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作为一种舶来品,是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来到中国的。1896年,电影在法国巴黎正式上映的一年之后,外国人就携带着放映机来到中国的上海进行电影放映活动。外国人在放映电影的同时,还开始在中国拍摄影片。外国人在中国初期的电影活动主要是一种商业行为,电影随其他商品一同传入中国,为电影商赚取不少利润。同时,它也是一种文化行为,为中国引进了一种新鲜的文化载体和媒介,开了中国电影文化的先河。经过十年的酝酿准备,在观看、认识、学习西洋电影之后,中国于1905年诞生了第一部电影《定军山》。
一、影戏与民间文化
电影《定军山》是一部由谭鑫培主演的同名京剧的纪录片。它的诞生,一方面显示了中国这个古老的国度有着对外来文化的接纳和整合能力。中国人能够正视这种新奇的洋玩意的存在,而后琢磨它能为我所用;另一方面也标志着中国电影的民族特征:用西洋技术再现民族国粹,它对应了中国人独有的、根深蒂固的审美习惯。中国的“影戏”由此拉开序幕。
“影戏”是中国最早的电影名称,由“影”和“戏”组合而来。“影”是媒介,“戏”是内容。“影”基本上没有歧义,就是承载电影的工具。电影《定军山》的拍摄是在丰泰照相馆的院子里,挂上一块白色布幔,利用日光,露天拍摄(见图1—1)。《定军山》放映的时候,观众通过白布上影影绰绰的形象和影子来领会电影乐趣。所谓“皮影”、“电影”只是材质不同,一个是用驴皮显影,一个是用机械电光反射光影,但性质是一样的,用现在的话讲,二者都是媒介。但“戏”就有了多重解释。
图1-1 1905年拍摄、号称中国第一部电影的《定军山》已找不到原始胶片,现在能看到的只有文字记载和百年后的纪念性电影《定军山》
从中国第一部电影《定军山》可以看出,“戏”与“戏曲”紧密相连。《定军山》是一出经典戏曲,其故事来源于《三国演义》。作为电影文本,《定军山》是被观众所熟悉的,人们通过各种渠道如小说、京剧、说书等已经将故事内容熟记于心,而电影只是将传播媒介进行了更新,以一种新的形式重新演绎了戏曲故事。戏曲电影不仅仅是传统艺术,也不仅仅是戏曲的写实记录。它是对传统艺术的再次选择、调整与转换,它把戏曲的“静照”拍成戏曲的“活动照片”。电影力求对众所周知的故事进行新颖的展示,传统戏曲反过来也为电影注入生机。
《定军山》成功之后,任庆泰又拍摄了许多戏曲曲目如《青山石》、《艳阳楼》、《金钱豹》等。此后,戏曲电影成为一种重要的电影样式,京剧名角梅兰芳拍过《春香闹学》、《天女散花》、《霸王别姬》、《黛玉葬花》等戏曲电影。中国第一部彩色电影《生死恨》也是戏曲电影。另外,在主要的方言电影如粤语片和闽南语片中,戏曲电影也是最先被拍摄的。戏曲电影是“通俗的、亲切并明显具有中国特色的,它是萌芽时期(1905—1921)中国电影最基本的组成部分,为来自不同地域、不同背景的新城市观众创造了替代性的感受空间”。[1]罗艺军认为戏曲电影代表了西方电影与中国美学的最早结合:“迄今为之,戏曲片仍旧是群众最欢迎的样式之一——也是最成功的中国电影。”[2]可以说,中国早期电影中,戏曲电影是一种吸引人的电影,既传播了戏曲,更传播了电影。它开创了一种表演+叙事的电影模式,使得电影在中国找到了一大批忠实的观众。
“影戏”中的“戏”还与杂耍表演关系密切。根据电影史学家郦苏元的观点,对于早期电影,江浙等省称“影戏”,京津一带叫“电影”。十九世纪末,在上海地区,“戏”是作为常用词语的词尾,很大程度上是沿袭而来的语言习惯,其真正所指的是各种演出。例如把杂技叫做“把戏”,魔术叫做“戏法”,马术叫做“马戏”。“影戏”特指“灯影戏”。电影的全称是“电光影戏”、“西洋影戏”或“活动影戏”。
