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是一回事，人们对事实的态度、看法，或者说对该事实赋予何种意义，则是另一回事。确定事实是什么，是十分重要的；而人们对该事实的态度、看法和解释，或者说对该事实所赋予的意义，则更为重要。正如一个具体的个人，他对于某物的看法或他对自己行为所赋予的意义，总是受到他以往的经验与价值取向所制约的一样，一个民族对自己的经济增长、国家竞争力的提高或军事力量的增强所赋予的意义也同样受到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与主流价值观的影响与制约。
一个大国、一个曾经饱受西方列强殖民侵略的东方大国，一个具有五千年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记忆，且拥有960万平方公里、13亿人口的东方大国，自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快速地增长，国家竞争力稳步地提升。一个大国在经济上的崛起不能不引起全世界的关注，有些西方大国（包括日本），尤其是这些国家中的右翼势力从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地增长中看到了“军事扩张”的可能性，于是利用他们拥有的强大媒体向世界传递这样一个耸人听闻的信息——“中国威胁论”。这是具有近代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经历的西方（包括日本）右翼势力对中国经济增长这一事实的看法与解释，而中国人自己对经济发展所赋予的唯一意义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且一再宣称，中国只走和平发展之路，即使中国在未来的某一时段真的实现了富强的百年梦想，中国也将永远不称霸。在中国历史上，曾有过汉、唐的强盛，但从未有过对外军事殖民、征服掠夺的历史经验。
中国是走和平发展之路，还是滑入西方列强曾普遍走过的对外扩张之路？对于这一问题，我们不可能完全交给时间来回答。事实上，对一个民族的未来行为方式的可能答案，其解释的基本线索一定深埋在该民族的历史文化之中。有一位哲人说过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警言：“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自己的历史。”即使一个民族正经历着革命与变迁的重大过程，历史也永远不会因此而中断。一个民族历史地形成的文化经验，决不像一件旧衣那样可以脱掉、抛弃，它是一种现实的力量，规定着一个民族今后行为的速度和方向。虽然我们不能说，一个民族过去是怎样的，今后也是怎样的。未来绝不是过去单纯的重复，但我们完全有理由下这样一个坚定的判断：“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规定了一个民族未来行为的可能范围与空间。
中国只能走、必须走、也应该走和平发展之路，这绝不是中国政治家们出于对抗“中国威胁论”而发起的一场舌战，而是中国历史文化传统的内在规定。这个“内在规定”早在400余年前已为一位西方学者所揭示。这个人便是1582年来华传教并在1610年葬在北京的利玛窦。
一、一位西方学者的证词：“在长达四千余年的中国历史上，我从未见到有征服邻国的记载”
1500年以后，以西班牙、葡萄牙、荷兰为首的西方列强踏上了海外军事殖民扩张的道路，从此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
战舰之后是商船、商船之后是传教士。1578年3月24日，罗马天主教耶稣教会的传教士利玛窦奉命从里斯本前往中国。同年9月到达葡萄牙在东方殖民活动的重要据点：印度的果阿。1582年4月，从果阿起航，同年8月抵达澳门。从此易服饰、习汉语，足迹遍布肇庆、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地，在华传教、工作、生活了近三十年。于1610年5月死于北京，葬于北京阜成门外二里沟。
1600年前后的大明帝国已经腐朽衰落，但在葡萄牙、西班牙殖民者的眼里，依然是一个庞然大物，他们不仅不敢像他们在中南美洲的同伙一样轻启战端，相反对中国可能走向对外军事殖民扩张之路忧心忡忡。这对于一个具有近百年对外殖民扩张历史的西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很“自然”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一切弱者都是殖民主义劫掠的对象，而一切比自己强大的国家一定会走向对外殖民扩张之路。但远比西班牙、葡萄牙一类西方小国强大得多的大明帝国为什么没有殖民周边小国家与民族呢？带着这一重大问题，利玛窦研究了中国历史与文化，经过多年的阅读、观察和研究，他发现了一个与西方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发现了一个不是好战的、而是和平的国家。下面是利玛窦经过东西方比较之后得出的著名结论。他说：
把中国人与欧洲人不同的一些事物记录下来，似乎是十分值得的。首先，如果我们停下来想一想，就会觉得非常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一个几乎具有无数人口和无限幅员的国家，而各种物产又极为丰富，虽然他们有装备精良的陆军和海军，很容易征服邻近的国家，但他们的皇上和人民却从未想过要发动侵略战争。他们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没有征服的野心。在这方面，他们和欧洲人很不相同。欧洲人常常不满意自己的政府，并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西方国家似乎被最高统治者的念头消耗得筋疲力尽，但他们连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都保不住，而中国人却已经保持达数千年之久。这一论断似乎与我们的一些作者就这个帝国的最初创立所做的论断全然相反，他们断言，中国人不仅征服了邻国，而且还把扩张触角伸向印度。
我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多年的历史，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未见到有这类征服的记载，也没听说过他们扩张国界。正相反，我常常就这一论断询问中国博学的历史学家们，他们的答案始终如一，即情况不是这样的，也不可能是这样的。姑不论做出这种错误记载的作者声誉如何，错误之所以出现，很可能是因为曾发现中国人到过中国国境以外的证明。例如人们可以引证菲律宾群岛，中国人曾打入那些私人企业，但不是官方正式授意的。（《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58—59页。）
这位曾“仔细研究了中国长达四千年历史”的西方学者惊奇地发现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一个很具军事实力，因而很容易征服它的邻近国家的中国，但它的君主和人民竟然从来没有想到过发动侵略战争。对外军事扩张、殖民掠夺这一类事实在漫长的西方历史上可谓屡见不鲜。而自1500年以来，对外扩张与掠夺更是西方列国强大的证明和荣耀的象征。利玛窦将东西方这一重大的历史差别归因于民族的文化心态，即中国人很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故而没有向外征服的野心。这一本质上正确的结论，但依然不够全面与深入。他发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一回事，他对这一基本特征得以形成的原因的分析又是另一回事。对于中国历史文化中和平性格的这一重大特征而言，其原因深植于中国自己的历史文化之内。至于“中国四千年来从未扩张过它的边界”这一说法，也并不完全符合中国的疆域历史。站在现代中国的版图上来回顾四千年的中国历史，中国治理的版图有伸有缩，但总的趋势是逐渐扩张的。但若将中国版图的扩张与西方古今任何一个大国的版图扩张（如与亚历山大帝国，罗马帝国，近代的西班牙、葡萄牙、英国、法国、德国、美国等等）做一比较，我们就会发现另一个重大的历史事实，后者的版图扩张总是对外军事扩张的一个结果，而中国版图的逐渐扩张却遵循着另一个完全不同的规律。
二、为利玛窦的证词提供历史证据：“安内而攘外”是历来中国对外政策的最高目标
远在400年前，这位曾在中国生活了近三十年并“仔细研究了长达四千年中国历史”的西方学者，从他的研究中得出两个重大结论：一是“从未在中国历史上发现‘这类征服’的记载”，二是“从未听说过中国扩张疆界”。在第一个结论中的“这类征服”，指的是1500年“地理大发现”后西方列强的疯狂而血腥的对外殖民扩张，或也指古代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对中东的军事殖民扩张与罗马对地中海沿岸各国的军事征服与掠夺。侵略、掠夺他国财富与土地的“这类征服”行为，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不存在的。在中国历史上，曾出现过汉、唐那样的统一而强盛的中国，产生过如“秦皇、汉武、唐宗、宋祖”这样一类雄才大略的君主，也曾发动过一系列对外战争，在古代的历史记录中也使用“征服”一词，但这些“对外战争”都是为了“守卫自己已有的东西，而不是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利玛窦语），战争的实质是从事农耕的中国反击北方游牧民族经常的南下侵略与掳掠，套用现代战略术语来说，是典型的“自卫反击战”。在“提供历史证据”之前，我们还需对“第二个结论”作一点说明。利玛窦说中国“在四千年的历史发展中并未扩张疆界”这一论断并不太正确，较为正确的说法是，站在明朝版图的角度看中国历史（要记住利玛窦的《中国札记》是1610年完稿的），自秦汉以来近2000年的中国版图是相对稳定的，但仍需要做出说明。一是长达近300年的南北朝时期与长达150年的金、西夏与南宋并存时期，若站在坚守“华夷之辨”的儒家正统史观的角度看问题，“诸夏”发源地的版图皆沦入北方“夷狄”之手，“中国版图”在这450年间大为缩小，但站在现代中国版图的立场来看问题，这只不过是中国国内诸部族争夺中国重新政治统一的暂时状态，北方游牧部落对“诸夏”农耕民族军事上的胜利，通常在政治上与文化上伴随着自主、自动的“用夏变夷”的过程，夏夷之间的军事冲突，通常为血缘—文化及生活方式的逐渐融合所取代。对于蒙古人建立的元朝，与满人建立的清朝，也作如是观。从这个观点看问题，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汉族”地理——政治版图缩小的同时，“中国版图”却大为向北扩张了。元、清两朝，汉族失去了政权，但中国的版图扩张到空前的局面。这里涉及“中国”与“华夷”这两个在古代中国文化中有着重大意义，但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甚至在同一时代不同政治家的观念中具有不同意义的概念，我们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阐述。
