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来5-10年中国国际战略环境与对外战略展望

论未来5—10年中国的国际战略环境与对外战略

方　华

未来5—10年国际战略环境有六大演变趋势：美国和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综合实力优势不会明显削弱，单极与多极的“相持期”不会很快结束；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不会逆转，国际形势仍将呈现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复杂态势；世界经济总体上将以质量、技术增长为主，但不排除再度发生危机或动荡的可能性，竞争和发展环境依然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现行国际体系将在面临更广泛、更全面冲击的情况下开始新的变革与改造进程，西方在此过程中仍居主导地位；传统军事安全问题依然相当突出，军控与裁军进程难度增大，并有可能发生某种逆转，军备竞赛和发生高强度局部战争的危险性也难以排除；亚太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地位有所提高，尤其美全球战略将继续增加对亚太地区关注的分量。据此，中国将面临来自地缘战略、政治、经济、军事和周边诸方面的压力，同时也在全球化进程中适逢千载难遇的发展机遇。中国21世纪初的对外战略，必须适应变化的国际环境，从属并服务于发展、生存和国际利益三大国际战略目标。咬住发展利益，战略上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的改造和调整，最大限度地为中国崛起争取更加宽松、适宜的国际环境。

21世纪最初5—10年很可能是国际秩序的全面调整时期。这次调整是冷战结束以来国际形势合乎逻辑的发展，其方式、内容、性质、结果将深刻影响甚至决定下个百年的世界前景和历史发展方向。为争夺国际秩序大调整的主导权，世界各主要力量中心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博弈”更加激烈、更加复杂多变，国际安全环境因而愈加扑朔迷离，充满新的不确定因素。冷静、客观地分析国际环境的演变趋势，探讨如何抓住机遇以及设法化挑战为机遇，乃是所有勤于战略思考的人们共同面临的课题。

一、未来5—10年国际战略环境的几个基本趋向

国际关系乃人类社会最复杂的巨系统。预测其未来特别是长达5—10年的发展趋势无异于算命，难度很大。但是，作为确定中国未来对外战略以确保国家发展大战略顺利实施的必要前提，此项工作又不得不为。好在这些年学术界已有不少探索性研究，有些成果可供借鉴，因而有可能依据近年来国际形势发展变化的某些特点，对未来5—10年国际战略环境的演变做如下大致判断：

(一)美国和西方在世界体系中的综合实力优势不会明显削弱，多极化基础有待进一步“自我发育”，单极与多极的“相持期”不会很快结束，但美国也不可能确立单极统治。

多极化的基础是过于集中的国际经济、政治权力通过三个转变实现分散化转移：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从大国向中小国家转移；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冷战结束10年来，国际力量对比不但没有实现这三大转移，反而出现了“逆转移”现象，亚洲金融危机使这种“逆转移”达到高潮。

就美国与全世界而言，美国实力不降反升。1999年，美GDP总量已增至9.1904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量的30％强。就大国与发展中国家而言，大国实力比重也继续走高。1999年，西方七大国GDP总量为20.3254万亿美元，占全球GDP总量的67.75％，相当于所有发展中国家之和的4倍。七国贸易总额5.4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量的一半。就西方与非西方而言，西方优势进一步加强。OECD29国1999年GDP总量24.8628万亿美元，占全球GDP82.87％，贸易额超过8万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3/4。^[1]

未来5—10年，美国经济持续几达10年的长期高增长恐怕难以为继。相比之下日俄经济则有望走出低谷，欧洲、东亚、拉美经济有望恢复常态。即使如此，美国在下一个10年仍将保持超级大国地位，其2010年的GDP总值将逼近13万亿美元，仍占世界总量的大约8％。美国与西方的综合实力优势在下一个10年仍不会发生根本性逆转，这一点应作为我们认识21世纪初世界政治格局的重要基础。

除美国以外，日本“地基下沉”，实力弱点暴露无遗，经济结构调整仍有难度，因而在世界经济总量中的份额不可能重新大幅增长，其作为世界一极的远期实力基础甚至不及俄罗斯。正如欧元经历所表明的那样，欧盟经济一体化进程远非一帆风顺，政治整合更是任重道远，届时恐难完全具备大国的行为特征，其独立防务计划能否完成有待观察。至少在近期，欧盟难以完全摆脱对美依赖。俄罗斯经济、政治动荡局面在普京上台后开始好转，2000年1—5月，俄GDP增长率为7.7％，外贸增长率为28.2％，全年经济增长率可望达到6—7％。^[2]这说明俄经济确实已开始恢复。但俄经济猛跌近10年，对俄综合国力的影响很大。“库尔斯克号”潜水艇沉没表明，目前的俄罗斯就像一个久病后极度虚弱的病人，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元气。中国的综合国力会有新的提升，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硬国力一时难与美欧日相提并论，“软国力”也有待进一步“培育”。

(二)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流不会逆转，国际形势仍将呈现总体稳定与局部动荡并存的复杂态势。

一方面，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促使人类普遍厌弃和力避世界性战争；全球化使各国相互依存不断加深；核、生、化及高技术武器使大国更难通过全面战争手段实现国家对外政策目标。受此三大因素制约，维持国际大和平已成为国际共识。各大国不再谋求以全面战争手段推进国策，相互间已基本确立以和平竞争为主的战略关系框架，大国或大国集团蓄意破坏世界大和平、挑起全面战争的危险性已降至最低点。同时，美国的一超地位短期内不会遇到直接和全面挑战。同时，眼下还没有更多迹象表明美国会以武力阻止其他大国的发展或战略崛起。在今后一个较长时期，“有斗有和，斗而不破”仍将是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

