北”二元结构的加剧，而在国家经济发展的成熟阶段，则会出现区际收入趋同和尖锐的“南北”问题的消失。这一理论揭示了一国经济发展中区域差异变动的长期一般趋势，有助于我们对于我国区域差距问题有一个客观、理性的认识。

现代区域经济学形成于20世纪50年代，他的创始人是美国著名区域经济学家艾萨德教授。在其代表作《区位和空间经济学》一书中，艾萨德归纳总结到，把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区位决策引入到一般化的经济学当中，探讨在平衡状态下空间经济的一般形态，并进而探讨空间经济学的相互依存问题。区域经济研究的兴起是有其理论渊源和现实基础的。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危机对世界经济秩序产生了深刻而严重的影响，并揭示单独市场机制自动调节的内在力量并不能实现经济协调与稳定增长，人们应该检讨以马歇尔古典学说为依据的传统自由放任经济理论，寻求其他方式管理经济。在此背景下，凯恩斯为代表的国家干预理论应运而生。该理论强烈要求国家对财政、金融、货币、产业和空间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其中国家干预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区域计划和政策。此后区域计划和政策实施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例如，通过政策和组织上的保证，实现了著名的美国田纳西流域开发计划和州级公路计划，以及意大利南部开发计划。各资本主义国家以追求经济的高速增长为目标，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集中投放到那些经济发展条件好的地区。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不仅没有缓解反而加剧了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实践证明，仅靠市场的自发调节机制，并不能缓解两极分化。

1957年区域经济家缪尔达尔提出了著名的“累积因果论”，认为要缩小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加强国家干预。与此同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独立的发展中国家也面临着一个重大问题——区域发展的不平衡，经济呈现典型的区域发展“二元性”。基于解决经济增长和发展的不对称、不平衡的发展经济学认为，在工业化转化过程中，会出现两极分化，即发达的中心和停滞、衰落的边缘的二元结构，此时市场均衡力量过于弱小，区际收入趋同趋势不会自动出现。因此，在这一阶段，国家的区域政策是绝对必要的。区域发展的过程，其实都是区域资源向资本转化的过程。区域差距的形成，固然有着十分复杂的原因——自然的、历史的、政治的、文化的等诸多因素，但是从经济学的角度看，短期内主要取决于投资、消费和进出口的增长水平，长期内主要取决于资本、劳动、土地的投入以及技术进步水平。短期的投资活动和长期的资本形成都与金融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投资是重要的金融活动，资本形成实质上是盈余部门的剩余向赤字部门的转移，完成这种转移的核心途径就是金融中介和金融市场。“金融抑制”和“金融深化”理论认为，对于发展相对落后地区，这些国家的政府经常实行抑制储蓄和投资动力的政策，使得该地区不完善的金融市场和不齐全金融中介作用难以发挥。因此，无论从短期还是长期来看，金融问题都是区域差距形成的核心原因之一。金融活动在区域差距形成中的作用，不仅表现在区域资本形成中具有其特殊的聚合功能，而且表现在对于区域经济具有显著的结构调整功能，它能充分利用客观存在的货币、资本分布不平衡，实现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区域金融是区域经济活动的中心。区域金融活动如何影响区域布局，以及区域作为国民经济一个独立层次的行为特征等经济问题，都是非常重要的经济学问题。本文中的区域金融是指一个国家金融结构与运行在空间上的分布状态。具体地，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是指一国不同的经济区域，在不同的经济结构基础上形成的各不相同的金融结构和金融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经济区域之间的金融资源在空间上的配置和分布状态。

区域金融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从经济体系的空间结构看，由于经济资源分布、经济发展水平和社会分工在地域上具有明显非均衡性，使经济运行和发展呈现出较强的区域性特点。金融系统作为一国国民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然会呈现出明显的区域性。在金融发展过程中，金融资源及由其驱动的各要素向中心城市聚集，形成区域金融中心(增长极)。区域金融中心(增长极)通过支配效应、乘数效应、极化与扩散效应而对区域经济发展产生积极影响。金融中心核心影响的发挥主要是通过加强中心城市的吸引作用和辐射作用来实现的。在一个金融区域内，金融中心的吸引与扩散作用是同步进行的，但在发展前期通常以吸引作用为主，只有当金融中心达到相当实力时，其辐射与扩散作用才能明显地表现出来，金融中心的渗透和带动作用才能明显加强。金融中心的吸引与辐射功能是引起金融资源空间流动和区域金融结构变动的重要力量。

区域金融在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作用。现代社会的金融中心是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金融机构集中、金融市场发达、金融信息灵敏、金融设施先进、金融服务高效，具有金融影响力和金融辐射力的中心城市。根据发挥作用的范围大小，可分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内区域性金融中心。金融中心作为区域金融增长极，极化效应使大量金融资本和由此驱动的各类生产要素集中于该地区，进而促进该地区经济的发展，还会产生辐射效应带动周边地区经济的发展。区域金融中心内极易形成发达成熟的金融市场，成熟的金融市场有利于金融资源的合理配置。区域金融中心还提供了成熟的金融市场及种类齐全的金融工具，使金融活动的总量大幅度提高，使金融相关率得到提高。区域金融中心聚集的大量金融机构及不断丰富的金融工具会促进金融结构的优化，从而促进金融发展。成熟的金融市场在完善的市场机制调节下和有效的金融监管下，集中于金融中心的金融主体能够规避各类金融风险。同时，随着区域金融中心的发展，金融机构之间的竞争日益激烈，要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各种金融机构就必须进行金融创新。因此，区域金融中心是区域经济跨越式发展的金融支持平台，多层次的区域金融中心网络对促进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有着积极的意义。

区域金融结构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区域金融结构可分为宏观、中观和微观三个层次，其中宏观结构包括区域金融政策目标、区域金融制度等;中观结构包括区域内金融机构及金融市场的构成;微观结构是指区域内金融工具的总规模、种类构成，以及在不同行业间的分布和金融资产价格结构。优化区域金融结构可以产生优化总量和结构的双重效应，其传递路径有两条:优化区域金融结构—优化储蓄、投资结构—优化资金流量结构—优化资金存量结构—优化生产要素配置结构—优化生产及产业结构—优化社会供求结构、促进社会供求平衡;优化区域金融结构—促进储蓄与投资的平衡—促进信贷收支和货币供求的平衡—促进社会供求总量平衡。无论那种路径，优化的区域金融结构都能够促进区域经济增长。

区域金融政策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影响。在坚持国家金融政策整体目标的前提下，由政府、中央银行和其他相关金融部门充分考虑地区差异，从地区实际出发制定和实施区域政策，通过影响区域金融主体行为选择，平衡区域金融差异，促进区域金融结构优化和区域金融发展，使金融政策在各区域的传递效果达到均衡。由于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特征，使我国金融资源的配置也呈现明显的二元格局，东中西部地区市场化进程的差异造成了金融资源的供给和需求在空间上呈现非均衡的分布特征，金融资源配置的区域差别，使各区域金融压抑释放的程度不同。目前，中西部地区仍然处于以国家信用为主体的间接金融格局，货币金融政策的传导仍然以信贷配给机制为主，信贷资金价格受国家严格控制，金融资源匮乏，金融组织体系单调，金融效率低下，金融市场发展滞后。从区域经济差异出发，充分认识区域经济发展状况及发展趋势，利用区域经济条件，发挥区域经济金融比较优势，差异化的区域金融政策可以为区域金融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通过金融市场机制和政府调控作用，逐步缩小地区差距，有利于推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健康发展。

第四节　金融支持经济区发展的作用与空间

西部大开发以来，在金融业大力支持下，陕西GDP保持了两位数的高速增长，其他经济社会环境主要指标也得到了大幅提升或改善，同时，金融业也展现出了良好的发展态势，各项贷款、各项存款、不良资产、金融资产总量等主要指标高速增长或好转。

进一步深入推进西部大开发，全面落实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为金融支持陕西经济发展增添了新内容和指明了方向，使金融业必将发挥巨大的助推作用，同时金融业自身的发展空间也会非常广阔。

一、西部大开发以来金融业发展迅速

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陕西金融机构紧紧抓住此次历史机遇，发挥比较优势，主动出击，围绕西部大开发项目，加大信贷资金投入，有力地支持了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

人民银行积极运用货币政策工具，金融机构支持西部大开发能力显著增强。围绕西部大开发目标和经济结构调整的重点，适时发放各类再贷款。2010年，全省农村信用社累计利用支农再贷款17.1亿元，有力地支持了涉农经济的发展。同时，商业银行累计办理再贴现融资18.9亿元，充实了金融机构流动性。

完善了征信系统，金融生态环境得到明显改善。2010年，全省农村金融机构为25.35万个农户建立了信用档案，累计建档户数538.15万个，占农户总数的75.75%;评定信用户15.46万户，累计评定信用户359.88万户;创建信用村、镇395个，累计创建信用村、镇3720个。加快了信用档案由纸质向电子化的转变，为509.86万个农户建立了电子信用档案，占建立信用档案户数的94.7%。并实现了金融机构联网查询，同时有关企业与个人的工商、海关、司法等信息的收集工作也有了新突破，金融生态环境明显改善。

