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与沙特关系走势分析
高祖贵
“9·11”后，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国家关系的走向成为影响国际格局演变的重要因素。其中，美国与沙特阿拉伯关系的变化尤其受人瞩目。本文拟对美沙关系的特点、矛盾、矛盾实质和发展趋势等进行简要分析。
一、美沙关系的特点
美国与沙特本既没有共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更缺乏共同的价值观，其战略盟友关系是典型的国家间利益的结合，一定程度上堪称“石油＋经济＋军事”的利益共同体。
美沙共同利益的核心是石油，石油联系是两国关系的起点与基石。20世纪30年代初，美国石油勘探队员到沙特东部寻找石油，美国石油公司随之在沙特获取大片石油租让地。之后，两国关系由石油合作向经济、政治和军事等领域逐步扩展。沙特的石油储量是世界首位，石油探明储量约为2500亿桶，占世界石油储量的1/6，[1]石油生产与输出也居世界第一。对于经济结构相对单一的沙特来说，石油收入极其重要，直接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兴衰以及社会的发展和稳定，而美国是其石油输出的首要对象，也是石油收入的最大来源。美国是世界最大的石油消费国，每天消费2000万桶石油(其中900万桶即45％需要进口)，占世界每天的消费总额的1/5。[2]对美国而言，沙特是其石油进口的主要来源。1991年从沙特进口的石油占美国全部进口石油的24％；2001年(头9个月)这一比例下降为15％，但沙特仍是向美国提供石油最多的国家(与加拿大并列)，是美国内石油消费的8％。[3]而且，沙特为维护作为首要供油者的地位，并由此确保在华盛顿的政治影响力，销往美国的石油价格多年来一直比卖给欧洲和东亚的石油每桶便宜1美元，美国每年从中得到6.2亿美元的实惠。[4]另外，沙特作为欧佩克的重要成员可通过该组织影响国际石油价格，这对于需要从国际市场上大量购买石油的美国意义同样巨大。换句话说，沙特石油不仅能直接而且能间接地影响美国进口石油的价格甚至危及其能源安全。
受石油关系影响，两国经济合作密切。沙特是中东第一经济大国(财富主要来自石油收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按成员国提供贷款数额多寡的排名中居第六位，被誉为“超级金融大国”。自1939年5月1日第一船原油启运，尤其六七十年代石油国有化和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后的油价暴涨之后，以石油美元为象征的巨额财富急剧增长，沙特很快从以游牧业为主的穷国发展成为世界富国之一。“从沙特人变富那一刻起，渴望与他们分享财富的美国人的愿望就得以实现了”。[5]一方面，美国通过参与沙特现代化进程获取了大量经济利益。1974年美沙签署经济合作协议，美国公司获得沙特数百个大型建设项目的合同。同时，“美沙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成立，指导创建了沙特几乎所有的银行系统、金融市场以及许多政府机构，而一切费用均由沙方承担。此外，美国还向沙特提供现代化建设所需各种技术与设备，有关机构和人员在此过程中向沙特索要高价并大肆接受沙方“馈赠”。例如，工程实际所需资金为60亿美元，沙方却要根据“合同”向美国公司支付140亿美元。据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最新透露，30多年来沙特花费了4000亿美元来建设现代化国家，其中可能有500亿美元流失于此类“腐败和管理不善”。[6]另一方面，沙特通过购买美国政府债券和股票等形式在美进行大规模投资，正如负责近东事务的前助理国务卿爱德华·沃克坦言，美国“确实从沙特得到了许多钱”。[7]