另一方面，受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政治社会体制转型、地区国家间领土资源争夺、极端宗教和民族分离主义势力泛滥、历史积怨等不稳定因素影响以及西方“新干涉主义”刺激，地区冲突和局部动荡难以避免，且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有可能呈加剧之势。冲突与动荡区域将继续集中于伊斯兰板块、中国周边自朝鲜半岛经东南亚到南亚、中亚的马蹄形地缘战略带及非洲大陆。某些特定区域的冲突可能因大国不同程度地卷入，从而导致高强度局部战争。

(三)世界经济总体虽呈增势，但相对来说，发达国家经济以质量、技术增长为主，量的增长空间有限；而且不能排除世界经济再度发生危机或动荡的可能：低迷、紧缩、市场和总物量增幅有限将持续困扰世界经济，竞争和发展环境依然更多地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不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

一方面，美国经济潜伏着危机的诱因，泡沫严重。如，股值总量已超过GDP总量的180％，严重背离实际价值；家庭储蓄率呈负增长；外贸及经常项目逆差高达数千亿美元。无怪乎有人评论说：“美国经济并没有出现什么新东西，股市的暴涨已使美国变为泡沫经济，崩破的时间为期不远。”^[3]如其经济泡沫破灭，势必引起全球经济震荡。此外，美、欧、日经济已进入后现代期，其发展方向已转向科技内涵为主，实体经济不会出现新的大规模扩张，再加上环保及人文心理等非经济因素制约，世界经济发展的规模、速度因而受到抑制，不会再形成类似20世纪后半叶的爆炸性增长局面。

另一方面，全球化使各国经济协调意识和机制加强，这有助于抑制全局性经济危机的形成。发展中国家经济仍处于一个量的大扩张时期，中、印经济正在快速增长，东亚、拉美经济经过调整也会恢复快速增长，美、欧、日经济量的增长也还有一定空间，其知识经济的大规模发展有助于带动世界其他地区经济增长，世界经济和市场仍会呈增长、扩大局面。到2010年前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量的差距会有所缩小，但知识经济质与量的差距则可能拉大，国际竞争会更趋激烈。

(四)世界力量对比的变动和新理论、新思潮、新规则不断涌现，将更广泛、更深刻地冲击现行国际体系从而开启新的国际体系变革与改造进程。其间，美国和西方仍将居主导地位。

近年来，广大发展中国家对全球化进程的利弊有不少新认识，要求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特别是加强对全球化管理的呼声很高，遭遇的困难也很大。同时，作为发达国家，欧盟和日本也不满美凭借信息革命领先的有利条件而监督、控制全球的局面，正在设法另辟蹊径，以求打破美国垄断、或与之分享对信息化世界的主导权。作为惟一的超级大国，美既有优越感，目空一切；也有潜在的危机和忧患意识，特别担心2015年后将遇到中、俄挑战。在此种复杂心态驱使下，美决心抓住“战略机遇期”，充分利用其现有力量优势和制订国际“游戏规则”的垄断权，加紧“塑造”世界，以求建立一个由美国领导、以美国价值观为独占性意识形态、得到主要西方国家支持、覆盖全球的“一体化”世界体系，以控制发展中国家，延缓中、俄崛起，防止在欧亚大陆出现与美分庭抗礼的力量中心，从机制上确保美21世纪的霸主地位和霸权利益。为此，美仍将力求在政治上坚持“新干涉主义”，以“第三条道路”、“人权高于主权”等西方价值观为思想武器，统合西方，拆除现存国际体系对发展中国家的“蕃篱”作用，并将发展中国家彻底纳入由其主导的全球化轨道，使世界“美国化”；经济上力求继续主导WTO、IMF、世界银行等世界经济组织的改造，影响全球化方向、内容、性质，抑制非西方国家发展，保证西方特别是美国的长期经济优势，并使其政治化，部分接替联合国的功能；军事上则继续保持高额军费开支，开发新装备，加强远程快速打击能力，保持在全球各战略要点的“前沿部署”，加强北约和美日同盟，构筑美国主导的全球安全体系。鉴于欧日自身有诸多弱点，短期内很难与美分庭抗礼，发展中国家在新一轮国际秩序调整中处境艰难。要么被动卷入，要么被淘汰出局。和平与发展的内容将较多地体现西方的利益和意志，争取公正和平及南北均衡发展的国际斗争仍是国际关系的基本内容。

(五)传统军事安全因素的重要性重新抬头，军控与裁军进程可能发生某种逆转，军备竞赛和发生高强度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始终不能排除。美国计划在2000年至2005年额外增加军费1120亿，年增约200亿美元。美国国会7月27日批准的美国2001财年国防预算高达2880亿美元，比2000年增加180亿美元，^[4]创冷战后新高。预计到2005年，美国年度军费将增至3200亿美元。美参院已拒绝批准CTPT，何时批准，难以预料。目前，全球关注的焦点在于，美是否决心不惜单方面退出反导条约，还是继续寻求与俄就条约修改问题达成妥协，为其反导系统特别是NMD的开发部署铺路。现在看来，尽管仍有某些技术难题，反对部署的内外压力有所增大，但美两党政策主流在是否开发和部署问题上已无争议，争议主要在于部署时间和规模。即使克林顿政府暂不做出最后决定，下届美国政府也会照章行事。

