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历史观对中国历史的影响

四个历史观与近六十年的历史^〔6〕

下面我就“作为学术视角的社会主义新传统”这个题目谈一些体会。我生于1949年2月，是共和国的同龄人。对于1978年前后共和国的这两段历史，我们都躬逢其盛，是亲历者，所以我们回顾这两段历史，特别是共和国前30年的历史，可谓剪不断，理还乱，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回顾一段历史，不牵扯到我们的感情、价值和立场是不可能的。要把两段历史作一个严格的比较、区分，而且重点放在前30年历史当中，承延到当代的那些也未被我们的理性准确把握的因素作为讨论的对象，而避免价值判断，看来有难度。我们个人家庭的命运，升降荣辱、利弊得失都密切地和这两个时代联系在一起，学术观点争论的背后往往潜藏着情绪、立场和价值。对历史的回顾，必须牵涉到我们对当下社会发展状况和现实问题的关切，以及我们对未来的价值期待和理性预期的制约。我们常说“瞻前顾后”，那一定是为了“瞻前”而“顾后”。我们以为通过对历史的回顾梳理出一条线索可以确定我们当下的位置，并预测我们的未来。历史学家经常告诫我们说历史是这样研究的：通过对历史材料的充分把握，客观冷静地分析，然后来判断我们当下的处境，并预测我们的未来。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恰恰相反，是我们对当下的判断以及对未来的预期确定了我们对历史的回顾。叙说这些，是为了引出我下面发言的主题：历史永远摆脱不了价值的评判。

在当代中国，我们要忧虑的不在于历史能否摆脱价值与立场的纠缠，而在于脱离了价值关怀的学术本身已与个人的职称升迁、名利的考核密切结合。这样所谓的学术能否承担得起理性分析我们亲历的那段历史的重任？要回顾那段历史，实际上是和历史观密切地结合在一起的。

我花了几天时间，清理了我们当代知识界各种争论背后的历史观。我大体上分了四种历史观，在此作简要的介绍，供诸位参考。

第一种是官方历史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实行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20世纪90年代，许多人已经判明，随着计划向市场转轨的过程，必然伴随着公有制向私有制的转轨。第一个转轨，我们把它表达为我们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第二个转轨，我们把它表达为我们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阶段。这两个判断非常重要，因为这两个判断表面上延续了，但实质上有可能破坏传统的历史观叙述，即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从苏联引进，作为共产党人革命理论的一个主要的历史观。这个历史观和共产党人的信仰体系密切地结合在一起，那就是我们所熟悉的把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新民主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叙事导入我们整个的历史脉络过程中来。它成功地解释了我们近代的革命的对象、动力以及未来的方向，所以这个历史观承担着重新梳理中国历史的重任。同时也寄托着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信仰，即将“社会主义”这个历史阶段“拉长”，分为初级、中级与高级阶段，指明了我们正处在“初级阶段”而非中、高级阶段，处在“初级阶段”，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提供理论依据。从计划向市场的转轨，使这个叙事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但这是在这个叙事内部的变化。到了20世纪90年代的中晚期，私有经济已经展开，贫富分化在加速进行。到了1996年、1997年，所谓的“温州模式”已经战胜了“苏南模式”，无论政界，还是学术界，已经判明私有化不可避免，所以进一步提出我们现在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初始阶段。这等于把“初级阶段”进一步“拉长”，把“初级阶段”进一步提升为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从表面上看，“初级阶段”和“初始阶段”论只是历史观的一种修正、补充或“发展”。而实际上，它引出了新的问题，即如果我们沿着市场经济和私有化方向走，那么，我们如何评估共和国前30年的那段历史？那段以计划经济和公有制为标志的社会主义30年，能用一个“左”字便打发了吗？(www.xing528.com)

第二是自由主义历史观。严格说来，自由主义并没有“历史观”，因为他们通常将“个人”、“个人主义”、“私有制”、“人权”、“民主”等等，视为历史（社会）的前提，而不是历史发展的结果。当然，有各种各样的自由主义。就当代中国自标的“自由主义”来说，也有某种“历史观”，即把共和国近60年的历史截为不相关联的两段。前30年仿佛迷失在“漆黑一团”的极左迷雾中。有人认为极左起始于1953年开始实施的公有化与计划经济，有人认为起始于土地改革，更有人将极左史延伸到解放前。中国的自由史起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可惜“救亡”压倒了“启蒙”。直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从公有制向私有制转轨，经济自由才为政治自由开辟了基础，而经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包括腐败，都不是市场本身固有的弊端，而是政治过度干预经济自由的结果。说他们割断历史，也不很确切，因为他们看到了一种他们不能忍受的历史延续性。因而，搬用西方式民主以去除政治集权便成为今后改革的主题。这一历史观，当然有其“真理的颗粒”，但它将“自由”价值凌驾在中国近现代客观叙事之上。它无法回答，为什么“救亡”必然压倒“启蒙”。如果我们对下列两大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那对我们的近现代历史是不诚实的：一、为解决“挨打”、“挨饿”这两大近代关键问题，必须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凝聚起来。二、土改、合作化运动，对于较快完成工业化原始积累有其必要性。所谓左或极左，其基本原因在于积贫积弱的民族快速追赶的普遍心态。我们不能将共和国前30年视为“历史的迷误”，而应视为民族现代化发展的一个必要阶段，虽然存在一些极左的政策使我们民族付出了本可免除的沉重代价。

