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言丛谈》与季理斐夫人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陆续出现在中国并逐渐兴盛，此时不仅涌现出梁启超、林纾、周桂笙、曾朴、包天笑、周瘦鹃等国内翻译家，一些西方来华新教传教士，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傅兰雅、狄考文、季理斐等也加入这一行列，对于他们的翻译活动相关研究中都有所论述。虽然学界对西方传教士海外传教事业的关注逐渐兴起⁽¹⁾，但对女性传教士的研究仍属少数。⁽²⁾现有的研究也大多关注她们在教育、卫生医疗或社会改良等领域的活动，⁽³⁾她们的文学翻译活动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本文以广学会干事季理斐夫人（Donald MacGillivray）的汉译《喻言丛谈》（Parables from Nature）为个案，展开分析，试图重新认识清末民初西方来华新教女传教士在西方文学汉译领域的活动以及影响她们文学翻译的主要外部机构——广学会。

20世纪初年，中国上层社会对基督教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传教士们能够在中国的主流社会活动，而不再被贬为边缘。⁽⁴⁾但在传教过程中，传教士中的一部分人如李提摩太、林乐知、丁韪良等人还是认识到了现实社会中的来自乡绅等阶层的种种阻力，要实现中国社会的基督教化，首先就要使上层社会中的士大夫阶层接受基督教。李提摩太甚至规划出基督教需要影响的人，包括朝廷和各省中层及以上的文武官员、占百分之五的文人及这些人家眷的百分之十等，共计44036人。⁽⁵⁾根据中国社会重“文”的特点和文字传播的广度，他们逐渐强调文字事工的重要性，认为这是一条“更加快捷的道路”。文学作品不仅能够影响这一代人，还包括以后的世世代代。⁽⁶⁾

秉承上述信念，西方来华传教士在20世纪初的上海成立了广学会，学会运作的方式就是怀着基督的目的，以中国的观点撰写与发行书籍、文章和传单等，了解中国人的想法，指导和提升当地人口；创办相对而言质量较高的期刊以适应中国的知识阶层；创办针对妇女和儿童的期刊。⁽⁷⁾所以广学会广泛从事创办报纸杂志，翻译西方宗教、法律、历史、科技、文学、哲学等方面的著作，撰写文章、宣传手册或专著等各项文字活动。女传教士们也逐渐加入到这项事业中，例如担任广学会创办的《女铎》报、《福幼报》（Happy Childhood）等的主笔、编辑纷纷为其撰稿。女传教士们利用这些新的传播媒介，发表文学翻译作品，传播基督福音以感化中国女性读者。

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形成了以女传教士及其在教会学校的女学生为主体的女性译者群，她们以广学会为中心，以《女铎》为主要阵地，发表了一系列西方文学作品的译作。代表人物有：《女铎》首任主笔，美国女传教士亮乐月（Laura M. White）;⁽⁸⁾《福幼报》主笔，加拿大传教士季理斐的夫人季师母（Donald MacGillivray）以及美国女传教士狄丁氏，即狄考文夫人（Calvin Wilson Mateer）⁽⁹⁾和《女铎》其他主要撰稿人，多数是教会学校的女学生，如李冠芳、⁽¹⁰⁾袁玉英、周澈朗、郑申华等人。虽然她们的文学翻译活动在很大程度上着眼于文本的宗教意义，而不是文学上的价值，但这些活动客观上在译介西方文学方面起了不小的作用。本文即以季理斐夫人的译作《喻言丛谈》为个案进行考察，试图把女传教士的文学翻译活动还原到它的历史背景中加以探讨，以加深对于传教士在近代中国传教事业中文字事工的理解，从文学翻译的角度认识他们在近代中西文化交流中的作用。

季理斐夫人原名丽莎·柏卫（Lizzie A. Bovey），出生于英格兰。1898年受伦敦传教会的派遣来华，1900年8月与加拿大长老会传教士季理斐（Donald MacGillivray）博士在上海结婚。⁽¹¹⁾季理斐夫人曾在广学会任职，是广学会的干事之一，广学会的对外通讯工作大多由她负责联络。⁽¹²⁾根据广学会资料记载，她“是热心于国外布道的人，曾著过几本书，也很风行一时”，和季理斐博士“一心一意作文字事业，算得是‘天作之合’”。⁽¹³⁾季理斐夫人的文学翻译多是针对基督教家庭的儿童读者群，目前可知她的翻译活动有1903年翻译了《喻言丛谈》，该书于1915年由广学会再版发行，有文理和官话两个版本。1906年翻译了一些儿童作品，例如《饥渴有福》、《幼女诞礼遗范传》和《惜畜新编》等作品，内容是教育中国儿童善待动物等，可惜目前尚未找到这些中译本。1909年，季理斐夫人在《中西教会报》的复刊198至214册上发表了美国通俗小说家苏珊·华纳的畅销小说《幼女遇难得救记》，这部译作很受教会学校女学生的好评，是她们最爱的读物之一。⁽¹⁴⁾

这些文学翻译活动在学会内外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15年《福幼报》创刊时，季理斐夫人受邀担任该杂志的主编，一直工作到1936年。⁽¹⁵⁾1910年她掌管外国救援工作（后改名为“女子之家”）的财务，这个组织主要是为了给在港口居住或随船旅行的传教士提供暂时的住处和保护。⁽¹⁶⁾季理斐夫人还热衷于提倡针对不识字妇女和儿童的拼音文学，曾经担任中华续行委办会1922年成立的拼音文学委员会主席。⁽¹⁷⁾她的译作还包括《瞎哑聋》（Life of Helen Keller）、《孩童故事》（Stories for Children）、《伶俐幼童故事记》、《圣诞真意》（The True Meaning of Christmas）、《还有七天的生活》（Robert Hardy's Seven Days）等，⁽¹⁸⁾广学会1918年再版了她的译作《牲畜罢工记》。1921年8月，在《女铎》主笔亮乐月回国休假期间，季理斐夫人暂时接任了主笔一职，同广学会的中国干事李冠芳、朱懿珠等一起负责该报事宜。⁽¹⁹⁾此外，她还出版过《儿童圣经》，担任过加拿大女子布道会的主席。⁽²⁰⁾1931年季理斐博士逝世后，季理斐夫人继续在广学会工作，直到1936年6月退休回到加拿大，并于该年去世。⁽²¹⁾