事实上,正如1897年发表的中国第一篇影评中所强调的,电影是一种奇观、一种幻术:“近有美国电光影戏,制同影灯而奇妙幻化皆出人意料之外者——自电法既创,开古今未有之奇,泄造物无穹之秘。如影戏者,数万里在咫尺,不必求缩地之方,千百状而纷呈,何殊乎铸鼎之像,乍影乍现,人生真梦幻泡影耳,皆可作如是观。”[3]中国人最先把电影看做是不可思议的奇观,但这些都是外国奇观。在经历了震惊和惊讶之后,中国电影人很快就发现了奇观的奥秘,开始制作各种滑稽短片。早在1909年,中国亚细亚影戏公司就开始了短片的拍摄。这些短片大多是以喜剧为主,动作夸张、滑稽。有的根据传统剧目改编,如《杀子报》《、庄子劈棺》;有的来源于民间故事和笑话,如《活无常》《、呆婿祝寿》;还有的直接从市民日常生活中直接取材,如《脚踏车闯祸》《、得头彩》。这些短片,在拍摄中设置误会,穿插笑料,使观众由于意外而惊喜不已。在短片的拍摄中,因为要呈现自然的、运动的画面,电影拍摄一改以往一个镜头记录式的拍摄方式,在景别上有了变化,也有了分镜头的性质。它发挥了电影的动作性特点,着重表现种种富有趣味的动作。这对中国以后的动作电影、武侠电影都产生了影响。
中国早期的滑稽短片受到外国动作喜剧电影的直接影响。当时法国和美国喜剧片大量输入,占据中国电影市场。喜剧演员麦克斯·林戴、勃朗特·基顿、查理·卓别林等,广为人知,他们的影片受到热烈追捧。张石川看到外国喜剧很有市场,便模仿拍摄滑稽喜剧。如《滑稽大王游华记》的内容是卓别林来到上海,闹出种种笑话,出尽洋相的故事。扮演卓别林的是英国侨民李却·培尔,他在影片中模仿卓别林的外形和动作特征,影片不以情节人物见长,而是着重于对卓别林演技的模仿,以滑稽夸张的动作和表情来引入发笑。让观众看到了中国电影中的外国式的喜剧。
滑稽短片还与中国通俗艺术、民间文学有着天然联系。当时的文明戏、传统文学、民间故事、日常新闻等,都是滑稽短片的重要素材来源。这些通俗文艺形式,与中国传统文化和人民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包含着更多的民族文化内涵。
“影戏”中的“戏”还与戏剧相关。早期电影理论家视电影为戏剧的一种。郑正秋在《明星公司发行月刊的必要》中坚信电影就是戏剧的一个新品种,他认为:“大凡戏剧所应有的原质,影戏里但把音调除外后,就没有一项能免得了的。”[4]周剑云在《影戏杂志》中说:“影戏是不开口的戏,是有色无声的戏,是用摄影术照下来的戏。”[5]侯曜在《影戏剧本作法》中则更明确地指出:“影戏是戏剧之一种,凡戏剧所有的价值它都具备。”[6]这些理论家所关注的是摄影机表现的事件与现实的关系,关注的是电影与社会的关系。强调电影与戏剧的特殊关联,探讨电影的本质与特性,期望确立电影的艺术地位。
电影《孤儿救祖记》、《弃妇》、《玉梨魂》、《桃李劫》等都表现了对普通人价值观念和道德的坚守。通过“戏”要反映社会的真实,并希望“同时改进观众的心理,使它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舆论,彼此互相推动,从社会心理建设达到社会的环境改造”。[7]戏剧电影非常重视剧情的编排,一般都有一波三折的故事情节,人物分工明确,故事有头有尾。但电影又突破了舞台的限制,再现了银幕空间的真实,镜头有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使得故事自然而有饶有趣味地向前发展,吸引观众进入到电影营造的氛围中。电影和戏剧的关系从电影诞生初期就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之后,这个传统一直没有中断,不断涌现出佳作。在新时期围绕着电影和戏剧还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讨论:有的电影人希望“丢掉戏剧的拐杖”,发挥电影的特性来制作电影;有的电影人认为戏剧是电影前身,电影从戏剧中吸取了宝贵的养分,形成了自己的民族风格。
