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导论：史文造作形式及实质探讨

第五章　史文造作

吾人于是尚有一问题可供研究而其实际重要极为明了者，此问题即历史造作将取何形式以呈现乎。在事实上，此等形式，极繁多不可计数。其中若干为极古旧者，且非皆为合法，其最良者亦有其不善之点。于是吾人所当问者，不仅为历史工作所呈现之形式，且当问此等形式中，何者为史文造作真能合理之规范。

所谓“历史造作”者，盖谓表达历史构造工作中所得之结果，无论其性质其范围及其所得效果为何如也。至若史料鉴定之工作，吾人曾于本书中篇述及者，乃历史构造之预备工作，自然当除外不论。

一切历史家，于若干主要点上，皆彼此差异，自昔已然，于今未已。彼辈对于历史造作之鹄的，常未能具有一同样之概念。因此之故，所选择之事实，其性质各不同，所区分之事物，其方述各不同，换言之，其整理待遇一切事实，与其表现之、证实之之状况，皆殊异不同也。此处吾人须说明“作史之法”自始以来，演进之状况为如何。然此等“史文造作史”尚未能有完善之作，吾人于此所能为者，仅叙述若干十九世纪下半期之普通注意点，吾人为求了解此事之现在状况，故必须自敛其所述范围于何者为其精要之点也。

(一)历史之事，其在最初，实为一种记载备忘事件而已。在Thucydides与Livy时代，历史不过以保存记忆且传布属于一人或一家一民众之光荣事功行为。其后即以历史为一种故训成例之集合，历史知识，即为人类日常生活之实际准备，而以政治生活为尤要(军事与民政)。至若Polybius(希腊史家，纪元前二一〇—前二二五)与Plutarch(希腊史家，五〇—一二五)二氏，其作史乃用为训诫，拟为人类活动行为之上进一药石。以此之故，凡古典正则之古代史中，其主要事物，皆政治事变战争革命等为主而组成。其史文造作之通常间架(其中事实，常以编年分类之式而整理集列之)，皆为一个人之生活传记、一民众之生活全体或其中之一特殊时期。故在古代，所有普通史，则仅有少数之论文而已。又历史家作史以娱乐或训诫，或两者兼之为职志，而历史遂成为文学之一旁支，决不须谨慎以求例证确凿。若本于一史料文字以为工作时，彼辈绝未尝注意于史料之文字与其自身所进之文字之分别。若复述一前人之记载时，则每增饰以许多细节，且有时(托辞欲求其更确切之故)增加其数量、言辞，且混入其自身所考虑润色之物。吾人对于希腊罗马之历史家，例如Ephorus(希腊史家)与Livy二氏，试将其所工作与其所根据之史原相比较，当能于每一点上皆了然其所操之方术也。

文艺复兴时代之史文造作家，皆直接模仿前人。历史之于彼辈，亦为一种文章艺术，挟辩难涂饰之术为鹄的，或以训诫之事自命。故其在意大利，颇常以此为邀取王侯恩宠之用，或用以作朗诵之饰辞。此种情势，历时颇长，直至十七世纪，吾人尚可遇及模仿古典派之历史家，若Mézeray氏(法国史家，一六一〇—一六八三)是也。

在此文艺复兴时代之文学式历史中，有两项新奇之事物，可引起吾人注意，吾人即在此等事物之上，而知中世纪之影响，实全表显于此而无可疑也。其一方面，吾人可见及一种古代不常见之史文造作形式，能久持而不坠。此种形式，为其近世纪之基督旧教历史家Eusebius与Orosius二氏所创出，而为中世纪所极喜使用。此种方式，不仅包括一切单独个人家族民众之历史，且亦包括一切世界史。其他一方面，则为一种史文造作之实质才艺，在中世纪笺注学派中(名为Glose之学派)，皆共同实际应用，且获得甚重要之结果。于是当时习尚，凡历史书籍之印行，皆加以评释笺注，此等评释笺注，遂使吾人于历史记载与供给彼之史料二者间，能辨别无误，且可以考虑其史原，及疏解讲释其文字。此种评释笺注之才艺，实先应用于史料搜集与鉴定之论文中，而由此徐徐深入以贯通其他之一切历史著作。