给出上述说明之后，我们让中国历史本身为利玛窦的证词提供自己的证据。秦汉以前，我们姑且不论。秦汉以降，王朝更替，强弱起伏，政治上亦有统一与分裂。每当中国处于弱势且分裂时期，北方游牧部落大量南侵，处于退防、求和状态的中国，我们不加引论。战国之后的两千年中国历史，统一而强大的中华帝国，史称汉唐。那么汉武、唐宗所发动的一系列对外战争能否为利玛窦的证词提供证据呢？
（一）汉武帝对周边发动的战争及其战略目标
汉武帝对北方游牧且军政合一的强国——匈奴——发动战争。（以下史料主要引自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
公元前133年，经过了近70年休养生息的西汉王朝开始对匈奴展开了长期的讨伐战争。其中大规模的、且具决定性的大战有三次。
第一次，公元前127年，汉武帝命大将军卫青率大军自云中（云中郡治在今内蒙古自治区托克托县境）向西迂回，击败匈奴白羊王、楼烦王，收复秦时河南地（今贺兰山以东河套地区），建朔方郡，招募贫民十万人徙居朔方，实行屯田（农时耕作，闲时军训，战时为兵，以免粮草转输之劳）作为边防的重镇。匈奴屡遭打击，前123年，单于龙庭被迫迁往瀚海（外蒙南部及内蒙北部广大荒漠草原地区。因广漠无垠，浩瀚如海，故名）以北。
第二次，前121年，汉武帝命将军霍去病自陇西（陇西郡治在今甘肃临洮）两次出兵，击获匈奴四万余人。同年匈奴浑邪王杀休屠王，领数万人请求归降内附。汉置内附者在陇西郡、北地郡（郡治在今甘肃庆阳西北）、上郡（郡治在今陕西榆林东南）、朔方郡（郡治在今内蒙古河套地区）与云中郡的塞外（即公元前121年时的西汉王朝西北边疆）。分其众而建“五属国”，对汉称臣，对内自治，既为汉军边塞，也各受汉朝保护，受封赐。自金城（今甘肃兰州市）以西直到盐泽（今罗布泊），匈奴从此绝迹。汉封河西地为武成、酒泉两郡，前111年，又增设张掖、敦煌两郡。汉武帝在河西新置四郡的主要目的，是切断匈奴与西羌的军事联盟，捍卫中国西部边境及京城的安全。历史人物赋予自身行为的主观意义是一回事（虽然这很重要），但由行为结果所产生的一系列历史影响则又是另一回事。汉武帝在河西走廊的四大绿洲设郡、驻军、移民、屯田，原意只为阻止西北匈奴与西南羌族这两大游牧军团的联合攻汉，客观上却为中国开辟了通往西域的安全通道，并为后世在欧亚大陆两端各国独立发展的文化交流准备了必要的条件。
第三次，前119年，汉武帝大发兵士，令大将军卫青、骠骑将军霍去病各将骑兵5万人，随军战马14万匹，步兵辎重兵数十万人，分道深入漠北，决定击灭匈奴主力，永除北方边患。这次漠北汉匈大会战，双方损失极其惨重，匈奴死亡高达八九万人，汉死人亦数万，丧失马11万匹以上。但汉胜匈奴败的局面却最终决定了。到汉宣帝时，匈奴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纷争，五单于争夺统治权，最后呼韩邪与郅支两单于据地对抗。前52年，呼韩邪单于降汉，为汉防守阴山（黄河河套以北）。前36年，汉西域副都护陈汤在康居（今哈萨克斯坦东南一带）击败郅支单于，呼韩邪单于复得匈奴全部领土。从此匈奴与汉亲善，不复南侵，此后六七十年间汉北部边境呈现了“边城晏闭，牛马布野”的和平景象。
汉武帝发动的历时数十年的对匈奴战争，套用现代战争术语，可称为“自卫反击战”。从秦末到汉初数十年间，匈奴已成为中国北方空前强大而统一的游牧部落国家。它东灭东胡，占领了大兴安岭、辽河上游地区；北击浑庾、屈射、丁零诸部落，拓地至今俄罗斯境内的贝加尔湖；西方驱逐大月氏国（原居住在敦煌、祁连山一带，后被驱逐到葱岭以西），并征服楼兰、乌孙等20余个国家，将势力范围扩张至天山南北；南临中国长城脚下，并攻占秦所建制的河南地（今贺兰山以东地区）。连年侵犯汉北部边郡，大肆掳掠汉民与财物，直接威胁汉政权。汉初的和亲政策虽换得短暂的边境安宁，但无法抑制游牧部落的经常南侵和掠夺。汉前期经历70余年的休养生息，国力强盛，至汉武帝即位，决定举行大规模的反击战，并取得空前的胜利。战争没有将匈奴人掳做奴隶，而掳掠奴隶恰恰是差不多同期罗马发动对外战争的主要目的之一。汉对匈奴的军事胜利，也没有将汉之疆界向北部推移，因为长城以北的沙漠、草原对从事农业的汉民族没有多大用处。虽然汉将边疆向西延伸到敦煌，并为确保河西地区的安全，新筑长城5000余里，将秦长城从东至西延伸至新设置的敦煌郡。在人烟稀少、转输极端困难的沙漠戈壁筑建万里长城，其耗费的人力、物力恐怕远远超过对匈奴战争的全部耗费。河西四郡的增设，万里长城的向西延伸，汉宣帝神爵二年（前60年），在现新疆轮台设西域都护府，后又于今吐鲁番东置戍己校尉，统辖天山南北大大小小近50国，“都护”者，全加保护之义，“戍己”者，屯兵防卫匈奴入侵之义。诚然对西域诸国中，凡亲附、勾结匈奴者，汉也出兵击败。如前108年，汉武帝派兵击败亲附匈奴的楼兰、车师两国，但对其余各国，皆属和平交往。前119年，汉武帝组织了300人的使团，“牛羊以万数，赍金币帛直数千巨万”，令张骞出使乌孙国（有联合乌孙国共同抗击匈奴之意）。张骞在乌孙国分遣副使，到大宛、康居、月氏、大夏等国，汉与这些西方大国开始了正式的交往。之后，和平交往向西延伸到波斯、印度、双河流域的条支国，东西文化首次得到大规模的交流。当然，汉武帝频频委派使团，带巨资出使西方诸国，劝使西方诸国派遣使团来“朝见大汉天子”，隐藏着中国历代皇帝的最大心愿——“莅中国而抚四夷”。
在汉武帝时，中国南方“诸夷”自立为国者，东南有“闽越国”（今浙南、福建地区），南有“夜郎国”、“滇国”等及诸散处的部落。其中南粤国为秦时守将赵陀所建（秦亡，赵自为王）。汉初，对汉称藩臣，也供贡职。汉武帝对南方山区“诸夷”的策略，无论是战是和、自立属国还是属国设郡县，都体现了“抚四方”的目的。
据《通鉴纪事本末·武帝平西越》记载，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闽越王郢兴兵击南粤边邑，南粤王守天子约，不敢擅自起兵还击，派使上书汉武帝，武帝对南粤王的行动大加肯定的同时，承担“禁暴除乱”的“天子义务”，兴师问罪。闽越王郢发兵拒险。郢弟余善与宗族商议说：“王未经天子同意而擅发兵攻南粤，故引来诛伐，汉强我弱，战必灭国，不如杀王以谢天子，请汉罢兵，可以保国。如此计不行，再拼死一战。”于是杀郢，汉武帝果然下诏退兵，并立无诸孙繇君丑为越繇王。余善因杀郢而威行于国，乃窃自立为王，武帝认为单为此事不足兴兵讨伐，且诛郢有功，亦立余善为东越王。
汉元鼎四年（前113年），南粤王使臣要求内属于汉，请比照诸侯国，三岁一朝，除边关。“于是天子许之，赐其丞相吕嘉银印，及内史、中尉、太傅印，余得自置，除其故黥劓刑，用汉法，比内诸侯，使者皆留填抚之。”后丞相吕嘉谋作乱，南粤王及王太后孤弱不能制，汉武帝命韩千秋率2000人马前往南粤处理此事，于是吕嘉遂公开反叛，“攻杀王、王太后及汉使者”。前112年，汉武帝派兵十余万，从湘、赣、黔、桂分道出击，次年平定叛乱，遂以其地置“南海（治今广州市）、苍梧（治今梧州市）、郁林（治今广西桂平西南）、合浦（治今广西合浦东北）、交趾（治今越南河内市）、九真（治今越南清化）、日南（治今越南广治）、珠崖（治今海南岛）、儋耳（同上）共九郡”。
至于西南诸国内附中国，一是欲得汉赏赐，二是恐汉军威。而汉武帝经营西南，却是为了寻找与印度交往的西南通道，当南粤王国内附中国而得到大量赏赐的消息传到西南地区时，“邛、筰之君长，闻南夷与汉通，得赏赐多，多欲愿为内臣妾，请吏比南夷”。汉武帝问相如，相如说：“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于是派使“因巴、蜀吏币物以赂西夷。……邛、筰、冉駹、斯榆（皆为西南部落名）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为置一都尉，十余县，属蜀。天子大说”。西南诸国，以滇、夜郎最大，不肯轻易内附，直到汉破南粵，“夜郎遂入朝，上以为夜郎王”。“上使王然于以越破及诛南夷兵威风喻滇王入朝。滇王者，其众数万人，其旁东北有劳洸、靡莫，皆同姓相扶，未肯听。劳洸、靡莫数侵犯使者吏卒。元封二年，天子发巴蜀兵击灭劳洸、靡莫，以兵临滇。滇王举国降，请置吏、入朝，于是为益州郡，赐滇王王印，复长其民。”
《通鉴纪事本末·汉通西南夷》云：“汉灭两越（闽越、南粤，“越”、“粤”通假），平西南夷，置初郡（初郡，即新设置的郡县）十七，具以其故俗治，毋赋税。”置初郡十七，说明现今浙南、福建、广州、海南、广西、贵州、云南及四川南部广大丘陵山区并入中国版图。然而采取“以其故俗治，毋赋税”，套用现代的话来说，即实行“一国两制、以夷治夷、高度自治”。十七“初郡”除珠江三角洲、昆明及大小不等的河谷地区外，大多高山峻岭，被高山急流阻隔的“诸夷”依然处于氏族部落的原始状态，半农半猎，且农业生产方式极其落后。上设郡县，但下不能对其“编户齐民”。在如此广阔的国土仅设十七个郡，郡治、县治极其分散，单从行政治理的角度来看，象征意义远远超过实际意义。镇守郡县的汉族官兵，其财政供给既不能取之当地赋税，那只能取得“南阳、汉中以往各郡，各以地比给初郡吏卒奉粮、币物，传车、马被具”。从纯经济的角度是极“吃亏”的。然正是通过这些新设的郡、县、治所，汉民族先进的农耕技术及文化得以向落后的“夷蛮”地区传播。上设郡县，下因其故俗，毋赋税，高自治，从政治上说，满足了中国帝王“抚四夷”的文化心理。从汉王朝对中国东南、西南地区的多次用兵中，我们确实看不到古罗马这类军事征服帝国常见的军事目的：征服与掠夺，掳其民为奴隶，掠其财富为己用。
（二）唐太宗对周边发动的战争及其战略目的
历史学家范文澜对唐朝全盛时期的对外关系作了简要的概括。他说，唐太宗分唐本部土地（主要是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农耕区域）为十道（唐玄宗时分为十五道），本部以外（或说中国之外——作者注）与四方诸国有两种关系：一种是内附关系，唐在内附国置都督府或州，任原国王为都督或刺史。都督和刺史都是子孙世袭，在本国内有自主权（故而此类“都督”或“刺史”与其说是唐中央政府授予的官职，还不如说是一种世袭封号），对唐朝有“朝贡”与出兵助战的义务（唐对这些内附国也有“赏赐”及出兵助战之义务。如631年，地处葱岭以西的康居国主动遣使请求内附，唐太宗不肯接受，说，康国内附，如遇急难，中国有责任去救援，行军万里，岂不疲劳）。这种府州，统称为羁縻州，受中国边境上诸道的都督府及中国境外的都护府统率。一种是“朝贡”或“朝聘”关系，这种国家有些与唐仅仅是使者往来，有些虽受唐封号，实际上并无隶属关系。在唐全盛时，属羁縻州有856个，数量之多，土地之广（约为中国本土的三四倍），居民种族部落之繁，实属空前。他们内附的原因，除了被唐军战败或迫于大唐兵威外，一般是想得到唐朝廷的军政保护，也想得到经济、文化交流上的益处。唐朝廷接受内附的原因，主要是要表示中国声威的远扬（及所谓“四夷来宾”），其次是允许内附部落迁徙到中国境内，作为唐本部户口的补充，此外并无更多的要求。“羁縻”自有笼络、安抚之义，当然不允许“内附国”对唐构成潜在或实际的威胁，故而所谓“羁縻”说到底是为了维持大唐北部边境的安宁。唐太宗，或说唐朝所发动的多次对外战争，都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一切“内附国”的“朝贡”，只是用一些珍奇物品表示一种“臣服”的礼仪，对唐王朝的财税收入毫无关系，相反，唐中央政府对朝贡国的“赏赐物”价值远远高于“朝贡物”。这也可以说是历代中国王朝对周边邻国的一贯政策。
