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务杂志》中God汉译讨论研究成果

在《圣经》汉译史上，“God”的译名问题是争论最多的问题之一。正如狄考文（C. W. Mateer）所说：“传教士们走遍了地球上几乎所有的异教国家，向他们传播基督教和翻译《圣经》，但在为‘God’寻找一个恰当的译词方面从没有遇到过像在中国这样严重的困难。”⁽²⁾这一问题在明末清初天主教中已经有过激烈的争论，新教从马礼逊（Robert Morrison）来华翻译《圣经》开始，便已考虑选用哪一个中文译词的问题，1843年8月至9月筹划委办译本的传教士会议上，“God”翻译问题被委派给一个专门小组处理，并出现了分歧，此后主张“上帝”的一派和主张“神”的一派便在《中国丛报》上展开了针锋相对的争论。1847年6月召开的委办译本翻译会议上，分歧依然严重，会议不得不停下翻译，专门解决这一问题。尽管在接下来的半年内双方的讨论材料差不多有六百页纸之多，⁽³⁾然而并未解决问题。最后委员会决定投票解决，而对立双方票数却相同。从1848年到1850年代前期，双方在《中国丛报》上集中发表许多文章，继续争论这一问题。1850年代后期到1870年代前期讨论逐渐减少。1877年传教士大会的筹备又使译名问题浮现出来，从1875年到1877年，《教务杂志》（The Chinese Recorder）上出现了一个争论的高潮。1878年第一期《教务杂志》中，编者发表一个声明，决定停止刊出讨论译名问题的文章。1890年传教士大会前，又有传教士提出解决译名问题的建议和方案，《教务杂志》重开关于此问题的讨论，但已远没有前几次的讨论那么热烈，但这次的讨论持续时间却很长，一直延续到1919年《和合本》出版前后，此后就很少看到译名问题的讨论文章了。

对于新教传教士的译名争论，过去的研究者提出过不同的解说。吴义雄将之看作英美传教士间的派别之争，将双方的神学分歧视作争论的主要原因。⁽⁴⁾李家驹则从中西语言文字、宇宙起源论、思维方式方面的差别以及资料运用方面的不同来解释这一争论。⁽⁵⁾李景雄从经典诠释、哲学、神学角度给予了简要说明。⁽⁶⁾国外学者赖特（Arthur F. Wright）则认为争论源自中西语言性质和结构的根本差异带来的翻译的限制和困难。⁽⁷⁾这些解说都从不同的侧面揭示出了争论产生的原因，然而这些原因的分析又大都是问题内的分析，即这些原因大都属于争论本身的部分内容或要素，而不是跳出具体内容的更高层面的思考。其实，如果我们深入分析传教士在争论中对译名问题的论证，会发现他们的争论涉及对翻译各个环节遭遇到的问题的不同理解，包括：对“God”希伯来原文的不同理解，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相关名词的不同理解，对当下中国读者的不同理解以及对传教士自身所处传统的不同理解等。在这些不同理解的相互碰撞与磨合中，产生出各种不同的解决方案。这其中蕴含着浓厚的诠释学意味，我们也正可以借鉴诠释学的理论来为新教传教士关于“God”汉语译名的讨论提供一种解释。

由于《教务杂志》上的译名讨论一方面延续了19世纪四五十年代讨论的课题和主要论证方式，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了讨论随历史发展出现的新趋势，在此正可以作为适宜的研究对象。

