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战略与国家安全：当前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当前大国关系与国际格局

厉　旻

2004年是大国关系相对平稳的一年。除美欧与俄罗斯围绕别斯兰事件及乌克兰大选起过龃龉外，大国之间未见迭宕起伏的大波折及对抗式竞争。有人说，2004年的大国关系最没有特点，也最没有看点。但是，恰恰是在没有“特点”与没有“看点”之外，大国关系酝酿着若干深层次、影响深远的新变化。

一、大国“圈子”酝酿变化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三十多年间，国际社会的主流看法是大国“圈子”包括中、美、俄、欧、日五支力量，人们谈大国关系主要是谈中、美、俄、欧、日五大力量之间的竞争与合作。但在2004年，这一不成文定律受到了直接冲击。印、德及巴西等“准大国”与日本“结盟”，突然发力，加快向大国门槛冲刺，并牵动国际战略形势与大国关系调整。四国联手为争取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奋起一搏尤其是它们追求大国地位的集中表演。

德国2003年与法俄中合作，共同反对美打伊，是德国在二战结束以来的半个多世纪，第一次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投入大国竞争第一线，而且是直接抗衡其昔日的“保护国”美国，这是一个转折性变化。不仅是德国对外政策的变化，也集中折射了欧洲以至世界潮流的深远变化，也是美国威望与影响下滑的一例证明。2004年，德国再接再厉，通过与日、印、巴联合行动“自谋”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不是向美国等乞求。其大踏步发展对华关系也表现出了德国要作为一个独立大国重登大国舞台的积极姿态。

日本不满足于“经济巨人、政治泥足”的“不完全大国”地位，追求成为“完全大国”地位采取的行动已近似于急迫，多了几分浮躁。日本坚持出兵伊拉克，而且在其人质被扣的情况下，仍坚持维持其驻伊部队不撤退；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及亚太主导权急不可耐；在俄远东油气管道走向上对中国“搅局”、在东海油气开发、潜艇事件等问题上不加掩饰地对中国“呛声”，显然都有摆大国姿态的考虑。

印度经济发展加快，影响扩大。2004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达5750亿美元，外汇储备达1300亿美元。印度举国上下对印度成长为世界大国信心满满，甚至认为印可在2020年前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1]尽管目前印经济实力还不能与世界主要大国相提并论，但军事领域有超前达到世界军事大国“指标”之势。2004年7月2日国大党政府公布的2005年印国防预算达167亿美元。印还大力发展“三位一体”的核武库及远洋海军，谋求按大国标准打造一支全能武装力量。

印经济的快速增长、实力的增强，使印成为各大国竞相讨好的对象。美、俄、德、日、英、法等都按大国规格竞相加强与印度的往来。欧美政治家、媒体甚至把印度的发展前景与中国相提并论，视其为新兴大国中的明星国家。^[2]在中俄印、美日印、“巴俄印中”(BRICS)以及为追求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而结成的“德日印巴”等一些有影响的国际圈子中，都有印度的身影。2005年2月伦敦八国集团财长会议上，印度财长第一次成了座上宾。印度也极力以大国姿态出现，如追求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地位，开展大国外交，地缘战略上向中亚、东南亚、缅甸全方位出击，甚至主动、单方面从克什米尔撤军，在处理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上也表现出了通常只是大国才有的战略自信。印度洋海啸发生后，印度拒绝接受外援，并在自己遭遇重大损失的情况下，向其它受灾国提供救援，也有显示大国身份的考虑。

巴西被德、印、日拉在一起共同向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宝座进军，国际地位得到提升。巴西总统卡多佐今年相继访问中、印、俄等大国，并在自己国土上接待中、俄等国元首，不但表明巴西有意追求大国地位，而且有把自己定位为非西方大国的倾向。和印度一样，巴西也引人注目地第一次出现在伦敦“八国财长”会议上，并也是“BRICS”成员。

德、印、巴等加快向大国迈进并取得一定成功，表明大国的定义、标准、门槛在变化，大国圈子在变化。大国俱乐部可能不再是中、美、俄、欧等的专利。这种变化的实质与根源是什么？对未来大国格局、国际体系和世界潮流将产生什么样的影响？皆有待进一步观察，需要进行更深层次思考。