1903年广学会出版了季理斐夫人的译作《喻言丛谈》，共包括《磷火之喻》（“The Will of the Wisp”）、《蜻蜓前身喻》（“The Metamorphosis of the Dragon Fly”，or，“Not Lost，but Gone Before”）、《蝶喻》（“The Butterfly，A Lesson of Faith”）、《思想奇妙园》（“The Unknown Land，Heaven”）、《桦柏喻言》（“The Trees Talking”，or，“Mutual Accommodation”）、⁽²²⁾《今日之劳今日足矣》⁽²³⁾（“Count Your Blessings”，or，“A Day at a Time”）、⁽²⁴⁾《蜜蜂之喻》⁽²⁵⁾（“The Bees”，or，“The Law of Authority and Obedience”）、《风云蔽月》（“The Moon will Shine Again”，or “A Lesson of Hope”）和《风花晤谈》（“The Wind and the Flowers”，or，“Training and Restraining”）等九个小故事。这本书受到读者的欢迎，1915年广学会发行了第二版。出版者认为该书“对学堂和家庭中的孩童尤其有用”，它“试图从上帝创造的奇迹中收集道德教义，……故事美好、道义真实、语言简单优美，……希望能在中国儿童中流行”。⁽²⁶⁾原作是英国19世纪博物学家盖蒂夫人的五卷系列作品《自然界寓言》中的第一部。

盖蒂夫人于1809年6月3日出生在英国艾塞克斯郡，她生平对海藻和海洋植物的研究甚感兴趣，以撰写儿童科普读物闻名，其中最受欢迎的就是系列丛书《自然界寓言》。该书自1855至1882年间重印了18版，直到1954年还由不同的出版商以各国语言出版发行。她的儿童作品在19世纪后半期许多中产阶级儿童中耳熟能详。作为一位贤妻良母、慈善家和基督徒，她的科学研究和写作是担任这些职责的延续。她的作品一方面教育读者认识周围的客观世界，另一方面也引导他们采用恰当的基督教态度，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²⁷⁾

《自然界寓言》不仅体现了盖蒂夫人寓乐于工作的原则，还充满“对自然界中渺小、无助的美丽事物的喜爱、基督教色彩浓厚的想象力和饱满的情感”。⁽²⁸⁾这部作品秉承了传统的儿童文学通过讲故事来教导儿童的特点，但是没有一般作品浓厚的说教气息，它的语言简单、优美，情节想象丰富。⁽²⁹⁾与原作相比，译文的特点可以初步归结为以下几点：

（一）译作更加强化基督教色彩，甚至不惜另拓篇幅阐释基督教教义，淡化了原文的科学精神。原作者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的创作意图就是希望通过对自然环境的研究，使读者能够了解他们身处的世界，加强他们的宗教信仰。⁽³⁰⁾在19世纪自然主义神学的影响下，科普作品的撰写都包含在宗教的外衣下，自然主义神学认为研究大自然的目的就是为了赞赏和理解上帝的工作，⁽³¹⁾所以《自然界寓言》中的每个故事开篇总是引用《圣经》中的一句话点明本篇的主要寓意。但是作为一名博物学家，原作中蕴含科学精神，并探讨大自然中的微小事物。而译本则着重强调文本的宗教意义，不惜另辟篇幅、大费笔墨在故事的结尾处做专门的论述，对宗教寓意的过度渲染使原文中的科学精神几乎荡然无存。

例如《蝶喻》的原文讲述一条毛毛虫受蝴蝶临终前的托付，要照看她的孩子，但毛毛虫不知道怎样照看这些蝴蝶的卵，就问见多识广的云雀。云雀告诉它，蝴蝶的卵像它一样吃卷心菜的叶子，而不是毛毛虫以为的露水和花蜜，并且这些卵会变成毛毛虫，而不是蝴蝶，最后云雀说毛毛虫有一天也会变成蝴蝶。毛毛虫起初并不相信这些，云雀告诉它要有信仰，正在这时那些卵真的变成了小毛毛虫，从此毛毛虫学会了信仰，它相信奇迹。在原作者看来，这是一个关于死亡的故事，这个故事告诉读者拥有自然界的知识会带来信仰，相信那些无法通过感官和推理而完全得知的事物。⁽³²⁾如原文开篇所引用的《圣经》中的一句话：Job xiv. 14. "If a man die, shall the live again? All the days of my appointed time will I wait, till my change come."。⁽³³⁾

而在译文中，这个寓意被扩大、明晰化了，特别是译者在结尾处对人之生死的大段阐释，使得整个故事读来充满布道的意味，而毛毛虫成长为蝴蝶的自然经历变得微不足道了。译者写道：