受美扩军政策牵动，新一轮常规军备竞赛已拉开帷幕。俄、欧、日、印及一些地区国家都提出了军备扩充计划。俄罗斯军费开支增至GDP总量的3.5％，车臣战争的胜利使俄军重振士气，俄正加紧实施其新军事学说，停止裁军，加强核能力和反危机能力，宣布不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的选择权，普京出任代总统后，俄表现出了更强烈的重整军备倾向；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通过决议，决定筹建一支拥有5—6万兵员、能在60天内投入战场的欧盟快速反应部队，欧洲共同防务计划已正式启动。欧盟2000年军费开支增至1400—1500亿美元，约占其GDP总量的2％，今后几年，有可能增至3％；^[5]日本军费开支比1999年增加1.6％，为发展TMD，将在今后5—6年内投入200—300亿日元，其海、空军装备将大幅更新与加强，建立侦察卫星系统的计划也将正式启动。政治上，日本还可能加快向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方向发展以重新获取“战争权”；印度也在增加军费，谋求建立三位一体的核力量。

(六)亚太在全球战略格局中的分量加重，美国全球战略增加对亚太地区关注的力度，中美关系对大国体系的影响增大，中国周边地区业已成为大国进行地缘战略竞争的亮点。

首先，中国所在的亚太地区已成为全球地缘战略力量最集中的区域，包括五个有核国中的三个(美俄中)；全球十大经济体中的四个(美日中韩)；五大力量中心中的四个(美俄中日)和印度、东盟两大次力量中心以及大部分社会主义国家(中、朝、越、老)。这些力量间在政治制度、宗教信仰、价值取向、历史文化传统、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等方面存在的差异超过世界上任何一个地区，相互关系错综复杂，不确定性极大，尚未形成欧洲那样对垒分明、相对稳定的国际政治结构。

其次，亚太地区实力消长剧烈，战略互动频繁，对全球地缘政治布局的冲击力最大。1999年，亚太地区包括中、日、韩、台、港、印尼、马、新(加坡)、菲、泰、澳、新(西兰)等12个主要经济体的GDP之和约为7.2万亿美元，^[6]再加上印、越、朝、俄远东部分及其它较小的经济体，总量与欧洲、北美不相上下。就贸易量而言，亚太1999年进出口总额约为2.3万亿美元，占当年全球贸易量的21％，与北美不分伯仲，仅次于欧洲。^[7]

从10年的中期观点看，欧美已进入后工业时代，经济的量的增长空间日蹙。亚太除日本外，皆是新兴经济体，充满经济活力，增长空间很大。尤其中印这两个一二号人口大国的经济增长前景更是不可限量。国际上多数经济评估机构和经济专家也都看好亚太。如，日本经济研究中心2000年1月发表题为《2020年亚洲产业竞争力》的研究报告，预测到2020年前，东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可能达到5％左右。其中，中、韩、泰等东亚9个国家和地区的增长率甚至可能达到5.6％，^[8]不但高于美欧经济增长率，也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华盛顿计量经济预测协会(WEFA)预测亚太未来20年的经济增长率将长期高于北美和欧盟3个左右百分点。其中，2000—2004年，亚太增长率为5.8％，北美、欧盟分别为3.2％和2.6％；2005—2009年，亚太为6.2％，北美、欧盟依次为2.8％和2.5％；2010—2014年，亚太为5.4％，北美、欧盟依次为2.5％和2.4％。^[9]据此估算，到2010年，亚太经济总量将增至15万亿美元，超过北美(14.2万亿美元)和欧盟(12万亿美元)，居三大区域首位；贸易量也将超过北美，直逼欧洲。

随着经济的恢复增长，亚太各主要力量中心将调整亚洲金融危机期间的战略收缩政策，加大参与区域地缘战略竞争的投入，力图弥补其战略收缩期的地缘政治利益损失。中印两个大国的战略崛起，不但将深刻改变区域内地缘政治结构，也猛烈冲击全球地缘政治布局。全球地缘战略重心向亚太转移的历史进程将重新恢复。

再次，俄罗斯受科索沃战争刺激，对美幻想基本破灭。因无力在欧洲正面反击美国挤压，叶利钦在位时，俄基本战略已选择亚太为地缘战略突破口，谋求加强与中、印两国关系，牵制美国，捅美国人“一肘子”，缓解在欧洲所受的地缘战略压力。普京继任后，俄对外战略有些许调整，但总体上仍沿袭这一战略。所以，中近期内，俄国际弱势地位、俄美关系性质、俄“联华制美”的战略发生根本变化的可能性不大。

最后，美国除继续推动北约东扩，不使俄罗斯有喘息之机外，其地缘战略活动重点正向亚太转移，尤其要在亚太加紧投棋布子，为应对中印两国的战略崛起预作战略准备。虽然冷战已结束近10年，美亚太战略利益已不再面临苏联式的挑战，但美国仍然在亚太维持10万驻军并呈继续加强之势。几年前，美驻太平洋与大西洋的海军战舰比例是4∶6，目前已上升至5∶5。美亚太驻军的基本部队不仅驻扎在接近中国的日本和朝鲜半岛，美航空母舰战斗群也在中国附近海域不定期巡弋示威，美主要的军事演习活动越来越多地改在靠近中国沿海的国家或地区举行；美还继续加强、扩大与澳、日、韩、菲、泰五个双边军事同盟关系，以防御所谓“无赖国家”核攻击为借口，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坚持开发、部署NMD和TMD。

