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政道探讨钱学森科学和教育思想

『首届创新中国论坛』述要

李　佩

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

我现在简单地向大家汇报一下我所参加的一个报告会。由于时间关系，只能很简单地谈一下。这是李政道主办的一个论坛，它的全名叫做“首届创新中国论坛”。我总觉得这名字起得并不太好，主题范围不够明确。

论坛的背景

这个论坛是由几个单位一起来组织的，2010年主要的议题是：“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据我所知，其中“求”这个字，是李政道提出的，他觉得我们对钱先生所提问题不能只是答，一定得要加上一个“求”，我想他是在表达对钱先生的一个尊敬。这个论坛有四个主办单位，第一个是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其实就是李政道在中国科学院的一个办公室。每次李政道回国都会在这个办公室写文章，或者做什么工作，或者邀请一些人会谈，都是在这个办公室。李政道住的地方一般也不是什么宾馆，北京大学有一些高级老教授的宿舍区，是一栋一栋的房子，李政道在其中有一栋房子，他每次回来之后就住在这个地方。另外三个主办单位是中国海洋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科学时报社。科学时报社的一位社长和一位副总编都在会上，会议的报道都是他们做的。开会的地点就在北京师范大学。

最早的时候人家跟我说，这次会议的内容涉及钱学森先生。我当时就跟他们说，我去了大概没有多大的意思，我也谈不出多大的道理来，还是推荐谈庆明去吧。结果谈庆明要去参加中国科学院召开的纪念钱学森的座谈会，没法参加这个会。后来我听他们说，李政道当天要做一个主题报告，我决定去参加这个会，主要就是因为李政道要主讲“求答钱学森之问”。

因为我跟李政道很熟，从1978年到1988年十年的工夫在一起搞CUSPEA，就是中美联合培养物理学研究生项目——China U．S．Physics Examination and Application Program。英文用的是Application Program，后来就翻译成研究生培养项目。李政道在这十年主持这个项目的时候，所有的英文考试题目都是我给出的，而且负责评卷工作。那个时候主要的事情由一个委员会主管，而委员会主任就是严济慈，他是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另外，李政道一切的来往，还有很多跟中国科学院要商量的事情，都是通过严济慈。

我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他的这个“首届创新中国论坛”，他的意思是先办首届，以后还有第二、第三届吧。这个论坛于2010年10月30日举行，其会议手册中介绍，一天的活动分上下午，我只是参加了上午的会。上午的会当然有一个开幕式，主持人是科学时报社的社长。主持人介绍召开这个会的背景，接着还有北京师范大学常务副校长致词。重要的是第三项，先由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志珍致词，她谈了会议的重要性，然后简单介绍了一下李政道先生，9：00—9：40是李政道的报告。他的身份的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教授、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

李政道主讲“求答钱学森之问”

李政道先生亲自担任论坛的主席并主讲“求答钱学森之问”。他认为钱老也是他的前辈（其实李政道今年已大约84岁），他就说单用一个“答”字好像不大合适，所以他就用了“求答钱学森之问”。

那天李政道讲了约一小时，他首先介绍了钱学森先生，再讲到他自己。

报告的第一部分介绍了钱学森的教育背景，还有他的成就。从师大附中到交通大学，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到加州理工学院，从学机械到理工结合，李政道用事先准备好的光盘介绍了钱学森的家庭、学习等等。钱学森从年轻的时候一直到年纪大的时候的照片、加州理工学院等等的相片都播放出来。再有就是钱学森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导师冯·卡门（Theodore von Kármán），也把他的相片播放出来，说明钱老受教育的背景。刚才大家听到郑哲敏和谈庆明都谈到钱学森的科学和教育思想，也提到他所受的教育。

关于李政道本人，他自己也简单地讲了一下。早年的时候，他先是在苏州东吴（大学）附中学习，没毕业就去了浙江大学。抗日战争时期，浙江大学搬到贵州，所以他就到了贵州去上浙江大学。但去了不久，贵州那边遭日本人轰炸和入侵，所以他就到昆明西南联大求学。其实他在西南联大时间并不长，也就是一年的光景。他在贵州时已经有他所佩服的老师，一个是束星北，一个是王淦昌，他说“是他们引导我学习物理”，从此他对物理深感兴趣。

他到西南联大不久，当时物理系的名教授吴大猷和叶企孙先生，很快发现他和杨振宁的物理基础很扎实，知识面很广，认为是可造就之才，就选拔保送他们两个人到美国芝加哥大学费米（Fermi）实验室进修，由中国政府资助。所以他对吴大猷也是非常的佩服。有一年庆祝吴大猷生日的时候，李政道还去了台湾（1949年后，吴大猷去了台湾，是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院长）。他说，他在西南联大待的时间不太长，但是每次他提到西南联大的时候，他都觉得在那里学了不少的东西。