作为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美沙军事合作关系大致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美国对沙特的军事渗透时期(1943—1973)；沙特借助美国力量扩充军力时期(1974—1979)；美国全力支持沙特以保卫波斯湾石油的时期(1980—1990)；美沙军事合作顶峰时期(1991之后)。[8]其间，两国先后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吉达机场(租借权)协定》、《经济军事协定》等合作条约；海湾战争后美国在沙特获得了觊觎已久的军事基地，真正实现了军事存在(目前大约驻有5000名美军、6个爱国者导弹群、100架作战飞机等)；沙特成为美军火制造商多年的最大客户，不仅以高价购买包括F－15和F－16战斗机在内的各种美式武器及零部件，还聘请美国帮助建造军事设施和训练军队，沙已经向美国支付了1000多亿美元。仅海湾战争后，沙特就为美国等支付了约600亿美元战争费用的大部分，还同美国军火商新签订了330亿美元的武器采购合同。
虽然利益紧密结合，也不排除两国存有利益矛盾。美国与沙特本是政治、经济和文化迥异的国家。沙特实行政教合一的君主制，由庞大的沙特家族统治，在阿拉伯(伊斯兰)世界享有举足轻重的“领袖”地位。它没有宪法和议会，伊斯兰教的《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就是国家法律依据，支配着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美国则是西方政治、经济、文化体系的“首席代表”，崇尚自由、民主和人权等价值观。在它看来，沙特不仅没有舆论自由和透明的立法制度，不能保障人权，而且在世界许多地方资助伊斯兰教的传播，并与西方视为“威胁”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势力进行合作。此外，两国分别是全球超级大国和地区重要国家，地位悬殊巨大，双方利益关切和发展关系存在严重的不协调。
二、“9·11事件”的冲击与矛盾凸显
美沙利益的结合使得两国战略盟友关系稳定发展，两国利益关切的天然差异和不对称所产生的分歧却不时引发关系危机，甚至衍生新的矛盾与冲突。20世纪70年代两国关系因阿以冲突陷入危机，“9·11事件”后再度陷入空前困难时期，矛盾与分歧急剧表面化。
“9·11事件”是在巴以冲突不断加剧的背景下发生的，又被认为是美国长期偏袒以色列的直接后果，因此美沙矛盾首先在巴以问题上突出表现出来。小布什上台后对不断恶化的巴以局势采取“超脱”态度，甚至纵容沙龙政府对巴实施大规模军事打击，致使美沙关系陷入紧张状态。2001年8月24日，小布什表示“以色列人不会在恐怖分子的威胁下进行谈判”，并“强烈敦促阿拉法特先生做出100％的努力以阻止恐怖活动发生”；沙特王储阿卜杜拉从电视上听到这一态度，立即指示沙特驻美大使班达尔照会布什政府，沙特将与美分道扬镳，“勇敢地捍卫自身利益”，并“重新安排在中东的生活”。[9]“9·11”后，美国社会对沙特进行强烈“泄愤”攻击。沙方则批评美长期偏袒以色列尤其布什政府的“无为”政策导致巴以冲突长期化。[10]2002年3月阿盟第十四次首脑会议正式通过沙特王储阿卜杜拉提出的中东和平新建议，布什政府给予积极评价并逐步介入巴以冲突，美沙之间一度出现“分工合作”、共同推动巴以和平进程的良好局面。但布什总统6月24日提出的“中东和平新政策”却呼吁巴勒斯坦人通过民主改革和选举罢免阿拉法特的领导权，将能否实现和平的责任近乎全部交由巴方承担，致使一贯支持阿拉法特的沙特政府再度陷入尴尬境地。
意义更为深刻的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即对伊斯兰教瓦哈比派的态度发生了根本对立。“9·11”后，由于本·拉登和其他15名嫌疑犯均为沙特国教伊斯兰瓦哈比派信徒，美国民众和媒体将罪责归咎于宗教的狂热与唆使，认为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培育过激行为、不宽容并产生暴力的温床；它“在伊斯兰世界地位上升并超越沙特的控制范围，是9月11日恐怖袭击事件的核心根源”，“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就是其产物。他们进而判定“沙特社会处于自己信奉的宗教与无情的现代媒体所形成的夹缝中，对美国及其盟国、阿拉伯和非阿拉伯国家都是固有的威胁，而且从本质上它就只可能是一种威胁”。