二、中国面临的战略机遇与挑战

对中国而言，上述21世纪国际战略环境演变的基本趋势既意味着前所未有的战略机遇，也包含着来自诸多方面的压力，何况如何有效地抓住机遇本身就是一个巨大挑战。这些挑战在战略、经济、政治、军事等主要领域都不同程度地有所表现。

(一)战略安全领域。中国在战略上居于亚太地缘政治格局的中心位置，政治上奉行社会主义，有独特的文化体系，且人口众多，经济规模较大，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按汇率计算，中国GDP总量已超过1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有人声称已超过4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二。^[10]一些美国精英据此把21世纪的中国与19世纪末的德国相提并论，认为中国的战略崛起势将打破既定国际战略平衡，威胁美国在亚太以至全球的战略利益。如布热津斯基在《如何与中国共处》一文中公然写道：“中国目前的局势，与1890年前后的德意志帝国之间有某些重要的相似之处。当时，德国的政策不断变化，而德国本身是一个正在崛起强国。像今天的中国一样，德国人认为自己得不到尊重而感到怨恨，他们对周围越来越与之对立的联盟形成的包围感到恐惧……希望尽早对世界的等级地位进行重大调整……同样，谁也不能肯定未来25年中国将向何处去。”美国国防部2000年夏发表题为《2025年的亚洲》的战略分析报告，耸人听闻地警告美国未来的主要战略威胁“在亚洲”，意指中国。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2000年6月又发表题为《联合展望2020》的战略分析报告，更明确地提出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并以此为建议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的依据。

无论是美国官方或智囊人物的公开言论、著述，或是已披露的美国各类战略文件，或是美国政府现行对华政策所反映出的政策思想，都表明对中国“非敌非友”、“接触与遏制”并举、在“全面交往中又打又拉”，正在成为美国21世纪的对华长期政策。中国虽然不愿与美国对抗，但中国的国家性质、国家利益和政策传统要求中国独立自主，不允许中国屈从或认同美国的世界霸权或价值观。中美之间时紧时缓的战略磨合关系将是21世纪相对长期的国际政治现象，并在未来5—10年一再反复表现出来。

为缓解美国强加于中国的战略压力，自冷战结束以来，中国积极推进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联合欧、日、俄及广大发展中国家，反对美霸权主义，有效地维护了中国的国家利益，为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但是，国际经济政治力量对比的“逆转移”现象，削弱了多极化基础。科索沃战争中，欧、日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出现追美、附美趋向，俄罗斯色厉内荏，反应乏力，突出说明了多极化进程的长期性和复杂性。

就大国关系构架而言，今后若干年内，仍然是中美、中日、中印矛盾大于美日、美印矛盾；俄美、俄欧矛盾大于美欧矛盾，而且俄、法的多极化立场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和不彻底性。美国仍然是影响大国关系变化的中心国家。这样，在一定阶段和特定问题上，世界格局多极化进程发生暂时逆转的可能性仍难完全排除，中国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战略不可能一帆风顺。

(二)经济安全领域。中国进入WTO将使中国从经济全球化受益，但因起点低、基础差，在经济安全、文化环境等“软力量”领域，中国将面临新一轮严峻挑战。从2001年开始，中国将执行第十个五年计划，实施三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三阶段，这要求中国保持7％的经济增长率及两位数的外贸增长率，并要求到2010年经济总量较2000年再翻一番，达到2万亿美元，还要求中国经济完成自我更新、升级、换代。但国际经济环境较之改革开放初期更具有挑战性。美、欧、日等发达国家一方面企图利用全球化冲击中国市场，同时又千方百计以各种方式设置壁垒，保护自己的市场，再加上对中国快速崛起引起的地缘战略心理变化，中国拓展美、欧、日市场及从美、欧、日获取资金、技术的难度将持续增大。此外，中国能源、粮食、铁矿石、木材等大宗战略产品的进口量将猛增，对世界市场的依赖也将持续增大、加深。据中国海关统计，1999年，中国进口铁矿砂5527万吨、原油和成品油5743万吨、原木1014万立方米、大麦227万吨、食用植物油208万吨。^[11]预计到2010年，中国油进口量增至1—3亿吨、^[12]粮食净进口增至5000万吨、^[13]铁矿石进口量可能增至3亿吨左右。

(三)政治安全领域。中国能否实现三阶段发展战略，还取决于能否保持国内政治稳定。能否保持国内政治稳定又取决于能否继续维持经济繁荣、及时化解因经济快速发展及对外进一步开放引起的各种负面效应，还取决于能否承受西方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的渗透和冲击。

前苏联解体使西方价值观及其政治体制在国际意识形态竞争中山中无老虎。亚洲金融危机又使西方这种主动权进一步加强，非西方文化价值观的活动空间受到进一步挤压。美国利用其战略强势地位，联合主要西方国家，威逼利诱，加大在全世界推广美式“民主”的力度，以求使全世界同一于美式“民主”，为“塑造”世界提供政治保障。非西方国家因发展受挫，更易被美式“民主”迷惑，自觉不自觉地放弃政治文化独立性，套搬美式“民主”。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及独特的政治文化传统，同时经济持续繁荣，对发展中国家政治影响的深度、广度不断增大，因而被美国和西方视为其西化全球的最大障碍，中国与西方在政治制度、文化价值观等意识形态领域的竞争具有长期性。美国和西方国家必然要乘中国深入参与全球化之机，虚打人权、民主、民族自决等旗号，利用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政治、社会及民族难题，攻击中国的政治制度、历史文化传统和价值观，以图政治上孤立并削弱中国，促使中国“和平演变”。