不断完善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效率明显提高。金融机构极力抓住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历史机遇，不断改善金融基础设施，提升金融服务层次，金融服务效率明显提高。截至2010年12月末，银行类金融机构达32家，较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增加了21家;营业网点6371个;资产总额逾20707亿元，较实施西部大开发之初扩大了2倍。同时，证券、保险、信托、财务公司、小额贷款公司等非银行类金融机构发展迅速，较好满足了不同经济类型、不同发展层次对金融服务的融资需要。此外，还健全了现代支付系统，先后建成了包括大额实时支付、银行业金融机构系统内支付、同城票据清算、小额批量支付、银行卡跨行支付和支票影像等支付系统，这些系统的建成和投入使用极大地改善了支付结算环境，资金流通速度和汇划清算速度全面提速。截至2009年6月末，通过各支付系统共处理业务7088.67万笔，金额达91356.06亿元;累计发放银行卡4371.74万张，布放ATM机4300台，POS机具逾4万台。四是金融机构积极参与货币市场交易，资金融通渠道进一步拓宽。2001—2010年陕西共有7家金融机构加入了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系统，41家金融机构加入网下同业拆借备案系统，47家金融机构进入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金融机构通过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系统累计融入资金11366.47亿元，其中，同业拆借融入227.03亿元;债券回购融入8377.65亿元;现券交易融入2761.79亿元;同时还实现了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发行零的突破，共有10家企业发行企业短期融资券和中期票据，累计融通资金313.5亿元。

金融机构紧紧抓住西部大开发历史机遇，信贷投入力度不断加大。金融机构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的重点项目和十大标志工程，积极筹措资金，适时发放贷款，保证了国家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合理资金需求。截至2010年12月末，全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0033.1亿元，11年间金融机构各项贷款累计增加7839.98亿元，可比口径年均贷款增长16.42%，不良贷款率下降至3.86%。

表3　　　西部大开发以来陕西省金融基础数据统计表

单位: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金融统计数据。

农村信用社改革成效显著，农信社已成为支农主力。作为全国八个农村信用社试点省区，按照国务院关于深化农村信用社改革的整体方案，积极推进农村信用社“花钱买机制”改革，农村信用社发展跃入新阶段。截至2010年12月末，陕西共有104家农村信用联社获得专项票据兑付资金逾27.82亿元，占陕西省认购专项票据农信社联社总数的97.2%以上，认购专项票据额度约81.73%。专项票据资金的注入，增强了农村信用社资金实力，有力地支持了农村信用社资产质量的好转和赢利能力的增强。截至2010年12月末，农村信用社不良贷款比例为12.7%，较2009年的下降了4.4个百分点;五级分类口径的资本充足率达到3.7%，较2009年提高了2.1个百分点;2010年底全省农村信用社共消化历年亏损挂账35.11亿元，实现赢利4.33亿元，农村信用社已成为农村金融的主力军。

重新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增强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力。以城市信用社改革为契机，先后成立了以西安市城市信用社为主的西安市商业银行和以宝鸡、咸阳、渭南、汉中、榆林五地城市信用社组成的长安银行，改善了城市信用社的经营模式和管理模式，提高了地方法人金融机构实力。

二、西部大开发以来经济快速增长

在金融的鼎力支持下，陕西省国民经济总量跃上了新台阶，经济结构和产业结构得到优化，基础设施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民生明显改善，经济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全省国民生产总值从1999年的159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10021.53亿元，增长了6.29倍，人均生产总值达到2.66万元，为1999年的5.8倍，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跨越式发展。2006—2010年间陕西省以交通为重点的固定资产投资完成1878亿元，占同期陕西省固定资产投资的7.2%。两纵五横四个枢纽”铁路网构架基本形成，新建铁路2600公里，“一主四辅”航空运输格局日趋完善，西安咸阳国际机场开辟了通往国内外70多个城市的130多条航线，旅客吞吐量跃居全国第八，跻身世界百强行列;“米”字形高速公路主骨架全面建成，高速公路已达到3458公里，总量位居西部第一。

民生得到很大改善。以提高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水平为目的的民生八大工程全面实施，促进了各项社会事业的全面发展。提前一年在西北率先全面完成了“两基”达标历史任务，在城市形成了三级医疗服务体系以及相关的卫生防疫体系，提前三年实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全覆盖，参合率达到91%，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民人均纯收入分别达到15695元和4105元，均比1999年翻了两番左右。

各种属性经济蓬勃发展。截至2010年年末，省国资委29户监管企业省属国有企业资产总额由“十一五”初的1477亿元，增加到6969亿元，增长371.88%，实现销售收入突破3000亿元，销售收入过百亿元的大企业达到7家;非公有制经济快速发展，“十一五”期间全省非公经济增加值年均增长16.9%，中小企业非公企业十万多户，从业人员103.9万人，形成技术创新和研发技术2600多个，科技型中小企业，先后产生品牌产品6个，中国驰名商标两个，陕西省名牌产品205个，全国名牌重点企业43个。

财政收支增幅加快。初步统计，陕西地方财政收入由1999年的172.97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957.92亿元，增长了5.54倍，年均增长16.8%。财政支出由1999年的206.52亿元增加到2010年的2217.62亿元，增长了10.73倍，年均增长24%。

金融业实现稳步快速发展。截至2010年12月末，陕西省金融机构人民币各项存款余额16456.05亿元，年均增长达19.98%;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10033.1亿元，年均增长达16.42%。金融运行质量不断提高，赢利能力提高，不良贷款率下降，2010年全省银行业金融机构当年实现利润214.19亿元，是2009年的两倍左右，而1999年陕西省金融机构当年亏损75.18亿元;2010年末金融机构不良贷款率约为3.86%，比西部大开发之初下降了约23个百分点;证券保险业快速发展，股票、债券融资量从1999年的3亿元扩大到2010年的逾463.8亿元;保费收入增长近7倍，保险密度从110元/人扩大到894元/人。

三、金融在支持陕西发展中作用巨大

陕西实施西部大开发的实践证明，金融支持陕西国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居功至伟，同时经济的持续快速发展，又反过来对金融产生了新的需求和持续的推动力，陕西金融与经济的良性互动发展局面已跃上新境界。在西部大开发十周年之际，国家支持西部大开发政策不动摇的前提下，国务院又批准了《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从而使关中—天水经济区上升到国家发展战略层面。关中—天水经济区作为我国西部大开发的三个重点区域之一，金融业全方位加大对这一地区的金融支持力度应是题中之意。金融业在助推关中—天水经济区成为全国重要的增长极的同时，也使金融业自身的水平实力得到巨大的发展空间。

根据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的建设目标:以高科技为先导的先进制造业集中地，以旅游、物流、金融、文化为主的现代服务业集中地，以现代科教为支撑的创新型地区，领先的城镇化和城乡协调发展地区，综合型经济核心区，全国综合改革试验示范区。陕西将用十年多的时间，把关中—天水经济区建设成为全国区域协调发展新的重要增长极，到2020年，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

金融作为现代经济核心，规划的提出为金融资金投放指明了方向，同时也为金融业自身的发展提出了更高要求。以信贷资金需求为例，据人民银行西安分行初步预测:基于2000—2010年经济区信贷资金投入数据分析，经济区当年信贷资金增速一般高于当年经济增速3.5—5.5个百分点，若这一趋势能够延续，按照规划要求，到2020年，经济区信贷资金需求将达到2.75万亿至3.35万亿元，可见经济区发展对金融的需求巨大，同时也将带来金融业突破发展的广阔空间。金融机构应该紧紧围绕西部大开发和经济区发展规划，抓住历史机遇，多方筹措资金，不断加大金融支持力度，特别突出对“一高四基地”的融资支持，创新金融产品和金融服务方式，满足经济区的全方位、多方面资金需要，促进经济区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同时也推动金融业自身做大做强，争取成为西部经济金融发展的双中心。

第五节　关中—天水经济区的经济金融状况

一、经济区经济发展状况

改革开放30多年来，特别是近几年以来，经济区经济稳步增长，在全国及西北地区占比上升;产业结构不断调整优化;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居民消费增速迅猛，名列全国前茅;经济开放程度提高;工业化进程加快，具有特色和竞争优势的工业格局初步形成;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基础设施明显改善，城镇化进程逐步推进。

(一)经济稳步增长，在全国及西北地区占比上升

“十一五”期间，经济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0.83%，高于全国及西北地区平均增速，2010年经济规模是同位于西部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的2.3倍。近年生产总值占全国及西北地区比重逐年提高，人均生产总值虽然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差距逐步缩小。

表4　　　2010年经济区经济总量及占比

注:数据来源于人民银行西安分行统计数据。

表5　　　经济区2010年分地区生产总值及占比

单位: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地区2010年统计公报。

(二)产业结构不断调整，工业主体地位强化

2010年经济区产业结构不断调整，第一、二、三产业分别实现增加值占GDP比重分别为10.27%、48.46%和41.27%，三种产业结构比例1∶4.72∶4.02，工业主体地位逐步强化，实现工业增加值2544.71亿元，占GDP比重为36.67%，第三产业发展总体趋缓，占比少于全国平均水平1.73个百分点。

