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崛起与南亚安全：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研究

印度的崛起与南亚安全

傅小强

近年来，印度发展加速，综合国力稳步提升，大国和周边外交均有斩获，表现出强劲的进取势头。印度崛起逐渐引起其战略观、安全观和外交方略的深层变化，并对地区安全产生较大影响。巴基斯坦培元固本，精力主要放在稳定国内，安内攘外的策略比较明显。印巴在外交上表现出一攻一守的姿态，双方求和平、促发展的愿望进一步推动双边关系走向缓和。伴随印度崛起，美国继续增大在南亚的战略投入，同步拉紧与印、巴在不同层面的战略关系，南亚在全球地缘战略中的地位有所上升。南亚安全局势总体稳定，军事安全威胁因素有所下降，恐怖主义等非传统安全因素逐渐成为区内国家面临的主要威胁，中国在南亚的利益受恐怖袭击的风险增大。

一、印度崛起的基本态势

印度在经济和军事上呈现快速崛起势头，发展前景普遍看好，其大国自信增强，影响力向周边拓展。印度崛起使其亚洲意识增强，对区内小国的独大心态复炽，整合区域联盟发展的愿望增大。相对而言，巴基斯坦已与印度分属不同国际地位层级，不过仍具有特殊的地缘作用。

印度经济实力上升，崛起步伐明显加快。2004年5月国大党领导的统一进步联盟政府上台后，继续推动以市场化、私有化、全球化为主要内容的“第二代经改”，确立了以经济发展立国的强国之路。总理曼莫汉·辛格建立了以自己为主、以财长奇丹巴拉姆和计委副主任阿鲁瓦利亚为辅的“经济班子”，雄心勃勃地表示“印度成为世界重要经济力量的时代已经来临”，提出了在2008年消除财政赤字的宏伟目标，制定了一系列促进投资、扩大就业、增加经济机制透明度的新举措，并有效地将推进市场改革与解决贫困问题结合在一起，倡导“人性化改革”，更加注重国内的均衡发展。印国内生产总值达5750亿美元，外汇储备逾1300亿美元，经济增速约8％，与中、俄和巴西同为目前最具活力的转轨中成长型经济体，国际经济学界誉之为“亚洲新老虎”，甚至预测“印将在2040年成为继美、中之后的世界第三经济大国”。印国内对此也深信不疑，甚至乐观地认为在2020年前就会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

印增长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科技驱动型增长模式日渐成熟，抢占全球产业制高点，信息产业的竞争优势突出。印有比较突出的人力资本优势，目前有科研机构1700多所，科技人员340多万，居世界第三，而懂英语的科技人员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每年还新增世界一流水平的科技人员2万多。印利用此优势和全球化契机，已制定了《2020年技术远景规划》和《2025年农业远景规划》等产、学、研发展规划，强化科技在新兴产业发展和传统产业改造中的作用。目前，印在软件、通讯、生命科学、生物技术、制药、娱乐业等领域已取得竞争优势，软件业更是一枝独秀，以质量高、成本低、管理规范抢得全球产业制高点，不仅成为印外汇的主要来源，而且成为拉动经济增长、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主要动力。欧美国家十分看重印在信息产业方面的优势，与印IT业签订的外包合同在2004年继续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总部设在班加罗尔的两大IT业巨头——印度信息系统技术有限公司与威普罗公司2004年度营业额双双突破10亿美元，软件出口也继续以30％的年增长率上升，信息技术优势已成为印崛起的重要动力和吸引西方的粘合剂。印制造业也发展迅猛，根据印度工业联合会和麦肯锡对印度制造业的联合研究显示，“印度制造”将成为继服务业之后的下一个出口传奇，到2015年可从目前的400亿美元上升到3000亿美元。

投资环境逐步改善，外资涌入明显加快，崛起前景日益为西方看好。国大党政府采取措施逐步打破基础设施瓶颈，为解决国内储蓄率和投资率低、资金不足的问题，辛格将吸引外资搞基建作为当务之急。在第三届“印度—东盟商业峰会”上，辛格提出今后10年引资1500亿美元的目标，其中550亿将用于机场、铁路、电力和电信等基础设施。为引导外资进入基础设施领域，印进一步改善国内投资环境，规定凡属投资基础设施的外资申请，政府保证7天内审批完毕。在全球最具吸引力的投资目的地排名中，印从两年前的第15位跃升至第3位，^[2]2004年共吸引外国直接投资逾90亿美元，创历史新高。随着印公路、铁路、航空和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改善，印可能成为亚洲新的投资市场。