(四)军事安全领域。科索沃战争表明，尽管21世纪初发生新的世界大战的危险性基本可以排除，但发生高技术局部战争的危险性增加了，而且其残酷性对受打击对象、尤其是对实力较弱、在战争中失败的一方的直接破坏力不赀于一场全面战争。伊拉克和南联盟分别在海湾战争和科索沃战争中受到的惨重损失可以证明这一结论绝非夸大其词。从军事观点看，在中国战略边界四周，东有国防开支居世界第二的日本，北有核力量居世界第二的俄罗斯，西有被称作世界“第六极”的印度，南有结成政治军事联盟的东盟。朝鲜半岛南北对峙，则是世界上军事力量最密集的地区之一。美国驻亚太的军事力量更是明显以中国为主要防范对象。

目前俄罗斯经济困难，政治动荡，与西方关系紧张，中俄战略利益大于战略分歧，中国北部暂无近忧。但是，中国周边从朝鲜半岛、台湾海峡、南沙群岛经马六甲海峡绕至南亚、中亚的马蹄形地缘战略带却存在不确定因素。科索沃战争以来，大国地缘战略竞争重点明显东移，美、俄、欧都增加对亚太事务的关注程度，对中亚、南亚、东亚局势关注或介入的力度加大。印度、东盟、韩国、日本皆正不同程度地卷入新一轮军备竞赛，美新世纪的战略重点也在向亚太转移，逐步聚焦中国。美日新防卫合作指针及TMD都企图涵盖台湾海峡甚至南海，明显以中国为假想敌。以此为背景，中国周边地区正在成为世界上高科技军备和热点最集中的地区之一，朝鲜半岛、台海、南海、东南亚、南亚甚至中亚都潜伏着发生局部冲突或局部战争的诱因，中国被迫卷入周边冲突或局部战争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五)周边安全环境。要实现三步走发展战略，中国还必须保持战略边界稳定。但中国战略边界安全也存在不稳定因素，主要有三层：一是沿陆海边疆，“台独”、“藏独”、“疆独”活动猖獗，且各有国际背景，如台独以美日为背景、藏独以美印为背景、疆独以原教旨主义为背景。二是中国与一些邻国存在领土、领海争端，包括钓鱼岛争端、东海大陆架划分争端、南沙争端、中印边界争端等，涉及中国与韩、日、印及东南亚菲、马、越、印尼等众多国家，美国也保持准备介入的姿态。三是周边一些国家存在动荡局面或诱因，其中朝鲜南北方关系尚在继续磨合过程中，印尼仍可能发生新的内乱，柬埔寨和平尚未完全巩固，缅甸政治前景也不确定，阿富汗内战仍在进行，印巴克什米尔之争悬而未决，两国核竞赛方兴未艾。中国是大国，处在“一大对众小”的微妙位置，有能力化解单一威胁。另一方面，这些不稳定因素之间存在一种内在的呼应关系，如一处有事，它处容易发生连锁反应，有可能使中国八面受敌，穷于应付。在美日积极介入时，尤其如此。

此外，台湾问题的复杂性和解决的难度不容过分乐观。陈水扁上台后，适度模糊其台独立场，乃是由于面对岛内三大在野党的强有力掣肘、承受着两岸“政党交流”的冲击以及世界上多数国家致力于发展因而求稳怕乱的心理的制约，不得不为。这突出说明形势比人强。但是，靠鼓吹台独起家、受民进党死硬派牵制和李登辉影响，陈氏不可能轻易放弃其台独诉求，因而势必谋求“以拖拒统”“以拖待变”、“拖中谋独”，即幻想国际形势向有利于台独的方向演变，特别是希望看到甚至不惜蓄意挑起中美两国全面对抗，从而“倚强谋独”。这种情况不仅是对中国统一进程的严重挑战，也是对中美两国人民特别是高层决策人士政治智慧的考验。正如有人认为的那样，到2010年，台独势力有可能成为台湾岛内的主导政治力量，给中国和平统一政策造成更大的困难。再加上台湾选举与美国大选周期是在同一年，2004年和2008年的大选这种时间上的巧合将使台湾和美国的政治气候在选举前向台独势力倾斜。这一时期将是中国今后10年卷入局部军事冲突的最主要危险期。

三、对未来5—10年中国对外战略的几点思考(www.xing528.com)

以上分析表明，21世纪初的中国，既面对空前的历史机遇，也面临巨大的战略压力。机遇与压力的统一体，就是人们常说的挑战。汤因比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提出：挑战与应战是一对孪生兄弟，“挑战越强，刺激就越大”，压力和机遇也越大，关键是如何应战。应战有力，就能战胜压力，抓住机遇，推动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高明的国家对外战略，首先要正确认识压力或挑战的来源和性质，并设法适应所处的国际环境，战胜压力，捕捉机遇。此外，还必须对本国的国家利益和主要战略目标给予明确定位。

21世纪初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主要战略目标是什么？从事战略研究的学者们观点基本一致，具体表述可能有差别。有人认为，中国的核心国家利益和战略目标有二：“安全和发展”，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边疆和国内其它地区稳定及实现国家统一；实现现代化，保证在21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有人则把中国的对外战略目标归结为三大需求，即：发展利益及需求，包括服务于国内经济建设目标，争取有利于改革和发展的外部环境；主权利益及需求，包括保障领土、边界和基本主权不受侵犯及逐步实现国家统一；责任利益及需求，包括在亚太区域发挥积极的、逐步上升为主导性的影响，努力成为全球有影响力的被公认为起建设性作用的国家。

