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日战略崛起的经验及其对中国启示

德、日战略崛起的经验、教训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邱　林

“和平崛起”理论近来旋风般席卷了中国理论界。各方面专家、学者围绕中国“和平崛起”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本文拟从大国兴衰史的视角，通过分析德国和日本的崛起过程及其特点，为中国实现“和平崛起”探寻有益的经验、教训和启示。

一、德、日崛起的特点与启示

德国与日本都经历了两次崛起过程，即从19世纪末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第一次崛起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重新崛起。综合这两次崛起，可以看出，德、日崛起进程最少有三大值得注意的特点。

德、日崛起的第一个特点是崛起进程分为两阶段。第一阶段是从一个平常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在第一次崛起过程中，德、日两国大体在19世纪末完成了崛起的第一阶段，即从一个平常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其中德国是在19世纪后半叶，通过对丹麦、奥地利及法国的三场战争，第一次崛起为世界强国。日本则通过明治维新及甲午战争，大体上也在19世纪末崛起为世界强国。

德、日第一次崛起的第二阶段是谋求从世界强国继续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其中德国的第二阶段崛起始于20世纪初。为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德国发动了两次世界大战。稍后，日本也谋求继续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并为此与德国结盟，共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德、日皆战败投降，其实现第二阶段崛起的战略目标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第二次崛起。经过数十年努力，两国大体在20世纪70年代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但此后德、日未能继续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换言之，德、日的重新崛起只是“半拉子”工程。

德、日崛起的第二个特点是，既有过采用战争方式谋求崛起的经历，也有过通过发展经济和平崛起的经历。在第一次崛起进程中，德、日总体上是采取战争方式谋求崛起。在此进程中，两国都把发展军事工业、建立强大军事力量、对外发动侵略战争视为实现崛起的捷径，但都以失败告终。在二战后的第二次崛起进程中，德、日选择了和平方式，摒弃战争，通过发展经济实现崛起，并取得了成功。

德、日崛起的第三个特点是，为实现战略崛起，既采用过谋求直接替代霸权国、向最强国正面挑战的方式，也采用过与最强国合作、接受霸权国领导的方式。在第一次崛起过程中，德、日为实现崛起总体上采取了第一种方式，即向最强大的英美苏挑战，谋求直接替代美英的世界霸权，并消灭苏联。在第二次崛起过程中，德、日采取了第二种方式，即与最强大的霸权国美国结盟，接受美国的霸权。

德、日两次崛起给我们的启示有四：第一，后发大国的战略崛起通常分为两个阶段，即从一般国家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第一阶段与从世界强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的第二阶段。一般说来，要实现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第一阶段目标相对容易，遇到的阻力较小。要实现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的第二阶段目标遇到的阻力要大得多，也更困难。

第二，和平崛起是后发大国崛起的最佳途径、甚至是惟一途径。德、日在第一次崛起过程中，选择了武力方式，虽然早期的几次战争，如德国对丹麦、奥地利与法国的战争，日本对清朝的战争都取得胜利，两国因此加速崛起为世界强国，但破坏了两国继续崛起的大战略环境，引起了其他强国的敌视。当两国继续以战争方式谋求实现第二阶段崛起、发动世界大战时，就引起了其他强国的愤慨，遇到了难以逾越的国际阻力。德、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失败使其第一阶段的崛起努力付诸东流。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德、日选择和平崛起道路，致力于发展经济、科技，以最小的代价实现了快速崛起。

第三，后发大国要实现崛起必须处理好与现存世界强国、尤其是霸权国家的关系，要力避直接挑战霸权国家。德、日在第一次崛起过程中之所以失败，之所以几乎丧失国本，就在于其不自量力地冒险选择了向最强大的主导性强国美英正面挑战的战略。而在第二次崛起过程中，德、日与最强大的美国结盟，争取美国的“庇护”，走的是“间接”路线，因而以最低的成本、最快的速度迅速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www.xing528.com)

第四，后发大国崛起最困难的不在于崛起为世界强国的第一阶段，而在于向世界超级强国冲刺的第二阶段。德、日在第一次崛起过程中的第一阶段崛起都取得了成功，但在第二阶段却遭遇了挫折、失败。在第二次崛起过程中，两国同样顺利实现了第一阶段崛起，但面对第二阶段崛起却停滞不前。究其原因，除了受人口、幅员、资源等属于国家规模范畴的“天然素质”天生不足外，最主要的是国际社会、尤其是老牌大国，比较容易接受一国崛起为世界强国，但对一国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则会加大制约甚至抵制。因为新生世界超级强国的诞生必然要引起国际体制、权力分配和各种利益关系的根本性变化，导致国际权力、利益关系发生不利于现有大国的再分配。

二、德、日崛起的经验、教训对中国崛起的启示

崛起首先是个战略概念，其次是指大国快速发展、综合实力和国际地位短期内迅速跃升，挤进世界强国甚至超级强国行列，因此是隶属于大国的特定话语、概念或者说命题。此外，崛起还包含有一个后起大国通过快速发展，在一个强国林立的世界后来居上，与老牌强国并驾齐驱，赶超老牌强国的内容。中国正处于崛起过程中，德、日崛起过程中的经验与教训对中国崛起的启示主要有三：

