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利民
以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起点，中美关系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在此期间，中美两国既经历过朝鲜战争时期的兵戎相见，也经历过20世纪七八十年代联合抗苏的短暂“蜜月”，还经历了冷战后合作与竞争并存的起伏不定。总结半个多世纪中美之间有热战也有冷战，有合作、有竞争也有对抗的历史关系，从中引出中美相交的经验与教训，不仅是国际关系史和中美关系史研究的重要课题，也对我们正确把握21世纪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大有助益。
一、三个时期：跌宕起伏
对新中国与美国半个多世纪的关系史，有多种不同的分期，且各有依据。如有的学者以10年为期，把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史划分为五个时期，包括对抗和隔绝时期、僵持时期、正常化时期、迅速发展时期、大起大落时期等。[1]本文更倾向于按标志性事件和不同的内容、特点与性质，用三个大的时期来概述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历时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
(一)冷战对抗时期(1949—1972)
这一时期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到1972年尼克松访华为止，历时23年。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基本特点是：“互相对峙、保持疏远、成为死敌”。[2]两国对抗内容包括美国长期不承认新中国并“强硬地反对北京政权”，在联合国带头谴责中国是“侵略者”，反对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代表权，对中国实行全面贸易禁运和技术封锁，冻结中国在美资产，卷入印度支那战争，围绕新中国建立起包括日本、南朝鲜、台湾、菲律宾、泰国在内的军事同盟体系及“军事屏障”，发展以中国为攻击目标的常规力量和核力量，以及加强对华宣传战、心理战、情报战，支持台湾蒋介石集团，阻止中国统一，分离西藏等。而中国则视美国为战略死敌，为应对美国可能发动的对华“侵略”而积极进行包括军事、政治、经济、外交、文化、宣传等在内的各种战略准备。[3]两国甚至在战场上兵戎相见。
具体而论，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又可分为三个更细的子阶段。第一个子阶段从新中国正式成立到朝鲜战争爆发，为时不到一年。这一阶段虽短，但在中美关系史中却有很特殊的意义。有人认为这一时段正处于中国的国际法主体由国民党政权向中共政权过渡时期，因而有过渡特征，不成其为一个独立的阶段。相应地，中美关系史也由美国与国民党政权的关系向美国与中共新政权的关系过渡，双方都有一个如何确定与对方关系的选择时期和过程。正是这种选择决定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美有冷战、有热战、有竞争、有合作的复杂关系。[4]
围绕这一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与特征，中美两国研究两国关系史的人们争论最多，最激烈，最复杂，并形成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在这一阶段，美国对华政策“尘埃未定”，有一定的“灵活性”，并未确定对华奉行“遏制”政策。美国停止或减少援蒋、宣布不插手台湾、允许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在联合国代表权问题上有一定松动等，都是这种“灵活性”的证明。[5]而新中国虽然宣布对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但也未关闭与美交往的大门，如中共对黄华与司徒雷登会谈持积极态度，邀司徒雷登北上北平到燕京大学过生日，占领华北、华东广大地区后，未采取驱逐美国使领馆人员、商人、传教士等极端措施等。因此，中美虽不可能建立很密切的关系，但有可能建立“工作关系”。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美形成冷战对抗关系具有必然性，其根源是杜鲁门对华政策继承了美国战时扶蒋反共政策，美国不能接受一个革命的新中国，美国的对苏冷战政策则为美遏制中国提供了政策背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就选择了对新中国的全方位敌视政策。[6]而新中国从革命理想和胜利者的自豪感出发，选择了向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一边倒”政策，对美采取了不信任和斗争政策。在此背景下，中美除了冷战对抗以外，不可能有其它的关系模式。
新中国与美国关系第一时期的第二个子阶段从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到1953年7月签订朝鲜停战协定，为时3年。这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两国在战场上兵戎相见，打了一场双方都缺乏政治与战略准备的“计划外”局部战争。
朝鲜战争爆发前，新中国对美国侵华虽怀抱警惕，但对在朝鲜战场与美国兵戎相见没有任何政治与战略准备。新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1949年春天并不赞成在朝鲜采取军事行动”。1950年，中国也不希望在中国东北边境“出现战争危机或紧张局势”。[7]迟至朝鲜战争爆发前的1950年6月6日，毛泽东还在中共七中全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争取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基本好转而斗争》的报告，提出1950年要以经济工作为重点，包括争取完成土改、实现工商业的合理调整、大量节减国家行政费开支、复员一部分军队。[8]据此精神，人民解放军从540万人裁减至400万人。朝鲜战争爆发前一个月，人民解放军50多个主力军大部分云集长江以南地区，除部分用于进军大西南、准备解放西藏、剿匪和做群众工作外，单是在东南沿海就集中了16个主力军，准备攻打台湾。而在临近朝鲜的东北广大地区，人民解放军驻军没有一个主力军，仅有地方部队10个师，总数不足20万人，其中还包括一个战斗力不强的公安师及一个警卫师。[9]