《教务杂志》上传教士对“God”希伯来和希腊原文的讨论重复、强调或修正着先辈们争论的话题，在“Elohim”、“Theos”究竟是通用词（generic term）、专有词（special term）还是关系词（relative term）方面，仍然持不同的观点。怜为仁（William Dean）认为“Elohim”、“Theos”表示的是作为敬拜对象的一类存在，是一个通用词。⁽⁸⁾娄约翰（John S. Roberts）通过“Elohim”与“Jehovah”的对比，认为《圣经》最常用的之所以是前者而非后者，是因为它从本质上表明了一个崇拜的对象，这使它成为一个通用词。⁽⁹⁾但有传教士则强调应当注重的是“God”的至高存在、非被造、创造性等属性，而不是通用词所强调的作为敬拜对象的属性，⁽¹⁰⁾因而不能把“Elohim”作为通用词看待，否则就是对“God”地位的贬低。纪好弼（R. H. Graves）和丕思业（C. F. Preston）在肯定“Elohim”是通用词的同时，试图解决通用词和专有词之间的矛盾，他们解释说，通用词是最高的，⁽¹¹⁾且按照希伯来文的语言习惯，复数单用表达的是一种强烈的单一观念。⁽¹²⁾这就使“Elohim”不会因为是普遍词而显得地位低下，以至于不能表示最高存在。署名为Inquirer的传教士找到了另外一种承认“Elohim”为通用词又不致在其表示最高存在时发生混淆的解决之途。他从原文中“Elohim”和“Jehovah”出现的次数，及两者的联合使用中发现，“Jehovah”的频繁出现会给读者以指引，使他不会产生混淆。⁽¹³⁾因而，突出“Jehovah”一词将会减轻翻译中所采用的通用词的重要性及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¹⁴⁾罗素（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干脆将“Elohim”和“Theos”定义为一个独立全称词（absolute-generic terms），即它们既包含所有一类对象，又可以独立使用来表示其中的一个，他提出在翻译中不考虑词的指涉对象，只专注于词语本身，把单纯的词语的对应作为翻译的原则。⁽¹⁵⁾但这在实践中显然是行不通的，没有人能够强迫读者忘掉一个词的指涉。

除了前述问题之外，希伯来原文中“God”拥有多个名字这一事实也受到了传教士的关注。⁽¹⁶⁾他们通过对原文多个名字的考察指出，翻译应当忠于原文，采用多个名字来表达“God”，这实际上为多个翻译并存提供了依据。由于认识到“Jehovah”一词的重要性，这个词的转写问题受到了一部分传教士的关注，在20世纪初的十几年中陆陆续续有人发表自己的看法，讨论哪一种转写才是正确的。⁽¹⁷⁾从“Jhvh”到“Adonai”再到“Jehovah”这一演变过程中，牵涉不同的传统，传教士的争论其实主要在于对传统的确认问题。语词中包含的丰富的神学意义也是传教士考虑的问题，但没有很好的办法在翻译中保留该词的意义。

对中国语言文化和相关名词的理解是争论最多的问题，也是最困难的问题。虽然19世纪四五十年代的传教士已经在这方面付出了很多努力，但仍难让他们的后辈做出确切的判断。参与《教务杂志》讨论的新一代传教士对中国古典文化的研究不及他们的前辈，因而讨论中对前辈们的权威论述多有倚重，但同时，他们也拥有了站在巨人肩膀上的视野，这使他们有可能以新的眼光审视问题，从而将讨论推向新的高度。

在对中国宗教和语言的总体认识方面，从基督教和西方文化优越性而来的对中国宗教和语言的否定性评价仍占上风，许多传教士认为中国是个异教国家，中国人是偶像崇拜者，充满泛神论观念，从来不认识真正的“God”，而且他们的思想也是混乱不清的。相应地，中国语言也有着固有的异教性，所有现成的宗教用语都充满偶像崇拜的观念和联想，⁽¹⁸⁾这种异教特征似乎使任何一个中文词都没有资格来表达“God”这个至高无上的神圣存在。此外，他们认为中国语言本身是有缺陷的，没有单复数变化，没有大小写之分，也没有定冠词，而且意义模糊不清，这些都造成寻找合适译名的困难。与此同时，从理雅各（James Legge）等人而来的对中国宗教和语言的肯定也时有出现。他们认为中国人是认识“God”的，中国的上帝就是基督教的“God”，在真正的经典意义上，上帝是严格一神论的观念，⁽¹⁹⁾最合适的译名当然就是“上帝”。至于语言的模糊不清，可能只是传教士的困难，并未对中国人自己构成困扰。除此之外，不少传教士提出应当将考察的对象从古代经典扩展到当代语言的实际运用，后者甚至比前者更重要。在争论中，这一维度开始被较多地关注。

作为最重要的两个候选词，“上帝”和“神”仍然是讨论的核心。问题的焦点则集中在三个方面：“上帝”是否等同于基督教的“God”；“神”字的意义究竟是“God”还是“spirit”，它能否表示“God”；“上帝”／“帝”与“神”几个词的普遍性问题。