(三)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迅速，快于经济增长

2010年经济区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实现固定资产投资6567.79亿元，为2006年的3.45倍，平均增速高于经济增长平均增速15.47个百分点，建成了一批公路、铁路、机场、水利、通信、环保、能源、装备制造、重要原材料等基础设施工程项目，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区基础设施改善。从投资构成来看，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在总投资中占比呈逐步上升趋势。

(四)居民消费增速迅猛，增速名列全国前茅

2010年经济区居民消费迅速增长，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697.85亿元，比2006年增长2.02倍，除天水外，经济区人均消费支出也保持高于经济增长的态势。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陕西省，全年实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147.67亿元，比2009年增长18.7%，高于全国水平0.4个百分点。其中，城镇市场实现零售额2732.24亿元，增长18.8%，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乡村市场实现零售额415.43亿元，增长17.8%，高于全国1.6个百分点。消费的快速增长对陕西省和关天经济区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保持经济高速增长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五)经济开放程度提高，产品出口特点明显

由于受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因素影响，关中—天水地区经济发展呈现明显的投资推动内生特征，但2008年以来，经济区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经济开放程度有所提高，进出口总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始终保持在10%以上，实际利用外资金额逐年递增。从出口产品分类看，经济区对外贸易主要集中在五金矿产和机械产品方面，这也与经济区资源禀赋优势及装备制造业实力雄厚息息相关。

表6　　　经济区近三年进出口总值

单位:万美元

注:数据来源于根据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地区统计公报。

(六)新兴工业化进程加快，特色优势工业格局初步形成

经济区工业结构调整加快，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已成为经济区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推动力。2010年，经济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2536.72亿元，增长36.42%，增幅高于上年同期11.6个百分点;经济区工业结构由十年前的纺织、电子、机械等为主调整为以高新技术产业为重要支撑的能源化工、装备制造、有色金属为主的产业新布局。以关中地区为代表的陕西省八大工业支柱产业完成工业总产值10908.8亿元，增长33.7%，占全部工业总产值的98%。

(七)财政收入持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

经济区近三年财政收入不断提高，2010年实现地方财政收入400.41亿元，是2006年的2.83倍。2010年，经济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062元，比2006年均有大幅提高，人均储蓄存款余额达到21617元。

表7　　　经济区近三年财政收支情况

单位: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地区统计公报。

二、经济区金融状况(www.xing528.com)

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业呈现明显的以核心城市西安为中心，其他次级城市为补充的发展格局。核心城市西安金融业最为发达，金融机构数量较多，种类齐全，金融市场建设较为完善，带动辐射功能日益显著。

(一)银行业运行平稳，信贷支持经济区发展成果显著

银行业发展势头良好，规模效益逐步提高。经济区银行类金融机构种类齐全，政策性银行、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外资银行在经济区均有分支机构。经济区近年来经济快速增长，带动银行业金融机构资产总额和赢利水平不断提高，资产质量逐年改善，特别是2008年农业银行股政策性改剥离不良贷款，显著提高了经济区银行业资产质量。

1.存款保持增长，对经济变动敏感性增强

2010年经济区银行业金融机构存款余额达到13330.25亿元，比2006年增长2.17倍，国有商业银行和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市场主导地位，活期存款占比基本保持稳定。存款增长受资本市场、房地产市场变动、理财产品销售、通货膨胀预期等影响越来越明显，对经济变动敏感性增强，从侧面反映了经济区居民金融资产配置取向的多元化，并且人均储蓄存款余额从2006年的11589元上升到2010年的21617元。

2.贷款保持增长，信贷结构不断优化

2010年末经济区人民币贷款余额8318.41亿元，比2006年增长2.52倍，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商业银行占据主要地位，贷款存在长期化趋势。信贷投放主要集中在制造业、电力及能源、交通及仓储、环境及公共设施业。其中，2010年经济区基础设施贷款余额3503.2亿元，增长21.3%，对民生领域及经济发展薄弱环节的支持力度明显增强。

表8　　　经济区近五年贷款期限构成及百元GDP占用银行贷款情况统计表

注:数据来源于经济区各地区人民银行金融统计数据。

3.紧密围绕经济区建设目标创新金融服务模式

经济区的建设目标为金融机构创新金融服务提出了要求和指明了方向。在陕金融机构努力提高创新金融服务意识，不断增强创新金融服务能力，主动出击，积极探索，推出了“陕重汽保兑仓模式”、“陕鼓节能环保金融服务模式”、“西重所信贷模式”和“联保贷、组合贷”等创新产品，重点支持经济区制造业发展;按照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特点和发展趋势，综合试点了“种子资金模式”、“金融租赁模式”、“供应链融资模式”和“项目收益权质押担保模式”等创新产品，积极支持经济区现代服务业发展。截至2010年年末，经济区制造业、科研技术服务贷款余额分别为768.82亿元和18.26亿元，分别新增57.42亿元和5.86亿元，创新金融服务模式成效显著。

4.政策协调配合力度不断加强

构建完善财政、金融、担保联动机制，分散金融风险，加大对经济区中小企业等薄弱环节及弱势群体的支持力度。初步建立经济区担保机构风险的财政补助机制，对担保机构按照平均担保总额的1%～1.5%予以补助，对实际发生的代偿损失，按照年末担保责任的余额在5%以内且担保机构提取的风险准备金不足以弥补的，实行限率补偿;搭建政府支持中小企业融资平台，从陕西省中小企业发展资金中拿出1亿元，专项用于支持经济区县域工业园区建立小额贷款公司。截至2010年年末，经济区小企业贷款余额725亿元，增长27.2%。

图1　经济区2010年贷款投向结构比重图

5.地方金融机构改革步伐加快，银行业组织体系进一步完善

2009年7月，由关中地区5家地方法人金融机构重组新建的长安银行在西安设立，这是第一家总部设在经济区跨区域经营的地方法人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2010年9月西安市商业银行成功更名为西安银行，由地方性商业银行向跨区域性商业银行发展。经济区农村新型金融机构组织创新试点实现新的突破，2008年两家村镇银行相继开业，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正在形成农村金融的有益补充。农村信用社央行专项票据兑付工作基本完成，农村信用社资本充足率、资产质量、内控机制改善明显，支农实力进一步增强。

(二)证券市场交易活跃，直接融资规模大幅增加

机构数量稳定，市场交易活跃。2010年经济区内共有期货公司3家，法人证券公司3家，证券营业部80个，机构数量稳定。证券交易开户数不断增加，证券公司交易量、经营业绩与资本市场波动保持一致，期货公司交易量和交易额连创新高，经营业绩稳步上升。近三年经济区A股上市公司数量逐渐增多，从2006年的24家增加到2010年的39家，企业IPO连创新高，尤其是2008年金钼股份IPO募集资金89.2亿元，一举超过历年陕西省和经济区IPO融资总额，并且经济区企业国内债券融资三年增加近10倍。

表9　　　经济区近五年证券业基本情况

注:数据来源于经济区各人民银行调查统计数据整理。

(三)保险业快速发展，经济补偿功能明显

经济区近三年保险业快速发展。保险市场主体扩大，保险公司分支机构不断增多，保险中介机构、保险代理机构数量增加，保险从业人员、资产总额持续增长。保费收入2010年达到275.65亿元，是2006年的2.9倍，寿险增速明显高于财险，寿险收入占比持续上升，分红险、万能险、投连险等投资型业务继续迅猛增长。政策性农业保险支农作用凸显，能繁母猪、奶牛和苹果保险试点逐步扩大。保险公司产品创新步伐加快，6家具有企业年金管理资格的寿险公司参与部分企业年金业务经营管理。经济区保险密度、保险深度连续提高。其中，2010年经济区保险深度高于全国2个百分点。

表10　　　经济区近五年保险业基本情况

单位:亿元

注:数据来源于关中—天水经济区各地区人民银行统计整理。

(四)市场平稳发展，相互联动明显

银行间市场受资本市场变动、市场资金面宽松程度、新股发行等因素影响，交易量随之波动，利率不断变化，总体与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保持一致。票据市场受货币政策影响显著，票据业务逐渐成为金融机构调节信贷结构、控制信贷规模的重要手段。外汇与黄金市场规模扩大，经济区参与黄金交易的机构增加，由2006年的1家增加到2010年的4家，2010年通过交易所的黄金交易同比增长3倍多。产权交易市场日益规范。民间借贷余额、发生额基本保持稳定，单笔借贷金额减小。

(五)金融产品创新步伐加快，更贴合地域特色

经济区金融机构积极在理财业务、投行业务、企业年金、网上银行等领域进行产品创新，展业通、林权抵押贷款、富秦家乐卡、农行“惠农卡”等符合经济区经济发展现状和地域特色，专门服务中小企业和三农的金融创新产品陆续推出和优化。

