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力资本提升、出口结构升级与中国经济转型研究

1．3　文献综述

1．3．1　关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1．3．1．1　国外关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传统贸易与经济增长理论关心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一国在对外贸易中能否通过出口的扩张来带动本国经济的增长，因此，关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理论观点主要有3个：有利论、折中论和不利论。

1）出口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利论

在理论研究方面，重商主义最早提出出口贸易可以增加一国的财富，通过提高出口与进口的贸易顺差，实现收入的增加，从而达到经济增长的目的。这种理论认为，经济增长的途径为“贸易顺差增加—收入增加—经济增长”。古典贸易理论的代表人物斯密（1972）和李嘉图（1981）则不接受这种经济增长理论，他们认为经济增长的主要归因在于社会财富的增加，社会创造的商品和服务的增加促进了经济的增长。斯密认为，出口贸易一方面能通过促进社会分工和生产力的提高来促进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社会财富的再分配，这样既能减少社会产品的囤积和积累，也能鼓励社会的生产，从而提高生产率，创造更大的生产量，从而真正增加社会财富，这也即斯密的“剩余产品出路”理论。可以用“出口贸易增加—生产力增加—社会财富增加—经济增长”的经济增长模式概括斯密的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作用机制。李嘉图则认为，在土地收益递减的假设下，人口的持续增加会导致食品、生活必需品的价格持续升高，从而导致人们工资的增加，继而使得利润减少和资本积累下降。此时，如果一国进口这些价格昂贵的食品以及生活必需品，出口本国制造的工业制品，就有可能降低生活必需品的成本，减少利润的降低和缩小资本积累的减少幅度，从而保持本国的经济增长。李嘉图的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理论可以用“进口必需品—提高利润和资本积累—促进经济增长”概括。19世纪后半叶，赫克歇尔和俄林（1933）提出“资源禀赋理论”，认为进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生产要素在国际间流动，从而实现其优化配置，促进经济增长，即“出口增加—生产要素合理配置—经济增长”。20世纪60年代以来，新贸易理论认为，在不完全竞争市场结构和规模经济下，国家由于受规模经济的限制只生产部分产品，不能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因此在两国各自出口其具有规模经济优势的产品时，国内消费者和生产者则均能获得规模经济利益，即“出口贸易—规模经济—经济增长”。20世纪30年代以来，英国经济学家罗伯特逊和纳克斯（1953）首次提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命题，认为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不仅来自于各国依据比较优势开展贸易，促进资源的有效配置，产量增加，消费水平提高，还来自于开展贸易所获得的规模经济利益和传递经济增长的利益。“增长引擎论”首次从动态的角度考察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机制，可概括为“出口贸易—生产专业化、规模经济、技术进步、投资增加—经济增长”。对外贸易乘数论认为出口贸易会使本国的就业、收入按乘数增加，使得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具有“乘数效应”，即“出口贸易—乘数效应—经济增长”。新增长理论学派认为，任何国家人力资本的积累和经济的增长都离不开本国人力资本出口贸易进程的深化，即“对外贸易—知识与专业化人力资本积累—经济增长”。

在实证研究方面，经济学家埃默里（1967）通过建立最简单的出口与GNP线性关系模型，采用50个国家的相关数据，经最小二乘法回归，认为出口与GNP的增长存在着一定的正相关性，得出一国出口贸易可促进GNP增长的结论。米开里（1977）在埃默里研究的基础上首次采用斯皮尔曼相关方法，得出结论：经济增长与出口贸易之间呈正相关关系，出口贸易增加的速度决定了经济增长的速度，出口贸易增加的速度越快，相应的经济的增速也越快，出口贸易可以促进GNP的增长。巴拉萨（1978）将传统的生产函数扩展用于开放的经济条件，建立了线性回归模型，并选用10个国家1960—1966年和1967—1973年的面板数据对模型进行实证分析，得出了同样的结论：出口贸易可以促进经济的增长。费德（1983）把一国经济的增长归为两个部门：出口部门和非出口部门，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两部门模型，反映了出口部门通过外部经济效应和要素生产率差别效应对非出口部门产生外部经济效益，从而促进经济增长。里维和诺特（1997）通过建立出口贸易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提出出口通过技术的影响来促进经济的内生增长。

2）出口贸易会导致贫困化增长——不利论

“出口贸易会导致贫困化增长”这一观点是基于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的“中心—外围论”原理以及印度经济学家巴格瓦蒂的“贫困化增长”概念提出的。

