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与战略机遇期

论“战略机遇期”命题的内涵

常福杨

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提出：“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对未来20年我国所处战略环境的基本判断。围绕如何认识、理解这一判断及其所包含的大战略思维，国内政界、学界展开了热烈讨论。本文拟从“战略机遇期”的内涵、为什么要提“战略机遇期”、其依据是什么等视角，就与“战略机遇期”有关的理论问题发表一管之见。

一、“战略机遇期”命题包含三大要素

“战略机遇期”是大国判断战略环境的专有命题，是隶属于大国的特定话语、概念。近年来，美、俄、印等大国在判断21世纪初的战略环境时，都不约而同地使用了“战略机遇期”命题或相类似的提法。

大国在使用“战略机遇期”命题时，必定蕴含一个与大国命运相关联，反映大国中、长期理念的宏大目标，并对保障这一宏大目标得以实现的战略环境有相对乐观、积极的判断。

美国官方、学界普遍认为，2015年以前，是一个重要的“战略间歇期”，在此之前，不会出现与美国实力旗鼓相当、能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全球性大国。美国应抓住这一“战略间歇期”，加紧“融合”中、俄等有可能挑战美世界霸权的大国，赶在中、俄完成崛起前，构建有利于美国的世界政治、经济与安全秩序。

俄罗斯认为今后10—15年是俄恢复大国实力与地位的关键时期。俄总统普京在2003年5月的国情咨文中提出，未来10年，俄要抓住“关键时期”，使俄经济翻一番，重振大国雄风。

印度官方及学者认为21世纪是亚洲世纪，是印度实现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印度要抓住发展机遇，急追中国，争取在2020年左右成为亚洲最强大的国家和“力量中心”。

综上所述，所谓“战略机遇期”命题不能不包括下述三个要素：第一，它是大国特有的命题，是一个战略性概念。第二，使用“战略机遇期”命题的大国必定有一个与其地位相适应的宏大目标。第三，它必须是大国对中长期国际战略环境比较客观、乐观的评估。

二、“十六大”“战略机遇期”命题的深刻内涵(www.xing528.com)

“十六大”报告突出“战略机遇期”命题，也体现了上述三大要素，即中国具有大国理念、大国目标以及对中国所处战略环境有总体乐观的战略判断。

首先，“十六大”报告突出“战略机遇期”命题是基于中国的大国地位与大国理念。历史上的中国曾长期是世界上确认无疑的大国。直到1830年，中国在世界制造业总产值中的份额仍达29.8％，超过有“世界工场”之称的英国，居世界第一。但近代以来，中国国力急剧衰落，一度从世界“大国俱乐部”淡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因人口众多，幅员辽阔，地理位置优越，决策坚定有力，开始重登大国舞台，在不少领域发挥大国作用。邓小平同志1990年指出：“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中国不要贬低自己，怎么样也算一极。”但中国经济、科技发展相对滞后，综合实力长期不及美、苏等超级大国，甚至也不及英、法、德、日等二流大国，因而中国的大国地位是不完全的，八国集团等“大国俱乐部”长期把中国排除在外。在不少重要国际场合，中国没有应该有的发言权或发言权不够。所以邓小平同志又说：中国“算是一个大国，这个大国又是小国”。经过二十多年改革开放，中国经济、科技连上台阶，综合国力大幅上扬。2002年，中国GDP总量超过意大利，跃居世界第六，紧咬住了英、法。外贸总额突破6000亿美元，跃居世界第五。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大国作用日益彰显，重新成为确定无疑的世界大国。而随着中国发展加快，综合国力继续上扬，中国的大国地位还会进一步上扬。