印继续推进经济、军事齐头并进的强国战略，将军事实力作为大国战略的重要支撑，核战略逐步完善，2010年前后有望成为具备“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军事大国。近年印军事开支一直以30％以上的增幅上升。2004年7月2日国大党政府公布的2005年国防预算，军费开支由上一年度的143亿美元增至167亿美元。

印度扩军呈现三大重点：其一，继续充实核武库和完善核战略。印将核武器视为大国地位的敲门砖，1998年核试更使其坚定了对核武器的诉求，国大党政府上台并没有改变印度人民党既定的核战略。印继续提高以导弹为核心的核运载能力，并重新启动核潜艇项目，朝完善核战略方向迈出重要步骤。印内阁安全委员会批准向俄罗斯租借“阿库拉”级战略核潜艇，并准备近10年内让5艘核潜艇加入现役，使印成为一个拥有“三位一体”核打击力量的核大国。

其二，增强制海和远洋作战能力，对印度洋的控制力增强。印计划在2012年前形成一支同时拥有三个航母战斗群、既能全面控制印度洋又能走向太平洋的“蓝水”海军。按照这一长远综合性计划，印2004年已动工自行建造一艘大型航母，并拟购买俄罗斯的“戈尔什科夫”号航母，同时向法国、以色列等购置先进舰只与武器装备。印虽尚不具备独控印度洋的军事实力，但可能成为与美共管印度洋的军事大国，拥有对印度洋海上通道安全和关键海域的控制能力。

其三，提高情报搜集和反恐作战能力。由于对国家安全的威胁来源认识发生变化，印新一轮军事战略调整突出预警和反恐作战能力，自行研制的海陆空用无人机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并逐步投入现役。2004年印向俄、美购入远程雷达预警直升机和先进反恐装备，计划在2005年前拥有机载预警与控制系统(AWACS)。俄罗斯的“伊尔—76”、以色列的“费尔康”机载预警雷达和印的空中监视软件将共同构成印度的空中预警与控制系统。随着印度综合国力的不断提高和军事变革向深层次发展，印通过军事战略、作战理论、指挥体制和装备建设的调整改革，其实力将会得到全面提升，有望在2015年前进入世界军事大国行列，并促进其大国地位提升。

外交方面，印展现大国形象和推动亚洲合作的愿望变强，外交战略更具进取性。在全球层面，印与俄、欧、美、日已相继确立不同类型的战略伙伴关系，高层政治和经济交往机制化，安全磋商与对话逐步深入，追求大国平等地位和挤入联合国安理会的信心增强。2004年，印与德、日达成相互支持的政治协议。

在亚洲地区层面，印参与亚太地区经济合作的愿望强烈，提出亚洲经济共同体这一印度版的“东亚合作”概念，期望借重东盟平台融入亚太经济圈，^[3]从而加速其“亚太化”进程。2004年印与日本酝酿的“中日印亚洲轴心”设想也有共谋亚洲领导权的深刻意涵。

在南亚区域层面，印展现出较浓的大国风范，主动改善印巴关系，推动南亚区域联盟发展。对区内小国，印推行印度式的“门罗主义”，反对美插手尼泊尔、斯里兰卡和孟加拉，不愿其他大国分享南亚主导权。在印度洋大海啸的救援与善后过程中，印谋求做南亚与印度洋“大佬”的战略冲动与努力一览无余。总体说来，印的战略影响已超出南亚，向周边地区扩展，亚洲政治大国地位越来越得到国际认可，国际地位与影响力急剧趋升。

二、印度的战略目标和大国外交

印随着其经济的快速发展，其大国战略正经历深刻调整和变化，开始着眼于塑造有利于其崛起的战略环境。2004年印许多政策宣示和外交举动都折射出这种趋向。长期以来，印沉溺于象征性的不结盟运动领袖地位，一直缺乏展现与全球性大国地位相称的底气和雄心，世界主要大国也未将其视为一个强有力的角色。近年因发展加快，以及核武器和军事大国地位的支撑，印逐渐显示出作为全球大国的强烈愿望和自尊，并引发其在战略和外交层面的诸多变化。