他们甚至指出“美国不应‘学着’与沙特长期共存，也决不能指望受瓦哈比教激励并控制着汉志(阿拉伯西部伊斯兰教国)和大量石油财富的国家从美国利益或价值观角度来考虑问题”。[11]可对于沙特来说，伊斯兰教瓦哈比派是其国教，自1744年伊本·沙特与瓦哈比派创始人阿布·瓦哈比结盟以来，沙特王室与伊斯兰教瓦哈比派已形成一种共生关系：瓦哈比的后代主导着全国宗教机构，对国民教育具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教会赋予王室统治合法性，并定期发布“法塔瓦”(宗教司法建议)，用伊斯兰教的教义来阐释王室政策的合法性。作为教派发展的“合理”追求，瓦哈比派在国内发展势力的同时还通过援建清真寺、帮助培训神职人员等途径，鼓励和支持该教派在别国的传播。因此，面对美方对沙特意识形态的谴责或“非议”，沙特王室起而回击以捍卫其信仰。
同时，两国围绕美军事存在的争议明显加剧。一方面，双方对两国防务关系的看法分歧扩大。虽然双方曾商定一旦沙特和海湾遭受侵略，美国即可在沙特驻军，但美希望沙方将这种合作扩展到其他对美利益重要的军事使命；沙则认为所谓对美重要的利益主要与执行伊拉克“禁飞区”的计划相关，使用驻沙空军和军事设施轰炸伊南部“禁飞区”等“不一定”符合沙自身利益。[12]而且，沙特每年要为美军事存在支付8000万到1亿美元的费用。随着上世纪90年代石油收入急剧下降，这笔费用已成为沙特政府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驻沙美军的傲慢和不法行为以及美机经常轰炸伊“禁飞区”平民，激起沙特社会日益强烈的不满和怨恨情绪；美军及其设施遭受袭击和破坏的事件时有发生；沙特民众和美国政府对沙特王室的双重压力日渐增大。“9·11”后上述矛盾进一步突出。2002年1月，沙特高官表示一旦阿富汗战争结束，政府可能要求美国停止使用沙空军基地；白宫“总管”安德鲁·卡德对此予以证实并预测“此事将会发生”。[13]之后，美官员表示，国防部已制定将设在沙特的指挥部迁往卡塔尔的详细计划，正把一些飞机和弹药从沙特撤出。[14]
两国对地区局势的认识与政策分歧也在扩大。美国认为阿以冲突和两伊问题是影响中东地区安全的两大因素，其中东政策的着力点摇摆于推进阿以和平进程和保障海湾安全之间。冷战后克林顿政府的中东政策将二者联系起来考虑，并力图在前者上取得重大进展。小布什上台尤其“9·11”后则力图将二者割裂开来并极力先解决海湾的问题。与之不同，沙特政府始终认为以巴勒斯坦问题为核心的阿以冲突是影响中东地区和平与发展最重要的原因，坚持敦促美首先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取得突破直至最终解决冲突。在海湾，海湾战争后美国一直认为两伊是该地区安全的主要威胁并对其实行“双重遏制”。“9·11”后，布什政府相继提出“邪恶轴心”论和“先发制人”战略，将对伊拉克、伊朗和利比亚等进行打压。[15]沙特则认为受到削弱的萨达姆政权不再构成威胁，积极谋求与伊拉克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及相互开放边境和发展经贸往来等，反对美对伊进行军事打击并拒绝为此提供帮助；[16]同时与伊朗实现关系缓和并就地区和国际问题加强协调与磋商。
三、矛盾的实质
上述分歧与矛盾既是美沙固有利益矛盾在外界冲击下的反映，更是两国利益需求在新形势下变化所致。
从美国方面看，冷战后它在中东的利益作为其全球利益的重要部分，大致分为三个层次：(1)生死攸关的利益，包括以色列作为自由国家存在，世界能源供应不出现任何持续性削减，该地区任何敌视美国的国家都无法获取新的或更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2)非常重要的利益，诸如波斯湾不存在任何敌对的地区强国，中东和平进程继续推进，与该地区亲西方的阿拉伯政权以及能在国内维护统治地位的政权保持良好关系，地区恐怖主义受到遏制等；(3)重要利益，即该地区各国都采取或保持温和的统治形式，并越来越尊重基本人权。