虽然关于“影戏”的“戏”有多重解释,但“影戏”的中国化过程却是一致的。不管是戏曲、民间文学还是戏剧,都是中华文化的组成部分。电影这一新媒介侧重不同的角度,对中国文化进行了新式的记录、展示和传播。
图1-2 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在1947年上映,连映3个月,观众达到70多万人,创造了当时国产卖座电影的最高纪录
中国电影人掌握了这些电影的基本的语言技法之后,开始有意识地进行自己的创作活动,他们把本民族的文化传统和审美意识融入到自己的银幕想象之中,创作出了一批优秀的本土电影。如《孤儿救祖记》、《梁山伯与祝英台》、《姊妹花》、《渔光曲》、《一江春水向东流》(见图1—2)、《小城之春》等,这些影片追求使用现代创作技法来把握民族风格,创作者们将中国传统小说、传说、诗、画、戏曲的美学精神与电影的时空技艺进行了完美的融合。同时,这些影片在内容上赞美和宣扬中华传统美德,针砭世风的日下,鞭挞道德的沦丧,使人们在观看影片时得到启迪,心灵得到净化。当时重要的电影公司都有自己明确的拍片宗旨。明星公司的宗旨是:“电影与国民道德实业发展有莫大关系,可以补家庭教育暨学校教育之不及。”[8]神州影片公司认为电影是“宣传文化之利器,阐发民智之良剂”。[9]联华公司将当时国产影片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漫无宗旨”。而电影是“一种足以表现一个民族的个性的艺术,是促进国家文化的工具,是辅助社会教育的利器”。[10]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主的电影叙事极大满足了中国观众的审美期待,影片中那些善良、勤劳、明理的女性形象塑造,主人公对完美道德的追求,也迎合了人们心目中的理想追求。影片明显体现出创作主体对民族身份的一种确认,而这种确认,正是本土化电影叙事的关键所在。
可以说,中国电影擅长于站在本土文化立场上来挖掘本民族的文化传统,从而达到电影“寓教于乐”的文化功能。像早期风靡一时的武侠电影《火烧红莲寺》、早期的伦理大片《一江春水向东流》,都是从中国民众最为熟悉的武侠文化和东方伦理道德教义出发,结合当时的时代生活和社会空间,面向中国观众量身定做的。
二、华人圈中的文化认同(www.xing528.com)
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历史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期。中国早期电影具有浓厚的中国风格,不管是戏曲、武侠还是戏剧电影,都体现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电影走出国门,销售获取利润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传播了中国文化。加之中国华侨在世界各地人数众多,他们思乡情切,故土难忘,华语电影就有了很大的需求。
早在1913年,中国第一部古装片《庄子试妻》在香港完成。该片创下了香港电影史上的许多第一:香港摄制的第一部短故事片;中国第一部有女演员参演的电影;也是第一部有特技摄影的电影;还是第一部在外国公映的中国电影。美国人布拉斯基是《庄子试妻》的投资人,影片完成后,在国内反响热烈:“既成,观者万人空巷”。[11]随后布拉斯基将其带回美国,成为大洋彼岸放映的第一部中国影片。美国观众抱着猎奇的心理,华侨观众抱着思乡的情感,饶有兴趣地观看了《庄子试妻》,场内笑声不断,观众称赞影片故事生动,演员表演出色。
