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主义心理学研究意义

第二节　本书的研究意义

一、彰显时代精神，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

当今时代，伴随着物质文明的巨大进步，精神文明的进一步发展也已提到日程上来。精神文明总体上应包括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两方面，而对这两方面的界定方式又可有许多种。如龚育之教授认为，科学精神最根本的一条就是实事求是，而人的意义、人生的追求、目的、理想、信念、道德、价值等，这里面的高尚的、善良的、健康的精神，就属于我们要发扬的人文精神（龚育之，2000）。龚育之教授对“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定义无疑是很精彩的，它很好地反映了这两个概念的涵义及本质。笔者也认为，所谓“科学精神”，实质上便是科学研究所应遵循的一种理性的、严谨的工作态度；而“人文精神”则是对人类存在、对人类价值的一种终极关怀，它所注重的是以人为本位或者说是张扬人性的一种思想。事实上，无论何种定义方式，它们所要阐述的核心理念与精神实质都是相同的。

在古代社会中，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本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是由于二者均未得到充分发展的缘故。到了中世纪，由于宗教神学的统治，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都遭到了贬斥，而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在批判中世纪宗教神学的同时，又重新发扬了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并使它们重又获得了统一。

但是到了近代，由于科学发展的日新月异以及它对人类社会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导致科学的功能被无限夸大，这便是“科学万能论”的思想或科学主义的态度。此时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均衡发展的态势已不复存在，人文精神相比之下已出现渐趋萎缩的倾向。而此倾向一路发展下去，最终导致了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发生严重分离的恶果。笔者认为，此种结果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人受“物”所奴役，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由和人的全面发展的可能性

例如：计算机通信与网络技术特别是因特网（Internet）的广泛普及与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延伸了人类生存的时空领域，为我们增添了人类生存历史中空前方便迅捷的一笔。但网络化、数字化生活方式所带给人们的不仅仅是阳光灿烂的一面。当我们以审视的目光来解读以网络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对人类生存所造成的影响时，愈发会感受到其负面效应的不可忽视。例如：人类的生存环境正在被所谓的数字空间所取代，网络对于人们生活的干预作用越来越大。人们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坐在计算机前，寻求所需要的各种信息；利用计算机这种工具来辅助人们完成各种项目和任务，甚至研制开发计算机软、硬件的新一代产品。人们的生活世界日益被缩小在一个监视器屏幕和鼠标上面，由此而逐渐导致人与人之间似乎缺少了一些真实的、感性的认知途径，从而使得人际关系变得更为疏远。人与人之间的来往越来越多地通过鼠标和按键在网络上完成。换句话说，网络化的数字空间正在不断吞噬人们正常的、丰富而生动的生存空间，正在不断消解人性。人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成为了以网络为代表的数字化生活方式的“奴仆”，在一定程度上丧失了自由。人们在尽情享受信息技术、数字化生活方式所带给人们的便利与快捷之时，也往往忽视了人自身的全面发展与个人幸福。

（二）人类被其自身创造出的产品所害

科技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工具，它的高度发展，加速了人类对自然界掠夺式的开发，结果酿成了资源枯竭、空气污染、生物多样性减少等恶果，最终导致生态平衡遭到严重破坏的悲惨结局，人类自身的生存由此而受到严重威胁。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人们无限度地肆意侵占与掠夺自然资源，导致生态形式日益严峻。由此而兴起的可持续发展（Sustainable Development）的口号和战略便是针对当前的生态形势制订出来的。此外，原子弹、生化武器等高科技产品的存在及使用在人类历史上也书写下了不光彩的一页，对人类的心理和生理都造成了无法挽回的损失等等。

（三）在科学研究中，尤其是心理学研究中表现出的对人的主体性的忽视

例如，在心理学这门本应以人的主观意识经验为研究对象的科学中，却陷入了以自然科学的客观研究方法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偏颇之境，如行为主义心理学（Behavioristic Psychology）将人视为如同一只大白鼠或一架简单的机器，采用“刺激－反应”的简单模式来推断人的心理，完全忽略了人的主体性。由此也导致在以心理学为背景的研究创造或创造力这一人类心智产物的过程中，仅只是注重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思维以及应实践所需而催生出来的创造技法的研究，而忽略了对创造主体自身的关注以及从其自身人格发展等相关角度来对创造或创造力研究进行更高层次的探讨。

所有这些都表明，社会发展和人类幸福不能脱离对人自身的关怀，或者说社会和人的发展不仅需要科学精神，而且还需要大力弘扬人文精神。但由于历史和现实的种种原因，我国目前弘扬科学精神的任务虽然也还任重道远，但似已初步形成举国上下的基本共识；相比之下，对本属于中华文化强项的人文精神的弘扬，却显得不足。其实不仅我国如此，整个世界都面临着类似的局面。“科学万能论”与“技术中心论”的思想在人们的观念中仍占据主导地位。因此，在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时代背景下，仍有必要突出弘扬人文精神的问题。(www.xing528.com)