肯定“上帝”等同于基督教的“God”的传教士，着眼点主要在中国早期经典。在这些经典中，他们得到“上帝”至高性、庄严尊贵、非被造、创造性、全能、全见、全知、智慧、有理性人格、无所不在、不具偶像特征等与基督教“God”属性相似的证据。不过他们大多只是把这一论断限定在早期经典中，并承认“上帝”观念在以后的历史中逐渐堕落了。否定者从各个角度进行了反驳，丕思业认为也许“上帝”在经典中并没有那么尊贵，那些支持者只是把基督教的含义附加在异教的经典或谈话中的词上，从而形成一种并非来自这些词原初意义的错误印象。⁽²⁰⁾据他分析，“帝”甚至都不是“God”，而是指统治者（ruler），“上帝”之“上”意思不一定是“至高”，而可能是“在上”，暗示与一个‘在下’的统治者相对应，仅仅是一个流行的偶像的专名，用它来表示“Elohim”和“Theos”仍然有许多可反对的地方。⁽²¹⁾纳尔逊（R. Nelson）则完全从中国人当下的无神论、自义等民族性出发，反推出中国人并没有关于“God”的知识和敬仰。⁽²²⁾又有传教士认为，不能因为上帝具有“God”的某些属性就推定他是“God”。他们还认为，上帝不具有“God”永恒自存和从无中创造天地万物等属性。⁽²³⁾麦克拉奇（Thos. McClatchie）则从以朱熹为核心的儒家体系与西方哲学传统中的宇宙观的比较中发现，“上帝”不是至高存在，且具有物质性。⁽²⁴⁾此外，不少传教士着眼于当下，指出“上帝”只是供奉在庙里的偶像之一，不可能是基督教的“God”。

“神”字的意义究竟是“God”还是“spirit”，这对《圣经》翻译构成了很大的困扰，事实上，在过去的译本中，有的用它来翻译“God”，有的则用来翻译“spirit”。支持“上帝”的麦都思（Water Henry Medhurst）曾经证明“神”只应翻译为“spirit”，“spiritual energy”和引申为一些拥有或具体表现上述力量的存有。⁽²⁵⁾在《教务杂志》的讨论中，对这一断然的看法已没有更多的论证，即便出现也只是教条式的引用。许多认为“神”的基本意思是“spirit”的传教士同时也承认该词有“God”的意思。相反，另外一些传教士承续文惠廉（William Jones Boone）等人的看法，认为“神”的基本意义是“God”和“Gods”，而不是“spirit”。署名Inquirer的文章《“神”字的含义》⁽²⁶⁾考察了与中国人的神有关的各种活动以及神所具有的属性，将之与异教“God”的定义进行比较，确认“神”在中国语言中确定和权威的用法就是“God”或“Gods”。分量最重的研究是狄考文的《“神”字的意义》这篇长文从1901年2月开始，陆续在16期上以大量篇幅刊发。狄考文以西方关于“God”和“spirit”的定义为支撑，几乎考察了从古至今“神”字的所有用法，并一一指明“神”字的这些用法都是“God”、“divinity”或“Godlike”等意思，没有“spirit”的意思。沃克（J. E. Walker）似乎跳出了争论的漩涡，指出，事实上“神”这个词同时具有“God”和“spirit”两种意思，中国人对这两种观念没有清楚的区分。⁽²⁷⁾艾约瑟（J. Edkms）也持类似的看法，不过他认为中国人将“spirits”和“Gods”看作是同一类的。⁽²⁸⁾

至于“神”能否用来表示至高的“God”，反对者认为单用“神”这个字来表示至高者没有足够的威严，也没有足够的确定性。⁽²⁹⁾支持者则从中国经典中找到一些例子表明它可以用来指最高存有，⁽³⁰⁾且在朱熹的宇宙观中，“神”是高于“上帝”的。⁽³¹⁾而它的不确定性也许可以通过与专有词的结合使用得以克服。⁽³²⁾再者，“神”为中国人所熟悉，用它来表示“God”正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基督教“God”的属性。⁽³³⁾

在“上帝”／“帝”与“神”几个词的普遍性问题上，传教士间的冲突主要在于对“普遍性”尺度的把握上。认为“上帝”／“帝”不具备普遍性的传教士很容易找到大量不能包含在其中的对象。认为它具有普遍性的则指出多种“帝”或“上帝”的存在。对“神”是否具有普遍性的争论主要在它能否包括菩萨、佛和仙等上面，不同的证据产生出不同的结论。