学与问

李政道谈到应该怎么学习，说学习不只是学，重要的是要问。后来他又在好几个地方谈到过，在《大学周刊》有一篇报道，李政道就提到“要创新，需学问。只学答，非学问”。只是学会在课堂上回答课本上的问题，这个不是学问；学问的道理，有学必要问。还有“要创新，需学问。问愈透，创更新”。你的问题提得透，提得很深入，这样你创出来的东西才能够真正的很新。所以我觉得这几句话对于我们年轻学生很有用处，不要死抱课本。

西南联大能培养出许多创新人才的原因

李政道说，他在西南联大的收获是西南联大的精神：一个是爱国，一个是科学和民主自由。他提到了一位工程院院士秦伯益写的一本书。他感慨地说，我把《联大八年》这本书看了多少遍，我就觉得联大并非只有八年，还传承了北大、清华、三校的校风——“学术自由，兼容并包”。西南联大所以能出那么多人才，主要的就是因为三所学校联合，三所学校本来办学的宗旨不完全一样。三所学校的老师又都汇聚在一起，每个老师的想法也不完全一样。学生在课堂上可以听到不同学派的观点，你可以学到的东西就很多，眼界非常开阔。而且教授们都鼓励学生提问，当堂辩论，发表个人的见解，教学方式非常灵活，学生也自然养成了思考问题的习惯。这样的大学能培养出有特长和个性的人才。李政道就说，那个时候，就是因为西南联大整个学校的气氛是爱国、科学、自由、民主。所以联大虽然时间不长，可是出了很多很多人才。所以他就觉得他在联大所受的教育，对他而言，是一生可以享用的。

费米实验室　“一对一”的精英教育方式

关于他自己后来的工作和成就，李政道没说什么。但是就我知道的，他认为后来对他最有影响的就是芝加哥大学的费米导师和他的实验室，他就是在那儿进修和工作的。当时杨振宁和他两人都是在费米实验室，所以后来有一段时间有人就评论他们两个得诺贝尔奖的研究成果到底是谁先想出来的。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值得去纠缠，值得反思的是他们都受到费米的指导和培养，才使他们两人于1957年一起荣获诺贝尔奖。这是第一次由华裔学者获得此项荣誉。

李政道在这个报告会上，把自己在费米实验室所受的教育向大家介绍了一下。他回忆那段时间最珍贵的事情就是费米教授的提问。费米特别重视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会花很多时间来提高学生的研究兴趣。他每周都要和研究生一对一地讨论指导学生的研究课题，李政道对此感受很深。后来他自己培养学生也一直是这样做的。他说当时有名望、非常有学问的大学者，他们带学生的方法都是一对一的。并不是带一大堆的学生，一个导师带着十七八个学生，就像现在咱们国内有很多的大学就是这样，很多的研究所也是这样，结果学生中哪个是张三，哪个是李四，导师都不认识。费米他们的方法就不是批量作业，都是一对一。有一次我还问李政道，我说你用的是一对一的方法，那么你到底一年招几个学生？我在想，如果他招了七个八个，他这一对一不就忙不过来了。他说，不，一般我一年就招一个学生；假定那年遇到特别好的学生，我就招两个。他说这我就已经忙不过来了。你看你要培养一个博士，至少要花四年五年才能出师，这样今年招的和前几年的加起来就有好几个了，六七个了。这六七个人他每一天都要一对一地去问指定的哪一篇哪一篇文章看没看，有什么问题。学生提出问题，他就和他们一起讨论。李政道就是特别重视这个“问”字，学问学问，一定要学着“问”问题。所以我就觉得他这个方法和我们现在国内有些大学的做法相比，应该说是很传统，但是也很先进。你看前面提到的，不管是钱学森也好，李政道也好，他们都是大师，科学大师；可是他们怎么教学生，他们怎么带学生呢？他们就是这样把学生带出来的。我想，刚才我提到的这些，对于各位在座的年轻的同学，也许有些帮助。

李政道“求答钱学森之问：中国如何培养创新人才”，他给出的一个破解之法，就是这种“一对一”的教育方式。

关于李政道：

不但是学者，也是社会活动家，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www.xing528.com)

（1）CUSPEA

李政道除了本身是一个学者之外，还做了很多公益的事情。如刚才我提到的CUSPEA——中美物理学研究生培养项目。他很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1979年正式向中国科学院负责学术工作的副院长严济慈提出，要帮助中国培养年轻的物理学留美研究生。1979年先后两次收了共18名学生，1980年开始面向全国招生，1979-1989年10年送出去留学的学生共915人，由他争取到美国几十所大学的全额资助。至今，每年暑假在研究生院中关村教学楼举行CUSPEA讲座，由早年CUSPEA学成回国的学生和华光（研究生院外办）负责。每年都 有在美国工作的CUSPEA学者回来汇报他们在美国的科技前沿项目，对国内有什么可借鉴的研究方向和内容。CUSPEA学者并非都留在国外，很多人回来在许多大学或研究单位工作。