除“扩员”趋势外，大国“圈子”的排序也有新的调整。日本在大国“圈子”中的影响相对于中国明显下滑，美、欧、俄及德、法、英对中国的重视程度皆已或正在超过对日本的重视。美国舆论不断议论的一个主题是，美国在亚太的政策基石是否正在由日本转换为中国？

印度与德国虽然未完全跨入大国门槛，但已先声夺人，其影响有赶超日本之势。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在国际事务中独立性强，不依附其他大国，具备成长为世界大国的基本硬件，如人口、国土面积、资源及地理位置等，其发展潜力不可限量，国际上普遍认为印度在未来一代人时间将发展成为世界第三经济大国。^[3]

德国“初出茅庐”就直接向美国“叫板”，表现出了大国特有的“气质”。德国对纳粹受害者的真诚“服罪”、道歉及补偿提高了德国的“软实力”。而日本在国际事务中对美国的“附从”性不降反升。日本坚持出兵伊拉克固然有提高国际威望、扩大在中东影响的考虑，但也有加强日美同盟“捆绑”的考虑。在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中，日本撇开会谈主题，大谈被绑架日本人问题，明显缺乏大手笔，不是大国行为方式。至于不能像德国那样正视先辈犯下的历史罪责，更使日本“软实力”难以登上大国门槛。正是大国地位下滑的危机感，促使日本外交转向“急躁”，在安理会改革问题上急于求成，不惜与德、印、巴等“准大国”合作，在亚太意外地加大对中国“呛声”。有人甚至认为因日本对中国“呛声”，中日关系正演变为“东方世界的冷战。^[4]这应了一句古话：“最无能的人脾气最大”。

在大国国际重要性排序表上，中国的位置前移明朗化，大国关系与国际经济、政治格局中的“中国因素”更突出。尽管这一现象在冷战后即已开始，但2004年的新发展格外引人注目，进入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关节点。

2004年，中国经济影响与实力地位又出现了质的升跃。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李德水2005年1月公布的统计数据，中国2004年GDP增长9.5％，GDP总值达136515亿元人民币。^[5]按汇率折算，约合16500万美元，已超过英、法、意，居世界第四。^[6]中国外贸总额达11547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德两国的世界第三大贸易国。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石油进口国，2004年原油进口量达12272万吨、成品油3788万吨。^[7]中国也是世界主要的工矿产品进口国，是日本及周边不少国家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人民币一次小幅升息就牵动了世界各国股市和金融市场的行情变化。人民币汇率问题更成为牵动世界经济变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引起广泛的国际关注。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的作为或不作为，都能对世界市场的供求、价格等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不论积极还是消极，中国都成为能对世界经济、政治与安全施加很大影响的重要大国。

2003年下半年，美国高盛公司发表题为《BRICs之梦：展望2050年的世界》的研究报告，认为中国的经济总量将在2007年超过德国，2015年超过日本，2041年超过美国。届时中国GDP总量将达28万亿美元，高于美国的27.93万亿美元，居世界第一。^[8]报告虽然问世于2003年，但报告中有关中国经济前景及世界排名变化的预测在2004年被国际媒体反复热炒。西方媒体明显加大了对中国的全面关注。《金融时报》、《国际先驱论坛报》等西方大报几乎每期都有关于中国的报道，有时一期好多篇，且正面、中性或不怀敌意的评论明显增多。

在此背景下，中国积极开展大国外交，扩大了战略空间，大国地位进一步提升。一是紧扣中美关系，通过扩大经贸合作、推动“六方会谈”、合作反恐及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在人权、人民币汇率等领域进退灵活，促进了两国合作关系。二是注意平衡。通过高层互访、经贸合作及国际协调，中国与法、德、俄、英、印等国关系都取得进展，中法关系的新发展尤其成为中国外交的新亮点。通过发展与印经贸关系、启动边界谈判、支持印“跻身”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促进了中印关系。三是搁置分歧，突出合作面。中俄关系因安大线流产一度令人忧虑，但中国冷静应对，采取措施阻止局部变故破坏全局，使中俄关系继续发展；中日围绕历史认识、钓鱼岛、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迭生龃龉，但中国仍致力于以经促政，阻止了中日关系恶化。