我们世上的人，有许多奥妙不测的事，自己不明白，千万不可疑惑，但要存倚靠的心。人若到去世的时候，这肉身埋在土里，灵魂却是不灭的，必要去到天堂上头，世人往往以这话为奇异，疑惑不信，请看哥林多前书（十五章三十五至五十八节）说道：又问死的人，如何能复生？他凭个什么身子生呢？答道：你真愚得很，你所种的种子，必定变化，后来才生，你所种的种子，和你所生的身体不同，所种的，或者是麦子，或是百样的谷，只有一颗，上帝随意赐给各样身体，形象各各不同，有人兽鱼鸟等项，有天上的物，有地面的物。天上物的荣耀与地上物的荣耀，各有不同。日头的荣耀，不同月亮，月亮不同星宿，一个星的荣耀，不同众星，复生的道理，也是这样。……⁽³⁴⁾

《喻言丛谈》中的九个故事几乎都采用了这种在译文结尾处另辟篇幅，明确阐发基督教教义的手法。或鼓励读者“应当坚固，不可动摇，殷殷勤勤服事主，因为知道奉主所作的工夫，不是枉然的”；⁽³⁵⁾或教导读者“学那尽善尽美的工夫，因为我们世人，时常没有倚靠的心，恐怕后来不好，时常担忧。若有这样的人，当要记念圣经的话”；⁽³⁶⁾或告诫读者“当守救主耶稣的道理，他教我们恭敬尊长，服君王的权，断不可藐视离异”等。⁽³⁷⁾译者有时还会在篇尾附上歌谣，方便读者的接受和记忆。例如《思想奇妙园》后，译者补充了一段“歌道”：“我是行路的人，我家在天，在世常有忧闷，我家在天，飘游过海登山，东西南北循环，福地不在世间，我家在天。”⁽³⁸⁾

还有些译作中则套用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使之与《圣经》教义相契合，以获得读者对这些思想的认同。例如《桦柏喻言》的原文，在开篇引用了《圣经》中的一句：“Let every one of us please his neighbour for his good.—Rom. Xv. 2.”。⁽³⁹⁾译作基本上保留了故事的大概，语言、情节更为简化，尤其强调贯穿其中的与人相处“以和顺为贵”的思想。无论是桦皮所说：“你我若独处旷野地方，那就任凭自己所为了，但是在丛林里头，岂可这样行为，这样说话么？我们同在林中，是有一定的公例，总以和顺为贵。”⁽⁴⁰⁾还是柏树亲戚的回话：“凡我们的树林，有一定的法子，当要体恤邻舍，相安而处，断不可枝叶相交，彼此妨碍，要守处邻的道理，大约以和顺为贵。”⁽⁴¹⁾都体现了这个思想。译者在篇末写道：

如圣经罗马书上说（十二章十节）：应当相爱如弟兄，彼此尊敬，是以善使人喜悦，扶助他的德行。又儒经上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又说道我不欲人加诸我，我亦不欲加诸人。这个说法岂不顶好的道理么。⁽⁴²⁾

对儒家思想的借鉴与再现，不仅体现在译者的译作中，在她的创作小说《东方晓》中，在教堂讲福音的也是“中国宿儒”，而且“听讲之下，宗旨多与儒教合，……，继有西人讲道，语语足为箴训”。⁽⁴³⁾

（二）叙事模式方面做了较大改变。原作多采用直接对话的方式，故事由角色的对话构成，叙述者的客观表述出现较少，而译文则更贴近中国传统的叙述模式。自《史记》始，故事中的叙述者往往也扮演评论者的角色，例如“君子曰”、“太史公曰”、“评曰”等。⁽⁴⁴⁾故事是从叙述者的口中讲出，首先交待人物事件的来龙去脉，再铺叙情节，寓意放在通篇的最后，由叙述者做一番阐释。这样传统的书写方式，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有利于他们对译本的认同和接受。例如《磷火之喻》，原文的开头是：

"Detestable phantom!" cried the traveler, as his horse sank with him into the morass; "to what a miserable end have you lured me by your treacherous light!"

"The same old story for ever!" muttered the Will-o'-the Wisp in reply. "Always throwing blame on others for troubles you have brought upon yourself. What more could have been done for you, unhappy creature, than I have done? All the weary night through have I danced on the edge of this morass, to save you and others from ruin, if you have rushed in further and further, like a headstrong fool, in spite of my warning light, who is to blame but yourself?"⁽⁴⁵⁾

这段对话直接引出故事，没有任何的背景铺垫，而译文则重新调整了原文的叙述顺序，把故事发生的背景提到前面由叙述者讲述，然后才出现故事中个角色的对话：

有人骑马驹，黑夜行路，远望前面有磷火，忽显忽没，他心中暗想，这必是乡庄住家的点着灯，所以打马前去。马走的正快，不料想咕咚一声，人马都掉在泥坑里，把马蹄子陷住了，再也跳不起来，渐渐儿没有力气，到这时人马算到了死地。骑马人微声叹气自语道：“我真是冤枉，被这无情的火欺哄，领到这险地，可惜可惜，我的性命完了。”磷火听他说这样的话，大大怪异，对骑马人说：“你凡事不小心，自己错了，不怨瞒自己反怨别人，真是叫人可怪。我从来在这淤泥的地，未尝离开，每到日头落后，就发光，整夜照耀，特为警戒走路的人，躲开这险地，别遭这害。今儿你不审察，人马掉在这泥坑里，遭了凄惨伤命的祸，你想是谁的错呢？”⁽⁴⁶⁾

开篇首先交待故事地点、人物或时间背景而将角色对话推后的做法，在《喻言丛谈》中时常出现。例如《蜻蜓前身之喻》的开头：

在一带山岭的中间，有一个水池子，这地方很是幽雅，水清山秀，景况极好。四周围栽的苍松古柏，青翠的颜色，使人爱看。池傍石头桥，过桥一片野草，这野草正在开花的时候，那香味儿阵阵不断，这个景致，不是人巧手做成的，实在是天造地成，自然的文章，不是平常的地方了。

原文如下：

I wonder what becomes of the Frog, when he climbs up out of this world, and disappears, so that we do not see even his shadow; till, plop! he is among us again, when we least expect him. Does anybody know where he goes to? Tell me, somebody, pray!…

The water formed a beautiful pond in the center of a wood. Stately trees grew around it and reflected themselves in its surface, as on a polished mirror; and the bulrushes and forget-me-nots which fringed its sides, seemed to have a twofold life, so perfect was their image below.