至十八世纪而历史学之第二时期开始，此时之“哲学家”以历史所研究者，非其事迹之本身，而为人之惯习事象。彼辈所富有兴味而从事者，非仅政治情势，而为艺术科学工业风俗之进化，Montesquieu与Voltaire(法国十八世纪哲学家，旧译福禄特耳)即为代表此趋向之人，所谓EssaisurlesMoeurs(《民俗论》)一篇，即为最初椎轮之作，吾人于若干点上，皆可见及其为历史中之主要著述也。至若政治事件与军旅事件之详细记载，亦仍视为历史中之主要工作，但于此等事件外，普通惯用一种增补附录之法，撮述《人类精神之进步》加入其中。所谓“文明史”(HistoiredelaCivilization)之说，出现于十八世纪之末年。同时德国各大学教授(尤以G9ttingen一地为特甚)，为供给学术教育之需要故，特创为新式之历史学“范本”，将审慎编裁之事实，为有方法之搜罗集合，既无炫弄文辞之习，亦无其他任何自命之成见。历史事实之搜罗，意在供给文学辞句之解释，或纯出对于古代好奇之念，其来已旧，然如Athénée(希腊第三世纪文学家)与Aulu-gelle(第二世纪拉丁文典学家)之《最录难记》，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时代之渊广精当之丛书纂集，皆不能与此德国教授所为之“科学式范本”相比美也。此诸教授之贡献，尤在廓清一切哲学家广泛普通之“文明”观念，盖此诸教授皆自求应用于建立专史，而为言语史、文学史、艺术史、宗教史、法律史、经济现象史之种种分支研究。于是历史之领域扩张广大而为科学式之史文造作，质言之，即成为客观而单纯之性质，而史文之造作，遂与古代修辞或繁词、爱国或哲学诸观念相搏相竞焉。

此项相搏相竞之事，其初颇退怯而隐晦，盖十九世纪之初年，有最可注目之一种文辞复新，遂使历史文学亦因而改进。其时在浪漫派文学运动之影响下，历史家皆欲求一种灵活之史文造作法，较其前人所使用之方法为更能动人，其方法在以过去真际之诗情充满心中，以引起公众之想象与情感。复有若干人，意在保留所采用原本史料之特殊色彩，Barante氏有云：“吾人欣然嘉赏一切世有之古代记载，吾将试写成一种赓续前人之记载，其文字须能借取前人所有之生气与趣味。”此事之直接影响，遂轻忽一切鉴定工夫，而仅企图于文辞方面之效用。又其他者，则宣言凡一切过去事实，皆当以观察此事实之人情感重述之，Michelet氏(法国史家，一七九八—一八七四)之称美Thierry曰：“彼告吾人以Klodowig之故事时，嘘吸奋兴而显示近代被侵略之法兰西之精神情感。”又Michelet氏“言一历史问题，正如在有机体组织内部中，总体生机之复活”。故一切浪漫派历史家，其选择一切事物例证文字体格时，皆以专力求其能产出一效果为主，此效果乃在文辞方面，而非科学式之志愿也。许多浪漫派历史家，竟循此倾斜之板进行，达于“历史小说”之水平线。吾人深知此类文学之性质，其力事涂饰，盖自AbbéBarthélemy(法国考证家，一七一六—一七九五)、Chateaubriand，以迄于Mérimée(法国小说家，一八三〇—一八七〇)与Ebers诸氏(德国埃及学家，一八三七—一八九八)皆如此。其中若干，今日尚有欲加以修正，使其返老还童者，然皆徒劳而已。盖其目的，在“使过去时代之戏剧全景复活”，其戏剧描绘，乃将“真实”之色彩节目，施以艺术式之构造。此方法之明显处，在未供给读者以任何途术，使能辨别史料中所借取之质素与其想象之质素，更无论其征引史料，皆非本于同一之制作原始，故其零星堆砌之砖石，或为真实，而堆砌合成之镶嵌体，则为伪误也。Dezobry氏(法国考证家，一七九八—一八七一)之RomeauSiècle d'Auguste(《奥古士都时代罗马史》)，与AugustinThierry氏之Récits Mérovingiens(《麦罗菲惹王朝记》)及同一时代所为之他种“描绘体”，皆以此同一之原则而构成，且亦并趋于同等失败，有如人所谑呼为历史小说焉。