现在已解密的大量档案材料和当事人回忆录表明，朝鲜战争爆发对当时的美国决策者也有很大的突然性，美国对朝鲜战争爆发没有作必要的军事、政治、战略、外交及心理准备。美国当时尤其不存在“把战火烧到中国的计划”。[10]朝鲜战争爆发当天，美国总统杜鲁门已离开白宫，飞回其故乡独立城与家人共度周末、“料理家务”；国务卿艾奇逊也离开华盛顿回自己的家庭农场休假、做“园艺劳动”。[11]在军事上，美国也没有进行战争准备。一年前，美国驻军全部撤离了南朝鲜，只留下一个500人的军事顾问团。战争爆发时，美军顾问团主要成员和大部分军官都不在前线。临近朝鲜的驻日美军只有4个师，兵员仅相当于战时编制的60％。[12]1950年10月，美军介入朝鲜内战并越过“三八线”向中朝边境发展进攻时，也确实没有准备与中国军队直接开战。当时，美国总统、国务卿、参谋长联席会议、中央情报局、联合情报委员会、甚至远东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等主要军政机构和军政要员，普遍认为美国向鸭绿江进军不会招致中国出兵干预，因而不可能出现中美在朝鲜兵戎相见的局面。[13]在军事部署上，美军及由其指挥的“联合国军”二十余万人，沿朝鲜东西海岸分兵冒进，是一种分散“扫荡”姿态，也没有与中国军队大规模交战的战术准备。
然而，造化弄人也弄国。中美两个并无交战准备的大国，却在朝鲜战场迎头相撞，打了一场都未作好准备、也不希望打的“计划外”战争。当时任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布雷德利将军有一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美国与中国开战，“是在一个错误的时间、错误的地点、同一个错误的敌人，进行一场错误的战争”。这句话对当时中美两国在朝鲜战场不准备打、不希望打，但最后却真真切切地打了一场“计划外”战争这一战略局面，有一定的适用性。
朝鲜战争孰胜孰负的军事结局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政治后果。朝鲜战场上，中美直接交战，相互成为敌国，不仅构成中美关系史的一个独立时段，它对此后的中美关系尤其产生了深远影响。中美两国不少学者把朝鲜战争视为中美关系的一道“分水岭”，认为朝鲜战争使美国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对华政策的“灵活性”“呼出了最后一口气”，美国从此决定性地走上了对华“遏制”道路，中美冷战对抗关系由此定局。[14]
从1953年7月签订朝鲜停战协定到1972年春尼克松访华，中美关系进入第一时期的第三个子阶段。在这一阶段，两国关系经历了长达20年的冷战对抗。
朝鲜战争大大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政治氛围。在美国，一度出现了反华歇斯底里。特别是清川江战役后，因中国军队介入朝战和美军大溃败，美国国内掀起了新的“黄祸论”。美国报纸、杂志、电台、电视中反复使用的语言是：“红色中国的游牧民”正在屠杀美国人。[15]美国正是从这时开始，把中国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真正威胁”。在这种背景下，美国掀起了麦卡锡主义恶浪，还成立了反对改善中美关系的“百万人委员会”；美国国会则通过了一系列反华决议；美国政府更是不断强化对华遏制政策，使之模式化、永久化、绝对化。美因此长期拒不承认新中国，阻止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地位，对新中国搞封锁禁运，恢复大规模援台援蒋，在台湾海峡对新中国搞战争边缘政策与讹诈，组织反华军事同盟，在远东加强军备，建立对华军事包围圈，甚至不惜发动越南战争。
在中国，也兴起了全民性的反美政治运动，美国被认为是中国最直接、最“罪恶滔天”的敌人。针对美国的对华遏制政策，中国采取了一系列对抗措施，报纸、杂志大量刊载揭露“美帝国主义”侵华罪恶及其侵略政策的文章，一些群众集会的主题也是宣传反美仇美。美国发动侵越战争时，中国各城市有数千万人上街游行示威，抗议美国侵越。为支持越南抗美救国战争，中国不但向越南提供了数达二百余亿美元的各种物资援助，还先后出兵三十余万直接参战。[16]
虽然美苏冷战对抗比中美冷战对抗更早、时间更长、更能影响世界全局，但这一时期中美之间的冷战对抗更全面、更僵硬、更具体。美苏之间最少还维持外交关系，两国在联合国可以直接对话，美苏首脑也定期会晤并机制化。但中美长期无外交关系，也无任何经济贸易联系或少有其它联系渠道，美国国务卿杜勒斯甚至排斥美国官员在国际场合与中国方面发生任何联系。同时，两国冷战对抗涉及国家关系的方方面面，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文化、宣传、情报、心理等，具有无所不包的特点。此外，美苏冷战对抗在军事上主要表现为军备竞赛。而中美冷战对抗的军事色彩更重，除军备竞赛外，美国第七舰队长期在台湾海峡巡逻，成为系在新中国头上的一柄“达摩克利斯剑”。美国还继续介入中国内战，长期支持中国内战中的一方。在宣传战中，两国的相互战争威胁也超过美苏之间。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成功的消息传出后，当时的美国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公开叫板：“中国是今天美国的主要敌人”。1965年9月，中国外交部长陈毅举行中外记者会，明确宣布：“如果美帝国主义决心要把侵略战争强加于我们，那就欢迎他们早点来，欢迎他们明天就来”，还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16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17]不久，两国在越南再次兵戎相见。
在第三个子阶段的中后期，中美两国虽然有过争取缓和对抗关系的试探，如1959年出台的美国《康伦报告》就主张调整对华遏制政策；肯尼迪当选总统后，一度有过调整对华僵硬政策的表示；差不多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领导人曾密集会见美国记者斯诺，试探与肯尼迪政府打交道的可能性，[18]但是，在当时美苏冷战的大背景下，这种和解试探未成为两国主流意识，更未形成政策。两国长期维持烈度极高的冷战对抗关系。
(二)基本正常化时期(1972—1989)
说基本正常化，是指中美虽然在1979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但美国还与台湾维持一种半官方、带实质性的政治关系，并且继续向台出售武器。这种情况是由美国的特殊地位和中美关系的特殊情势决定的。中国从总体利益出发，不得不妥协，违心地默认这一局面。由于这一特殊情况，中美关系迄今仍不能说已完全正常化。
中美关系的基本正常化时期起始于1972年尼克松访华，止于1989年“6·4风波”。这一时期，中美两国为消除20多年冷战对抗积累的恶果及两国之间现实存在的不信任和利益分歧，不得不合跳一曲四步舞，即以“敲糯米糖”的形式、零零碎碎、分阶段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
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第一步是1972年尼克松访华，其直接推动力是国际战略环境的客观变化以及两国领导人的主观努力。从美苏关系看，苏联为取得对美战略优势，不惜大力发展军备和军事力量。到尼克松访华前，苏联已在常规力量和战略核力量方面取得了对美总体优势。从中苏关系看，两国矛盾全面展开，甚至在边境地区发生了严重的武装冲突。长期相互对抗的中美两国，忽然发现两国面临同一个强大的战略对手，需要两国合作与之对抗。中美两国政治家毛泽东、周恩来、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审时度势，及时抓住机遇，打开了两国关系的坚冰。
