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佛教方志研究：明代天台宗研究的成果

第二节　明代佛教方志与明代天台宗研究

天台宗历来是学者研究的重点，但其注意力多在魏晋隋唐、宋元时期，对于明代天台宗，学者关注甚少，即使有研究，也多停留在东溟慧日、无碍普智、万松慧林、千松明得、百松真觉、无尽传灯这一主要法脉的传承上。^[97]实际上，通过《四明延庆讲寺志》、《古盐官安国寺志》等佛教方志，我们发现在明代还有其他台宗法脉流传以及高僧大德的史事尚未关注，这些是我们重新认识明代台宗的宝贵资料。

一、浙江四明延庆讲寺

该寺院建于五代周，始称保恩院，有宋代天台法智大师“修天台止观法，肋不沾席四十余载”。宋真宗时，皇家拓院为寺，赐额延庆，阐扬教义。“学徒广智、神照、南屏者，亢为三宗，纷纷鼎盛，皆弘四明之教，能传性具之宗，自宋及明数百载，虽兴替不一而法门器具未尝乏人，教观规模历历可镜也。”^[98]自此天台威名声震宇内，号称天下台教第二山。至明代，寺院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虽然历经沧桑，宗派时兴时衰，但延庆寺仍然“宗风罔坠，规画俱存”^[99]，“历数百载，院宇尚未改观，宗风不无少落”^[100]。保持明代天台宗一灯常明，是为明代天台传承的重镇之一。

四明延庆寺是宋代法智大师的中兴之地，寺院历代住持多由广智、南屏法系之高僧大德担任。元代天台宗发展逐渐以南屏梵臻门下北峰宗印的弟子佛光法照、剡源觉先、桐洲怀坦三支为主。法照传师训，师训传慧日；觉先传允泽，允泽传性澄，性澄传本无、善继、允若；怀坦传永清，永清传蒙润，蒙润传必才、子实等。^[101]正如明人宋濂曰：“天台一宗，自法智尊者之后分为广智、神照、南屏三家，三家之中，而南屏风为最盛，再传至车溪，其声闻益显……执经问难，辄动数百人，遂为吴越所宗，又六传至于湛堂……学士翕然向之。”^[102]至元年间，湛堂性澄传人我庵本无担任延庆寺第四十九代住持，继承法智大师法脉，“归嗣其业，益振宗风，起废更弊，烛昏警迷，众翕从化，深惟继承”^[103]。湛堂性澄的另一传人独朋自庵也担任延庆寺第五十三代住持，自此元明之际的四明延庆祖庭大阐北峰宗印、剡源觉先、湛堂性澄这一法脉宗风，走上与东溟慧日不尽相同的道路。

明代300年间，延庆法脉的传承为独朋自庵——起周允武——照中公——秋崖原旻（洪武十二年）——应中必彰——清泉子沼——椿岩自咏——无则有言——宗远口法师——觉幻正弥法师——大冏法师（永乐初年）——空海慧目法师——大用得琏法师——幻庵大振法师（永乐年间）——无碍净智——照空仲辉尊者——性海恩溶尊者——天伦洪义尊者——天泽恩遇——洁庵福沂——雅庵福美——广南福轮——启东永昂——则庵正口——独芳戒莲——大用永杰——无涯永海——应中广时——性天永皎——仲明昌晓——兰庵永椿——秀庵昌俊——碧庵昌洪——惠庵广鉴——哲庵昌时——静庵昌濡——南山大定——性庵文岂——瑞庵昌吉——稠庵万洗——石泉万益——净庵洪琛——纯庵万珠——夏庭万槐——友月世明——雪峰法玉——卧云万林——质庵世淳——湖亭宗宰——敬庵法直——文溪本然——雪林行存——东桥宗俏——白崖本常——邻江德昂——云林本隐——八泉德新——松石常志——冈道庸尊——明庵德诚——觉新永泉——见湖道参——半江舆仕——明崖德高——月川本耀——环洲舆化——坦然道真——定山本善——龙渊德辉——槐庭守礼——丽川道登——见云隆释——云石德升——鹫云守祖——左江兴望——心石德先——川道理尊——东谷德传——永泉兴爱——裕庵弘任——法云隆鹫——道原传伦——承轩弘赐——觉庵继禅。^[104]