吾人于此可以撮言，历史之学，直至一八五〇年为止，在历史家与一般公众两方面观之，仅继续为文学之一旁支。最良之证据，即历史家在此时以前，唯于每数年中将其著作，改版一次，其内容并无何等改变，而一般公众亦相与安习之。然于人须知，每一科学工作，必须继续不停，施以校订修正，重理改造，俾能与时同进。凡科学家，绝未尝求其工作能成为永久不易之形式，且亦未尝希望长留不易以贻后人之诵习，或获得其个人之长久不朽。彼辈所仅以为满足者，若彼辈所搜讨而得之结果，能由后来之继续搜讨者加以补充修正，因而积聚为一种智识上之资财，以留供人类科学上之继承享受，即为满意，今人绝无再研究Newton(英国十八世纪物理学家，旧译奈端)与Lavoisier(法国十八世纪化学家)之著作者，但此二人之工作，若对于后来驳斥其说而代兴之人，能有所贡献，而此等后来代兴之人，亦将于早迟之间，循环被人驳斥其说而代兴，则其光荣已多矣。至若能常新常幼，足供永久无穷之玩味者，则仅艺术之工作为然，凡一般公众亦深知之，若Buffon氏(法国文学家、博物学家，一七〇七—一七八八)之著述，虽能供今日文体品评家之资，但绝无人思及由彼所著以为博物学之科学研究。然此同一之一般公众，则颇研究Augustin、Thierry、Macaeley(英国史家，一八〇〇—一八五九)、Carlyle、Michelet诸家所为之历史，且此等历史大著作家，虽其人久与时下之智识无关，然其书则在死后五十年，仍遵其原始之形式出版。盖此理甚明，彼辈视历史之文字甚于实质，而凡一种历史工作，在彼辈视之，虽不完全，亦大要是艺术作品也。

(二)在最近五十年来，史文造作之科学形式，始行发展而奠定，其普通原则，则谓历史目的，非以供人娱乐，非以给与实际行为之鉴戒，亦非以激发情感，彼仅为纯净简单之知识而已。

吾人首当讨论(甲)专载(乙)普通性质著作之区别：(www.xing528.com)