[17]受这些利益所影响，冷战后美国的中东战略和政策一直努力实现两个平衡：保护以色列的安全和维持与温和阿拉伯国家良好关系之间的平衡；确保能源(主要是石油)供应、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MDW)扩散、打击恐怖主义极端势力等现实主义目标同扩展民主、促进人权等理想主义目标之间的平衡，并且据此采取积极推动中东和平进程和遏制两伊的政策选择。小布什上台尤其“9·11事件”后，美国在中东的上述利益虽然尚未发生重大改变，但侧重点和政策倾向却发生了明显变化。由于“反恐”和“反扩散”，尤其是防止恐怖主义势力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结合成为美国安全利益的首要关切，“先发制人”即在威胁形成之前就将其铲除的战略日渐成为美国新的选择，因此布什政府认定主要集中于中东的“邪恶轴心”及其外围国家是美国首先打压的目标，美国要通过“反恐”和“反扩散”重塑地区秩序，并以更换政权和扩展民主的方式来遏制和铲除恐怖主义及伊斯兰极端势力。[18]
从沙特方面看，在美国领导的“多国部队”将伊拉克军队赶出科威特，使其面临的现实威胁减弱之后，其首要安全利益是借助美国的力量防止伊拉克、伊朗等国再度对其构成现实威胁。随着地区形势十余年的发展，尤其是伊拉克因受美国长期制裁而力量衰弱，沙特面临的首要威胁已不再来自外部而是来自国内。目前沙特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正逐步进入充满危险的关键时期。在政治层面，沙特已进入权力交接和权力结构调整的危险期，王室权力争斗的可能性明显增大，民众激烈的反美反以情绪与极端势力相互助长，庞大的瓦哈比派教会势力与王室的关系出现分裂迹象；在经济和社会发展层面，石油收入下降和高失业率孕育着爆发严重社会危机的因素。因此，沙特当前的首要利益就是在促进国内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同时，努力维护地区稳定，防止国内民众“反美”、“反以”情绪过度高涨、瓦哈比派宗教势力与王室关系恶化等问题引发政治危机，维持政权的合法性基础，继续保持王室的统治地位。[19]这就决定了沙特在对外政策选择上非常强调解决巴以冲突优先、反对打击伊拉克和避免海湾地区出现新的动荡，以及在政治民主改革和伊斯兰极端势力等关乎政教合一政体、伊斯兰教瓦哈比派作为信仰和生活方式名誉的问题上采取非常谨慎的态度。[20]
由此可见，冷战后美国以“求稳”为主要特征的利益排序及战略或政策选择需要沙特保持稳定，也符合沙特“求安全”的迫切愿望。小布什上台后，美战略和政策取向于“求变”、“求战”为主。这种转变不仅与沙特乃至整个中东地区“求稳定”、“求和平”的利益需求根本悖逆，并将沙特外交逼入非此即彼的死角。[21]正如一位专栏评论家所明确指出的，“无论难易，改变伊拉克政权都不会是‘9·11’后美国所采取的此类行动的第一个。阿富汗政权已经被改变了。沙特阿拉伯政权可能被美国对伊拉克行动产生的冲击所改变，如果这个行动被视为民主化的序曲，那更是如此。沙特王室近乎肯定是一个行之将死的政权。”[22]所以，“9·11”后沙特王室“反美”，是维护自身根本制度、统治基础和统治地位所需，事关政权命运乃至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前途；而美国“反恐”、“反扩散”和“改变极端政权”是为其本土安全计，事关国家命运乃至“西方文明”的发展，这就决定了两国此番矛盾冲突具有相当程度的不可妥协性。
四、前景评估
美沙关系的特点和矛盾的实质决定了两国关系既牢固又脆弱。说其“牢固”，即只要共同利益需求大于分歧，双方就仍能维持较为正常的关系；说其“脆弱”，即只要存在或出现利益冲突，双方关系就在根本上存在或产生分歧，并且一旦利益分歧超过共同需求，双方关系将发生急剧恶变。当前美沙关系正处于利益分歧扩大但尚未超过共同需求的演变期间。从近期看，美沙共同利益需求仍大于分歧，因此双方战略盟友关系尚不至于发生重大而剧烈的变化。