在美国政治家中，尼克松是以反共、反华而著称的。但他从地缘政治观点考察，敏锐地认识到与苏联对立的中国，将是美国与苏联斗争的一个战略盟友。美国“负担不起”长期孤立新中国的战略代价。[19]1969年3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不久，就向法国总统戴高乐表示，美国希望与中国“对话”，要求戴高乐向中国转达他的“意向”。当年8月，美国国务卿罗杰斯在堪培拉发表讲话，公开宣称美国“正在寻求打开与中国对话的渠道”。[20]
中国领导人洞悉美国这一系列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的信号，机警又不失尊严地作出了积极回应。此后，两国外交官在南斯拉夫、波兰等国进行了一系列接触，跳起了争取两国关系解冻的“小步舞”。[21]两国并有来有往地采取了一系列有助于两国关系解冻的姿态，如美国取消了禁止美国石油公司为装载非战略物资进出中国港口的船只加油的禁令，中国则提前释放了美国间谍詹姆斯·华尔斯。两国还开展了乒乓外交。
在经历了一系列小步舞“热身”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于1971年7月秘密访华成功。次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也成功访华，与中国领导人实现了历史性握手。两国发表了《上海公报》，宣示“两国关系走向正常化符合所有国家的利益”。尼克松访华和《上海公报》的发表，打开了两国的冷战坚冰，开启了两国关系正常化的艰难历程，因而具有“改变世界”、改变中美关系的意义。[22]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第二步是两国同意互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这显然是两国建立大使级关系、实现关系正常化以前的“半路措施”。[23]两国关系正常化分多次零零碎碎完成，说明了两国关系的复杂性。从主观看，造成这种困难的主要原因在美国方面，说明美国走上与中国实现关系正常化的道路是情势所迫，而不是出于自觉自愿，也说明中美关系的基础还非常脆弱。
尼克松1972年访华，主动打开中美关系的大门，其主要驱动力是美国感受到前苏联的战略威胁。从地缘政治观点出发，美国希望借助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与影响牵制苏联，并帮助美国从越南战争脱身。但是，尼克松访华不久，又在当年5月访问苏联，与苏联签署了《反弹道导弹条约》和《关于限制进攻性战略武器的某些措施临时协定》，双方同意冻结各自的战略导弹数目。苏联并表示愿意帮助促成美越达成停战协定。1973年1月，美国又与越南签订了《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简言之，美国在中美苏三角中扮演了“掮客”角色，两面获利。一方面，尼克松访华成功，造成对苏联的战略压力，推动了美苏“缓和”；另一方面，美苏“缓和”加快及美越达成结束战争协议，又使美国对中国的战略需求降低，对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的热情也随之下降。
1972年访华期间，尼克松曾向中方承诺，如其大选获胜，他将在其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24]但是，美苏“缓和”的进展、从越南脱身成功，使美国从这一立场后退。1973年，尼克松连任成功后，并未积极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一步到位，而是采取了缓步推进立场。于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中就出现了设立“联络处”这样一个“半路措施”。1973年2月，基辛格再度访华，与中方就两国互在对方首都设立“联络处”事宜达成协议。2月22日，双方发表联合公报，宣布了这一协议。1973年5月1日，双方“联络处”正式挂牌办公。
“联络处”的成立，把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两国各在对方首都有了一个法定的常设代表机构。基辛格称双方联络处“除了名义不是，实际是两国的大使馆”。双方人员都享有外交豁免权，有向本国政府发送密码电讯、签发签证、处理文化、商业事务的权力。但它毕竟是一个“半路措施”，是双方妥协的产物，反映了美国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的首鼠两端心态和投机取巧战略：既想打“中国牌”、拉住中国牵制苏联，又想保住美国在台湾的利益和其它利益。
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第三步是两国签署《建交公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完成这一步经历了新的曲折。
1974年8月，尼克松因“水门事件”引咎辞职，使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失去了一个有利因素。继任的福特总统受“水门事件”后续影响的制约，且又届临新的总统大选，难以有所作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陷入停滞，尼克松关于在其第二任内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承诺彻底泡汤。
1977年1月，民主党人吉米·卡特入主白宫。此时美苏“缓和”继续向前推进，双方开始着手推进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美国政府缺乏加速推进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新动力。1977年1月卡特政府举行会议，讨论美国面临的最紧迫问题，中美关系甚至未列入议程。当时，卡特总统的对华政策观深受以亲苏派著称的国务卿万斯的影响。1977年4月，万斯在写给卡特总统的一份备忘录中提出：美国不应“急迫”地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以至损害台湾人民的福利与安全”。美国也不应人为地为中美关系正常化设定“最后期限”。[25]万斯这一主张，就成了卡特任内前期有关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的政策基调。这就决定了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还会出现新的停滞。
1977年8月，万斯访问中国，就中美建交问题与中方会谈。他宣称美国在中美建交后仍要保持在台湾的官方存在，并具体提出了“倒联络处”主张，亦即中美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美台互设“联络处”。显然，卡特政府的立场较之尼克松时期大大后退。邓小平批评说，万斯的“倒联络处”主张，是在台湾设立一个“没有标志或大门上没有国旗的大使馆”，这是中国方面所不能接受的。邓小平并明确提出中国在建交问题上的原则立场，美国对台湾必须废约、撤军、断交。但也承诺允许美台间保持“非官方的民间关系”。[26]因两国立场相距甚远，建交问题便被搁置下来。
