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在中国:同文馆与博济医校比较研究

北京同文馆和广州博济医校都创办于1862年⁽¹⁾，是中国大陆最早引进并采用西方专业教育模式的近代学校。其主理人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 Martin）和嘉约翰（John Glassgow Kerr）都是来自美国长老会的著名传教士。两所学校近40年的教学活动正处在中国教育大变革的前夜，传播了近代科技知识和西方文化观念，推动了中国新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并培养了一批新型人才。但两所学校办学性质存在根本性的不同，一为清政府官办，一为医学传教士私人办学，因而办学宗旨存在很大的差异。两所学校分别位于中国一北一南，两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环境也不同。丁韪良与嘉约翰在中国办学校的理念和政治目的是什么？是什么样的信仰理念导致两校学生选择了不同的人生道路？笔者欲就这些问题试作对比分析，通过分析也许会有助我们准确把握两所近代学校的本质特点，进一步认识两校学生面临晚清特殊的历史困境所作出的不同反应的背后因素。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在“自强新政”的招牌下，清政府中一批洋务派官员开始开办洋务事业，其中教育方面的主要举措是1862年创办了北京同文馆。而远在广州的嘉约翰也于1859年由美国返回，选址重建著名的博济医院，并于1862年创办了附设博济医校，这是近代中国医学教育的肇始。

同文馆最初建馆的动机是因为中英条约的签订，条约中有一个条款规定，英方致中国当局的公函在三年之内暂时附送中文译本，以便中国政府能在这段时间内培养出一批合格的翻译人才。根据奕䜣等人的办学规划，同文馆目的是培养翻译人才，与教会教育无涉。1865年3月，丁韪良经美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 Burlingarne）和威妥玛（T. F. Wade）的推荐，成为清政府第一个官办洋学堂同文馆的第三任英文教习。自此，丁韪良在同文馆任职近三十年，其中任总教习就达二十五年之久。同文馆能够在北京生存下来，不只是附着于总理衙门的庇护，经济有保障也是一个重要因素。其来源是由赫德监管的海关税收中支出学校每年所用款项，不仅支付聘请的教师费用，还包括学生的住宿、书本和津贴等费用。所以丁韪良称赫德为“同文馆之父”，而自己则是个“奶妈”。同文馆的学生都是官费生，有120名。分为两种：一种从外语开始学习，另一种从格致开始学起。前者都是来自北京的旗人，往往在学习外语时连本国的文字也所知甚少。后者包括汉人和旗人，通过科举考试已取得一定的功名，这部分人有较好的文字功底。⁽²⁾

丁韪良以总教习身份主持同文馆工作后，大力提倡和扩大西学教育。此前的同文馆也只能成为“译员学校”，1866年奏请设立天文算学馆，遇到以帝师倭仁为首的顽固守旧派的极力反对，但仍于1867年得以设立，招收满汉正途科甲人员。接着，在1871年添设了化学馆，1878年添设天文馆，1888年添设格致馆，西学教育规模逐渐扩大。及至1879年同文馆已建立起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教育体制，成为有别于中国传统旧式学堂而具有近代学校特点的新式学堂。从丁韪良拟定的新课程表来看，有数学、天文、格物（物理）、化学、地理、医学、制造、史地、国际法、富国策（政治经济学）等西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课程。丁韪良注意采用试验的方法，在他的主持下，1876年建成化学实验室和科学博物馆，1888年建物理实验室和天文台，作为课堂教学实验场所。如天文台，“上设仪器，顶盖四面旋转，高约五丈，凡有关天象者，教习即率馆生登之，以器窥测。”⁽³⁾同文馆无论是教学内容还是教学方法，都已具有近代西方学校的教学特点，也博得清廷官员信赖和赞赏。应当承认，这是与总教习丁韪良的努力分不开的。

1859年，嘉约翰重返广州建立博济医院，通过免费施医送药，展示西医技术，使中国人看到其有效性。同时，嘉约翰也计划开展西医学的教育工作，从而寻求一条促使中国百姓能够完全信任和接受西学的途径。不过，第二次鸦片战争加重了中国人民的排外情绪，中国的知识分子多因“以夷人为师，玷辱士林”的观念拒绝学习西医。面对着这样的社会氛围，嘉约翰等待了3年，于1862年才开办医校。⁽⁴⁾