(甲)凡人写一专载，乃以发挥一特点，或一单独事实，或一束范围有限之事实，例如个人一生之全部或一部分，两接近时期间之一个零件事变或一束零件事变皆是。此专载题材之范型，实繁多不可计数，盖历史中之命题材料可随意为各种之区分，且有无数之方术。然一切区分之方式，非皆为同等之良善方术，在历史学中，正如一切科学然，虽论者意见不必一致，然有许多题目以专载述之，每觉其不称，纵使能善于作成，亦不过代表若干无用之徒劳。凡人之才能有限而缺乏伟大之心力者，每专心致力于所谓“奇玩”之研究，遂自投其身于一切不紧要之问题中，实则苟欲对于一历史家而衡度其智能之力，则察其所为专载之表目，乃一种良善之标准也。在一切科学中，使人跻于第一等地位，必其人觅得重要问题之才能，与对此问题之兴味，并能解决此问题之智力。今试定其题材已能为合理之选择，欲使其专载为有用，则必须适合于下之三项规律：(A)在一专载中，凡其自史料取得之事实，皆须佐以所取史料之参照，且衡度其史料之价值；(B)尽其可能以使用编年排列之法，盖吾人由此法而知事实之所前后遭遇，且由此而吾人乃可寻求其因果；(C)专载之标名，须能使此所论事物，被人确切通晓而不混误。彼不完善而奇怪之命名，不必要的淆乱典籍搜讨者，吾人必猛烈反对之。尚有一第四之规律，盖谓“凡一专载之为有用，乃仅因其能尽量撷取一事件”。但人苟能将自身所能及之史料，取之为暂时工作，虽此事件，可信其在他方面尚有所余，然亦仍为合法之举，唯须常以确切之小注，使人知所使用者为若何之史料。当知在一专载中，其引证之具，虽须求完备，然亦任何人之具有机智者，当竭力敛抑，于真正必须时方用之也。有节制而不滥用，乃为必要之事；凡一切博学专考之骄夸，可以省却而无所谓不便者，皆为使人憎厌之物。在历史学中最常见者，每有最能良善作成之专载，其所贡献吾人者无他，不过证明知识之为不可能而已。每有一种愿望，使吾人流于主观奢望而又空泛之结果，为专载之所不能任，必须排斥之而后可。凡良善之专载，其本身合宜之结论，乃对于已获效果者与尚属疑晦之二者间，为一清算表册耳。凡由此原则而作成之专载，虽日即古旧，然决不腐朽，著作家于此，亦无所用其惭赧。

(乙)普通性之工作，乃以供彼学子或公众。

(A)普通著作，为学子及专门研究家而作者，则其所表现之形式，为“纪事纲目”、“讲义范本”及“科学式历史”。在纪事纲目中，若干证真事实之属于一等类者，皆搜集而排列之，使易于探研。若此等事实之搜集，曾具有明确时日，则当采用编年序列之制。此等工作，有如德国史中“年鉴”之纂成，其中事件之撮要记录皆时期排列，而伴以能使此事实明了之文字，且于其史原及鉴定工作，皆加以精密参考。JahrbücherderDeutschenGeschichte(《德意志历史年鉴》)之编成，即怀此目的，欲尽其可能，将德国历史之事实加以疏解，其中包含一切可供科学式之争辩论证者，而遗弃其属于人所鉴赏与普通见识者。又若此等事实，其时期不明，或为同时事实，则必采用字母序列之制。于是吾人有所谓“汇典”者，是为社会组织之汇典、传记之汇典、历史百科全书之类，如PaulyWissowa之作RealEncyclopoedie(《真百科全书》)是也。此等字母序列制之纪事纲目，在原理上，正如“年鉴”然，为一切有证据之事实搜集，但在实用上，若其编裁不甚严刻，若其文字工具之供给此记载者不甚完善，则亦徒为立异而非正当合理也。“科学式范本”亦然，真实言之，当亦为一种纪事纲目，彼搜集一切依统系序列之事实，并其证据，而为客观之表出，不挟任何文辞之粉饰。此等“范本”之著作家，其所为范本之极繁多而完善者，皆于吾侪今日之德国各大学中见之，其意在能将知识所获得者为一详密清单，使后之作者易于融取前此鉴定之结果，并以贡献一出发点于新探讨焉。此类范本现今存在者，为多数文明史之特殊支系(言语、文学、宗教、法律、古物及其他)、社会组织之史及教会史中各部分等。吾人于此，但举Schoemann、Mar-quardt、Mommsen、Gilbert、Krumbacher、Harnack、Müller诸氏之名即已足。此等“范本”之著作，并非若多数草创初作之枯窘无味，如德国百年前所刊行者，其作用唯辩论史料与指陈书目，仅较书中之内容目录略胜而已。至于近代式范本中之史文造作与辩论，则确为雅赡简洁，即使用以供素有研究之读者，亦不觉过于节缩至不可耐。读过此等书籍之后，其他书籍皆觉无味，正如G.Paris氏之言曰：“当人享受如此撮要之篇页，事实如此丰富，其面貌虽若无关人身，而含有许多思想，当默领此等佳作之后，再视其他书籍(即颇卓越之书籍亦然)，其中事实皆依据系统所需而为均称之分割，又蒙以著者之幻想色彩，则吾人殊难于颂读。”彼所呈于吾人之前者，仅为一蒙假面之物，范本之著作家，常以自身置于读者与事景之间，彼意在求使吾人通晓，而不使吾人见之也。凡伟大之“历史范本”，正同于其他科学之论文及教本(有附加之例证者)，皆当继续不停为之改良、订正及修改以求勿后于时。盖以定义言之，此皆为科学工作，而非艺术工作也。