(六)政府重视程度不断提高，金融生态环境建设成效显著

在各级政府、人民银行和各级金融机构的共同努力下，经济区的信用体系也正在逐步建立。关中地区所在的陕西省将改善区域金融环境纳入政府“十一五”规划，并初步建立金融生态建设协调联动机制，2010年还组织对省内10个地市金融生态环境进行评价。经济区人民银行征信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11个政府部门的非银行信用体系进入系统。经济区已建立信用档案的农户占全部农户的79.1%，已评定信用的农户数占比达90%以上。

三、经济区经济金融的优势与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知，经济区的经济金融具有一定的比较优势，在继续发挥比较优势的同时，也需要对存在的不足进行深入改革和认真面对。

(一)经济区具有四大优势

地理区位重要。关中—天水地区地处祖国腹地，自古便是中原地区通向西北、西南的咽喉要道，是中原社会经济文化与我国西部和中亚内陆相交融的过渡、传接地带，同时也是我国大地原点所在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的中心，承东启西、连接南北，铁路、公路、航线和通讯、油气等各种管线密集交会，是全国交通、信息大通道的重要枢纽和西部地区连通东中部地区的重要门户。关中—天水地区在区位上的优势是西部任何一个区域都无法比拟的。

科教实力雄厚。关中—天水地区科教实力雄厚，拥有80多所高等院校、100多个国家和省级重点科研院所、100多万科技人才，有西安高新区、杨凌示范区等四个国家级开发区和一批产业基地、大学科技园区。据2008年数据测算，关中地区每1万人当中拥有的大学生285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76人，每1万人当中拥有的科技人员为60人，比全国平均水平高出25人，关中—天水地区2008年研究与发展经费支出占地区生产总值比重达2.7%，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科教综合实力居全国前列。

工业基础良好。关中—天水地区关中的产业涵盖了装备制造、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现代农业等诸多领域，门类齐全，还聚集了全国近30%的航空工业研发生产能力，是中国的航天动力之乡，是国家国防军工基地、综合性高新技术产业基地和重要装备制造业聚集地。近年来经济区在原有的制造业为主的工业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以新型能源化工、先进装备制造、有色冶金、食品、医药、航空航天器制造等为主体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

人文积淀深厚。关中地区是华夏文明的重要发祥地，先后有13个王朝在西安建都，3万多处文物景点遍及全区，堪称中国的人文历史博物馆。天水是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源远流长，是伏羲氏的诞生地和伏羲文化的发祥地。关中—天水地区不仅拥有以秦始皇兵马俑、汉阳陵、大雁塔、碑林、伏羲庙等为代表的历史文化资源，而且有以延安革命圣地、西安事变旧址为代表的革命文化资源，以法门寺、楼观台为代表的宗教文化资源，以及以华山、壶口瀑布、麦积山石窟等为代表的自然风光文化资源，等等，其种类之多、层次之高、价值之大、积淀之深，在全国各地区中无与伦比。

(二)经济区存在四个方面不足

1.经济实力不强

“十一五”期间，关中—天水地区经济获得长足发展。经济区地区生产总值年均增长21.8%，增速不断加快，并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2010年地区生产总值达到6938.82亿元。居民收入方面，截至2010年，经济区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7533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5062元。但与全国平均水平相比，经济区总体实力仍较落后，2010年，经济区人均GDP2.34万元，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9%，城镇居民人均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9%，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85%。

2.经济发展不均衡

关中—天水经济区共包括八个地区，从经济发展情况看，地区发展明显不均衡，西安市经济实力明显高出其他区市，2006—2008年，西安市人口占经济区比重仅为27%左右，但西安市经济总量占经济区的比例达到47%，固定资产投资达到55%，全部工业总产值达到60%。经济区经济发展不均衡除体现在地区间外，还体现在城乡发展上，2010年经济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达到3.46倍，高于全国3.23倍的水平。

3.经济开放度不高

由于地理区位、资源禀赋等因素，关中—天水经济区经济发展更多体现为内向型，经济开放程度不高。2010年关中—天水地区进出口总值为121.43亿美元，占全部GDP比重仅为11.82%，远低于全国50%的平均水平，实际利用外资低于地区生产总值在全国的占比。

4.金融资源配置不合理

与经济发展不均衡相适应，关中—天水地区金融资源配比也呈现不均衡的态势，西安一地集聚了整个经济区多数金融资源。根据人民银行西安分行营业管理部统计，截至2010年，西安市金融业增加值占经济区总量的90%以上，存款总量占67%，贷款总量占78%;上市公司户数占经济区的72%，证券交易量占经济区的83%，保费收入占经济区的57%。信托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财务公司、小额信贷组织的数量和规模也居经济区之首。

四、经济区金融业面临的机遇和挑战

(一)经济区金融业面临的四大机遇

1.体制机遇

《发展规划》中将关中—天水地区定位于“一个高地，四个基地”，并提出“把经济区打造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先行区域，东西部互动和对外开放的重点区域”，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方面提出了具体要求，并在财税、金融、投资、土地、环保、统筹城乡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政策措施，这些定位、政策措施的推出在体制层面指出了经济区发展的方式和路径，为经济区转变发展方式、提升金融服务经济水平提供了制度保障。

2.发展机遇

《发展规划》从综合实力、创新能力、基础设施、城镇化、公共服务、生态环境等方面提出了经济区未来10年的发展目标和发展重点，既包含经济区的优势方面，又覆盖了经济区发展的薄弱环节，还提出了经济区未来发展的六大优势、重点产业，而金融发展方面最大的亮点便是提出要将西安建设成为区域金融中心，这些目标的实现、优势重点产业的壮大必然带来对融资的需求，区域金融中心建设更是为金融发展提供了难得的空间和机遇。

3.开放机遇

关中—天水地区经济金融开放程度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发展规划》中提出要“推动经济区与东中部地区互动合作”，“加大引进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力度，推动区域对外开放，特别是加大向西开放的力度，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从空间上指出了经济区加大开放的方向，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区地处中国腹地，地理区位的优势，并在一定程度上与东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错位竞争，也为地区金融业对内对外开放提示了空间方向。

4.突破机遇

《发展规划》中指出，经济区要“综合经济实力实现新跨越，到2020年，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比重超过三分之一，人均地区生产总值翻两番以上”，而从目前来看，截至2010年年底，经济区经济总量占西北地区的比重约为30.8%，要实现2020年经济区总体规划目标，发展速度要在目前的基础上再上一个台阶，达到年均15%以上，经济的迅速发展必然要求资金持续投入并高速增长，从2006—2010年经济区金融发展看，经济区信贷投入一般高于经济增长5个百分点以上，这就说明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内经济区金融将呈现突破式发展。

(二)经济区金融业面临的四大挑战

1.经济发展的金融需求对资金供给提出挑战

从《发展规划》对经济区发展设定了较高的目标，正如在突破机遇中分析的一样，要实现这些目标，金融的突破发展必不可少，但从现状来看，经济区金融供给能力难以满足经济发展要求。以固定资产投资为例，2000—2008年，经济区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23.6%，但反应固定资产支持的中长期贷款增速趋缓。从存贷比情况看，2000年至今经济区存贷比一直处在持续下降中，新增存款用于当地经济发展情况不容乐观。经济区高速发展的资金需求对金融行业资金供给提出挑战。

2.经济主体多方位金融需求对金融组织体系提出挑战

从国内外金融体系发展的历史看，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金融组织体系将呈现机构多元、层次丰富的态势。随着经济发展层次的提高，经济主体对金融的需求将从单一的银行信贷逐步转向对信贷、证券、保险、债券、信托、担保、创投等全方位的需要。从目前经济区金融组织体系分布来看，银行类金融机构仍居于主导地位，证券、保险、信托、担保等机构发展缓慢，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外生需求的变化往往快于内生体系的变化，可以预见，未来经济区经济主体的金融需求对金融组织体系必然形成挑战。

3.经济主体金融产品需求对金融产品体系提出挑战

经济发展层次的提高带来的对金融组织体系的要求，这些要求的最终反映便是经济主体对多层次、多样化金融机构金融产品的需求。但从目前经济区金融产品的发展来看，一方面，金融机构内部资产结构和业务结构相对单一，大部分仍以传统业务为主，而中间业务收入占比偏小;另一方面，金融机构产品创新能力偏弱，尽管2009年以来经济区金融机构引入不少创新型产品，但体现经济区特色、符合经济区特定的独创型产品匮乏，经济主体对金融产品的需求对金融产品体系提出挑战。

4.经济区一体化趋势对金融市场布局提出挑战

《发展规划》中指出，“陕西省、甘肃省人民政府要切实加强组织领导，互相配合，密切协作，及时沟通协调，抓好规划的落实。建立经济区城市间合作机制，共建共享基础设施，促进区域内经济发展和市场一体化”。目前关中—天水经济区市长联席会议制度已经建立，无论是从制度层面还是从经济层面，未来经济区发展过程中，一体化是大势所趋。但从经济区金融市场布局来看，支付结算、金融监管、金融宣传、信息服务、资金流动等方面的一体化仍存在种种障碍和限制，宏、微观层面的金融一体化挑战重重。

