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中西文化交流比较研究成果

基督教女青年会（YWCA）起源于英国。1855年金纳德夫人（Lady Kinnaird）在伦敦创立女青年会，不久即传到德国、美国等地。1894年，世界女青年会在英国成立，会址于1930年迁至日内瓦。女青年会提倡国际主义精神，提倡平等和合作，“以基督教义为基础，谋世界青年女子的幸福为宗旨”，“派遣干事周游各国促进女子觉悟”。据1919年调查，全世界已有35国设立女青年会，会员已达80万。⁽²⁾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主要由美国女青年会协助创办，1890年在杭州弘道女中组织了中国第一个学校女青年会，1923年10月5日，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在杭州召开了第一次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代表大会，成立全国协会，会址设在上海，成为中国当时人数最多、分布地域最广的女性社会团体。其宗旨为：“本基督之精神，促进妇女德智体群四育之发展，培养高尚健全之人格，团契之精神，服务社会，造福人群。”⁽³⁾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社会巨变，中西方文化交流频繁，跌宕起伏、风云变幻的环境给中国传统女性带来了改变的契机。而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给中西方女性提供了一个机会，理解自身文化和学习其他文化，在这个给予和接受的过程中，既需要双方艰苦努力的工作，也需要彼此开放的心态。干事作为女青年会工作的实施者，正是承载这个过程的对象。

女青年会初由外籍干事组成，后逐渐吸纳中国干事，形成了很长一段时间的中西干事并存现象。这个时期也正是女青年会活动最活跃、影响最大的时期，对这个时期的考察绝不可忽略中西干事并存这一现象。对中西干事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更清晰地了解女青年会，也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个时期中西方文化交流下，中国干事怎样借助于女青年会这一女性组织逐渐形成她们自身的力量，来领导中国妇女运动，并试图进入国际视野。本文拟进行中西干事比较研究，通过对两者社会文化背景，及其在女青年会所扮演角色不同的分析，来考察20世纪初期中西干事以女青年会这一基督教女性组织为基础，怎样面对矛盾和差异，怎样合作和融合，怎样实现以她们为媒介的中西文化交流。

中西干事长期并存，因她们的出身背景、教育背景、工作方式、个人经历等原因会有所差异，本文试图描述中西干事的社会背景，进而进行个案分析，阐释中西干事之共性与差异。

20世纪初，西方女权运动已经发展到一定阶段，有了诸多女性组织，如：美国的全国消费者联盟、妇女工会联盟、妇女基督教禁酒会、社会福利院等。⁽⁴⁾她们呼吁自由、平等和独立，中产阶级女性开始接受高等教育，并深受基督教文化影响。同时，西方国家对不发达国家的殖民占领或者势力入侵，让她们非常同情这些国家的女性，激发了部分女基督徒的服务热情和使命感。此时美国女青年会发展到比较成熟的阶段，海外事业部不断扩大对海外干事的派驻和在不发达国家组建各国女青年会，中国是其关注的重点对象之一。⁽⁵⁾20世纪初几乎所有来华美国干事，如顾恩慈女士（Grace Copock）、陆慕德女士（Maud Russell）等，都出身于中产阶级基督教家庭，盎格鲁撒克逊人，受过大学教育。⁽⁶⁾这个时期，美国女青年会干事所持大多是维多利亚时期的女性观：重视家庭，提倡母性和基督教的博爱精神，反对激进的革命，主张温和的社会改革。

20世纪初的中国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形截然不同。当时的中国，政治动荡，社会变迁剧烈，各种思潮涌现，国家面临了种种危机，诸多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批判对女性的束缚，呼吁将女性从家庭的从属地位解放到社会中来，增加国家和民族的力量以对抗外侮，争取国家民族的独立。⁽⁷⁾女学以及公共教育的兴起提供了女性受教育的机会，女青年会干事作为一种新职业，为这些女性提供了舞台和机会参与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基督教会在中国所办学校，给女青年会提供了最重要的干事来源，这也是很多重要干事有教会学校背景的原因。西方干事很多出生于基督教家庭，在浓厚的基督教氛围下成长。中国干事宗教信仰的形成比较复杂，除了少数出生于基督教家庭以外，一般是在学校阶段受到基督教教育或氛围的影响，转而信仰基督教。

下面将选取对中国女青年会起到重要影响的第二任总干事顾恩慈和第一任中国总干事丁淑静进行个案分析，她们的教育背景、宗教信仰、家庭出身等在一定程度上分别代表了当时很多来华外国干事和中国干事之情形。