1921年,以《阎润生》、《红粉骷髅》、《海誓》三部长故事片的拍摄和放映为起点,中国电影开始进入大规模的发展阶段。1922年由任彭年导演、张惠冲主演的《莲花落》成为中国早期电影真正输往海外的长故事片。影片首先在南洋、菲律宾等国家和地区公开上映,得到华侨的热烈追捧,随即派人赴上海购买拷贝,运往美国,准备上映。不料却遭到美国电影联合会的拒绝,不准在该国公映。后几经磋商,仅允许在一个教堂试映两日。后来,华侨携此片到美国檀香山和加拿大等地放映,大受欢迎。
1923年电影《孤儿救祖记》在上海上映。该片表达了郑正秋用电影教化社会的艺术理想。该片在商业上的成功,挽救了明星影片公司濒于破产的命运,为中国电影业树立了艺术与商业双赢的先例。《明星影片公司年表》一文说:“《孤儿救祖记》摄制完成,公司基础奠定。中国影片至此始告初步成功。在爱普庐试映,观众大为震惊。翌日即有影片商以8000元购至南洋群岛放映权。各地亦纷来租映,公司经济得以稍裕。”[12]当时的海外地区以南洋为主。好一点的影片,星马可以卖到2400元,泰国1800元,印尼2700元,越南800元,南北美洲和菲律宾也有相当的收入。可见影片《孤儿救祖记》在商业营销上的成功。
我们也可以从黎民伟记载的影片《玉洁冰清》的销售记录看出当时电影海外销售的情况:英属南洋两年收入3500元,暹罗(泰国)两年收入1900元,荷属南洋两年收入2000元,古巴收入950元,安南和菲律宾两年收入1200元。海外市场对当时的中国电影业起到一个很好的支撑作用。为了增强市场竞争力,具有实力的公司开始组建国内和海外的发行网络。新人影片公司、天一公司在南洋、暹罗(泰国)、新加坡、安南等地设立经理处,委托专人,专任影业事宜。随着制片业发行网络的拓展,国产电影在海外也越来越有影响力。1924至1925年间,中国的《大义灭亲》、《玉梨魂》、《孤儿救祖记》、《苦儿弱女》、《爱国伞》等影片,运到泰国曼谷放映,尽管票价比欧美影片的票价高出五分之一,但观者如云。有的影片连映十余天,依然人山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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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家喻户晓,各种艺术形式如戏曲、小说、音乐、电影、电视剧、动画等都从这个故事中获取无数灵感
不久,现代伦理片、言情片的创作陷入越来越窄的圈子。加之影片质量参差不齐,于是,古装片、神怪武侠片乘此兴起。相对而言,古装片、武侠片的取材范围要宽广得多,中国的古典小说、民间传说如此丰富,从创作上来讲有它的多样性。而且,历史故事、传说、戏曲、说书等形式,在普通人中影响大、流传广,易于被人接受,有比较广泛的观众群体。因此,中国电影市场上出现了古装片热、武侠片热。这股热潮很快扩展到南洋市场上。对于侨居海外的华人来说,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不是现代的东西而是古代的东西,因此讲述古人古事的电影特别能勾起海外华人的思乡之情。1926年天一公司制作的《梁山伯与祝英台》(见图1—3、1—4、1—5)、《白蛇传》等古装片在南洋市场上受到华侨观众空前的欢迎。发展到后来,南洋片商几乎非古装片不购,华侨观众非古装片不看。南洋市场成为中国商业电影最重要的海外市场。因此,“中国之制片公司,向来重视南洋华侨之趋向,以为摄片取材之标准——自时装夹古装之《白蛇传》在南洋卖钱后,弹词小说遂入银幕,《珍珠塔》、《三笑》等片续出不已,《盘丝洞》售得高价后,古装神怪片又盛极一时”。[13]正因为古装片和武侠片成功占领南洋市场,使得“中国电影”这个概念早早在东南亚观众心目中扎下了根。
1931年明星公司拍摄的第一部有声电影《歌女红牡丹》公映后,引起全国轰动,南洋片商也闻讯而来。当时,菲律宾片商以1.8万元的价格买下了菲律宾的放映权,而同期无声电影的最高价只有2000元。另外,青年公司也以1.6万元买下了印度尼西亚的放映权。由此可见,中国电影的发展与南洋市场息息相关。