第六节　经济区经济与金融的协调发展

一、总体策略

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政策倾斜与市场引导相结合，实施适度的金融先行策略，通过核心带动实现辐射发展，加速经济区内外的金融合作与开放，不断加大金融支持经济区发展力度，进一步协调发展金融产业，应遵循以下发展策略。

坚持政策扶持与市场引导相结合策略。规划中将金融政策单独列出一节，作为六大配套政策之一，从完善市场体系、做强金融机构、丰富金融产品、推动产品创新等方面提出了经济区金融政策取向，体现出明显的政策倾斜。经济金融发展过程中，政策倾斜的目的在于提供良好的发展空间和环境，但在资源配置上必须坚持市场导向，发挥市场的基础性作用，未来经济区金融发展必须坚持政策倾斜与市场引导相结合。

坚持实施适度的金融先行策略。金融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发挥核心作用，国内外济发展的实践已经证明适度的金融先行战略有助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转变发展模式，提升发展层次。当前经济区金融发展虽然较为迅速，但仍存在金融机构少、总体实力不强、创新能力弱等缺陷，金融行业带动能力不强，并一定程度上滞后于经济发展。经济区若要实现突破发展，适度的金融先行策略必不可少。

坚持通过核心带动实现辐射发展策略。规划为经济区构筑了“一核、一轴、三辐射”的空间发展框架体系。提出“核心城市和次核心城市依托向外放射的交通干线，加强与辐射区域的经济合作，促进生产要素合理流动和优化配置，带动经济区南北两翼发展”的空间发展模式，这一模式的关键便在于以核心城市的发展带动非核心区域的跟进。西安集聚了经济区多数的金融资源，规划提出的建设西安区域金融中心的构想也正是基于西安市的核心地位与经济发展空间模式相适应，金融发展也应遵循这一框架体系。

坚持加速经济区内外的金融合作与开放策略。经济区目前发展的一个明显的劣势便在于经济的开放程度不高，金融一体化面临重重挑战，规划提出要“加大引进国际产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力度”，并“拓展向西开放的广度和深度”。经济区金融合作开放有两层含义，一层意思是对内的金融合作，即推动经济区内部金融的一体化进程，另一层意思是对外的金融开放，即加强与周边地区和其他区域性金融中心城市的合作，建立区域间金融合作机制和战略规划，实现优势互补;加强与世界各国主要经济和金融中心城市的国际金融合作与交流，充分利用国内外两个金融市场资源。

二、经济区金融业如何做大做强

为了更好地发挥金融对经济发展的助推作用，首先必须将金融产业做大做强。力争到2020年，经济区金融业增加值占到第三产业增加值由目前的9.5%上升至15%以上，占到经济区GDP的8%;西安市金融业增加值占到第三产业增加值的25%以上，占到西安市GDP的15%。

(一)建立金融协调机制，强化金融跨省合作

关中—天水经济区跨陕甘两省行政区，要求两省行政部门必须主动加强区域协调沟通，弱化“行政区划概念”，强化“经济圈概念”，在行政层面建立金融协调机制。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规划管理委员会，委员会由陕西、甘肃两省政府领导和各市(区)主要领导组成。委员会由金融支持办等部门组成。金融支持办成员由省发改委、人民银行、银监局、证监局、保监局等部门的金融专家及业务骨干组成，专门负责推动经济区内金融机构协调合作支持经济区发展和金融产业发展研究。加强区域内金融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通过建立经济区内金融机构信息交流制度，加强信息沟通，实现信息共享，为研究区域经济金融提供信息支撑。研究建立统计信息交流机制，实现政策类、数据类和分析类信息资源的共享。加强地区间金融机构的联系与沟通，鼓励金融机构开展跨地区股权合作，继续推动经济区内中小金融机构的跨行政区域战略合作。同时，探索建立经济区金融监管协调机制，建立信息交流机制，形成金融支持监管合力，构筑起有效的经济区金融风险防范体系。

(二)健全发展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组织体系

建立政策激励机制，引进、组建各种金融机构，完善金融组织体系，为经济区提供多功能金融服务服务。

经济区内各地方政府和金融监管当局应创造条件吸引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外资银行和区域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到本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西安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城市，要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支持，改善投资的软、硬环境，争取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投资机构设立办事处或营业性分支机构，增强吸引国际资本市场资金的功能。西安可以引进中亚地区国家的金融机构，将其总部设在西安，并给予税收方面的优惠政策。其他次核心城市应加快引进全国性股份制商业银行到本地区设立分支机构，以激活本地金融市场的竞争活力。

加快引进或组建金融租赁公司、金融咨询公司、汽车金融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等金融机构，提供优良融资中介服务;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制定优惠财政政策及金融机构用地政策，部分政府财政资金出资，吸引关中与陕北民间资金、山西与内蒙古煤矿产业民间资本，设立政府扶持型股权投资基金、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基础设施投资基金、科技投资基金等产业投资基金，支持经济区的重点产业发展。鼓励设立高科技(农业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创立或参股产业投资基金，吸引保险资金出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方式，支持引进PE、VC机构来经济区进行投资。

大力发展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等新型金融机构，扩大小额贷款公司、村镇银行覆盖面，支持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农村合作金融机构从大中型金融机构融资，鼓励和引导符合条件的境内外金融资本、产业资本和民间资本在农村，特别是在金融服务空白地区设立村镇银行、农村资金互助社，进一步开放农村金融市场，引导社会资金流向农村。支持保险机构在农村设立分支机构和开设营业网点，发展农村保险市场;鼓励商业性保险机构在农村开展和扩大保险业务，提供更多的农业商业性保险险种;提高政策性农业保险补助标准，健全完善政策性农业保险制度;加快建立农业再保险和巨灾风险分散机制。

积极筹备成立关中商业银行。通过经济区内各市(区)政府财政共同出资、吸引国际国内大型金融机构，股权投资基金等方式成立关中银行。关中银行总部设在西安，设立初期根据业务发展情况主要在经济区内设立分支机构，随着业务量的扩大，关中银行跨省区在西北地区设立分支机构，长远目标应该发展成为分支机构分布全国的重要区域性银行，为经济区乃至于西北经济发展提供金融支持。

筹建成立经济区金融控股投资公司。整合地方金融资源，发挥金融控股公司优势，多元化多渠道筹措资金，为经济区发展提供所需资金。可通过两种方式成立金融控股公司，即重组和新建，重组方式是指通过整合原地方性金融机构的方式，将地方性银行(长安银行、西安市商业银行)、证券(西部证券、开元证券)、保险(永安保险)、信托(陕国投、西部信托)等法人机融机构金融资产整合，成立关中—天水经济区金融控股投资公司。或者通过吸收经济区内外银行、证券、保险、信托参股或出资，经济区内财政资金、企业财务公司、大型企业集团、民间资本参股或出资新成立金融控股投资公司。并制定金融控股投资公司科学发展规划，使得金融控股公司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协调，与金融风险控制相协调，与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相协调。

(三)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金融市场发展

建立健全金融市场，完善金融市场体系，为经济区发展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金融服务，积极推进经济区金融市场平稳发展。

积极争取经济区金融创新先行先试。争取把西安作为区域金融创新的试验基地，进行国有和政策性银行改革的试点;发展多种所有制中小金融企业的试点;金融业综合经营试点;股票、债券、保险、期货等多层次市场体系建设试点;金融市场登记、托管、交易和清算系统建设试点，促进经济区金融业发展。

扩大直接融资企业规模。进一步加强与深交所、上交所的战略合作关系，加强对经济区内后备上市企业整体规划和培育辅导。对资产规模较大、行业影响力较强、比较优势明显的骨干企业，要重点培育辅导，使其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积极筹备在主板上市;对经济效益较好、具有资源优势的特色企业，以及发展潜力大、市场前景好的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通过在中小企业板或创业板上市;积极引进国内外风险投资，使一些具备条件的企业争取在香港、纳斯达克等上市融资。同时，加强上市公司再融资工作，通过增发、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等形式实现再融资，鼓励主业突出、经营状况良好的绩优公司对ST类公司进行重组，争取未来十年有超过100家企业首次上市融资。鼓励经济区内效益好、偿债能力强的大企业发行企业债券，筹集资金完成技术、产品升级换代和兼并重组做大做强;积极开展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发行知识培训，协助符合条件的企业进行申报，争取发行短期融资券、中期票据融资有重大突破;确定一批发行债券后备企业，做好培育工作，通过剥离不良资产，注入优质资产，做大资产规模，提高信用等级。

推动房地产金融市场稳步发展。在适度谨慎的原则下，积极推进房地产消费信贷，促进房地产消费市场平稳发展;探索经济区内房地产信托、住房抵押贷款证券化等融资方式，促进房地产开发资本市场的发展;继续加大对经济适用房、老城区扩建和城中村改造的金融服务支持。