在战略目标上，成为多极世界中的一极是印最终目标。印认为挤进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行列是实现这一目标的重要标志，而推进经济发展和快速提升军事实力是服务这一战略目标的基本保障，创造有利的国际环境则是保证崛起的基本条件。印已确定21世纪前20年为战略崛起的机遇期，强调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争取宽松的国际国内环境，其根本任务和主要精力在这一时期将主要投向国内。印还认为国家实力的增强关键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政局长期稳定；二是经济持续增长，因而确保政治和社会稳定是抓住战略机遇期的前提。2004年的大选和国大党新政府的内外举措表明，尽管印国内政治分裂严重，政府能力有限，国内问题层出不穷，但对21世纪初期崛起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和军事大国仍充满信心。

在安全环境和安全观念上，印仍认为中国和巴基斯坦是其潜在和当前面临的主要战略对手，但随着美国加深对南亚事务的介入和中印关系趋向改善，印与中、巴发生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幅降低。印中可以通过扩大交往增加共同利益，逐步解决分歧，印巴可推动谈判增加互信。印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现阶段主要是非国家行为体的恐怖主义威胁，而不是国家之间的核威胁。印度快速发展使其对运用自身实力的信心增强，安全观念逐渐从不结盟转向合作安全模式，开始积极看待大国和地区合作。

印精英层认为，真正的多极世界是围绕合作安全体系建立的，这才是和平的保证，威慑和力量平衡虽是推进国家及国际安全的重要手段，但合作安全模式也是对付地区混乱和进行大国争夺的重要工具，并且印可在其中发挥作用。印精英层还认为国际秩序和稳定是五个或六个大国一致的产物，这其中也应包括印。印可以为国际秩序分担责任。印的首要诉求是追求可以使其在面对“不友好邻居”环境下的安全和战略独立，以及可以使其在国际体系中进行独立自主选择的能力，哪怕这种选择不受国际欢迎。印选择合作安全和主动塑造国际秩序的愿望，促使它将周边外交放在其国家安全的重要位置。

在军事战略上，印注重发挥军事力量的作用，将发展军事实力视为世界大国地位的主要支柱，制订了2015年前成为世界军事大国的军队建设目标，并大力推进符合其国情和军情的军事变革。这个目标与其20年战略机遇期判断基本吻合，但又适度提前，说明印将军事实力作为促进崛起的重要手段，并将考虑适度超前扩充军力。2004年印军方公布的新军事学说称，“印度的国家形象，既不应该是温顺服从的，也不应该是激进好战的，而是要明确战略力量构成，在全球政治中扮演应有的角色。”^[4]这一学说是对2003年末印度前总理瓦杰帕伊对军方指示的发展，表明印抛弃了以往的地区性思维模式，对印度的国防战略扩展到南亚以外，以及力量投送、扩大影响力和相关安全问题都进行了全新的思考。印军事新学说主张由“攻势战略”取代“防守战略”，着重强调建立可靠的、最低限度的核威慑能力，通过发展潜射弹道导弹，获得“非挑衅性战略打击能力”来主导印度洋地区，并将战略利益区延伸至波斯湾及马六甲海峡。

在外交战略上，印为创造有利于崛起的国际环境，实现跳出南亚、迈向世界大国的外交目标，强调在与美、俄、中、欧、日等大国发展关系的同时，舒缓印巴矛盾，减轻军事对抗压力。因此，印外交战略基本可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积极参与、全面拓展大国外交，塑造有利于崛起的战略环境，同时吸引西方大国的资金和技术；二是积极塑造稳定的周边环境，减缓军事压力。实用主义、追求国家利益是印度外交的指导原则，外交政策被当作增强国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5]在印度的周边外交中，最重要的是巴基斯坦和中国，中亚、西亚和东南亚也是印度扩大影响、“东进、西出”的重要地区。2004年，印政权更替并未影响其大国外交取得重大进展。

印对美外交出现大幅加强趋势。印美战略伙伴关系由虚转实，军事合作逐步机制化。美是印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投资国，加强与美军事合作，可使印获取先进武器装备和尖端技术，改变印长期以来对俄军备过分依赖的局面。用活美国这张“王牌”也可使印争取战略主动，增加同中、俄等大国打交道的筹码。2004年，印美“亚洲北约”计划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原因是印政权更替，两国关系处于磨合调整时期，均在考虑如何落实“战略伙伴关系的后续步骤”(NSSP)。印期望美向印转让四项高新技术(民用核技术、航天技术、超级计算机和两用高科技)，美虽未完全满足印要求，但双边防务磋商、军售和军演均出现深化迹象。对美提出的加入“导弹防御系统”、“防扩散安全倡议”(PSI)等要求，印也待价而沽。

