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关系发展和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中日关系的变化发展与中国国家经济安全

杨丹志

中日关系是东亚地区极其重要的双边关系。历史上，中日两国有着长期的复杂纠葛；战后半个世纪特别是冷战终结以来，中日两国在经济上已经形成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在东亚地缘政治中，中日两国长期处于竞争关系；军事上，中日双方军事实力的增强成为导致东亚安全困境的重要原因。^[1]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日本对外战略中，日美关系一直处于最重要的位置。但日本也强调如何与中国交往将决定这个地区(东亚)未来的发展方向，强调孤立中国和敌视中国将可能导致阻碍地区安全保障机制建立的危险。特别是在冷战后的日本对外战略中，中国更受到了高度重视。

在2002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的咨询机构“对外关系工作组”提交的题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的研究报告中，对象国和主要参照系就是中国。报告认为，日本遇到了如何对待鸦片战争以来150年间未曾出现的强大的中国这一新问题。在30余页的报告正文中，中国出现65次之多。报告把中国的经济规模急剧增大视为当今国际形势的三大特点之一，并认为中国的惊人活力、美国超级大国化和欧盟走向单一国家这三大潮流正在改变世界。由此，我们不难发现，对中国这个一衣带水邻邦国际地位的上升和国际影响的扩大，日本予以了高度的重视。

一、地区中的中日关系与世界中的中日关系

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之后，在近20年的冷战岁月中，中日关系主要体现为双边关系。在某种程度上，中日关系是中美苏战略大三角关系中的一种次极关系，服从于中美关系的大局。中日关系受美国和苏联因素的影响较大。无论是日本的联华抗苏还是中国的联日制苏，实则都是尼克松所言的全球五大力量中心中相对弱小的两支力量在地区权力争夺中，为抵御苏联在亚洲的扩张，最大限度的实现国家利益而做出的现实主义的外交战略抉择。而日益深化和拓展的经济合作则已成为发展中日关系的基础。

冷战的终结，对国际关系、国际格局和地区局势均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世界巨变的潮流中，中日关系也开始了新的调整和转换。

冷战的终结和苏联在东亚事务中的退隐，使该地区出现了相对的权力真空。在此情势下，早已加入发达国家俱乐部的日本和经济迅猛发展的中国在东亚国际地位相对上升，日益显示出强大的权力投射能力。日中能否构筑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已经成为亚洲能否实现和平与稳定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同时，无论从人口、领土面积还是经济增长速度来看，亚洲对整个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日关系自然就越出单纯的双边关系的阈限，成为一种地区层面(亚洲)和全球层面中的关系。

1991年8月，日本首相海部俊树访华并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与日中关系”的演说，首次提出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概念，即日本政府要从世界局势和自身外交战略角度处理日中关系；而中国也有必要向世界开放，积极参与国际协调，成为国际上的稳定力量，进而使日中关系成为对世界作出贡献的，新型的、有利的关系。^[2]海部的演说表明，日本对中日关系的认识已经超出了过去一味强调中日亲善的基调，开始将中日两国关系置入全球治理的视野，为面向未来的中日关系注入了新的内涵。总体上看，海部以后的日本政府基本继承了“世界中的日中关系”这一基本方针，并将其作为发展日中关系的总体框架。

同样，冷战后的中国外交也因应国际形势的巨变进行了调整。中国更加强调自己作为国际社会一员的权利、责任和义务，更加自觉地采取行动与国际机制接轨，从而与各个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中的众多成员有了更多的话语沟通和相互往来。

总之，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年之后，中日双方已经结束了仅从双边角度考虑相互关系的时代。中日两国关系的着眼点已经扩大：即从过去的双边关系扩大为全亚太地区乃至全世界。这是全球化时代中日双边关系进一步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后冷战时期发展中日关系的宏观的、总体意义上的战略框架。但与此同时，引人深思的是，冷战后中日之间在政治、经济诸领域中的合作、竞争与对抗也根源于此。

