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佛教寺院山林有志，肇始于北魏杨衒之《洛阳伽蓝记》。正如后人所说“释寺之有志，仿于洛阳之记伽蓝”[1]。魏晋是中国佛教发展的重要阶段，上至君王贵戚，下至平民百姓，多有信佛之人。
北魏对佛教多为信奉，以致北魏平城、洛阳寺院林立，尤其洛阳更是“昭提栉比，宝塔骈罗”，“金刹与灵台比高，广殿共阿房等壮”[2]。但北魏后期，战争四起，内乱纷纷，也给洛阳寺院带来毁灭性的打击。“暨永熙多难，皇舆迁邺，诸寺僧尼，亦与时徙。”武定五年，杨衒之游洛阳，见“城郭崩毁，宫室倾覆，寺观灰烬，庙塔丘墟，墙被蒿艾，巷罗荆棘。野兽穴于荒阶，山鸟巢于庭树。游儿牧竖，踯躅于九逵，农夫耕老，艺黍于双阙。麦秀之感，非独殷墟，黍离之悲，信哉周室。京城表里凡有一千余寺，今日寮廓，钟声罕闻”。昔日佛教胜景已不复在。
杨衒之感慨盛衰变迁之景，恐“后世无传，故撰斯记”[3]。记载洛阳佛教寺院豪华之贵，变迁之极。由于洛阳“寺数最多，不可遍写”，故其所录：“上大伽蓝，其中小者，取其详世谛事，因而出之。先以城内为始，次及城外，表列门名，以远近为五篇。”
《洛阳伽蓝记》在整篇内容结构上较为简略，按照寺院的地理分布，共分城内、城东、城南、城西、城北五卷，记载每个佛教寺院的发展状况及掌故。这种撰述结构开启了中国佛教方志编纂的源流。
隋唐是中国佛教方志体例结构发展时期，一改《洛阳伽蓝记》按照地理分布记载寺院的结构，出现了释慧祥《古清凉传》、释神邕《天台地志》、释法琳《清溪山记》、释彦琮《大唐京寺录传》等大批佛教方志，采用了较简单的平列分目体结构，《释迦方志》、《古清凉传》即为其中之代表。
《释迦方志》是第一部以“方志”为名的中国佛教方志。僧道宣鉴于“佛教道东，荣光烛汉，政流十代，年将六百。
轩继接，备尽观方，百有余国咸归风化，莫不梯山贡职，望日来王。而前后传录差互不同，事迹罕述，称谓多惑”[4]，故撰述此书，记载佛教东传之历史地理，虽名为“方志”，实则佛教传播地理志。
内容结构上，撰者共分八篇。封疆篇第一、统摄篇第二、中边篇第三、遗迹篇第四、游履篇第五、通局篇第六、时住篇第七、教相篇第八。各篇章之间互相独立，从8个方面讲授佛教源流以及在中土的传播发展。这8篇也成为以后佛教方志发展变化的雏形。如封疆篇是指“佛之所王土也，号曰索诃世界”。这个世界疆域的状况是：“周轮铁山，山外是空，空不可测。山下是地，地下是金。金下是水，水下是风，其风坚实逾于金刚，众生心力同业所感，能持世界不令倾坠。自风以外，即是虚空。约此周轮从下而上，至无色穷名为有顶，论其画界从广所经，卒非里数之所度也”[5]。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以后佛教方志的疆域章所记载的内容相似，只不过前者的范围是一个佛世界，后者是一座佛教山林，一座寺院而已。
《古清凉传》是第一部记载清凉山的专志，为唐代蓝谷沙门慧祥编撰。编撰目的是为了能“流布寰区，诱引颛愚，咸信谛信，齐登觉路”[6]。宣扬清凉山的佛法，使更多的人信奉。该书在结构上，仿效《释迦方志》，共分五章，立名标化一、封域里数二、古今胜迹三、游礼感通四、支流杂述五，记载了清凉山的疆域胜迹、人物感通等内容。
宋、元也是中国佛教方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出现了《广清凉传》、《南岳总胜集》、《泉州开士传》、《补陀洛迦山传》等。在内容和结构上，这些佛教方志继承《释迦方志》、《古清凉传》传统的同时，也有新的变化。(www.xing528.com)
《广清凉传》是《古清凉传》的续写之作，清凉山沙门延一见清凉山虽然为佛门圣地，但专志记载甚少，“有唐蓝谷沙门慧祥作传二卷”，但又“文字舛错，辞意乖谬”[7]，结构简单，不能全部反映清凉山佛门胜事。因此在结构布局上，为了较全面、系统地反映清凉山史事，作者以分列为主，纪事本末为辅，将记载内容分为菩萨生地见闻功德、菩萨应化总别机缘、菩萨何时来至此山、清凉山得名所因、五台四埵古圣行迹、五台境界寺名圣迹、释五台诸寺方所等23类，每类之间互不干涉。