最初之纪事纲目及最初之科学式“范本”，皆为私人独立之所经营。然不久之间，人即承认，以为此事决不能由单独之人整列确当，亦决不能以个人广搜各事实而集其大成，于是此工作之事，遂以区分。今日之纪事纲目，皆以多数作者之力作成，此等工人有时属于殊异之国籍，而以殊异之文字写成。至若伟大之历史范本(属于I.Von Müller氏、G.Grober氏、H.Paul氏及其他之人者)，皆为专篇论文之集合，每一专篇，皆为专门研究者写成。此种协作之原则，极为精当，然其情形须如下：(a)此等集合工作，虽曰协作而成，但必须分析其性质为伟大而独立不倚之各专载；(b)凡委托于每一协作人之一组事实，须有较大之范围，若协作人之数过多，而每一人所分之部分过于限制，则每一人之自由与责任，皆将减缩不展或匿失不见。

“历史”之结构以记载仅遇一次之事件，与叙述进化方向之主体事实者，虽今日已增积许多有方法之历史范本，而仍有存在之理由。但须施以史文造作之科学方法，正如吾人所施于专载与范本者然，且即模仿其法而为之。其改良之法，即在各种情形中，皆否认其文辞之章饰，与其记载之缺乏证据者，Grote氏之《历史》，实为其最初规范。同时凡或种体裁会经一次时尚者，皆废弃不用，如所谓“世界通史”之以连续不断之记述而成者，中世纪及十八世纪时，由于各种理由，颇为人所喜好，其在今世纪中(十九世纪)，德国之Schlosser氏与Weber氏，意大利之Cantù氏，皆为最后使用此体裁之作者。盖此种型范之遭废弃，实由于历史学之理论，因吾人不复再视人类为一浑本而同束缚于一单独之进化，且由实际应用之理由上，吾人复承认以一单独工作而搜集力不能任之多量事实，亦为不可能也，即彼“世界通史”，亦仍由协作而刊布(其中以Oncken之丛刊为最善)。正如伟大之历史范本然，由独立不倚之各部组成，每一组皆以殊异之著作家成之，是为刊行之联合。故今日之历史家，皆采用分国(国家史)分期之区分法。

(B)历史工作之为一般公众而设者，以视为学子及专门研究人而设者，何以不能具同一之精神？且除有相当之单简及省略外，何以须不为同一之形式？此事在原理上实无理由可言。在事实上，不少简短翔实而易读之略史，其中所记述，皆隐然有坚实之根据，其科学之所获，皆确切记述，而又能良善解释，且明白揭出其意义与价值。法兰西人以天性具有精巧密确之心思故，幸于此等事业能优为之。在吾国中，曾有若干杂志、论文及通俗化之高等著作，对于原本工作之结果，皆善于凝练撮举，能使彼曾为繁重专论而致通俗化成为可能之专门研究家，亦加以赞扬称颂。唯无论如何，更无何事，较此等通俗化为危险。盖征诸事实，许多通俗化之著作，皆不遵依史文造作之近代观念，而转遵依古代及文艺复兴浪漫派时代之残余观念而作，此吾人所常常发见者也。