唐太宗贞观四年（630年），破降北方强国东突厥；贞观十五年（641年），击灭高昌国；贞观二十年（646年），破降薛延陀。唐高宗永徽元年（650年），击擒另一北方强敌西突厥车鼻可汗，数年后，破降西突厥。显庆五年（660年），击降百济，龙朔二年（662年）破铁勒，定天山。总章元年（668年）击破高丽。这是唐朝所发动的较著名的战争，在此我们没有必要一一描述上述战争的经过及分析战争的目的，只需略述一二加以说明。
唐朝初建，面临着与西汉初年同样严峻的北方局面：汉初，在北方旷漠万里的沙漠草原兴起了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国家——匈奴，唐初兴起了另一个强大的游牧部落国家——突厥。恰如汉初的和亲政策不足以阻止匈奴的入侵掳掠，唐初的和亲政策也没有保证北部边疆的安宁。面对数十万突厥骑兵的越境劫掠，唐高祖李渊曾想焚毁都城长安，并迁都到樊（今湖北襄阳）邓（今河南邓州）。到唐太宗即位，积极准备攻灭突厥的力量。到629年，唐太宗发兵十余万，分六路出击，次年，大破突厥军，捕获颉利可汗。降唐及被俘男女多至数十万，如何处置这庞大的突厥人，最能说明战争的目的。
唐太宗集朝臣商议，当时有几种意见。窦静主张使居塞外，为中国守边。“置之中国（即长城之内），有损无益”；温彦博主张，突厥游牧生活习惯，不宜迁居内地从事农耕，宜使居边境内诸州，既充实边防空虚之地，也适合他们的生活习惯；魏徵认为，应使他们回突厥属地，决不可留在中国，免得将来成为“腹心之疾”，追悔不可及。温彦博反驳说：“孔子云‘有教无类’，如果对突厥人有教有养，几年之后都成了唐民，有什么后患？”温彦博将华夏民族自古以来的“华夷之辨”淡化了其种族歧视色彩，而强化了其中的文化差别的含义。唐太宗采用了温彦博的建议，将数十万突厥人安置在幽州（现北京地区）到灵州（贺兰山东，长城以南）一带。
唐太宗晚年曾对侍臣们说：“古代帝王有的能平定天下（即所谓“莅中国”），却不能服境外戎狄（即所谓“安天下”或“抚四夷”），我才能比不上古人，功劳却比他们大，这是什么缘故？你们不要有什么顾虑，直说己见。”群臣议论纷纷，多颂谀之词，最后唐太宗自己总结五条原因，前四条是讲用人之道（如不忌人才、善用人才、选贤臣、举正直人等），第五条是：“自古以来，都是贵中华，贱夷狄，我不取这一偏见，而是同等看待诸夏与四夷，因此境内外的部落都来归附。”由此可见，唐太宗发动的对外战争，不是为了扩张疆土，不是为了劫掠财富，不是为了虏获奴隶，而仅仅是为了边境的长久安宁，战争的最高目的是为了和平。“莅中国”是为了“安天下”和“抚四夷”。
三、历史证据之二：万里长城与郑和七下西洋
最能体现历史上中国战争与和平精神的，莫过于令人惊叹的万里长城与西方人难解其动机的郑和七次下西洋这两大历史事迹或事实了。
（一）长城内外：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与两种不同的战争目的
远自殷、周以来，北方的匈奴一直是侵略中国的强敌。战国中期以后，匈奴游牧部落趁中原战乱之际，更是经常南下掳掠人口与财富。与之北邻的燕、赵、秦三国深遭其患。这些“迁徙鸟举”的游牧部落虽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远远落后于中原诸夏，但因其迁移无常且能骑善战而在军事上常处主动地位。举兵反击则遁逃漠北，罢兵休战则又呼啸重来。忙于诸夏内部战争的北方三国相继筑长城，以拒匈奴。秦始皇扫平六国，一统中国之初，匈奴骑兵再次南下并占领河套地区，即今阴山、贺兰山、鄂尔多斯高原之间的黄河河谷地区，直接威胁秦国京城咸阳的安全。统一的中国，使秦王朝有力量进行战略反击。秦始皇命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迫使匈奴向北退却300余公里，一举收复河套地。一边镇守边境，一边率军士修筑长城，依照地形控制要塞关隘，并将原先秦、赵、燕三国的长城连接起来。秦长城西起甘肃临洮，东抵辽宁鸭绿江，全长5000余公里，形成一条维护中国诸夏北方安宁的伟大军事防线。
在秦末大乱、楚汉相争之际，原先迫居漠北但未遭军事重创的匈奴部落，此时成为一个军政合一的、统一的、空前强盛的游牧部落国家。为了防止西北匈奴部落与西南青藏高原羌族游牧部落的军事结盟，汉武帝数次发大兵深入漠北消灭匈奴主力的同时，另一方面在河西设四郡，并将阴山西端的秦长城一直向西延伸到敦煌西北的玉门关，全长约5000里，是谓汉长城。长城沿线建边城与障塞。边城是边防军屯戍之所，也是边郡长官治所，是整个长城防御体系的核心。边防军农时耕作，闲时军训，战时为兵，移民实边，实行军事屯民的目的，是为了解决数千公里长城防线百余万军民的物资供给问题，以免万里转输之费、之劳。这是秦汉时代一项重大的战略创举。障塞是驻守在边城的边郡长官派出的分支机构，为障尉（障塞的军政长官）率军民屯居之所，也可以说障塞即次级边城，在长城防卫体系中还有传送军情的警报系统即烽火台。
在世界古代历史上，有哪个农耕民族能有如此坚强的军事防卫意志，能拥有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筑起一道如此雄伟壮观的万里长城？发源于双河流域的古巴比伦文明早就为一批又一批游牧部落所摧毁；兴起于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他们将防御交给周边的沙漠，而专心致力于修建帝王陵寝——金字塔；至于拥有印度河、恒河两大流域的古代印度文明，人们只看到一批又一批游牧部落从其西北关隘长驱直入，而很少看到有效的军事抵抗，更未见修建长城防御体系的记载。这个农耕民族似乎将全部的天才与创造力奉献给了思维与想象，创造出令人惊叹的思想体系与文化典籍。只有生活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华夏农耕民族，将天才的思维能力与务实精神如此完美地结合起来，继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后，建立起了一个强大的、统一的郡县国家，并能够聚集起如此巨大的人力与物力，抗击北方如此强大的游牧部落的侵扰与掳掠，从而守卫着诸夏民族数千年来已经取得的经济、政治与文化成果，并从此不再贪求别人拥有的土地与财富。至于优秀的文化成果，如印度的佛教，西域的新作物与音乐舞蹈则在虚心地吸纳之列。
万里长城恰是北方游牧经济区与南方农耕经济区的分界线：这条军事隔离带是南方农耕民族为对付北部游牧民族进攻而被迫实施的战略防御工事。这条汉族军事战略防线在西晋八王内乱中为以北方鲜卑为主的“五胡”所突破，军事上失败的汉政权被迫南迁，建都南京，从此中国历史进入长达近300年的南北分治局面。因军事胜利而入主中原的北方游牧部落在中原大地逐渐被“以夏变夷”，在与汉族血缘融合过程中，接受高度发达的华夏农耕文化。而退居长江、珠江两大流域的汉族带来了中原先进的农耕技术与文化，也同样进行着“夏夷融合，以夏变夷”的工作。军事上的失败却带来了华夏文化空前传播的历史效果。这为大唐的兴起及更宽容的“华夷之辨”心态的形成，奠定了雄厚的基础。到元、清两朝，同样的历史过程再次进行。当有人建议清康熙大帝重修长城时，康熙说道：如今长城内外都是我的子民，为什么还要修长城呢？从此，长城只成为中华民族战争与和平，分裂与统一的历史见证。现代中国的北部及西部疆域，是由元朝奠基而清朝定局的，是这两个能征善战、又善于学习的民族入主中原而带来的丰厚“陪嫁”。作为现代的每一个中国人，尤其是作为中华民族多数的汉族人，应对这两个民族怀有真诚的感激与敬意。
（二）郑和与哥伦布：不同的远航意义与不同的历史结果
近代世界史，通常是西方中心主义者书写的历史。情况也不能不是这样，因为历史从来是胜利者论述的历史。站在西方中心立场来看问题，正是哥伦布的远航与地理大发现揭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序幕。当美国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以1500年为界将《全球通史》划为前后两个世界时，他是有充分理由的。自哥伦布之后，西方列强的商品与基督教尾随战舰、枪炮之后向全球各地扩张。殖民者看到了财富与繁荣，“文明”到处战胜“野蛮”，标榜的是“上帝的使命”与“白人的责任”。而被殖民扩张的国家与人民却确确实实遭受着亡国、灭族、血腥的掠夺与奴役。这部世界近代史的两个同样真实的侧面，后殖民时代所撰写的世界历史中，皆有论述，在此不赘了。
比哥伦布早约百年，但舰队阵容远比哥伦布强大的中国郑和七下西洋，却丝毫没有发生类似的扩张、殖民、屠杀、掠夺与奴役。同样的远航行为，却有如此不同的行为后果，其原因究竟何在？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动因、经过与结果，历史学家黎东方在《细说明朝》内有个简洁中肯的描述与分析。
关于郑和前后28年［从明永乐三年（1405年）到明宣德八年（1433年）］七次（一说八次）奉命下“西洋”的舰队，其规模据《明史·郑和传》说是62艘，而据明万历年间小说《西洋记》所说有1456艘之多。事实上可能是200余艘，其中62艘是大船，郑和乘坐的“宝船”长达44丈，宽18丈，桅杆9根，最小的船也长达13丈。郑和是正使兼“总兵”，下属都指挥2人，指挥93人，千户164人，百户403人。整个舰队配备水手、船师、工匠、医生、翻译和武装人员，最多时达2.7万人。船队载有大量“绸缎、纱罗、茶叶、瓷器、漆器、印花布、樟脑、麝香”等中国物产，以作邦交馈赠之用。
这支古代世界（区别于1500年后的近代世界）最为庞大和强大的海上舰队，七次航行的干线是：由南京经太仓到福建长乐，直航占城的国都（今越南归仁），然后到爪哇的泗水，再到苏门答腊岛南部旧港，再经旧港抵达马六甲，并在此设仓库与兵营，由此再向西远航。由马六甲向苏门答腊岛北部的苏门答腊国，西到锡兰岛，后绕印度半岛南端而北到葛兰、柯枝与古里。“宝船”的干线到古里为止。支线由少数的船只前往，称为“分宗船队”。
支线由占城分路，沿着中南半岛海岸到真腊、暹罗、急兰丹、彭亨、马六甲。另一条支线是由占城去文莱与苏禄。从苏门答腊国也可以直航北方，经龙涎屿而达榜葛利（今孟加拉国）。古里以西有两条支线：一是沿印度西海岸北航，到今天属于伊朗的忽鲁谟斯（这忽鲁谟斯是16世纪初葡萄牙东侵扩张的中途站，葡萄牙舰队司令亚伯奎所到一处，即攻占一处，设殖民据点，与中国郑和舰队行为形成鲜明对比），由忽鲁谟斯继续航行，绕阿拉伯半岛南岸，到达祖法儿、剌撒和阿丹，再进红海到伊斯兰教圣地麦加。郑和委任副使到麦加，他本人可能因改信佛教而未亲去麦加。一是由古里（今印度西海岸的卡利刻特）向西南，直航非洲东海岸的木骨都束（今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及附近诸小国。