中国电影在走向南洋市场的同时,也加快了进入欧美市场的步伐。由林楚楚、葛次江、李旦旦主演的古装片《西厢记》于1928年在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上映。电影《西厢记》以浓郁的中国风格赢得当地华人观众的欢迎,还引起了外国观众的关注。英国《泰晤士报》对此片的评价如下:“其电影技术,虽尚幼稚,但因剧情幽丽,观客如同重读古国神话一样,全剧表演诚恳,一种慢的动作,与现在一般作品迥异——全剧描写一种严肃静穆的态度,乃一很文静很清新而有礼貌的态度,观众看后,有留香齿颊之妙,嗜影者,曷来一观此中国的特别作风的片子。”[14]此后,中国电影《红楼梦》、《三个摩登女性》、《姊妹花》等相继销往美国。
值得一提的是华裔电影人吴锦霞,她在美国和香港来回跨境拍摄影片。她的第一部电影《心恨》首先在美国华人社区公映,反应热烈。随后她又将自己的电影推向南洋一带。吴锦霞自己在美国和香港拍摄了多部华语电影,如《铁血芳魂》、《民族女英雄》、《十万情人》、《女人世界》、《金门女》等。美国《综艺》杂志对她的电影《金门女》的评论是:“故事浅白易明,全片满载着费斯高市的熟见景色,特别是唐人街一带,也有海滨、金门公园等地。”[15]此片在美国上映时有英语版和粤语版,反响不错。吴锦霞不仅自己拍摄电影,还把很大精力放在影片的发行上,太平洋战争时期,她在美洲总共发行了超过40部粤语片,为华语电影的海外传播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1935年,苏联在莫斯科举办国际电影节,邀请中国影片参展。参展的中国影片有《渔光曲》、《大路》、《春蚕》、《空谷兰》等,结果《渔光曲》被选为优秀影片第九名(见图1—6),奖状上题字:“苏联第一次电影节,为《渔光曲》影片给你们的批评:联华影业公司蔡楚生,优越的勇敢的尝试了中国人民的生活与优良性质底现实主义描写。”后面是评判委员会委员全体签名。这是中国电影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得荣誉。随后,影片主创人员周剑云、蝴蝶等人又访问了英、法、德、意等欧洲国家。他们参观、参加了各国的多种电影活动,并为当地华人、留学生、新闻媒体和当地观众放映了多部中国电影。这次组团参加电影节、遍访欧洲的活动,一方面向世界展示了中国电影的成就,扩大了中国电影的世界影响;另一方面也与各国电影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和交流。这是中国第一次比较高规格的电影跨国活动,影响深远,成为电影界的一件大事,得到国内电影人的高度评价。
图1-6 《渔光曲》是中国电影在20世纪30年代的代表作品之一,首映于1934年6月14日。是第一部在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中国故事影片
中国早期电影的跨国、跨文化传播,主要是出于自发的商业需求,即为了拓展电影市场而做的尝试。中国电影在海外也主要是为了那里的华人而量身打造的。海外华人在中国电影中寻找自己的故乡印记和文化认同,在熟悉的中国故事和中国形象中,寄托自己的思乡情。但在客观上,走向海外的中国电影也引起了当地媒体和人民的关注,从而使外国人对中国电影有了初步的认识。虽然早期中国电影走出国门的数量不多,质量也参差不齐,但中国电影人的这种尝试却是值得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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