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宗修辞的模糊性：禅宗修辞研究

第一节　禅宗修辞的模糊性

模糊性是指事物或概念的类属的不分明性以及由此引起判断的不确定性。模糊性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重要思维特征，受到全世界科学工作者的普遍关注。最早提出模糊概念的美国计算机专家查德曾指出：“模糊、暧昧以及不精确，一般地说是贬义词。当我们谈到精确、逻辑以及清晰时，都充满敬意，而对缺乏数学训练或者模糊的推理则感到蔑视。但是，如果深入研究人类的认识过程，我们将发现人类能运用模糊概念是一个巨大的财富而不是负担。而这一点，是理解人类智能和机器智能之间深奥区别的关键。”⁽¹⁾用以反映人类思维的语言具有模糊性，在语言学界早已成为定论。沙夫在《语义学引论》中指出：“交际需要语词的模糊性，这听起来似乎是很奇怪的。但是，假如我们通过约定的方法完全消除了语词的模糊性，那么，正如前面已经说过的我们就会使我们的语言变得如此贫乏，就会使它的交际的和表达的作用受到如此大的限制，而其结果就摧毁了语言的目的，人的交际就很难进行，因为我们用以交际的那种工具遭到了损害。”⁽²⁾沙夫所说的语词是一个广义的说法，它应该包括语言的各种因素，如语音、词汇、语义、语法，而一旦进入交际领域，即动态的修辞过程中，则模糊性还应当包括各种修辞的和语用的因素。

所谓模糊修辞是指说写者和听读者为了提高修辞表达和理解效果而利用各种语言或非语言因素（包括语境因素）及交际过程中各种动态关系的模糊性，来进行修辞文本的建构和理解的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修辞现象。作为修辞学的研究对象，自从20世纪80年代起，模糊修辞现象的研究就受到广泛重视，伍铁平、王希杰、张乔、吕季明、卢丹慈、杨芳等人都撰有专文探讨，并有蒋有经的《模糊修辞浅说》专著出版问世。这里，我们就不必展开论述了。事实上，模糊修辞不仅在世俗语境中普遍存在，在禅宗文献中更是随处可见。禅宗修辞的模糊性是由禅宗自身的特点决定的。“宗教的代言人们早已意识到他们语言中的模糊性和间接性，这种意识早在人们反思宗教时就产生了。”⁽³⁾禅宗的代言人们——即禅者们非常善于利用模糊修辞手段来传达禅体验信息，从而使得禅宗修辞充满了模糊性，换言之，禅宗修辞所表现出来的特点之一正是它的模糊性。虽然日常世俗语境下的修辞活动中不乏模糊修辞现象，但毕竟是作为语言精确性之外的一个次要部分而存在的，更何况在具体语境因素的提示或暗示下，大部分模糊语言因素都会得到澄清而使其修辞意义变得清楚、明白、显豁——除非说话者为了达到某种特殊的交际目的而有意“模糊”他的话语。而禅宗修辞则不同，由于禅体验的“难以言传性”，在不得不言传时，用以表达、传译这种禅体验境界的修辞文本只能通过修辞主体对其修辞对象进行一个大致的勾勒、近似的描写、模糊的表现，语言此时沦为二级符码，语言本身的意义和修辞主体所希望传达的意义完全不能画等号。表达者（发话人）无法找到一个完全对等的语词或修辞文本来赋予它一个确切的、清楚的含义，而接受者（受话人）也无法清晰地把握语词里所真正表达的语义——他必须超越语言自身的语义而用心去体悟其中的禅体验信息。因此，在整个禅宗的修辞活动中，不管是表达抑或接受，不管是修辞文本的编码还是解码，都带有很大的主体差异性和修辞个体的独特性。换句话说，模糊性是禅宗修辞的一个基本特质、一个恒定系数、一个无法规避的前提，而这种模糊性产生的根本原因正在于禅宗修辞的体验性。