这支由郑和率领的独步当时世界的最强大的远航舰队，历时28年，前后七次，到达大小国家三四十个，然而郑和舰队并未征服其中任何一个国家。七次远航，仅发生过几次小规模的武装冲突。第一次航行，在苏门答腊旧港，有当地华人首领陈祖义企图抢夺船上的宝物，被郑和战败，并将陈祖义押回南京。第三次航行之时，在锡兰，当地国王把郑和骗进国都，暗派五万人到海边劫郑和的货船。郑和回不了船队，仅凭身边2000官兵攻占该国的国都，将国王妻儿捕获押解至南京。明成祖不仅没有杀其妻儿，反而以礼相待，并将其子放回国。在第四次航行时，郑和在苏门答腊国帮助国王击败篡位者，并将其捕获，押回南京处死。其余几次远航，郑和皆没有动武。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说，郑和七下西洋向沿途三四十国人民所传递的是这样的一个信息：远东的中国是一个强大、富裕且和平友好的国家。
耗费中国如此巨大人力物力的七下西洋到底为了什么？有人说是为了寻找建文帝的下落，也有人说是为了清除张士诚、方国珍逃往东南海岛上的残余势力，还有人说是为了组织海上大联盟，对盘踞在中亚细亚的帖木耳帝国作半月形的包围，以缓和明王朝西部边疆的军事压力。黎东方说：“上述揣测，均无根据。”据黎氏分析，郑和奉使七下西洋有两个目的：一是增进国际贸易，二是向异域宣示中国的富强。但关于这两个动因，我们需要作进一步的解释。先引几条史料。
据《明史卷八一·食货志·五市舶》记载：“明初，海外诸国入贡，许附载方物与中国贸易。因设市舶司，置提举官以领之。洪武初，设于宁波、泉州、广州。宁波通日本，泉州通琉球，广州通占城、暹罗、西洋诸国。永乐初，西洋剌泥国哈只马哈没奇等来朝，附载胡椒与民互市。有司请征其税。帝曰：‘商税者，国家抑逐末之民，岂以为利。今夷人慕义远来，乃侵其利，所得几何，而亏辱大礼多矣。’不听。永乐三年（1405年），以诸番贡使益多，乃置驿于福建、浙江、广州三市舶司以馆之。福建之馆曰‘来远’，浙江曰‘安远’，广东曰‘怀远’，寻设交阯云屯市舶提举司，接西南诸国朝贡者。初，入贡海舟至，有司封识，俟奏报，然后起运。宣宗命至即驰奏，不待报，随送至京。”
又据《明史卷三三二·于阗传》载：“永乐时，成祖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诸番贪中国财帛，且利市易，络绎道路。商人率伪称贡使，多携马、驼、玉石，声言进献，既入关，则一切舟车水陆，晨昏饮馔之费，悉取之有司，邮传困供应，军民疲转输……”
由上述引述可知：一、各国来华使节除带贡品外，亦带商品与民互市，且对此类中外交易并不征税；二、各国来华贡使及随员皆享受免费的住、食与车船。另需补充的是，中国朝廷（不仅是明朝，历朝皆如此）一向采取“小来大往”的政策。中国朝廷接受外国贡使的贡品，回报以更多的“赏赐”，因而我们不能用“现代国际贸易”的观点来比附中国古代的“贡使贸易”。这在“现代国际贸易”来看纯属“十分亏本的买卖”，在中国古代帝王心目中所欲达到的唯一目的是“欲远方万国无不臣服”。即所谓“莅中国而抚四夷”。所谓臣服，即外国使节对中国皇帝“上表进贡”自居藩属，这种“臣服”，礼仪的意义远远超过实质意义。或说中外实质上的平等交往关系被礼仪上的不平等关系精心地掩盖起来了。每当中国国力远远超过四邻各国时，这种精心掩盖或许实实在在地满足了中国帝王“抚四夷”的高傲心理；一旦实力倒置，且这种礼仪掩盖遮蔽了帝国的视线，便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祸，中国鸦片战争前后就出现了这样的状况。
洪武四年，朱元璋对朝臣宣布他的外交政策：“海外蛮夷之国，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凡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并在“皇明祖训”中告诫他的子孙：“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传令。”对邻国进行武力讨伐，实非上国德政，也劳民伤财，得不偿失。并明确将正与中国交往的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腊、爪哇、三佛齐等十余海外国家列为“不征之国”，双方通过“朝贡贸易”形成并保持友好往来，且用“厚往薄来”对外宣布“天朝大国”的礼义与富强，使“四夷感德怀服”。永乐帝的七下西洋，实际推行的乃是洪武定下的睦邻友好的和平外交政策，而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宣示中国的富强，劝使海外各国委派使节，上表朝贡，自居藩属，以显示“治国、平天下”的盛世景象——确实也达到了。据统计，永乐一朝，海外来华朝贡贸易的国家达五六十个，盛况空前。
总之，一条万里长城，说明了中国“保住老祖宗传给他们的东西”的坚定意志，而郑和七下西洋更表明中国“从不贪求别人所享有的东西”。早在秦汉时代已占据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的农耕民族，“一直满足于自己已有的东西，再也没有征服的野心”（利玛窦语）。
那么，铸成华夏民族此种文化心态的原因是什么呢？(www.xing528.com)
四、轴心时代奠定的华夏主流文化心态：战争与和平
“轴心时代”是存在主义者雅斯贝尔斯首创而被广泛接受的一个重要范畴。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分居在欧亚大陆的三大民族——黄河、长江流域的华夏族，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印度人及地中海东岸、巴尔干半岛的希腊人——差不多同时（为什么差不多同时，则是一个世界历史之大谜）睁开理性的双眼，考察宇宙万物、人类社会及人自身存在的终极意义，并为各自民族今后的历史发展规定了文化意义。这便是雅斯贝尔斯所谓的“轴心时代”。无论是自居为古希腊文化传人的西方人，还是印度人、中国人，每当面临现实的严峻挑战或曰历史转折关头，都自觉不自觉地返回各自的轴心时代，去寻找精神启示，一部历史文化史，可以说是与轴心时代先哲们持续对话的历史。虽然中国自“五四”以来，一些文化激进主义者强烈要求割断这一过程而将眼光投向西方（吴虞提出“打倒孔家店”，陈序经要求“全盘西化”），然而他们所得到的只是一大堆“译语”，而其语义则或明或暗地流淌着中国轴心时代的文化精神。或说名为西语，实则中义，真所谓“剪不断，理还乱”，“才下眉头，却上心头”。这本身就显示了“轴心时代”的规范意义。这样说，决不意味着一个民族不可能向另一个民族学习，而仅仅是说，任何学习都是一种“自我提高”，而非“去自我”去“成为别人”。事实上，中华民族曾怀着极大的敬意与努力去学习与消化印度文化，但历经数百年学习的真正精神成果——禅宗——分明是经佛学洗礼后的庄学。对于这场已历百余年且仍将继续下去的向西方文化学习的民族精神运动，恐怕也应作如是观。
春秋战国（前770—前221年）550年间，是一个散处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诸夏各国之间进行连绵不断政治、兼并战争的时代，仅据鲁史《春秋》的记载，春秋242年间，列国间的军事行动多达483次，宣布弭战的朝弭盟会凡450次。战国时期，列国间军事行动的频率相对减少，但战争的规模越来越大。公元前260年的秦赵长平之战，双方投入兵力的总和高达100万之多。胜利的秦军为了防止赵兵的反抗，竟将40万降卒悉行坑杀，这是整个春秋战国规模最大，也是最为血腥残忍的战争。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仅有的。诸夏各国在军事上的竞逐极大地推动了铁器的发明与发展，铁器及牛耕在农业上的逐渐推广，有力地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及农业剩余的提高，这又为列国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而商品经济的发展又为统一的民族共同体的形成创造了物质基础。持续不断的战争既摧毁了西周建立的社会秩序，也给诸夏各国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于是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统一的呼声通过轴心时代的理性精神而表达出来。梁襄王问孟子：“战乱不已的天下如何才能安定下来呢？”孟子答道：“只有政治统一，才能结束战乱。”梁襄王追问道：“如何才能达到政治统一呢？”孟子的回答是：“只有不嗜杀人者才能统一中国。”
（一）儒、墨、道、法诸家中的战争与和平观
谁都知道，中国历史的主流文化是儒学。儒学的创始人是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孔子只承认两类战争具有正当性、合理性。一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征伐战，这既包括商汤伐夏桀，周武伐商纣的“革命”战争，也包括讨伐篡位叛乱的战争。前者是“吊民伐罪”、替天行道，后者是维持政治秩序，保天下之安宁。二是诸夏反击蛮夷入侵的自卫反击战争。管仲事二主，按儒家道德标准应属不忠、不义，然孔子的答复是“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要是没有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被发左衽”是夷蛮的象征，而“束发右衽”是诸夏文明的象征。孔子的“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为贯穿中国两千余年历史的华夷之辨确定了基调。恰如范文澜所说，这里的“裔”指夏之外的地，“夷”指华之外的人。同时，华夏与裔夷指的是文化。夏地华人拥有比裔地夷人更高的以周礼为代表的文化。这一比四夷更高的文化也成为华夏。这样，“夷人”而行周礼，则为华夏（如战国时的楚国）。反之，“华人”而用夷习，亦被诸夏贬称为夷。如属于诸夏的杞国君朝鲁国君主，用夷礼，杞被贬斥为夷。“裔不谋夏，夷不乱华”表现在诸夏对外战争时，主要是一种“自卫反击战”。