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视创造为人之内在本性的观点，将创造这一人类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原动力与人的潜能和价值直接联系了起来，并认为创造乃是人在主动追求自我实现过程中的一种自然而然的体现。这一方面体现出了其对人之本性的充分信赖，另一方面又是以一种发展的观点来看待作为创造主体的人，充分凸显出了创造活动中人的主体性地位。这与我们当前所强调的人的主体性意义的时代精神是一致的。本书正是在这一时代精神的召唤下，力图揭示出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的合理性之所在，进而彰显时代精神，突出人的主体性地位。

二、人才培养重在“育人”而非“制器”

如果说创造教育滥觞于美国人罗斯曼（Rossman J．）所提出的对创造力进行开发训练的有效方法的话，那么经后人的进一步发展，特别是奥斯本（Osborn A．F．）所开辟的创造技法的问世（傅世侠，2000a：23—24），则使得创造教育已不仅只作为一种崭新的理念，同时亦作为一种新颖的教育形式而逐渐进入了各级各类学校学校之中。受近当代世界经济发展大潮流的促动，创造教育更是成为我国当前教育改革乃至整个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重要议题。回顾创造教育的并不算长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其所经历的几种主要形式包括英才教育、在普通学校中渗透创造教育、开展社会创造教育以及建立国家创新体系等（汪流生，2000：17）仍都处于一种探索与发展阶段，因而亟需新的理论为其提供必要性与合理性的充分论证。

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认为，创造力是人人都具有的。这就对那种传统的只是针对少数“尖子”人才的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做做出了根本否定。也就是说，当前的创造教育所探讨的应是这样一种创造性人才培养模式，它是为了培养与开发所有人的创造力而设计的。然而进一步的问题亦由此而产生，究竟应如何开发人的创造力。传统的创造教育模式多是注重外部控制的手段，如技法开发等等，这很容易流入将人视为可简单操作之机器的弊病。而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则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种选择，即应重视培养人格健全的、全面发展的人。也就是说，创造教育或创造性人才培养首先应面向活生生的人。至于如何培养人格健全的人，基于人本主义心理学的创造观也有诸多阐明，如应提供良好的社会氛围，以及在日常教育中家长或教师应以“有帮助的任其自然”的方式承担一定的职责等等。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人本主义心理学家提出的“无结构教学”（马斯洛等，1987：352）及艺术教育等方法，对于当前的创造教育和教学形式无疑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其实，在我国近现代教育史上，也曾有过类似于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的创造教育思想。例如，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就认为人人都有创造力，并将创造看做人生价值之体现，提出创造教育要培养能够创造之人，“要在儿童自身的基础上，过滤并运用环境的影响，以培养加强发挥这创造力，使他长得更有力量”（江苏省陶行知教育思想研究会等，1981：749）。另一位著名教育家梅贻琦也曾提出，大学教育的根本目标是培养“全人格的人”（刘述礼，黄延复，1994：101）。可以看出，这种创造教育思想与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是不谋而合的。时至今日，当创造教育、素质教育己成为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之时，人格培养观愈发显示出其积极意义与价值，因为它乃是出于对人的本性、对人的尊严与价值的应有重视。我国著名学者杨叔子先生亦曾指出，“我们的教育失去了人，忘记人有思想、有感情、有个性、有精神世界，就失去了一切。其实，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如此，都是以人为出发点，以人为归宿点，以人贯串于各方面及其始终。”（杨叔子，2001）因此，挖掘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有关人格培养的理论思想，对于当前创造教育与素质教育乃至整个科教兴国战略方针的贯彻实施，都应具有其积极意义。这也就是说，从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出发来看创造教育或人才培养，其根本之道是重在“育人”，而非“制器”。

三、对于学科建设的意义

（一）从现代创造学的学科建设来看

自从现代创造学或创造力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20世纪中叶诞生以来，有关创造力的种种研究成果便如雨后春笋般破土而出。从创造观层面来对现代创造学进行研究，可得出如下结论，即现代创造学是以科学手段来审视创造，这种创造观对于克服以往有关创造的种种神秘主义观念意义重大，但在发展中却往往容易陷入以客观研究方法消解人的主体性的偏颇，以至长时期以来难以在理论上取得根本性突破或重大进展。通过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的研究，清晰地凸显出了现代创造学的理论困境，以及现代创造学的进一步发展吸收人本主义心理学创造观思想的必要性。本书研究正是力图从这个角度为现代创造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一种新思路。

（二）从科技哲学角度来看

前文已指出，创造观研究属创造哲学范畴，而创造哲学又属于科技哲学的新领域。通过检索国内外大量相关文献，可以说尚未见有真正建立在现代创造学研究基础上的创造哲学方面的专题论著。近年来，国内虽有少数学者在科学创造的方法论研究中开始涉猎创造哲学方面的问题（如傅世侠、谢燮正、刘仲林等），但也少有本体论意义的关于创造观问题的研究。从这个意义上说，本书的研究正是为填补这方面的理论空白所做出的一种尝试。该种尝试不仅有助于现代创造学的理论建设，同时也为科技哲学的学科建设提供了一个新的思考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