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研究导论中的命意释义鉴定

第六章　命意释义鉴定(解经鉴定)

(一)当一动物学家考察一生物之筋肉肌体之形式位置时，当一生理学家证验一动作之状态时，吾人能承认其所得之结果，而无须怀疑，盖吾人能知其由何项方法，何种器具，及何种有形可见之方式获得之耳。然Tacitus(拉丁家，五五—一二〇)论日耳曼之语曰，“每年必更耕更植其田”(arva per annosmutant)，吾人既不知史料著作人所用方法是否准确，又彼所谓“田”，所谓“耕植”，亦不知果为何种意义，于此故需以基础工作，确认而确定之，此项工作，是曰内容鉴定。

凡鉴定工作之目的，乃欲对于一史料，发现其以何缘而被认为真实。目前之史料，仅为一长久工作之最后结果，其中详情细节，则其史料著作者未尝举以告吾人也。彼曾考察收集其事实，且也构造辞句，写成文字，此等工作，与他人彼此之间，完全别异，然又非能完全成为准确也。于此则对于著作者劳力之结果，加以分析，辨别其工作之或未能精确完成，则反对其结果，乃必需之事。分析之为物，乃鉴定工作中所必需者，一切鉴定之起始，皆为分析。

因欲使其合理而完善，则分析之事，须将著作者所已完成之一切工作，加以董理，且将其逐一审验，视其每一项是否皆能准确。然此事必需将此史料写成时之一切行为，一一经历而察及。由史料著作人之观察一事实始，此事实即彼所为史料之对象者，以迄于彼措之于手底笔端以写成史料之文字。或吾人取反面之方向，由彼之着手所写成以逐步反溯其观察，亦颇为必要。此等方法，费时极久而又烦闷，实无何人有此时间与忍耐之性，以应用之。

内容鉴定之事，非如外形鉴定，常利用工具以获计效收功之乐也。彼之为物，不能得何种立刻之快意，盖彼非即确能解决某问题也。彼之所以应用，乃因彼之实为必要，而其所可供使用之处，仅限于极小量。历史家每乐于用探取简要方法，而将一切工作集合为两部：(甲)分析史料内容所含，是为积极的命意释义鉴定，为确认史料著作者之命意所必需；(乙)分析史料当制成时之状况，是为消极鉴定，用以证真著作者之所传述。此项重复之鉴定工作，仅于当用时择其一。凡人之自然倾向，当读一种史料文字，而欲于其中直接取撷一种事物时，绝未尝思及应当确认其中著作者之心思，虽彼历史家之能工作而有方法者亦然。此种行为，于读十九世纪多数史料时，可以从宽不论，盖其时手写史料之人，其所用言语及其思维方式，皆与吾侪近似，仅就可能状况中，察其命意立义而已。但若史料著作者之言语及思想，与读此史料之造史家，极相殊远，或此史料文学之意义，并非明确显豁，则极为危险。无论何人，在读一文字时，若未尝专注以求真解，则可决其必参加自身之印象于其中。彼对于凡史料中之字句，能与其自己之观念相融会者，特能触及忆及，或先天的以其自身对于事实之意念与史料相牵合，因而于不自觉之间，遂与史料字句相离异，而自构成一想象之史文，以代替原著作者之真实史文焉。

(二)于此当知，在历史学中，其常用之方法，在抑制最初之冲动，今有一确实不移之原则，虽极明显，然而常为人所轻忽遗忘。盖凡一史料，仅含有写成此史料之人之观念，故于谋造史之用而采择史文之先，必须以求了解史文之本身为着手。因之吾侪乃得一历史方法之普通规律，凡研究每一史料，每须起始于分析其内容，而以决定史料著作人之真实意义为唯一之目的。

此种分析，为一种基本工作，明画而独立。于经验上可决其仍以采用活纸单页之制度为便，正如校雠考证家所为之工作然。每一单页所包含者，为史料之分析，为史料分列部居之分析，或为所记载叙述之时代之分析。其所分析，必须不仅说明文字之普通意义，且当尽其所可能以说明著作者之鹄的及意念，必须将史料中所论述记载者，善为文字之复制，以求合辙于史料著作者心思之特点。有时但于史文为心理的解析，即为已足，不必将其内容一一笔之于书，但取可用之点记之而已。然为防范吾人常以自身印象代替史文之危险故，则于此仅有一真实之安全保障法。其法为何？即凡对于一史料，若吾人未曾先将史料著作人之心理作用(若非施诸纸墨)为透澈了解之分析，则决不对于一史料文字从事采撷，或分析局部是也。

分析一史料，盖即对于著作者所述出之一切观念，与以辨察及使之离立也。于此分析之事，乃减缩范围，而为命意释义之鉴定。

命意释义之事，其经历区为二级，其第一级，则关于文字语言意义之事；其第二级，则为史料著作者之真确命意之事。

(三)对于史料中文字语言之意义，加以决定，是乃一言语学之工作，如文字学(philologie，狭义的)，即人所审定，而列之于历史学之辅助科学中者也。凡欲了解一史文，其最先必需之事，即为通晓其文字言语，然普通之言语知识，尚不足用，如欲解释Gregoire de Tours(法国史家，五三九—五九四)而仅以普通之拉丁知识从事，实不足用，必须更进一步，对于Gregoire de Tours所写成之拉丁文之特殊性质，为专门之研究然后可。