“中心—外围论”的主要观点是，在国际贸易中，发达国家处于贸易的中心位置，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处于外围位置。相对于外围国家，中心国家在获取技术效益以及提高生产率方面都具有巨大的优势。外围国家非但不具有这种优势，甚至在出口商品中还将技术效益通过降低价格的方式转移给了中心国家，因此对外围国家而言，出口贸易已不再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反而是经济增长的阻碍动力。这种贸易阻碍论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贸易战略选择起到了巨大的指导作用。

“贫困化增长”认为，一国的出口贸易在一定的出口量范围内，随着出口的扩张会给本国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但是随着贸易量的不断扩大，贸易条件恶化的损失将超过贸易量扩大所带来的社会福利。

3）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无关——无关论

第三种观点是前两种观点的折中。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克拉维斯提出“贸易是经济增长的侍女”。他认为美国取得成功发展更多的是靠科技，比如第二次工业革命和第三次工业革命。因此，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对外贸易只是起到配角的作用。克拉维斯后来也改变了原来的观点，他认为：对外贸易是经济增长发动机的观点只适应于19世纪末英国与新殖民地区经济的发展情况。到了20世纪初，各种条件的变化使得这一学说不再适应。

1．3．1．2　国内关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相关研究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对外贸易进程的不断深化，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出口贸易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但是国内学者大多是围绕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展开的，较少研究二者之间的具体作用机理。

杨全发和舒元（1998）利用巴拉萨的扩展生产函数以及费德模型对我国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进行了分析，将出口贸易对经济的增长作用分为初级产品出口和制成品出口两种情况。他们认为经济的增长主要靠初级产品出口贸易的拉动，与制成品的出口贸易之间没有负相关的作用。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因为中国的制成品的增长方式是粗放型的，而没有依靠技术来提高产品的质量和出口贸易。

陈智远（2001）通过在费德模型中引入时间变量、虚拟变量，并对出口部门的生产函数中的资本项目进行细分，经过分析验证发现，进口贸易相对于出口贸易对经济的增长作用更大，而出口贸易则对就业的影响显著。

尹翔硕（2001）通过对1952—1978年和1979—1995年两个阶段中国经济的数据进行回归分析发现，出口贸易对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出口贸易进程的不断深化，国内的经济得到了很大程度的发展。

林毅夫和李永军（2001）采用1979—2000年的数据进行估计发现，外贸出口增长10%，将导致中国国民经济增长1%。吴振宇（2004）采用我国1996—2001年的省级数据，得出我国出口对GDP的促进作用显著，但技术外溢性不够明显。祝坤福（2007）等通过对2002年的投入产出表进行分析，研究加工出口、非加工出口对GDP的影响。

赖明勇（2002）在里维与诺特建立的出口内生化的技术进步模型的基础上，根据新增长理论和新贸易理论，研究了我国出口贸易是怎么通过技术性外溢来影响国内非出口部门要素的生产率，从而间接促进经济的增长。赖明勇（2003）更在其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机理、模型及实证研究”中研究了出口贸易是如何影响经济的增长的，得出结论：出口贸易对经济的影响渠道不是直接的、单一的，它主要是通过9种渠道共同影响经济的增长，这9种渠道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宏观渠道，包括政府开支、政策渠道、价格扭转、外商直接投资、国内投资和制成品出口；一类是微观渠道，包括资源配置、政府政策、技术外溢。

1．3．2　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1）国外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最早开始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学者是舒尔茨（1990），他系统介绍了人力资本的概念、投资、形成途径和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关键作用，指出人力资本形成的主要途径是教育。纵观人力资本的发展历史，我们大致可以把对人力资本的研究分为3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人力资本理论形成阶段。这一阶段的人力资本理论主要是从微观角度，通过测度教育、投资的回报等去衡量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其中比较著名的代表人物有Becker和Mincer。

Becker（1987）的突出贡献是突破传统的对人力资本观念的约束，用传统的微观均衡分析方法建立了人力资本投资均衡模型。他认为人力资本和其他的一般投资物一样，都能在未来带回一定的收益，对个人未来的收入有一定影响。Becker在假设每个家庭（或个人）都追求效用最大化的基础上，证明了人在某个生命阶段，人力资本投资的均衡条件是“人力资本投资的边际成本的当前价值等于未来收益的当前价值”。