嘉约翰希望通过这所医学校培养学生，在未来他的中国学生将会遍布到清帝国的每一个角落。⁽⁵⁾他发表了《医学教育大纲》一文，提出西医学校教育的目的：一是为民众培养才干学识俱全的中国医生；二是提高教会医院内的医生水平；三是造就医学校的教员。⁽⁶⁾1863年9月《华北每日新闻》刊载一篇社论，就阐述了在中国创建西医学校的目的和可行性。认为中国知识界对西医学的求知欲正在与日俱增，并且“不只是学习内科、外科，还要配备其他科目讲授的要求，接着便兴建一个医学院”。⁽⁷⁾

1862年，有4名学生接受专业方面的指导；1863年，共有3名学生和4位来自德国教会的学生在博济医校学习基本理论课程和外科仪器的使用；1865年有8名学生。这些学生多是来自教会学校，也有金利埠医院的学生，还有一些中医。⁽⁸⁾1866年新的博济医院大楼建成后，增添了更多的辅助医疗设备，使长期以来希望扩大正规医学教育成为可能。同西方其他医学院校一样，最初招收的都是男性。及至1879年，嘉约翰医生招收3名女生学习西方医学，⁽⁹⁾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这不仅使部分女子打破家门禁锢，走上社会，而且开始接受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逐步走上自强、自立的道路。嘉约翰在博济医校招收女学生学医，开创了中国女子接受高等医学教育之先河，从此医生这一职业成为中国妇女进入近代社会的最早行业之一。⁽¹⁰⁾

与同文馆的官办性质不同，博济医校是医学传教士的私人办学，没有来自清政府和美国差会的任何资助，但得到中国医务传道会（Medical Missionary Society in China）⁽¹¹⁾的支持。19世纪80年代以前是不收学费的，但学生要自己负担书本和食宿费用。80年代后开始每年收20元学费，学习一年以后缴纳。具体情况也常视学生的经济能力而定，大部分学生或交一半学费或免交学费。比如孙中山入学的1886年，招收了16名学生，但医院年度财政报告的学费收入只有76元。⁽¹²⁾财政紧张是制约博济医校进一步扩大、发展的主要因素。但学习西医给学生未来就业带来的实效性，也使得博济医校从未发愁招不到合适的学生。

为招募更多的生员来博济学医，嘉约翰亲自编纂招生启事，宣传西医长处，列出了招收学生学习西医的规程：医学生年龄为18—25岁，通晓文字的青年，学制3年，学习医学基础课程，并建议毕业后留在医院实习1年。嘉约翰强调学医之人，首宜敦饬品行，并要夙兴夜寐，勤习师传。医校初期每周4天授课，19世纪80年代后授课时间改为每周授课5天，1天进行实验课。授课内容为：《全体阐微》《化学初阶》、《博物新编》、《体制穷源》、《体用十章》等基础医学理论课程；此外还有临床诸症科目，《内科全书》、《割症全书》、《眼科撮要》、《妇婴新说》、《卫生要旨》等。医校制度严格，“每堂课抽查上节课学习成效，并一一记录在案；每年考问两次，5月下旬和12月中旬，甄别优劣”；嘉约翰要求学生：“在医局居住者，每早6点钟、晚4点钟，到看症房，帮理一切，随同先生诊视病人，并换药之事。”⁽¹³⁾

博济医校章程显示出这一时期学生们学习西医时刻苦用功的生动场景，在学习理论课程的同时，还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参与医院的医疗实践。这是医学专业的特殊性，只有理论加实践才可能培养出出色的医生。北京同文馆也开设医学科目，但没有一名学生日后成为医生，就说明了医学实践的重要性。一些嘉约翰的学生回忆说：“在开始学医的时候都是20岁左右的年纪，嘉约翰医生就像引领他们航向的灯塔，所有的事情都以嘉约翰为典范。”⁽¹⁴⁾嘉约翰每天早晨5点钟起床，先到学生的宿舍召唤学生们起床，再围绕着医院散步。学生们也陆续带着实验器具和书本跟在嘉约翰的后面散步锻炼身体，然后温习功课，再到医院查房换药，查完病房之后才用早餐。⁽¹⁵⁾嘉约翰几次在外出诊疗的旅途中，凡遇到合适的年轻人，都会说服他们跟随他来到广州学习医学，后来有的人学有所成，成为他的医学助手。⁽¹⁶⁾

