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和郭永怀：志同道合的友谊见证

李和娣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

︵记述李佩先生的谈话︶

2011年8月10日那天，《国家命运》摄制组正在力学所主楼的301会议室进行现场拍摄，他们特别邀请“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郭永怀的夫人李佩教授做现场采访式交流，请她介绍郭先生在科技工作之外的兴趣爱好。拍摄完毕，李先生还沉浸在深深的思念之中，我与她同坐在一张沙发上，请她讲讲当年力学所的首任所长钱学森和常务副所长郭永怀的故事。李先生向我娓娓道来那64年前的往事。

“我第一次听到钱学森的名字还是通过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工作的郭永怀，那时，我与老郭快要结婚了。那是1947年2月，我到康奈尔大学（Cornell　University）进修不久，中国同学会邀请老郭给中国留学生讲‘火箭技术’。老郭在报告中谈到了宇航事业，谈到了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研究小组，介绍了他最相知的好朋友钱学森。

有一天，老郭告诉我，钱学森要来康奈尔大学，请我去帮忙接待到康奈尔大学参加学术活动的好友。我们炖好了一锅鸡汤，老郭知道钱学森最讲究原汁原味，还准备了蔬菜沙拉及小吃，他吩咐我再焖一锅米饭。到了中午时光，老郭陪了两位好友，一进门就向我介绍：‘这位是钱学森，那位是林家翘’。那时，他们两位风华正茂、风度翩翩，谈论的都是学术问题，这是我第一次亲眼见到钱学森与林家翘这两位年轻有为的科学家。

1947年9月钱学森与蒋英在上海结婚。不久，当听说蒋英来到美国，我们都很高兴！从此，我们两家的交往机会多了，关系更为密切。老郭将工作安排妥当后，我们在一个周末，去了波士顿访问钱家，祝贺他们新婚。老郭事先请林家翘在他家附近为我们预订了旅馆。我们去钱家那天，当我走进客厅，立刻眼前一亮，钱学森郑重地给我们介绍了蒋英，她美貌而活跃，然后钱又很深情地指着一架三角钢琴说：‘这是我欢迎蒋英来美国的见面礼！’

那一次，我们大概在波士顿三天。有一天晚饭后，林家翘开车送我们回旅馆时，特意绕到钱家的门口，远远望去，他家的书房灯光很亮。林家翘说：‘你们看，有灯光的窗户就是钱学森的书房！他在麻省理工学院教书时，在波士顿那个地方的人都知道，只要深夜有灯光的就是钱家。钱学森非常刻苦，只要他家书房的灯还亮着，就知道他在家工作，谁也不敢去打搅他。

1950年的夏天，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院长威廉·西尔斯（William Sears），他是冯·卡门的大弟子，邀请钱学森给师生做学术报告，他们全家来到伊萨卡（Ithaca，康奈尔大学所在的小镇）。老郭和老钱志趣相投，业余爱好都是摄影，老郭带上了相机陪他们参观了倚色佳的几处景点。那时永真（钱的女儿）才几个月大，威廉·西尔斯院长的夫人梅勃就将永真留在她家照料，我们在遊览景点时，老郭给他们家拍了两张照：一张是老钱抱着永刚（钱的长子），一张是老钱和蒋英的合影，虽然61年过去了，往事好像就在眼前。

1952年，老郭在康奈尔大学航空工程研究生院任教已7年，可以带薪休假，可以有半年时间去国外讲学或旅游。那时钱学森正被美国联邦调查局软禁在家里。而郭永怀原来应英国力学大师赖特希耳（Lighthill）邀请去英国讲学，同样因美国联邦调查局不允许任何中国学子离境而不能出国，老钱就邀老郭去帕萨迪纳（Pasadena，加州理工学院的所在地区），这样两个好朋友可以一起进行研究和讨论。我们搭乘了横穿美国大陆的火车到了加州，在钱家附近租了房子。安顿下来后，钱和郭一起进行了高超声速黏性流动的学术研究。当我们两家在一起时，大多谈论着一旦将来能回国，有哪些是亟待解决的工作要做。钱家的情况与过去大不一样了，屋里空空荡荡的，倒是蒋英的那架大三角钢琴还在。蒋英说，是她找联邦调查局要回来的，她是歌唱家，不能没有钢琴。她说，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常去他们家，而且还要求每个月要向美方报告。家里已准备了3个手提箱，只要能回家，立马提起手提箱回国，一刻也不停留！好几次，我们在钱家吃饭，都是大科学家钱学森亲自下厨，可见，钱学森与郭永怀的亲密友谊。”

听了李佩先生讲的往事，我沉浸在深深地怀念中。

这时，《国家命运》摄制组的导演诚恳地向我提出，希望摄制组能亲眼看看钱学森所长与郭永怀所长的两个办公室，经同意，我随即带领他们来到了三层东侧钱和郭的两个办公室。这两个办公室是在力学所的所、室领导和广大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和帮助下恢复布置的，还得到了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在设计理念上的具体指导。虽然从2009年起精心设计到细致布置已有两个年头，我们想方设法还原当时的情景，到处收集原有或复制当年的摆设。但是，今天仔细端详，陈列品上字字句句还是那么地吸引着我，意味深长。