综合各家之言，中国21世纪初的国际战略目标似可界定为三项，即生存利益、发展利益和国际利益。中国21世纪初的对外战略，必须适应变化中的国际环境，从属并服务于此三大战略目标。为此，中国21世纪的对外战略必须继续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思想，咬住发展利益，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基本原则，全面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安全体系的改造和调整。在这个过程中，当然还是要量力而行，即我们经常讲的坚持韬光养晦，有所为有所不为，最大限度地为中国崛起争取宽松、适宜的国际环境。

(一)处理好国家发展与对外战略的辩证关系，坚定不移地以发展为中心，使对外战略绝对服从发展这个中心。虽然在理论上，人们普遍认为对外战略应从属于国内目标，但因认识水平差异、部门利益争执、尤其是对国际局势作出过严或过松的判断，有可能引起实践上的偏差。如，20世纪70年代，我们曾认为，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甚至迫在眉睫，因而“深挖洞，广积粮”，立足于早打、大打，使国内发展从属于战备。现在看来，不能说没有教训。前苏联也对国际形势作出过于严峻的判断，且把对外扩大影响置于优先位置，以主要战略资源为对外目标服务，致使其在综合国力竞赛中大大落后于美国和西方，最终输掉了冷战，导致国家解体。

在21世纪头10年的特定历史阶段，中国的发展具有双重属性，既是战略目标，也是战略手段，二者之间相互对立，但又相互依存、相互转换，是一种对立统一关系。一方面，21世纪的国际竞争愈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只有拥有综合国力优势的国家才能成为竞争中的赢家，而综合国力的增强只能凭借持续发展经济、科技一途。另一方面，中国面临的诸多战略挑战、难题，现时难以直接排除，如勉强凭借国家意志力强行解决，必然代价高昂，得不偿失，甚至事与愿违。而通过持续发展，则可能化压力于无形，收事半功倍之效。因为许多压力、难题直接导源于发展本身，可在发展过程中自动消失；另一些压力、难题则可在发展过程中加以解决或转移，或在发展起来后再解决才能游刃有余。如在台湾问题上，陈水扁有台独理念，美日的地缘战略利益也使其具有支持台独的潜在要求。但陈水扁上台后不得不提出“五不”政策，不敢在台独路上迈大步，美日也未在政府层面公开支持台独，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国已非昔日吴下阿蒙。中国有核武器，对美日构成了战略威慑；三国四方在经济上已形成依存关系。1999年按美元统计的中国大陆与日本、美国、台湾的双边贸易额分别为662亿、614亿和235亿美元。^[14]中国已成为日本第二大贸易伙伴、美国第四大贸易伙伴、台湾的最大贸易顺差来源。简言之，正是中国大陆的发展成就使陈水扁不敢公开、大步迈向台独，美日不敢公开支持台独。大陆进一步发展必然进一步增大对台全面优势，使美日更倚重大陆，台湾也就更不敢独立，和平统一的条件就更趋向成熟，直至瓜熟蒂落。又如，在人权问题上，发展可提高民众的生活、教育水准，使社会落后、丑恶面减少，人民更拥护政府和社会主义制度，美国和西方也就更难寻得口实在中国人权问题上做文章。再如民族分离主义问题，未来5—10年，通过发展，特别是开发大西北，可振兴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改善边疆地区经济、生活质量，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就会大大增强。

发展是“硬道理”，邓小平同志讲得很多，但要领会其实质，则需要一个过程。中国不但要发展，且发展速度还不能低。根据国内政治安定和国际竞争压力两方面要求，21世纪初中国保持6—8％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不但必不可少，而且切实可行。倘如是，则中国的GDP总量在2010年增至2万亿美元，超过英、法、意，跃居世界第四位；在2020年增至4万亿美元，超过德国，跃居世界第三；在2030年增至8万亿美元，超过日本，跃居世界第二。届时许多战略难题便可迎刃而解。

(二)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积极参与并推动合理、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设过程。

现存国际体系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和美苏冷战及雅尔塔体制的附属物，对其进行调整、改造已是大势所趋，无可阻挡。在全球化时代，只有主动、积极地参与这一进程，发出自己的声音，才能确保自己的国际利益；自外于这一进程，自动放弃本国的固有权利，就会再度成为既有国际秩序的附属物。国际秩序调整过程有三个明显特点：一是利用和改造现有机制，而不是“另起炉灶”，如政治上改造联合国，经济上改造IMF、世界银行、重组世贸组织等；二是美国和西方占主导地位；三是更具全球性，不参与就会被抛弃，成为国际弃儿。

中国是大国，出口依存度已达20％。随着经济进一步发展，中国对世界市场、原料、资本、技术的依赖还会持续增大，经济利益愈益具有全球性。如中东、中亚、非洲的石油，南美、澳大利亚的铁矿石，美国和加拿大的小麦、俄罗斯的木材和天然气，都是中国经济持续、大规模发展必不可少的战略资源，都应纳入中国的经济视野。

中国经济利益的全球性，不可避免要导致中国的政治和战略利益范围向全世界扩散，中国与世界各种力量的合作面和竞争面也不可避免会同时扩大，这要求进一步明确规范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各种关系，且这种规范已难以在双边层面完成，需要争取在全球范围内一揽子解决。因此，中国不能把规范国际体系的权力全部拱手让人，而应以主动、积极的姿态参与国际体系的改造、调整，使之反映中国的利益诉求。消极避让，届时要么自外于国际体系，要么任人摆布，要么被迫向既成体系挑战，三者都不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