明初期的延庆寺仍以元代高僧我庵本无、独朋自庵的学说为主，“教宗天台，行归净土”，“一念三千”与净土忏法、禅宗修行的融合是延庆寺僧众修行的主流，理论上并无太多创见。^[105]如永乐时期的住持大冏法师一方面身体力行的宣扬天台教观，“传演教观，毋令侵毁”^[106]。另一方面则在天台教义的基础上，勤修净土，将天台理论与净土修行很好地融合在一起。他为四明楚石琦禅师《西斋净土诗》作序曰：“予亦修净业者……且相率勉励策进乎净业，将与禅师同游于华池、宝地之间。”^[107]此外，注重戒律修行也是明初延庆寺的一个特点。觉幻正弥法师“淡薄名利，克守香火，有法语曰：‘守清规一尘不染，遵祖教五蕴皆空’”^[108]。寺院第七十代住持天伦洪义尊者，还担任“万寿戒坛宗师”，亲自为四众传授戒法。^[109]

明中期的延庆寺多为沉寂，僧众四散，剩下的僧众则完全热衷于修建净土诸像之中，如洁庵福沂法师塑造弥勒像，雅庵福美法师致力于雕大悲像、塑经阁、千地菩萨诸天等像。^[110]明晚期的延庆寺在天台高僧无尽传灯的帮助、寺僧圆复的带领下，才重新复兴，传演教观。

此外，以诗融净也是明代延庆寺僧众的一个特点，通过结社吟咏将向往净土之心融入其中，延庆寺中出现了大量这样诗文俱佳的僧人。“世涓，字至清，别号月轩，与周惟远、臧正斋、金本清结社赋诗，垂老不倦，时皆以香山会中之如满许之。”“世垔，字若虚。别号雪川，博学能诗，常遁迹东山佛岩寺，有《雪川集》行于世。”“福谅，字觉真，别号信庵，常构精舍于钟楼之侧，开径凿池，名城市山林，词客日集，赓唱成秩，张式之都宪序其篇端赞叹东林之社复盛云。”“惠贤，字思齐，结社吟咏。”^[111]

这种将吟咏融入净土现象的出现，一方面与僧众、士绅交游的需要有关，更重要的是明人认为通过诗歌来宣扬净土是一种最佳的表达方式。如延庆僧大冏评价楚石琦禅师《西斋净土诗》曰：“尝触景遇物，发为歌诗，累数百篇，皆于念佛三昧心中流出，无不与契经合响。一吟一咏，恍若神游净域，耳玉偈而目金容也，信乎全身坐于净土中矣。”“咏是诗者，发起念佛之心，偕为莲花胜友，而不终溺于苦域者矣。”^[112]可见，无论是作诗者，还是读诗者都能从吟咏中自然而然地发起念佛之心，坚定其净土修行，这种方式既文雅又大方，还能增加净土修行，因此广为延庆寺僧众欣赏。

在近300年的岁月中，延庆寺的天台宗经历了维持、衰弱和复兴的艰辛路程。朱元璋建国之初，一方面大兴佛教，“太祖高皇帝受天明命，君临四海，遵前王之大法，主一代之成规……深谓释迦之道，化民为善，有阴翊王度之功，不可废也”^[113]。另一方面为了整顿元末明初佛教寺滥僧昏的现象，洪武十四年建立僧录司制，分中央、地方两级机构，中央僧录司设有善世、阐教、讲经、觉义等左右各一名，地方则设置僧纲司（下设都纲、副都纲）、僧正司（州）、僧会司（县）来代表官方加强对天下寺院僧众的管理。^[114]同时在洪武年间，将天下佛教寺院分为禅、讲、教三类，诏请高僧大德讲经说法，其中既有禅宗僧众，也有天台宗的高僧。可以说，明初期的天台宗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得到官方的认可。

明初期的延庆寺台宗与官方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寺院住持、僧众或受到皇家的赏赐诏对，参与皇家的编修，或是担任中央、地方的僧官，寺院住持屡受皇家封号。