为了使学生们能受到全面的医学教育，根据嘉约翰的安排，他本人讲授药物学和化学，黄宽承担解剖学、生理学和外科学课程，关韬教授中医课程并指导临床实践。嘉约翰多次称赞黄宽医生协助其开办教育的功绩。后期的师资队伍主要由博济医校优秀的毕业生组成，苏道明、梁乾初等先后出任教务监督。学生们除了学习医学基础理论课程外，还需要在医院门诊学习诊治，并到手术室学习手术割治技术。理论学习与临床实践相结合，学生参与医院日常事务，施药、手术割治等协助性工作，毕业后大都在华南地区从事与医疗事业相关的工作。

1868年嘉约翰从欧美购得一批化学实验设备，采用西方的教学方法，开设实验课，并让学生亲自参与试验，以验证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另外为中国学生准备的药物治疗学课程需要的试验器皿是由中国工人根据在医院中使用后的仪器制作，这是中国制造医疗仪器的开始。⁽¹⁷⁾运用试验的方法进行教学，这在当时中国的教育领域还是新事物。其意义不仅在于帮助学生尽快掌握所学的科学知识，培养学生的实际操作能力，还有助于培养起逻辑思维方式。⁽¹⁸⁾1870年嘉约翰翻译的《化学初阶》出版，丁韪良为北京同文馆的学生们订购100套，并于1873年开设化学馆讲授化学，成为同文馆最受学生欢迎的一门课程。

博济医院的设备与结构的更新、医科学校的教育理念和医院的临床实践经验的积累，帮助博济医校的医学教育不断朝正规化发展。当然，还有许多方面的障碍有待于嘉约翰去克服。比如，西医教育必须的解剖学训练，“中国人对尸体的迷信态度成为获得尸体的主要障碍。”受中国人传统观念——“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儒家忠孝思想影响，国人视解剖人体为大逆不道。嘉约翰常为学生得不到足够的尸体进行解剖练习而头痛，但他尽力想办法弥补缺欠，营造有利于医学教育的环境。

最初，博济医校只能从医院中寻找一些无亲友的尸体来供学生们的解剖课之用。有时在急诊手术中截肢下来的一个胳膊或一条腿也成为学生了解、认识人体重要器官相关知识的重要来源。经过嘉约翰的努力，在广州为解剖课而寻找尸体来源似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阻力。他也没有打算将解剖实验这一过程神秘化，在病人或其他人的心中并没有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尸体解剖是医学生认知人体过程，中国人很少或根本不在意小孩子的尸体，一次在医院的院子里嘉约翰就以一具被抛弃的儿童尸体为解剖实例，让学生直观地了解人体的基本结构，类似这样的学习解剖的机会总是或多或少地存在。配合医学教学，博济医校曾经进行过多次尸体解剖。嘉约翰本着十分谨慎的、公开的态度，他相信公众会逐渐熟悉和了解解剖是医学教育的基础课程，没有必要对解剖尸体大惊小怪，也从来没有引起什么争议。⁽¹⁹⁾

但位于北京的同文馆采纳西学的境遇就十分不同，丁韪良早在1867年开办天文馆时就提议建新的天文台。总理衙门也承认有这个必要，并答应一旦确定了合适的地点，便马上建造。不过这项计划还是冒犯了钦天监的权威，因为他们对于天文事宜容不得别人插手。当丁韪良选了几处地方作为新观象台的地址，但每一次都是因为风水不和的原因而遭否决。1888年，等待了20年的盼望已久的观象台方才被获准建立。丁韪良开设医学班，请伦敦会著名医生德贞执教，但不能获许学生到德贞开的教会医院实习，开设解剖课程更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丁韪良自己也认为：“医学班就这样花费十年的光阴，授课只不过成了像文科教育那样的思想交流而已。”他很钦佩嘉约翰的医学教育方法，认为：“正在努力培养中国人自己的西医，以取代旧派的江湖庸医。”⁽²⁰⁾

丁韪良、嘉约翰两人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都非常积极从事新式教育，西书翻译等活动，并非巧合或偶然。这与他们都敏锐地洞察到中国刚刚兴起的学习西方的潮流有关，他们开办新式教育等世俗性活动无疑都适应了当时中国学习西方的社会需要。博济医校和同文馆都没有开设宗教课程，也没有明确要求学生必须是基督徒，但嘉约翰要求学生和医院里能够走动的病人每天早晨要到教堂参加礼拜。1897年招收37名学生中，仅有10名学生未受洗。嘉约翰以自己的言行为学生们树立了基督徒的典范，受嘉约翰感召而入教的大有人在。⁽²¹⁾而同文馆受北京的政治气候影响，即便是私下对基督教稍有好感，也很少有学生入教。

