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合作：经贸合作成果与未来前景

中欧关系及其未来走向

王　禾

冷战结束后，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在新世纪初，尽管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又有新的表现，民族、宗教矛盾和地区冲突不断发生，恐怖主义势力猖獗，南北差距进一步扩大，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这既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难得的战略机遇期，又使中国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如何把握机遇，沉着应对各种困难，确定新形势下的国家安全战略，是我国外交工作的当务之急，而中欧关系的发展，则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内容之一。

一、中欧关系的现状

由于中欧之间不存在重大的利害冲突和地缘政治利益，双方有着巨大的合作潜力，特别是中国长期坚持“相互尊重、求同存异、互补互利、促进共同发展”的对欧政策，使得冷战结束后中欧关系非但未降温，反而出现了升温的趋势。

目前的中欧关系，最引人注目、也是最有成效的是双方在经贸领域的合作。据统计，2001年，中欧双边贸易额达690亿美元，仅次于美国和日本，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三大贸易伙伴。而且，欧盟还是中国重要的投资伙伴和先进机械设备的供应者。截止到2000年4月，欧盟各国在华直接投资项目达10589个，协议投资总金额近430亿美元，实际投资额为227亿美元。同年，欧盟在中国投资的合同金额和实际投资金额都超过了美国：在合同投资中，美国占12.83％，欧盟占14.20％；在实际投资中，美国占10.77％，欧盟占11％。^[1]欧盟和中国在经济上不仅来往密切，而且双方在许多方面有很强的互补性，从而使得彼此的合作具有较大的潜力。例如，欧盟的航空、汽车、能源、环保、通讯、精密仪器等领域的先进技术与最新产品，既对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又解决了其因欧洲市场相对饱和而急需的商品和资金的销售、投放市场。而中国在购进欧盟知识密集型产品的同时，也向欧盟出口纺织品、日用品、玩具、小五金等劳动密集型产品，弥补了欧盟市场此类商品的短缺状况。目前，中欧在计算机软件、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重要高新科技项目上的战略性合作业已启动。

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欧洲一体化进程的加速，欧盟不断调整其对华政策，并对中欧关系进行新的定位，双方的政治关系也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欧盟在1994年制定的《亚洲新战略》，是把中国作为“开发亚洲市场新战略的重点”；1995年公布的《欧盟—中国长期政策》文件，把对华关系作为“欧盟与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发展的一块基石”，提出与中国全面发展政治、经济和贸易关系；1996年提出的《欧盟对华合作新战略》，强调对华政策的“全面性、长期性和独立性”；1998年3月25日，欧盟重新估价与中国的关系，进而通过了《与中国建立全面伙伴关系》的战略性文件，把欧中政治关系置于同欧美、欧日及欧俄关系同等重要的地位，强调“同中国这个新兴的经济和政治力量接触，以及使中国融入国际社会，可能是欧洲和其他伙伴在21世纪面临的最重要的对外政策挑战之一”。^[2]2001年5月15日，欧盟执委会又发表了题为《欧盟对华战略、执行1998年报告和更有效的欧盟政策未来步骤》的文件，表明了欧盟对华政策的连续性和不断发展的过程。该文件对中国在未来国际社会中的影响和作用，做出了前瞻性的充分肯定。2002年3月1日，欧盟委员会又通过了《对华合作战略报告》，表示要继续支持中国经济、社会改革的持续发展，加强与中国在“体制建设、政策、人力资源、管理技术、规则体系和标准、技术利用等方面的合作”。这标志着中欧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1998年4月，朱镕基总理同欧盟当值主席英国首相布莱尔和欧盟委员会主席桑特举行中国与欧盟领导人首次会晤，确立了常设性的首脑对话机制。朱镕基总理提出与欧洲合作的四项主张，即不断扩大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加强科技领域的合作，为此建议召开亚欧科技部长会议；密切金融领域的国际合作，以共同防范和抵御金融风险；加强政治对话与磋商，妥善处理彼此间的分歧，用对话代替对抗，以合作代替冲突，使中欧伙伴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持久的基础上。近年来，中国与欧盟之间的高层互访不断。葡萄牙总理、卢森堡首相、意大利总统、爱尔兰总理、法国总理、英国首相、德国总理、芬兰总理、比利时首相及欧盟委员会主席等欧盟政要相继访华。与此相对应，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副主席胡锦涛、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副总理李岚清、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全国政协主席李瑞环等中国主要领导人相继访问了欧盟有关国家。这种高层互访和交流，为全方位改善和发展中欧关系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特别是江泽民主席在2002年4月8—14日对德国进行了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双方在发展两国关系和一系列重大国际问题上达成了许多共识，标志着中德关系达到了新的较高水平。