中国国际能力的提高、影响的扩大，对中国未来发展成“超强”国家的普遍预期，以及中国成熟务实的大国外交，使各大国竞相发展与中国关系，到中国“抢点”。世界主要大国的领导人相继来中国访问。法、德、日等为取得对中国高速铁路的投资展开了激烈竞争，法国总统甚至为此带了一大批企业家访华。德国也不甘落后。欧盟主要国家在解除对华持续10多年的武器禁运问题上已基本达成共识。美国在总统大选前夕派国务卿鲍威尔访华，并通过鲍威尔宣称中美关系处于几十年来的最好时期，表明了对中国及发展中美合作关系前所未有的重视。

二、大国竞争理性化上升

2004年，大国关系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大国竞争更加理性化。这种理性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俄、德、法一方面坚决反对美、英发动伊拉克战争，另一方面，在伊拉克战争结束后，当美国在伊拉克重建过程中遇到困难时，各大国又伸出援助之手，积极参与伊拉克重建；也可以解释为什么美国一方面宣称中美关系处于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好时期”，称赞中国在反恐、朝核问题上的合作，采取切实行动抑制“台独”的过分表演，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人权状况指手画脚，坚决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还可以解释为什么俄罗斯在别斯兰事件后更重视中俄合作，却在远东石油管线走向上放弃“安大线”，选择“安纳线”，而中国对俄方“食言而肥”虽然不满，却继续坚持维护中俄合作关系大局；还可以解释欧洲人坚持美国对于欧洲“是朋友而不是盟友”。

当前大国竞争的理性化现象，是对20世纪大国恶性竞争的否定。冷战后，战略界一度掀起了对20世纪大国关系的反思热，认识到大国恶性竞争、追求绝对利益、绝对优势、绝对安全、结盟、军备竞赛等是导致两次世界大战和数十年冷战的罪恶渊薮，由此产生了“反冷战思维”、“反零和游戏”、裁减军备、大国合作等理念。但是，这些新理念并没有转化为大国政策，更没有在大国关系中扎根。

冷战后10多年，美国一直维持冷战思维，在前苏联“自动”解体并退出大国恶性竞争和“零和游戏”后，继续在大国队列中寻找“敌国”。美国的军费开支持续增加，到2001年“9·11”事件前，已突破3000亿美元。美并发动了科索沃战争，扫荡前苏联的“帝国残余”。美国的军备建设也一路走高。在军事部署上，美国坚持前沿部署，坚持在欧亚各保持10万驻军，为应对新的大国对手作准备。布什第一任上台之初，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似乎为美国找到了冷战后一直在寻找的“敌对大国”。

“9·11事件”惊醒了美国，促使美国战略界开始反思：在全球化、信息化加速发展的21世纪，坚持冷战思维和“零和游戏”，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是否明智？是否符合时代潮流、现实及美国利益？美国朝野掀起了有关威胁源、对手及如何确保美国利益与安全的大讨论，其主流意见是美国不应再刻意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称“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强调要“通过在大国间建立友好关系来维护和平”。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进一步提出要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与欧、俄、中、日、印等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合作来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9]美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多了一些理性化思维。

然而，此时美国关于不在大国中刻意寻找对手、通过大国合作寻求安全等思想只是对遭遇恐怖袭击、急需救援的一种“战时反应”，并未在美国的战略理念中扎根。所以，2003年，美国取得阿富汗战争胜利不久，反恐刚有一定成效，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有一定缓解，美国就不顾联合国及俄、德、法、中等大国强烈反对，蛮横、急不可耐地发动了伊拉克战争，把大国合作丢到一边，回归了单边主义。

伊拉克战争结束一年多来，美国在重建伊拉克的过程中尝尽苦头。不仅耗费了数百亿美元，10多万大军在伊疲于奔命，美军死亡数已达1400人，连同伤者，已突破万人，而且因“虐囚”事件曝光，找不到伊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任何证据，美“软力量”也严重受损，美国内民众对伊战的支持率降至50％以下。