如“敕奉六十三代大冏法师，别号竺庵，兼本府僧纲司都纲。时永乐初，文皇诏求天下诗僧诣京师，师亦应诏。适上元节，上结鳖善观灯，应诏者百余，召见传旨，命以鳖山为题。师作诗云：‘箫鼓喧阊庆太平，灯山万仞六鳖擎。云端一佛朝金阙，天上群仙会玉京。锦树有花春不老，银河无浪月长明。圣恩特与民同乐，说赏通宵不禁更。’上见‘银河无浪月长明’之句，独称旨，选居第一，即命同坐，留入文渊阁纂修永乐大典，厚赐还乡”。

“敕奉六十六代幻庵大振法师，永乐初，被召纂修内典，像留存晖房。”“敕奉七十代住持天伦洪义尊者，兼万寿戒坛宗师，僧纲司右觉义。”^[115]明初、晚期延庆寺僧担任本府僧纲司、都纲、副都纲，管理地方寺院事务的则有大用得琏、无碍净智、广南福轮、性天永皎、碧庵昌洪、敬庵法直、文溪本然、夏庭万槐、龙渊德辉等。^[116]正如时人总结延庆寺僧众与官方良好的关系时曰：“耆贤辈出，或说法大廷，或纂修秘阁，咸受宠命。”^[117]这也是明代延庆寺院天台宗的一个真实写照。

寺院建筑的翻修与扩大，购买田产也是延庆寺在明代得到发展的一个现象。自洪武年间起注重寺院建筑的扩建与翻修就成为历代僧众的大事。“山门，明洪武四年，大雨，洪武十二年住持原旻重建，万历四十六年，寺僧佛引、圆复、弘寅等起工重修。”“四天王殿，明永乐十二年，住持大冏塑。万历三十五年，都纲道如重建。”“佛殿，宋大中祥符二年开山住持知礼建，元兵屠城毁。至正六年，住持子思重建，明景泰七年，恩溶重建。”“罗云堂，明洪武二十五年住持必彰建。”“十六观堂，明永乐六年住持有言重修，……宣德三年住持大冏建。嘉靖十八年，法玉万林、道宏重修。万历四十五年，住持德新、德诚重建。”“天启七年，住持隆秀为修，舍田四十二亩，房舍屋价四两。又僧弘寅舍田十亩，助修大殿，住持圆复合全寺僧众募捐修复。”^[118]在数百年间，寺院的占地与建筑得到了大的发展，亭台楼榭，名山胜景应有尽有。(www.xing528.com)

在明初期、晚期，延庆寺的发展得到当地缙绅居士的大力襄助。郑珞，正统年间担任宁波地方官，多次“捐俸建钟楼”。屠隆，鄞人，“万历三十年，首建放生会于延庆，名西资社，约同邑缙绅居士及众寺比丘每月举行诵经礼忏，又连书劝助同年故旧，与虞淳熙、冯梦祯、潘廷圭、茅国维相与乐施，重修延庆寺佛殿”^[119]。其他如姚广孝、沈一贯、沈泰鸿等人对延庆寺也都或捐赠土地田产，或出资修建寺院建筑，改善僧众生活环境。可以说，正是这些地方缙绅的帮助，才得以使延庆天台一脉能够在明代保存下来。

二、浙江海宁盐官安国寺

宋元之时，天台宗以知礼一派逐渐兴盛，知礼传广智尚贤、神照本如、南屏梵臻三弟子，其后又有山家、山外之说，遂成为以后整个天台宗的主流。但与之不同的是，浙江海宁安国寺一直坚持与知礼争斗较激烈的天台高僧慈云遵式的学说，也算是明代天台宗的一个特色。

安国寺始建于唐开元年间，名为建国海昌院，唐会昌年间被焚毁，宋代大中祥符三年重建，改赐安国寺，寺院多次重建扩建，香火不绝。

安国寺建寺之初，以禅宗为主，寺僧法昕迎请盐官大师至寺住持，“南岳马祖之道赖以益振”。后又有寺僧法昌院主，融合禅学，并“远参灌顶国师，秉受教法，还振山门”^[120]，将天台智者大师思想传播到安国寺。宋代安国寺进入了天台宗快速发展的轨道中，著名天台高僧慈云遵式在杭州一带大开灵山法席，影响遍及江浙，他毕生以弘扬天台止观为己任，勤修三昧，广行各种忏法，制定行忏的各种规则与法仪，推行念佛三昧，进一步促进了天台宗与净土宗的融合。^[121]