在陈列的玻璃柜内，最先映入眼帘的是，摆放着先期回国的钱学森所长给郭永怀的两封信，字里行间浸透着两人之间的深情厚意和献身祖国科技事业的一片赤诚。

钱学森对郭永怀说：“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多带书！……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当获悉郭永怀已抵达深圳，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 。原因是：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看到当年老一辈科学家，拳拳赤子心，殷殷报国情，我的心久久不能平静。我向前来参观的《国家命运》摄制组导演等人介绍了钱学森所长和郭永怀所长回国后的情况。他俩亲如兄弟、竭尽全力地为创建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和怀柔火箭试验基地，筹划制定我国第一个“十二年科学技术远景规划”，开创和发展力学事业，创建中国力学学会和中国空气动力学学会，领导规划全国高等学校力学专业的设置，创办与清华大学合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化进修班，创办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力学系和物理化学系等，并编写教材、亲自讲课、开展学术讨论和科学实验等。只要祖国的需要，放弃了自己的兴趣专长，承担起国家命运的责职和使命！当国家急需搞原子弹和氢弹时，钱学森极力推荐郭永怀！他俩共创中国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第十七院），提出了高瞻远瞩、深谋远虑的发展战略……

钱学森和郭永怀是共同的理想、信念和爱好使他们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如钱学森在纪念郭永怀的传文中所说，在当时的钱学森、郭永怀、钱伟长、林家翘、傅承义这五个挚友中，“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他们经常彼此切磋学问，苦恼时互相倾吐真情，困惑时相互安慰和鼓励，事业上委以重任，鼎力相助。钱学森在那篇传文中是这 样赞赏郭永怀的：“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当钱学森听到郭永怀不幸牺牲的噩耗时，悲恸欲绝！1988年钱学森回到力学所为纪念郭所长牺牲20周年的深情话语至今记忆犹新。

今年12月11日是钱学森诞辰100周年的日子。经力学所广大科技人员的心声，所长办公会决定，在力学所园区内设立钱学森的塑像。当我拜访李佩先生征求她意见时，她和蔼地对我说：塑造钱学森所长的塑像，不要受郭所长现有塑像的影响，那时20年前的事儿，而是要体现钱、郭是好朋友。我细细地品味她所说的话，默默地铭记她所说的往事，深深地敬仰他们志同道合、献身科学、献身祖国、可歌可泣的老一辈科学大师，他们的高尚品德、科学思想和辉煌成就留给了我们，将一代又一代地继承和发扬下去。

附1：钱学森给郭永怀的两封信

1956年2月2日致郭永怀

永怀兄：

接到你的信，每次都说归期在即，听了令人开心。

我们现在为力学忙，已经把你的大名向科学院管理处“挂了号”，自然是到力学所来，快来，快来！计算机可以带来，如果要纳税，力学所可以代办。电冰箱也可带。北京夏天还是要冰箱，而现在冰块有不够的情形。

老兄回来，还是可以做气动力学工作，我们的需要决不比您那面差，带书的时候可以估计在内。多带书！这里俄文书多、好，而又廉价，只不过我看不懂，苦极！

请兄多带几个人回来，这里的工作，不论在目标、内容和条件方面都是世界先进水平。这里才是真正科学工作者的乐园！另纸书名，请兄转大理石托他买，我改日再和他通信。

此致

敬礼！嫂夫人均此！

钱学森上

2月2日

我们有人出席世界力学会议（比国九月）。(www.xing528.com)

注文：

1．此信是钱学森回国后，写给还在美国的好友郭永怀（回国后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的信。

2．信中所说托“大理石”买书一事，是请他们的好友弗兰克·马布尔（Frank Marble）办。“marble”一词意思是“大理石”。钱学森在信中不说英文“Marble”，而说中文“大理石”，有不给Marble引起意外麻烦的意思。

1956年9月11日致郭永怀

永怀兄：

这封信是请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办事处面交，算是我们欢迎您一家三口的一点心意！我们本想到深圳去迎接您们过桥，但看来办不到了，失迎了！我们一年来是生活在最愉快的生活中，每一天都被美好的前景所鼓舞，我们想您们也必定会有一样的经验。今天是足踏祖国土地的头一天，也就是快乐生活的头一天，忘去那黑暗的美国吧！

我个人还更要表示欢迎你，请你到中国科学院的力学研究所来工作，我们已经为你在所里准备好了你的“办公室”，是一间朝南的在二层楼的房间，淡绿色的窗帘，望出去是一排松树。希望你能满意。你的住房也已经准备了，离办公室只五分钟的步行，离我们也很近，算是近邻。自然我们现在是“统一分配”，老兄必定要填写志愿书，请您只写力学所 。原因是：中国科学院有研究力学的最好环境，而且现在力学所的任务重大，非您来帮助不可。——我们这里也有好几位青年大学毕业生等您来教导。此外力学所也负责讲授在清华大学中办的“工程力学研究班”（是一百多人的班，由全国工科高等学校中的五年级优秀生组成，两年毕业，为力学研究工作的主要人才来源）。由于上述原因，我们拼命欢迎的，请你不要使我们失望。