Mincer（2003）建立了著名的包含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人力资本收入模型。Mincer于1974年提出了Mincer收入函数，解释了教育成本与教育回报之间的关系，认为学生多接受一年教育就会使余生内家庭收入增加，建立了受教育年限与收入对数之间的函数，函数的斜率代表教育投资的回报率。Mincer的突出贡献是认为教育与教育回报率之间有密切关系，因此受教育年限的数据可以直接用来估算收入，间接反映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第二个阶段是人力资本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阶段。这一阶段主要把人力资本作为经济模型（增长模型或者发展模型）中的重要内生变量，建立了一批以人力资本为核心的经济增长模型。

Uzawa（1965）建立的Uzawa模型是最早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他引入了内生变量教育部门，建立了包含教育部门、物资生产部门和经济增长三者关系的函数，由教育部门和物资生产部门共同决定经济增长。为保证经济的增长，在该模型中，假定人力资本的生产函数为线性性质，人力资本的边际收益可以抵消物资生产部门的递减效应。

Lucas（1988）建立了Lucas的人力资本积累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lucas假定了两个部门：教育部门和物质生产部门，发现教育部门能持久地推动经济的增长，并且认为人力资本不仅有使人自身收益的内部效应，也有使他人受益的外部效应。这就解释了人力资本为什么从贫穷地区流向富裕地区，从发展中国家流向发达国家。

Romer（1990）把人力资源作为内生变量，建立了第二个内生增长模型。人力资本在经济的增长中起着关键作用，劳动者拥有的专业知识和特殊技能对经济的增长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而且知识和人力资本要素投入得越多，经济的增长就越迅速。

第三个阶段是人力资本理论发展的当代阶段。20世纪90年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学者的研究也不仅仅集中在理论研究方面，而是越来越注重把理论用于实践。对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实证研究，众多的国外学者主要集中在对不同国家或者相同国家不同地区的实证研究，分析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他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人力资本会对经济增长产生什么作用；教育会对经济的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在人力资本、教育对经济增长会产生怎样的作用方面，学者持两种不同的观点和态度。第一种认为人力资本会推动经济增长。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有Mankiw，Romer　＆Weil（WRM）（1992），Bils＆Klenow（2000）等分别使用学生的入学率代替人力资本指标，发现人力资本会推动经济的增长，两者之间有十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Benhabib　＆Spiegel（1994）结合20年间的劳动力数据、GDP数据和78个国家的物资资本数据，并用20年期间的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研究了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发现教育是通过提高教育者自身涵养、技能、创新等内在资本来增加人力资本，从而推动经济增长。Murthy　＆Chicn（1997）使用初级教育、中级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平均加权入学人数来代替人力资本指标，发现两者之间有非常明显的正相关关系，人力资本对经济的增长有明显的推动作用。Maria（2001）使用1960—1990年的至少72国家的统计数据，并把每五年的数据归为一个时间段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指标，得出产出水平对人力资本积累的过程有着正的显著影响的结论。Glewwe　＆Hanan（2004）通过对受教育程度、家庭收入和财富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第二种则持不同的观点和态度。例如，Islam（1995）用受教育程度代替人力资本指标去进行研究，并没有发现两者之间存在明显的关系。Filmer＆Pritchett（1999）在研究平均教育水平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时也发现，平均受教育年限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不明显。Temple（2001）则认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很复杂的。

很多学者通过研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关系，并且这种关系是双向的，即人力资本会影响经济增长，同时经济增长也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人力资本。Bils　＆Klenow（2000）在对教育程度与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验证时，发现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双向关系；Toyaetal（2004）用受教育年限和受教育人数代替人力资本，建立双向关系方程，来验证Bils　＆Klenow在2000年提出的结论，发现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作用，这种作用比单纯的使用OLS方法得出的影响大，他们的研究进一步验证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在决定因素。Glewwe　＆Hanan（2004）通过研究发现家庭的收入和财富的积累决定着对教育的需求水平，家庭的收入和财富增加会促进其对教育的需求，并且对教育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家庭的收入和财富的积累，并由此推导出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具有双向关系。

但也有学者认为人力资本的度量标准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有所不同。Steedman（1996）指出地区不同，受教育年限所包含的意义也不同，登记入学率和教育年限在不同地区代表的意义不同。Mul-ligan　＆Martin（1995）认为受教育年限不能很准确地反映人力资本。Krueger　＆Lindahl（2000）认为，如果将平均受教育年限作为替代人力资本的变量去解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往往是低估了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www.xing528.com)