1978年，国际战略形势出现了新的变化。美苏第二阶段限制战略武器谈判迟迟未取得进展；苏联趁美国沉醉于“缓和”之机，加紧向第三世界扩张，抢占全球战略要地，在安哥拉、非洲之角、中东等地连连得手，并在亚太地区支持越南扩张；美国对苏联搞人权外交，支持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也引起苏联反弹。美苏关系恶化，“缓和”进程受阻。在此同时，中国结束了“文化革命”的混乱时期，粉碎了“四人帮”等极“左”势力，新一届党中央决定以经济工作为中心，加快推进四个现代化，而此时中苏关系出现新的恶化。中国因而迫切需要通过进一步发展中美关系，改善中国的安全与发展环境。于是，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获得了新的动力。
1978年5月，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访华，向中方明确表态：卡特总统在中美关系正常化问题上“已经下定决心”。[27]此后不久，两国派代表就建交问题举行了一系列秘密谈判，终于在当年11月达成基本协议，并于1978年12月16日发表了建交公报。1979年1月1日，两国正式建立外交关系。
中美正式建交是两国关系基本正常化的重要标志。但是中美关系并未因为正式建交而实现完全正常化，主要是台湾问题上还留有一个很大的尾巴。根据中美建交公报，美国基本满足了中国关于美国对台湾“断交、撤军、废约”的三大要求，但同时又表示，美国继续关心台湾问题的“和平解决”，为继续插手台湾埋下了伏笔。
1978年12月16日，美国在发表中美建交公报的同时，也通知台方，美与台“断交”，但又宣称美将继续有选择地向台出售“防御性”武器。隔了一星期，美又向台作了五点保证，包括美仍然承认台有“国际身份”、美没有承认中共对台拥有主权、美与台保持除外交关系以外的一切关系是对台的“重要承认”等。[28]
1979年3月，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秉承卡特政府旨意，通过《与台湾关系法》。4月，该法又得到卡特总统签署，成为美国法律。《与台湾关系法》规定：美国应继续向台提供使台保持“足够防卫能力所需数量的防御物资和防御服务”，即美要继续向台提供武器。此外，该法还有视台为“政治实体”、与台保持实质性外交关系的规定，如规定“美国法律应用于台湾应与1979年1月1日前相同”，美台间的贸易和其它事务由“美国在台协会”处理，美台间互设办事机构的工作人员，“都享有有效执行其职务所必需的特权和豁免权”等。[29]此后，美国政府不顾中国政府一再反对，继续与台湾保持实质性官方关系，尤其是不间断、大批次地向台大量出售各种先进武器。这显然有违正常外交准则，是不正常的。由此可见，中美建交只能算两国基本实现关系正常化。要完全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还需要第四步。
从1979年春开始，中美围绕美国售台武器问题展开了更艰难的谈判。新上任的里根政府对两岸实行“双轨”政策。但此时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苏联在全球的战略扩张有水涨潮高之势，美国更迫切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于是，中美两国继续就美售台武器问题进行谈判，其实质是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进程的继续。1982年8月17日，中美发表有关两国关系基础的第三份公报—《八·一七公报》。美方在公报中承诺无意执行“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政策，保证“不寻求”长期向台出售武器的政策，并声明美对台出售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时近几年供应的水平，它准备逐步减少它对台湾的武器出售，并经过一段时间导致最后的解决”。[30]
中美《八·一七公报》仍然未彻底割断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留下的“政治尾巴”，但它限制了这一“政治尾巴”疯长，稳定了中美关系。此后，中美关系进入一个相对稳定时期。两国战略、政治、经济、军事及科技文化合作继续发展。战略上，两国为挫败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等进行了密切合作。经贸投资领域，两国贸易额从1971年不足1亿美元、1982年的54亿美元迅速增至1989年的187亿美元。[31]1988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累计630个，协议金额达34亿美元，占外国对华投资的14％。[32]两国在文化交流、技术转让及军事领域的合作也有长足发展。当时的美国驻华大使十多年后评论说，此时的中美关系是“最好的”。
(三)重新定位、竞争与合作同时增大时期(1989年至今)
这一时期起于1989年“6·4风波”，一直延续至今，并还将延续下去。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两国关系成为国际舞台上一对最主要的双边关系。另一个重要特点是两国对双方关系都有一个重新定位问题。前苏联解体使美国成为冷战胜利者和惟一的超级大国。改革开放使中国实力增强，成长为有影响的大国，并对国际事务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正向认同”和积极参与姿态。对于美国，有一个冷战后是否以中国为战略对手的问题。对于中国，有一个如何参与复杂的国际事务、特别是如何按成熟大国的行为方式处理中美关系的问题。第三个重要特点是两国关系进入了堪称是“合作与竞争”并存时期。而在此前，中国一则实力有限，二则相对封闭，中美关系要么是合作，要么是斗争，要么是又合作又斗争，不存在融“合作与斗争”于一体的、属于平等大国间特有的、在大和平状态中的、相对不张牙舞爪的竞争关系。第四个重要特点是两国关系跌宕起伏、云谲波诡和复杂程度，甚至超过新中国成立之初。第五个重要特点是两国间每隔几年就会发生一次大的冲突，冲突的原因主要在于美国总想突破两国合作、互利底线，寻求单方面获利。但每次冲突都能和平解决，使中美关系保持总体稳定。
从时段看，这一时期的中美关系也可分为三个子阶段。
第一个子阶段起于1989年“6·4风波”，止于1991年底苏联解体，其特点是两国关系进入一个新的过渡期，需要重新定位。