二、中日关系中的变数与中国的经济安全

毋庸置疑，经济合作是中日关系发展的基础，中日邦交正常化的途径正是经济先行，民间先行。时至今日，经济因素仍然是中日关系中至关重要的考量因素。中日关系中的政治经济互动与中国的经济安全紧密相关。

目前，中日关系中主要有以下因素危及中国经济安全：

(一)日本与台湾关系问题

具有大国雄心的日本与谋求拓展所谓国际生存空间的“台独”间有可能利用政经互动，特别是经贸往来达成某种建立在共同利益上的相互妥协。在经贸合作方面，小泉首相的外交战略顾问提出的《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中指出，日本要推动成立包括日、韩、中、台及东盟的东亚经济圈，以制衡中国现正积极推动的“东盟＋1(中国)”自由贸易区。而按照日本的构想，中国不可能参与包括台湾地区在内的东亚经济圈合作，台湾地区也不可能参与“东盟＋1”。因此，中国不能够打压日本与台湾之间的全向合作。与此相应，台湾当局已试图将其面向东南亚及南太平洋国家的南向政策与日本对东南亚的援助与投资政策作一整合，以力求扩大台日双方对东南亚经济发展的影响力，弱化中国大陆对该地区经济整合力，进而形成台日主导的东亚经济圈。

在安全保障合作方面，日本已派遣一少将级武官驻台，显示出日本对台湾的安保合作重视度提升，充分表明小泉所谓的不受中国“打压”的自主性外交战略发展态势。同时，日本感到中国军事实力的增强对日本构成了威胁，对台湾也是如此，因此，日台双方安全合作的空间相当大。

小泉首相在推动日本外务省改革进程中特别强调要破除遵循惯例不敢突破的守旧心态。他甚至指责官僚们这种因循守旧的心态只得到眼前日中关系稳定的小利，但却忽略了大胆突破对日本外交利益的重要性。在台日关系上，过去日本官僚总是把台湾当成阻碍日中关系的因素之一，但小泉提出的外交战略报告却指出，台湾在日中关系正常化以来已有很大的变化，台湾已是一个“民主繁荣的国家”，日本有必要重新检讨台日关系。这其实已透露出：日本就与台湾发展新的关系，且是不受中共“压力”影响的关系作了充分的准备。对台湾而言，这是一个突破台日关系的契机。台日关系的持续升温对中国的国家经济安全构成了严峻挑战。

由于台湾海峡是中东石油运抵北太平洋的战略要冲，对石油匮乏的中日两国具有极其重要的战略价值。中国既不相信美国，也缺乏确保进口石油运输安全的远洋海军军力。对中国而言：台湾问题一日未决，海上石油的安全运输问题就一日不能掉以轻心。^[3]若日、台携手，将组成封锁中国走向太平洋的岛链。如“台独”得逞，中国将被迫一战，经济也将遭受巨大损失。而日本则既可隔岸观火，也可火中取栗，借机实现二战后数十年来的政治军事大国梦想。

(二)能源安全问题

克里孟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说：一滴油的价值相当于我们战士的一滴鲜血。石油作为一种不可取代的原料的出现，引起了主要政治大国的相对权力的变化。苏联变得更为强大，因为它在这方面可以自给自足。而日本则变得相当虚弱，因为它根本没有石油资源。^[4]

在这个石油日益匮乏的时代，国与国间围绕石油展开了日益激烈的争夺。东亚两强中国和日本也概莫能外。近年来围绕俄罗斯远东地带石油资源的争夺即为明例。

日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大国，又是一个能源贫乏的国家，绝大部分能源需进口，其中石油进口比重最大，直到1998年，石油在日本的初级能源消费中仍高达52.3％，目前日本每天430万桶石油消耗量的88％来自中东。石油安全于中国同样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目前中国的国内石油生产并不能跟上经济发展的步伐。由于中国一直保持世界上最快速的GDP增长，中国极度需要新的能源。石油进口势所必然。