第一，中国只能走、也必须走和平崛起之路，这是中国实现战略崛起的惟一正确路线，舍此无它途。德、日在第一次崛起时选择战争方式崛起，除了其国家体制、政治文化传统有好武基础外，也与当时的历史发展阶段及蔓及全球的尚武文化有关系。在19世纪及其以前，英、法、美、俄等大国的崛起都伴随着战争、掠夺的腥风血雨，而且总体上是战争所得大于战争成本。但进入20世纪后，总体战进入战略家视野，战争已不仅是军队的较量，更是综合国力的较量，大国武力争雄必然是两败俱伤，鲜有战争所得大于成本者。进入21世纪，在核条件下，大国争雄已没有胜利者，更不谈收益与成本的关系了。任何大国都没有任何可能再凭争取在大国战争中获胜的方式实现战略崛起。在中国的战略文化中，没有好武和发动侵略战争的传统，中国必然、也必须拒绝武力争雄路线。同时，在全球相互依存的21世纪，世界各国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依存关系，中国通过20多年改革开放，已基本融入现存国际体系，世界接受中国和平崛起的可能性在增大，中国完全有可能通过发展综合国力，通过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等方式实现自己的崛起目标。

第二，中国绝对不能选择与现存国际体系、现存霸权国家正面、直接、甚至武力对抗的“革命”方式崛起，而要选择与现存国际体系、秩序及现存主导性大国合作的方式，实现和平崛起。德、日在第一次崛起过程中向美英法苏等世界主导性大国挑战遭遇失败、第二次崛起与美国合作取得成功的经历可为前车之鉴。

第三，中国的崛起不能止步于第一阶段，而要把握时机，向第二阶段冲刺，即不仅要崛起为世界强国，还要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因为中国的崛起是一个拥有13亿人的大国的崛起，也是一个文明古国的复兴。中国既具备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的天然素质，也有崛起为世界超级强国的民族诉求和国际条件。中国不应放过此一历史机遇。

三、如何实现和平崛起

要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把握两大关键、一个根本。两大关键一是处理好中美关系，二是处理好台湾问题；一个根本是解决好持续发展问题，致力于迅速提高综合国力。

首先，要处理好中美关系。美国是世界主导性国家，在未来一代人甚至更长时间，美国仍将保持世界超强地位，而且中美已形成战略共存关系。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不但要争取与美国保持长期战略合作和依存关系，避免与美国正面冲突、对抗，也有可能做到这一点。

其次，要处理好台湾问题。台湾问题是个内政问题，政治、军事上是1949年国共内战的继续。但因美、日插手及“台独分子”有意借外力谋独，又包含复杂的国际因素。如何解决台湾问题，对我国能否实现和平崛起影响很大。在解决台湾问题时，要有足够的战略自信、战略耐心和战略眼光，不急于求成，不满足于形式上的国家完全统一。须知大陆人口是台50多倍，面积是台300多倍，经济总量是台四五倍，且大陆发展速度高于台湾，对台实力优势在以几何级数增长。随着发展速度加快，大陆对台优势和战略主动权将进一步增大。从战略上看，时间是在大陆一边。因此，台湾统一只是个时间迟早问题，且十几亿人的发展比统一台湾的时间迟早更重要。在不放弃武力统一台湾的固有民族权力的同时，要尽可能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

第三，要解决好可持续发展问题。具体而言，要解决好发展过程中的四大难题。一是要解决好经济发展质与量的关系问题。中国的经济总量要继续扩张，但发展质量也提上了日程，包括解决好东西部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拉大以及人口控制、社会保障、资源配置、能源、粮食、环境保护等问题；二是解决好经济发展与政治、文化同步发展问题。也就是如何实现邓小平同志强调的“两个文明”一起抓。中国是社会主义大国，也是一个有数千年文明史的文明古国，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但要求有高度发达的经济和人民丰富的物质生活，还要求有代表人类进步事业的社会主义政治民主和精神文化生活；三是处理好经济发展与国防建设的比例关系。在集中精力发展国民经济的同时，国防建设也不能放松。一个大国必须拥有与其地位相一致的国防实力。虽然经济是国防的基础，但经济力不可能自动转化为国防力，二者的转换需要一个过程。而且国防力量的发展在技术上有很强的连续性，不允许中断。此外，强大的国防也是保障和平崛起的必要条件。古罗马人所谓“为了和平，就要备战”，说的就是这个道理。中国古代兵家“以战止战”论也是这个意思。换言之，中国要促进世界和平、维护和平与发展的国际环境，实现和平崛起，必须有适应此要求的国防能力；四是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中国是大国，中国的发展要以世界和平、繁荣、进步为条件，同时，中国的发展也可以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在外交上，中国要继续以建设性大国姿态，积极、主动地参与世界事务，与世界经济接轨。在坚持“韬光养晦”的同时，要争取有所作为。在全方位外交基础上，着重解决好周边外交与大国外交。周边外交要在“睦邻、富邻、伴邻”的基础上，积极推动区域经济、政治与安全合作。大国外交要注意对美外交与对“多强”外交的平衡。推进多极化，但要把美视为多极化的一员，而不是刻意以多极化制美。继续坚持反霸，但要避免把反霸与反美划等号。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