除上述两类正当战争之外，孔子一概加以反对。卫灵公曾向孔子请教战争之事，孔子说：“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次日便离开了卫国（《论语·卫灵公》）。言词的委婉掩盖不住孔子对攻城掠地战争的厌恶与反对。当他的学生子贡问政时，孔子提出了国家政治的三大基础：“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孔子说：“去兵。”子贡再追问：“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孔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在孔子看来，一国的军备是用来抵御侵略的，而绝不是进行领土扩张的。一国君主要维持国内的政治秩序，需要一定的军事力量及相应的军饷（食）。但与国民对政治目的的认同与信任比较起来，不能不降到次要地位。这一思想，成为儒家论政论战的一个基调。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内政高于外交，外交服务于内政，军备主要用于防卫而非进攻（指对外领土扩张），君主发动对外战争，必使一国的财富与劳力集中于国家，且消耗于战争。这样，完全有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外战未胜（或胜），内乱已起，政权垮台。对此，孔子有一段著名的论述：“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颛臾是鲁的一个属国，鲁大夫季孙想攻灭颛臾国。帮季孙氏办事的冉有、子路就此事来问他们的老师，于是孔子有此议论。在孔子看来，安内与攘外相比，前者不能不占据中心地位。内安则强，若“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使之心服，而不能出兵去讨伐一个“无罪”之国。对外扩张往往伴有内乱，而安内的最好政治是“使民以时”（即不要在农时征用农业劳动力）与“取民有度”（后来孟子将什一税率定为“天下之中正”，过此则为暴君贪官）。若赋税过度，财富聚于上，则饥寒流于下，因而干戈起于萧墙之内。通观秦汉以至明清儒者的议政论战，基本观点，皆渊源于此。
晚于孔子百余年且以“私淑弟子”自居，以继承、发扬孔子儒家学说为“天职”的孟子（前372—前289年）目睹了一场比一场更为激烈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兼并战争，因而对战争的抨击更为严厉而激越。据说，西周初期有大小诸侯国800余个，到了战国初年，只留下秦、楚、燕、齐、韩、赵、魏七强及数十个奄奄待灭的弱小国家。战争的规模随着大国的领土扩张与经济发展而持续扩大，战争的残酷血腥程度随着经济技术、兵剑、攻防体系的发展而不断升级。诸夏各国经数百年的发展而走向政治统一的历史趋势，孟子是看到并加以肯定的。各列强发动战争的目的，孟子也知道得很清楚：“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国而抚四夷也。”（《孟子·梁惠王上》）对于“莅中国而抚四夷”的政治目标，孟子也是加以肯定的。他所尖锐指控的是用如此残暴的兼并战争手段达到政治统一的目的。在孟子看来，有一条更有效更文明的道路可通往渐趋成熟的诸夏之统一，那就是“仁政”。
孟子对梁惠王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孟子·梁惠王上》）孟子对梁襄王说：“今夫天下之人牧（君主），未有不嗜杀人者也。如有不嗜杀人者，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谁能御之？”结论是“仁者无敌”，“不嗜杀人者能统一天下”（《孟子·梁惠王》）。当齐宣王要孟子讲齐桓、晋文公春秋争霸之事，孟子答非所问，却要求齐宣王“保民而王”、“推恩足以保四海”，并进而阐述仁政的经济内容，即著名的“制民之产”的治国经济方略。（中国秦汉以后的历代王朝，每逢土地兼并盛行，“三农”问题突出，儒者们便纷纷返回孟子的“制民之产”理论，直到当代中国推行的土地家庭承包制中，依然能深切体会到孟子“制民之产”的精神。一个民族纵然在主观上可能割断与历史文化的联系，但在客观上、在以现代语词包装的有效政策中，依然能体察到历史文化的巨大脉动。）孟子比较了天时、地利与人和三者对国家强弱的关系，“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并得出结论：“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战，战必胜矣。”（《孟子·公孙丑下》）
在孟子看来，春秋二百余年间大大小小数百场战争，没有一场战争是正义的（“春秋无义战”）。并认为，春秋五霸，乃是三王之罪人，“今之诸侯，五霸之罪人”（《孟子·告子下》），而那些“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的君主们即是“率土地而食人肉”的暴君，其“罪不容于死”。对那些协助君主，鼓吹战争的“善战者”，孟子认为应服“上刑”。孟子还将那些厚敛民财，驱民战死的君主称之为“独夫”，将那些帮助君主“辟土地，充府库”的“今之所谓良臣”，贬之为“民贼”。然而，正是这些“独夫”、“民贼”占据了战国时期的政治舞台，但孟子坚信，沿着此路走下去而不改变当代恶风劣俗，即使把整个天下都归他，他连一天都不能安居（《孟子·告子下》）。虽然孟子承认“有不仁而得国者”，但“有不仁而得天下”，那是绝不可能的（《孟子·尽心下》）。
孟子一生以仁政游说诸侯，被认为“迂阔不切实用”。的确，结束诸夏500年的内战而统一中国的，不是孟子倡导的“仁政”，而是秦始皇发动的一系列兼并战争，诸夏统一之路没有选择孔孟的“善”（仁政），而是选择了商（鞅）、韩（非）的“恶”（即孟子所谓的“率土地而食人肉”一类的兼并战争）。如果说，孟子“以仁政得天下”固然显得“迂阔”，但其“决不能以暴政武力守天下”的论断却因秦亡而应验。后来，汉初的儒家政论家将此概括为一个经典命题：“以马上取天下，但不能在马上守天下”，以此成为历代中国王朝的不刊之论。
在中国轴心时代用无数鲜血与希望哺育而成的百家苑中，与儒家相反相成、互为表里的是道家。道家的创始人是老子，继承发扬者是庄子。《老子》一书仅5000余言，81章，文字短约而意义深长，其中直接评论战争的有五六章。老子对战争总体上持否定态度，虽然对自卫战给予了有条件的保留与肯定。老子说：“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强天下。其事好还（即攻人者必受人攻）。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老子·三十章》）在老子看来，任何性质的战争——无论是正义或非正义、自卫或侵略之战——具有同一社会经济后果：“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故对那些攻城掠地、残人性命、掳人财富的侵略战争一概予以反对，就是对于那些正当的自卫战争，也要“不得已而用之”，且适可而止。他说：“夫兵者，不祥之器也。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君子居则贵左，用兵则贵右。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淡为上。胜而不美，而美之者，是乐杀人。夫乐杀人者，则不可得志于天下矣。吉事尚左，凶事尚右……言以丧礼处之。杀人之众，以悲哀泣之。战胜以丧礼处之。”（《老子·三十一章》）在老子看来，凡耀武扬威、轻启战端，以嗜杀为乐的“强梁者，皆不得其死”（《老子·四十二章》）。一个理想的世界，战马应该用来耕地，应该是一个没有战争只有和平的世界。而将耕马套上战车，用于攻城掠地，便是一个无道的、罪恶的世界（《老子·四十六章》）。
庄子对人世间，包括战争在内的一切争斗皆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那些“为争夺土地而伏尸数万”的战争，恰如蜗牛之左角与右角之争，“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者，曰蛮氏。时相与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庄子·则阳》）战争在庄子眼里显得既可悲更可笑。当然，庄子关注的中心问题，既不是诸夏的政治统一也不是战争与和平，而是个人从一切人类文明的枷锁中（不管这个文明是以仁义礼智的名义，还是以进步、科学、善恶、美丑、法律的名义）挣脱出来而获得绝对的精神自由。在庄子看来，人世间的一切纷争（包括战争）皆起因于将原来无差别的事物，透过价值认识的棱镜而强行加以区别，于是有美丑、善恶、真假、贫富、寿夭、贵贱、贤愚、尊卑等等差别。正因为文明制造出这些差别，故而引起人与人、集团与集团、国与国之间的激烈竞比和争夺。因此，庄子要求取消一切差别（“齐物论”），便能达到精神上的绝对自由（“逍遥游”）。虽然人们只能注定生活在由人类创造的文明社会内部，但是渴望摆脱文明异化（枷锁）的强大冲动，不是一直或强或弱、时隐时现地贯穿于全部人类文明发展史吗？庄子可以说是对人类这一隐秘冲动进行诗意哲学表达的第一人物。
战国时期，与儒家并称显学的是墨家。儒墨对立，但对战争与和平的观点却并无差别。墨子著《非攻》篇分析反战的理由，又著《兼爱》篇提出消除战争的方法。墨子认为，一切攻伐兼并之战都是不义之战，因为国与国之间的攻伐之战将大量农民驱向战争，春废耕播，秋废收获，只要荒废一季，“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墨子·非攻》）。至于战争本身，双方投入兵力少则数万，多则数十万；战争拖延时间，少则数月、多则数年；死于战场的将士，更是不可胜计。战败固然灭国，即使战胜国“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所以，这类攻伐兼并之战，除了满足战争狂人（残暴好战的国君）头脑中“好大喜功”的虚幻理念之外，人民付出的却是生命财产，实实在在对谁都没有好处。当然，如孔孟一样，墨子对另外两类战争是加以肯定的：一是如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一类“顺天应人”的战争，一是抵抗侵略的防御战争。
墨子把人世间一切祸乱争夺的根源归因于人类之间的“不相爱”，他认为只要用“兼相爱，交相利”来消除“不相爱”，便能防止彼此间的伤害、篡夺与战争。大夫相爱，何有篡夺？人与人相爱，哪有彼此伤害？天下之人固有强弱、贫富、贵贱、智愚、众寡之别，若人人都有一颗“兼相爱”之心，就能达到“交相利”的目的。怨恨肆虐、祸乱相继的人世间便因“兼相爱”而成为天堂。我们可以说，墨子开出的这服治争治乱的“爱”的药方，虽然天真得可以，但我们不要忘记，依然处在欧洲战国时代的法国社会学家孔德与德国哲学家费尔巴哈，面对国内与国际间的持续纷争，也提出“爱”的药方，结果也同样无效。但如人类不能彼此相爱，那么可以断言，战争将成为人类生存中时常发生的现象，并且，自以为文明的人类将经历一次次战争而一次次重新野蛮化。“文明”的美国发动了一场旨在消除伊拉克“野蛮暴政”的战争，却发现他的士兵在关押伊拉克战俘的“文明监狱”中全部重新“野蛮化”。我没有用“兽性化”这一词。因为所有野兽都“想象”不出如此卑劣无耻的行径。