吾人自然趋向，对于无论何处所遭遇之同样字，每认彼为同样义。吾人由天性上，更每将言语文字，视为一定型之符号，按之实际，凡定型不变者，唯有彼创造以说明科学作用之符号耳。例如代数学之符号，或化学之专名术语是也。此等符号，每次表出，皆以单纯精切之意义，绝对相同而且不变。其表出者，为一种分析准确而固定之观念，此观念唯一无二，无论上下文字之联贯如何，使用者为谁，其表出之意义，常属相同，然在普通言语文字中，若史料中所写成之文字，则极为活动易变，其意义繁殊，恒为相对，而又多变化。同一文字，其含义乃表数种殊异之事物，其被同一之著作人使用时，乃以上下文联贯之故，而成为不同之意义。故其后凡每字之含义，由此一著作人至彼一著作人间，迁变差异，因时间而渐不同。在古典拉丁文中Vel一字，仅用以表“或是”之义，但在中世纪某一时期中，乃可用以表“并及”之义。Suffragium一字，古典拉丁文为“赞推”之义，但中世纪拉丁文则有“扶助”之义。于此吾侪须知，凡对于一切史文之表出，唯以古典之意义或通俗之意义为说明，乃为自然之本能必当矫革。凡史料文字命意释义之基于文字言语之普通规律上者，必须更留意对其特殊状况，由历史上察其命意立义，以增订完成也。

对于史料中文字言语，决认其特殊意义之方法，有若干简单之原则。

(甲)言语乃由继续之演进而变易，每一时代，各有其自己之言语，吾人必须认其为一种异型殊式不相同一之符号也。故为了解一史料之故，吾人须通晓“属于时间之言语”，盖即当写成此文字时，人所用以表出文字意义及型式者是也。吾人察得此项字义，乃因吾人取其曾使用此字义之篇段章节，而合观之。若其中偶有其一者，则吾人必可大概寻得，其余之辞句遂可毫无疑虑，以推出其字义。此项知识所由获得，皆自历史辞类，如ThesanrusLingaeLatinae(《拉丁文库》)或Du Cange氏之Glossaires(《辞源》)皆是。在此等纂集之辞源中，每字之罗列解释，系将凡古书中有此字之一切篇段章节，悉与纂辑，更附及其著作人，以确定此字义之时间。

当作者使用一已死之语言，而书之于简册时，例如拉丁文字之属于中世纪上半期者，则吾人必须留意，此等字乃出于特种专用之意义，或取其典雅。例如consul(伯爵)、capite census(编制选举户册之人)、agellus(广大领域)等字皆是。(www.xing528.com)

(乙)凡言语之习惯，本可由彼此两地，相迁变而殊异。于此吾人当通晓“属于地域之言语”，即写成此史料之地域，其中所有各字特殊各别之意义，流行于各地方者。

(丙)每一著作人，各有其行文用语之惯式，于此吾人当通晓“属于著作人之言语”，即彼所使用之字之特别意义也。于是有作者个人之辞典，如Meusel氏之《凯撒辞典》(Lexicon Cēarianum)是也，盖将个人著作家所曾使用之每字，聚合其一切篇段章节，以合观而探得之。

(丁)凡一辞语之表出，能因其所上下联带遭合之篇段章节，而意义于以变更。于此吾人凡解释每一字一句时，不当视彼为单独离立，而当着眼于其上下文联贯之普通意义，是为“文字意义联贯之定律”，实命意释义之事之基本条律也。其大意盖当吾人由一史料文字中取其一字一句以供使用之先，吾人必须能将此史文之全体读过，而严禁割裂引用。盖谓彼由一篇段章节中，零碎证引其辞句，而未尝注意于由上下文联贯所给与之特殊意义也。

此等规律，若严格应用，则可组成一命意释义之精确方法，能使其脱离一切错误之危机，但必须费用最大之时间也。试问对于似此情形之每一字，吾人皆须以特殊之方法，决定言语之由于其时间、其地域、其著作家、其上下文字联贯所变易而成之意义，则其工作，当为如何繁剧。此等工作，于善良之翻译，古代著作之有伟大文学价值者，皆当应用，至各种繁剧之史料，吾人于实用时，以撮要缩短之方法施用而已。