除此之外，李政道另外一方面就是他怎么做学问。他处理很多问题都是用做学问的方式，就是一定要调查研究，要非常认真，做一件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

说到调查研究，我记得有一次，李政道到我们这里来筹备培训物理研究生这件事，大概是1976、1977年的时候，在我们玉泉路研究生院的校舍。那时学校门前还是挂着两个牌子，一个是中国科技大学研究生院，一个是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那个时候中国科技大学虽然已经搬到合肥去了，但是关于研究生的这一部分，当时的口号还是“所系结合”，研究所和科大的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到了研究生培养的阶段，因为“所系结合”，很多学生就要到北京来，到研究所里去。那个时候，研究生院在玉泉路，那边学生宿舍也不够，教室也不多。记得我刚去玉泉路那边教书的时候，我们都是用的那种木板简易房子，非常简陋，上面是铁皮屋顶的那种，一下雨就哗啦哗啦响。李政道到学校里去访问，我们学校的一位教务长吴塘接待他，对他说，真是对不起，我们学校现在一切都还很简陋，我们的办公室、一些课堂还有学生宿舍，都是这种木板房子。李政道就说，比起当年我们在西南联大的时候这条件已经好多了。当年我们在西南联大，我就觉得虽然生活是很艰苦，但是我却学了不少东西。所以房子好坏，这个不是问题。主要就是我们培养出来学生的质量，这个是重点。我觉得，李政道这个讲话，应该对我们当时的学校领导也是一个很好的教育。

（2）建议创办高能物理研究所和建立博士后制度

李政道不但是一个学者，他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比如我们建立高能物理研究所，也是他提出来的。后来高能物理研究所要动工奠基的时候，邓小平也去了，邓非常赞赏他这个想法。还有一件事，就是他建议在中国引进建立博士后制度。当时我们虽然有了博士，但是他认为单是这个还不够，你是读了博士、硕士，你只不过是在导师的指导下，导师想出来哪一个课题，还有哪一个部分还没有做完，告诉你现在就来继续做这个题目。可是博士后就不一样了，虽然他不是完全没有导师，也还是有导师的，但导师就不怎么管你了，就让你自己去真正地锻炼，自己来选一个课题，整个论文等等都是你自己来做，你就是准备将来能够指导别人了。虽然博士后做的也许还有一些不恰当的地方，导师会跟他提出来。所以李政道对我们国家还是做了不少创新的事情。

（3）政基金与两岸学子交流

另外还有一件事情。1998年11月29日，李政道在他夫人过世后，把他们多年积蓄的一大笔钱拿出来，设立了教育基金。他的夫人名秦惠 ，为纪念他的夫人，所以叫“政基金”。这笔基金提供给很多的大学，鼓励大学生一定要很好地研究学问，打好基础等等，学得好的就可以给他一笔奖金。他们这个教育基金在大陆主要做了这件事情。

此外，政教育基金还创办了另外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就是发起并资助两岸大学生利用暑期进行交流。他到台湾新竹对新竹清华大学的校长说，要促成大陆和台湾的互相了解，而互相了解的关键还在于年轻人，所以他的基金里主要的部分就是要做这个事情。每年暑假有六个星期，让台湾那边若干数量的学生（大约二三十人）到大陆来，分别住在大陆的大学，最早是北大、清华的学生宿舍，与这边的学生互相交流；大陆大学同样数量的学生住到台湾新竹清华还有其他的台湾院校，互相交流，后来大陆这边参加的大学增加到不同地区的十三所。这些交换的学生名为“政学者”。主要目的就是为了让两岸 的青年多一点谅解，多一点了解，增进对双方的社会生活、文化的了解，所以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李政道就讲，我们要使得年轻人在一起互相认识，互相交朋友，这样也许就可以促进祖国的统一，他是有这个思想。我有一本书就是讲他这个基金所起的作用，将来我会把这本书放在力学所的图书馆。台湾那边的学生就写了一些他们的感想，写了一些他们真正对大陆的了解。大陆的学生也谈他们到了台湾之后所获得的一些印象。我觉得这些确实是非常有意义。我那天还问了李政道这项活动是否仍在进行，他说是的。我这里有一张2007年2 月16日《科学时报》（A3版）柳怀祖的文章《为年轻人创造机会——“政基金”九年纪实》，算来到现在已进行了11年了。这篇文章还叙述了惠 夫人生前就关心祖国的科学和教育，她病重时还叮嘱李政道先生要多帮助祖国的年轻人，尤其是女学生。

我记得那天在会场上，李政道主讲“求答钱学森之问”之后，有一个时间允许大家提问，有些听众的问题是，他们没听懂钱、李的学术成就。我就补充了几句话，是关于李政道对我们国家在发展科学事业方面的贡献，其中我主要介绍了 政教育基金。