军事合作正在推动美印战略合作从“观念”逐步转化为“实际行动”，美逐步放宽对印武器和敏感技术出口限制，并支持以色列和英国等向印出售先进军备。美波音公司已决定在印建立生产基地，为印军制造边境监视系统。印拟从美购买数十架喷气式教练机、适合高海拔作战的武装直升机和200套特种无线电设备。美、印军事合作范围扩大到陆海空三军以及军事院校、后勤部队和特种部队等。2004年双方举行系列军演，在维护印度洋和海上通道安全方面的合作明显增强。今后，印美每年将举行4次以上较大规模联合军演，以加强两国在战役、战术、作战理论和装备性能等方面的交流与合作，两国战略伙伴关系有可能逐步朝“实用型准盟国”方向发展。印对保障能源进口安全的需求促使其乐于接受美在印度洋地区的军事存在。今后几年印美在印度洋的安全合作可能更趋积极。

俄是印传统盟友，也是印最大的武器和军工技术供应国。印70％以上的武器来自俄。印希望俄助其谋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并已得到俄公开承诺。2004年末俄总统普京访印，双方军事技术合作从“贸易关系发展为联合技术开发新项目”，俄允向印转让最新前沿科技，建设“防御性战略伙伴”。印决定加入俄“格洛纳斯”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允许俄在印建立更多的地面信号站。2004年印俄在能源合作方面取得较大进展，能源合作已经成为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俄欢迎印收购俄尤甘斯克石油公司，印拟向俄萨哈林和里海油田投资30亿美元，以拓宽能源进口渠道。此外，俄承诺帮助印勘探油气资源，在印建设核电站。不过，印美军事合作已对印俄关系造成微妙影响，俄已在考虑今后向巴出售武器的可能性。

欧盟和日本与印逐步形成互用互利型战略合作关系。欧、日均看重印的信息技术、市场潜力、战略位置和大国潜力，印则看重日、欧的资金和技术，双边高层交往、经贸联系和政治安全对话逐步展开，共同利益增多。2004年印欧举行第五次首脑会议，印大国地位得到欧认可，欧已成为印重要的贸易伙伴和资金来源。日印确立“全球战略伙伴”关系，印目前已成为日政府开发援助(ODA)的最大受援国和第四大投资国，两国官方和半官方学术交流十分活跃，两国并在联合国改革和争当世界政治大国等问题上找到契合点，正式表态支持对方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候选国。2004年，日率先提出“中日印亚洲轴心”设想，可能意在投石问路，试探中、印，争取在亚太的主导权。印已表示将在外交方面“放弃教条”。中印日三国在亚洲地缘政治版图中的竞争难以避免，日印加强双边政治对话和合作不可免要挤压中国的外交回旋空间。不过，中日印在区域合作方面尚有拓展空间。中国与日、韩、东盟参与推动的“东亚合作”和印度提出的“亚洲经济共同体”概念均有推动亚洲合作的意愿，中日印在能源、特别是石油运输通道安全方面也有共同利益。(www.xing528.com)

印积极、进取的周边外交在“东进”东南亚和“西出”中亚两方面表现尤其突出。东盟已成为印外交、战略关切和经济利益的焦点地区之一，并且是印东进亚太的前哨。^[6]印度“东向”政策的第一阶段是全面恢复与东盟的接触，集中发展与东盟国家的贸易和投资关系，这个阶段的任务已基本完成。目前，其“东向”政策已进入第二阶段，与东盟关系将迎来一个快速发展时期。在第二阶段，印将向东从东北亚的中日韩到澳大利亚的广大东亚地区拓展影响，核心仍然是东盟，重点是全面拓展与东盟的经济联系和安全合作，并利用这个平台与亚太大国加强互动。2004年印与东盟举行第三次商业和政治峰会，除抓紧落实与东盟的经济合作与自由贸易协议，推动“孟印缅斯泰次区域合作组织”和“湄公河—恒河合作组织”等次区域合作机制外，印还全面拓展与东南亚在海上通道和反恐等安全领域的合作。2004年印已开始与印尼等国在马六甲海峡联合巡航，其“东向”政策进入纵深发展时期。

印不甘坐视中美俄角逐中亚，逐渐加大对中亚关注，并将发展与中亚国家的军事合作纳入议事日程。2004年4月，印与塔吉克斯坦达成协议，承诺帮助塔培训陆、空军人员，为塔军更新武器装备和提供反恐设备和技术等，同时开始秘密进行改建邻近阿富汗的法霍尔机场，拟在塔建立永久性军事基地。印积极介入中亚，既着眼于牟取对巴战略遏制的地缘优势，建立抵御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有效屏障，更着眼于中亚的战略地位和丰富油气资源，并显示印在其周边有所作为的大国姿态。