顾恩慈女士（1882—1921）是中国女青年会第二任总干事，“系美国内布拉斯加（Nebraska）省人⁽⁸⁾，盎格鲁撒克逊人，1906年24岁时来到中国，出身于中产阶级的基督教家庭，受过大学教育。她在内布拉斯加州大学学习时，被传教士精神所吸引，作为学校女青年会的成员，受到‘传教热’的影响而决定成为一个‘彻底的基督徒’，加入中国的使命团。”⁽⁹⁾1921年顾恩慈手术后感染肺炎，因已病了数月，抵抗力很差，无法抵御新的病疾，于10月15日在上海去世，年仅39岁。⁽¹⁰⁾顾恩慈终身未婚，对中国女青年会的发展功不可没，去世后“一个又一个国家的电报证实了她在世界基督教妇女运动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¹¹⁾

丁淑静（1890—1936），第一任中国总干事，1890年2月17日出生于山东与河北交界处的山东临清。⁽¹²⁾从一些档案和丁淑静后来的回忆可以推测，丁淑静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父母本来信佛，为了丁淑静可以去教会学校念书，在她十一二岁时皈依基督教。⁽¹³⁾丁淑静1911年从华北协和女子大学毕业，回山东一个教会学校教书；1914年返回北京在贝满中学（Bridgman Academy）教书；1916年10月加入新成立的北京基督教女青年会城市分会，很快任总干事；1923年参与组建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并于1926年正式担任总干事。10多年后，丁淑静因败血症于1936年7月27日逝世。⁽¹⁴⁾丁终身未婚，“任事忠勇有为，而于社会服务尤为成绩昭著”。⁽¹⁵⁾她去世后来自各国的信件和电报向中国证明了人们对丁女士的尊敬，“丁女士的生命已经变成中国女青年会的遗产。”⁽¹⁶⁾

顾恩慈对中国女青年会从创建到拓展功不可没。她服务的15年间，最初“仅有几个学校女青年会，尚无所谓城市女青年会者，全国协会亦尚在组织之中。今则有学校女青年会89所，学生会员共计4 552人；又有城市女青年会12处，统计会员达6 414人。与她同事的外国干事84人，中国干事42人。全国协会设在上海，内部组织，十分完备”。⁽¹⁷⁾这样一个纯粹女性组织在近代中国能取得这样的成绩，实在可以证明顾女士卓越的领导力。

顾恩慈善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她有一个本事，实非寻常人所能及，无论走到何处，她总能觅得有用的人，真是古今中外难得的大才。”⁽¹⁸⁾她频繁旅行，“每二三年必往欧美一次，1913年，顾女士召集了18个美国干事来中国，1917年，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尾声，她也召集了26个美国干事来华，接下来两年又有23个干事受到其感召来华服务。”⁽¹⁹⁾对中国女子，她将“有才干的，以才干服侍社会；有学问的，以学问辅助社会；有道德的，以道德影响社会；有金钱的，以金钱供给社会；有地位势力的，以地位势力扶持社会。”⁽²⁰⁾总之是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这样，中国女青年会成为了一个中西干事合作的国际性组织。

顾恩慈以一种国际视野来领导中国女青年会的事业。她除了从欧美招募人才，还积极争取交换干事，她去世前最后几个月还很关注与印度、日本的女青年会领导人商议在东方国家交换干事的可能性。她频繁地在各国旅行，有助于她形成国际视野，并在此视野下进行管理。她也努力促进将女青年会的事业纳入到当时的主流社会中去，即使在她去世前几天，作为基督教全国大会执行委员会委员，还是出席了全国大会前召开的执委会，她提出了很多关于妇女地位的问题。顾女士大力促进中国女青年会的本土化，于1913年继任总干事时，坚持要聘任一个中国干事，否则就拒绝服务，⁽²¹⁾丁玛丽（Ding Mary）在她的坚持下成为中国女青年会中第一个中国干事。也正是她坚持对丁淑静的培养和挖掘，使之后来成为第一任中国总干事。

丁淑静接受第一任中国总干事的任命时，曾犹豫再三，此时正值非基督教运动兴起，政治形势紧张，她最终因为“作为一个中国女性，我必须这样做”⁽²²⁾，而接受这个任命。这显示了丁淑静的勇气和作为中国女性的责任感。时任总干事的文自立女士（Miss Rosalee Venable）写到：“我感到她是我曾工作过的所有国家中最有能力的管理者之一。”⁽²³⁾在她的领导下，中国女青年会发展为22个市会和四个乡村女青年会，⁽²⁴⁾并成功召开了第二次、第三次全国大会。

