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的影像旅行：中国电影的文化传播

第二节　银幕、政治与形象输出

一、新中国的“形象塑造”

新中国成立后，电影制片厂都成为国有企业，生产什么、生产多少都由政府来管辖。此时的电影创作必须符合国家主流政治文化。政府对电影生产和市场的评估不是看电影能够挣多少钱，而是要看它的政治宣传效果。《白毛女》、《南征北战》、《上甘岭》、《烈火中永生》等影片都成了新的社会主义的启蒙教材。这些红色经典影片，在大众文化生活极为贫乏的建国初期，成为最普及和最时尚的大众文化活动。仅1954年，全国电影观众就达8.22亿人次。电影，成为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意识形态的反复吟唱，更多的是像一部部带有浓厚民族情感的爱国主义教材。既为当时观众所喜爱，同时也让世界在一个新的意义上发现了中国电影。

1950年，我国首次派出代表团参加捷克斯洛伐克举行的第五届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故事片《中华儿女》在电影节上获得五个奖项中的“自由斗争奖”。这是一部歌颂八名女战士为了保卫家园抗击日本入侵者所作出的牺牲的英雄故事。《赵一曼》也是一部反映女英雄抗日斗争的故事片，石联星获得女演员奖。纪录片《百万雄师下江南》、《红旗漫卷西风》、《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等都是战争片，获得荣誉奖。这是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电影代表团参加电影节，也是新中国的电影及创作人员第一次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

1951年，苏联在30个大城市举办“中国电影周”，放映了中国电影《解放了的中国》、《中华儿女》、《翠岗红旗》、《团结起来到明天》、《白毛女》、《钢铁战士》等。这些电影在苏联引起了观影热潮，据统计，苏联约有1200万观众观看了此次中国电影展。

图1-7　《白毛女》是中国共产党解放初期创作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的电影作品。此作品后来被改编成多种艺术形式，经久不衰

在这些电影中，《白毛女》是最引人注目的（见图1—7）。《白毛女》改编自同名歌剧，而歌剧源自于一则民间传说“白毛仙姑”。电影《白毛女》利用民间话语形式，重点讲述了一个“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故事，影片主题恰恰符合新中国土地改革时普通大众的情感需求。所以影片一上映，就创下当年影片观看最高纪录。这部电影先后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放映，以其民间故事特有的朴素和真诚，广受欢迎。英国一家报纸总结了1953年在英国上映的所有影片，推选出10部最佳作品，“影片《白毛女》名列第三”。而法国电影史学家乔治·萨杜尔在其《世界电影史》一书中，则给予该片以很高的评价，称之为“动人心弦的现实主义”^[16]。这些新中国电影既讲求政治意识要求，又比较重视艺术性，体现一种色彩鲜明的时代精神和爱国意识，成为中国电影的主要类型。

1960年，英国电影学会在伦敦国家电影院举办“中国电影节”，放映了《林则徐》、《老兵新传》、《宝莲灯》、《战火中的青春》、《聂耳》、《永不消失的电波》、《欢庆十年》等14部电影。关于这次电影节，1960年第18期的中国《大众电影》杂志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电影节”在伦敦》的文章，文章中说：大约有一万人看了中国电影，其中包括伦敦知名人士、电影鉴赏家、英国电影学会会员和各国驻英外交使节和华侨，不少侨胞特意从利物浦坐火车赶来观看影片。影片受到伦敦各界人士的好评，有观众赞扬中国电影事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就像《欢庆十年》影片中所看到的那样——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说，中国电影不像美国电影，它反映了人民的感情。伦敦许多报纸认为，中国电影取得了很大的进步，《工人日报》以“真正的人”为题，推荐中国电影。

1964年，第三届亚非电影节在印度尼西亚的雅加达举行，中国电影《红色娘子军》获万隆奖，陈强获庐蒙巴男演员奖。

我们可以看到，新中国成立后，不管是在国内上演的电影，还是走出国门的中国电影，在电影创作中都出现了一种倾向：战争片盛行。这是因为当时人们普遍认为全新的社会主义来之不易，只有战争的胜利才能导致社会主义文化的光辉灿烂，新社会的意识形态标准是最高标准。另外，苏联作品被视为先进的作品，苏联的生活与电影，所代表的是新的艺术、新的政治信仰。中国在以苏联为范本的情况下，电影的意识形态功能被强化，“中国形象”更多的是中国意识形态的展示和传播。

二、电影与政治的“对位”与“变奏”

在共产党领导的新中国里，中国的电影人在创作中面临种种新的情况、新的问题。一方面，电影从业者深感新中国成立之后的新天地，可以有所作为。他们非常乐观，积极准备创作与生产；另一方面，他们又非常谨慎：关于如何抒写新社会、如何定位工农兵文艺，对于刚从旧社会走出来的人来说，确实是不小的挑战。(www.xing528.com)

