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学森的科学与教育思想研究成果

张可文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离休干部

1956年7月，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筹备组邀请我，给刚归国不久的钱学森先生做秘书。

我是一个地道的两门干部，即从学校门到家门，没有什么社会知识，更谈不上经验。现在要面对这样一位出国二十年，在科学技术上被世界公认的有成就的人物，应该会有些顾虑，但我倒也没有太多的顾虑和想法，因为我无从想起，工作需要那就干吧。

记得第一天报到时，组织上接见我的是办公室主任周素同志，她所讲的话中，最使我印象深刻的大概意思是：“他是世界级的科学家，是我们的国宝，要关心他，爱护他，但是在人格上我们是平等的。”

当我第一次见钱先生时，他讲话极为简单，“噢！你是学数学的，这很好，将来你能理解我所从事的工作”，只字未提什么秘书工作。接着他拿了一本英文版的他的导师冯·卡门所著的《空气动力学》给我，叫我看。

由此可见我的秘书工作并不多，主要因为他不在办公室的时间远超过在的时间，所以我第一工作任务是“看家”、接电话，以使他的工作能不间断地正常运行。剩下来的时间就学习，学习他这个人，学习他所从事的工作。

看了《空气动力学》一书，使我对他所从事的工作有了一些了解，特别在书中看到卡门－钱公式时，真是觉得太棒了。属于国际最高水平，为中国人争光啊！接着我就了解全所各研究组（那时只设组没设室）的研究对象及目的。我确实学了不少，因为当我尚在校学习时，数学系只设一门理论力学，直到1952年院系调整时，北大数学系才成立了数学力学系和力学专业。

我想是钱先生为了让我能较快地了解他所从事的工作，每当工间操时或下班前一段时间就会给我讲国外科技发展现状，这样来扩大我的视野、增强兴趣。我则像久旱逢甘霖那样倾听着、吸收着。当时是什么样的时代背景呢，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就受到了欧美列强的全面封锁，极少能见到英文版的新书、新杂志。那时只有一个苏联作为窗口，与外部有所联系。当时我们这一代人，包括比我们大的，都是受欧美派的影响，国内较有名的中学高中数、理、化方面课程直接采用国外的教材。自从解放后只有学习苏联，这里不仅有语言障碍，在思维模式上亦存在一定的差异。

钱先生的表达能力是异常高超的，他可以把一个艰涩复杂的问题，讲得简单而易懂。我常听同志们说，听钱先生的课是一种享受，而我都是由他单独授课的。记得当年苏联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后，他就专门科普这个问题，也是他即将进行的事业。所以他把发射按过程分阶段（把卫星送入轨道，在轨道上运行，直至回收）来讲，如第一阶段用什么工具把卫星送上空间，第二阶段如何达到所必须速度的推力，这就关系到燃料问题。这样就有个整体和部分之间的关系，以及每个部分的关键和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他鼓励我出去做了两次关于人造卫星的科普演讲。有一次他还给我讲了科威特这样一个石油大国，如何在沙漠上搞农业工厂，这真使我大开眼界。这里还有数学问题，如何进行系统多级控制问题等。有一次他对我说要搞一点情报资料，我当时有点疑惑，钱先生笑着说道：“我讲的是科技情报，现在中央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那么我们首先应当清楚他们当前所达到的水平，否则‘赶、超’不是成了一句空话了吗？”我被他说服了。后来他教我如何从一些科技杂志的广告上提取信息，以风洞为例，专门找寻广告上各国风洞的马赫数，就能反映出那个国家在超音速空气动力学所达到的研究水平。(www.xing528.com)