丁淑静的领导方式比较具有中国传统文化的特征：含蓄、谦虚、内敛。有干事以一幅画来比喻她的领导艺术，“画面中一个年轻女子手持蜡烛，站在一位年长女子的前面，年长女子左手拥着女孩的肩，右手指着前方的路。这正是丁女士的领导方式，她总是在背后鼓励和指导别人前进，尽可能地避免成为焦点。”⁽²⁵⁾

丁淑静热心服务和献身，不仅是对女青年会，更包括中国妇女运动。她不仅是儿童福利社的执行委员，基督教协进会的成员，美国圣经社的执行委员，贝满中学、金陵大学等学校的董事会成员，也是上海市市民委员会的成员。⁽²⁶⁾诸多社会活动的参与提高了她的声望和影响力，同时作为世界女青年会的副总干事，她通过国际活动来提升中国妇女在世界的地位。丁淑静既是一个国际主义者，又坚定不移地推动女青年会本土化的进程，将政策由培养中上层妇女领袖转向下层劳工妇女。她认为面向劳工妇女才能对中国女性真正起到服务作用，能真正帮助中国。尽管由于政策的变化引起了众多西干事的不解甚至反对，她一方面努力协调关系，另一方面坚持将政策实施下去，最终实现双方共同合作。

顾恩慈幽默、风趣开朗，努力熟悉中国文化并赏识中国女性的长处，体贴谅解她人，终身未婚，喜欢孩子，能和中国干事平等共处，在女青年会内部塑造了一种团结的良好氛围。

顾恩慈“能用比她资格更老、经验更多的人做她的助手”，⁽²⁷⁾既是一种领导艺术，更是她个人魅力之表现。她不摆架子，也不做谦恭下士的虚套，一概视如同伴。她宽厚并理解她人，从不刺伤她人的感情，尊重其他干事的选择，乐于帮助别人。顾女士对人谦和，与小孩子们做朋友。她喜欢吃中国饭，会说极好的上海话，也能讲官话。朋友众多，遍及各大洲，超越了肤色和种族。⁽²⁸⁾

顾女士生活“非常的平衡”，正是代表基督教所蕴涵的丰满生活。她的进取和含蓄，幽默和严肃，思想深邃和对每个人富有同情心的能力，一如她的人格众所周知，能继续在中国妇女中创造更丰满的生活。正如她的一个中国佣人所说：“她非常会做人。”⁽²⁹⁾她有一种快乐健爽的神采，令人见之，志气亦为之一振。⁽³⁰⁾在顾女士这里，中国妇女可以看到基督教最好的成果，通过她，以一种非同寻常的方式基督教女性听到了一种呼声，中国女性渴望上帝赋予的与生俱来的自由权利并友好地伸手去抓住获得它的机会。她的精神也是大多数女青年会所具有精神的代表——来自人类精神与上帝接触永不停歇的追求。⁽³¹⁾

丁淑静被日本女青年会干事赞誉“具有精神和形体双重之美的高贵外表”。获得高贵外表是通过默祷和与上帝同在的信仰，她的高贵和宁静显示了她内在的力量和安宁。⁽³²⁾丁淑静很强调丰满的生命，认为获得丰满的生命的意义重大，是人生的希望，社会改进的原动力，建国的基础。中国内忧外患下，更是迫切要求丰满生命的人生。⁽³³⁾

从顾、丁个体看来，都有很强的领导力，社会声望高，富有个人魅力，有基督教信仰，都是国际主义者且终身未婚，关心并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和女青年会的发展。不同的是，顾恩慈来中国传教与美国当时的海外传教热有很大关系，而丁淑静是因其教会学校的教育背景使之有机会接触女青年会，从而为她提供了机会。此时正是中国妇女解放运动如火如荼时期，作为中国女性的一员，她的意识与中国妇女的境况密切相关，参与意识更深刻。两者可以说是推进本土化和接受本土化的双方。同时，因为两者文化的差异，可以看到她们领导方式和个性上的不同，丁淑静显得更为含蓄、沉静。另外，她们处于女青年会不同的发展时期，中国社会政治环境的变化，导致了她们之间政策实施上的差异。