孟子曾要求将“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孟子·离娄上》）。看来，春秋战国时代帮助各国君主“富国强兵”的法家（如李悝、商鞅之流）、“攻城掠地”的兵家都被孟子推到“战争罪犯”的审判席上。然而在不是攻人就是被攻，不是杀人就是被杀的战国时代，兵家、法家都看出了“仁义”的迂阔与“兼爱”的天真，看出了只有战争才能结束战争，从而改革内部经济与政治，强化中央集权，将整个国家转化为军事国家，用持续不断的对外扩张来完成业已成熟的诸夏政治统一，从而结束长达数百年的诸夏内战。虽然商鞅、韩非一类法家因其“严刑峻法，深刻寡恩”而受到历代儒家的批判与否定，但恰恰是采用法家农战之术的秦国，而不是其他六国；是血腥残酷的对外战争，而不是儒家的“仁政”完成了诸夏民族统一的伟大历史任务。战争，作为结束内战，实现中国政治统一的军事手段，儒法两家不存在根本分歧——这里所使用的“儒家”一词，主要是指秦汉以后的儒家。
至于兵家的战争观，集中体现在轴心时代著名军事著作《司马法》的著名判断上，“国虽大，好战必亡；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说其著名，是因为历代儒、法、兵三家都加以引证。说其是不刊之论，是因为它揭示了华夏农耕国家军备的性质与军事的界限。一个国家为防止内乱与外患，必须拥有足够的军备，“天下虽安，忘战必危”，这很好理解。走向对外扩张之路的强国，为什么“必亡”呢？古罗马从一个地处意大利半岛的小国，不是通过持续的军事扩张而不断强大起来的吗？只拥有英伦三岛的小国，不是通过不断的军事扩张而成为“日不落帝国”的吗？成吉思汗不也是采用不间断的军事扩张而建立横跨欧亚大陆的庞大军事帝国的吗？为什么秦因战争而取中国，亦因战争而亡天下呢？为什么汉武帝发动数十年成功的自卫反击战，却差一点导致汉朝的崩溃呢？为什么隋炀帝发动的辽东之战，引发了农民起义的大浪潮呢？关键的原因孔、孟、墨、老（子）都分析到了，即持续不断的对外战争直接破坏了农耕国家的立国之本——小农经济的再生产条件。浩繁的战争费用将把农民逼入生存底线，而将大量农民转化为士兵，又使农业失去必要的劳动力。孔子说，“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揭示的就是这个真理。世界历史上的一些游牧民族、商业民族，当然也包括古罗马人却走向另一条战争之路：以战养战，即掠夺被征服国家和人民的人力与物力来养活军队，由此而建立起来的帝国只是一个军事征服国家，用中国古代用语来说，只是一个马背上的国家。
概而言之，历时500余年的春秋战国，诸夏先民（包括四周“蛮夷”）通过无数战争与死亡而促成了轴心时代的理性思考，并因此而确立了中国反战的、和平的轴心文化。这不是说从此就消除了各种内外之争，而是说轴心文化为以后的一切战争提供了一条具有中华特色的坚固的价值评价尺度。我们一再强调：战争是一个事实，一个民族赋予战争的意义则是一个更重要的事实。
（二）轴心文化的历史回响：汉唐朝臣论对外战争
本文第二部分1、2节分述汉唐强盛时期的对外战争及其特征，在此补述朝臣对战争的评论。历代中国君臣遭遇现实的边患，都到轴心文化中去寻找精神启示与价值标准。
继汉武帝之位的汉昭帝于始元六年（前81年）召开御前会议，本来讨论盐铁国家专营利弊得失的会议，发展成为以丞相、御史（桑弘羊）为一方，以所举贤良、文学为另一方的大辩论。（《盐铁论》一书便是这次大辩论的会议纪要。）论题涉及汉兴以来的内外政策，对外战争（主要是汉武帝对匈奴发动的战争）更是重要辩题。如前所述，汉初采用黄老刑名之学，至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实际执行的却是“内法外儒”。执政的丞相、御史立论本于法家，兼采儒学，而仅备皇帝咨询的贤良、文学纯用儒学立论。
要不要对“擅恣入塞，犯厉中国”的匈奴进行“讨伐”？
御史说：“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文学反驳：“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由于侵犯边境的匈奴骑兵进退便捷，出入靡常，“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实令农耕民族头痛不已，故秦皇汉武采用一种新的防卫战略，即“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这种防守战略耗费巨大，单靠农业赋税难以支持。故公元前80年，汉武帝启用大商人桑弘羊，推行盐铁酒国家专营及商业垄断政策（均输），由此获得的巨额利润充实防务军费，但也产生国家垄断必然伴随的副作用：价高质劣，官吏以权谋私，人民（消费者）深受其苦。贤良、文学要求取消盐铁专营政策，御史反对说：“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赡之？罢之，不便也。”文学认为与其耗费巨资修障塞，饬烽燧，屯数十万兵于戈壁荒漠中，不如“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秦皇汉武的对外用兵，是单纯防御，还是有“贪侵”领土的可疑动机呢？
文学说：“秦之用兵，可谓极矣。蒙恬斥境，可谓远矣。今踰蒙恬之塞，立郡县寇虏之地，地弥远而民滋劳。朔方以西，长安以北，新郡之功，外城之费，不可胜计。非徒是也，司马、唐蒙凿西南夷之涂，巴、蜀弊于邛、筰；横海征南夷，楼船戍东越，荆、楚罢于瓯、骆；左将伐朝鲜，开临屯，燕、齐困于秽貉，张骞通殊远，纳无用，府库之藏，流于外国。”几乎对秦汉以来的全部对外用兵悉加否定，因为这些对外战争内重赋税于百姓，外贪侵邻国之土地。御史的反驳是，上述对外战争都是四夷侵劫中国于先，中国发兵反击于后，他说：“往者，四夷俱强，并为寇虐：朝鲜踰徼，劫燕之东地；东越越东海，略浙江之南；南越（粵）内侵，滑服令；氐、僰、冉、駹、唐、昆明之属，扰陇西、巴、蜀。今三垂已平，唯北边未定。”应继续对匈奴用兵，才能确保北境安宁。并说：“汤、武之伐，非好用兵也；周宣王辟国千里，非贪侵也；所以除寇贼而安百姓也。故无功之师，君子不行；无用之地，圣王不贪。先帝（指汉武帝）举汤、武之师，定三垂之难，一面而制敌，匈奴遁逃，因河、山（河指黄河，山指贺兰山）以为防，故去沙石咸卤不食之地，故割斗辟之县，弃造阳之地以与胡，省曲塞，据河险，守要害，以宽徭役，保士民。由此观之：圣主用心，非务广地以劳众而已矣。”总之，秦皇、汉武通过自卫反击将边防线与军事设施向外推移，文学（纯儒者）以为是扩张土地，而御史（法家）认为是强边安境之术。
华夷之辨，是和还是战？
御史说：“《春秋》不与夷、狄之执中国，为其无信也。匈奴贪狠，因时而动，乘可而发，飙举电至。而欲以诚信之心，金帛之宝，而信无义之诈，是犹亲跖、蹻（春秋巨盗之名）而扶猛虎也。”对于贪狠成性的匈奴，只能举兵“击夺以困极之。诸生（即贤良、文学）言以德怀之，此有其语而不可行也”。文学认为：“范蠡出于越，由余长于胡，皆为霸王贤佐。故政有不从之教，而世无不可化之民。公刘处戎、狄，戎、狄化之。太王去豳，豳民随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来。为政务以德亲近，何忧于彼之不改？”诸夏对于夷狄，只要“投我以桃”，也会“报之以李”。不可能“善往而恶来”，故而“四海之内皆为兄弟”。御史认为这些都是好听不中用的话，决定因素是双方力量的对比：“秦既并天下，东绝沛水，并灭朝鲜，南取陆梁（南粤），北却胡、狄，西略氐、羌，立帝号，朝四夷。舟车所通，足迹所及，靡不毕至。非服其德，畏其威也。力多则人朝，力寡则朝于人矣。”文学反唇相讥：“秦所以亡者，以外备胡、越而内亡其政也。”这也是孔子的“颛臾萧墙”论。
唐史臣吴兢将贞观年间君臣间讨论军国大事、内外方针分类编成一书，名《贞观政要》，并加评论。后世君臣或序、或注。说明此书影响甚大。书共10卷，40篇，其中卷九第三十五与第三十六两篇讨论征伐与安边。同样的主题（边患）同样的判断标准（轴心文化），得出了同样的结论。
唐贞观十六年，太宗对侍臣说，北狄（突厥）世为寇乱，我想来想去，只有二策，一是“选徒十万，击而虏之涤除凶丑”，此等可保北境百年无患。二是与延陀（突厥首领）结为婚姻，采用汉代和亲政策，可保边境三十年太平。他问侍臣，何策为优？司空房玄龄的答复是：“遭隋室大乱之后，户口大半未复，兵凶战危，圣人所慎，和亲之策，实天下幸甚。”汉初，天下初定，匈奴强盛而汉弱，采用和亲（嫁宗室女，输大量币帛财物，互通边关贸易）带有息事宁人，屈辱求和性质。贞观年间，唐强突厥弱，双方实力对比已发生重大变化，不用反击而取和亲。吴兢认为战争一策固为错误，和亲也未当。他建议房玄龄应这样对太宗说：“兵战则劳，和亲则辱，皆不是以安百姓，威四夷也。君能行帝王之道，以修其德政，明其政刑，则中国安而边国固来宾率服，自有不期然而然者矣。”
贞观十八年，唐之属国高丽（今朝鲜）发生内乱，莫离支弑其王而自主，且肆行残杀。诸将要求太宗发兵征讨，文臣激烈反对。反对的理由是路途遥远，耗费太大，且高丽内乱，未犯中国边境，万里远征，“胜之不武，不胜为笑”。但更深一层的反对出兵的理由是，隋炀帝发数十万大军三征高丽未果而国内已大乱，唐初君臣讨论隋失天下的原因时，屡次指出征高丽是一重要原因，但恰恰是这一反战理由成为唐太宗坚持出兵的内在动机：他要通过亲征高丽并取胜来证明自己绝非隋炀帝一类的昏君。史臣朱黼对此评论道：“盖其心自谓吾战胜攻取，国富民众，非隋敢望也。乘平定四夷之余力，用诸将荡平之余威，临城一鼓，可以剿除，意定志决，虽倾朝尽谏，不可复业矣。”在史家眼里，这场征高丽之战，成为贞观之治的一个污点。宋范祖禹因此战而讥讽唐太宗：“不知（将勇敢）用之礼义，而唯以战胜为美，是故以天子之尊而较胜于远夷（高丽），一战而克，自以为功。其器不亦小矣。”这场征战持续了好几年，朝臣也一再上书罢兵。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场不义之战。贞观二十三年，太宗将重讨高丽，是时，丞相房玄龄病危，对诸子说：“当今天下静谧，咸得其宜，惟欲东讨高丽，方为国害。吾知而不言，可谓衔恨入地。”于是上表太宗：“……兵，凶器；战，危事，不得已而用之。向使高丽违失臣节，而陛下诛之可也；侵扰百姓，而陛下灭之可也；久长能为中国患，而陛下除之可也。……今（高丽）无此三条，坐烦中国，内为旧主雪怨（指贞观十七年高丽臣子莫离支弑其君而篡其国，于是太宗有征高丽之议），外为新罗报仇（指当时朝鲜半岛上的高丽国与百济国结盟攻新罗国，新罗遣使大唐，乞兵救援，高丽、新罗、百济当时都是唐属国，理论上，唐有出兵“禁暴除乱”的义务，此谓“抚四夷”），岂非所存者小（指按上述两条小理由出兵），所损者大（指未按上述三大理由出兵，且坐烦中国，增加百姓负担）？”房玄龄此论，忠实地体现了轴心时代儒家的战争观。