禅宗修辞之所以具有模糊性是因为它的表达对象禅理、禅体验、佛知见等是模糊的。换言之，语言无法精确地传达禅者所体悟到的终极意义。当语言作为能指来承载这种所指意义的时候，当修辞文本被赋予这种表达使命的时候，模糊性便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手段。因为“对禅师来说，语言是一种来自内心精神体验的呼喊。语言的表现本身是没有什么意义的，意义要在我们自己的内心里找，因为我们内心也生起同样的体验。当我们了解禅师们所说的语言时，这是对我们自己的了解，并不是了解反映观念的语言的意义，也不是了解所体验的感情本身。因此，如果一个人还没有达到禅悟的话，就没有办法使他了解禅。这正如一个人以往从来没有尝过蜜糖的甜味，就没有办法体会蜜糖的甜。对这种人来说，‘甜的’蜜永远只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也就是说，语言对于这种人来说，是没有生命的。”⁽⁴⁾铃木大拙的这段话清楚地告诉我们，一个人的体验无法通过语言来与另一个人的体验之间画上等号。体验的东西从本质上来说是难以理性化、抽象化和逻辑化的，从而也就注定和语言隔了一层捅不破的“窗棂纸”——因为人类语言就其本质而言是人类逻辑思维必然外化的结果，语言本身的意义因之而无法触及体验的底层意义，用时下语言哲学的一种时尚的说法就是此时的语言患了“失语症”。语言在禅宗语境中通常不过是引发受话人对发话人的语言所包孕的体验信息的一种大致揣想以及作为激发自己体验对方体验的一个导火索。在这种情形下，修辞文本的模糊性也就顺理成章地扮演起其“模糊角色”了。也正因为禅体验的这种“难以言传性”，迫使禅宗不得不举起“不立文字”的大纛，似乎向世俗发出一个标新立异的宣言。而作为禅宗交流和禅教育的必要手段，即当它不得不“不离文字”时，它的语言必然是怪诞不经的，各种机锋、棒喝、公案等特殊修辞手段应运而生，这些手段作为一种“权宜”、“善巧”终究难以胜任精确、清晰描写禅体验境界、佛、真如、菩提心智等等终极意义，换句话说，这些权宜的修辞手段无可逃遁地被打上“模糊性”的烙印。

我们在“禅宗修辞原则”一章里论述了禅宗修辞的中心原则是：利于开悟。但是禅宗的修辞文本并不等于开悟本身，它只是一个激活因子。“说到开悟，禅所能做到的，就是指出一条途径。其余的事情需要凭借自己的体验。也就是说，循着暗示去达到目的——只有靠自己去做，别人无能为力。”⁽⁵⁾这里所说的“暗示”指的正是禅宗所惯用的那些特殊修辞手段，它们的任务不过是激发和引导禅体验和开悟产生的可能性，它们是指向月亮的指头，当月亮被看见以后，指头的任务也就宣告结束。也就是说当禅宗修辞作为激发和引导的功能被启动之后，它应该立即“退避三舍”，让位于受话人的内心去体悟那玄奥的禅理和禅体验，它此时也就成了“指月”后的“指”了。因而禅宗修辞文本只是一个承载和暗示禅体验的临时手段，它所呈现的意义只是一个无法界定其边界的、不清晰的意义外壳。所以说模糊性是禅宗修辞的一个重要特点——这个特点已经不局限于语言因素本身的一般模糊性，而成为它的标志性的特征之一。这是由禅宗修辞的使命和原则决定的，而它的使命和原则又是由禅宗自身的意旨和追求开悟的终极目标决定的。

禅宗修辞的模糊性就其语言表现形式而言，有的是利用语词本身的模糊性，这种情况与世俗语境中的模糊修辞没有实质性的区别，我们就不必举例来说明了；有的则是利用语用上的模糊，也就是单独看语词的意义是不模糊的，但是联系上下文语境，则含义变得模糊不清，所指事物类属不明，即含义具有不确定性。例如：