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一部分传教士越来越意识到实际读者的理解对解决译名问题的重要性，毕竟传教士的工作最终是为了他们。他们相信中国读者中有许多有才能的人，他们有能力做出独立的判断，为传教士提供可靠的参考。⁽³⁴⁾但是另一部分传教士却对此不抱希望，认为中国人只是附和他们的传教士老师，根本没有独立的判断。⁽³⁵⁾那些相信中国读者判断能力的传教士并没有从他们的读者身上找到译名问题的出路。从他们的举证中可以看出，中国读者本身成分的构成很复杂，不同文化层次、不同地域、不同宗教经历的读者对“上帝”和“神”的理解和反应各不相同。传教士从各自有限的接触面出发所看到的情况是不同的，也是有局限的，因而，他们的论证中出现了互相矛盾的例证。有的中国人认为“神”更适于表示“God”，有的则认为“上帝”更好，意见仍然难以统一。沃克（J. E. Walker）通过对福州和邵武的基督徒教师、助手和普通基督徒的问讯觉察到了这一复杂情况，⁽³⁶⁾从而意识到在这两个词之间没有对与不对的区别。

对读者理解的分歧集中表现在传教士对1876年和1877年两次征文事件的诠释中。1876年讨论的对象是1875年由广东传教士提供奖金进行的征文比赛。杜嘉德（Carstairs Douglas）认为这些文章反映出来的情况彰显了本地基督徒，尤其是其中受过较好教育的人的观点，表明本地教会的经验能够测试译名的恰当性；⁽³⁷⁾罗斯（John Ross）在此基础上强化了这种看法。纪好弼和哈巴安德（A. P. Happer）则通过对征文情况的说明得出结论说，从总体情况来看，绝大多数本地基督徒使用的译名都受了他们接触的传教士的影响。⁽³⁸⁾1877年的争论针对的是福州传教士发起的《上帝乃神》的征文。狄考文和纳尔逊认为文章中反映出中国基督徒“神”是“God”的基本理解，与发起者所期望的“神”是“Spirit”的正统理解恰好相反。摩怜（C. C. Baldwin）和打马字（J. V. N. Talmage）则否认这一看法。双方展开了言词犀利的争论。⁽³⁹⁾

作为诠释主体，传教士处于特定的传统之中，这种传统以权威的姿态制约着传教士的诠释活动。比如，在论证问题时，传教士常常会以基督教西方翻译传统和西方文化传统为出发点。传教士在中国形成的传统，比如老一代传教士观念、教会沿袭的传统、天主教传统等，也影响着他们的判断。但同时，传统本身是多元的，有诠释和取舍的空间，因而传教士在争论中也在不断肯定或重新诠释他们所处的传统，来确立自己在译名问题上的观点。比如，保罗进入希腊采用“Theos”一词翻译“Elohim”，对此，一方将之解释为对普遍词的采用，另一方则将之解释为对表达最高者的词的采用。对天主教采用“天主”一词的传统，有的新教传教士主张追随这一传统，另外一些传教士则认为这正是新教所应当避开的。对老一代传教士的理解，传教士也有着不同的解释，比如围绕卫三畏（Samuel W. Williams）词典中“神”的意思究竟偏向于“God”还是“spirit”，传教士们展开了激烈的辩论。⁽⁴⁰⁾这些不同的看法对译名的选择产生了不同的影响。

《教务杂志》重新开始译名讨论之后，尤其是在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的讨论，明显不同于以往讨论的特点之一是就译名本身的讨论减少了，就如何解决问题的讨论增加了。随着讨论带来的对问题各方面的深入理解，许多传教士意识到，译名问题的解决需要的已不再是有关真理的辩论，因为旷日持久的论证和传教工作实践已经表明，“上帝”和“神”这两个译名各有优劣，难分高下，而经过指导，这两个词都可以引导中国人走向对基督教“God”的正确认识，这为传教士在译名问题上达成妥协奠定了基础。传教士需要做的是为和谐统一的目的，摆脱各自的习惯和偏见，共同接受一种解决方案。然而究竟该采用哪一种方案，传教士间却难以达成一致。概括而言，传教士提出的方案有如下几类：