近年来又出现了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人力资本的概念应进一步扩大，认为技术进步和专业知识也是人力资本，即出现了知识资本理论。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加尔布雷恩、沙利文等。加尔布雷恩认为经济增长取决于人力资本的质量，而不在于人力资本的数量，用受教育人数去代替人力资本指标，得到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沙利文认为，人力资本是具有团队属性的，它不像物质资本，受环境地域影响较大，相同的人力资本在不同的国家或者地区，产生的功效是不一样的，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也是不一样的。

2）国内关于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研究

与国外相比较，我国对人力资本理论的研究发展较晚，并且很多都是借鉴西方国家一些比较成熟的研究成果，从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国内有关人力资本的研究越来越多，主要是研究人力资本与国民经济发展的关系。

在研究人力资本理论方面，我国大部分学者在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国外的思想，普遍接受了人力资本包括人的体力、经验、生产知识和技能等。王焕勋在其1995年出版的《实用教育大词典》中将人力资本定义为：人力资本是一个人知识、技能和能力的一种反映，通过对它的投资，一方面能促进社会的发展和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也能使人得到巨大的收益。周其仁（1996）在分析人力资本与物质资本的差异时认为，人力资本的供给和物质资本的供给是不同的。李忠民（1999）从微观的角度将博弈论分析引入了人力资本理论，通过探究人力资本形成中参与人之间的契约关系，给现行的人力资本形成制度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解释。莫志宏在其2004年出版的《人力资本的经济学分析》中认为，人力资本是继工业经济之后与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相对应的新的资本形式，这意味着向人投资已成为经济发展领域的主导现象，向人投资成为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微观动力机制。丁栋虹认为，人力资本是指具有边际报酬递减的生产力形态。

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发展方面的成果非常多，有从全国领域开展的研究，也有从区域经济开展的研究，并且还有从人力资本的构成因素来具体研究其与经济增长的作用机理。周天勇（1994）在研究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时，通过分析我国在1953—1990年间对加强劳动者教育投资的数据，得出我国的人力资本投资得到了显著增加以及人力资本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为22%的结论。

沈利生和朱运法（1999）界定人力资本存量为我国的全体劳动者所具有的全部的生产能力，并把教育分为不同的层次，然后根据不同的教育层次把不同的教育成本和培训成本予以加总来计量人力资本存量的大小，最后通过实证研究方法分析验证人力资本存量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并预测了人力资本投资变动对我国GDP的影响。

王金营（2001）在研究中得出人力资本在有效劳动模型和外部性模型中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贡献，进而在此基础上测算出了我国人力资本在经济增长总量中的直接作用。

在马克思资本理论和劳动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马玲分析了人力资本的形成、流动和分配以及剩余价值的形成，得出了人力资本及剩余价值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基于经济增长的人力资本良性循环的构想，并结合中国人力资本及其流动、分配的特点，发现是中国人力资本与剩余价值分配之间的不平衡导致了经济增长的缓慢。

边雅静（2004）通过分析人力资本对我国东西部经济增长的影响，得出与东部地区相比，西部地区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的投资与存量同时处于弱的态势，且人力资本的现状更差一些，从而影响了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能力。

陈钊（2004）在对中国人力资本和教育发展区域差异的研究中认为，高等教育的持续平衡发展会有助于缩小地区间收入差距。

王宇等（2005）应用协整性分析和因果关系检验法对我国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在假设正规教育是提高人力资本存量的基本机制下，检验了我国教育结构变量、总体变量与国内生产总值之间的长期关系。

1．3．3　关于经济增长中的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交互作用研究

1）国外相关研究综述

Lucas（1988）最早提出了人力资本溢出模型。该模型所得出的结论表明，人力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效应表现出内部性和外部性的双重特性，鉴于此，人力资本积累被视为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与此同时，Lucas在分析模型的过程中还分析了通过干中学［人力资本积累的两种途径：教育和干中学（Learning-by-doing）］积累的人力资本在国际贸易中的影响。

另外，还有很多学者开展了关于人力资本存量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的研究，如Young（1991）、Galor　＆Zeira（1997）、S．Kim　＆Y．Kim（1999）等，主要强调人力资本对国际贸易带来的技术扩散作用，且二者结合起来共同影响经济增长；Nadiri　＆Kim（1996）主要强调国际贸易和本国的资本存量对学习和利用外国技术的重要作用，进而会推动本国经济的增长。

Stokey（1996）主要研究的是物资资本与技术和非技术劳动者之间的关系。在物资资本与技术劳动者之间存在互补性、物资资本和非技术劳动者之间存在替代性的条件下，得出：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其资本市场对外是开放的，那么对外贸易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存在这样的相互关系，前者增加能够通过提高该国的工资率而促进该国对人力资本投资的重视；反之，后者的积累能永久性提高劳动者的质量，通过提高要素生产率来增加出口品的国际竞争力，进而有利于国际贸易。