(Not Lost, But Gone Before)

不仅季理斐夫人采用了这样的调整，其他女传教士译者也在文学翻译中运用了这种方法。例如亮乐月在翻译《威尼斯商人》时，也是首先交待故事发生的场景、人物的身份等，再铺述故事情节。⁽⁴⁷⁾这种变动符合了中国小说传统的叙事模式，迎合了中国读者的口味。

无论是在译作结尾增添大段饱含宗教意味的阐释，还是调整原文的叙事模式，译者所采用的翻译策略和方法，目的都是为了更好的宣传基督教教义，以期获得中国读者的认可，并最终感化读者，使他们皈依基督教。如果结合比利时学者安德烈·勒菲弗尔（André Lefevere）翻译研究的理论分析，这两种翻译策略的采用，分别受到译者意识形态和当时主流诗学的影响，下一节将结合勒氏理论，尤其是“赞助人”这一概念，阐释影响女传教士译者文学翻译的因素。

翻译活动总是受到各种社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勒菲弗尔认为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翻译（或者他所说改写）主要受到两方面的限制：意识形态和诗学形态。他认为：

文学作品经过翻译所投射出的形象，基本上由两个因素决定，以重要性论之，分别是译者的意识形态（无论他／她自愿接受，还是由某种赞助人所加诸的限制）和进行翻译时译入语文学中主流的诗学。⁽⁴⁸⁾

他在论述中引入俄国形式学派的“系统”这一概念，将文化看作是由不同子系统，例如文学、科学和技术等构成的复杂的“系统之系统”，各个子系统之间互相影响。它们之间的互动由其所属文化的逻辑决定。他认为有两个因素控制文化的逻辑，使文学系统不至于脱离构成社会的其他子系统。一个因素位于文学系统内部，即所谓“专业人士”，包括批评家、评论家、教师和译者等。而另一个因素位于文学系统之外，即“赞助人”。赞助人类似促进或阻碍文学阅读、写作和改写的权力，它可以是个人或机构，例如个人、一群人、宗教团体、政党、社会阶层、皇室、出版商或者媒体。赞助人通常由三个因素构成，一是意识形态因素，它限制形式和主题的选择与发展；二是经济因素，确保作者或译者能够以此谋生；第三个因素涉及社会地位，接纳赞助人意味着进入某种支持团体和他的生活方式。⁽⁴⁹⁾

广学会曾明确指出它出版的书籍主要有三类：“（1）　翻译自西方最优秀作者的作品；（2）　外国人撰写的作品；⑶　中国人撰写的作品”，⁽⁵⁰⁾所以翻译活动一直是在广学会的支持下进行的。结合本章的两个个案分析，广学会可以看作是女传教士译者进行文学翻译活动的赞助人。《女铎》报和《喻言丛谈》都是广学会出版发行的刊物，译本中对宗教含义的强化不可避免地受到后者出版宗旨和政策的影响。本节将简要介绍广学会成立、发展和方针前后变化的情况，以期了解影响女传教士译者群体的外部因素之一。

广学会⁽⁵¹⁾建立的渊源可以上溯到1877年5月10日至24日在中国上海召开的基督教大会，会上任命韦廉臣（Alexander Williamson）、丁韪良、林乐知、傅兰雅等人组成委员会筹备教会学校的教科书籍，该会中文名称为益智书会。⁽⁵²⁾1884年韦廉臣在格拉斯哥成立机构协助益智书会，协会成立后获得大力支持。后韦廉臣返回中国，他认为益智书会的运作范畴狭窄，不能满足中国的需要，于是1887年在上海成立了同文书会，英文名为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该名也显示了书会的两个目的：传播宗教和介绍新知。⁽⁵³⁾同文书会建立的章程中，宣布该会的目标为：继续在中国出版、发行基于基督教教义的作品，特别是那些适合各个阶层的期刊。⁽⁵⁴⁾1892年，位于格拉斯哥的支持机构的英文名称改为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1906年上海的the S. D. C. G. K.也采用了相同的名称，简称C. L. S.。学会最初的英文名称，不仅拗口，而且“传播普通知识”这一提法在国内差会容易产生困扰，不利于筹集资金，名称改变后，预示着广学会对基督教文学的强调和重视。至于协会的中文名称何时从同文书会改为广学会并不十分确定，但至少在1892年李提摩太在《万国公报》上发表文章时就已经使用这个名称了。而1894年在同文书会年度报告的《章程》中，明确规定书会的中文名称为“广学会”。⁽⁵⁵⁾1890年韦廉臣逝世后，英国浸礼会同意派遣李提摩太担任广学会总干事，这项任命拯救了广学会，使它站稳脚跟并逐渐发展壮大。⁽⁵⁶⁾戈公振在《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提到：“英美在华之官吏教士，于光绪十三年，设广学会与上海，以赞助中国革新相标榜。其最初之手段，在翻译新书，发行杂志，我国人颇受其影响。”⁽⁵⁷⁾