积极发展消费金融市场。认真贯彻国家出台的各项消费信贷政策，在防范风险的基础上，不断扩大购房信贷消费和汽车消费市场。积极探索促进农村消费信贷快速发展的有效方式，配合家电、汽车下乡扶持政策，为农民购买家电、农用汽车和农用机械化设备提供金融服务，活跃农村消费市场。继续改善银行卡受理环境，规范银行卡收费标准，推动经济区消费信贷市场发展。

大力发展信用担保市场。完善信用担保组织体系，鼓励发展政策性、商业性担保机构，支持符合条件的县区设立信贷担保机构，探索设立乡镇信用互保组织;鼓励社会资金、保险资金、银行资金参股担保机构，逐步建立多种资金来源、多种组织形式、多层次结构的担保体系。建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风险准备金制度，探索建立商业性担保机构风险财政补偿制度;完善担保代偿评估体系，实行财政有限补偿担保代偿损失。

建立经济区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整合经济区内企业股权交易市场，成立经济区企业股权交易中心，支持经济区内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和非上市企业进行区内外股权互换，积极发展多种形式的股权投资基金，拓宽中小企业和非上市企业的融资渠道。

建立经济区产业投资基金市场。成立财政出资产业投资基金，鼓励设立高科技风险投资基金，引导民间资本创立或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探索保险资金出资参股产业投资基金方式，支持引进PE、VC机构来经济区进行投资，积极探索利用新型股权投资工具，拓宽中小企业融资渠道，促进产业基金和资产证券化发展。

扩大彩票融资市场。积极寻求有关部委支持，争取发行经济区建设彩票，利用彩票筹措资金，补充增加对经济区民生领域等薄弱环节的资金投入。

(四)加大金融产品创新力度，不断提升金融服务水平

制定和提供扶持政策，营造金融产品创新良好的外部环境。政府部门要提供财政、税收方面的政策扶持，鼓励金融产品创新。监管部门要树立规范与创新并重，防范与培育并举的监管理念，在防范风险的前提下支持金融产品创新发展。要充分发挥银行、证券、保险等行业自律组织和会计师、律师、信用评级机构等社会中介组织的作用，为金融机构产品创新提供公平、宽松的外部环境。

积极发展区域货币市场，增加金融产品创新客观主体。在当前经济区金融市场还不很发达的情况下，积极利用国家级经济区先行先试的有利条件，发展区域性货币市场，引进各类金融机构，增加产品创新主体，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完善健全金融产品创新流程，建立主动超前的金融产品开发模式。在产品开发中，金融机构要把产品创新领域定位在自己最熟悉的优势领域，在新产品结构上要注意创新性产品与改进型产品的有机结合，在产品开发过程中要把握好对原先创意构思的调整与完善的尺度，完善健全金融产品创新流程，缩短金融产品开发周期。

结合本地市场特色，引入先进的成功金融产品。将国内外先进金融产品引入经济区，结合本地市场特点，实行本土化改造，根据不同客户的条件和要求，进行个性化产品创新，开发更多的金融创新产品。

(五)发挥西安金融基础良好优势，加快具有特色的区域金融中心建设

西安作为经济区的核心城市，经济实力和金融基础良好，具备成为全国重要金融中心的条件。加快制定西安区域性金融中心建设规划，分阶段按步骤推进西安区域金融中心建设。建立具有特色的重要金融中心，逐步建立一个充满活力、富有效率、有序竞争的金融组织体系，形成多层次、多功能的金融格局。

积极引进和发展各种功能金融机构。银行业综合性、多功能、商业化是金融业的发展方向，引进多功能银行，有利于活跃微观金融组织，也有利于当地金融机构学习先进的经营管理理念，整体提升经济区金融业国际化水平和竞争力。多功能银行经营业务囊括银行、证券、保险相互关联业务，可为经济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全面的金融服务。大力发展经济区内城市商业银行，推动有条件的城市信用社组建城市信用合作银行，支持符合条件的县级农村信用社单独或联合成立农村信用合作银行或商业银行。鼓励大型企业集团参股金融机构或自设财务公司，大力发展金融租赁、信托投资公司等非银行金融机构。积极吸引国内外知名保险机构来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支持本地保险机构发展保险业务，并给予财政优惠政策扶持。支持鼓励大型证券公司来经济区设立分公司和扩大营业网点，进一步扩大证券经营业务，积极支持本地证券公司发展证券业务。提供良好金融环境吸引外资金融机构来经济区设立分支机构或代表处。鼓励民营金融机构发展壮大。

积极推动西安金融聚集区建设。加快西安区域金融中心的金融街和金融商务区建设步伐。加快西安高新区金融街建设，构建金融核心服务区。以浐灞国际会议中心为依托，以定期举办西部金融高峰论坛为交流平台，快速推动灞桥金融商务区建设。金融街或金融商务区作为区域金融的核心，鼓励国有商业银行、股份制银行和外资银行分支行进驻，对于进驻金融街(区)的金融机构，可享受营业税率、购租办公楼财政补贴等优惠政策。同时，要将金融业作为服务业中的重要产业纳入经济区发展规划，转换观念，理清思路，提出金融中长期发展目标，积极探索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壮大，发挥金融引领经济发展和结构调整的积极作用。

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的关键在于金融人才培养引进。金融人才是金融业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区域金融中心建设离不开金融人才队伍的建设。通过聘请具有国际知名大型金融机构丰富工作经验的专业金融人才充实金融人才队伍，或者选送经济区有潜力的优秀业务骨干赴海外深造实习等方式，着力培养一批精通外语、法律、管理、财务，且熟悉国际资本市场和金融运作规则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加强经济区内金融机构之间的交流与沟通，并且互派人员进行交流和学习，建立区域金融人才交流、培训中心，定期举办国际或国内金融论坛，为国际、国内金融人才搭建交流平台。应制定明确的激励机制，通过减免个人所得税或提供购房补贴及合理安排家属子女就业等优惠措施，并制定科学的考评指标，对有突出贡献的金融高端人才给予重奖，为经济区金融发展提供人才保障。

(六)优化金融生态环境，强化金融服务意识

金融生态环境状况的好坏，不仅影响货币政策传导、资源配置效率、金融稳定发展，而且决定着该地区对经济金融资源的吸引力。

金融生态环境建设重在政府，地方政府应加强对金融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的组织和领导工作。明确政府在金融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确定金融业阶段性发展目标，加强与中央有关部门及中央驻经济区单位的沟通和联系，协调好金融业重大项目的规划和发展布局，充分发挥主导作用，组织、引导和协调社会各方共同参与地方金融生态的建设。

地方政府应加大对各类金融资源的整合和推广力度，强化金融服务意识。政府相关部门应定期听取金融机构的意见和要求，帮助它们及时解决问题;制定地方性税收优惠政策，在金融机构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管理层任免和工作监管方面做一些大胆的探索性尝试，完善金融机构发展的配套体系，降低金融机构运行成本，为金融机构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重视建立有利于金融发展的规章制度，吸引区域外资金流入，提供可持续的资金支持。

银行监管部门要做好银政企协作的润滑剂和助推器，为金融业支持关中—天水经济区开发开放营造一个高效率的行政环境、严格公正执法的法制环境和诚信履约的信用环境。积极建立畅通高效的银政企沟通平台，通过定期、不定期的联席会、协调会、推介会等形式，加强地方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沟通协商，确保政府发展目标、企业项目规划和资金供求信息的有效对接，及时排解影响经济金融良性互动的瓶颈问题。

健全信用担保体系，加大社会诚信体系建设力度。以人民银行征信系统为依托，积极推进企业和个人信用信息基础数据库建设，加强对征信市场的监管，积极开展征信知识宣传工作，增强企业和社会公众的信用意识。倡导公平竞争，支持和鼓励银行加强信息交流与同业协作，加大对恶意逃废债行为的联合打击力度。加快引进优秀的外部信用评级机构，健全完善对企业、对行业、对行政区域的风险评级机制，切实维护金融机构的合法权益。推广金融知识的普及教育，提高社会公众对金融知识和金融的了解程度，减少金融欺诈案件的发生。

创新银企合作项目推介方式，密切银企协作关系。建立政、银、企协调沟通机制，金融机构要加强与企业合作，积极主动向政府及其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企业宣传货币信贷政策和金融产品信息，及时掌握经济区企业资金需求状况，增强金融服务的主动性。要结合国家宏观调控政策，严格筛选参会企业和项目，开展具有较强针对性的银企合作项目推介活动，加大对农业、能源、高新技术等产业和经济社会发展薄弱环节的信贷投入。创新银企合作项目推介方式，积极探索利用信息技术，构筑银企合作的信息平台，通过网上发布、洽谈、网上成交等现代化手段，拓宽银企沟通合作的范围。

三、金融如何支持经济区平稳快速发展

紧紧围绕关中—天水经济区作为“一高地、四基地”的战略定位，努力实现金融支持经济区发展的各项目标，关键在于把金融支持经济发展的各项措施真正落实到实处，完善经济区各级政府部门与金融部门的沟通协调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建立高效快捷的银企对接机制，建立银行、证券、信托、保险等金融机构的联动机制;同时金融机构要找准金融支持经济区发展的着力点和切入点，努力保持经济区资金投入的持续、稳定、较快增长。

