构建和谐社会的新十大关系

把握新十大关系构建和谐社会

陈向阳

早在49年前，即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曾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过关于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论十大关系》重要讲话。时至今日，在全面建设小康、构建和谐社会、实现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有必要温故知新，并运用其辩证方法分析今日之新十大关系，以澄清认识、明辨是非、与时俱进，协调推进我国内政外交。

一、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

按国际关系的术语讲，稳定是维持甚至安于现状，而改革则是改变现状，故二者存在一定的矛盾，对此不容否认。另一方面，二者又是可以统一的，即在确保社会基本稳定的条件下推进改革，如社会陷入动乱则改革无从谈起或更难实施；而改革也能从根本上消除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从而通向真正意义上的稳定，即长治久安。

稳定从内容上主要包括经济的平稳发展与社会政治稳定两方面，从性质上则可分为消极稳定与积极稳定两种，所谓消极稳定是指为稳定而稳定，把稳定绝对化乃至当成了最终目的，错误地主张“稳定压倒一切”，认为为了达致稳定便可以过多地牺牲其他重要社会价值，如改革、发展、自由、人权。其实这种稳定是不可取的，它虽能取得一时与眼前的稳定或风平浪静，但容易将社会矛盾遮盖起来，不是积极解决矛盾，而是消极掩盖、压制矛盾，久而久之自我麻痹，矛盾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日积月累下去，只会引发更大甚至全面的社会危机；所谓积极稳定则认为不存在绝对的稳定，即运动与变化才是绝对的，而稳定与静止只是相对的，应将稳定作为一种手段，即为了推进改革、促进发展而提供一个基本稳定的社会环境，故不可因为要维护稳定而过多牺牲其他价值，不以稳定来推迟改革、限制发展，而是在改革中实现稳定，是追求真正的长治久安而非一时的稳定，是追求动态的稳定，而非静态甚至一潭死水般的稳定。

改革既是达致稳定的最有效手段，也是社会发展进步的主要动力，更是我们所面临的当务之急与艰巨任务。应认识到，今日之改革是改革已经落伍过时及错误的东西，即花今天的时间、精力与资源去纠正过去的失误与错误，其中包括过去的大量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改革对象，这样的改革在某种意义上可谓是社会资源的一种浪费。对此，应予认真反思，即尽量减少由于今日之无谓错误又为明日造成再改革的不必要付出。

简言之，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其中稳定与改革相对发展而言都只是手段，改革与稳定二者之间还可互为目的，而发展才是根本性的最终目的。当前更应强调改革这一战略手段的重要性，惟有靠改革才能实现良性与动态平衡的稳定局面及国家社会的长治久安，惟有改革才能确保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二、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的关系

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则可以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种反作用分成两种，一种是促进作用，另一种则是阻碍作用。当经济基础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时，其上层建筑也会或迟或早地发生与之相应的变化，而其中上层建筑过于延迟的变化则极大地阻碍经济基础的发展与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我国新的经济基础已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目前的上层建筑基本上还是与过去高度集中指令性计划经济相适应的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政治模式，这种上层建筑既不适应新的经济基础，还阻碍着经济改革的深化与经济的健康均衡协调发展，而只有对现有上层建筑进行改革，尽快开展实质性政治体制改革，尽快建立起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才能使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二者关系逐步衔接匹配上。我国的经济改革已持续多年，已卓有成效，但时至今日经济发展遭遇严重瓶颈，难以突破，其根本原因便是政治改革相对严重的滞后，基本上只是在原有框架内小修小补而已。

改革应该是两个轮子一齐转，即双管齐下，而不应单取其一，更不可长时期地只改经济、不改政治。否则长此以往，不仅经济改革难以为继，而且会使社会出现严重失衡的不协调状态。单一的经济改革模式难以持久，政治改革须奋起直追、迎头赶上，二者不可偏废，所谓推迟甚至取消政治改革的种种借口，其实都站不住脚。要想彻底根治广大老百姓深恶痛绝且极易引发社会不满甚至动乱的各种权力腐败现象，其惟一有效出路便是尽快实施政治改革，早日建立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关系