安国寺天台宗至此亦开始遵循慈云之道，“昔智者大师撰《法华三昧忏仪》，欲一切众生理事交修，以开佛之知见，嗣后诸祖相承，宋时慈云忏主大弘此道，遂有净土等忏仪，而盐官安国寺尊之”^[122]。

在天台山家、山外学说大为兴盛，子孙法脉遍及海内之时，明前期的安国寺仍然以慈云忏主的学说作为自己的立寺之本，将天台教观与净土忏法紧密融合在一起。“夫教溯源而上，流化于下，皆以天台为所宗焉，今寺之后贤皆所得天台之道，国初犹见其人。”寺院祖师堂中供奉的天台祖师就有智者大师和慈云忏主，僧众也多以慈云学说为自己修行准则。如至大法师，字无外，洪武间在安国寺传演天台教观，“师学天台教观，仰慈云规则，欲令四众志念无常，所谓常观涅槃行道也，尝率百五十人修净土行业，二昼夜为期”。寄沤法师，“常秉天台之学，与众修净土忏愿于寺众，兼善诗文，预纂修事”^[123]。

明晚期的安国寺随着禅宗、天台宗复兴运动的影响，寺院风格也随之一变，百松真觉的台宗学说、云栖大师的净土思想、禅宗公案都对安国寺有着较大的冲击。晚明的安国寺僧众多弃慈云而从百松真觉、云栖大师，台禅净的融合成为明晚期安国寺的主要趋势。僧广正，“尝游云栖之门，建禅堂”。僧真智，“尝预东禅讲席听《华严大钞》，晚入百松之门，精研性具”。僧宗风“继承少室宗风”^[124]。这种台禅净融合的出现也是晚明佛教变化大趋势下的一个必然结果。

明代安国寺从盛到衰，从衰到复兴，都与官方的支持和当地的缙绅居士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安国寺虽历经沧桑而屹立不倒的一个主要原因。

明洪武十五年八月初三日，明太祖亲自下诏令安国寺普智法师参加天下高僧法会，并进宫说法。^[125]洪武十一年，代表官方的中央僧录司左善世弘道为安国寺忏堂修建题写碑文，并表达僧录司对安国寺僧至大法师传演教观，发扬净土做法的肯定。“比丘至大肄业于兹有年矣，夙夜惟念覆修念佛三昧肃入也，志在广诱群迷，脱去尘累，通归净报。”^[126]这些都表明明初官方对安国天台的肯定与支持。

当地缙绅居士是安国寺从明中期的衰弱重新走向振兴的主要力量，缙绅居士或捐资修建寺院建筑，或赋诗唱和，光显山林，使台宗学说传之四海。邑人董穀看见安国寺入国朝天顺后，“劫烟告灾，实所煨尽，荡然无余”^[127]，于是捐资助修寺院的大雄宝殿，并撰写碑文。李培、陈祖苞、陈舆郊以及诸乡绅也纷纷捐资重修悟空塔、大悲阁、涅槃台等寺院重要建筑。胡隆成、胡虚白、徐霖等文人居士也纷纷赋诗唱和，赞颂安国寺的风景名胜，阐扬佛教。^[128]

除此之外，在其他各地还有一些台宗高僧的传承。如日彰称法师，常熟人，十七祝发，东游四明，时我庵本无公住延庆、石室瑛公居育王，皆待以忘年。洪武初，善世院令住上天竺，以高僧选留京师。又如存翁法师，吴江人，从小诵读《法华》等经，年十三，至密印寺云屋葱公为师。后闻鲁山文公讲授有规矩，乃从学台宗书钞等书，罔不通贯。“会我庵和尚迁主上竺，请益曰：‘日前蒙和尚指教，尝于静夜试以平日所闻返照己心。圆具法界，念念即空，即假即中，千界如一，事理无碍，若明日以此心对一切境，接一切佛，未免掉散昏沉，不能任运泯合，不知过在何处？’我庵厉声斥曰：‘未在，去。’师汗流浃背，顿觉平日所闻所行，一切疑碍冰消。……国朝洪武初，我庵既寂，去从绝宗，继公未几。秀之天岩耀公退寂，广福清师自代，遂拈香，嗣我庵，湖郡守请主慈感”^[129]。

尽管天台宗在明代衰弱不振，但是在明代佛教方志中还是保存了不少散见天台宗僧众的资料，这些都是研究明代天台宗的珍贵史料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