在这一个阶段，中美关系的特殊性与第一时期第一阶段有不少可类比之处。第一，都出现了全球格局的大调整。上次是中国革命胜利改变了东亚地缘政治结构、美苏冷战发展到高潮，形成第一次柏林危机。这一次是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雅尔塔体制崩溃，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第二，中国本身发生了重要变化。上一次是中共取代国民党掌握全国政权，成为中国的国际法主体。这一次发生了“6·4风波”，中国综合国力也大幅提升。第三，正当两国关系重新定位时，都意外爆发了一场局部战争，并对两国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上一次是朝鲜战争，因朝鲜战争及中美交战，两国关系转上全面敌对轨道。这一次是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美国发动海湾战争，这场局部战争给中美关系带来转机。第四，在中美关系史上都具有过渡性质，依附于下一时段，很难成为一个独立的时段。
冷战结束与两次世界大战不同，它没有一个准确的结束日，它是一个过程。如从1989年11月开放柏林墙算到1991年12月前苏联解体，这一过程至少持续了两年。[33]两年时间足以使明智的政治家获得观察与思考世界局势变化的时间，预见到冷战结束的影响，初步完成适应新时代的国家战略构想。事实上，中美正是在这两年内，初步完成了为适应冷战结束而对国家战略及中美关系的重新定位。
就中国而言，国家目标相对简单，就是继续积极创造环境，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为此，中国坚持以美国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尽力争取中美关系的稳定和“新的前进”。尽管当时面临美国及西方的制裁，苏联、东欧动乱不止，邓小平仍然认为中国“过去对国际问题的许多提法，还是站得住的”。对冷战后的国际格局，邓小平坚持多极化观点，指出“世界格局将来是三极也好，四极也好，五极也好，苏联总还是多极中的一个，不管它怎么削弱，甚至有几个加盟共和国退出去。所谓多极，中国算一极”，对中国“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关于中美关系，邓小平相信“终归要好起来”，要求“同美国继续打交道，搞好关系”。[34]
美国的战略思考比中国复杂得多。在世界格局问题上，美国在单极与多极之间徘徊，单极思想开始抬头。在对华政策上，美国面临的是继续以中国为伙伴还是与中国为敌的判断，主张以中国为对手的思潮一度甚嚣尘上。但是，国际局势的发展很快证明，苏联在冷战中的失败并不等于美国的胜利。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及如何稳定东欧和非传统威胁上升等问题，特别提醒美国，冷战后的世界仍面临无穷无尽的难题，靠美国单打独斗不能解决问题。美国仍需要多边合作，尤其需要保持中美关系稳定。
正是出于这种考虑，美国国务卿贝克在中美关系处于低潮的1991年11月出使中国。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时，贝克表示：美国认为中美关系对双方和全球都很重要，美国愿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加强两国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35]贝克此次访华具有给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定调的意义，也使1989年以来陷入低潮的中美关系稳定下来。此后，中美两国尽管发生了不少摩擦，美国对华政策时有摇摆，但两国关系以合作为主的总方向没有变，美国并未转上对华“遏制”轨道。
第二个子阶段起于1991年前苏联解体，止于2001年的“9·11”事件。这一阶段中美关系的性质表现为有合作、有斗争，二者同时增大，但以合作为主。两国关系的一个重要特点是每隔几年就有一次大的冲突。但每次冲突发生后，两国都能从大格局出发，妥善处理。冲突过后，中美关系不是倒退，而是在新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有新的加强。
1992年9月，布什政府不顾中国反对，向台湾出售150架F－16战斗机；1993年7月，克林顿政府治下的美国国会带头反对中国申办2000年奥运会，致使中国以一票之差落选。不久，美国又以反扩散为由，一手制造了“银河号”事件；1995年5月，美国允许李登辉访美，次年3月又针对中国军演，派航空母舰到中国海岸附近示威；1999年5月，美国战机无端“误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给中国造成巨大的人员和财产损失；2001年4月，中美两国军机在南海相撞，互有损伤。
在这些冲突中，美国都是引起冲突、制造麻烦的主动方，这是由美国的强势地位和霸权意识决定的。美国对华“接触”中有“遏制”，既想维持中美总体合作关系，又总想在中美关系中保持强势和处处占上风。如1992年美向台出售战机，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原因是当时临近大选，布什政府谋求以此举获取选票，争取连任。与美国相比，中国处于弱势，不能冒中美关系破裂的风险。因此，尽管中国在每次冲突中都是受害方，但中国从中美关系大局和长远战略利益出发，对美国进行有节制的斗争，见好就收，避免因小而损害中美关系大局。可以说，中国的“忍”功对中美关系稳定起了关键作用。一时的忍辱负重换得了中美关系的长期稳定，增强了中国的“软力量”。
尽管中美关系在此阶段冲突不断，但从一个全过程看，中美关系的变化曲线是上扬的。在战略问题上，两国在地区安全、亚太稳定、反扩散及各种国际安全问题上展开了广泛合作。在经贸领域，两国关系的发展尤其突飞猛进。两国贸易额从1991年的252亿美元增至2001年的1214亿美元，[36]10年增加了5倍。克林顿时期，中美建立了“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两国的高层互访、军事交流、人员往来等也得到快速发展。
第三个子阶段从“9·11事件”开始，一直延续至今。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两国合作面扩大，合作基础扩大，而且出现了美国积极谋求中国合作的新情况。
小布什上台之初，一度把中国定位为美国的“战略竞争对手”，表示要加强与台湾关系，不久又发生了“撞机”事件，中美关系出现变数，国际上甚至有人担心会出现中美“新冷战”局面。[37]“9·11事件”的发生，使美国调整战略观，认识到冷战后美国的主要威胁源是国际恐怖主义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面临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布什总统及美国军政要员一再强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38]美国不再固执地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尤其对中美关系进行新的定位，认为中国是美反恐伙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调整对华关系，争取中国支持美国反恐，美对中国的战略定位又从“战略竞争对手”朝“战略伙伴”回调。