一类是两个或多个译名共存。1875年已有传教士提出传教士间应互相尊重，和谐共处，让两个译名并存。1876年嘉约翰（J. G. Kerr）分析了译名共存的可能性——用哪个译名并不重要，并指出必须性——不可能让任一方放弃自己长期珍视的译名。⁽⁴¹⁾1894年纪好弼以更积极的态度肯定了这一方案，认为“上帝”是表达“God”的超越性（transcendence）的最好的词，“神”则是表现他神圣临在（Divine imminence）的最好的词。“上帝”可以很好地用来表现他神圣的权威和有力的统治，“神”则是表达他创化万物的神秘工作最好的词。两个词共存也是对原文的忠实。⁽⁴²⁾

另一类是主张统一到唯一的译名上。1876年的讨论中，有传教士称，只注重统一这一结果，不注重用哪一个词，他们愿意采用任一个词。⁽⁴³⁾1894年11月《教务杂志》上公布的一份译名问题的调查结果开始使天平倾斜，支持“上帝”的人占了绝大多数。⁽⁴⁴⁾不少传教士认为这一数据指明了译名统一的方向。沃伦（G. G. Warren）、富善（Chauncey Goodrich）、薛思培（J. A. Silsby）等人也都对“上帝”一词表示了肯定。⁽⁴⁵⁾在此背景下，1904年11月发表的北戴河会议的会议记录将这种倾向更加明确化和权威化。其中公布了一份译名问题的调查结果，并建议将《圣经》和其他文学中的译名统一为用“上帝”表示“God”，用“圣灵”表示“Holy Spirit”，但“神”作为通用词允许在布道中让传教士根据需要采用。⁽⁴⁶⁾这一方案受到了许多传教士的支持，并以不同的方式被贯彻到实践中去。

还有传教士认为应当将问题延后，由中国人自己在适当的时候解决。他们认为决定译名的应当是，必须是，也必然是中国本地教会和信徒自己。⁽⁴⁷⁾传教士要做的则应当是在中国人面前活出“God”的生命，培养中国基督徒的生活以形成现在所用的所有词语中都没有的观念。⁽⁴⁸⁾不过也有传教士对此表示担忧，认为现有的译名用的时间越长，越难以改变，不同译名的运用可能会形成中国基督徒中间不同的传统和习惯，从而更难统一。⁽⁴⁹⁾

在统一的强烈趋向面前，也有个别传教士坚决抵制，认为那是对个人自由的干涉，是强迫别人违背自己的良心。⁽⁵⁰⁾这些人顽强地发出自己抗议的声音，要求继续出版不同译名的译本。也许正是因为这些声音，《圣经》公会最终没有统一译名，和合本也仍然出版“神”版和“上帝”版两种版本，这显示出传教士对不同意见的尊重。

翻译须臾离不开诠释，在传教士把“God”翻译成汉语的过程中，诠释更是充当着重要的角色。与一般的翻译不同，传教士的这一翻译在一定意义上是从一种非母语的语言翻译到另一种非母语的语言中，并要将译作放置于一个传教士不是很熟悉的处境中去。因而，如前所述，翻译中传教士不仅花费许多功夫诠释原文，而且还投入大量精力诠释译入语和读者，甚至还要反思自身所处的传统。另外，“God”的翻译不是个人的行为，而是一个群体的行为，许多传教士都对这一问题发表过意见，所有这些意见形成了“God”汉译的制约力量，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译名的取舍。而这个群体的参与，产生出翻译中诠释的激烈冲突。在共时的维度，这种冲突时常令人绝望。从前面对《教务杂志》中译名争论的梳理可以看出，传教士在翻译每一环节的关键问题上都无法达成共识。他们受到各自处境、传统、学识、经验等因素制约形成的前见的影响，对同一问题往往有着不同的理解，然而又常常认为自己掌握着真理，激烈地批评对方，以至于彼此之间产生分裂，由此又波及传教事业的其他方面。