其次，“十六大”报告突出“战略机遇期”命题是基于中国要实现加速崛起的宏伟目标。“十六大”提出了“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的战略目标，其具体指标是要在2020年使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即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将达4万亿美元，世界排名将超过德、法、英，成为仅次于美日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国际社会普遍看好中国的发展前景。德国《经济周刊》在2003年10月载文称中国在2011年就可能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到2015年则可能赶超日本和美国。同一个月，世界上首屈一指的经济评估机构——美国的高盛公司发表研究报告，认为到2040年，中国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由于中国的发展、成长不是一个普通国家的发展、成长，而是一个有10多亿人的大国的崛起，中国的崛起不可免要引起国际战略力量配置与国际政治格局的大调整，甚至有可能引起“超级大国”替代问题，不少实力中心、国家，尤其是大国，不可能不以非常复杂的心情看中国崛起。一些国家甚至以猜疑、敌视的态度看中国崛起问题。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宣称，“由于中国人口规模巨大，有能力比日本更富，甚至超过美国”。一个“富强的中国”将会是个“决心获取地区霸权的雄心勃勃的国家”，因而对美国“最危险”、最令美国“头痛”。他主张美国“扭转这一进程”，“想办法延缓中国崛起”。综而论之，中国的崛起是个战略问题，必须有总体和平的战略环境，这种战略环境不是想有就有的，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有的，它很可能如白驹过隙，只有一个极为短暂的时段，稍纵即逝。即是说，中国要实现和平崛起，需要、也必须有和平崛起的“机遇”，而这个“机遇”必须用战略眼光去寻找、去观察、去把握。

最后，“十六大”报告提出“战略机遇期”命题也是基于对21世纪初国际战略环境相对乐观、积极的评估。如何认识国际战略环境，历来就有争论。科索沃战争爆发，尤其是中国驻南大使馆被炸后，国内一度出现对和平与发展前景的怀疑，有人甚至断言“和平与发展”时代已经终结。但事实证明这种看法是过于悲观了。“9·11”后，在反恐背景下，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出现积极变化。21世纪初，世界仍会充满矛盾，包括一超与多强的矛盾、美谋霸与国际反霸的矛盾、南北矛盾等将长期存在，恐怖与反恐怖、扩散与反扩散的矛盾及美与伊斯兰的矛盾也将长期化，世界局部动荡、局部紧张甚至局部战争在所难免，但总体稳定、总体缓和、总体和平的国际大和平局面不会有根本变化。从历史层面看，20世纪人类经历了战争与革命及和平与发展两个时代。在20世纪70年代前的战争与革命时代，人类亲历了两场世界大战和长达数十年的冷战，世界因战争死伤者以亿计算，单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六年时间，人类死亡总数就达5000万。在20世纪末的和平与发展时代，人类远离战争，世界经济及人类生活得到长足发展。据此，人类比以往任何时代都更普遍厌恶战争，珍惜和平，战争文化没有市场。从技术层面看，核武器的存在，决定了大国战争不会有胜利者，任何胆大妄为的侵略者，在挑战世界和平前，都不能不仔细掂量其后果，这对战争有遏制作用。从现实看，全球化的全面推进使各国各民族形成共存共荣的依赖关系，和则共赢，战则共亡，已成为国际共识。尤其重要的是，各大国认识到各自对世界和平所负的责任，不再谋求以大国战争方式追求统治全世界。美国虽然充满霸权思想，不乐见中国崛起及俄罗斯振兴，但也没有明确的证据证明美国会以大国战争方式实现世界霸权，更没有证据证明美国会对中俄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以武力阻止中国崛起或俄罗斯复兴。相反，美国因深陷“反恐”，还谋求与各大国建立合作关系。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人们有理由相信，21世纪将是大国冲突开始“退场”的世纪。大国和平正是保障国际大和平的基石。据此，“十六大”报告认为：“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发展，给世界和平与发展带来了机遇和有利条件。新的世界大战在可预见的时期内打不起来。争取较长的和平环境和良好的周边环境是可以实现的。”有此判断，“战略机遇期”理论也就应运而生了。

三、抓住“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崛起

“战略机遇期”理论的提出，也是客观环境与主观认识的统一。“战略机遇期”是客观存在，能不能认识到“战略机遇期”的存在，则需要有洞察时空的战略慧眼。

历史上不乏因判断失误，与“战略机遇”失之交臂的事例。前苏联因未认识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继续把主要的人力物力投入军备竞赛，结果在综合国力竞争中失败，落了个国家解体的悲剧。邓小平同志独具慧眼，准确认识到世界已进入和平与发展时代，引导中国及时把工作重点转向经济领域，抓住了20世纪最后20年的发展机遇，使中国的综合国力步入新台阶，为下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

今后一二十年，是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关键。“十六大”报告不但认识到中国面临“战略机遇期”，也提出了如何抓住此一“战略机遇期”，实现中华民族崛起的行动方针。对内而言，就是要继续保持安定团结，举国上下，万众一心，致力于发展经济，“一心一意奔小康”。对外而言，就是要高举世界和平大旗，以建设性姿态，全面参与国际事务，融入全球化，推进多极化，促进世界和平、进步与发展。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