图1-8　一部电影《武训传》引发了一场全国范围的政治运动

而且当时电影《武训传》在全国遭到批判，也给电影人敲响了警钟。从国家主席毛泽东到文化部副部长周扬，都对《武训传》这部电影提出极为严厉的批评（见图1—8）。指出电影《武训传》的错误是“对人民革命的过去和现在作出了错误的、歪曲的描写。《武训传》将改良说成革命，将落后说成先进，以此迷惑了许多观众。对于人民民主革命及其历史传统，不能允许这样的歪曲”。^[17]影片《武训传》旨在表达一个普通人武训，坚信读书能拯救穷人，并为之奋斗一生的悲剧故事，歌颂了武训坚持到底的坚韧精神。但在当时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氛围中，《武训传》中的个人英雄主义的悲剧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影片引来一场全国性的政治运动，引发长达半年的文艺整风运动。夏衍在晚年写了《〈武训传〉事件始末》，文中这样回顾到：“《武训传》的批判对电影界、知识分子，影响还是很大的，1950年、1951年全国年产故事片二十五六部，1952年骤减到两部。剧作者不敢写，厂长不敢下决心了，文化界形成了一种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风气”。^[18]在这种大的气候下，电影人不可能在电影中直抒胸臆，发表自我的见解。他们大多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只能在很小的范围内进行创作。

图1-9　电影《早春二月》仅仅因为描写了爱情、忽视了阶级斗争而遭到了全国范围内的大批判

1964年，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也遭到了全国批判。毛泽东的批示如下：“不但要在几个大城市放映，还应该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布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19]《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见图1—9）两部影片因为“看不见阶级斗争的红线”和塑造了“并不是我们时代的光辉形象”，在全国报刊上掀起了一场罕见的大批判浪潮，批判文章有《〈北国江南〉歪曲了我国农村的无产阶级专政》、《〈北国江南〉究竟贩卖了什么货色》、《〈早春二月〉是一株宣扬资产阶级思想的毒草》、《裹着糖衣的毒药——对〈早春二月〉的批判》等。这股批判之风在电影界越演越烈，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似乎很难找到不被批判的电影了。

1966年中宣部发出《关于公开放映和批判一批坏影片的通知》，于是又有一批电影陷入政治批判的漩涡：《〈舞台姐妹〉是宣言修正主义思想的毒草》、《〈兵临城下〉是一部有严重错误的坏影片》、《〈两家人〉是写“中间人物论”的一个典型》、《影片〈桃花扇〉宣扬的是反革命“气节”》。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电影《创业》被“四人帮”罗列了“十大罪状”（诸如电影不如报告文学感人、革命乐观主义表现差、笼统提到中央首长，起到了给刘少奇、薄一波之流涂脂抹粉的作用等）。电影《海霞》也被四人帮定义为“基调很坏、不是好电影”。在“文化大革命”近十年时间，由于“四人帮”对文艺和电影的严密控制，电影创作基本上是休眠状态。只有遵循“三突出”原则（突出正面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样板戏”可以在全国畅行无阻。《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等八部样板戏充斥着中国的舞台，形成全国人民只能看到“三突出”的“样板戏”的尴尬局面。“三突出”模式的后果，是公式化和八股腔大肆泛滥，给中国电影创作带来了恶劣影响。

从以上资料可以看出，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电影创作一直在走一条曲折的路。电影要面向社会和时代发言，需要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但在那个风雨飘摇的年代，政策的不确定性、反复修改的方针以及政治斗争的需要，都让电影沦为一种工具：它或者成为打压对立面的武器；或者成为阐明自己思想的工具。电影人要么不敢进行创作，要么就创作出凸显“高大全”的作品。而战争片给电影创作者一个出口，这个类型的电影首先是安全的，不会遭到大批判；另外，这类电影也可以有艺术上的追求。于是，战争与革命历史成为电影人比较热衷的题材。

上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军事和战争影片几乎占了整个影片产量的一半。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只有数量有限的故事片能获准生产和放映，而其中的大部分都与战争题材有关。自70年代末期以来，虽然战争片比例减少了，但战争片的数量还是可观的，它们作为一种类型在中国电影生产领域还是占有着一个重要的角色。

就战争片的主题构成来说，战争片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共产党革命英雄的传记，如《中华儿女》、《赵一曼》、《上饶集中营》、《董存瑞》、《狼牙山五壮士》、《英雄儿女》、《在烈火中永生》等都对共产党烈士和战斗英雄给予了赞扬和歌颂；还有一类是共产党军事战略成功的案例，如《南征北战》、《战上海》、《智取华山》、《渡江侦察记》、《地道战》、《平原游击队》等。战争影片在“叙述模式方面被认为是最为成功的类型，而在情感冲击方面则被看做是最有力度的形式。”^[20]在意识形态取向方面，民族主义、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统治着这一时期，电影成了展示共产党胜利的舞台，电影也成了我党英雄演绎传奇的阵地。在影片中，战争被重现，经常突出高层指挥的过程，并在战争的表现上具有了史诗般的规模，以赞美共产党的决策胜利。由于政治和时代原因，电影人对这一类型电影趋之若鹜，也产生了很多优秀的战争片，取得了比较高的艺术成就。

在那个时代，能够走出国门的电影也大多集中在战争片上。所谓走出国门，也就是几个友好国家，如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印度尼西亚、埃及等。这些国家在意识形态上与我们接近，并经历了相似的解放战争。从中国的战争电影中，他们可以看到新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中国共产党的伟大成就。这时的电影输出，更多的是关于政治理念的输出，关于中国共产党形象的输出。在极其压抑的政治环境下，电影的政治学和美学都经历了严酷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