但是从历时的维度来看，诠释的冲突正是达成更完满解决的途径。每一个诠释都是从一定前见出发并受之限制的。传教士所受的西方传统及基督教的中国传统的影响不同，对中国语言、文化、宗教的接触层面不同，由不同传教区域、传教对象和传教方式产生的传教经验也不同，加上各人学识和性格的不同等等，都会影响到他们的前见，构成视阈的限制。然而正是从有限视阈出发的不断诠释使传教士得以从对手和前辈们那里获取另一种视角，在视阈的不断融合拓展中，逐渐走向对诠释对象更全面地理解和把握。比如在对原文的理解中，主张“Elohim”、“Theos”为通用词和专有词的双方在相互的辩驳中让一部分传教士认识到这个词本身兼具两种性质的特征，从而把争论从这两种属性之争转移到以“Jehovah”一词的翻译来弥补“Elohim”作为普遍词的不足上来。对中国语言、宗教及“神”、“上帝”等词的诠释冲突则让传教士更深入全面地认识到了他们所面对的对象之诸多层面，认识到中国语言文化构成的复杂性和地域差异，以及随历史发生的变迁，从而在对对方观点的关照中形成更宏大的视野，并由此反思并修正自己的观点。对读者诠释的冲突让传教士了解到不同地域、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个体的读者之间的差异，帮助他们对中国读者有一个更为全面和客观的把握。对传教士传统的不同诠释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传统的权威性，减少了传教士对当下问题做出决断时对传统的倚重，拓展了考虑新因素、做出新决定的空间。

译名问题从剑拔弩张式的争论到逐渐走向平和以及最终多种方案的提出都表明了传教士在诠释冲突中获取的理解的进展。正是因为诠释冲突中双方意见的充分展现，让后来的很多传教士认识到他们各自的合理性和缺憾，从而不再固执一词。这也使他们重新审视他们的一元情结，意识到传达“God”的途径不一定就是唯一的。这种认识使翻译中的妥协和多元成为可能，也使翻译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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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学术界对新教传教士译名讨论已经有过一些研究，只是关注的时段、角度、具体对象各不相同，请参：Wright, Arthur 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Foreign Ideas", in Arthur F. Wright,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〇七至一八七七年）》，稿本复印本，香港中文大学硕士论文，1991年，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CC Thesis BT180. N2 L48 c. 2; Lee, Peter K. H., "Naming the Divine: The Christian-Chines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in Ching Feng 39/2 June 1996；赵维本：《中文圣经译名争论初探：神乎？帝乎？》，《中国神学研究院期刊》，第二十四期（1998年1月）；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伊爱莲：《争论不休的译名问题》，伊爱莲等著，蔡锦图译《圣经与近代中国》，汉语圣经协会有限公司，2003年。

(2) Mateer, C. W.，“The Meaning of the Word神”，The Chinese Recorder 32 (1901), p. 61.

(3) 尤思德著，蔡锦图译：《和合本与中文圣经翻译》，国际圣经协会，2002年，第73页。

(4) 吴义雄：《译名之争与早期的〈圣经〉中译》《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

(5) 详参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〇七至一八七七年）》，第四章。

(6) Lee, Peter K. H., "Naming the Divine: The Christian-Chinese Cross-cultural Experience", in Ching Feng 39/2 June 1996.

(7) Wright, Arthur F., "The Chinese Language and Foreign Ideas", in Arthur F. Wright, (ed.), Studies in Chinese Thought,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3.

(8) Dean, William,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6 (1875), pp. 370—371.

(9) Roberts, John S.,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p. 213—214.

(10)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190.

(11) Preston, C. F., "Terms in Chinese for 'God', 'Gods' and 'spirit'",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229.

(12) Graves, R. H., "Thoughts on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141.

(13) Inquir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in'",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84—85.

(14) Ibid. p. 92.(www.xing528.com)

(15) 参考对William Armstrong Russell的著作The Term Question: or, An Enquiry as to the Term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Which most nearly Represents Elohim and Thoes as They are Used in the Holy Scriptures的介绍和评论。See "Notice of recent publications",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264—265.

(16) JEW, "The Term for God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370—375; Graves, R. H., "Thoughts on the Divine Names", The Chinese Records 25 (1894), pp. 153—155.

(17) Davis, John W., "JEHOVAH",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p. 398—403; Crofoot, J. W., "To Bible Translation Committees", The Chinese Records 40 (1909), p. 104; Norris, Frank L., "A Question of Terms", The Chinese Recorder 44 (1913), p. 53; Kastler, CH. W., "Ye-ho-hua or the Divine Name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44 (1913), pp. 185—186; Warren, G. G., "On the Rendering of the Old Testament Name of God in the Chinese Scriptures", The Chinese Recorder 47 (1916), p. 181.

(18) S., "The Term Question: A Plea for Union on the Bible Terminology", The Chinese Recorder 36 (1905), p. 557.

(19) Edkins, J., Some Brief Reasons for not Using Ling in the Sense of Spirit,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528; Douglas, Carstairs, "'Spirit' and 'God': How Should They b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72.