面对美国在伊拉克遭遇的困境，中、俄、德、法等大国没有袖手旁观。他们不是从“零和游戏”的观点、而是从相互依存的理性观点看待美国在伊拉克的困境。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失败，恐怖主义将重新得势，国际油价将攀上新高，各国安全与经济利益都将受损害。正是从这一认识出发，各国在批评美国单边主义的同时，也积极参与了伊拉克重建，客观上帮助美国纾解了在伊拉克的困境。

美国从其在伊拉克一年多的挫折中真正认识到，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打天下，重建伊拉克及解决各种国际问题确实离不开大国合作。美国因而在大国关系中重新恢复了理性。如邀请各大国参与伊拉克和阿富汗重建，借助德、法、英解决伊朗核问题，在朝核问题上更强调借重中国，在印度洋海啸的救援活动中，美国最终接受了联合国的领导作用。

如果说2003年是美国单边主义大行其道的一年，则2004年是美国回归理性、回调单边主义的一年。大国互动也更加理性化，并由此派生出了大国竞争的一些其它新特点。

(一)非结盟性。结盟是20世纪大国关系的基本特点。大国通常通过结盟寻求安全甚至为发动战争做准备。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国结盟是战争的准备阶段。有人在总结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根源时诅咒说：“是该死的同盟体系导致了战争。”2004年的大国互动突出了大国在处理大国关系时鲜明的不结盟意识。大国各按自己的利益诉求，对不同的国际议题，做出自己的判断，自行其是，自行决断与任一大国关系的性质。尽管欧洲主要大国与美国仍是北约框架下的盟友，但已有名无实。欧洲主要大国不顾美国反对，转向主张解除对华武器禁运。在此问题上，甚至英国也不再追随美国。尽管一些学者不断谈论中、俄、印结盟的好处，三方也确实在加强合作关系，但三方决策人都无意接受结盟之类的傻主张。当然，惟一的例外是美日同盟在加强，但这是一般中的特殊，不是大国关系的主流。

(二)判明、承认各方利益的交叉点和冲突点，理性合作，合理冲撞，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需要合作时就合作，需要竞争时就竞争，不因合作而放弃竞争，也不因竞争而放弃合作。大国关系的理性化既指合作理性化，也包括竞争理性化。

美国2004年军事部署调整的基本理念是压缩海外前沿部署的兵力，其欧洲方面压缩的幅度较大，亚太方面压缩幅度较小，主要是驻韩兵力有一定削减，但其驻关岛部队的海空实力和装备水平却有加强，尤其是决定在西太平洋再增派一艘航母，这说明美国的军事战略重点已移往亚太。不管美国方面如何解释，客观上都包涵以军事威慑手段制约、防范中国崛起及“看住”台海的内涵。但当陈水扁当局在两岸关系上“走边缘”，有可能擦枪走火时，美国又赶紧表态，称台“不享有主权国家的地位”，美不一定非要出兵保台，对陈的“冒险”活动紧急制动。这说明美国在对华政策上有一定的理性，不会一味蛮干。美一方面要加强对华防范，同时也尽力避免刻意激化中美矛盾。此外，美国在经贸领域，虽然对中国对美保持巨额贸易逆差及人民币汇率问题迭有微词，但总体上是保持理性和客观态度，并未选择严厉施压的非理性对策。

中国对美也是如此。尽管中国认识到美国亚太军事部署有针对中国崛起的一面，但也理解美国也有反恐及保护其在亚太的合理利益的需要，还看到美在亚太的军事存在客观上有抑制日本军事力量大规模扩张的附带作用。中国未对俄放弃中俄间已有承诺的“安大线”方案作出激烈反应，是承认中俄合作中也有竞争的现实，也是一种理性反应。

(三)以经济与综合国力竞争为重点的特征更突出。2004年，世界各主要大国经济普遍增长，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几乎所有大国经济“同步增长”的局面。其中美、日经济增长率超过4％，中、俄、印经济增长率超过6—9％，欧洲主要大国经济增长率也达到近年少有的2.5％左右。^[10](www.xing528.com)