钱、李两位科学大师的共同点

（1）注重打基础，治学严格

由于时间的关系，其他的我不再多谈，我只想说一下个人的看法，就是我认为钱老也好，李政道也好，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地方。一个是他们非常注重打基础，做学问一定要非常认真地打基础。

他们治学非常严格。中国科技大学第一届学生，由于受大跃进运动影响，数学成绩不好，钱学森决定自己管的力学系延长一学期补数学。李政道的CUSPEA选拔，每次报名千余人，10年只选送915人留美。

（2）爱好艺术，注重科学与艺术的结合

钱老生前不止一次跟我们谈到，有时脑中正思考一个问题，听到周围的音乐，突然会受到启发。他自己会吹长笛，在音乐上也很有素养。他的夫人蒋英是搞音乐的，她是一个歌唱家。钱老说过好几次，他说我从蒋英这儿得到很多的启发，有时她在那儿弹琴或教到家里来学唱的学生，我听着她们的音乐，就得到很多的启发。也许对于正在考虑的科学上的问题，听了她们的音乐之后，我就有想法了，我的问题就解决了。

李政道也认为科学与艺术是不分的，他自己会画画。我这里有一张贺年片，虎年的，这上面就有他画的一只虎。记得有一次，协助他工作的柳怀祖把李政道画的画收集成册，送给我一本。这几天我想找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可是没有找到。

有一件事我一定要提的。早年的时候，李政道每年都要办一次学术会议，每次都有一个物理方面的专题。为了配合这个专题，办会的时候他都要请一位国内知名的国画家，如李可染、吴作人、华君武、常沙娜，还有一些北京艺术学校年轻的学生，画得很好的，他请这些人为他这个会议画一张中国画，刊登在他发出的学术会议的海报上。我估计他是以自己对艺术爱好来吸引各国物理界人士的兴趣。

十多年前，我曾请常沙娜来给我们做过一次报告，那时还没有用力学所的这个大讲堂。我说你是搞艺术的，你怎么能把李政道那次论坛所要谈的主题思想，用毛笔或画画的笔描述出来？她就给我们讲，李政道一次两次三次给她解释：我这次论坛的主题是什么，想要解决什么问题。他讲得非常仔细，使她领悟到那次论坛主题“天体物理”的意义。她先做一个素描，李政道看了觉得哪一点还不对，就让她重新再修改，才画出了李先生满意的画。

那么多有名的画家都给他作画。有一年我到美国去，看见李政道的时候，就问他，你那些画都搁在哪儿了。他说我都送给中国科学院了。回到国内后，我就问中国科学院的负责人，这些画搁在哪儿了。他们说搁在仓库里了。我说这些画价值连城，不可能再有人画这种画，怎么能搁在仓库里呢？而且这些画每一年都得让它们晒一晒太阳，让风吹一吹，否则这些画全都坏了。后来我就找柳怀祖了，因为他是李政道办公室的负责人，请他帮我让他们把这些画找出来。我对他说，这些画很有价值，你别随随便便地搁在仓库里。后来，我和柳怀祖一起办了一个展览会，就在中关村他们这个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大厅办的，那次参观这些画的人还是很不少的，中关村许多研究所的人都去了。展览会后，我就跟柳怀祖讲，如果想要把这些画保存起来，你得要赶快采取措施。后来据我所知，他们搁在了某保险公司，因为他们知道怎么保管这些东西。我们那次开展览会的时候，本来不许拍照等等，后来正好吃饭的时候有科学时报的记者，我就说，咱们赶快把这些画给拍下来。现在大家如果想要看这些画，我有一个朋友设立了一个中关村老年网站，就在这上面还可以看到这些画，其他的途径我就不太知道了。

另外，就在中国高等科学技术中心，在李政道的办公室，我还看到过一件有意思的事，也是表示他这个科学与艺术结合的一个侧面。大家知道，杭州刺绣非常有名，他就把杭州最有名的刺绣能手请来，请她们把他的科学思想用刺绣的手法表达出来，绣了一幅画，可用灯光显示出来。现在这个可能还在他的办公室里，因为我去过几次我都看到在那儿。那时李政道常常回来，还专门给我们解释，这一点表示什么，那一点表示什么。我倒也看不出来，但是他却讲得津津有味的。

钱老与李政道他们都有共同点，一个是对于音乐，一个是对于绘画。虽然各有特色，但他们都觉得，科学技术与人文艺术，是应该结合在一起的。

如果大家想要知道一些详细的情况，你们可以参考图书馆里2010年11月1日直至11月4日的《科学时报》，每天都有这方面的内容，可以仔细地去读一读。

（由李伟格根据录音与文字讲稿整理编辑，部分内容有调整或合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