广学会的发起人不尽为传教士，还包括当时在上海有名的西人，从事各种职业，如商人、官员和外交人员等，⁽⁵⁸⁾他们更关注清末的社会变迁和政治运动。早期广学会的目标是通过出版物来影响政界和教育界，用文学影响和启发上层官员和中国士绅阶层的“思想”和“改革”。⁽⁵⁹⁾1892年7月《万国公报》上刊登“广学会问答”一文，陈说广学会成立的缘由：

中国所以不遽兴盛者，良由中国学塾未遍设，五洲书籍未遍翻，虽官绅士民欲求新学之效籍，考证参观，特苦于不知，无从下手。仆等今兹创设此会，盖欲多翻五洲有益各书，先为士民广开识见，俾得深通各国之事，然后絜短较长便可恍然悟矣。⁽⁶⁰⁾

在其作者看来，目前中国讲求新学所受较大的阻力主要是因为很多大臣不了解西方，如果能够广泛的建立书院、翻译新书，使得士民了解新政，则中国何愁不能兴盛。广学会是传播西学的途径之一，而传教士则希望能够因此扩大他们在中国政治事务上的发言权。如果能对处于社会上层的领导阶层施加影响，就拥有了自上而下改造中国社会、使民众信仰基督的可能。所以学会此时的出版物是以政府官员、学生和普通读者为对象，⁽⁶¹⁾侧重科学、政治、经济、法律、商业和历史等方面，这些活动对晚清政治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此时专门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出版物较少，协会中也没有女性成员。虽然韦廉臣在广学会建立之初即指出协会的目的是两方面的：一是为中国知识阶层提供比较高层次的书籍，一是为家庭提供带有彩色石板印插图的书籍，⁽⁶²⁾但韦廉臣并没有足够的时间贯彻这项宗旨，于1891年去世。继任的总干事李提摩太重申广学会宗旨时，省略了第二条的内容，表明协会的目的是“在帝国的领导者中宣传最有用和最佳的知识”，⁽⁶³⁾在他提议的工作计划中也没有提到针对妇女和儿童的内容。⁽⁶⁴⁾1895年广学会曾经讨论过专门为妇女儿童创办一份刊物，但由于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没能实行。⁽⁶⁵⁾

甲午战争后，广学会出版物成为维新派等有识之士了解西方社会的窗口之一，广学会也毫不客气地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国人的警醒。⁽⁶⁶⁾它被称为传教士们“不可或缺的同盟”，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教育中国的领导者，那些将要成为地方长官的人士。此时广学会的出版重点并不在女性读者方面，只有少数人士关注这一方面的写作。1899年，伦敦传教会的阿诺德·福斯特夫人（Mrs. Arnold Foster）在广学会出版著作介绍西方一些杰出的女性，例如哈弗吉尔（Miss Havergal）、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和艾格尼丝·韦斯顿（Agnes Weston）等，作者认为她们是提高女性地位这项事业的领导者。这部作品可能更多地被男性读者阅读过，它向中国男性展示了其他国家女性的作为，为中国女性的改革铺垫了道路。⁽⁶⁷⁾女传教士可能部分的夸大了这本书的作用，但它毕竟向中国阐述了女性从事有意义的工作的可能性。

19世纪末期，随着维新变法的失败、义和团“扶清灭洋”运动的兴起和遭到镇压以及八国联军侵入北京，这些事件都给广学会和传教事业带来巨大冲击。此时广学会在李提摩太的领导下主要精力用于创作那些促进好感与和平的书籍，试图在中国建立基督教的道德规范。出现的妇女儿童作品也不算多，只有亮乐月和季理斐夫人的几部译作，如前者1903年的作品《贫子奇缘》和《狱中花》（这两部作品并没有受到特别关注），随后的《小英雄》，季理斐夫人的《贫女遇难得救记》。⁽⁶⁸⁾虽然对中国领导阶层的诉求依然存在，但学会的出版物越来越多侧重于服务逐渐增长的基督教社区，而且为了满足他们的阅读需要，此时出版的书籍也不是古典的文言文体，而是更为简单的官话口语体。⁽⁶⁹⁾

辛亥革命后民国初立时期，与广学会有所联系的清廷官员被新的政府成员所取代，学会与上层社会的联系基本被切断。⁽⁷⁰⁾此时学会重新调整了出版策略，确立了“在中国人中间宣传基督教”的目标，采用的主要手段是散发合适的文字资料。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古老的宗教，例如佛教、道教和儒教等，它们的传播和保持都没有雇用专门的传教人员，而几乎完全依靠书本解释教义、灌输观念。⁽⁷¹⁾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主要欧洲国家都卷入到战争中，之前一直受英国资助的广学会面临困境，给它解决困难的正是来自美国和加拿大的女性。她们认为中国女性就快迎来崭新的一天，希望加入培养未来新领袖的过程中，此时广学会出版工作范围扩展，更加注重妇女、儿童方面的文献资料。⁽⁷²⁾例如1911—1912年间，广学会不仅继续出版宗教方面的书籍，还涉及了家政、抚养儿童和如何治疗常见病等有关日常生活知识的内容。⁽⁷³⁾1911年在广学会的年度报告中重新提到创办一份专门针对女性的报刊。⁽⁷⁴⁾

就国内情况而言，20世纪初期民国初立，一些进步人士认为这把中国带入现代化进程，极大地刺激了国人学习西学和掌握英语的热忱。教会学校忽然变得流行起来，例如长江流域的十五所教会女子中学面临着给它们的毕业生提供高等教育的压力。⁽⁷⁵⁾随着教育的相对扩展，包括妇女、儿童和学生等在内的新读者阶层逐渐成长起来，他们对书刊的要求日益增长，而专门针对他们的书刊杂志并不多，市场竞争较少，广学会势必会考虑到这一新情况而对自身的出版政策做出相应调整。⁽⁷⁶⁾而且此时广学会还认为中国对宗教的兴趣又重新兴起，⁽⁷⁷⁾它一改过去将普通社会科学知识作为出版重点的做法，把以后的工作严格限定在宗教文献的出版上。这还出于另外两个原因的考虑：一是协会的社会声望在下降，二是中国教会的需求在增长。⁽⁷⁸⁾