我们可以以管窥豹，来体会中西干事之间的差异，比如地位、个性、工作方式、思维方式和出发点。当然，这两个个案无法代表全部干事情形，丁淑静代表了当时重要的中国干事，受过西式教育，或出国深造、或在国内基督教所办大学受教育，⁽³⁴⁾在学生阶段或受家庭影响逐渐形成基督教信仰，家庭大多为中上层家庭或至少是小地主家庭，有自由、平等、女权等渴望和要求。西干事大多出于使命感，来帮助不发达国家女性获得解放。客观来说，中国干事的教育水平总体比西干事要低，⁽³⁵⁾西干事在事实上也更多处于领导者地位。尽管有种种差异甚至矛盾，但女青年会共同的服务目标以及作为女性希望提高女性权利地位的共同理想最终将她们团结在一起，克服种种矛盾和问题，走向团结与合作。

文本中没有完全记载中西干事关系，笔者只能通过部分干事的个人通信、报告去揣摩，尝试分析中西干事当时的处境及关系。笔者赞同“中西干事之间的关系主要是独立、合作、相辅相成的关系”。⁽³⁶⁾

按规定，来华西干事会有一年语言学习时期，但大多数并未能很好掌握中文和熟悉中国文化。92个来到中国的美国干事中，52个不满5年服务期限就离开了。⁽³⁷⁾由于中西干事采取的是两种不同的人事制度，西干事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由派出国付薪，⁽³⁸⁾比照各国当时的标准，普遍高于中国干事的待遇，引起了部分中国干事的不满。西干事大多处于领导地位，部分人带有一定的种族优越感，也给中国干事带来了一定的负面情绪。而实际层面，西干事的教育水准和职业能力总体水平的确要高一些，西干事在未来中国以前，差不多有70％已有过会务工作的经验。本国干事在未任职以前，没有一个曾接受女青年会的训练，西干事却有39％此前接受过女青年会训练，⁽³⁹⁾休假和深造机会也就更多一些。这些实际情况和主观因素客观上导致了一些矛盾。

20世纪20年代日益增长的民族主义情绪，扩大了女青年会内部中西干事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比如，1925年非基督教运动发生时，舆论谴责中国干事，认为她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卖国的。这些干事感到很委屈和艰难，对西干事说：“作为基督徒我们被认为卖国贼和帮凶，被称为‘洋鬼子的走狗’。”⁽⁴⁰⁾为了尽量避免受到谴责，中国干事对西干事刻意表现出淡漠感和距离感。尽管笔者目前无法看到更多的档案文件来证实具体的矛盾，但可以想象并肯定的是当时双方处境尴尬。

然而，在近代中国复杂动荡的社会环境中，女青年会内部的团结与否决定了它能否继续生存和发展下去。尽管非基督教运动一度影响了中西干事的关系，但总体上来说，中西干事是合作并相辅相成的关系。据女青年会干事回忆：“大家工作关系很好的，个人与个人关系都很好。我到的时候，学生部主任干事是耿丽淑（美国女青年会驻华干事），我们关系就很好。不但工作关系不错，私人关系也很好。”⁽⁴¹⁾朱胡彬夏写道：“（顾恩慈女士）很信任中国女子，她的同事看她的榜样，也大都如此；所以在女青年会中，这大姐姐爱护小妹妹的行为，成为一种风气。”⁽⁴²⁾曾有外国干事评论说这是她所经历过的外国干事最多、最团结、氛围最好的国际组织，“据我的经验，我从没看见过任何团体有这样多不同国际的同工和带着这样浓厚的国际主义的色彩。”⁽⁴³⁾

女青年会提倡国际主义精神和基督教信仰，这对团结整个女青年会起到了良好的作用。在国际主义精神、基督精神和为女性服务的共同目标下，中西干事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合作，形成一个中西合璧的基督教女性组织，实现为中国妇女服务的目标。

中西干事代表着东西文化的相遇，中国女性历来很少有机会从自我角度来审视自身的地位和作用，也少有机会看世界，与世界交流。女青年会的出现尤其是中西干事共存带来了这样一种契机，彼此认识对方的文化，了解之间的同一性和差异，在冲突、矛盾中寻找妥协、合作，甚至融合。中西干事作为媒介和载体在这个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

西干事帮助中国女青年会进行制度建设，传授管理经验，培养中国领导人。“（西）干事们的贡献是无价的，她们通过个体分享了服务的精神，丰富的经验及对女青年会运动价值的深刻信念。在此意义上她们已经建立了真正充满理解和同情的国际友谊，女青年会的这种干事合作正是我们履行国际情谊的方式。”⁽⁴⁴⁾