(一)以国家级产业园区为载体，加大对打造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的支持力度

建立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相适应的现代金融服务体系，以西安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杨凌农业高科技产业园区为载体，鼓励具有科技资源的企业、研究所、高校走产学研发展道路，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极力打造科技资源改革示范基地建设。

健全高新区创业投资体系。发展高新区创业引导基金，制定引导性政策，促进引导民营资本进入创业投资领域，多渠道拓展创投资金来源;加强与保险公司建立战略合协作，拓宽保险资金运用渠道，探索建立商业保险机构创业风险投资基金;建立高新技术企业信用担保机制，对开展高新技术企业融资进行担保的担保费收入实施免税政策，支持高新区创投企业通过债券融资;构建创业投资风险补偿基金，鼓励创投基金积极投资处于种子期和起步期的创投企业，加大对高新区初创企业的扶持力度。探索财政资金出资设立创业投资基金，活跃经济区创投市场。积极吸引国内外创投企业来经济区投资。

鼓励高新技术企业上市融资。帮助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到深圳中小板、创业板上市融资，形成创投资金进入—企业发展—培育上市—资金退出—进入新项目的良性循环;深化与深交所的战略合作，加强培育和辅导后备上市高新技术企业;支持实力雄厚的高新技术企业对陕西上市的ST公司进行重组，实现借壳上市;健全发展产业园区建立高科技企业股份交易、转让系统。

成立教育科技产业化投资基金。探索财政教育基金参股的可行性，鼓励经济区科技资源尽可能多地实现产学研结合，加快科技资源实现产业转化的步伐，加快高新科技成果转化。

完善高新区科技信贷支持体系。争取设立高新区高科技银行和农业高科技银行;发展高新区中小金融机构，推动高新区银企间的关系信贷;探索高新区银行开展高科技创业信贷业务;探索政府通过提供财政补贴及税收优惠政策，吸引商业保险公司开展高新技术企业保险业务;探索在高新区建立技术产权担保，拓宽高新技术企业的担保范围;健全高新区高新技术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完善高新技术产业项目评估体系。

(二)以先进现代制造业为发展方向，加大对建设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的支持力度

以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为着力点，以先进现代制造业发展为方向，全力支持加快全国先进制造业重要基地建设。

积极为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提供信贷融资。围绕西安阎良国家航空高技术产业基地建设，阎良航空制造园、蒲城通用航空产业园、咸阳空港产业园和宝鸡航空安全装备产业园建设，加大信贷资金投放力度，加快园区建设步伐。对国家重点支持发展的大型运输机、涡桨支线飞机、通用飞机等主干产业，航空发动机及配套产业、机载系统等分支产业，航空关键部件、专用设备、维修业务等配套产业，在国家财政拨款外有资金需求缺口的，金融机构应积极提供信贷融资支持。另外，经济区内航空航天制造业上市公司应积极通过市场融资，兼并重组航空航天装备制造企业，打造具备国际水准的企业集团。

积极为装备制造业快速发展提供资金支持。成立装备制造技术升级专项基金，加大对具有技术研发优势的装备制造企业进行技术创新支持力度。通过债务重组、股权互换等新型金融工具，加速装备制造企业重组整合，加快装备制造业战略性调整，延伸装备制造产业链，打造具有核心竞争力的装备制造企业集团。积极提供信贷资金，重点支持数控机床、汽车及零部件、特高压输变电设备、电子及通信设备、工程机械、冶金重型设备、石油钻采设备、能源化工设备和太阳能电池等产业的发展;同时满足宝鸡秦川、天水星火数控机床、陕重汽重型商用车、法士特重型汽车变速器以及比亚迪轿车、耀西煤电开发建设、华能电厂二期工程、秦岭水泥技术改造等项目以及华天电子、星火机械、长城电器等产业园的配套信贷资金需求。

积极为资源加工类企业的技术产品升级换代和深加工提供资金支持。加大信贷投放力度，发挥信贷导向作用，积极支持资源加工类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升级换代和深加工，逐步退出资源加工粗放、高耗能、高污染的行业信贷，增加对资源加工企业的节能、环保、附加值高的新产品的信贷投入。支持鼓励矿产加工类企业由单纯矿产资源开发向资源综合利用纵向延伸。重点支持宝鸡发展铅锌、钛产业，形成钛材料生产和集散基地建设;渭南煤炭深加工及钼矿深加工和钼产科研基地建设;铜川铝加工、建材、陶瓷等现代建材产业基地建设;商洛钼、钒、金、镁、钛、铁、氟、锌等采冶加工和多晶硅等新型材料深加工和现代材料重要基地建设;天水非金属矿产资源开发利用为重点的建材产业基地建设等，以具有资源优势的钛、钼等为突破口，提高资源集中程度，扩大国内外市场份额，提升在资源定价方面的话语权，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钛、钼原材料、产成品开采、冶炼和深加工基地。

通过直接融资方式，为现代制造企业筹措资金。积极开展与沪深交易所的深度合作，使符合主板上市条件的大型制造企业到沪市上市，积极辅导培育后备上市企业，使符合中小板条件的企业到深市上市，积极推动符合境外上市条件的企业到港交所或其他证券交易所上市;已上市的制造业公司，具备再融资条件的，要积极进行再融资，支持其技术更新、产品升级换代，以及兼并重组其他上下游企业，做大产业规模。充分利用企业债券进行融资，支持先进制造业大型企业发行企业债券，鼓励制造业深加工、新材料、新产品的中小企业发行集合债。

(三)以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为目标，加大对建设现代农业高技术产业基地的支持力度

规划提出将杨凌建设成为全国现代农业高新技术产业基地，成为我国干旱半干旱地区农业科技创新中心、现代农业发展示范辐射高地、城乡一体化表率，打造现代农业创新、国际科技合作、现代农业企业孵化、良种繁育、标准化生产、农产品加工、现代物流和休闲农业等项目，形成“核心示范—区内带动—区外辐射”的示范推广格局。加快构建以公共服务机构为依托、合作经济组织为基础、龙头企业为骨干、其他社会力量为补充，公益服务和经营性服务相结合、专项服务和综合服务相协调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

探索设立杨凌农产品交易所。设立杨凌农产品交易所对陕西乃至西北各农业大省具有重大意义。杨凌农产品交易所可实行自律管理，作为独立法人参与市场交易。争取初期建立强筋小麦、玉米、浓缩果汁、核桃、生猪、苹果、猕猴桃、中药等农产品期货交割仓库，随着经济发展逐步增加农产品交易品种。建立期货和现货有机结合、互为补充、相互参照的农产品市场体系。争取到2020年成为我国农产品交易的重要风向标。

建立杨凌区高科技农业发展基金，支持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将订单农业做大做强;建立杨凌区政府扶持型股权投资基金，扶持地方具有发展前景的中小企业通过股权互换和技术合作等方式协作发展，降低其融资成本;鼓励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农业高科技技术尽可能产业化经营。

建立农业高科技企业信用担保机构，健全高科技农业企业信用担保体系，完善担保风险补偿机制，对担保机构为区内提供的融资性担保设立专项风险补偿基金，尝试财政出资设立政策性信用担保机构，积极引进民间资本担保机构和典当行，提供多层次、多渠道、广覆盖的信用担保抵押融资体系，解决长期困扰示范区农业高科技企业发展的资金不足问题。

积极发展农业保险，扩大农业保险险种，提高农业保险覆盖面，积极开发适合农业高科技农产品险种，加大农业保险的财政补贴力度和财政补贴农业险种，发挥农业保险的保障功能。

极力推动农业高科技企业直接融资，做好成长性强、发展前景好的农业高科技企业的辅导和培育工作，积极推荐上市后备企业到中小板或创业板上市融资。争取科技部的支持，发行涉农中小企业集合债，探索解决涉农中小企业及示范区自身融资问题的新途径。力争到2020年，农业高科技示范区上市企业达到20家以上。

加快示范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改制步伐，尽快组建高新区农村科技银行，更好地为区内的农业高科技企业、中小企业及农户提供金融服务，促进示范区现代农业和特色产业发展;抓住国家在农村金融领域改革试点的机遇，充分利用杨凌示范区作为全国唯一的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优势，创造条件设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和农村资金互助社。探索在农业高新区试点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抵押贷款业务，开展面向“三农”的金融创新服务。

(四)以丰厚的历史文化为依托，加大对历史文化基地的支持力度

发挥经济区的文化产业比较优势，加大对经济区的文化产业资金投入，加快历史文化基地建设步伐。

围绕文化产业园区建设、文化产业示范区建设和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创新信贷投融资模式，提供新型信贷金融产品，通过银团贷款、资产证券抵押贷款、项目收益权和收费权抵押贷款等信贷融资方式，扩大信贷投放力度。重点支持临潼文化产业园区、曲江文化旅游产业园区、法门寺文化园区、西部影视基地和华夏始祖文化园区的建设，加快大唐不夜城、汉唐长安城、文艺路演艺一条街等重大项目和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另外，建立文化产业发展促进基金，支持打造具有特色历史文化、革命文化、民俗文化、宗教文化、文化创意和自然风光等品牌;积极引入保险资金，开展保险资金以债权和股权等方式投资重大文化基础设施建设和重点文化产业项目的试点。