所以此时《女铎》报、《福幼报》等宗教妇女儿童杂志的创办便应运而生，它们既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广学会的影响，又满足了新兴读者群的要求，通过这些杂志继续扩大基督教在新读者群中的传播。女性读者成为广学会重视的对象，他们认为中国女性正迅速形成一个新的领域，转型期的中国女性比任何时候都需要良好、健康的文学的指引。《女铎》报只是触及女性所需文学的边缘，女性中逐渐增长的读者群对广学会既是挑战也是号召。他们希望传教士和受过教育的中国女性能够合作，向报刊投稿，也希望在海外留学回来的女学生能够响应号召，为女性和家庭构建基督教文学。⁽⁷⁹⁾

除了上述国内外客观环境的影响，20世纪初广学会出版方针的转变还有重要的人事方面的原因。第二任广学会总干事李提摩太侧重普通知识的传播，而季理斐博士素来注重的是教会文学。⁽⁸⁰⁾自后者1920年继任广学会总干事以来，对于会中的工作另定方针，“开辟民智与介绍西方文化原是广学会以往的任务”。季理斐更重视教会工作，他认为广学会的目标也应当注重教会文学，所以大部分出版物都是基督教方面的著作，如圣经词典、神学、护教学、教会历史和布道术等。⁽⁸¹⁾1920年代的中国各种思潮纷纷涌现，季理斐认为正是由于基督教传教士和中国基督徒的努力，才给新思想的接受作好了准备，而广学会在此准备过程中占了很大的份额。⁽⁸²⁾1930年代广学会也承认“少出关于科学上的书，但是在教育与宗教方面仍是努力不懈”，⁽⁸³⁾它新通过的会章中表示：“本会宗旨为著译及广传本于基督教原则之图书，此等图书以中文为主体。”⁽⁸⁴⁾

可见女传教士译者受20世纪初广学会工作方针转变的影响，宗教题材备受重视。其实，无论广学会的出版方针如何变化，它的根本目的是不会变的，正如《广学会四十周纪念》一文中的明确阐释：

夫本会之宗旨，表面论之，虽曰灌输文化、开启民智、改良社会、化导家庭、培养灵修、破除迷信、造福女界、嘉惠儿童，然实际论之，无非欲以基督之福音，圣经之精义，藉文字而阐扬真理，期望我国民众，共明救世大道，信仰天下人间唯一之救世主也。不但个己得以造成完全人格，即群己亦得以结成坚固团体，则魔权虽大，恶势虽盛，亦何畏哉？⁽⁸⁵⁾

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侧重宣传的对象重点不同。通过对比广学会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出版书籍的不同目录，也可以看出它前后关注点、出版重心和方针的变化。根据广学会1892年的出版目录，此时它的出版物一般知识的传播占有较大比重，涉及法律、财政、戒烟、哲学、农业、矿业、军事、科学等各个方面，与基督教教义直接有关的只有第六部分的《圣经》故事，而针对女性读者的书籍几乎为零。⁽⁸⁶⁾但是到了1913年，广学会的出版物在数量上有了大幅度增加，涉及的范围逐渐扩大，此时的出版物在内容上更倾向于基督教教义的阐释和传播，不仅出版了许多针对妇女和儿童的书籍，涉及家庭生活、个人卫生、教育儿童等方面，还创办了专门针对基督教妇女和家庭的杂志《女铎》报。⁽⁸⁷⁾20世纪初以来，广学会关注的读者群逐渐从士大夫阶层转移到普通妇女儿童，也从侧面显示出之前的工作并没有能够取得满意的效果，传教士们试图从中国领导者阶层入手，由上而下地使中国社会基督教化的道路是走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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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西方学界自上世纪60、70年代，开始逐渐重视对海外传教士的研究，并体现出新的研究思路，如Paul Varg, Missionaries, Chinese and Diplomats: The American Protestant Missionary Movement in China, 1890—1952, Princeton: Princeton UP, 1958. John King Fairbank (ed.), The Missionary Enterprise in China and Americ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P, 1974. Daniel H. Bays (ed.), Christianity in China: From the Eighteenth Century to the Present, Stanford: Stanford UP, 1996等。我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宋家珩主编《加拿大传教士在中国》，东方出版社，1995年；顾为民：《基督教与中国近代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王立新：《美国传教士与晚清中国现代化：近代基督教新教传教士在华社会文化和教育活动研究》，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年；杨天宏：《基督教与民国知识分子：1922—1927年中国非基督教研究》，人民出版社，2005年；陶飞亚：《边缘的历史：基督教与近代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

(2) 研究教派历史的学者们曾纪录过本教派的女性团体或特殊的女性传教士角色，但是把海外传教的女传教士作为整体研究的个案仍鲜见于世。See Patricia R. Hill, The World Their Household: The American Woman's Foreign Mission Movement and Cultural Transformation. Ann Arbor: U of Michigan P, 1985, p. 2.