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大国加强了经济协调。“八国集团”邀中国参加财长会议，是大国协调的突出表现，旨在促进世界经济增长。但是，大国也加强了相互间的经济竞争。美、欧在市场准入、航空、钢铁等领域、俄罗斯与主要大国围绕俄市场经济地位及“入世”谈判、各大国为扩大对华投资、贸易及日、中围绕俄远东油气资源，都展开了激烈竞争。以美元及人民币汇率为焦点，主要大国新一轮货币、金融竞争更是暗潮涌动。

大国加强经济竞争反映了大国综合国力竞争仍在进行，并越来越成为未来大国竞争的核心内容。“发展是硬道理”，已不只是中国独有的战略思维，也被俄罗斯及其他一些大国奉为圭臬。振兴美国经济，加强美国的全球竞争力和经济地位，也将成为布什第二任的主要施政目标。

(四)大国竞争的另一个重点是“软实力”竞争。最突出的例子是印度洋海啸后，美、日、中等竞相向受灾国提供援助，并暗中进行谁援助最多、最到位的竞赛。美、日甚至一度想垄断对援助行动的领导权。美、英“虐囚”事件先后曝光后，两国都采取措施严厉处置责任人，尽力挽回影响。德国一再向纳粹受害者道歉、赔偿，也是为了加强“软实力”。至于今后的欧美竞争，也将越来越多地贯彻“软实力”竞争内容。

(五)大国竞争的重点方式转向规制竞争，维护、修改或创立新规制主导权方面的竞争尤其激烈。按照20世纪一度盛行的一种理论法则，经济竞争是导致大国争霸甚至大国战争的根源，对两次世界大战起源的考察能支持这一理论，列宁尤其对这一法则有极为精辟到位的剖析。德、日发动世界大战的战略冲动主要植根于对市场、资源、能源和殖民地的渴求，亦即争夺“阳光下的地盘”。但是，当前重新加强的大国经济竞争对大国关系的影响并不遵循这一上世纪流行的法则。新一轮大国经济竞争有自己的逻辑，对大国行为方式及大国关系的影响与上世纪大相径庭。

新一轮大国经济竞争是在一个统一的世界大市场中发生的。在这个统一的大市场中，直接掌握土地、海洋及其附属资源已非大国发展综合国力所绝对必需。在自由贸易体制下，从石油到矿产品，都可从世界市场上自由采购，各种工农业产品也可在世界市场上按合理价格自由销售。意识形态色彩已经淡化，“姓资还是姓社”已经不重要，关键是大国“相互间都要做生意”，相互间的经济依存度很高，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高度相互依赖关系。2004年1—9月，中美、中日、中欧贸易额分别为1222亿、1218亿和1280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同期增长34.4％、26.9％和35.6％。^[11]中国与美、日、欧贸易额的大幅增长正是中国及美、欧、日等大国2004年实现经济同步增长的重要条件之一。比如，中国每年从美国赚取上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但其中的相当一部分又以购买美国国债的形式回流美国，使美国经济能正常运转。中、美、欧、日相互间都承受不起关系破裂造成的经济灾难。美、日虽然都不喜欢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主政，但都不希望中国经济“硬着陆”，因为中国经济如果出问题，对他们也不是好兆头。

美、欧、日对华政策虽然远未达到超越意识形态的程度，但他们对中国的意识形态歧见确实在下降，他们与中国的矛盾主要在非意识形态领域展开，如贸易摩擦、知识产权、金融货币、市场准入甚至油气资源争夺等。美、欧、日依然不时批评中国存在所谓“人权”问题，但对中国政治制度不再频频指手画脚。美国虽然以中国存在人权问题为由极力反对以色列为售华军事装备升级及反对欧盟解除对华武器禁运，但其实质是为了延缓中国朝世界大国崛起的速度及着眼于维持台海军事力量对比的“平衡”，意识形态因素考虑不占主导地位。2004年还有一个爆料性事件是，在美国总统大选中，中国问题未成为美总统候选人竞选时的辩论主题，这在最近30多年来历次美国大选中，还是第一次。这说明中美关系已经进入相对成熟的理性轨道。