建设比较发达的物质文明是我国现代化事业的支柱，无论是目前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还是在本世纪中叶基本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生活水平，都主要是指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物质文明主要是满足人们的物质欲，而人的物欲实在是难以完全满足的，即现有的欲望满足了，又会产生无穷无尽的新欲望，对此一基于人类本性的困境，其解决之道便是适度地节制物质欲，并辅之以健康高尚的精神追求(精神欲)及对现实政治的关注与积极参与(政治欲)，一定程度地将人们过剩的精力从单纯满足物质欲转移到满足精神欲与政治欲上来，从而减少对地球生态环境与资源的破坏与消耗，既使人们得到全面的发展，又有助于实现人类在物质与经济上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我们的现代化，其最终目标是人的现代化，我们所追求的文明是全面的立体的文明，绝非仅仅局限于器物的单纯甚至畸形物质文明，物质文明迫切需要得到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的强有力补充。而就精神文明而言，就需要在思想与学术层面上积极建树，特别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及人文科学的大解放与大发展，其中，一面对以儒家为核心、百家争鸣的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加以与时俱进的现代化改造，一面对当今世界各先进文明采取海纳百川、虚心学习的高姿态，进而铸就出当代中华文明的新灵魂。而要建设发达的精神文明，就迫切需要政治制度文明的积极保障。所谓“人生来是政治的动物”这样的至理名言，便形象地说明了政治欲望乃是人类欲望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政治权利也是基本人权的关键要素。我们要建设的政治文明，便是社会主义的民主自由，便是广大人民直接或间接通过民意代表来积极地参政议政，也便是实现毛泽东当年在延安对黄炎培先生所说的，真正做到“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以避免人亡政息。而惟有赋予人民选举投票的实际权利，人民才谈得上用其手中的选票来真正有效地监督制约政府及其官员，人民也才有关心现实政治的真正热情。

四、内政与外交或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的关系

此既是现实中的实践问题，也是理论问题，并且还是方法问题。

由于国际贸易、国际投资尤其是国际金融的巨大发展，由于洲际与远洋交通、无线移动通讯、电脑互联网与信息高速公路、卫星电视等不断发展，再由于国际关系的日益区域一体化与国际组织化，使得国内问题与国际事务二者之间原有的清晰界线已日趋模糊，有些甚至已不复存在。基于这一新的现实及其发展趋势，我们在考虑分析问题与解决问题时就应该将二者联系与结合起来看，避免再把国内因素与国际因素截然分开，即分析我国国内问题时应密切联系国际环境，而在研究国际问题时则应充分考虑其对我国国内的影响等等。这是方法论上的要求，即研究国际问题的须多了解自己国家“内部”的情况，反之亦然，那种光是了解国内或国际一个方面的传统型专家，恐怕难以适应形势的发展。当然，在二者之间有所侧重还是必要的。

内政与外交、国内问题与国际问题二者之间密切互动，需要统筹兼顾。一方面，是内政影响外交，国内问题(尤其是大国的)国际化，对外产生国际性广泛影响，借用经济学术语便是“外部效应”，不仅是一国的经济决策与环境政策等有此效应，而且其政治与安全决策也是如此；另一方面，则是外交影响内政，国际问题国内化，如世界经济对国内政治经济的影响、世界民主化趋势对国内政治发展与社会舆论的冲击等，以及由于经济科技全球化进程加速发展所导致的跨国问题急剧增多，并对各国内政产生程度不一的普遍影响，这就需要各国就此展开合作、共同应对，传统的各自为政、孤军奋战已难行得通。

五、民族自立与民主自强的关系

此对关系为理解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关键，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难以回避的实践问题，即在追求民族独立、捍卫国家主权、坚持民族特性与跟上时代潮流、追求民主价值、实施政治改革之间是何关系？二者之间有无矛盾？如何协调处理二者关系？关于民族与民主这对价值在中国的命运，李泽厚在谈中国近现代史时曾用类似的两个概念进行分析，即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奏，而民族与民主便是救亡与启蒙概念在今日之发展，救亡的历史任务业已完成，民族概念于今而言其内涵则是完成国家统一，实现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的复兴；而启蒙的任务一方面尚未彻底完成，另一方面则是国内民主化政治改革的时不我待与任务艰巨。如果思想僵化，在处理民族与民主二者关系时，很容易陷入将二者对立、相互排斥、片面强调民族而严重忽视民主的困境。民族与民主二者真的不可兼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首先，应对民族命题作正确理解。民族主要是对外而言，民族与爱国主义相连，当前我们应坚决防止狭隘与极端的民族主义，而应树立理性、民主与全球视野的民族主义。其基本要求应包括：爱国，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尊严，捍卫国家主权、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反对外来干涉与侵略，反对国家与民族分裂，在外交上反对无原则的对外妥协等。