第三种历史观是在这几年逐步形成的，在学术界也有一定的影响，就是对新发展观的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认为新发展观是共和国建国以后的第三个阶段，它把毛泽东的那二三十年作为第一阶段，他们用了一个很抽象的哲学名词，叫做正题，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叫做反题，现在进入了合题的阶段。如果站在合题的角度来看，对这两段历史的正面和反面的各种各样的因素都要加以综合。比如说，可能前30年更多地强调平等或者公平，后30年重点突出增长和效率，那么合题肯定要把公平和效率结合起来，作为新发展观的核心内容，也作为和谐社会的基本保证。比如说，前30年，农业以集体、合作为主题，后二三十年以分作为主题，就是把集体土地的使用权按人口分配给各农户，农村重新回复到一盘散沙的局面，新发展观则提出新农村建设。2006年将要出台《农民专业合作社法》，就是要重新走向一种自愿的合作。另一种对新发展观的叙事，我解读的意思就是凡是一切非西方国家走上现代化的道路，通常要包括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通常要到农业当中提取积累，以农业来养工业，以农村来养城市。这个阶段我们从洋务运动算起来的话，可以说一直延续到2004年、2005年。现在我们已经到了第二个发展阶段，就是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来引领乡村，就是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进入第二个发展阶段，这样新发展观就被理解为第二个发展阶段的一个理论上的表达。如果用这样的历史观来重新回顾这前后近60年的历史，我们把计划和公有制也看成是中国工业化原始积累的一个必要而且比较有效的途径，对其产生的制度也给予合理的评价。我接受这个观点。只有这样，才能对我们改革开放的正反两面给予较为客观的评价，对毛泽东时代的历史也给予比较公正的评价，对1928年到1936年国民党时期现代化的历史，也给予评价，也对洋务运动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始阶段给予必要的评价。这样我们就摆脱了“五四”以后产生的极端叙事——把传统和现代截然割裂，而且完全贬低传统。这种“五四”的特种叙事在20世纪80年代又重新恢复，就是把前面的历史看成一片漆黑，认为新的历史从1978年以后重建，这种非历史的观点曾一度主宰我们的学术界，现在摆脱这种历史观的时代已到来。所以现在我们能开这个会，我估计也是把这两段历史放在一个历史过程当中，重新加以评价。

第四种是王朝周期历史观。这是把这60年放到一个更长的背景里面加以解读。比如说，从1800年开始，清王朝进入了周期性的王朝衰退时期，到1911年以衰退而崩溃，所以1911年到1928年是王朝崩溃本身产生的乱象。1928年以后，民族又重新开始统一，但这个统一被日本人阻截，没有完成，后来共产党人担当起统一中国的大任，所以从1949年开始进入新的周期的阶段。当然，“五四”以后的学人对王朝这个词很忌讳。实际上，历史上不断重复的王朝盛衰，不可能在100年内被消除。当然有新的要素，因为中国历代王朝当中，不承担发展的重任，它的主要职能是治国平天下。自鸦片战争，被列强侵入，现代国家或说政治当然承担了发展的重任。确切地说，承担起稳定和发展的双重任务。这样，我们建国至今的近60年，是继续引领我们这个民族往上走的过程，就这样，认为中华民族的崛起是不可避免的。在思想观念上，这是回到我们自己的传统，包括小康社会、和谐社会都强烈地带有传统文化的信念。这种周期，包括西方人也这么看。施密特写了《未来列强：未来世界的赢家和输家》，上面记载他20世纪80年代见到邓小平的时候，说“你们共产党很像是一个儒家党”，邓小平说：“是吗？”没有加以正面回答。从周期来看，我们可以看出这近60年来整个民族的升迁过程，也对这两个历史阶段给予必要的评价。如果从断裂的角度来看，这两个时代可能根本不一样。

由于时间的关系，我只能就四个历史观作简要介绍。对这近60年的回顾，归根到底，不是受这个影响，就是受那个影响。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