首先，美沙关系在曲折反复中沉淀了较好的历史基础。自1943年7月美国第一个军事代表团抵达沙特，两国就开始建立战略关系。[23]1945年2月28日，罗斯福总统与沙特国王阿卜杜拉·阿齐兹在停泊于红海的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上举行历史性会晤。冷战时期，美战略制定者将沙特和伊朗视为美在海湾的两根“支柱”，“从哈里·杜鲁门到罗纳德·里根，每一届美国总统也都明确表示，美国将保护沙特阿拉伯王国的领土完整”[24]。特别是在1979年伊朗发生伊斯兰革命后，沙特作为美国在海湾地区的惟一“支柱”，战略地位更加突出。冷战后，沙特的重要性明显提高，越发成为美能否实现其在海湾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利益的关键因素之一。它既是美遏制伊朗、伊拉克的重要军事基地和可资甚至赖以利用的力量，也是美比较可靠的石油供给国，还是美影响整个阿拉伯世界对美政策以及遏制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发展的重要渠道和壁垒。“9·11”后，虽然美沙关系遭受强烈冲击，但两国相互战略需求尚未发生根本改变：于美而言，保持较好的对沙关系仍是其实现对海湾、中东乃至整个阿拉伯(伊斯兰)世界的战略的重要一环；于沙而言，维护对美盟友关系依旧是其对外战略的首要任务，对美关系好坏将直接影响其周边国际环境甚至国内稳定与发展。
其次，美沙之间利益基础尚在，且相互需求仍高。在石油方面，沙特作为世界头号石油储量、生产、输出国同美国作为世界头号石油消费国之间特有的、休戚与共的石油利益共同体联系，尚未发生根本改变。根据美有关机构的研究结论，在可预见的将来，尽管俄罗斯、里海等国家和地区的石油生产前景强烈冲击国际能源市场，但美国仍将依赖海湾地区的石油；沙特继续是世界石油的最大来源，它作为世界石油生产的“中央银行”有能力快速、廉价、大幅度地改变石油供应；因此美国应保护沙特政府的统治地位，以维持美沙之间长期形成的良好的石油合作关系。[25]在经济方面，沙特3/4的海外投资即5000－7000亿美元在美国，[26]这笔规模庞大的资金对于美国保持金融市场稳定和发展经济非常重要，在当前美国设法“反萧条”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在军事方面，美国若要确保军方利益一定程度上就意味着继续设法获取沙特的“石油美元”；要维护在海湾乃至中东的主导地位在相当程度上仍需得到沙特的军事支持。没有沙特的政治支持或“默然同意”以及不能使用沙特的空军基地、港口等设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将变得非常困难。[27]而沙特无论在整体安全、战略防御还是在武器装备供应、军队训练和军事设施建设等方面，也在很大程度上依靠美国，至少需同美保持较好的关系。
再次，长期形成的社会和文化联系作为稳定双方关系的无形力量能发挥一定作用。一方面，沙特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一直慷慨使用大笔美元结交和拉拢大批美国政要，甚至为中情局等机构的“秘密行动”提供资金支持，使两国精英集团结下了复杂、深厚的利益关系。据透露，沙特对美国现代每位总统的图书馆都作过大笔“捐赠”，对现任和卸任总统等要人经常进行慷慨的“慈善捐助”。1992年克林顿当选总统后，沙特即向阿肯色州立大学中东研究项目捐助2000万美元，满足了这位候任总统的愿望。另一方面，大批沙特学生和其他人员到美接受教育和各种培训，并在回国后获得要职或已定居美国。20世纪五六十年代，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向美国大学派送了数百名沙特人；七八十年代，沙特政府资助数万名学生到美接受大学教育；仅2000年在美各大学就读的学生就有5000人。现在，沙政府机构和企业的中、高层管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以及高等院校教师基本上都接受过美国高等教育；30名政府部长中有21人具有“美国学位”，其中16人有博士学位；在美拥有房子或公寓的沙特人估计已达10万之多。[28]
最后，两国政府仍积极努力维护关系。“9·11”后，双方尽量保持克制，避免相互刺激，努力防止矛盾与问题扩大。布什政府在伊斯兰极端势力等沙特敏感的问题上十分谨慎，即使国内对沙特的责难声四起也未将其列为“邪恶轴心”国。沙特则用石油作为“大礼”对“受伤的盟友”表示支持和慰问，不仅迅速决定放弃对欧佩克其他国家做出的石油减产承诺，而且紧急向美国额外运送900万桶石油以确保美石油供应充足，还在随后两周连续每天使用自己的油船向美国输送50万桶石油，促使原油价格从8月末的28美元/桶下降为之后几周的20美元/桶，让美消费者用上廉价汽油。同时，沙特还拿出数千万美元在美国展开大规模的公关活动，力图恢复人们对沙美“特殊关系”的信心。此外，两国继续就巴以冲突、伊拉克问题、金融领域加强反恐合作等保持较为密切的磋商与协调。