其次，应正确看待民主。民主主要是对内而言，一方面，民主是世界潮流与大势所趋，中国也不例外；另一方面，中国人民还面临着继续进行民主启蒙与教育的艰巨任务，民主在中国依然任重而道远。

最后，我们应该而且完全能够将民族与民主这两大价值与双重使命兼顾与有机统一起来，共同推进，使其相得益彰、相互促进，其途径便是坚持民主的民族观和民族的民主观。一方面，在强调民族时我们应坚持民主的(中华)民族，即在提倡爱国、维护国家利益与国家主权同时也大力从思想与制度上反对封建专制残余，保障人权，有效监督与制约政府权力，跟上世界与时代的潮流。既借鉴世界先进经验，又结合中国国情，以权力制约权力，形成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并逐步推广民主选举，让选民通过投票等有效手段来监督执政党和各级政府；另一方面，我们又应坚持(中华)民族的民主，即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应完全由中国人民自己说了算，真正自己当家作主，坚决抵制外部势力所强加的民主，在民主改革的进程中坚持独立自主与内政不容干涉的基本原则，反对外来干预与颠覆，决不做大国附庸。只有及时与稳妥地实施民主，才能既彻底根治权力腐败现象，大力减少国家发展中的腐败成本，实现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又可自信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使得那些别有用心者难以再用民主人权作借口对我干涉。(www.xing528.com)

六、一国与两制或大陆与港澳台的关系

“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的一大创举，是在中国大陆与台港澳之间实现重新统一的过程中所提出来的战略方针。现港澳地区业已回归，“一国两制”方针正在此两地区得到落实。而在台湾地区，该方针则正受到严峻挑战与抵制。对此，我们既要认识到“一国两制”模式作为新生事物在其实践发展中所必然遇到的曲折，更要认真分析“一国两制”的深刻内涵，以澄清误解。

一国与两制是一套完整的概念与统一体，二者之间是辩证的统一。其中“一国”是根本前提，其既是“两制”共同的家园，也是实施“两制”的目的，即维护国家统一与领土完整。而两制之间既是对立(即不同)的，更是统一的。对立是指一分为二、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统一则指中国作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两种不同的制度共存于一个主权国家之内，二者相互依存、合二为一，彼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与此同时，中国大陆是“两制”这对矛盾的主要方面与主导面，其对于维护一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而既然是两制，就得允许港澳台地区维持其原有的政治经济制度与生活方式，允许其拥有相当程度的自治与自由，其前提是决不允许闹独立、搞分裂，也不得用当地的社会模式与意识形态来影响中国大陆。

进一步而言，“两制”既是作为两种不同的经济政治制度，也是在一个统一国家前提之下的不同层次政权之间的关系。“一国两制”既是历史的产物，也是现实的选择，更是对未来负责。而“一国两制”所面临的问题则在于以下两方面：一方面，对于台湾而言，是如何首先实现重新统一，即先要满足“一国”的前提条件，再谈如何处理两岸两制的关系；另一方面，在已经回归后的港澳地区，以及在将来回归后的台湾地区，如何协调处理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台地区资本主义制度之间的关系？如何有效避免两制之间陷入对抗性关系的困境？如何使得“一国”得以有效维持、政令军令得以统一畅通？并使得两制之间、不同层次政权之间能够相互融合、对“一国”的认同产生出强大的合力与向心力，而避免离心力？这些问题，均是在重新实现中国完全统一的历史实践进程中有待回答的紧迫问题，其不仅需要坚定而清晰的大原则、大智慧，更迫切需要有的放矢、行之有效与细致周到的具体方案与模式。

七、中国统一与中国崛起的关系

中国崛起与中国统一可谓目前使用频率最高的两个词，至于此二者之间有何关联、是何关系，可就鲜有认真研究的了。二者内涵与外延有何不同？二者孰轻孰重？在时间上是有先后顺序还是同步进行？以及实现统一在中国崛起过程中是何地位等等？这均是需要作出解答的问题，以便得出更加清醒的认识，指导这些宏伟的历史实践。