据俄罗斯科学家估计，东西伯利亚靠近中国和日本，有至少100亿桶石油，超过包括阿拉斯加在内的美国已知的石油储量。但石油存在于东西伯利亚没有开发的冻土之下。俄罗斯至今缺乏开发这些资源的资金和技术。而日本在这两方面却能发挥作用。随着中日两国的主要油源中东地区潜在的动荡不定，俄罗斯远东原油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日益上升。

尽管日本外交部在其能源外交六项议题中指出：通过多边磋商(与国际组织间，诸如与国际能源署间)及一系列双边磋商(日—俄，日—中，日—印，日—伊，及日—澳)，日本促进了与能源储备相关的国际合作，同时促进了能源的储存和有效使用及替代能源的发展和使用。日本正仔细考虑深化能源部门间的相互依存以及促进亚洲国家间合作的原则。^[5]但实际上，中国和日本这两个亚洲经济巨人在寻求石油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冲突。

近年来，日本一直担心，中国扩大在远东的影响将损害日本在东北亚的经济利益。因此，争夺远东石油主动权已经成为维系日本在整个亚洲地区地位的重要举措。2002年，日本对远东石油表现出浓厚的兴趣，看到中俄安大线管道有修建的可能，日本即提出所谓的北线方案，又称安纳线，争取把管道修到远东的纳霍德卡，使日本能够首先获得远东的石油。日本政府和有关方面开始积极的游说活动。特别是在2003年5月28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总公司和俄尤科斯石油公司签署了兴建中俄原油管道的协议和600万吨原油的铁路购销合同后，日各路官员开始加紧活动，频繁来往于东京—莫斯科和东京—远东之间，致使俄在安大线修建问题上产生动摇。日本不顾中国运作在先，采取不寻常的攻击性外交手段以抢先赢得西伯利亚输油管道的铺设权，此举足以表明日本对能源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

尽管因故安大线和安纳线均未开始修建，但这一事件足以表明，为确保自身的能源安全，日本完全可能无视甚至牺牲他国的利益。在能源安全问题上，中日之间完全可能爆发零和冲突。今后，这一问题应当引起中国决策层的高度关注。

(三)地区经济一体化问题

地区经济一体化和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发展进程中并行不悖的两大潮流。它们分别在地区和全球层面上深刻地改变着国际社会的基本面貌。近年来，东亚地区主义发展迅速，但与欧洲和北美相较，还远远不够成熟。中日两国作为经济大国，两国关系的发展态势和对外政策取向对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www.xing528.com)

在国际主义和亚洲主义之间摇摆不定、寻找自己定位的日本所向往且更为实用的途径，是在一个变动中的世界同时追求多边主义和开放的地区主义。然而，回到旧的亚洲认同模式，或者坚持封闭的地区主义将会给日本、亚洲和世界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通向开放的地区主义和多边主义之路也许并非容易。国内政治结构，国内经济以及国际体系将继续影响日本对外经济政策的特性及其方向。虚弱的政治领导，国内共识的分裂，以及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失能会遏制这一态势，最终将日本，亚洲，以及世界投入失范和冲突之中。^[6]因此，作为亚洲经济巨人的日本面对东亚区域合作迅速发展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自然会采取积极进取的姿态。

《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新时代—新视野—新外交》指出，日本应推动东亚一体化进程，走在最前面，成为共同前进的共同体的核心国家。报告主张，为了与正在扩大的中国影响圈保持平衡，应首先与临近的东盟、韩国乃至台湾缔结自由贸易协定。

日本的地区一体化观其实与过去东亚经济发展的雁行模式有密切关系。所谓雁行模式，即东亚各国按要素禀赋和工业技术水平可分为三个层次，日本属第一层次，其技术先进、工业发达、资金雄厚，居于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的头雁地位；东亚四小龙属第二层次，拥有比较先进的技术，重点发展资金密集型企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中紧跟头雁；中国和东盟国家则以自然资源和劳动力资源丰富见长，重点发展劳动密集型工业，在东亚经济发展与合作中居于雁行之尾。