尽管在上述因素的共同作用下美沙关系尚不至于剧变，但双方利益分歧显然在扩大，分歧扩大程度和关系恶化状况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
第一，布什政府中东战略和政策作为利益关切的外化，其发展是影响美沙利益分歧与关系变化的首要因素。尽管这一战略尚未成型，但其方向已渐趋明晰。目前，布什政府一方面继续支持以色列行使打击“巴勒斯坦恐怖分子”、“捍卫自身安全”的权力，[29]另一方面呼吁或敦促埃及和沙特等国发展民主以消除极端势力。[30]同时，布什明确宣称要“利用一切手段更换萨达姆政权”，[31]还对伊朗哈塔米政权施加更大压力，甚至可能在解决伊拉克问题之后着手处理伊朗问题等。[32]如果这一战略或政策最终形成并得以推进，那么它不仅难以解决中东地区存在的问题，相反将进一步激起广大穆斯林的“反美”、“仇美”情绪，致使阿拉伯世界社会与政府的矛盾加剧，进而引发新的地区动荡甚至“不幸”演化为“文明冲突”，最终直接威胁以沙特王室为代表的温和阿拉伯(伊斯兰)政权的根本利益。[33]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背景下，美国国内关于“沙特是敌人还是盟友”的辩论十分激烈，对沙特持消极观点的民众日渐增多，战略研究界主张“抛弃”沙特甚至视其为敌的声音有所增多并已波及决策层。《华盛顿邮报》2002年8月6日披露兰德公司向五角大楼国防政策委员会提交的一份报告将沙特视为“美国的敌人”、“中东‘邪恶的核心、主要煽动者、最危险的对手’”，建议对沙发出最后通牒，迫使其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并指出持此观点者包括副总统切尼及其顾问、国防部文职官员以及与政府决策层关系密切的新保守主义评论家和智库研究人员等。[34]可以预见，如果布什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与中东政策沿此“鹰派”路线向前推进，美沙关系将进一步恶化。
第二，沙特国内问题日益突出。如前所述，沙特在政治上已进入权力交接和权力结构调整的危险期。自79岁高龄的法赫德国王1995年中风之后，阿卜杜拉王储已逐步接管国家权力，但在王室仍不具有绝对权威。阿卜杜拉深得民众和宗教势力拥戴，有推进改革的意愿和能力，并努力阻止沙美关系恶化。可他也已78岁高龄，排在其后的接班人是同龄的现任国防部长苏尔坦(Sultan)王子，而且苏尔坦之后没有任何明确的王位继承人。加上瓦哈比派教会势力与王室的关系有所紧张，沙特政局能否保持稳定已成重大问题。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石油收入自20世纪80年代就连续下滑，已经从1981年的2270亿美元下降到2002年的480亿美元(预计数)；人均收入从1981年的19000美元降低为1997年7300美元(按1997年的不变价格计算)。石油收入下降使政府既难以通过大规模扩大投资来刺激增长缓慢的经济，也不能继续实行慷慨的社会福利制度以缓解社会不满情绪。加上人口快速增长(预计到2015年将达到3370万)，[35]失业率高达30％，[36]沙特国内可能爆发危机并引起连锁反应。
第三，石油合作作为美沙关系最重要的基础和联系纽带受到挑战。尽管目前美沙间石油供求关系依旧平稳，但严酷的事实是过去10年(1991—2001)间，在沙特政府一直努力维护本国石油对美国石油消费影响力的情况下，沙特石油在美国进口石油总量中所占比例仍呈下滑趋势，已从24％下降为15％。[37]布什政府上台后，提出了增加能源战略储备、减少对进口石油依赖的能源新战略，又采取与急于挑战沙特能源大国地位的俄罗斯加强能源合作的战略举措，以及将更多注意力转向资源丰富、开采潜力巨大的加拿大、里海和非洲等地的新油田。[38]加之当前世界能源供应多元化和能源结构多样化的快速发展，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和变化越发激烈而复杂，美沙石油关系将进一步被弱化甚至伤及两国关系根基。