贞观十四年，唐属国高昌（今吐鲁番）内乱，太宗发兵平定。魏徵、褚遂良请太宗在原高昌国王（麴文泰）的子弟中选一人做高昌国王，高昌依旧为唐属国。唐太宗没有采用这一符合儒家礼义的政策建议，竟以其地为州县，归入唐朝国籍。这一宏观战略上正确的选择（防御突厥对唐西部边境的侵掠并最终击败突厥，维持大唐北部边境的安宁），但因不符合儒家战争理念而招致朝臣的反对与后人的尖锐批评。魏徵对太宗说，高昌国王受突厥逼迫而叛唐，唐发兵诛其国王即可，但不能灭其国。“未若因抚其民而立其子，所谓伐罪吊民，威德被于遐外，为国之善者也。今若利其土壤以为州县，常须千余人镇守，数年一易。每来往交替，死者十有三四，遣办衣资，离别亲戚。……臣未见其可。”太宗不听。褚遂良接着上书，说：“臣闻古者哲后临朝，明王创业，必先华夏而后夷狄，广诸德化，不事遐荒（即对边缘国家以德化之，不应征服）。”高昌王背唐附突厥，“有罪而诛之，既服而存之。宜择高昌可立者”为王。新立之王必然“负戴洪恩，长为藩翰”，不扰中国。若诛其王而灭其国，设州郡，很可能重蹈“始皇远塞，中国分离”的覆辙。宋范祖禹更据此事抨击太宗：“唯其好大喜功，矜功而徇名。”并说：“有国者，丧师之祸小，得地之祸大……是故户地不若广德，强兵不若强民。先王患德之不足，而不患地之不广；患民之不安，不患兵之不强。故城之外声教所不及者，不以烦中国也。”胡寅的抨击更为尖锐：“高昌有罪，王师讨之。既闻其丧，是罪人已死，则宜按兵遣使，立其嗣子，怀以恩信，乃不攻而自服之道也。今乃伐其忧荒，无礼无义，夫岂天子之兵乎？是故以利言之，乘人之隙，迫以强暴，坐收数百里之地，斥广舆国，信足以夸耀于一时。以义言之，则穷兵远讨，以高昌王夷人桀骜之故而累其孤、郡县其土，仁者不为也。”
以《通典》一书而名传后世的唐代杜佑，在《通典·边防序》中概括出中外关系的两大信条：一是：“来则御之，去则备之。”此条“前代达贤之士亦已言之详矣”。二是：“务广地者荒，务广德者强，有其有者安，贪人之有者残。”这既是“修身之本”，又是“治国之要道”。通观中国历代对外关系，我们确实可以发现某些雄才大略的帝王（如秦皇、汉武、唐宗）具有耀武扬威、开疆拓土的雄心（或说野心）与能力，但都受到轴心文化强有力的制约。在中国历史上，确确实实看不到以征服为荣耀，以掠夺为富裕，以奴役为高贵的军事文化，甚至与军事行动密切相关的“勇敢”，也从未被轴心文化列为伦理的一个“德目”。子路问孔子：“君子尚勇乎？”孔子回答说：“君子义以为上。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论语·阳货》）孔子甚至将“勇敢”与“怪、乱、神”并列，属于“不言”范围，“子不语怪、力（勇）、乱、神”（《论语·述而》）。这与古希腊、罗马文化相比，判然有别：“德国人决不可厌烦文明的工作。德意志应像古罗马帝国的精神那样，必须扩张并强使别人听命。”（德威廉二世语，转引自韦尔斯《世界史纲》第1137页）“永久和平是一个梦想，甚至不是一个美好的梦想。战争是上帝制定的世界秩序的一个要素。”（德元帅毛奇语，同上）以“对外军事征服并强使别人听命”为“文明的工作”，用战争强行确立战争发动者所希望的“世界秩序”，这种军事思想与战争文化在中华对外军事史和文化史上我们能找到一丝一毫的踪迹吗？而美国的布什，依然是西方战争文化的忠实信徒。
五、余论：华夏和平文化心态之探源
为什么华夏文化具有鲜明而执著的和平主义（而非扩张掠夺主义）特质，唐代杜佑在其《通典·边防序》中提供了两大原因：一是地理环境方面的原因，二是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地理环境及生活方式方面的原因
杜佑说：“覆载之内，日月所临，华夏居中土，生物受正气。其地产厚而类繁，其人性和而才慧。所以诞生圣贤，继施法教，随时拯弊，因物利用。”（《通典》卷一八五，第4987页，中华书局）在他看来，因为华夏民族居天下（“覆载之内，日月所临”，谓之天下）之正中，因为正中之地，生物受正气，因而“地产厚”（单位面积产量远远高于四邻之地），且种类繁多，因而“人性和”（“和”具有和平、包容、宽厚义）且“才慧”（理性智慧）。因为“性和才慧”的诸夏且拥有“地产厚而类繁”的“中土”，故拒斥“扩张并强使别人听命”的扩张主义。很显然，杜佑用地理环境所制约的生活方式来论证民族性格及文化特征。
当时华夏所居之“中土”，主要包括黄河、长江中下游地区。这片辽阔宜农的土地，深受季风影响，且四季分明，只要风调雨顺，便国泰民安。所谓“正气”即指此。秦灭六国，一统天下，表面上是军事征服的结果，继秦而兴起的汉朝却是一个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共同历史文化的民族国家。诸夏经过数千年发展，冲突与融合而取得政治统一，孟子发现于前（天下恶乎定？定于一），贾谊阐述于后。他说：“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四海养。天下之士，斐然向风。若是，何也？曰：近古之无王者久矣，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即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华夏民族在战国时代最先采用“深刻少思”的法家学说，其次选择“与民休息”的黄老学说，最后终于确定“性和才慧”的儒家学说来治理“性和才慧”的华夏民众。如果我们不同意这一过于自我美化的说法，至少汉唐知识分子是这样认为的。杜佑认为，从“地产厚而类繁，人性和且才慧”中，自然会产生出圣贤，由圣贤而产生“法教”。所谓“法教”，即周孔之道。“君臣长幼之序立，五常十伦之教备，孝慈生焉，恩爱笃焉。主威张而下安，权不分而法一。”当然也包括“前代达识之士已言之详矣”的“持盈知足”、不求对外扩张掠夺的“治国之要道”（《通典·边防序》）。
在“覆载之内，日月所临”的“天下”，北方是“逐水草而居”的游牧部落。干旱、寒冷、沙漠与草原乃是“中土”西北与北方一般的地理环境。班固《汉书·匈奴传》云：匈奴“贪而好利，被发左衽，人面兽心，其与中国殊章服，异习俗，饮食不同，言语不通，辟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随畜，射猎为生。隔以山谷，雍以沙漠，天地所以绝外内地。是故圣王禽兽畜之，不与约誓，不就攻伐；约之（指和约、和亲）则费赂而见欺，攻之则劳师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民不可臣而蓄也”。至于“中土”之南或西南地区，多为山区，交通不便，不少“夷蛮”部落虽在河谷山坡从事农耕，但“刀耕火种”，生产极其落后，农业剩余极其有限，“得其力不足供给，得其民不足使令”（明太祖朱元璋语）。因而，与“四夷”所处的恶劣的生存环境（或沙漠戈壁，或高山峡谷，或干旱寒冷，或炎热多雨）相比，上苍赐予华夏之丰厚，实应感恩知足（辽阔丰产的耕地，与宜人的气候条件）。这样，华夏民族已拥有生存环境及其精耕细作的生存方式，很容易形成“满足守成”之心态，没有征服的野心与掠夺的贪婪。
政治军事方面的原因
杜佑说：“历代观兵黩武，讨伐戎夷，爰自嬴秦，祸患代有。始皇恃百胜之兵威，既平六国，终以事胡为弊。汉武资文、景之积蓄，务恢封略，天下危若缀施。王莽获元始之全实，志灭匈奴，海内遂至溃叛。隋炀帝承开皇之殷盛，三驾辽左，万姓怨苦而亡。”（《通典·边防序》）首先得说明的是，杜佑在此历举的“观兵黩武”之战，大多数是积极的自卫反击战，即使汉武的“务恢封略”（或指汉武帝灭高昌、置河西四郡），也是一种积极的战略防御。历代中国发动对外战争，朝臣们争议的主题只有两个：一是和还是战，二是消极防御战还是积极防御战，这在前文已作深入论述。杜佑主张“来则御之，去则备之”的消极防御战，反对“来则御之，去则追灭之”的积极防御战，更反对在北漠与南岭“夷蛮”地区设郡置县（即所谓“务广地”或“务恢封略”）。为什么历代儒者将“积极防御战争”一概斥为“观兵黩武”呢？他们提供的理由大体如下：
大规模的纵兵深入数千里外的“积极防御战争”极易走向它的反面：敌未破而国内先乱。杜佑据此理由而将上述战争斥为“观兵黩武”，亦不为过。如前所述，华夏农耕国家的“国本”是小农经济，维持小农经济再生产条件的是最大的“国政”。大规模的、持续不断的对外征战，势必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大量调用的劳动力（包括士兵及千里转输人员）和不断加重的农民负担，完全有可能破坏小农经济再生产的条件，从而引发不堪重负的农业劳动力的大量逃亡或揭竿而起。汉武帝连年发动对匈奴的反击战虽取得最终胜利，但代价是“国库空虚，人口耗半”，农民起义迫在眉睫，汉武帝被迫“罢轮台之戍”，下罪己诏，宣布结束战争，与民休息。我们虽不同意杜佑将秦、隋及王莽之亡完全归咎于对外战争，但对外战争规模过大，确是三朝加速崩溃的重大原因之一。明朝崇祯帝举兵抗清而亡于李自成，原因也在于加派的“三饷”。对小农经济国家而言，内政与外事（主要指对外战争）相比，不能不占据主导的中心位置，这可以说是一个历代“达识之士所达成的一个共识”。我们再次引用孔子的观点：“丘也闻有国（诸侯有国）有家（大夫有家）者，不患贫而患不均，不患寡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论语·季氏》）当今论者每引此语以证明孔子是倡导平均主义吃大锅饭的始作俑者，分明是望文生义。他这里讲的是一国的内政与对外关系问题，就内政而言，则是国家（政府）与农民的关系问题。一国全年的农业产出（财富）在国家与农民之间进行分配，财富聚敛于上（国家），则饥寒流于下（百姓），士兵征于上（国家），则劳力缺于下（农业）。所谓“均”，指适当的农业税负（孟子将恰当的农业税率定在十分之一，以为是“天下之中正”），故而“均则无贫”，百姓因国家少收而得温饱。所谓“和”，指国家少征调劳力从事征伐，则土地自有劳力来耕种。百姓乐于农耕，得温饱，民心安定，则不会反叛，国家自然不会崩溃。如果一国将财富与劳力都聚敛于上并投入征服，外患未息而内乱已生。所谓“修文德”即“轻徭薄赋”，“远人”自会前来谋生，既来之，则应分配土地安置他们，哪里还有劳动力不足（寡）的问题呢？一句话，做君主的，不愁贫穷，而愁财富分配不均；不愁劳力少，而愁境内不安。儒家的民本思想（民重君轻）与和平外交（重内轻外）自有它的政治经济学上的依据。不得已而用之的“凶器”（战争）只限于消极防御（“来则御之，去则备之”）。
杜佑的结论是：“有其有者安，贪人有者残。”这便是“持盈知足”。“持盈知足”不仅适用于个人与家庭（修身治家之本），也是“治国之要道”（《通典·边防序》）。
我们对杜佑提供的“两论”（简称“环境论”与“政治论”）将作进一步的考察，先援引黑格尔的地理环境论，依次对中国政治关注的重心作深入阐述。
黑格尔：地理环境、生存方式与民族行为特征
黑格尔在其《历史哲学·绪论·历史的地理基础》一节中，将人类生存的地理环境划分为三种类型，一是“干燥的高地，拥有浩瀚沙漠、戈壁与广阔草原”。蒙古利亚人所居住的中亚细亚，从黑海起，这些草原延伸到里海边，与此相同的有阿拉伯沙漠，非洲巴巴利沙漠，等等。二是“平原流域，是巨川大江所经流的区域”，最典型的有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恒河流域及黄河、长江流域。三是海岸区域，如地中海沿岸地区，欧洲大西洋东岸地区，等等。黑格尔认为，正是这三种不同的地理环境，决定了长期居住其上的民族部落所形成的不同生存方式和行为特征。第一类地理环境不适宜农耕而宜游牧，逐水草而居。游牧部落迁移非常聚散不一，无法建立起稳定的法律关系，“因此在他们当中就显示出了好客与劫掠的两个极端，但劫掠更为通行”。“他们时常集合为大群人马，在任何一种冲动之下，便激发为对外活动。他们先前虽倾向和平，可这时却如洪水一般。泛滥到了文明国土，一场大乱的结果，只是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游牧部落具有极大的流动性，马背上的民族吃苦耐劳，更能征善战，时常劫掠农耕民族的财富与人口是他们生存方式的一部分。第三类地理环境（海岸—海洋）是如何决定生存于其中的诸多民族的行为特征呢？黑格尔说：“大海给了他们茫茫无定、浩浩无限的观念，他们在大海的无限里感到他们自己的无限的时候，他们就被激起了勇气，要去超越那有限的一切。大海邀请人类从事征服，从事掠夺，但是同时也鼓励他们追求利润，从事商业。”船只与大海对于“海岸民族”，恰如马匹与草原对于“游牧部落”一样，为他们从事征服、掠夺提供了便利。
