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有学者从理论创新的缺乏、宗派发展衰弱等角度，认为五代以后的佛教是“衰微中的延续”，总的情况是大势已去，开始由高峰向下跌落。[35]但明代佛教仍然具有自己的新特点、新变化，佛教世俗化的盛行、禅宗的“一枝独秀”、禅教合一、义学的纷纭、晚明佛教的复兴，这些都是明代佛教在“衰微”中坚持前进的表现。
明代佛教的一个新变化就是佛教世俗化的进一步深入，社会各个阶层的佛教信仰者众多。可以说，在佛教徒传播和帝王、士大夫的推动下，佛教在明代广为流传，深入民心，上至帝王皇室、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多有信佛之人。除了上述崇奉佛教的帝王外，士大夫“多崇释氏教”[36]，参禅信佛者汇成风气。有的士大夫出于逃避政治迫害而出家信佛，如靖难事变后，不少类似牛景先、程济、梁田玉、梁良玉、梁良用、梁中节的士大夫皆躲避为僧。[37]而宋濂、李贽、袁宏道等皆喜好佛教，精通佛学，对佛教思想有较高的造诣，他们或以心学来解释佛教理论，提出“体用一源，显微无间”，或针对当时禅学界的混乱，提出一种思想革新的愿望。[38]而地方士绅则对佛教寺院的修建甚感兴趣，如景泰间，“陈景宏好义乐善，悯其（昭圣寺）久废，率诣县，请戒行端严僧人主持是寺，以图兴复”[39]。天启七年，士绅曹廉捐资买田，赠与寺院，并且出资捐助修建蘸月池、大雄宝殿，重新复兴了雪峰寺。[40]万历年间，青浦士绅徐文贞、徐中翰等人则捐资田产、木材重新修建慧日寺。[41]正如陈垣先生曰：“禅悦，明季士夫风气也。”“万历而后，禅风浸盛，士夫无不谈禅，僧亦无不欲与士夫结纳。”[42]明代士大夫喜爱佛教之情可见至深，彼此之间已化为一体也。
平民百姓基于仰祈佛力保佑人眷平安、世代俱隆的思想，对佛教更是崇信有加，情有独钟。一方面，民间百姓或自发，或跟随，主动参与到佛教信仰中。如洪武年间，京城百姓闻听天禧寺得以重修，“有施财以阿之者，有诚然为生死而布德者，一时从者如流之趋下”[43]，蜂拥而至。又如明隆庆五年，无锡县大户梅应麟铸造铜钟一口，敬献给金山福泉庵，随其一起出资建造的有金武、王士英、王助、马季、李贡等上海县十九保信士共83人。[44]另一方面，由于元代红巾军、白莲教遗绪的影响，再加上明代社会动荡、矛盾复杂，民众寄希望于宗教，多习教诵佛，信仰佛教，如唐赛儿“少诵佛经，自号佛母”[45]。如清人描述明人信佛时说：“前明正德时，有罗姓者奉佛甚虔，而不祝发。居家生子，无异平民，人使之从者颇众，散失齐鲁间。”[46]
佛教理论、教义亦作为一种营养成分被民间宗教所吸收，出现了许多与佛教有深厚渊源的民间宗教形式，如罗教、大乘教、黄道教等，产生了一大批宣扬佛教思想的民间“善书”、“宝卷”，甚至有的民众直接就把佛教当作民间宗教，进而入教。[47]可以说，明代佛教已经深深渗透到各个阶层民众的生活之中，这个时代的“佛教已不再是外来宗教，而是自己固有的宗教了”[48]。
其次，明代禅宗的“一枝独秀”以及佛教的教宗合一也是明代佛教一个新变化。
明代佛教在衰微中发展，主要是指佛教理论创新的缺乏与佛教各宗派在萧条中之发展。[49]明代佛教各宗中，华严宗、慈恩宗、律宗、天台宗等几近消亡。明代万历年间，天台宗教徒自己就承认“台学久废”[50]。其间虽或有一、二高僧出现，阐发教义，但对宗派来说，并无重大之发展，说其衰亡实不为过。相对来说，独撑明代佛教之门面者，只有较发展的禅宗了。所谓“明代大势上，仍然还是禅宗盛隆，他宗无能与禅宗比肩者”[51]。
明初的禅宗继承元代之遗绪，徒众较多，影响较为明显，临济宗、曹洞宗是流行于南北的两大宗派，又以临济宗为当时禅宗界的中坚。“著名禅师多出自江南临济宗，北方曹洞宗人数很少。而其中又以元叟行端与笑隐大两大系统影响较大，尤其前者，与明朝廷关系特别密切。”[52]如洪武年间，明太祖召请僧人至金陵，全国高僧奉诏进者30余人，其中“出元叟之门者，三居一焉”[53]。可见，明初期的禅宗还是有所发展的。但这种现象随着朱元璋对佛教限制、整理政策的实施也随之慢慢破灭，他“制定的佛教政策，着重打击的是禅宗”[54]，所以，早期禅宗的发展也没有维持多久，即陷入了衰落。此后，这种衰势一直从明宣宗延续到明穆宗。可以说，这时期的佛教各宗派都较衰微，亦即陈垣先生所言：“计明自宣德以后，隆庆以前，百余年间，教律净禅，皆声闻阒寂。”[55](www.xing528.com)