在关于人力资本存量与国际贸易的关系研究方面，Pissarides（1997）认为通过国际贸易，可以加快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技术转移速度，而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素质又决定了技术转移的程度，这就促进了发展中国家对人力资本的重视。Levin　＆Raut（1999）以30个半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从1965年开始的20年的数据为样本点，对出口贸易的技术扩散效应进行分析，将教育开支代替人力资本存量作为变量直接引入模型中，发现贸易政策与人力资本存量之间有高度的互补性。Kreinin（1998）认为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运行机制是：首先，出口贸易通过在国际技术扩散中的外溢效应促使国内技术进步；其次，技术进步有利于生产率（TFP）的提高；最后通过优化国内产业结构来实现经济增长的目标。

Clerides、Lach　＆Tybout（1998）等在对哥伦比亚、墨西哥和摩洛哥三国制造业企业的研究过程中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在可变成本方面，出口企业明显低于非出口企业，然而，随着出口品进入外国市场，企业的成本和生产效率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更为奇怪的是，出口企业所在地区的其他企业的生产成本也没有像预想的那样发生变化。该研究第一次证明了效率高的企业更倾向于出口，而不是出口提高了效率，从而对出口的技术溢出效应的存在提出了质疑。Bernard　＆Jensen（1999）等也通过实证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上述结论。他利用美国普查局从1984年开始的多达9年的面板研究数据库（Longitudinal　Research　Database，LRD）的数据进行归类、整理、分析，选择了生产率、就业人数、工资、人均资本和生存概率等更多指标，研究的结论是，出口企业在进入国际市场之前都明显地表现出这样的特点：成长快速、规模扩大和劳动者平均工资上涨等；成为出口企业后，规模仍旧保持扩大趋势，但生产效率并没有明显变化。值得注意的是，生存概率明显提高。随着出口企业规模不断扩张，资源不断地流向高效率的部门，使资源得到优化配置，进而促进经济增长。

2）国内相关研究综述

关于国际贸易、技术与经济增长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国内学者吴汉洪（2001）根据内生增长理论指出，技术通过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两个方面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同时，国际贸易又会促进这两个方面的发展。他通过技术这一关键点来考察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强调政府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只要政府能够制定出正确的贸易政策，本国的人力资本积累和技术进步就会得到提高。尤其是在开放条件下的发展中国家，政府对经济增长的责任是不可推卸的。

在出口贸易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渠道研究方面，赖明勇等（2003）构建了一国民经济模型，该模型包含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初级产品出口部门以及国内非出口部门3个部门，分别考察了前两个部门对第三个部门不同的技术外溢效应。同时还研究了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人力资本如何与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这类因素结合起来共同促进经济增长。结果表明，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促进技术进步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出口贸易，并且出口贸易的技术外溢效应主要集中在工业制成品出口部门。出口贸易与技术进步相互作用，前者通过干中学、技术扩散、竞争效应等多种渠道推动国内技术进步，后者也深刻地影响了出口贸易的贸易商品结构、出口竞争力以及出口的比较优势（特别是动态比较优势）。

包群等（2003）主要研究出口贸易对我国经济的影响作用，他认为出口贸易通过出口部门自身相对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和出口部门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这两种途径来促进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进而促进我国经济的发展。接下来对以上结论进行验证，他通过对我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10年的平行数据整理分析，借助内生技术进步增长模型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较为明显地验证了第二个结论，即出口贸易主要通过对非出口部门的技术外溢来促进我国经济增长，而第一个结论即出口贸易通过提高出口部门相对要素生产率来促进经济增长并不成立。进一步研究发现，目前在促进经济增长方面，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还没有做到很好结合，原因是我国人力资本积累程度相对较低。

吴振宇（2004）通过对我国近30个省（市、自治区）从1996年开始的6年的经济数据整理分析，在Feder（1982）模型的基础上，运用panel　data分析方法对我国出口生产的外溢性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我国出口部门的要素边际生产率要远高于其他生产部门，但是该部门的优势并没有随着出口活动的发生而通过外溢效应扩散到其他部门。对于这一点，他的解释是出口外溢性的实现可能受到了我国的贸易方式和出口生产企业结构的限制。