这两所学校分别位于广州和北京，地域上是中国的一南一北两座重要城市，其面临的政治和经济环境是截然不同的。广州是明清两朝中国唯一的对外通商口岸，繁荣的港口贸易虽在1850年以后有所转移，但其重商观念和历史上累积的财富也为近代医学教育的发展提供了一定的经济基础；广州又是中国最早的对外开放城市，华洋杂处，形成较开放的社会心态，上至官员，下至平民百姓都对博济医院和医校采取支持的态度，为西方医学教育的输入创造了方便条件。而北京同文馆从建馆伊始就遭到保守派不间断的攻击，对于翰林院的学士来同文馆学习，翰林院倭仁强烈抗议，认为“这简直是中国学问的耻辱”，到诬告“同文馆为旱灾的根源”，同文馆始终处在中国政治斗争的漩涡之中，这也使得学生不停地观望政治形势，考虑更多的是自己未来的政治出路。博济医校重点是放在一些实用性职业科目上，为学生提供谋生的机会；而丁韪良的同文馆则是为清政府提供外交翻译人才。

传教士来华的初衷并不是办教育，而是在迫近的千禧年来临之前拯救尽可能多的灵魂，但传教士们发现中国人对传教士的讲道和福音单张并不感兴趣，经常表现出对基督福音的抵制。在领教了中国传统文化悠久历史和深厚积淀的“功力”厉害后，传教士们逐渐摸索出以医务传教、办学等间接手段来接近中国人，即著名的“舟楫论”或“工具论”，进而达到传播基督教的目标。⁽²²⁾嘉约翰与丁韪良两人都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里，因传教事业的吸引而来华，并相继采用世俗的教育方法引入中国教育机制，承担开办近代学校的任务。

嘉约翰与丁韪良分别是两所学校的灵魂人物，早期的生活经历和教育背景也影响了日后开办学校的教学理念和办学举措。他们都出生于美国中部贫寒的家庭，自幼受到基督教思想的早期影响。嘉约翰于1824年11月30日出生在美国俄亥俄州邓肯思维尔（Duncansvill）。五岁时父亲去世，小嘉约翰被送到弗吉尼亚与叔父共同生活，并在那里接受教育。看到奴隶的生活窘境，他曾公开地宣称：“一个人的正当权利不应该被其他人束缚。”⁽²³⁾嘉约翰从小养成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影响了他日后在中国工作时对待中国人的态度：平等、尊重，敢于追求真理，不畏强权。

1840年他回到家乡俄亥俄州，进入大学学习，成绩一直名列前茅，在学习的过程中决定成为一名医生。1842年他开始在肯塔基学习医学，然后进入美国著名的费城杰弗逊医科学院，1847年3月获得硕士文凭。⁽²⁴⁾1892年美国西部大学为表彰嘉约翰在中国从事多年具体的医疗救助活动和卓越的在华传播医学贡献而授予他名誉博士学位。⁽²⁵⁾

1847年，22岁的嘉约翰毕业后到家乡俄亥俄州南部的一个小镇，开始他的医疗实践生涯，在这里行医达七年之久⁽²⁶⁾。一次，他听到一位中国人在小镇讲演，说：“中医不明解剖，不讲生理，不识物理化学，其治疗疾病仅凭药物，并无割治之术，常置可治的疾病于死亡或残废之中。中国人口每年的死亡率要远远高于全欧洲。”⁽²⁷⁾听了这位中国绅士的报告，嘉约翰激动不已，⁽²⁸⁾向美国长老会总部提出申请，表示“愿意赴中国”。美国长老会也看中了嘉约翰的医生身份，很快指派他去中国，于1853年11月14日乘船赴中。⁽²⁹⁾作为一名有着虔诚信仰的医生，嘉约翰听到那里“缺医少药”的召唤，出于医生的职业道德，主动承担这项工作。嘉约翰来华是为了运用他的专业特长，用西医技术来解救饱受疾病折磨的中国百姓。

丁韪良1827年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利沃尼亚，在十个兄妹中排行第八。身为长老会牧师的父亲，用了两个传教士的名字给他取名，由此可见父亲从小就对他寄予的期望：希祈他将来成为传教士或牧师。19岁（1846年）时，丁韪良进入印第安纳的纽阿本尼长老会神学院（Presbyterian Theological Seminary at New Albany）专攻神学，其间曾因经济困难中途辍学，转而到教会学校教书。正值此时，丁韪良立志要当一名传教士，遂又回到神学院，完成学业。在最后一年，他向长老会提出到中国或日本传教的申请，而获准到中国。1849年他毕业后，11月便扬帆启航，次年抵达中国。⁽³⁰⁾丁韪良刚踏上宁波，就非常热心创办教会学校，招收20名小学生，灌输基督教思想，但并无成效。