(3) See R. Pierce Beaver, American Protestant Women in World Missions: A History of the First Feminist Movement in North America.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1980. Jane Hunter, The Gospel of Gentility: American Women Missionaries in Turn-of-the-Century China, New Haven: Yale UP, 1984. Fiona Bowie, Deborah Kirkwood and Shirley Ardener, Women and Missions: Past and Present: Anthropological and Historical Perception, Providence and Oxford: Berg Publishers, 1993. Kathleen L. Lodwick, Educating the Women of Hainan: The Career of Margaret Moninger in China, 1915—1945, Lexington, Ky.: UP of Kentucky, 1995. Dana Robert, American Women in Mission: A Social History of Their Thought and Practice, Macon, Georgia: Mercer UP, 1996. Rhonda Anne Semple, Missionary Women: Gender, Professionalism and the Victorian Idea of Christian Mission, Suffolk, UK: The Boydell Press, 2003.中国学界的研究成果主要有朱峰：《基督教与近代中国女子高等教育：金陵女大与华南女大比较研究》，福建教育出版社，2002年；陶飞亚：《性别与历史：近代中国妇女与基督教》，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4) G. Thompson Brown, Earthen Vessels and Transcended Power, p. 163.

(5) Timothy Richard, The Need and Scope of Our Work. In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Year Ending October 31, 1891, Shanghai: Noronha & Sons, 1891, p. 11.

(6) Leslie R. Marchant, British Protestant Christian Evangelists and the 1898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Nedlands: University of Western Australia, Center for East Asian Studies, 1975, p. 9.

(7)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Year Ending October 31, 1888, Shanghai: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1888, pp. 3—4.

(8) 关于亮乐月及其文学翻译活动，参见朱静《〈剜肉记〉新发现的莎剧〈威尼斯商人〉中译本》，《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

(9) 她的丈夫疑为Calvin W. Mateer，后者著有Mandarin Lessons. See Michael Lackner, Introduction. In New Terms for New Ideas: Western Knowledge and Lexical Change in Late Imperial China, Leiden, Boston and Koeln: Brill, 2001, p. 1.

(10) 1919年亮乐月回国休假，Miss Martha Pyle（Methodist Episcopal Church, U. S. South）接替《女铎》主笔一职，但是由于健康原因并没有维持多久。之后李冠芳被任命为《女铎》主笔，是广学会第一位担任此职务的中国女性，直到五年后她离开广学会，后由亮乐月的另一位学生刘美丽接任。Margaret H. Brown, Our Periodicals, In No Speedier Way, p. 115.但是据《女铎》显示，李冠芳于1929年接替亮乐月担任《女铎》主笔。

(11)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XXXI, 1900, p. 488. Margaret H. Brown,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The Life of Donald MacGillivray, Toronto: The Ryerson Press, 1968, p. 88. Geoffrey Johnston (ed.), Happy Childhood中记载她的原名是Elizabeth Bovey，第1页。

(12) 如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上多次刊登的有关书籍经销、汇款等事宜，联络人都是季理斐夫人，例如Vol. 31, p. 488, Vol. 53, p. 883等。

(13) 《季理斐博士小传》，《广学会近况（1930年10月至1931年10月）》，第17页。

(14) 甚至直到1925年，《教务杂志》在基督教大学的学生中做的问卷调查显示，该书仍然在他们的阅读书单中。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56, 1925, pp. 307—308.

(15) Geoffrey Johnston (ed.), Happy Childhood, p. 1.

(16)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41, 1910, pp. 369—370.

(17) Ibid., Vol. 53, 1922, p. 45.

(18) 上海广学会出版，具体出版年份未知，但在1918—1922年之间。See G. H. Clayton (compiled) Publications in Chinese Issued Between Octobor, 1918, and September, 1922. In Donald MacGillivray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Be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23, pp. 282—283.

(19) The Thirty-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21, p. 26. The Thir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22. p. 22.根据马长林和杨红的论文《宗教、家庭、社会——面向女性基督徒的宣教——以〈女铎〉、〈女星〉、〈女青年报〉、〈妇女〉为中心》，季理斐夫人曾在1919年之后和她的两位助手李冠芳和朱懿珠，接替亮乐月担任《女铎》报的主笔。参见陶飞亚编《性别与历史》第28页。但在阅读《女铎》报的过程中，发觉继亮乐月后担任《女铎》报主笔一职的似为李冠芳和许耐庐，此处暂存疑。

(20)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61, 1930, p. 33, p. 259.(www.xing528.com)

(21) 如《广学会近况（1930年10月至1931年10月）》中，提到今年的再版书中，就有季理斐夫人的《耶稣我救主》和《孩童的祷告》（第3版）等，第8、10页。详情另见《广学会四十周纪念》，第3页。Mrs. Donald MacGillivray, What the Society Has Don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p. 38. Margaret H. Brown, Our Periodicals, p. 117. The Twenty-eigh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914—1915), p. 9. Geoffrey Johnston (ed.), Happy Childhood, p. 1. The Chinese Recorder and Missionary Journal. Vol. 67, 1936, p. 596.

(22) 经对比查证，该译文对应的原文是“The Law of the Wood”。

(23) 正文中的题目为《今日的劳苦今日足了》。

(24) 经对比查证，该译文对应的原文是“Daily Bread”。

(25) 正文中的题目为《蜜蜂比喻》。

(26) Opinions of the Press，《喻言丛谈》，广学会。

(27) Suzanne Le-May Sheffield, Revealing New Worlds: Three Victorian Women Naturalist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1, p. 7, p. 14, p. 15, p. 26, p. 43.

(28) Introduction, In Parables from Nature, London: J. M. Dent & Sons, Ltd, New York: E. P. Dutton & Co., 1907, p. ix.

(29) Suzanne Le-May Sheffield, Revealing New Worlds, p. 46.

(30) Ibid., p. 43.

(31) Ibid., p. 48.

(32) Suzanne Le-May Sheffield, Revealing New Worlds, p. 51.

(33) Mrs. Gatty, Parables from Nature, p. 1.