《续清凉传》是宋人张商英游览清凉山时所撰。在结构上，是一种集游记与辑录体的佛教方志。上卷，以游记体手法将自己在清凉山的游历过程、所见所闻记载成文，文中通过远近位置的互换、心理感受，采用了大量的形容词汇与丰富的想象力描写，又借用虚实结合的手法，烘托出清凉山的神圣与撰者本人的虔诚之心，文学色彩颇重。下卷，作者主要运用辑录体的方法，将赞颂清凉山的诗歌文词（如濮阳李师圣《题五台真容院》、江东朱弁《台山瑞应记》等）编辑在一起，不作任何评价，以明其“述而不作”之意。
《补陀洛迦山传》为元代佛教方志代表作之一。作者有感于陀洛迦山的影响与魅力，“惟我皇元，际天所覆，均被化育，梯航所及，灵迹悉著。至于兹山，瞻拜相继，不可胜纪矣”。但关于此佛教圣地的记载甚少，“图志脱漏，言辞庸谬。四方不传”。于是“旁搜经籍，首集自在之功德，继考洞宇之胜概。若夫由心所见，光景斯彰，因缘有时，庙塔兴建，具载于篇”[8]。为了尽可能地做到既记载完备，又简单明了，作者仿效前人，采用分目体的方法，将记载内容分为四品三附录，即自在功德品、洞宇封域品、应感祥瑞品、兴建沿革品、附录、观音大士赞、名贤诗咏七章。
每章之前，撰者先做一概述，阐明本章之意及设置原因。如“自在功德品”中，作者在正文之前先阐明观自在菩萨之义及撰述“自在功德品”的原因，“释典所载菩萨名号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计。惟观自在洋洋赫赫，功德独显乎世间。凡遇厄难，竭诚称念，稽首请命，亦往往如影响。诚由行愿弘深，大悲无碍之力也。广如藏教，今略陈”[9]。其他各章皆如此类。
明以前佛教方志的结构布局既有可取之处，也有不足的地方。可取之处在于这个长时段是佛教方志的滥觞与发展时期，在佛教方志的内容范围与结构布局上有了自己的一定认识，如在内容范围选取上，无论是记载一处佛教山林，还是记载一座佛教寺院，佛教内容具有绝对主导性的地位。《补陀洛迦山传》四品三附录中多是以佛教内容为主，其中又以阐释观音自在的“自在功德品”为先。正如后人称赞道：“由是菩萨之功德，与夫历代祈吁祝禧之虔，应感灵瑞之异，彰彰较著矣。”[10]《古清凉传》、《续清凉传》亦是如此，开篇皆以赞颂菩萨功德为先。在结构布局上，则出现了简单的平列分目体、辑录体、游记体等，尽量追求内容与结构的统一。
但这一阶段佛教方志的不足也是显而易见的。一是撰者注重佛教内容的记载，但过于简单，不能完全反映一山一寺的全貌。正如明人侯继高评价《补陀洛迦山传》弊端时所说“卷帙陋小”[11]，根本不足以全面地反映整个陀洛迦山的佛教事迹。
二是过分重视佛教内容，忽视世俗内容。早期的佛教方志必然以佛教为中心。但是，随着佛教世俗化的深入，完全以佛教为中心的方志就显得脱离现实了。如《广清凉传》23类中，大多是讲述佛教内容，只有“州牧宰官归信”类涉及世俗社会方面的史事，其他如《释迦方志》、《补陀洛迦山传》亦多如此，涉及世俗内容的记载甚少。
三是结构布局与后世相比较过于单一、混乱。早期佛教方志在结构上多以平列分目为主，间有一二为地理分布、辑录体等。即使有的采用了平列分目体，但各类之间或内容不均，或分类不清，结构仍然较为混乱。如《广清凉传》在分类上就显得混乱无序，菩萨生地见闻功德、菩萨应化总别机缘、五台境界寺名圣迹、州牧宰官归信等是以类归，凡跟此有关的皆入此类下。而牛云和尚求聪明、无著和尚入化般若寺、神英和尚入化法华院、道义和尚入化金阁寺、法照和尚入化竹林寺等类，名虽曰类，实则是一僧人传记，完全可以归为一类，而不用单列之。因此这种结构布局的混乱也被后人指责为“秩乱”，“传虽再出，而于文殊应迹，志士感通，班班遗诸群籍，而尤未备焉”[12]。
无论是可取之处，还是不足的地方，早期佛教方志都积累了一定的撰述经验，这些也都为明代佛教方志体裁结构的定型提供了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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