刚接受教职时，丁韪良曾一度想辞去同文馆的工作，他感到：“每天只花两个小时教十个孩子英文，是虚度光阴。”但总理衙门的两位大臣，户部尚书董恂和刑部尚书谭延骧竭力劝他收回辞呈，他们说：“想想这些学生的前程，我们的年龄越来越大，他们当中的有些人会被委派取代我们的职位。皇帝也会感到想学外语，谁知道你的学生会不会被找去教皇帝英语呢？”这番劝说使丁韪良决心要开拓比在北京街边教堂传导影响更为广泛的领域。⁽³¹⁾

从嘉约翰与丁韪良的教育和工作经历来看，嘉约翰首先是一位职业医生，有系统的医学教育经历，并在美国有着成功行医经验、富有爱心和责任感的称职医生，他传播西方医学、治病救人的责任感要远远大于传播基督教的使命感。博济医校鲜明的世俗性质导致嘉约翰在美国长老会广州传教站自始至终都是一位颇具争议性的人物。

长老会资深牧师哈巴安德（Andrew P. Happer）对嘉约翰的传教效果表示不满，多次向差会提出，解除嘉约翰及其医院与差会的关系。1870年医院的年度报告中显示医院里的宗教活动，由其他长老会牧师和中国助手主持每天早晨的祈祷和公开的布道。这一年的头半年嘉约翰医生像以前一样主持一天礼拜堂的活动，但后期由于医院事务繁忙和不断增加的医学教育、译书等工作压力，被迫取消他的宗教布道活动。

为此，哈巴安德曾多次向差会总部弹劾嘉约翰，指责嘉约翰没有为传教工作投入精力，而是全身心地开展医疗、医学教育工作，除此之外还编辑汉语报刊，编译出版《化学初阶》和《西药略释》等书，无心从事宗教的福音布道。工作性质根本没有基督教传教士的特点，因此医院中没有什么人了解基督教的知识，主张嘉约翰及其医院脱离美国长老会广州传教站。⁽³²⁾嘉约翰也向差会表达了他的观点，“所有的人都清楚，医学传教是一项伟大的事业，它必将为差会的福音传播开辟一条合适的道路。”⁽³³⁾在这里，嘉约翰也明确他创办医院和医校是为传播基督教创造一个有力的社会氛围。

与嘉约翰相比，丁韪良在美国神学院接受了旨在培养牧师的系统教育，包括《圣经》语言、神学理论和布道实践技能等方面严格训练，由此确立了传教使命感、责任感、职业道德等坚定信念，自愿接受上帝召唤，来中国传道救世，他怎会不忠于职守呢？1868年丁韪良升任同文馆总教习后，鉴于自己不适宜继续做长老会的传教士，而提出辞去传教士职务。但这并不表示他已放弃自己多年的理想和使命，相反，他在1869年12月的辞职书上又宣称：“我宁愿人们认为我具有积极的传教士资格”，“在思想上我仍然是一名传教士，并按照我认为最有效的方式为（这个国家）人民福利而工作”⁽³⁴⁾，表达了他终生为传教事业效劳的决心。当同文馆扩大到招收正途士子和在职官员时，他认为有了施展抱负的机遇，通过知识分子和上层人物使中国基督教化。所以，丁韪良把他所主持的京师同文馆作为布道计划的试验场。1906年，从京师大学堂总教习之职退下来，他返回美国后，已70岁高龄的他又以“名誉传教士”重返中国，重捧《圣经》直接讲经布道，直至1916年去世。据此可见他对在华传教事业真可谓“真诚到永远”。⁽³⁵⁾

嘉约翰一贯坚持“从世俗的角度出发”，他的医学教育思想包含有“为国培元”的理念。他认为，医生这一职业在西方国家颇得官民敬重，选取入行之医学生首先看重他是否品行端正，再考察是否博学聪明、心怀仁爱，经过多年勤习西方医学之规矩，辨识中外各国之良药和治法，讲究住居环境卫生及通风换气，熟悉地方风俗水土之情形，能够采取合适的治疗手段和药物解除患者的病痛。他还强调指出：“西方国家的医生都要经过医校和大医院的考核，成绩合格方能发给凭照，不敢私自称为医生，借以浑水摸鱼，胡乱吹嘘以欺世人；西药也是货真价实，何种成分具一一注明，如有假伪则遭重罚。”