这三个因素如果得不到扭转或有效控制，其相互作用将促使美沙关系基本态势加快向恶劣方向发展。一旦基本面发生重大变化，美沙关系将出现根本转折，并对美国与阿拉伯(伊斯兰)世界关系的演进产生强烈冲击，甚至影响国际格局的演进。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博士)
【注释】
[1]The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5，2002.
[2]From a May 10，2002 Congressional Staff briefing on“US Challenges and Choices in the Gulf：Energy Security”，jointly sponsored by：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The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and The Stanley Founda—tion.
[3]David B.Ottaway and Robert G.Kaiser，“After Sept.11，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02.(www.xing528.com)
[4]蒋大鼎：《沙特与美国：冤家路宽》，载于《世界知识》2002年第13期，第21页。
[5]Robert G.Kaiser and David Ottaway，“Oil for Security Fueled Close Tie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1，2002.
[6]Robert G.Kaiser，“Enormous Wealth Spilled Into American Coffer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1，2002.
[7]Robert G.Kaiser and David Ottaway，“Oil for Security Fueled Close Tie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1，2002.
[8]前三个阶段的划分参见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第371页。
[9]Robert G.Kaiser and David B.Ottaway，“Saudi Leader’s Anger Revealed Shaky Tie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0，2002.
[10]David B.Ottaway and Robert G.Kaiser，“After Sept.11，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02.
[11]Adam Garfinkle，“Weak Realpolitik，the Vicissitudes of Saudi Bashing”，The National Interest，Spring 2002，p.150.
[12]“Strengthening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a product of the Independent Task Force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America’s Response of to Terrorism，May 2002.
[13]David B.Ottaway and Robert G.Kaiser，“After Sept.11，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02.