西干事也向她们所处的西方世界传播中国文化和中国妇女运动，“在中国女青年会服务的干事中有一百余人是属于欧美各国的，她们有的已经回籍去了。但是她们对于中国妇女运动的兴趣和热诚，还是一样浓厚，并且在祖国努力的谋求各该国与中国的亲善。”⁽⁴⁵⁾女青年会美国干事在中国、美国通过她们的机关刊物及其他传教刊物，来解释“中国人的哲学和心理状态”，如反对治外法权，这些观点是通过全国协会中国干事和在华美国干事一起工作，相互交流收集而来。⁽⁴⁶⁾西干事向本国募捐并介绍中国情况，也促进了西方对中国的了解，比如陆慕德女士（Maud Russell）在北伐战争时期坚持留在武汉不走，翻译了她所收集的1926年秋和1927年春的一些文书和革命小册子。⁽⁴⁷⁾这些方式对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妇女来说非常重要，在近代中国也是罕见的方式，通过一个女性团体来让西方世界了解中国，这本身就意义非凡。

中国干事参加各种国际大会，汇报中国的情况，对促进互相了解，尤其是国际对中国的了解，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中华基督教女青年参加1928年在布达佩斯召开的世界基督教女青年大会，程婉珍代表全国协会参加了这次会议，介绍国民革命和反帝经验，强调“合作”和“统一”。⁽⁴⁸⁾此外，中国女青年会与各国女青年会密切联系，“民国十三年丁淑静女士被全国协会委派参与世界女青年会于华盛顿所举行之第八次大会，继而考察美国女青年会之工作，同时并至各地演讲中国妇女运动之状况，及女青年会之进行。去年绕道欧洲回国，沿途调查各国妇女情形。前月道经印度，适值该国女青年会五十周纪念大会，女士以中国代表资格出席该会。女士此次道经各国均受欢迎，并使各国人士对于我国妇女有新观感，并非特女士之荣，实吾全国妇女之大幸也。”⁽⁴⁹⁾除了参加国际会议，各国也经常互换干事。

这些交流既有利于中国女青年会学习外国经验，也有利于西方社会了解中国社会和妇女状况。女青年会还通过劳工事业、学生事业、女权运动等方式与世界各国互相往来，互相借鉴、吸收和帮助。各种基于干事基础上的往来都有助于加强中国妇女与世界的联系，对近代中国尤其重要。

将近一个世纪前，女青年会以东西方文化交汇的姿态出现在中国，出现在中国近代女性历史上，带给中国女性崭新的社会内容。两种文化冲突与调和具体体现在中西干事身上，近代中国女性的一部分历史也浓缩在她们身上。两种文化相遇的结果自然是复杂的，“外来文化与本地文化接触，其结果必然是双方都发生改变。”⁽⁵⁰⁾重要的是中国干事在这个交汇的过程中学到了什么，获得了什么，又产生了怎样的变化。

中西干事的互动，深刻而明显地体现在女青年会的发展过程中。西方干事的本土化过程和中国干事接受西方文化的影响这两相逆的过程很不一样，也很有意思。外国干事面对完全不同的异文化努力理解和尝试接受，在新环境中开展服务工作。中国干事在这样一个西方色彩浓厚的组织中受到国际主义精神的熏陶，接受西方式的训练和西方理念的影响。在这种互动过程中，不可避免有差异、分歧甚至矛盾，但基督信仰和性别的同一性加深了双方的理解和妥协，对矛盾的消解和对不同文化的理解起到了特殊的作用。虽然两者地位、关系的变化随着中国外围环境的变化而有所变化，比如非基督教运动所要求的本土化、民族主义的兴起等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冲击，但最终在为中国妇女服务的共同目标下，中西干事互相妥协和合作，使中国女青年会在动荡不安的近代中国顽强地生存下去，并延续至今。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得知中西方交流时文化的差异所带来的分歧、冲突以及融合怎样在女青年会中西干事身上表现了出来，信仰和性别的同一性对这种冲突、融合所带来的影响。通过这个小小的缩影折射出当时的中国面临了怎样一种中西方文化交流的处境，尤其是一直作为被忽略的女性形象怎样面对文化差异，冲突和妥协，理解和合作，这种崭新的体验给近代中国女性留下了深刻的记忆，而这段中西干事共事的经历也将给历史留下不可抹杀的记忆。

附：

中西干事人数变化对比表

资料来源：Elizabeth A. Littell-lamb,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a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an China, dissert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p. 4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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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干事是女青年会对其职业工作人员的称法。

(2) 李涤尘：《世界基督教女青年会的发达》，《女铎》，11卷，1923年7月。

(3) 《上海青年志》编纂委员会编《上海青年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

(4) 王政：《女性的崛起——当代美国的女权运动》，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6月，第21页。(www.xing528.com)

(5)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 1895—1970,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86, p. 96.