嘉约翰进一步宣传“健康的民本思想”，“国家以民为重，无论士农工商，必须精力充足，身无病患，方能任事有成。治国之大权不外赏善罚恶，不罚则从者众，恶必多，善不赏则为善者必寡”。⁽³⁶⁾他向学生们强调：“不论中外国家都应有爱民的意识。”他在分析中西差别时，指出：“国落后的原因除了制度上的原因外，还有学术上和教育上的原因。因为只有全民族的素质、思想开化和身体健康，才有强大的生命力。通过医生有效的工作帮助政府调整元气，保护人民的身体健康、休养生息；如若坐视满目疮痍于不顾，或推诿这是上天的惩罚，这样的政府如何能管理好一国之众。”⁽³⁷⁾嘉约翰锻造医学生成一国之栋梁的观念和医生辅佐政府培养有用之民的想法深深影响了他的学生。

总而言之，嘉约翰与丁韪良尽管有相似的来华背景和传教使命，也都曾想借用办学的手段来传播基督教，但长期在华的经历逐渐使他们的立场发生了不同转变，嘉约翰希望通过教育为中国培养有用之民，铸造“中国之栋梁”。中法战争时广州是战争的前沿地区，国人排外情绪很高，中国人见到外国人就会喊“鬼佬滚出去”。嘉约翰在一次出诊的过程中被一块石头击中眼睛，但他并没有抱怨，回到医院诊疗后，反倒是宽慰学生不用为他的安全担心，并帮他的学生分析中国未来前景。学生们对清朝政纲之朽坏心冷神灰，对嘉约翰说：“究不如我等与先生一起去美国学医可乎？”嘉约翰曰：“不可，汝等留此学医，必须勤求上进，将来为中国人之标榜足矣。”⁽³⁸⁾1900年义和团运动对所有在华的传教士而言都是一次生死考验，广州的民众也聚集起来标出传教士人头的价码，但同时也明确提出：“只有一个外国人是大家要保护的，那就是嘉约翰医生，因为他对中国人很友好，也是唯一一位照顾中国疯人的传教医生。”⁽³⁹⁾

丁韪良则不同，他每每在中国动荡不安时对自身角色的定位都出现问题。比如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丁韪良除为侵略者辩护外，还认为此时是他推进在华基督教事业发展的天赐良机。他说：“首先应该使用武力，令这些高傲的亚洲人谦恭下来，然后才能用福音把他们抬高。”⁽⁴⁰⁾义和团运动蓬勃兴起，在控制京津地区之后，丁韪良惊呼：“西方人成了异教狂热的牺牲品，那就让这个异教帝国被基督教列强分而治之吧。”⁽⁴¹⁾他躲进英国公使馆，亲自拿起一杆毛瑟枪，并参与后来的抢劫活动。所以中国学者孙邦华对丁韪良的评价是“带着殖民心态”的传教士，他赞成使用暴力和强制手段，以消除中国人对于西方接触和基督福音的抵抗。⁽⁴²⁾

检验一所学校是否适应社会的发展，除了办学条件、师资队伍、开设课程等指标外，还要看培养出的学生的素质和参与社会发展的程度。由于丁韪良和嘉约翰的办学理念、教学目标不同，他们进行西学教育与西学传播的深度、广度也就不相同，最终成就各异。

丁韪良认为创办同文馆是清政府迫于新形势的一种让步，目的只是为了提供少数训练有素的官吏，并非要革新整个帝国的官僚制度。这样的导向也决定了学生的志向，让丁韪良沾沾自喜的是同文馆的学生中，“清廷九品官衔中，除了没有头品之外，其余八品几乎都有”。同文馆最好的毕业生都是在外交界和国外的领事馆工作，有好几位已升任总领事和代办。有的学生进了武备学堂，有的进了电报局等新兴起的行业工作。最为突出的是张德彝和沈铎被派去给光绪皇帝教英语。⁽⁴³⁾