万历以后，随着释真可、德清、智旭等高僧的出现，天台宗的复兴，净土宗的流行，再加上佛教寺院在士大夫支持下的重修、佛教关注融入主流文化中等现象，皆显示佛教复兴之路的崛起。所谓“自万历后，高僧辈出，云栖、紫柏、湛然，阐宗风，呈佛教复兴之象”[56]。这个时期的江南禅学则成为了佛教的中坚力量，其又可以分为三大系统：“一即苏、杭二地，以紫柏达观为中心之模效临济禅；二是以宝华雪浪为中心之曹洞支脉，此属宗、教兼施，从曹洞禅入手，进而演述华禅；三是常州，以龙池幻有为中心之临济正脉，日后足以支配整个清代之禅宗风范。”[57]以至晚明佛教出现“海内开堂说法者至百有余人，付拂传衣者千有余人”[58]的繁荣景象。在整个明代佛教衰微之大环境下，禅宗历经波折仍得以发展，此即“一枝独秀”之意。
又何为“教宗合同之开展”呢？即佛教内部的相互圆融。如禅与净合，禅与教合，禅与律合，逐渐形成教宗合一的新气象。禅净合流是明代教宗合一的主要形式，其内容是：“把禅宗参究工夫与净土持名念佛法门相结合，圆顿整和的参究念佛禅，并表现出从参究念佛论到摄禅归净的思想转化。”“并藉此实现禅、教、净的真正融合。”[59]此外，其他一些宗派也都纷纷与禅宗、净土宗再融合，形成“天台禅”、“华严禅”等。如明代天台智旭，不仅精通天台学，著述《教观纲宗》，阐发天台理论，同时也撰述《阿弥陀经要解》、《金刚经观心释》等书，阐发华严、法相、禅宗学说。正如时人赞扬真可大师曰：“不以宗压教，不以性废相，不以贤首废天台，盖其见地融朗，圆摄万法。”[60]其不仅是赞扬真可大师一人，实则是对整个明代佛教“教宗合融”这一鲜明特点的概括总结。
再次，明代僧人在佛教理论建设上的兴趣转移也是明代佛教又一新变化。
佛教自传入中土后，中土佛教界的兴趣点与注意力就随着佛教理论建设的变化而转移。魏晋、隋唐是中国佛教翻译佛经的繁盛阶段，出现了安世高、鸠摩罗什、玄奘、义净、菩提流志等大批翻译家，翻译了法相宗、密宗、大乘空宗、因明学等各类佛教典籍。这些佛经的翻译在很大程度上也主导了当时佛教内部义学理论的发展，吸引了大批僧人投身到佛经的翻译、注疏与开宗立派中。如从隋初（581年）到唐贞元五年（789年）一共209年，众多中外僧人就翻译出佛经492部，2713卷。[61]又如高僧玄奘利用翻译的佛教经典，创立了法相宗。因此，翻译佛教经典，注释、消化所翻译的经典成为当时佛教界的最大兴趣点。
禅宗在中土兴起、发展后，再加上两宋时，外来佛教经典传入衰微，传入北宋的又多是密教经典，已经根本引不起中土僧众的兴趣了，风靡一时的佛教经典翻译主流在宋代几乎灭亡。代之而起的则是中土僧众对中国佛学的理论建设与总结，使得禅宗、天台宗等宗派在理论建设上都有自己创新之处。在修行方式上，“担水劈柴，无非妙道”，“棒打大喝”流行于禅师僧人之间；理论上产生了慧南的“黄龙三关”、宗杲的“看话禅”、正觉的“默照禅”、悟恩的“真心观”等新观念。这些都吸引大批僧人投身于此，可以说，关注中国佛学的理论建设与总结已成为宋代佛教界的主要兴趣点。
而这一理论主流随着明代佛教衰微中的延续与社会环境的变化又有了新的改变。原本利于修行的棒打大喝、机锋缘语已经成为佛教修行的幌子。以追求心性解脱为宗旨的禅法已演变为不学经教、轻视戒律的狂禅，或是信口乱发，“以打人为事”的伪禅。传统的禅学彻底走进了死胡同，出现“高明之衲，云散四方”、“禅风弗竞，日就陵夷”[62]的局势。因此在禅风衰微下，不少僧人由纯理论关注向从文字、名相学的途径求解佛法义理风格转化。他们注释、集释、解说佛教经文，走上了以注释经文、考求经义为主的佛教义学道路，并逐渐成为当时佛教界的一种趋势。[63]亦如陈垣先生曰：“明季心学盛而考证兴，宗门昌而义学起。人皆知空言面壁，不立语文，不足以相慑也，故儒释之学，同时丕变，问学与德性并重，相反而实相成焉。”[64]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