三、南亚安全与中国利益

印崛起使南亚安全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其影响力和辐射范围逐步冲出南亚，同时也使南亚与亚洲其他地区的互动增强。印度崛起使印发展中印关系的姿态更积极，但也在某些关键问题上仍保持僵硬的两面性，互信合作和健康竞争将成为今后中印关系发展的基调。

印崛起使南亚安全格局发生变化，并对中国在南亚的作用产生微妙影响。一方面，在南亚，印崛起使巴基斯坦不安全感增加。面对印咄咄逼人的崛起态势，巴基斯坦无力缩小印巴实力差距，也无力对印形成牵制，转而苦练内功，致力于消除国内隐患，增强今后在局部与印对抗的能力。

2004年巴国内安全局势继续受到恐怖和极端势力威胁，穆沙拉夫总统和军政高官多次遭受暗杀袭击，以巴“核弹之父”卡迪尔·汗为重要节点的国际核黑市越炒越热，使巴国际形象受损。为改善国际形象，穆沙拉夫提出“温和文明论”，强调放弃宗教意识形态的对抗思维，倡导与西方交往、建设穆斯林福利国家的外交新思维，其核心是借助美欧等西方国家援助为己所用，将巴建成联系伊斯兰与西方世界的桥头堡。

穆沙拉夫仍被美欧视为值得信赖的穆斯林领导人，是反恐和防扩散不可或缺的战略伙伴。首先，巴是惟一拥有核武器的穆斯林国家，良好的巴美关系有利于美推行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大中东战略，可在伊斯兰世界培养一个温和的亲美典范，保持正常的巴美关系也是防止核扩散的关键环节；其次，巴是国际恐怖势力的重要藏匿地和产生极端思想的沃土，美反恐战略成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巴对恐怖势力和国内极端势力的打压和改造。因此，反恐和防扩散使巴的地缘作用和影响不降反升。印度崛起及印美关系加强并未削弱巴对美的战略吸引力和实用性，其“前线国家”地位日益凸显。2004年美给予巴“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对巴武器供应逐渐恢复，有意将印巴同时拉入美联盟阵营。“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是巴面对印崛起态势和综合国力差距拉大的重要安全保障，也是美同时维系与印巴不同层面战略关系的制度保证。为平衡印度，巴寻求与区外大国，特别是中、美发展更为密切的战略关系。

另一方面，印度崛起对中印关系及中国的战略安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印20年战略机遇期的判断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基本吻合，两国共同利益增多。中、印对战略环境要求的相似性促使中印关系改善步伐加快。中国既是印度大国外交的重点对象，也是其周边外交的首要，良好的中印关系对印争取有利的经济建设环境息息相关。印度国大党新政府上台后，继续将发展对华关系作为其外交政策重点。两国延续瓦杰帕伊时期建立的处理边界问题的特别代表机制，半年内已先后举行两轮会谈。中印贸易2004年首次突破120亿美元，两国首脑也多次在国际场合会面。中印关系出现继续改善的积极势头，符合印推进大国外交、拓展战略回旋空间和在国际事务中发挥大国作用的需要。印军事战略部署主要针对中巴两国，其45％的军力部署在印巴边境，25％部署在印中边境，中印关系改善也有利于印缓解边境军事压力，以便腾出更多的资源投入经济建设。

总体看，印周边政策与中国相似，将维护地区和平与稳定作为首要目标，这使两国在维护亚洲安全方面的共同语言增多。中印同为发展中大国，在多极化和推动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方面也有比较多的共同利益，中印关系可能迎来一个相对较长的平稳发展期，合作将成为两国关系的主流。印虽优先考虑与美建立战略伙伴关系，但也希望通过发展中印关系，突出两国在重大国际事务上的共识，并借助中国的力量增加向美要价的筹码，促成对美、对华关系的“良性互动”，增大外交回旋空间，印美关系走近并不会直接导致印亲美反华。

但也要看到，印度崛起与中国发展加快也存在一定的竞争性。虽然“中国威胁论”在国际社会正失去市场，更多的国家把中国的发展看成是一种机遇而不是威胁。但在印国内，关于中国崛起是一个机遇还是威胁的争论有所抬头，并成为印制定对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和依据。“中国威胁论”在印政界、军界反华派中仍有一定市场，这部分人认为中国为战略上的“潜在威胁”和经济上的“竞争对手”。反华派在印决策层的影响力是消是长将对中印关系产生重大影响。