嫂夫人寄来的书，早已收到，请不必念念！

不多写了，见面详谈。

即此再致

欢迎！

钱学森

1956年9月11日

附：力学所现有兄旧识如下：钱伟长、郑哲敏、潘良儒

注文：

这是郭永怀回国时，钱学森在北京写的欢迎信（摘自“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档案）

附2：钱学森撰写的《郭永怀文集》纪念文章

现在已是八十年代的第一春。还要倒数到第十一个冬天，郭永怀同志因公乘飞机，在着陆事故中牺牲了。是的，就那么十秒钟吧，一个有生命、有智慧的人，一位全世界知名的优秀应用力学家就离开了人世；生和死，就那么十秒钟！

十秒钟是短暂的，但回顾往事，郭永怀同志和我相知却跨越了近三十个年头，而这是世界风云多变的三十个年头呵。我第一次与他相识是在1941年底，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当时在航空系的有林家翘先生，有钱伟长同志，还有郭永怀同志和我。在地球物理系的有傅承义同志。林先生是一位应用数学家。傅承义同志专的是另外一行。钱伟长同志是个多才多艺的人。所以，虽然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问题，但和我最相知的只有郭永怀一人。他具备应用力学工作所要求的严谨和胆识。当时航空技术的大问题是突破“声障”进入超声速飞行，所以研究跨声速流场是个重要课题，但描述运动的偏微分方程是非线性的，数学问题难度很大。永怀同志因问题对技术发展有重大意义，故知难而进，下决心攻关。终于发现对某一给定外形，在均匀的可压缩理想气体来流中，当来流马赫数达到一定值，物体附近的最大流速达到局部声速，即来流马赫数为下临界马赫数；来流马赫数再高，物体附近出现超声速流场，但数学解仍然存在；来流马赫数再增加，数学解会突然不可能，即没有连续解，这就是上临界马赫数。所以真正有实际意义的是上临界马赫数而不是以前大家所注意的下临界马赫数，这是一个重大发现。

1946年秋，郭永怀同志任教于由W．R．西尔斯（Sears）主持的美国康奈尔大学航空学院，我也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两校都在美国东部，而加州理工学院在西部，相隔近三千里，他和我就驾车旅行。有这样知己的同游，是难得的，所以当他到了康奈尔而留下来，而我还要一个人驾车继续东行到麻省理工学院时，我感到有点孤单。

1949年我再次搬家，又到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任教，所以再一次开车西去，中途到康奈尔。这次我们都结了婚，是家人团聚了，蒋英也再次见到我常称道的郭永怀和李佩同志。这次聚会还有Sears夫妇，都是我们在加州理工学院的熟朋友。我们都是我们的老师冯·卡门的学生，学术见解很一致，谈起来逸趣横生。这时郭永怀同志已对跨声速气动力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既然超出上临界马赫数不可能有连续解，在流场的超声速区就要出现激波，而激波的位置和形状是受附面层影响的，因此必须研究激波与附面层的相互作用。这个问题比上临界马赫数问题更难，连数学方法都得另辟新途径。这就是PLK方法中Kuo（郭）的来源，现在我们称奇异摄动法。这项工作是郭永怀同志的又一重大贡献。

郭永怀同志之所以能取得这两项重大成果，是因为他治学严谨而遇事看得准，有见识；而一旦看准，有胆量去攻关，当然这是我们从旁见到的，我们也许见不到的是他刻苦的功夫、呕心沥血的劳动。

我以后再见到永怀同志是1953年冬，他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所幸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中国有亿万人民的团结，迅速强大起来了，我们都比这个日程早得多回到祖国，我在1955年。他在1956年。

郭永怀同志归国后，奋力工作，是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的主要学术领导人；他做的比我要多得多。但这还不是他的全部工作，1957年初，有关方面问我谁是承担核武器爆炸力学工作最合适的人，我毫无迟疑地推荐了郭永怀同志。郭永怀同志对发展我国核武器是有很大的贡献的。

所以我认为郭永怀同志是一位优秀的应用力学家，他把力学理论和火热的改造客观世界的革命运动结合起来了。其实这也不只是应用力学的特点，也是一切技术科学所共有的，一方面是精深的理论，一方面是火样的斗争，是冷与热的结合，是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里没有胆小鬼的藏身处，也没有私心重的活动地；这里需要的是真才实学和献身精神。郭永怀同志的这些贡献，我想人民是感谢他的。周恩来总理代表党和全国人民对郭永怀同志无微不至的关怀就是证据。大家辛勤工作，为翻译、编辑和出版这本文集付出了劳动，也是个证据。是的，人民感谢郭永怀同志！作为我们国家的一个科学技术工作者，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而人民的感谢就是一生最好的评价！

我们忘不了郭永怀同志，这本文集是一件很好的纪念品，一本很好的学习材料。

（摘自《郭永怀文集》，北京：科学出版社1982：332－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