中国统一与中国崛起二者密不可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相互重叠的，即崛起贯穿于统一的全过程，实现崛起所需时间长于完成统一所需时间，在统一中走向崛起，在崛起中实现统一。一般而言，统一在时间上应先于崛起而实现，即崛起不可能早于统一，而只可能晚于统一或与统一基本同时实现。没有实现国家统一，则中国崛起根本无从谈起。中国崛起离不开国家统一，统一为崛起进程中的关键一环，不可遗漏。而至于国家统一的最终方式，即是和还是战，均不应也不会对中国崛起产生根本性的影响。当然，如能比较顺利及较快地实现和平统一，则我国崛起也将加速完成；而如被迫武力统一，则我崛起可能会走些弯路，但不致于完全打断我崛起进程，故我不应无原则地坚持和平统一，亦不可排斥与放弃武力统一的选择及准备。

八、和平与崛起的关系

当前，中国政府所提出的“和平崛起”理念正逐步深入人心，并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好评。但对于“和平崛起”这一命题，尚存在一些误读或片面认识，需要加以及时纠正，以避免走弯路。

就和平与崛起二者的关系而言，是手段与目的的关系。和平主要是作为我国崛起的手段与前提条件之一，而非目的本身，崛起才是真正的目的，故切不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本身，而把真正的崛起目的给遗忘掉。如只是一味地为和平而和平，把手段倒置为目的，则不仅极大地限制自我，而且不光崛起难以实现，届时连和平恐怕都难以保障。而当我国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统一受到严峻挑战、崛起受到蛮横阻挡时，则我国决不放弃使用武力于自卫，以维护我国家主权、领土完整，以制止分裂及抵抗外来干涉或入侵。

因此，坚持和平崛起不是绝对的与无条件的，它绝不排斥在必要时正当地使用武力，绝不排斥致力于国防现代化与整军经武备战。我们虽然在主观上希望中国能够和平地崛起，和平地统一，但如遭遇外敌的武力遏制与军事干涉，遭遇内部分裂势力的挑衅，则我国当全力以赴、不惜一战，而其目的只是为了实现我国之统一、崛起，以及完成崛起后仍继续积极致力于维护世界与地区的和平、稳定、发展。

九、传统国际政治模式与全球化新现实的关系

当今的国际关系正日益呈现出其新旧两面性：

所谓旧的一面，即继续沿着民族国家本位、以大国为中心的权力政治老路，其特征是主权依然至上、强调国家利益、强化综合国力竞争、高度关注传统的军事安全等所谓“高级政治”议题。此类国际政治行为模式以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其坚信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本质至今仍毫无变化，认为国际竞争是你死我活、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强调所谓国际合作的相对收益，悲观地认为各国难以从根本上摆脱安全困境等等。应该承认，这种国际政治旧模式在当今世界仍有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及顽强的生命力，但如走火入魔、走向极端的话，则不仅不合理，更是严重违背时代潮流。其主要表现便是形形色色的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在对外事务中搞绝对的本国自我中心，追求本国的绝对安全，对外奉行双重甚至多重标准，推行为所欲为的单边主义与磨刀霍霍、张牙舞爪的先发制人军事战略，一味地迷信武力与崇尚军事实力，更妄图建立一己之私的单极霸权等等。现实证明，此种极端的强权政治既是危险的，其终究也是根本行不通的。

所谓新的一面，即正视人类社会与世界历史进程正加速迈入全球化的时代，世界各国之间已经越来越彼此息息相关、相互影响。一方面是主要由于科技、经济等因素导致全球性问题急剧增多，国际社会已经在方方面面和几乎所有领域被全球化了。例如信息与新闻的世界联网与瞬间传播，科学技术与社会思潮在世界范围的加速扩散蔓延，国际经济的紧密相连，世界生态环境使各国之间一损俱损或一荣俱荣，各国共同面对的传统尤其是非传统安全挑战(包括国际恐怖主义、武器扩散、严重传染性疾病传播、跨国有组织犯罪等)层出不穷。在全球化的背景下，许多问题已非一个国家所能独自解决，任何国家都无法置身事外地独善其身与明哲保身，而必须投身于国际合作。另一方面，为迎接上述新挑战、适应新现实、新环境，世界各国以国际组织与国际制度为主要途径的国际合作正方兴未艾，包括经济与政治的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如欧洲联盟)，各国相互之间对等的主权让渡，经济、环境甚至安全政策的多边协调，相关领域全球治理的逐步推广等。与上述新形势及各国所作反应相一致，便是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与外交政策的创新。例如强调国际组织、国际机制与国际合作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对所谓“低级政治”议题的高度关注，对国际体系无政府状态的改造，重视国际合作的绝对收益，在国际竞争中追求双赢结果等。