就这样，他对我提出了明确要求，同时尽可能用切实的帮助来达到目标。他对我所谈的一切从来也没有偏离过他的工作。

有一件事也许值得一提，那是我到力学所还不到五个月的一天，有个我国某名牌大学的年轻副教授来访，当时钱先生正在工作，所以那位同志就站在他的大桌子前谈问题，到最后我只听到钱说了一句：“这个你还不懂。”（也许是年龄和所受教育背景比较接近的关系，我对这些年轻人的思想感情较为理解、熟悉。他们对钱先生是既敬又畏，想接近又保持距离，对他又有着某种程度神秘感。特别是他那由美国带回的满满一墙的科技书，像磁石吸铁一样吸引着他们。为此，当钱先生不在所里时，我常常把办公室门打开，请他们进来参观，使他们能与钱先生逐渐走近。）看到和听到了刚才一幕，使我感到不是滋味，这将妨碍钱先生和群众的接近，并可能影响到工作。我就下决心把我的感受告诉他。机缘终于来了，那天他上班较早，并且没有多少文件需要处理、审阅。我就笑着和他说：“钱先生，我可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人怕你。”当时他就停下手中的事，侧头听我说。我就提出了那天年轻副教授来访一事，我说：“他也是堂堂××大学的副教授，来向你请教，你就让人家像个小学生似地站着问问题，最后还来一句‘这个你还不懂’。多么没脸啊！人要脸，树有皮，以后谁还敢向你请教呢？”（说到这里我感到我的言辞过于严重，但始终是笑着说的）。他一句话也没讲，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谁知二十几年后，有一次已经调到自动化所的我给他写了一封信，请人转交。后来那位同事告诉我，当钱先生接信知道是我所写的，就告诉他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当时我听了这句话真是满头雾水，不知道指的是什么。又过了约六七年，一天他到我们所来开会，我去找他，见到他时，竟然当着我的面，对着与会的同志说：“张可文对我帮助很大。”至此我还是不知所指何事。直到50年后，力学所纪念建所和钱先生归国50周年，召开纪念会，我与力学所老同志有了联系，才知道指的是说那句“人要脸、树有皮”那件事，我真是很感动。我当时仅仅是一个大学毕业不足五年的普通人，而他已是一位世界级著名科学家，能如此虚心听取意见，我真正感到他不仅是学识上伟大，而且精神上伟大，他是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没有低级趣味的人，我敬佩他！

由于钱先生的工作重心逐渐由科学院转向五院，我的工作也随之变化，所以当党委书记征求我意见去创办力学所附设科学技术学校时，就满口答应了。因为，我知道它意义所在。

我觉得要办好一所学校，必须具备三个条件，不然会事倍功半，难以成就。

第一是学校的明确培养目标。这是钱先生亲自抓的，目标很明确，也就是说学校使一个初中毕业生，通过三年的教学，能达到在研究人员指导下成为一名初级的助手。具体地说，也就是他们不仅要完成高中的文化教育，并要学习大学一、二年级的专业知识和相应的动手能力，任务是艰巨的。

第二是学生来源和老师来源，由于北京市很支持科学院办校，因之生源得到了保证。可是师资呢？当时力学所成立还不足三年，研究人员严重缺乏，从所的编制即能意识到，当时所里只有研究组，而没有研究室。可是面对学校所需师资，所里是全力支持的，全部由所的研究人员来兼任或专任。记得当时全所仅有一个翻译，还来承担兼任教师之职。当年（58年）科学院分配给所里十一二名北大数学力学专业的应届毕业生，就分配给学校两名，一名流体力学专业，一名是固体力学专业，他俩都是各自专业的尖子。

第三是教学工厂和实验室。组建工厂和实验室更是难上加难了，它要钱、要人和场地。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的中午，钱先生亲自来电话告诉我，所里拨了42万元（具体数字不太确切了，但总数是在40万元以上），给学校购置机器设备，听了这话我好像是一个肚子正在咕咕叫的饥饿者，天上突然掉下来美味的馅饼，心里多么高兴啊。他还告诉我，下午派了所工厂的工程师来找我，帮助我制定机器、设备的订购计划，要做到一次到位。

至此，我感到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真是一种幸福。这也使我认识到，只有都做到各尽其责，才有可能使每个人各尽其能。

钱先生那段时间工作极其繁忙，但他还挤出时间给全校师生作报告，以他的言教和身教深刻地影响着原力学科技学校的师生，他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时间所经历的艰辛，更不会忘记那段幸福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