21世纪初，涉及全球层面的国际体系改造、调整将在多方面展开。在政治领域，有联合国改革；经济领域有WTO规则的调整和IMF等经济组织的改造；在安全领域，包括裁军军控、多边安全机制，甚至泛欧亚安全体系问题也可能被美国提上日程。地区层面的国际秩序调整、改造，有建立亚洲货币基金组织、亚元区、亚太安全机制和预防性外交等。对这些改造、调整，中国在原则上不应一概说“不”，但在策略上可按利益得失、分清主次先后，确定参与步骤和程度。好的战略应是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长远利益与短期利益及整体利益与局部利益的协调。如加入WTO有利于中国轻纺业，可给中国的纺织厂和服装厂新增543.5万个就业机会，但却可能冲击中国的农业和汽车业，使农业部门和汽车行业失去1000多万个就业机会。又如因中国实力有限，建立亚元区或亚洲货币基金组织可能对日本更有利，参加预防性外交机制可能使我主权受某些限制。但从全局和长远看，有利于多极化，且中国的实力正在上升，还有其它优势，最终是利大于弊。好的战略不应谋求即时性的绝对利益，不应追求绝对安全和赢个“满贯”，而应在不牺牲原则的前提下，该妥协时就妥协。

(三)以改善中美关系为重点，处理好与各大国的关系。美国全球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倾斜，凸显了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布热津斯基提出：中美关系是美国21世纪最重要的四对双边关系之一，如何演变，既可能引起重大后果，又起着催化剂作用，超越了本身内在的双边重要性。未来5—10年，中国与美国在竞争面增大的同时，合作面也会增大。美国既可能是中国的最大战略对手，也是中国最大的交往对象。因此，争取中美关系不断改善而不是滑向对抗对中国未来5—10年顺利实施发展战略的重要性，不论如何高估都不算过分。当然，解决这个问题并不完全取决于中国自身，还取决于美国是否愿意与我建立符合时代发展要求的健康的国家关系，共同对世界负起应有的责任。

此外，中美关系的调整也将牵动大国关系的结构调整和变化，并推动亚太以至世界战略格局的调整。冷战结束以来一度高潮迭起的多极化外交，其本质是以制衡美国单极企图、推动大国合作为目标的外交，并依赖各大国与美国矛盾的发展及力量对比关系的变化。但各大国与美国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利益共同点。其中，欧、日与美是盟友关系，他们与美国的合作面大于竞争面，且其与中、俄的竞争面大于其与美国的竞争面，对美国霸权往往认同多，抗拒少。未来5—10年，情况可能依然如此。俄罗斯虽然不愿接受美国霸权，但力量虚弱，对美、欧的经济“馅饼”寄予厚望，普京上台后假装忘记科索沃战争的战略创痛，优先开展西方外交，依次访英、访德、访意就反映了这一思路。在俄实力恢复前以及不涉及俄生存利益时，俄决不会再与美欧进行“牛顶角”式的对抗。中国对美外交“以两手对两手”，在反霸和推进多极化的同时，又积极与美改善关系，尽力从美国获取市场、技术、资金。各大国对于推进多极化各取其需、各唱各调、半心半意，乃现实利益关系使然。

从力量关系看，多极化的基础是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三个转移，即力量优势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从大国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西方向非西方转移，其中最重要的是从美国向其他大国转移。但冷战结束10年，这种转移并没有实现。按照保罗·肯尼迪的看法，当美国经济总量跌至全球比重的16—18％时，美国才回落为常态国家。^[15]1945年，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约为40％，此后一度跌落至25％左右。冷战后10年间，美国的经济在全世界的比重不但未继续跌落，反而大幅回升，1999年回升至30％。即是说，美国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跌落10个百分点用了半个世纪。如再跌落10个百分点，回落到常态，可能还需要半个世纪。不仅如此，美国还拥有巨大的军事实力优势。美国军费开支约为德、法、英、意、俄、日、印、中八个大国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倍半，美国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水平较欧、日、俄领先10年左右，较其他国家领先20年以上。在近期甚至中期，美国仍具有霸权实力，还会奉行霸权政策。这一现实突出说明了多极化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这就是说，在综合力量对比发生决定性变化以前，单靠主观意志难以促其提前到来。

此外，美国霸权不以直接统治世界为目标，而是要通过建立国际经济大循环体系来剥削世界；美国也未谋求以发动世界大战的方式实现其霸权。美国有独霸企图，但力不从心。从另一方面看，美是现存国际体系的最大受益者，美为维护其霸权利益，也需要设法在该体系的基本框架下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各主要力量发展和保持某种相对稳定的关系。

凡此种种，说明多极化外交具有局限性。未来5—10年，多极化仍是中国对外战略的一面旗帜。但推进多极化是为了促进和平，不能为了多极化而多极化。多极化有反霸内容，但不应等同于反美。相反，中国要继续积极开展对美外交，争取中美关系保持长期稳定。对日、欧、俄、印等国外交，不应以是否赞成多极化划线，因为与他们发展经济政治关系本身就是目的。

(四)依托亚太，睦邻友好，争取营造一个稳定、友好的政治经济依托带。从历史上看，世界大国大都注重周边地区的战略依托作用。如美国成功地以加拿大、墨西哥为战略依托，以拉美为后院，大大加强了其在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俄罗斯则因独联体离心力加大，失去安全屏障，腹地直接面对美国和北约冲击，战略地位因而大大削弱。这一正一反两个事例，对中国制订周边外交政策颇有教益。