从长远看，印政治缺乏稳定性是制约中印关系取得突破性进展的关键所在。一个本身较弱的印中央政府不会贸然与中国全面解决边界问题，新上台的国大党政府根基不牢，很难在推动中印关系方面大步迈进。印对中印边界谈判虽态度积极但策略保守，重在缓解边界军事压力，腾出更多精力投入建设。不过，随着中印在经贸、非传统安全等领域的合作增强和互信增加，两国边界谈判的动力不断增强，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即不让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在其他方面的关系发展是可能的。扩大经贸交往和加强政治安全对话，以培养和保持谈判动力，约束中印关系向“互信合作、健康竞争”的方向前进，将成为今后中印关系的发展重点。

印度加快发展及其对外战略的调整与中印关系的新变化对中国在南亚的战略地位与安全环境具有重大影响。虽然中国反复重申中印关系改善不会影响中巴全天候合作关系，但中国为适应印度加强崛起的新态势，不可免要调整南亚政策，这导致巴开始重新考虑中国在印巴对抗中的作用，对美国的战略依赖增大。印虽不愿充当美遏制中国的先锋，但却乐于利用美谋求印牵制中国崛起的心态，向美增加要价，从美获取更多实利。上述两种趋势将使美国对南亚的渗透进一步增强，中国西南战略环境更趋复杂。

结论与展望

印度崛起态势具有重大的国际战略意义。在地区层面，印成为亚太地区与中、美、日和东盟比肩的重要战略力量，其融入东亚经济圈和参与东亚合作的态度将更为积极，并可能引起亚洲力量关系的相应变动。在全球层面，印逐渐成为多极化中的重要一极，对美、欧、日、俄等世界大国的吸引力增强，西方大国对印投资逐渐增多，印在大国互动中的角色更加积极。鉴于印为发展中大国和不结盟国家领袖，印将在维护世界贸易和国际经济新秩序中，表现出充当发展中国家带头人的强烈意愿。

印度崛起和巴基斯坦特殊的地缘地位使南亚在国际格局中的分量加重，成为亚洲颇具经济活力和战略影响的地区。印度崛起使其对南亚区域经济发展的拉动和辐射能力增强，南亚经济前景继续看好，今后几年仍将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随着印巴关系进一步缓和，南亚区域联盟的凝聚力将逐步上升，与区外国家和地区组织的互动增多，外资流入南亚、特别是印度的速度将大大加快。鉴于南亚仍是国际反恐的主要战场之一，巴基斯坦特殊的地缘位置仍将受到美国的重视，美将继续加大对南亚的战略投入，印美和巴美关系均将表现出上升趋势。

不过，印崛起使南亚一强多弱的幅射状格局更加明显，其他小国在印面前相形见绌。不过，印虽有整合南亚发展的愿望，但其战略重点不在区内，而在实用主义色彩较浓的大国合作，再加上受印巴、印孟等关系制约，印与区内小国的矛盾也会有新发展，十分警惕外部大国介入。在恐怖主义问题上，印、巴、孟、尼面临的反恐形势都十分严峻，并出现恐怖势力与各国政局矛盾交织的错综复杂局面，各国之间很难找到共同的合作领域，恐怖主义仍将成为今后南亚面临的重大安全问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亚非所助理研究员)

【注释】

[1]Address by Mr K.Natwar Singh，External A ffairs Minister，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Europe and Asia：Perspectives on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November 19，2004.

[2]克里什纳·古哈：《印度对投资者吸引力大增》，英国《金融时报》，2004年10月13日。

[3]印度总理辛格在第三届印度－东盟商业峰会上称，“我们应当努力使现在的印度－东盟关系步入一个新的高度，这是不可扭转的趋势，这个高度就是亚洲经济共同体，它包括东盟、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The Hindu，October 20，20004.

[4]Ramtanu Maitra，Charting a new course for India’s army，Asia Times，Dec.24，2004.

[5]《印度的外交政策与中印关系》，摘自2004年10月14日印度驻华大使苏理宁先生在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的演讲。《现代国际关系》，2004年第10期，第6页。

[6]Transcript of Mr.Yashwant Sinha’s(Eternal Affairs Minister，India)address at the second India ASEAN Business Summit September 4—6，2003，New Delhi—Mumba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