[14]Bradley Graham and Thomas E.Ricks，“U.S.Prepares for loss of Saudi bas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pril 8，2002.
[15]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t 2002 Graduation Exercis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West Point，New York，June 1，2002.And President Bush’s Comments on Mideast Strategy and Iraq，The New York Times，July 8，2002.
[16]The Wall Street Journal，July 29，2002.
[17]“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a report from the Commission on America’s National Interests，July 2000，p.32.
[18]George F.Will，“A Mideast Specter：Modernity”，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15，2002.霍华德·拉弗兰赫尔：《布什在反恐问题上打民主牌》，载于《基督教科学箴言报》2002年8月15日。
[19]关于沙特面临的挑战和利益关切参见Anthony H.Cordesman，“Saudi Arabia Enters the 21st Century”，revised on July 25，2002，http://www.csis.org.
[20]关于沙特的对外政策可参阅F.Gregory GauseⅢ，“The Foreign Policy of Saudi Arabi—a”，The Foreign Politics of Middle East Sates，Lynne Rienner Publishers，Inc.，2002，pp.193—211.
[21]Rachel Bronson，“Don't back Saudi Arabia into a Corn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16，2002.
[22]George F.Will，“A Mideast Specter：Modernity”，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15，2002.
[23]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第371页。美沙关系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提法。1943年罗斯福总统宣称，沙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石油“对美国的战略防御计划十分重要”；1974年尼克松政府财政部长威廉·西蒙称美沙关系为“最为密切的可能的伙伴关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奥尔布赖特称，美沙同盟关系是“美国所拥有的最为复杂的关系之一”。
[24]张士智、赵慧杰著：《美国中东关系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7月出版，第371页。
[25]“Strengthening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a product of the Independent Task Force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America’s Response to Terrorism，May 2002，and from a May 10，2002 Congressional Staff briefing on“US Challenges and Choices in the Gulf：Energy Security”，jointly sponsored by：The Atlantic Council of the United States，The Middle East Institute，The Middle East Policy Council，and The Stanley Foundation.
[26]Robert G.Kaiser，“Enormous Wealth Spilled Into American Coffer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1，2002.
[27]“Strengthening the U.S.—Saudi Relationship”，a product of the Independent Task Force of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on America’s Response of to Terrorism，May 2002.
[28]Robert G.Kaiser and David Ottaway，“Oil for Security Fueled Close Ties”，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1，2002.
[29]President Bush’s Address on the Middle East，June 25，2002.
[30]Howard Schneider，“Arab reformers feel let down by Bush speech”，The Washington Post，June 29—30，2002.David Ignatius，“Changing the A rab world will take people power”，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July 6—7，2002.
[31]President Bush’s Comments at a news conference at the White House，July 8，2002.
[32]President Bush’s Statement，July 12，2002.Glenn Kessler，“U.S.Halts Overtures To Iran’s Khatami”，The Washington Post，June 23，2002.Simon Tisdall，“War on I—ran is the new nightmare”，The Guardian，July 31，2002.
[33]“America and the Arab world：A delicate balance”，Economist，May 4th，2002.
[34]Thomas E.Ricks，“U.S.Advisers See Saudis as Enemies”，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August 7，2002.
[35]David B.Ottaway and Robert G.Kaiser，“After Sept.11，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02.
[36]George F.Will，“A Mideast Specter：Modernity”，The Washington Post，August 15，2002.
[37]David B.Ottaway and Robert G.Kaiser，“After Sept.11，Severe Tests Loom for Rela—tionship”，The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12，2002.
[38]加拿大西部艾伯塔省发现世界上最具发展潜力的大油田，已探明储量为2.5万亿桶，是中东石油储量(6390亿桶)的4倍。目前美国已控制该油田出产石油的48％。沙特《中东报》2002年7月20日刊登题为《美国转而依靠非洲石油》的文章，认为美正减少对沙特石油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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