在此同时，中国也紧紧抓住反恐带来的战略机遇，通过支持美国反恐带动中美关系的全方位改善与发展。两国关系出现积极发展势头。反恐后的一年多时间，中美两国首脑四度会晤，这是前所未有的。两国在反恐、反扩散、朝核、非传统安全等领域加强合作，扩大了两国合作的基础与范围。两国经贸合作尤其加速发展。按美方统计，2003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超过1900亿美元，中国成为美国第三大贸易伙伴和出口增长最快的市场，[39]而美国实际上已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一些美国政要评价说，中美关系进入了自尼克松访华以来的“最好阶段”和“最稳定时期”。[40]
当然，中美之间仍然存在竞争性的一面，反恐合作虽然使两国间某些矛盾受到抑制，但某些矛盾在上升，甚至还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台湾问题是困扰两国的最大干扰因素，而两国在贸易不平衡、人民币汇率等问题上的矛盾有逐步上升之势。
二、三大要素：相互交织
回顾半个多世纪的中美关系，不难看出，中美关系不论如何变，始终受三个基本因素制约。这三个基本因素是：经贸因素、战略因素以及意识形态因素。
(一)经贸因素
经贸因素是最早对中美关系产生影响的因素。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次来华，就是出于经贸需要，其直接目的就是要打开中国市场。1900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主张，也是出于保障美国在华商业利益需要。[41]总之，是经贸因素开启了中美交往的大门。
20世纪上半叶，是中美经贸关系的一个大发展时期。到1948年，中美双边贸易额已达4亿美元。中国的桐油、猪鬃、钨、锡是美大宗进口品，其中中国对美桐油出口占美进口总量的66％。[42]正是出于商业利益需要，美国20世纪上半叶展开了一场与日本争夺中国市场的激烈角逐，这也是美国支持中国抗战以及后来在国共内争中蒋介石政权的基本原因。
新中国成立后，维持在华经营一个多世纪的市场曾是促使美一度谋求与新中国保持“工作关系”的一个基本因素。朝鲜战争期间，美国转上用经贸手段制裁新中国的轨道，经贸成为美国反对新中国的重要武器。此后有20年时间，中美经贸关系基本中断。尼克松访华后，中美经贸关系重新恢复，并迅速迎来一个大发展时期。两国贸易额从1971年不足1亿美元增至2003年的1900亿美元，即是说，32年增长了1900倍。中国购买的波音飞机占波音公司全球商用飞机全球销售额的20％。中国还是美国小麦、棉花等农产品的主要买主。而中国生产的家用电器和各种耐用消费品占有美国市场的很大份额，并成为美国抵制通货膨胀的积极因素。两国投资关系也发展很快，2002年，美国对华投资项目3363个，合同金额为81亿美元，分别约占当年中国外资项目与投资额的10％左右。[43]中国对美投资则表现为购买美国股票、国债及各种有价证券。2003年，中国购买的美国国债达1000多亿美元，超过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美国国债持有者。有人评论说，如果中国大量抛售所持有的美国国债，美国经济运行将出大问题。
简言之，自中美结束冷战对抗关系以来，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已基本实现利益捆绑，两国在经贸投资领域互有需求，形成了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相互依赖关系。经贸投资需求推动了两国关系加速发展，并已成为21世纪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和向前发展的主要基础和驱动因素。
(二)战略因素
战略因素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要因素，是20世纪30年代后期开始出现的现象。1937年日本侵华后，中国为争取对日作战胜利，战略上以美国为主要奥援。美国罗斯福政府也意识到日本侵华是对美国在远东利益的损害，美国需要中国坚持抗战，阻止日本实现其侵略野心，保障其在远东和中国的既得利益，因而采取了支持中国抗战的立场。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把美国拖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参战后，一方面是军备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是采取了“先欧后亚”战略，即先集中力量于欧洲战场，配合英法苏等战胜德国，在太平洋战场则取守势，待战胜德国后再集中力量击败日本。美国因而加大了对中国抗战的支持力度，以“维持中国对日作战”，战略上为美国先战胜德国争取时间。从这时起，战略因素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基本因素。[44]
新中国成立前后，美国之所以一度谋求与新中国建立“工作关系”，除了想保住其在华经营一个多世纪的经贸投资利益及宗教文化影响外，一个极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有一种战略考虑。美国认为，中苏之间存在深刻矛盾，美国如采取适当的经济、政治引诱政策，就有可能拉住新中国，促其与美国合作，阻止其“倒向”苏联，从而在战略上确保美国在远东及全球冷战中的战略优势。[45]但美这一如意算盘未能如愿。
到了20世纪70年代，战略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已成为国际上尽人皆知的经典故事。中美两个长期敌对达一代人之久的大国，之所以主动接近，主动放弃战略敌对，相互积极向对方靠拢，其根本原因是双方都感受到了苏联的战略威胁，都谋求借助对方的力量与苏联抗衡，争取对苏斗争的战略主动。此后中美能在1979年消除分歧，正式建交，主要推动力也是由于面临苏联新的扩张威胁，两国都需要通过加强中美关系牵制苏联。
冷战后，美国一度认为随着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在战略上已不再需要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对推进中美关系持消极立场。不久证明，美国这一判断是错误的。冷战后，苏联这样的全球战略对手虽然消失，但美国仍然面临新的战略难题，如在消除恐怖主义和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反扩散、维持亚太稳定和世界经济可持续增长等方面，美国仍需要中国合作，中美仍存在开展战略合作的需求与舞台，战略因素仍然是影响中美关系中的基本因素之一。克林顿政府因而把中国定位为“建设性战略伙伴”。
“9·11事件”后，美国因成为国际恐怖主义的首要打击目标，损失惨重，进一步认识到战略合作对中美关系的意义。中美战略合作在“9·11”后获得新的需求、新的内容、新的活动舞台以及新的发展机遇。两国在反恐、朝核、反毒、运输通道安全、能源稳定、亚太安全等问题上的合作都具有战略意义，为中美关系继续保持稳定并向前推进提供了新的动力。战略因素在中美关系中的地位不是削弱，而是有了新的加强。
(三)意识形态因素