实际上，这是一种按照静态的比较优势理论制定的发展模式，它因袭了旧有的垂直分工的不合理性。既带有旧垂直分工的痕迹(即工业与原料的分工)，又有新垂直分工的色彩(即新兴工业与传统工业的分工)的经济发展模式，它不利于东亚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的增长，对中国等后发国家易形成制度性歧视。

长期以来，日本公司在东南亚国家占据主导地位，而最近中国正在靠拢这些国家，从而引发了日本对中国在日本后院发起新一轮竞争攻势的担忧。在2003年11月下旬自民党举行的外交关系会议上，外务省亚洲和大洋洲局长菽中三十二就日本—东盟首脑特别会议的目的进行了这样的说明：要牢牢地把东盟作为日本外交的基础，然后同中国进行较量。2003年12月，一直不愿加入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日本，与东盟国家召开了特别首脑会议，意图强化日本与东盟国家间的“传统友谊”。

为了在地区一体化进程中掌握主导权，日本还不惜采取将中国排除在优先组合对象之外的FTA(free trade agreement自由贸易协定)战略。日本的战略主要是三步：一是与韩国和东盟老五国缔结双边FTA；二是以东盟老五国双边FTA为基础，吸收其他东盟国家加入，完成与东盟整体的关系。三是以日—韩FTA和日—东盟FTA为轴心，吸收中国加入，最终实现10＋3东亚自由贸易区的目标。这实质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差别性和排他性。能否掌握主导权和控制权成为日选择FTA伙伴的基本标准，由于担心失去控制力，日本不愿将中国列入优先选择目标。这种一国主导型的地区一体化与亚洲地区多元主义的文化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自然遭到一些亚洲国家的反感。同时，这一战略的实施则有将中国边缘化的危险，中国对此必须引起重视。

三、中国的对策

中国是一个上升的经济大国，妥善处理与日本的政经关系，对中国的发展极为重要。中日双边贸易额由1980年的只有94亿美元发展到2004年的1678.9亿美元，增长了将近17倍。从1993年开始到2003年连续11年日本一直是我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双方的贸易之所以发展得这么快就是因为双方互补性强，大家互有需要。另外，这些年来，日本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也飞速增长，目前日本在中国已设立了三万多家企业，实际投资金额已经达到400多亿美元。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深化，我们国内的一些企业也开始对日本进行投资，截至到去年底，在日本投资的企业已经有130家，所以两国企业之间的经济合作也发展得很好。目前，中日经济合作不断扩大，双边贸易额去年已经突破1000亿美元，日对华投资实际到位资金391亿美元，2003年10月，日本出口增长中的63％依赖向大陆和香港的出口。^[7]中日双方的相互依存已日益加深。中日经济合作的总体势头看好。基于日中关系是协调与共存，竞争与摩擦相互交错的关系，中国应采取的对策是：

(一)加快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的步伐

牵制日本—东盟特别首脑会议和日本—东盟自由贸易协定。新加坡李光耀指出，东亚地区，中国冲锋在前，日本节节败退趋势已经定型。由于日本经济未能恢复，因此无法制止中国夺取主导权。当然，中国所倡导的是一种平等、互信、互利的关系。毕竟，东亚能否保持地区稳定，经济繁荣，能否发展成为一个富有凝聚力的地区，取决于日本、朝鲜半岛、中国经济区和东盟自由贸易区四方各自的政策及相互尊重与平等合作。其中的任何一方都不能以领导者自居，谋求建立经济的、政治的或军事的霸权。

(二)在日本无法深入参与该地区安全保障的基础上，强化10＋3，将其作为地区安全与稳定的结构

东亚地区没有类似欧洲联盟、北约、里约条约或美洲国家组织的国际制度。相比欧洲和美洲而言，东亚地区的安全威胁更为突出，双边关系更为重要。因此，东亚图景中的现实主义因素更为显著。而10＋3的建立和强化，无疑是向制度化方向大为迈进了一步。目前，中国已先于日本，同泰国的农产品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生效。驻泰的日本企业干部评价说：中国正在积极制定把日本排除在外的经济框架。