因此，面对国际关系的变与不变，正确的态度应该是传统与现代二者并重。对于旧的传统，不可简单地一概否定，而应坚持其合理部分，如重视国家主权、维护正当合理的国家利益等，而坚决排斥其中的极端成分，如霸权主义与强权政治；而对于国际关系的新现象与新变化，则应高度重视，并对传统的国际政治行为模式与思维方式加以改革创新。简言之，既不可固执于国际政治现实主义的传统而轻视全球化的新情况，也不可因一味追逐国际关系的新潮流而丢掉了行之有效的老传统，更不可像个别国家那样固守霍布斯式的国际政治陈旧思维，不得人心。

十、一超与多强的关系

当前的世界格局(以力量分配与对比为基础、包括外交关系组合等)，依旧是自冷战结束持续至今的一超多强格局，而不是多极格局，更不是个别国家所梦寐以求的单极格局。在当今一超多强的格局中，一超自然还是美国，其以军事、科技、经济为内容的综合硬实力仍然遥遥领先，其软实力虽受伊拉克战争尤其是“虐囚事件”沉重打击，但仍保持较大优势。多强则包括欧盟、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正在稳步崛起、越来越引人注目的中国。关于中国的综合国力，既要看到我国现有硬实力的不足，也要看到其发展的巨大潜力与能量，更应意识到中国在软实力方面具有较大的长处。中国在软实力方面所拥有的长处主要来自中国外交政策的独特魅力；中国在国际社会中一贯主持正义、建设性与负责任的大国形象；以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为核心、中国博大精深传统文化的对外感召力。因此，对于国际格局的现状及其发展趋势，中国应有充分的自信心。

在一超多强并逐步多极化的国际格局中，首先应看到美国地位的微妙变化。美国虽然是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实力首屈一指，但由于受其极端保守外交思想及错误对外战略的左右，在世界上到处插手，致使其硬实力与软实力均不同程度地受到削弱与牵制，其结果不仅树敌过多，而且精力终归有限、难以为所欲为。如果美国当前图谋单极霸权的指导思想与对外政策不改弦更张，则美国的总体实力及其国际地位还会被不断削弱。其次，在分析国际格局及中国对外战略时，不应只关注美国及中美关系，还应关注其他多强的发展及其分别与美国、中国关系的变化，并从中寻找出对于中国崛起、对于我国处理中美关系有利的因素。其中的重点包括欧盟与美国矛盾的深化及中欧合作关系的稳步发展，俄美关系的变化与中俄战略伙伴关系的发展，日美军事同盟的日益紧密与中日政治关系的停滞不前，印度与美国的合作及中印关系的发展。简言之，我们应将各对大国关系及其相互作用联系起来看待，避免分析问题时陷入孤立地拘泥于某一对大国关系。最后，关于中国对外战略中的中美关系问题。中美关系既是我外交工作的重中之重，也是影响21世纪世界全局、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但中美关系绝不是中国外交的全部，它只是中国外交的一项主要内容与一种主要手段。我们应善于利用一超与多强之间(特别是单极霸权与多极化进程、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之间)以及多强相互之间的种种矛盾，发展我国与各自的合作关系，进一步增加我对外回旋余地，即“东方不亮西方亮”。我们既可借助某些多强来共同制约一超的谋霸企图，也能够在多强之间有所侧重，甚至在某些问题上还可借助一超来制约多强之中对我不善者。总之，我国在一超多强的国际格局中应竭力避免成为众矢之的，应继续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为及有所不为，一如既往地坚持我正确的独立自主和平外交路线，充分利用国际有利因素，加快自我发展与改革步伐，以争取早日完成我国统一大业，实现中国崛起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最后，借用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尾声作为本文的结尾：“这十种关系，都是矛盾。世界是由矛盾组成的。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我们的任务，是要正确处理这些矛盾……我们一定要努力把党内党外、国内国外的一切积极的因素，直接的、间接的积极因素，全部调动起来，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