广义地说，宗教文化因素也可以纳入意识形态范畴，如历史上美国在中国的传教活动就可以认为是影响中美关系的一种意识形态因素。不过，涉及政治体制和发展模式的纯意识形态因素，最早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渗入中美关系领域的。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维持中国对日作战”，并把中国坚持对日作战的希望寄之于国民党政权。但美国很快发现，国民党政权腐败无能，其军队士无斗志，无力抵挡日军进攻。另一方面，中共已在敌后建立了广大的抗日根据地、数十万军队、上百万民兵，成为中国战场上“最活跃、最有生气”的抗日力量。美国因而有意放弃单独支持国民党政权、转而与中共合作，并采取了一些具体行动，如向延安派出美军观察组，与中共探讨派美军在华东沿海大规模登陆，与中共军队配合对日反攻的作战计划，等等。[46]但从1944年秋开始，欧洲战局与亚太战局都发生了有利于同盟国的战略性变化，太平洋美军对日“越岛”反攻捷报频传，美国对中国战场牵制日军的战略依赖明显削弱，美国对华政策中的战略因素开始退居次要地位。美国虽然清楚中共军队更有战斗力，但从战后与苏联竞争的意识形态因素考虑，美国中断了与中共刚刚起步的政治关系，重新回归“扶蒋反共”政策。可以说，是意识形态因素决定了美国这次政策调整。意识形态因素由此第一次上升为影响美国对华政策的决定性因素。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意识形态因素无疑对中美关系走向产生了关键性影响。[47]从新近解密的档案材料，如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34/1、34/2、41号系列文件等看，当时，美国从反苏世界战略出发，希望拉住中国，牵制苏联，达到防止“苏联为战略目的控制中国”的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对华政策保持了一定的“灵活性”，未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立即选择对华全面敌视与遏制政策。相反，美国打算与中共建立“工作关系”，在中国急需的“经济和技术管理”方面提供一定的合作。[48]美国还打算通过与新中国维持一定的“经济与政治联系”，用“软的一手”诱迫中共放弃革命理想，脱离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从亲苏反美转向亲美反苏。新中国百废待兴，急需一个和平的国际环境，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国民经济，也不愿与美对抗。两国最终走上了冷战对抗之路，未能实现初衷，其根本原因是双方互不信任。而互不信任的根源，除了美国长期扶蒋反共的历史因素外，最关键的因素在于双方在意识形态上的相互对立。
20世纪70年代，中美搁置意识形态分歧，在共同反对苏联扩张的基础上建立了战略合作关系，但意识形态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仍是无处不在的重要因素。尼克松、基辛格等人在很多场合，都直言不讳地表示，美国与中国合作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并不表示美国接受中国的制度选择和统治形式。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之所以一波三折，分解成一系列小步舞，表面看是台湾问题难以解决，从根本上说则是意识形态因素使问题复杂化。
冷战后，中美关系磕磕绊绊，起伏不定，意识形态因素起了关键的催化作用。1989年后，美国带头对中国实行制裁，主要是出于意识形态冲动。此后，美国媒体出现了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的竞赛，一些美国名流、政客、反华议员，竞相通过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捞取政治资本。对中国进行意识形态攻击甚至成为美国总统大选时的热门话题。凡此种种，必然要对美国对华政策和中美关系产生不容低估的消极影响。
(四)三大因素相互作用
在影响中美关系的三大因素之间，存在一种相互作用关系。在不同时期和不同条件下，经贸、战略、意识形态等三大因素对中美关系的影响会表现为不同的方式，产生不尽相同的作用。它们有时单独起作用，有时同时出现；有时作用力一致，有时作用力相反。
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三大因素同时出现，同时对中美关系的发展方向产生了影响。从美国方面看，经贸因素和战略因素曾促使美谋求与中共保持一定的“工作关系”，但意识形态因素则起反作用。从中共方面看，虽然经贸因素促使新中国希望与美保持一定的关系，但意识形态和战略因素使中共从根本上不信任美国。可见当时中美之间虽然都有不关闭与对方关系大门的愿望，但这种愿望的基础很脆弱。朝鲜战争爆发后，经贸和战略因素从属于意识形态因素，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对抗时期。此后，中美互为敌国，三大因素同时起消极作用，中美关系经历了最严酷的20年。(www.xing528.com)
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解冻，主要是战略因素起了推动作用。此时中美经贸往来几乎是零，持续数十年的意识形态对立产生的影响也未消除。但反对苏联扩张的巨大战略需要，抑制了意识形态对立的消极影响，并开始孕育中美经贸因素，使之壮大为促进中美稳定的积极因素。
1989年后，因苏联、东欧酝酿巨变，美国长期面临的苏联战略威胁顿失，对中国的战略需求削弱，意识形态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猛然抬头，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强烈冲击。美国组织西方国家共同制裁中国，对中国大肆进行人权和意识形态攻击，一时间，中美关系大有破裂之虞。但是，此时中美经贸关系已形成一定规模。据美方统计，1990年中美双边贸易额达200亿美元。[49]波音公司及摩托罗拉等大公司竞相进军中国市场。同时，美国很快认识到，尽管冷战结束，但美国在冷战后仍面临各种不安全因素，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海湾战争使美国对此体会尤深。于是，经贸和战略因素发挥了积极作用，抑制了意识形态因素的恶性膨胀，使中美关系在磕磕绊绊中仍能保持总体稳定，并继续保持向前发展势头。
“9·11”以来，因恐怖主义直接威胁美国的战略安全，美国把反恐提升为国家安全的主要目标，对中国的战略需求进一步增大，在反恐、反扩、亚太稳定、经济可持续发展及各种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美国都需要中国的战略合作。同时，中美在投资经贸领域的利益捆绑已发展到相互依赖、一损俱损的密切程度。这进一步抑制了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对两国关系的伤害。
可以预想，在21世纪，中美在战略、经贸投资等领域的相互需求还将继续增大，并成为中美关系继续发展的稳定因素，意识形态等因素对中美关系的消极影响不会消失，但将会继续抑制在可控范围内。这就决定了两国关系时有冲突在所难免，但总体上会继续保持稳定发展态势。人们没有理由对中美关系的前景抱悲观态度。