(34) 《喻言丛谈》，第17—18页。

(35) 《蜻蜓前身之喻》，第13页。

(36) 《今日的劳苦今日足了》，第39页。

(37) 《蜜蜂比喻》，第45页。

(38) 同上，第26页。

(39) Mrs. Gatty, Parables from Nature, p. 73.

(40) 《喻言丛谈》，第30页。

(41) 同上，第31页。

(42) 同上，第32页。

(43) 《中西教会报》第19卷第1号（1911年1月），第65页。

(44) Andrew H. Plaks, Towards a Critical Theory of Chinese Narrative, p. 326.

(45) Mrs. Gatty, Parables from Nature, p. 40.

(46) 第1—2页。

(47) 参见朱静《〈剜肉记〉：新发现的莎剧〈威尼斯商人〉中译本》，《中国翻译》2005年第4期。

(48) Translation, Rewriting and the Manipulation of Literary Fame, p. 41.

(49) Ibid., pp. 15—16.

(50) The Thirty-six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23, p. 10.

(51) 广学会历时70年，1956年12月5日，与中华浸会书局、青年会全国协会出版部和中国主日学合会，联合组成中国基督教联合书局。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552页。

(52) 益智书会是基督教传教士编辑、出版教科书的机构，1890年机构改组，西文名称为中华教育会（Educat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a），中文仍称益智书会。1902年，改称“中国学塾会”，1905年改称“中国教育会”，1916年再改为“中国基督教教育会”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第484—485页。

(53) 梁元生：《林乐知在华事业与〈万国公报〉》，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1978年，第90页。

(54) First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Year Ending October 31, 1888, p. 3.

(55) Seven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Year Ending October 31, 1894, Shanghai: Noronha & Sons, 1894, p. 7.

(56) 广学会早期历史参见《广学会四十周纪念》（Forty Years of Christian Literature in China），p. ii. Rev. A. J. Garnier,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87—1937. In No Speedier Way, pp. 1—4.

(57) 戈公振：《中国报纸进化之概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编《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第2页。

(58) 王树槐在《外人与戊戌变法》（上海书店出版社，1998年）一书中统计，1889年广学会39人的职业分别为：商人16名、传教士9名、税务司8名、外交人员3名、律师1名、医生1名和报馆工作者1名。第33—34页。

(59) Mrs. Donald MacGillivray, What the Society Has Don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p. 38.

(60) 第6页，署“钱江孙稻荪代稿”。

(61) Continuation Committee Conference in China, Findings of North China Continuation Committee Conference Held at Peking, February 25—28 1913 (China, 1913), p. 10．转引自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171页。

(62) Margaret H. Brown, Our Periodicals, p. 107.

(63) Timothy Richard, The Need and Scope of Our Work. In Four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Year Ending October 31, 1891, Shanghai: Noronha & Sons, 1891, p. 10.

(64) 李提摩太：《亲历晚清四十五年：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李宪堂、侯林莉译，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1页。

(65) Mrs. Donald MacGillivray, What the Society Has Don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pp. 35, 37.

(66) Twel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for the Year Ending October 1901, p. 21.

(67) Mrs. Donald MacGillivray, What the Society Has Don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p. 37.

(68) Mrs. Donald MacGillivray, What the Society Has Done for Women and Children, p. 37.

(69) Rev. Principal W. M. MacGregor D. D., An Indispensable Ally, p. 3.

(70) 也体现在女传教士和中国上层妇女之间的联系上。Dorcas C. Joynt, China's Women: Their Needs and Supply. p. 309.女传教士们还专门讨论过如何接触北京、上海、天津、杭州、福州和广州等地上层社会的中国女性。See Higher Class women: What is Being Done to Reach Them. In Donald MacGillivray (ed.), The China Mission Year Book Being "The Christian Movement in China" 1912, pp. 145—153.

(71) Christian Literature and the Reform Movement in China, p. 3.

(72) Margaret H. Brown, Introduction, pp. ii一v.

(73) Kenneth Scott Latourette, A History of Christian Mission in China, p. 649.

(74) Margaret H. Brown, Our Periodicals, p. 112.

(75) R. Pierce Beaver, American Protestant Women in World Missions, p. 171.

(76) 广学会把《女铎》报出版的成功便部分的归结为彼时针对妇女、儿童的杂志较少，竞争不激烈等。See The Thirtie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17, Shanghai: the Shanghai Mercury, Limited, 1917, p. 9.

(77)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the Year Ending 31^st March, 1914, with Appendices, Subscription Lists, and Report of the Proceedings at the Twenty-second Annual Meeting, Held in Glasgow, on 14^th May, 1914, Glasgow: M'Naughtan & Sinclair, Printers, 1914, p. 10.

(78) 何凯立：《基督教在华出版事业》，第77页。

(79) The Thirty-fifth Annual Report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for Year Ending September 30th, 1922, p. 22.

(80) Margaret H. Brown, MacGillivray of Shanghai, pp. 132—137.

(81) 参见《广学会近况（1930年10月至1931年10月）》，第11—12页。Rev. A. J. Garnier, Outline History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for China: 1887—1937, pp. 6—7.

(82) Donald MacGillivray, The Revolution of Thought in China, 1921. p. 14.

(83) 《广学会近况（1930年10月至1931年10月）》，第1页。

(84) 《广学会新会章》《广学会近况（1930年10月至1931年10月）》，第21页。

(85) 《弁言》，《广学会四十周纪念》。

(86) Catalogue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Society for the Diffusion of Christian and General Knowledge among the Chinese, Shanghai: American 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 1892.

(87) 1913 Catalogue of the Publications of the Christian Literature Society with a List of some Chinese and English Publications for which he C. L. S. are Agents, Shanghai: C. L. S. 19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