寓华传教士李提摩太批评同文馆“天文、舆地、算学、化学不过粗细皮毛而已”，同文馆建馆几十年却没有能培养出几个在近代中国留下影响的重要人物或是专门人才。⁽⁴⁴⁾同文馆招收的学生非富即贵，初期是北京满族子弟，后来招收通过不同程度科举考试的士子。丁韪良在25年的总教习生涯中几乎未遇到过任何学潮，只有一次，全体学生表示了消极的反抗。因为同文馆接纳了一位去过欧洲、能说法语的孩子，本意是希望通过他来帮助法文馆的学生说好法语，但却没有一个学生愿意跟他说话，原来他曾经在法国公使馆当过仆人。让这么一个仆役加入旗人后代的圈子，并要求他们平等地对待他，这对于旗人的自尊心无疑是一个致命打击。丁韪良庆幸自己“后来找了个借口，将那个孩子辞退了”。

而嘉约翰主持的博济医校早期招收的大部分学生都是出身贫寒，有志西学的青年。对于那些赴美打工的青年人，嘉约翰总是大开绿灯。他的著名的学生苏道明、梁晓初等都有类似的留美打工经历，后来接受博济医校系统医学训练，并协助嘉约翰开展医疗工作多年，最后都成为广州地区的名医。苏道明是嘉约翰最得意的门生，协助嘉约翰开展医疗工作达32年。苏道明生于1847年，1861年在美国旧金山“打工”，1867年秋，苏道明跟随嘉约翰返回中国，在医校系统学习4年西方医学的基本理论。由于他的勤奋好学，博得嘉约翰的认可，还没等到毕业，自1869年开始，他就在博济医校任课。黄宽去世后，他出任医校教务监督⁽⁴⁵⁾。苏道明擅长麻醉术，经他麻醉的病人无一死亡；他又是眼科方面的专家，白内障手术完成得非常漂亮；另外他治愈的霍乱患者超过一万人。⁽⁴⁶⁾

嘉约翰在华工作近半个世纪，他所推行的专业教育、采用新的教学方法和编印教科书的做法推动西方医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促进了我国近代医疗卫生事业的发展。随着嘉约翰医学教育工作的深入，广州人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许多重要的变化，博济医校不仅是一个传授医学知识和技能的场所，同时还起到了教化民众、移风易俗、领导社会风气的作用。博济医校早期的毕业生绝大多数成为医院的助手，或从事宗教事务工作，或当医校的教师，或自行开办医疗诊所和西药房谋生。嘉约翰不仅教给他的学生安身立命的医术和技能，还将西方科学和民主的观念灌输给他的学生，从而在中国社会内部酝酿变革的力量，对中国向近代社会转型具有启导意义。最为显著的是，博济医学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都发生了本质性的变化，成为中国近代文化的开创者或奠基人。从康广仁参与的维新变法，到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嘉约翰的“为国培元论”实际上顺应了中国近代社会“救亡图存”的时代主题，其医学观念的社会启蒙意义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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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etter of Dr. Fulton to Dr Kerr, Feb. 26, 1897，广东省档案馆92-1-442, p. 36.通常人们将1866年嘉约翰购地后建成新的博济医院的时间确定为开办博济医校的时间，比如2006年11月中山大学医学院的建院140周年庆典活动，就是以1866年作为博济医院的创立时间。目前所见到的医学史著作也大都采用此说，如中国医史领域有很大影响的王吉民、武连德的英文版《中国医学的历史》（K. ChiMin Wong & Wu Lien-Teh,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ShangHai, China National Quarantine Service, 1936, p. 391.）和马伯英的《中外医学文化交流史》中都将博济医校的创办时间定为1866年。但是，广东省档案馆的一份档案文献显示嘉约翰告知富玛利女医生他开办医学教育的时间是1862年。而这一年博济医院的年度报告也表明，博济医院提出针对中国青年的教育培训将强调医学理论科学和外科技术领域的双重目标（Hospital Report for 1862, MMS Report for 1862, Janurary of 1863）。此外，嘉惠林在他的《博济百年》中明确提出医学教育在1862年已列为博济医院的工作重点。嘉约翰的学生叶芳圃也提到博济医校的创办时间为1862年。因此，这里将博济医校的成立时间确定为1862年。日后会另行著文探讨这一问题。

(2)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11页。

(3)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1辑（上），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第6、10页。

(4) Letter of Dr. Fulton to Dr Kerr, Feb. 26, 1897，广东省档案馆92-1-442, p. 36.

(5)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 Hai, 1935, p. 175.(www.xing528.com)

(6) 陈明斋：《中国百年来新医学之进展及其近状》《新中华》第2卷第9期，1934年5月，第31页。

(7) The North China Daily News of September, 1863 (391), in Wang and Wu, History of Chinese Medicine, p. 391.