2004年12月7日至9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赴海牙参加第七次中欧领导人会晤，这是中欧关系发展史上的一件大事。同时，由于本次中欧峰会是在新一届欧盟委员会刚刚上任后举行的，而且从2004年5月开始，欧盟已经扩大到了25国，因此，扩大后的欧盟如何发展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这次中欧峰会的成果显著，双方共签署了8个协议和文件，欧盟领导人会后纷纷表示，中国已经成为当今国际社会的重要一员，发展中欧关系是本届欧盟委员会的重要目标，符合中欧双方的利益。

总之，欧盟与中国互为对方的重要市场，欧盟同时也是中国重要的资金、技术来源，双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上有共同的见解。例如，双方都主张建立多极世界的国际关系民主结构；都支持各国平等地参与国际事务；都希望用对话和协商的方式解决国际争端。由于中国与欧盟没有直接的利害冲突，所以目前双方在政治、经济上的关系均是良好的，这也是我国对欧外交面临的难得机遇期。

二、影响中欧关系健康发展的不利因素

在客观分析中欧关系现状、肯定双方关系发展适逢良机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有一些不利因素使我国的对欧外交面临着挑战。

首先，欧盟密切与中国合作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是为了欧盟各国利益或作为整体的欧洲利益，而不是要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救世主”或使中国尽快强大起来。他们虽然看好中国的市场，但更多的动因还在于要把中国作为其产品销售地和资金投放地，一旦他们感到中国强大起来带给自己的竞争压力，就会想方设法制约和限制我国的发展，例如制造各种贸易摩擦、以所谓反倾销为由限制中国商品进口等。2004年10月12日，欧盟宣布要通过各种措施来限制中国纺织服装对欧出口激增。其主要手段有四种：建立预警机制，了解我纺织品对欧出口情况；取消对中国纺织品的普惠制待遇；通过扶持竞争对手，削弱中国纺织品的竞争力和提高对进口纺织品的环保要求，构筑“绿色壁垒”。另一个经济方面的难点问题是承认中国的完全市场经济地位。由于政治因素和欧盟换届的影响，这一问题在短时期内还不能得到完全的解决。因此，中欧之间在经济贸易方面的分歧与矛盾将是不可避免的。

其次，欧盟对华政策的一个战略取向，是期望中国的变革最终导致中国放弃现行政治体制，并试图对中国的外交政策施加影响。在欧盟2002年的《对华合作战略报告》中就明确提出：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动机，就是把中国进一步纳入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为主的国际社会；支持中国在法制和尊重人权的基础上向开放性社会转型；希望中国的立法与联合国关于公民和政治权利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的条款一致等。可见，欧盟热心于同中国的政治对话，其终极目的就是希望中国在经济、社会、意识形态、政治等各个方面全盘西化。只要我们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立场，势必会同欧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产生分歧和摩擦，斗争是难免的。因此，我们要充分意识到，中欧关系的发展不可能一帆风顺，而将会遇到种种曲折和艰辛。

再次，中国同欧盟之间毕竟有着不同的历史文化、不同的社会制度、不同的是非标准和行为准则。在意识形态方面，欧洲议会在宗教、人权、西藏等问题上，对中国进行了一些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谴责。虽然欧盟在1998年2月决定，今后在联合国人权会议上，无论作为整体还是单个成员国，都不再提出、也不再支持谴责中国人权记录的决议案，从而结束了欧中在人权问题上的公开对抗。但是，随着以美国为典型的“新干涉主义”的日益嚣张，欧盟非但不能采取有效的举措加以遏制，反而在某些重大国际问题上采取姑息、甚至追随美国的立场。特别是欧盟正在整合其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使得中国的对欧外交工作重点由原来的双边关系转向欧盟整体，不仅增加了工作的难度，而且将在人权问题、劳工标准等问题上引发新的矛盾与争执，势必会影响中欧关系的顺利发展。(www.xing528.com)