中国周边有20多个大小国家，总人口达20多亿，占全球人口的40％以上。它们历史、文化传统相近，有一定的区域认同感。周边国家多数处在世界经济增长带。从地缘政治、国家安全、经济发展诸方面看，亚太地区均是我外交根本利益所在。这里既有大国利益的交汇点，也有涉及我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的统一问题，既是美国全球战略的重点部署地带，也有诸多区域层面亟待商议解决、其结果可能影响国际政治经济发展趋势的问题，如东亚地区安全机制的建立，东亚经济区域化的发展等。

从长期观点看，以大国为极的多极化前景可能被以区域板块为极的多极化前景替代。主要的板块除美洲、欧洲、俄罗斯及其周边外，第四块就是中国融入其中的亚太。但亚太国家分成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小板块，散布在中国周围，没有中国的“粘贴”作用，就不能形成集团。中国推行睦邻外交，有利于联结亚太板块，在新形式的多极化进程中发挥积极作用。

基于此，中国应以“小舞台，大世界”的眼光去处理亚太事务。以睦邻友好的周边外交为核心，以“伙伴关系”框架为主线，以“三好”即“好邻居、好伙伴、好朋友”为原则，营造我周边安全的大环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与周边国家建立起各类“伙伴关系”，其中尤以与中亚五国和越南的协议具有代表性。因此，应继续扩充“伙伴关系”的内容和影响，在互谅互让的基础上解决边界划分、领土争端问题。以积极姿态参与亚太安全的建构，对区域和次区域安全态势、经济发展以及区域整合诸方面的问题做深入研究，并提出建设性意见。

在贯彻睦邻外交战略时，除要有区域全方位外交意识，兼顾所有邻国外，同时要突出重点，在继续加强与传统友好国家的关系同时，尤其要注意充分运用因中俄关系改善形成的战略主动地位，积极改善与日本、印尼、印度等周边大国的关系，以大带小，以点促面。

(五)要继续以发展中国家身份进行自我定位，进一步加强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政治等领域的合作关系。50年来的外交实践证明，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中国重要的外交资源。基于我国自身的国家利益和发展中国家在新世纪中的战略定位，进一步拓宽和夯实这一合作关系，对于实现我国新世纪的发展战略至关重要。不可否认，面对全球化，发展中国家在分化，作为一个整体的影响力有所减弱，但它仍是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的中坚力量，其中某些较大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在未来多极格局中可能占有重要地位。总体上看，发展中国家代表国际政治中正义的道德力量，是影响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建立的不容忽视的因素。鉴于发展中国家在人权、联合国、国际经济政治秩序调整等问题上与我国仍有共同语言，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发展中大国，我国无疑应继续以发展中国家作为重要战略依托。同时，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坚持改革开放，逐步完善自己独特的发展模式并在发展问题上不断取得成功，也有助于保持我国对发展中国家的吸引力。

(六)在台湾问题上，要坚持以政治经济手段促统一，以军事手段反台独，力争以尽可能小的代价完成国家统一。作为内战的遗留问题，台湾问题本来是中国的内政问题，不容外部势力干涉；实现两岸自主和平统一更属中华民族复兴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任何人为的阻缓和拖延都将破坏客观历史进程的有序性，产生广泛和深远的负面影响。美日等少数国家从遏制中华民族复兴与崛起的战略目标出发，以主张和支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为借口，玩弄“不统不独、不战不和”的伎俩，阻碍中国统一进程，才使台湾问题成为中国与这些国家外交关系中最敏感的问题。目前台湾问题的发展已进入一个关键时期。从政治观点看，解决台湾问题的困难在于：岛内陈水扁等人对两岸统一采取了“三十六计，以拖为上”的策略，其目的是为台独积聚力量，岛内民众则对两岸和平统一前景心存疑虑；外部势力特别是美国为阻碍两岸统一进程，则顽固地坚持高新武器售台。因此，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也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目标。

进而论之，21世纪初的中国对台战略应定位于促进两岸认同交流，抑制台独势力发展，坚决堵塞台独的活动空间，防止其坐大成灾，为和平统一创造条件。为此，应在和平统一的旗帜下，继续推进两岸政治谈判，拓展两岸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维护“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对那些不顾中国人民的感情、以高新技术武器售台等方式蓄意破坏台海局势稳定以浑水摸鱼者，应坚持原则，进行坚持斗争。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战略研究所副研究员)

【注释】

[1]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ion，June，2002，p.263.

[2]《瞭望新闻周刊》2000年第32期，第5页。

[3]陈宝森：《美国经济因何持续扩张》，载《人民日报》2000年1月17日。

[4]杨洁勉：《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21世纪中国国家安全论坛论文集》，2003年。

[5]OECD，Economic Outlook，No.67，June 2000.p.245.

[6]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ion，June，2002，p.263.

[7]OECD，Monthly，Statistic of International Trade，May 2000，p.31.

[8]《日本经济新闻》，2000年1月10日。

[9]《国际经济情势周报》，2000年5月18日。

[10]国家统计局：《中华人民共和国199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载《人民日报》，2000年2月29日。

[11]《国际贸易》，2000年第2期，第63页。

[12]陈淮：《我国能源战略调整与对策》，载《中国经济时报》，2000年5月10日。

[13]《国际贸易》，1999年第9期，第21页。

[14]《国际经济情势周报》，2000年2月24日。

[15]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大国的兴衰》，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5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