(6)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13.

(7) 比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人都对封建礼教进行了批判，呼吁妇女解放，尽管其内容有所差异，但都赞同妇女解放。参考刘巨才：《中国近代妇女运动史》，中国妇女出版社，1989年7月。

(8) 朱胡彬夏：《中国女子的模范》，《女铎报》，9卷，1921年12月。

(9)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13.

(10)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2, Nov. 1921, p. 781.

(11) Ibid., p. 780.

(12) "Miss Ting Shu Ching", The Chinese Recorder, December 1936.

(13)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a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an China, dissert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p. 309.

(14)(16) "The Y. W. C. A. of China 1933—1947",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 of China Shanghai, 1947，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U 121。

(15) 《女青年》，1926年1月。

(17) “女青年会会务消息一束”，《女青年》，1922年3月。

(18)(19)(20) 朱胡彬夏：《中国女子的模范》，《女铎》，9卷，1921年12月。

(21)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 1895—1970,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86, p. 61.

(22) USA, China, Microfilm 50. 2, Correspondence with National General Secretaries, Rosalee Venable, "Ting shu Ching", October 1936.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a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an China, dissert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p. 324.

(23)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a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an China, dissertation, doctor of philosophy,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p. 323.

(24)(25)(26) The Y. W. C. A. of China 1933—1947,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 of China Shanghai, 1947，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U 121。

(27)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12.

(28)(30) 朱胡彬夏：《中国女子的模范》，《女铎》9卷，1921年12月。

(29)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2, Nov. 1921, p. 781.

(31) The Chinese Recorder, Vol. 52, Nov. 1921, p. 781.

(32) The Y. W. C. A. of China 1933—1947,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f Young Women's Christian Assoc, of China Shanghai, 1947，上海档案馆馆藏资料U 121。

(33) 丁淑静：《丰满的生命》，《女青年》1928年5月。

(34) 刘王立明，美国留学多年，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董事。邓裕志，中华基督教女青年会劳工部干事，金陵女子大学文学学士，纽约大学经济学硕士。郑章成夫人，先入裨文中学，旋入圣玛利亚女校，后又返裨文。1916年渡美国如门霍理和克大学（Mount Holyoke），留学数载。梅华铨夫人，1911年在马开里中学（Mckinley High School）毕业，旋即投入加里弗尼亚大学（University California），一年后又转入百奈女子大学（Barnard College），后于1915年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得了学士的学位。

(35)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务研究会报告书》，1930年9月，上海档案馆馆藏U121.

(36)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a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an China, dissertati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p. 451.

(37) Elizabeth A. Littell-lamb, Going Public: the YWCA, "New" Woman, and Social Feminism in Republican China, dissertation,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02, p. 367.

(38)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usetts Press, 2002, p. 12.

(39)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会务研究会报告书》，1930年9月，上海档案馆馆藏U121。

(40) Margaret Mack, Reports 1920—1925, NBA/RFC. Nancy Boyd, Emissaries: the Overseas Work of the American YWCA 1895—1970, New York: The Woman's Press, 1986, p. 140.

(41) 赵晓阳：《施葆真：女青年会改变了我的一生》，2003年10月13日下午3点；10月16日上午9点，于上海施葆真先生家中访谈，《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研究集刊》，香港浸会大学，2005年第6期。

(42) 朱胡彬夏：《中国女子的模范》，《女铎》，9卷，1921年12月。

(43) 杜爱伦：《女青年会相信什么主义》，凯如译，《女青年》，1928年5月。

(44) Ting Shu Ching: Character Growing, 353,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91.

(45) 杜爱伦：《女青年会相信什么主义》，凯如译，《女青年》，1928年5月。

(46) Karen Garner: Precious Fire: Maud Russell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2002, p. 72.

(47)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YWCA Challenge to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925—1930,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3 (2001).

(48) Institutional Identity: the YWCA Challenge to Extraterritoriality in China, 1925—1930, Women's History Review, Vol. 10, No. 3 (2001).

(49) 《女青年》，1926年1月。

(50) 乐黛云：《世界文化语境中的〈学衡〉派》，《中西文化研究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11月，第93页。

(51) 《中国基督教女青年会全国协会委员会年会记录》，1931年10月，上海档案馆馆藏U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