师（惟俨禅师）见遵布衲洗佛，乃问：“这个从汝洗，还洗得那个么？”遵曰：“把将那个来。”师乃休。（《景德传灯录》卷十四）

“那个”是指示代词，它的静态语义和词汇意义应该说是不模糊的，但在此例当中却造成了指代不明的模糊性，这就是语用上的模糊。因为惟俨禅师所说的“那个”没有一个明确的指代对象，造成所指事物的类属不明，从而形成语义的模糊。正因为惟俨禅师的“那个”是不确定的、模糊不清的，所以当遵布衲反过来叫惟俨把“那个”拿过来时，惟俨只好放弃这场“斗机锋”。“那个”、“那事”等语用性（而不是词汇词义上模糊）模糊代词，在禅宗修辞的语境中经常出现，这种指示永远指向一种虚空无形的东西，甚至连抽象概念都算不上，因为在禅宗语境中它们一般隐含“佛”、“佛法”、“禅”、“悟”等超越思维概念的事物，而这些事物本身又无法用语言来加以诠释和界定，它们在思维和语言的层面上永远都是界限不清、类属不明的模糊事物。因而禅宗语录中经常出现的这些指示语在语用意义和功用上是不同于世俗语言中的指示语的，它们是模糊中的模糊，这也说明禅宗修辞的模糊性不同于世俗的模糊修辞，即模糊性在禅宗修辞活动中具有更大的典型性。

禅宗修辞的模糊性从本质上讲主要源于那些终极问题的“不可言传性”，诸如“如何是佛”、“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如何是道”、“如何是佛法大意”等问题在禅宗文献中出现的频率不知有几百次、几千次，但几乎没有一个禅师对同一问题的回答相同。现以对“如何是佛法大意”的问题回答的语句为例：(www.xing528.com)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庐陵米作么价？”（《祖堂集》卷三《靖居和尚》）

僧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云；“春日鸡鸣。”（《景德传灯录》卷八《潭州石霜大善和尚》）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今年霜降早，荞麦总不收。”（《景德传灯录》）卷十一《邓州香岩智闲禅师》）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驴事未了，马事到来。”（《景德传灯录》卷十一《福州灵云志勤禅师》）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填沟塞壑。”（《景德传灯录》卷十七（《韶州曹山本寂禅师》）

问：“如何是佛法大意？”师曰：“春来草自青。”（《景德传灯录》卷十九《韶州云门文堤禅师》）

以上是我们在禅宗语录、灯录文献中随便挑选的六个例子，都是一问一答，问话提出相同话题“如何是佛法大意”，而回答问题的六个禅师给予六种完全不同的回答。为什么会这样？正是因为“佛法”所涵盖的思想内容以及各种信息远远超过人类的理性范畴，从世俗哲学角度而言，它是超越意识层面的一种观念存在物、对象物——当然在佛教徒自身来看它又是一种超越任何现实存在物的无形无相的超级实体和终极真理，任何语言语词都无法触及它的真正含义。换句话说，它是不可以用语言来定义的，禅师只好诉诸那些偶尔飘过他们意识世界上空的现成语句（以上回答语大多为当时习语、俗语或流传的诗句等）来象征性（而这种象征与世俗象征也是不同的，它没有约定的含义）地表达他们的认识，而这些语句跟问话所提的问题究竟是什么样的语义关系，实在令人不敢抱太大的奢望。可见，它们本身作为观念上的对象物，其内涵的边界非常不确定、不具体、不清晰，从这个意义上讲，它们是超级模糊的，因而用以回答这些问题的语言也必然是模糊的。在世俗语词所反映的概念或事物中，它们的边界起码还有一个大致的范围可以追寻，例如，“黄昏”作为时间这个事物本身的模糊性的语词体现，它的上限和下限无论如何还是有一个基本的边界——哪怕这个边界带有一定的游移性。但“佛法”所表示的事物永远也无法找到它的边界，它的模糊性在语词上的体现也就臻于人类语言中一切可能的“模糊”之极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