(20) Preston, C. F., "Terms in Chinese for 'God', 'Gods' and 'spirit'",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232.

(21) Ibid. p. 235.

(22) Nelson, R., "Notices of Recent Publica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353—355.

(23) Inquirer, "Is the Shangti of the Chinese Classics the Same Being as Jehovah of the Sacred Scriptures? Part I",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422—424.

(24) McClatchie, Thos., "GOD καίέξοχήν Part I",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398—402; Part II,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477—488.

(25) 详细情况参见李家驹：《一场神或上帝的争论——早期来华新教教士对于“God”一词的翻译与解释（一八〇七至一八七七年）》，第199—203页。

(26) Inquir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in'",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65—93.

(27) Walker, J. E., "Too Straight is Crooked the Other Way",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520．Walker在发表于1903年的一篇文章中重申了这一看法，参见"A Word or Two about the Supernatural, the Superhuman and the Divine in the Chinese Languages", The Chinese Recorder 34 (1903), p. 168。

(28) Edkins, J., "Some Brief Reasons for not Using Ling in the Sense of Spirit",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527.类似的看法还见于Warren, G. G., "The Term Question: A Plea for Comprehens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35 (1904), p. 217。

(29) Douglas, Carstairs, "'Spirit' and 'God': How should they b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71.

(30) Inquir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in'",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87—88.

(31) McClatchie, Thos., "GOD καίέξοχήν Part I",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400—411.

(32) Mateer, C. W., "The Term for God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97.

(33) Inquirer, "The Meaning of the Word 'Shin'",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85.

(34) Hartwell, C.,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6 (1875), p. 229; Douglas, Carstairs, "'Spirit' and 'God': How Should They b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69; Sinim, "The Protestant Chinese View of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379.

(35) Dean, William,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6 (1875), p. 371; Ross, John,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217.

(36) Walker, J. E., "Too Straight is Crooked the Other Way",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520—522.

(37) Douglas, Carstairs, "'Spirit' and 'God': How should they b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69.

(38) Graves, R. H., Happer, A. P., "Term Used by Native Christians",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444.

(39) 参见The Chinese Records 1877年5—6月到11—12月系列通信。

(40) Preston, C. F.,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6 (1875), p. 289; Douglas, Carstairs, "'Spirit' and 'God': How should they b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70—71; Lyon, D. N.,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133; Talmage, J. V. N., "'Spirit' and 'God': How should they be translate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218; Mateer, C. W., "The Term for God in Chinese",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94; Douglas, Carstairs, "Dr. Williams' Testimony that SHIN does Mean 'spirit'",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 161; Mateer, C. W., "Usue Loquendi", The Chinese Recorder 8 (1877), pp. 257—258.

(41) Kerr, J. G., "A Layman on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p. 66—68.

(42) Graves, R. H., "Thoughts on the Divine Names", The Chinese Recorder 25 (1894), p. 155.

(43) Dubose, Hampden C., "On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p. 134—135; Helm, B., "Shen and Shang-ti",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436.

(44) "Editorial Comment", The Chinese Recorder 25 (1894), p. 552.

(45) Warren, G. G., "The Term Question: A Plea for Comprehens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35 (1904), pp. 215—219; Goodrich, Chauncey, "Tracts and Term", The Chinese Recorder 35 (1904), pp. 389—394; Silsby, J. A., "One Bible with One Set of Terms", The Chinese Recorder 35 (1904), p. 479.

(46) Fenn, Courtenay H., John, J. B. St., "Conference on Federation at Pei-tai-ho", The Chinese Recorder 35 (1904), pp. 554—555.

(47) Ross, John,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216; Sinim, "The Protestant Chinese View of the Term for God", The Chinese Recorder 7 (1876), p. 379; Bonsey, Arthur, "District Committee (Hankow) and the 'union' Terms", The Chinese Recorder 37 (1906), p. 158; Pollard, S.,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37 (1906), p. 219; "Editorial Comment", The Chinese Recorder 40 (1909), p. 419.

(48) Pollard, S., "The Term Quest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37 (1906), p. 219.

(49) Preston, C. F., "Correspondence", The Chinese Recorder 6 (1875), p. 283.

(50) One to Whom You Sent Your Circular, "An Open Letter: To Thomas Cochrane, Esq., M. B., C. M., Chairman of the Peking Committee on Union", The Chinese Recorder 36 (1905), p. 4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