(三)实现雁行模式向网络模式的顺利转型

金融危机后的东亚正在进行新的企业和产业重组，且与世界经济加强了联系，东亚作为世界工厂特别是信息技术产品和零部件制造据点的地位没有下降。在此背景下，对日、美、欧跨国企业战略而言，亚洲地区和企业越来越变成了不可缺少的伙伴。信息技术革命和产业特点给亚洲的区域内分工结构带来了变化。各国重建金融体系，推进企业改革，采用各种欧美标准，经济政策的基本理念和姿态都摆脱了经济本位型权威主义，出现保持步调一致的征兆，各国宏观经济和金融财政政策的共同点越来越多，这使整个亚洲地区的协调和构筑各种网络变得容易。

重新走上增长轨道的亚洲经济，在人员、物资和资金的流动以及各国政府的政策等方面，已经形成一个多样化的网络，且该网络日益完善，出现与过去雁行模式大不相同的发展模式。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化和经济全球化，过去的雁行模式积累起来的人才、物资和资金，以跨国企业为龙头，正在朝着新的方向发展。跨国企业在亚洲建立了有利于生产、销售和出口的产业链，加强了连接发达国家企业和亚洲企业的网络。

在经受金融危机打击后，各国一边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方案和指导采取对策，一边重新赢得金融市场、投资者和跨国企业的信任，充实各种国际标准，优先实施了有利于建立连接市场和网络的政策，重建金融体制，放宽外资企业的准入与投资限制，完善经济和金融法律制度等。出现危机前从未有过的各种建立并加强合作的动向，例如签订双边和地区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加强货币防范风险合作等。中国在此进程中完全可以发挥一个大国的作用，这样，无疑是对日本在区域一体化中使中国弱化和边缘化的战略最有效的回应。

结束语

未来的亚洲，究竟是因地区主义的继续发展而像欧盟一样走向一体化，还是日中永远不能和解，进而导致亚洲地区主义以虚幻而告终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经济的增长所导致的跨国经济联系能够增强区域安全。

诚如新自由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经济相互依存的增长减少了国际关系中对武力的使用。各种形式的跨国经济行为能够潜在地促进国际和平。长期研究亚洲安全的专家罗伯特·斯卡拉皮诺曾言，错综复杂且相互交织的经济联系将各国联系在一起，将减少各国诉诸武力来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动机。由于冲突将会扰乱各国的经济，地区冲突的成本正快速地增长。在当前以及未来，一国与任何一邻国间的任何一场战争所带来的影响将深深渗入到一国自身的经济体系之中。

只有实现经济相互依存的日益深化和政治、经济良性互动的日益增强，中日关系才能有光明的未来。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洲太平洋研究所研究人员、博士)

【注释】

[1]参看杨丹志：《东亚安全困境及其出路》，《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9期。

[2]赵宝熙：《21世纪中国对日关系刍议》，选自李玉、汤重南主编：《21世纪中国与日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11页。

[3]可参见台湾淡江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杨志恒：《台日关系的挑战与展望》，[中国]台湾，《交流》杂志，2003年4月第58期，第29页。

[4][美]汉斯·J.摩根索：《国家间政治——寻求权力与和平的斗争》(徐昕等译)，王辑思校，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58－159页。

[5]参见日本外务省(The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英文网站文件“Strategy and Approaches of Japans Energy Diplomacy”，网址http://www.mofa.go.jp/.

[6]lnoguchi Takasbi and Purnendra Jain ed，Japanese Foreign Policy Today，(c)2000 byInoguchi Takashi and Pumendra Jain，2000，page 81.

[7]商务部对外经济贸易研究院的研究员徐长文谈中日经贸关系，人民网http://www.people.com.cn.2005年4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