关于生活于大河流域的农耕民族，黑格尔说，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尼罗河、印度河、恒河、黄河、长江等大河流域，拥有肥沃的土壤，便于灌溉的水利条件，加之四季有序的帮助，发展出农业经济。这里的人类首先结束流浪漂泊的生活，开始定居并依靠土地而生活，因而使他们“束缚于土地之上，并卷入无限的依赖性里，因而农耕民族通常‘闭关自守’，农耕民族既以土地为主，‘土地所有权和各种法律关系跟着发生’，在这些流域产生了伟大的王国，并开始筑起大国的基础”。“农业要求对于将来的先见与远虑，因此对于普遍的东西的反省觉醒了，所有权和生产性实业的原则就孕育其中，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都进展到这一程度。”
那么，这四大人类文明最初照临的农耕民族，为什么走向全然不同的道路呢？黑格尔没有提出过这个问题。古埃及与古巴比伦文化的中断，或亦可以用“地理环境”来说明：这两大流域的农耕面积与印度、中国相比，实在太小（尼罗河三角洲地区加上埃及千余公里的狭长河谷，不足4万平方公里，比中国的长江三角洲面积还小；双河流域加上肥沃新月带，与古埃及可耕面积差不多），因而无法组织起强大的军事力量有效地抗击四周游牧部落或“海岸民族”的劫掠与蹂躏，结果一次又一次沦为“遍地瓦砾和满目疮痍”。印度在政治上分崩离析的时间远远长于政治统一的时间，在数千年的印度历史上，印度统一的王朝屈指可数，且大部分为外族入侵者所建立（贵霜王朝、莫卧儿王朝），1750年后，逐渐沦为英国殖民地达200年之久，这或与印度奇特的种姓制度有关。种姓制度是前1600年白种的雅利安人入侵黑种的达罗毗荼人而建立起来的政治—文化制度。拥有三大流域的华夏民族面对北部游牧部落的入侵，即使遭受军事失利，也有一个广阔的退防、回旋余地（如东晋南北朝与南宋），即使军事战败、政权更替，但在文化上无不发生相反的过程：“以夏变夷”，而不是“以夷变夏”。这既与文化上的强弱、优劣有关，或更与“华夏”与“四夷”同属一个大的种族——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密切相关。因而中国历史上多次出现的“华夷之辨”，强调的是“文化差别”而淡化“民族”区分。曾自称为“南蛮”的楚国，因接受诸夏文化而最终融入华夏，成为典型一例。这或许是在四大农耕古国中，唯有华夏文化数千年一脉相承（当然有因有革）的原因所在吧。
大一统政治：安内与防外
“大一统”的“大”，指幅员辽阔、人口众多，“一统”指政治统一。如前所说，秦始皇完成中国政治统一的手段虽然是“军事征服”，但其建立的却不是“军事征服国家”而是“民族国家”。凡军事征服国家一经分裂，便再难重建（如马其顿帝国与罗马帝国），而“民族国家”虽遭内外压力而多次分裂，但每次都能在原基础上重建起大一统帝国，恰如《三国演义》卷首所云：“合久必分，分久必合。”如何维持这个“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农耕社会的政治统一，防止分裂（一般而言，分裂意味着连绵不断的内战与破坏，统一意味着和平与建设），始终是政治思考与政治制度安排的重中之重。一切对外关系始终服从国内政治稳定的需要，因而“防御与和平”一直成为中国历代王朝对外关系的主要目标。
“大”而“一统”自有它的好处，更有它的难处，难在何处？难就难在将黄河、长江、珠江三大流域各地理—经济相对独立自足的区域置于统一的中央权力管辖之下。唐杜佑在其《通典·州郡》中说，“巴蜀之地（处长江上游的四川盆地）土肥沃，无凶岁，山重复，四塞险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青州（今山东省一部分）“古齐国，号称强国，凭负山海，擅利盐铁。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资之而兴霸”；扬州“江淮滨海，地非形势，得之与失，未必轻重，故不暇争先。然长淮、大江皆可拒守，闽越遐阻，僻在一隅，凭山负海，难以德抚”；荆楚之地，“风俗略同于扬州，杂以蛮獠，率多劲悍。南朝鼎立，皆为重镇，然兵强财富，地逼势危，称兵跋扈，无代不有”（转引自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卷一》第143页）。中国辽阔版图内，由于南北、东西地形、地貌、土壤、气候、物产、历史传统的诸多差异，客观上“可以造成若干经济—政治中心。在古代交通不便的历史条件下，这种形势正是各地方势力分疆割据的有利条件”（转引自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卷一》第142页）。直至近代，亦是如此（从清朝灭亡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38年间，中国一直处于分裂状态，蒋介石并未完成中国的政治统一）。在疆域辽阔、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古代中国，即使在政治统一的王朝内，也一直存在分裂倾向。中国政治制度沿革的主导倾向与目标，便是加强政治统一。
例如，贯穿中国历史的郡县制与分封制之争，其争论的实质是哪一种制度安排更有利于政治统一，防止分裂与内战。秦灭六国，一统天下，如何治理这一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首先成为朝臣关注的中心。《史记·秦始皇本纪》记录了这次大争论及其结果：“丞相绾等言：‘诸侯初破，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毋以填之。请立诸子，唯上幸许。’始皇下其议于群臣，群臣皆以为便。廷尉李斯议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众，然后属疏远，相攻击如仇雠，诸侯更相诛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内赖陛下神灵一统，皆为郡县，诸子功臣以公赋税重赏赐之，甚足易制，天下无异意，则安宁之术也。置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战斗不休，以有侯王，赖宗庙，天下初定，又复立国，是树兵也，而求其宁息，岂不难哉！廷尉议是。’”于是将“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今甘肃兰州、临潭），南至北乡户，北据河为塞，并阴山至辽东”这一辽阔疆域，划分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秦郡守掌握其郡，尉掌握守，典武职甲率，监御史掌监郡）。汉初，朝臣讨论秦亡原因，其中一条便是废分封，行郡县制，于是恢复分封制，结果酿成七国叛乱。西晋“吸取”曹魏失败教训，也推行分封制，结果酿成八王之乱。唐中叶，还掀起过分封制与郡县制的优劣之争（参见柳宗元的《封建论》）。虽然历史已证明，要维持中国政治统一，郡县制优于分封制，但郡县制本身并不能消除辽阔疆域内各大地理—经济区域的相对独立问题，故而历代统治者对地方最高一级政区规模大小及各政区间边界如何划定这两大问题，极为关注。郡区（这里主要指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大，郡数少，则便于中央管辖，但必然伴随的问题是，大郡足以积聚起抗衡中央的力量。为削弱地方势力，则将郡区划小，郡数增多，但同时增加中央管辖的难度。如秦初定天下，设36郡。后辟岭南，增设四郡，共40郡。至汉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增加到130个，县1487个。于是分天下为十余监察区（即州），中央派刺史分巡各州，以后中央派出的监察机构逐渐转变为地方最高一级行政机构，于是产生同样的问题，于是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划小州的过程。直到今天，人们还在讨论同一问题：是否应将省区划小，增加省数，以防“地方”诸侯势力“坐大”。当政治改革（向民主化方向的改革）受阻之时，人们将注意的焦点集中于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其实质依然是中央与地方的关系。
其他的一些重要制度安排，如与郡县制相配套的官吏选拔、任免、升降制度，地方官员的短任制与回避制，重农抑商政策，打击地方豪强势力政策，反贪政策等等，无不围绕同一政治目的：防止分裂，强化中央集权。
总之，“大”而“一统”的政治，中心任务必然在于“安内”，攘外或安外都是为了安内，因而，中国大一统政治绝不可能走向对外扩张与征服之路，甚至连秦皇汉武所发动的积极的自卫反击战，也受到历代儒生们的非议与反对。
或有人问：当中华民族从农耕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过程中，是否会抛弃传统的和平文化而重蹈西方列强走过的扩张掠夺之路呢？我的观点是：在当今世界政治格局中，已永久性地堵死此路。无论哪个国家胆敢采用这一发展战略，将犯下历史性的错误。无论曾是地区霸权国家如萨达姆的伊拉克，还是布什执政的美国都是如此。中国自然不会犯此类错误。更为重要的是：“一切历史皆是当代史。”（克罗齐语）我们所谈的历史绝非与现实毫无关联的“过去”，而是直接的现实。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引发经济持续增长的同时，更带来诸如贫富分化，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人与自然之间的失衡，故而发展与稳定曾经是，并将继续是中国政治的主题。要使拥有13亿人口，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中国保持稳定中的发展，或发展中的稳定，中国只能走一条平等互利、和睦友好的和平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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