三、大国三角与大国格局

大国“三角”关系不是简单的文字游戏，而是实实在在的战略关系，能直接反映国际战略态势的变化趋向。目前人们经常谈论的大国“三角”关系主要有7组，包括中美欧、中美俄、美欧俄、中美日、中俄印、德法俄、美日印。其中最重要的三角关系是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三组关系，其余的三角关系在重要性上则次于甚至分别从属于这三组关系。如中俄印关系从属于中美俄关系、美日印关系从属于中美日关系、德法俄关系从属于美欧俄关系，而美欧俄关系又次于中美欧关系。

中美欧关系是一种反映全球力量结构的大三角关系。美国是世界头号经济体，欧盟扩大为25国后，其人口超过美国，经济总量与美不相上下。中国目前经济总量不能与美欧比肩，但中国人口是美国的5倍，是欧盟的3倍，且经济增长快，潜力大，有可能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这一预期使人们把中国视为一支全球性力量。不少政治家、学者认为，中美欧是真正的全球性力量，而且分处欧美亚三洲，中美欧三角反映的是一种全球结构及未来世界格局的样式，其它三角都从属于中美欧三角。

中美俄三角关系的重要性在于，中俄是大国中的两个非西方国家。中美、俄美关系在性质上与美欧、美日关系仍有差异，后二者是盟友关系，其矛盾是盟友间的矛盾。中美与俄美则是战略对手关系，最少是潜在战略对手。美国对中俄有很强的战略防范意识。中俄一方面谋求与美合作，同时也时时警惕美对中俄的防范倾向抬头。大国是否出现冷战式的紧张关系甚至爆发大国战争，主要直接取决于中美、中俄关系的变化而不直接取决于美日、美欧关系如何变。

今后一代人左右，如果大国之间还会出现冷战式的地缘战略大角逐的话，那一定主要在中美俄三角的框架内展开，这在2004年的中美俄关系中有非常清楚的展示。尽管中美俄总体上仍保持合作关系，但美俄地缘战略竞争回潮，美中地缘战略竞争则暗潮涌动。

冷战后，美为不对俄相逼太急，在推进至中东欧后，对俄战略遗产独联体的蚕食活动一度减缓。但自占领伊拉克后，美为扩张其伊战成果，向中亚－里海－高加索等地跃进，重新加紧蚕食俄战略遗产，包括谋求扩大在中亚的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直接插手格鲁吉亚与乌克兰及白俄罗斯的动荡等。布什新政府上台后，又把白俄罗斯划为“暴政国家”，说明美对俄战略遗产的蚕食还没有停止。

俄为保住在独联体的影响，阻止美进入其“卧榻之侧”，采取了一系列反措施，包括做中亚国家的工作，阻止美在中亚取得新的战略基地，直接干预白俄罗斯、乌克兰政局等。美俄在独联体的争夺使美俄关系出现新的有限紧张，并牵动大国地缘战略关系调整。

在美中之间，因美忙于反恐及巩固伊拉克成果，又被独联体出现的新机会所牵引，双方地缘政治竞争相对缓和。但美调整亚太军事部署，显然有为新的地缘战略竞争投棋布子战略蕴含。把缅甸、朝鲜划为“暴政国家”对中国也不是福音。

在大国三角中，中美日三角的重要性在于，其活动舞台在亚太，而亚太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世界地缘战略重心正在向亚太转移。未来世界如何变，主要看亚太。而亚太如何变，则要看中美日三角如何变。

2004年大国三角互动特点反映了未来大国格局及竞争态势一些相互关联的趋势：第一，除中俄印三角外，所有的三角关系都有美国，而其余的大国都在欧亚大陆，这是由美国的惟一超级大国地位所规定的，表明目前美是惟一的全球大国，大国格局首先是美国与所有其他大国之间既竞争又合作的关系，也是美国与欧亚大陆的关系。第二，美国以外的所有大国都是以地区大国的面目登台的，尽管他们的综合实力不及美国，但他们各守一片天，只在与本地区利益相关的三角中投入力量，形成局部集中，能在每一个包括美国在内的三角关系中保持大体均衡。美国的全球优势分散为局部均势，六七个三角侵蚀了美国的全球实力，这可能是多极化的具体表现形态。第三，中美欧、中美俄、中美日三组主要三角关系中都包括中美两国，这应能说明中国走进了大国舞台中心，愈来愈成为国际主角，同时中美关系正在成为大国关系中最主要的双边关系。第四，未来世界格局最终有可能形成以中美欧三足鼎立为中心的局面，但这需要时间，尤其要等到中国经济再翻两番以后。