积极发放并购贷款，创新抵押担保贷款方式，支持大型文化产业集团和重点文化企业做大做强。通过发放并购贷款、无形资产质押贷款，开展专利权、著作权、“版权+票房收益”等新型抵押担保业务，支持西影集团、陕西旅游集团、西安旅游集团、陕西出版集团、陕西演艺集团等文化产业集团做大做强，实现跨地区、跨行业、跨媒体、跨所有制的资源整合和快速发展;发挥广电网络的上市筹资功能，利用配股、发行可转换债券筹措资金。

多形式、多渠道筹集资金，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展壮大。通过知识产权抵押贷款、法人代表个人财产担保贷款、产品订单贷款、演出合同贷款、应收账款质押贷款及企业动产、不动产贷款，积极为中小文化企业提供融资服务。对发展前景好、科技含量高的中小文化企业，支持其在中小企业板或创业板上市融资。支持中小文化企业发行集合债券，筹集发展所需资金。

发挥政府资金的引导撬动作用，积极吸引民间资本进入，推动农村文化基础设施和民俗文化发展。设立民俗文化保护发展基金，鼓励支持民俗文化保护和发展;积极引进民间资本，创新合作公赢模式，加大对已初具规模的户县农民画、凤翔泥塑、华县皮影、千阳布艺等民间文化和艺术品牌的支持力度。另外，创新小额信贷模式，发放支持依托农村地区丰富的农产品资源和特色区域文化资源，集旅游观光、艺术欣赏、休闲娱乐为一体的民俗风情园、民俗文化村的小额信用贷款。

(五)加快推进西咸一体化建设，加大对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支持力度

以推进西咸一体化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金融的助推和导向作用，加大对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支持力度。

积极整合两地金融资源，加快两地产融对接，建立统一的金融要素市场;完善金融组织机构，尽快建立健全高效、务实、顺畅的西咸共建区的金融协调推进机制;加强西咸一体化重点园区建设，探索金融合作共赢的有效途径和新模式。尽快成立西咸一体化金融促进领导小组，着力加大西咸两地金融机构之间的沟通联系，建立定期交流协调机制，有效推进两市金融业信息交流，充分发挥金融在西咸一体化中的先导和推动作用。

采取多种方式筹措西咸一体化建设资金。制定优惠政策，增加金融机构主体数量，围绕西咸一体化重大基础工程项目，金融机构要通过争取总行直贷、开展银团贷款、联合贷款等业务加大对重点项目的支持力度;继续扩大与开发银行的政策性贷款业务合作，积极争取外省资金，增加资金来源;通过对省级投融资平台、西安市和咸阳市城投公司进行财政注资、划拨资产等增信方式，增强融资能力和管理能力，使其成为西安国际化大都市建设的重要力量;发挥信托投资公司的筹资功能，鼓励其开发适合西咸一体化基础建设等领域的信托产品，争取信托产品融资有新的突破;积极建立与国内大型保险总公司的战略合作关系，开展保险资金与西咸一体化工程的投资对接活动，提高保险资金支持力度;充分利用国家鼓励加快企业债券市场发展的机遇，引导鼓励符合条件的交通、基础设施等行业中效益好、偿债能力强的骨干企业和企业集团通过发行企业债筹措资金。同时也应降低投资门槛，吸引民间资金参股或直接投资。

(六)围绕经济区重大建设项目，确保重大项目资金需求

金融机构要充分发挥各自优势，争取各自总行的信贷倾斜支持，围绕西安路港型综合保税区建设等一批重大项目建设，以信贷资金为主体，以财政国债和政策性融资为重点，以其他融资为补充，极力满足经济区重大项目建设的资金需求，支持全区经济快速发展。

国家开发银行陕西省分行新增贷款要向经济区基础实施项目建设倾斜，最大限度满足项目的资金需求。进出口银行西安分行应进一步扩大外贸企业出口贷款范围，通过开展信用证、进出口押汇、打包贷款、出口退税贷款等多种融资方式，为外贸型企业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支持机电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农产品、纺织产品等有比较优势的产品“走出去”。农业发展银行要主动研究探索扩大商业信贷服务范围，加大对涉农行业的支持力度。

国有商业银行省级分行、股份制商业银行西安分行要积极争取总行支持，每年优先安排一定比例的专项贷款，用于经济区项目建设，对资金需求较大的重大项目可发放银团贷款予以支持;承担国债项目的商业银行要确保国债配套贷款的及时足额到位，确保项目建设进度;金融机构对经济区新增贷款计划应根据开发建设的实际信贷需求确定，不与历史积存的余额存贷比例、不良资产比例等因素挂钩，逐步消化存量包袱，重点考核增量指标。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根据项目建设周期和还贷能力，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对农村电网、公路、城市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扩大以收益权或项目收费权为质押发放贷款的范围。对贷款金额较大的基础设施建设重点项目，积极组织银团贷款。要积极向各自总行反映当地的实际情况，争取总行在信贷政策上给予适当的优惠，在项目审批上给予一定的支持。

(七)以薄弱环节建设为重点，加大对民生领域投入支持力度

以加大对薄弱环节建设投资为重点，统筹城乡发展，全面提高城乡居民生活水平，加大对民生领域的投资力度。

加大对民生薄弱环节建设的金融支持。争取更多的中央财政专项资金、转移支付，不断加大地方财政资金投入，努力提高信贷支持力度，引导、带动民间资本，以及发行信托投资基金、市政建设债券及政府债券、经济区建设债券等形式极力筹集建设资金。加大对“两环三横四纵六辐射”高速公路网络、铁路客运专线、煤炭运输通道、关中城市群城际铁路以及西安铁路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枢纽、油气管网系统、电网系统、火电、新能源和清洁能源、重点水利工程项目、关中—天水干线光缆环形结构网络、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支持力度;加大对城市交通、供电、给排水、污水和垃圾处理、集中供热、供气、绿化、环保、消防、信息传输和交换以及西安信息港建设的资金投入;加大对农业和农村节水灌溉、人畜饮水、农村道路、农村沼气、农村水电、草场围栏等“六小”工程建设的资金投入。

逐步解决“三农”融资需求问题。建立商业性金融、政策性金融、合作性金融为主体，民间资金为补充，政策性农业保险为保障的农村金融体系，通过金融先行，实现农业发展、农民增收、农村富裕。支持成立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鼓励村镇银行、小额贷款公司引进战略投资者，鼓励符合条件的村镇银行升级成为农村商业银行，鼓励符合条件的小额贷款公司升级成为村镇银行，不断健全完善农村金融组织体系;继续发挥农信社支农主力军作用，新增信贷资金原则上要全部用于支持“三农”发展，支持具备条件的农信社整合资源、联合重组成立农村商业银行;对使用人民银行支农再贷款的农村信用社，发放涉农贷款的比例不得低于80%;探索制定农村金融机构新增存款按一定比例投放当地的考核办法，引导信贷资金回流农村，力争金融机构涉农信贷投入要逐年有所增加;扩大农村担保物范围，积极推广林权抵押融资，探索农村土地使用权抵押融资;大力发展农村保险市场，支持商业保险机构开发三农保险业务，鼓励农村地区金融机构代理三农保险业务，进一步扩大政策性保险业的试点范围和规模;积极探索扶贫开发信贷的有效形式，加大农村扶贫开发的信贷支持力度，保证扶贫贷款的及时投放，增加扶贫贷款投入，扩大扶贫贷款规模。

努力破解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创新中小企业融资模式，科学设计信贷产品，开展供应链、融资链贷款，积极探索以股权、应收账款、物权等为质押物的方式，扩大担保物范围;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融资租赁及承包与贷款相融合的金融业务;支持金融机构设立小企业贷款中心，简化审贷流程，创新贷款模式和定价机制;鼓励政策性银行改进服务方式，探索开展中小企业为主要服务对象的转贷款、担保贷款等业务;完善各级信用担保体系，重点推动县级组建担保公司，健全三级担保体系，充分发挥信用担保融资放大功能，引导银行与担保机构开展互利合作;积极争取中小企业集合债券发行取得重大突破，鼓励支持符合条件的中小企业在中小企业板、创业板上市融资，扩大中小企业直接融资比例。

创新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项目的金融服务。认真贯彻执行国家金融扶持政策，创新金融服务方式，探索提供有针对性的金融产品，优先支持有效益、经营状况良好和有还贷能力的水利开发、水土保持、水源涵养和保护项目的建设，特别是退耕还林(还草)、封山绿林、植树造林等环境建设和保护项目，以及小流域综合治理工程项目、风能和太阳能开发利用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