张光立等（2004）在研究我国外贸依存度与经济增长的长期均衡之间的关系时，采用了协整分析技术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结果表明，贸易开放度并不能直接拉动经济的增长，而是通过对总供给的影响间接带动经济的增长。劳动力的需求量会随着贸易开放度的提高而减少，因此发展对外贸易的长期战略还是应提高人力资本和技术水平。

刘胜辉（2005）采用协整分析、脉冲响应检验和方差分解等一系列计量方法进行了实证研究，将地区人力资本对技术溢出的作用考虑在内，考察二者是否相互结合，共同促进技术进步和经济增长。研究结果验证了上述结论，并且显示人力资本和出口贸易、外商直接投资这三个因素对一国技术溢出效应的促进作用之间存在互补性，并且这种互补性受到人力资本的形式和所处时期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劳动者比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者能够更好地与出口贸易、DFI结合，促进技术进步与经济增长，且这种促进作用具有滞后性。

仇怡（2005）认为本国的人力资本水平对该国技术创新与吸收能力具有重要影响，其人力资源的数量和质量是该国成功获得技术扩散的关键。仅仅依靠贸易开放和出口扩张来推动经济的增长，其结果并不一定尽如人意，因为在开放经济的条件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制约瓶颈之一是人力资本积累水平较低。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存量不只是一国进行自主技术创新的必要条件，同时也是本国获得技术扩散效应的必要条件之一。也就是说，如果本国拥有较高的人力资本水平，则其学习能力就会比较强，当然通过国际贸易渠道吸收发达国家带来的技术扩散自然更容易。

饶晓辉（2007）在研究我国的国家生产总值、出口量和人力资本存量这三者之间的动态关系时，通过对1952年到2004年50多年的实际数据的整理，利用内生的结构断点单位根检验方法、协整理论和误差修正模型进行了实证研究。所得结论与我国的经济增长特点——人力资本型内生和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是一致的，即国内生产总值、出口量与人力资本存量这三者都是关于时间的函数，且三者都具有结构断点和非平稳性特点，但三者之间长期表现出均衡状态；另外，人力资本存量与出口量之间存在着双向的因果关系，两者相互促进，且人力资本存量是促进经济增长的直接原因。

许培源和胡日东（2008）基于福建省的经验研究发现：福建省的贸易增长效应体现在贸易结构上，而不是贸易量上；人力资本水平的高低直接决定了贸易技术溢出的效果，提升人力资本水平将提高贸易对福建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但“两头在外”的经营模式使得外商投资企业的高技术品进口对福建省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受到限制。

郭炳南和朱幼恩（2009）运用贸易比较优势指标分析了江苏省贸易比较优势的演变，引入人力资本与技术创新作为出口贸易绩效的影响指标，实证研究了三者之间的关系。结论表明，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与出口贸易绩效存在长期的均衡关系，并且人力资本和技术创新是出口贸易的格兰杰原因。优化江苏产业结构、提升出口贸易比较优势和贸易绩效必须要加大人力资本投资和技术创新。

1．3．4　简要评述

早期已有大量文献研究出口贸易以及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国内外学者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经济数据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从国内外的研究现状来看，关于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作用，早期学者们主要是侧重于出口贸易与经济增长之间关系的研究，“有利论”被理论界和实践界大多数人所认可和采纳。在后期的研究中，学者们开始关注于二者之间具体的促进机制研究。出口贸易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首先表现为出口贸易对各种影响经济增长的决定因素起一定的促进作用，然后通过这些决定性因素来实现经济总量的增长。在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研究中，早期国内外学者通过建立一些经济模型或者定量的计算方法来对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研究，后来国内外学者开始把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集中进行人力资本与经济增长的各种实证研究，但每个人由于其研究领域不同，从而其研究范围也有所不同。在研究二者对经济增长的共同促进作用时，大多数研究结果都支持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相结合共同促进经济的长期增长。人力资本水平低下是欠发达国家赶超发达国家的主要障碍，而提高贸易开发度，加强与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合作与交流，是发展中国家提高技术和人力资本水平、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途径。出口贸易的扩大和人力资本的发展紧密联系，相辅相成，成为开放经济中影响经济持续增长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

纵观国内外研究成果不难发现，目前国内外文献中对于出口贸易、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多是从总量的视角来加以分析研究的，结构性研究十分有限。笔者以基于新增长理论的出口贸易和人力资本内生技术进步经济增长为研究对象，试图运用发展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有关理论知识从结构优化视角对我国出口贸易与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中的相互作用机制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并由此丰富现有的内生技术进步文献研究，探索实现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具体途径，从而为政府决策者提供有关制定贸易政策和产业政策的理论与经验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