一切之字，并非有同样意义变化之可能，其中多数，于一切史料著作家及一切时间中，仍略保存其常同不变。吾人于此固可满意于能以专殊之研究，专施于辞语之由本性上常易于成为意义殊异者。第一，凡既经造成之辞语，其形式意义皆固定，故不随其所由组成之字而演变。第二，凡指示事物之单字，其本性每属于多演变，如人类阶级(miles colonus servus)、制度(conventus justitia judex)、惯例(alleu dénéficeéléction)、情感及普通事物之字是也。对于一切如此种类之字，冒昧确定其不变之意义，自为鲁莽不慎。故在吾人所解释，其命意立义之史文中，证知其著作人所用何义，此乃一绝对必需之预防方法也。Fustel de Conlanges氏有言：“字义研究，在历史一科学中，极为重要。有辞语之解释不善者，或即为一巨大谬误之源泉。”事实上彼仅以命意释义鉴定，为有方法之简单应用，其对于mérovingien时代历史研究，仅以此方法诠释一百字，即使此研究，新开局面焉。

(四)既于史料加以分析，且决定其辞句之意义后，吾人仍未能决其遂达于著作人之真正意义也。盖彼史料著作人有时固可使用不正当之意义，以造为辞语，有数种情形，为人所常遇者，如寓言及象征之言，谐谑及愚弄，隐谜及暗射语是也，即普通常用语之中亦然(如比喻与失实之语及言逊其实皆是)。在此等状况中，史料著作人曾有意为不确实之方式以自掩饰者，必须抉破其文字上之意义，以透视其真实意义。

按之逻辑，此问题极为困难，吾人绝无任何标准，可决其必能侦出此种不正当之意义也。如所谓愚弄之一种方式，在十九世纪时，已成为文学之一种，作者且将以深闭隐匿，勿泄露一切诙谐戏谑为工。但在实用方面，吾人却可大概确认，无论何处，若一著作家意在说明一明澈了解之事物，则彼决不使用不正当之意义。故吾人对于官书公牍及史乘掌故，未尝遇有此等困难。在此等情况中，凡史料之普通形式，可容吾人擅断其为皆由字面之意义以写成更无所谓潜伏之意义。

自他一方面言之，吾人必须预备认识此等不正当之意义，若当使用此意义时，著作人之用意实较能使彼明白易解为尤要。或彼之写此，乃以付彼公众阅读，此公众盖能从字里行间通晓其隐语者；或彼意在将对于深遂知识(宗教或文学)为之浅说，而企图将其象征之言及譬饰之言，使人了悟。在此等情形中，则有如宗教之文、私人翰牍及一切文学著作，盖据有古代史料之大部分也。对于此等文字之隐秘意义与以认识及决定，则必有其艺术，此艺术在疏证学(Hermeneutic，此字在希腊文为命意释义之意)之原理中，与《圣经》文字及古典著作家之注释考证中，实据一重大之地位。

此种藏于字面之后之不正当意义，其方式皆极不同，变易甚剧，而又极倚赖于其特殊之境况，故未可将侦察之事纳于一固定之规律也。于此仅能设一普通原则，凡当其字面之意义为背谬不相粘联或晦涩不明时，或与吾人观念所知著作人或所知事实之属于彼者，颇相违悖，则吾人可擅断其为一不正当之意义。

此等意义之决定，其所为之事，与研究一著作家之言语之事相同。吾人必须集合一切篇段章节，凡于其中疑为有不正当之意义者皆与以比较，且更将其由上下文联贯之关系，而搜索其是否绝未有一误义。此等行为，有一极昭著之成例，即《圣书》末卷默示录(apocalypse)中之Bête一字，其隐寓意义之发现是也。然吾人于此，实无任何确定之方法，以解决此问题。吾人绝无此权能，敢谓凡文字中所含有之隐匿意义，皆经吾人发见，其寓言托辞，亦皆被吾人攫得。且当吾人自以为既得其意义时，更不当不留余地，以供必不能免之审考解释。

反之，此等情况，实能引人于无论何处皆好搜求其隐寓意义，有如新柏拉图学家(Neoplatonstes)对于柏拉图著作，与瑞典神秘派哲学(Sweden borgians)对于《圣经》(Bible)之所为是也。此等苛屑考释(hyper-hermeneutic)，今已过去，但吾人仍未能完全免于随处搜寻隐寓意义之事焉。此类之搜索，常重推度，其足使疏文释义之人，甚满足而自负，远过于其能使历史学得一有用之结果也。

(五)吾人最后，既达于直探得文字之真正意义，则此积极之分析工作，遂告完毕。其结果乃使吾人能认识著作家之概念，其心思中所曾有之想象，其总意念之曾经表现以代表其自身之精神世界者，因之能达于通晓其意见其主义与其知识。此种之探获乃属于知识之一极重要部分，由此以组成历史一科学之各种类焉。例如图解之艺术史与文学史、科学史、哲理与道德伦理教条之史、神话史与独断教义之史(称为宗教信仰史者，误也，盖其所研究，为显著之主义训条，而不问其是否信仰也)、法律史、典章制度史(决不问其将如何施措于实际之用)以及民众之记载、习传、意见、概念，凡民众传说(folk-lore)之一名辞所得包举者，皆搜集而成书焉。

凡此类之研究，无非需要一外形之鉴定，用以考察其制作原始，及其命意释义。彼所需要之惨淡经营，以视从事于实质材料之造史，其烦难之程度自较为轻减，故且亦遂能基于一定方法，而早臻成功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