(8)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1935, p. 176.

(9) "Letter of Noyes to Ellinwood", PBFM, Feb. 3, 1880, Vol. 16, p. 22.

(10) 王芳：《博济医院第一位女医生——赖玛西》，《中华医史杂志》2006年10月，第45页。

(11) 中国医务传道会是中国最早的医学组织，以传教医生为主体，融合广州的中外商人团体、西方外交人员和一些英美利益集团的复合体，跨越基督教教派的区分，征募西方新的医生成员，为来华传教医生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指导，其早期影响不单是广州、澳门区域，还远至舟山、上海、宁波、厦门、福州和南京等地，乃至日本和朝鲜，到中、后期其主要的功能是支持西医在广州地区的医疗活动，并为嘉约翰的博济医院和周边的诊所提供经济后援。

(12) Canton Hospital Report for 1886.

(13) 嘉约翰：《奇症略述》附录，光绪十二年。

(14)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A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1935, pp. 187—191.

(15) Ibid., p. 189.

(16) Tso To-Ming, "Sketches of Dr. Kerr, First Report of the Refuge for the Insane in Canton", PBFM, Vol. 38.

(17) Hospital Report, MMS Report for 1868.

(18) 龚书铎：《中国近代文化概论》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157页。

(19) Hospital Report, MMS Report for 1867 (canton: 1868), pp. 15—16.

(20)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21) 博济医校1897年学生名单，广东省档案馆：92-1-442，第23—24页。

(22) 王忠欣：《基督教与中国近现代教育》章开沅，马敏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湖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9页。

(23) Kerr, "First Report of the Refuge for the Insane", PBFM, Vol. 38, p. 31.

(24) Material taken from paper prepare by Dr. Kerr's granddaughter, in paper by Ip Fong Po.

(25) "Letter of Hattie Noyes", Oct, 8^th, 1901, PBFM, Vol. 36, p. 60.

(26) Mrs. Kerr, First Report of Refuge of Insane, PBFM, Vol. 38, p. 33.

(27) From Ip Fong Po, in Cadbury, At the Point of Lancet, One Hundred years of the Canton Hospital, 1835—1935, Shanghai, 1935, p. 102.

(28) C. C. Selden, "The life of John G. Kerr", The China Medical Journal, April of 1936.

(29) Mrs. Kerr, "First report of the Refuge for the Insane", PBFM, Vol. 38, p. 33.

(30) Peter Duus, Science and Salvation in China: Life and Word of W. A. P. Martin (1827—1916), Liu Kwang Ching Edited: American Missionaries in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pp. 12—13.

(31)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03页。

(32) Archives of Foreign Mission of the Presbyterian Church, Vol. 7, p. 7, p. 92, pp. 133—135, p. 151, p. 199, p. 236, p. 238, p. 377，哈巴在1864—1872年建多次写信致差会总部探讨广州传教站与嘉约翰的关系问题，正如博济医院礼拜堂的牧师Preston所说的“差会组织类似的讨论会已经有42次之多，这对于监督医学传教士的工作总有些不正常”。

(33) "Letter of Kerr to Lowrice", Sep of 1868, PBFM, Vol. 13, p. 210.

(34) 王维俭：《丁韪良和京师同文馆》载自汪熙主编：《中美关系史论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第217—218页。

(35) 孙邦华：《丁韪良与傅兰雅比较论》载自章开沅主编：《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六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91页。

(36)(37) 嘉约翰：《卫生要旨》，羊城博济医局，1875年。

(38) 梁乾初：《西医入粵记》，1935年（手抄本），共38页。

(39) "The First Report of The Refuge for the Insane in Canton" p. 18, PBFM, Vol. 38.

(40) 顾长声：《从马礼逊到司徒雷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第185—203页。

(41) J. Spence, To Change China: Western Advisers in China, 1620—1960,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 1969, pp. 148—139.

(42) 孙邦华：《丁韪良与傅兰雅比较论》，载自章开沅：《基督教与中国文化丛刊》第6辑，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09页。

(43) 丁韪良：《花甲忆记：一位美国传教士眼中的晚清帝国》，沈弘等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198—221页。

(44) 郑观应著、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280页。

(45) "Letter of Noyes to Board", May 17, 1869, PBFM, Vol. 9, p. 77.

(46) "Canton Hospital Report for 1919", p. 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