欲说明其理由，其事甚易，盖凡为一般公众而作之历史著作，多有缺点，有时缺点甚巨。且凡具有精到优越之心思者，恒不信任此等著作之能具著作资格，故此等为公众而作之著作，考其缺点，乃由彼“通俗化著作家”之预备工夫充而文学修养过卑之结果也。

通俗化著作家，当然不能为本原之搜讨，但对于凡彼所记述刊布之主体事件，必须知其每项之重要点，又彼必须能不后时，且必须自身考虑彼专门研究家所达到之结论。若彼对于彼所准备攻研之事件，未曾亲身为特别研究，则彼必须从事于一一阅读，其理甚明，然其工作则甚长矣。凡以此为专业之通俗化著作家，有一甚强烈之倾向，即对于少数新异不习见之专载，略为肤浅涉猎，而将其中要点，急为贯串联合之，且欲此等混合物能动人故，乃尽其力所能至，以“普通观念”与外观之美表出之。又若当时彼一切专门研究家无意于从事此通俗化之工作，而此工作就大概言之，实为有利之举，且一般公众，大都对于诚实可信之通俗化与假冒欺骗之通俗化二者间，不能明白辨别。当此情形之时，则通俗化之趋向，尤为强烈。约言之，世固有若干谬妄可笑之人，将彼所未曾致力研究之事，遂加采撷撮取，以供他人之用，或于彼自身尚属未晓之事，辄用以教诲他人。故在大多数历史之通俗化著作中，不免发现各种之污点，其污点常为绩学者发见以为笑乐。唯在此笑乐之中，复不免若干之痛苦，盖其错误唯彼能见之也。其污点为何，如不承认之假借、不精确之讨论、命名与文字之割裂、由第二人手之征引、无价值之假设、不谨慎之断论、稚气可笑之类推概断，而在讨论最可疑最谬误之意见时，复俨然有一种静默无言之权威，而禁人之加以疑虑。

其在他方面，亦有绩学之士，其学问已完满无缺，其对于专门研究家所作之专载，亦富有价值，而当其为一般公众而作通俗化之史料，乃于科学方法大有触犯。德国人中之习于犯此者，有如Mommsen、Droysen、Curtius(德国史家，一八一四—一八九六)、Lamprecht诸氏是也。其理由盖因此等著作家为一般公众而作史时，恒怀一种愿望，欲其著作通俗而有效力，以欲造成一强固之印象故，遂由科学严格中，解放弛缓，而趋于陈旧斥弃之古代作史方法。此等学人，当其建立历史之详细内蕴时，如此其谨慎而细密，然在普通供用之史文造作中，则一概捐除，而趋于一种天然放任之倾向，正如凡人之通常习性然。彼辈亦有所偏袒，有所斥责，有所颂赞，有所润色，有所修饰，且自令其身为爱国的、道德的、玄理的思想所影响。不但如是，彼辈应用其才能之等级，以为产出艺术工作之用。此种工作，人之无此才能者，固已成为可嗤之作矣，即具有若干才能者，亦被欲所著作通俗而有力之先见所害，卒未见有成也。

于此所应知者，吾非言“形式”为不重要之事，亦非言但使其著作明了浅显易于了解，而历史家遂有权以使用不精确而鄙俚粗拙之言语也。对于辞华与纸上笔花之轻视，非必将纯洁强固简雅含蓄之文体，亦一并摒除也。FusteldeCoulanges虽终身劝人并实际从事于避免取譬之辞采，而仍不失为一优良之作家。自反面言之，吾人思及历史家所撷取记述之现象，如此其极端复杂，则不厌重复声明曰：历史家将其著作为恶劣之写成，实非势不可已之事；彼之写法，必须始终佳妙，而又决不以珠玉华饰自掩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