四、多极化在无声中发展

2004年，是美国单边主义由耀武扬威转向有所收敛的一年。2003年，美国不顾俄、德、法、中等主要大国强烈反对，贸然发动伊拉克战争，虽然推翻了萨达姆政权，占领了伊拉克全境，在地缘战略上有新的推进，但也捅开了中东的马蜂窝，背上了新的战略包袱。以萨德尔起义为标志，中东反美恐怖活动及伊境反占领活动在伊拉克实现了结合，反美游击战风起云涌，使美重建伊拉克、改造中东遇到的困难远远超过预期。到9月，美军在伊死亡数已超过千人，伤者数倍于此。同时因“虐囚”事件曝光，美“软力量”也严重受创，“9·11”以来一度占有的反恐道义基础严重削弱。在此情况下，美为摆脱单边行动造成的“孤军奋战”困境，回调单边主义，转而寻求其他大国的合作。首先是在伊拉克，美积极寻求各大国及联合国参加伊重建，并取得一定成效。其次，在朝核问题上，注意发挥中俄等大国的作用，力避在未平定伊拉克的情况下刺激朝核问题升级。在伊朗核问题上，则更多地借助欧盟斡旋。在多边领域，美不但借“八国集团”首脑会议在美召开之机修补与欧洲主要大国的关系，还加强了与联合国的合作。

美国回调单边主义，谋求大国合作，其战略本质是单极企图的收敛，也是多极化在经过一番曲折后重新沿上升路线发展的曲折反映。2004年，多极化不仅出现重新上升势头，且表现出了不少新的特点。一是不言多极化，却造成了多极化势头上升。各大国很少提多极化，媒体也较往年更少系统谈论单极与多极的矛盾、冲突，只是按个案分别议论美与单个大国的具体矛盾，但多极化却实实在在地向前推进。二是不言反美，却造成了对美制约。与2003年相比，德、法、俄等反美言论明显减少，各主要大国都有意修复与美关系，回避与美正面冲突。但各大国在重大问题上自行其是，更加不附美依美，欧洲大国强调欧美是“朋友而不是盟友”。美担心“一超”更孤独，不得不回调单边主义，谋求大国合作。简言之，是大国“自行其是”制约了美国，促其部分朝多边轨道转向。三是“多强”与“一超”合作与竞争并行不悖的特点更突出。在反恐、朝核、伊拉克重建、伊朗核计划等问题上，“多强”与“一超”有积极合作的一面。但在经贸以及其它具体分歧点上，如美欧在秩序观上，美俄在车臣、独联体走势，中美在人权、台湾问题上，“多强”与“一超”该竞争时就竞争。合作与竞争并存使“一超”有时又像是“多强”中的普通一员。这反映多极化是包含美国的多极化这一趋势。四是“一超”与“多强”关系的等距离特征有新发展。除美日同盟关系基本稳定外，美欧、美俄、美中三对主要关系性质的相似性增大，特殊性和差异性缩小。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博士)

【注释】

[1]Address by Mr K.Natwar Singh，External A ffairs Minister，at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Europe and Asia：Perspectives on the Emerging International Order”，November 19，2004.

[2]Peter Mandelson，An economic giant—India’s new leadership rol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3]Goldman Sachs，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99，p.3.https//www.gs.com

[4][英]《卫报》，2005年1月18日。

[5]《人民日报》，2005年1月26日。

[6]根据OECD统计，2003年英国GDP总量为15272亿美元，居世界第四。2004年英国经济增长率为3.4％，GDP总量约为16000亿美元，已被中国超过。据此推算，2004年按汇率计算的中国GDP总量应为世界第四。相关统计参见OECD，Main E—conomic Indicators，p259.

[7]《文汇报》，2005年1月26日。

[8]Gs Global Economics Website：Global Economics Paper No：99，P3.

[9]The National Secricutr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if A merica，Introduction，p.1.

[10]429 IMF，World Economic Outlook，September，2004，p.3.

[11]《国际贸易》，2004年第11期，第6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