最近，欧盟正在考虑是否解除对华军售禁令。这本是一个对中欧关系有着积极影响的举动。但是，由于美国和日本对欧盟的这一举动持反对意见，所以，对华军售问题成为中欧关系发展中的一个极为不确定的因素。对美国而言，如果欧盟最终决定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将会严重打击美国在欧洲的主导地位；同时，也将对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对中国实施的“遏制”战略造成重大影响。而对日本来说，他们害怕中国在得到欧盟的军事技术支持后，更加增强了自身实力，对日本在亚洲的地位造成猛烈的冲击。由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所以欧盟在讨论对华军售问题的时候，不得不考虑美国的态度。对此，中方表示，解除对华军售禁令是一个积极的措施，中国希望在这一问题上的一切政治歧视早日消除。

由此看来，中欧关系的发展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存在着很多艰难险阻，应引起我们的充分重视。

三、新世纪中国对欧外交战略思考

尽管中欧关系中存在着一些障碍，并对我国的外交工作构成不同程度的挑战，但双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始终是主流。在21世纪，只要中国审时度势，战略定位准确，抓住机遇，采用灵活的外交策略，就可以趋利避害，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开创良好的国际环境。

首先，我们要从中国的对外政策目标出发，利用欧盟寻求在21世纪的多极世界中成为独立一极的构想，积极应对欧盟新的对华政策，因势利导，确保中欧伙伴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和持久的基础之上。欧盟大力加强对华关系，既有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也有战略上的考虑。即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增强，中国在西欧国家心目中的战略地位进一步提高，使欧盟认识到，在当今世界上，没有中国的参与和支持，任何重大国际问题都难以解决，因此希望同中国发展良好的政治关系，以取得中国在解决全球热点地区危机冲突等方面的支持和合作，进而利用和借重中国来平衡与美、俄、日大国的关系。中国应响应欧盟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性，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共同把中欧关系推上一个新台阶。

其次，尤其要注重发展与欧盟中关键国家的关系。德国拥有强大的经济力量，多年来一直稳坐世界第三经济大国的交椅，是欧盟的经济支柱和主要领导者。近年来，德国以其经济力量为后盾，外交上独立自主意识加强，在欧洲一体化建设、北约东扩、维持和平行动、对外援助等方面积极扮演大国的角色，并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对美国一意孤行的单边主义提出了挑战。从客观上讲，德国以及欧盟寻求独立的愿望，既有利于世界多极化格局的发展，也有利于中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因此，对于德国成为“政治大国”的意愿，中国应给予恰当的正面评价，以便进一步提升两国的战略伙伴关系。法国、英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是世界上有影响的国家，对国际事务负有重要责任。中国应致力于同主要的西欧大国在双边基础上建立全面合作伙伴关系，这将有助于促进欧盟国家在发展对华关系方面形成良性互动，增强彼此的国际地位和利益。

再次，在反对美国单极霸权方面，欧盟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欧盟是中国和第三世界国家反对霸权主义、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事业中可以借助的力量。因此，中国应积极主动，努力提高双边、多边政治对话的层次，加强与欧盟在政治领域的合作；促进欧盟了解中国和平统一的对台政策和反对台独的坚定立场，防止欧盟国家向台湾出售武器或提升与台湾的关系；防止欧盟追随美国在地区和世界事务中推行强权政治；旗帜鲜明地反对打着“人权高于主权”的旗号，对中国施加压力的人权外交。

正如温家宝总理参加中欧峰会时所说的，中欧现在既是在同一条船上，又同在一座桥上。中欧之间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拥有广泛的共同利益，有合作的需要，所以是在一条船上；同时，又因为历史传统的差异和在一些问题上的分歧，中欧又是在同一座沟通的桥上。^[3]中欧双方应该本着“求同存异”的精神，不断扩大共同利益，缩小差异和分歧。

总之，中欧长期稳定的全面合作伙伴关系，是符合双方根本利益的长远目标，中欧合作对于双方利害重大。只要双方都能从战略的高度处理可能出现的各种问题与分歧，本着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原则，21世纪的中欧关系应该是良好的。

(作者系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研究生)

【注释】

[1]中国外经贸部：《2001年外资统计》。

[2]路透社布鲁塞尔3月25日电。

[3]《环球时报》，2004年12月3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