三、历史启示：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以史为鉴，可知未来。回顾新中国与美国关系半个多世纪的历程，可以获得不少启示，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启示就是：中美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没有理由不维护、发展长期互利合作关系，更没有理由相互对抗。
在两国冷战对抗时期，因美国奉行对华长期遏制政策，中国在联合国的席位长期得不到恢复。在美国威逼利诱下，直到20世纪60年代，世界上仍有半数国家承认台湾蒋介石集团而不承认新中国。美国对华严厉的贸易禁运和技术封锁给中国的外贸利益和工业化进程造成重大损失。受美国的长期军事威胁所逼，新中国被迫集中主要力量发展国防实力和国防工业，致使中国经济农、轻、重长期比例失调。从1950年至1970年的20年间，中国累计军费开支约2000亿美元，平均每年100亿美元，居世界第三位。[50]尤其重要的是，由于美国在对华遏制旗号下，全面援台扶蒋，派第七舰队在台湾海峡巡逻，致使中国长期不能实现国家完全统一，消除国家分裂状态。国家的长期分裂状态又使新中国的国防、外交和发展战略长期受制约，缺少必要的行动自由。
与中国进行冷战对抗关系也给美国造成了巨大损失，主要有三点。第一，美国国内外政策更趋于反动。在美国内，麦卡锡主义借反华氛围疯狂发展，很多主张奉行明智对华政策的美国进步人士受到迫害。在奉行遏制新中国政策的年代，任何主张与新中国和解的意见都会受到无情压制。[51]在美国外，美国政策的反动特性更加露骨，长期承认一个曾被自己抛弃过、仅统治全国2％居民的残余政权却拒不承认另一个领导全国98％居民的中央政权，并迫使其他国家如法炮制，这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反动。为了拼凑遏制新中国阵线，与李承晚、吴庭艳、麦格赛赛、披汶猜这样一些亚洲反民主势力结盟，甚至不惜复活日本军国主义，同样灌注了一种反动政治倾向。
第二，刺激美国大规模重整军备，日益趋向于军国主义化。1948年，美国三军总兵力为146.3万人。计划编制是空军48个联队、陆军10个师又15个团、海军282艘战舰。[52]1952年，美国三军人员增加220万人，达到363万人的规模，其中陆军由10个师又11个团60万人增至20个师又18个团共160万人；海军由40万人增至80万人，军舰增至400艘，大型航空母舰数增加1倍；海军陆战队从7.5万人增至23万人，编成3个作战师；空军由40万人增至98万人，空军飞机由48个联队增至95个联队。[53]1954年底，虽然朝鲜战争已结束一年多，美国仍维持约占朝鲜战争高峰时期军队实力80％的总兵力，其中空军甚至增至121个联队。[54]在和平时期维持如此庞大的常备军，这在世界军事史上极为罕见，对美国军备发展史尤其如此。出于遏制新中国的政策需要，美国在进行朝鲜战争后，又直接卷入了对抗更激烈、持续期更长、军事代价更大的越南战争。
第三，与中国进行冷战对抗也使美国付出了极惨重的经济代价。贸易禁运是一种两败俱伤的政策，美国在长期奉行对华禁运政策，阻碍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同时，也使自己付出经济代价，自我退出中国市场，这一点不言自明。与中国搞冷战对抗使冷战向亚洲拓展和深化，造成国际关系氛围的持续紧张和军备竞赛不断加剧，美国的军费开支因而居高不下。朝鲜战争期间，美国付出了500亿美元战费。[55]投入越战又使美国另外付出了1000亿美元的战费。[56]从1950年到1970年，美国累计国防开支达11145亿美元，高居各国榜首，相当于中、英、法、德、日、意6国同期累计军费开支总和的2倍。[57]为笼络其他国家参加对新中国的遏制政策，美国还不断增加其对外援款。其年度对外援助总额由1950年的41.66亿美元增至1953年的63亿美元。从1953年到1965年，美国累计外援总额达785.82亿美元，平均每年约65亿美元。[58]
巨额军费开支和对外援助负担，使美国经济发展受到极大制约。从1948年到1962年，美国人均产值年增长率为1.6％。结果，美国在世界总产值中的份额由1953年的44.7％跌至1960年的25.9％，然后又跌至1970年的23％。1971年，美国财政赤字高达230亿美元；通胀率为5％；失业率为9％；黄金储备由1945年的250亿美元减至105亿美元；尼克松政府无奈之下，只得宣布美元贬值8％。[59]至此，美国已无可挽回地从顶峰跌落，其直接原因渊源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以及1950年以来持续20年的高额军费开支。这20年恰好又是美国与中国进行冷战对抗的20年。美国进行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也正是为了与中国进行冷战对抗。
尼克松访华以后的30多年来，中美关系虽然时缓时紧，磕磕绊绊，但合作是基调，两国领导人在多数情况下选择了谋求合作、避免对抗的政策，这给中美双方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政治和战略效益。战略上，中美合作使两国在面临苏联扩张等战略威胁时取得了战略主动。经贸投资领域，两国长期合作成为两国经济保持稳定、增长的积极因素。此外，两国长期合作也促进了国际和平与稳定。
四、21世纪中美关系：风雨兼程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人口最多、发展最快的大国，一个是经济实力最强、国际影响力最大的大国。在21世纪，两国更要加强合作，避免对抗，以增进两国十几亿人民的福祉，促进世界和平、繁荣与进步。
在21世纪，促进中美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有利因素不少，如存在促进两国保持长期合作关系的战略需求，两国经贸投资利益已形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捆绑关系，两国战略文化中存在某些有利于保持合作的积极因素等。尤其重要的是：发展两国合作关系已成为两国主流社会的主要共识，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当然，在中美关系中，还存在不少妨碍两国关系向前发展的消极因素，如意识形态和文化价值观冲突、人权问题、台湾问题等，以及国家利益不同而产生的各种新矛盾等。这就决定了21世纪中美关系在总体向前发展的同时，仍会不时出现各种摩擦、麻烦和不和谐音。
要推进中美关系在21世纪继续向前发展，有赖于双方确立积极合作、避免对抗、求同存异、培植信任的大思维，激活有利于中美关系向前发展的积极因素，如战略因素和经贸因素；抑制甚至消除可能妨碍中美关系发展的各种消极因素，如意识形态因素等。
首先，要继续推进两国在战略领域的合作，扩大两国战略合作的基础。包括继续推进两国在反恐怖、反扩散、各种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等问题上争取共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其次，通过继续发展两国经贸、投资、科技合作和文化交流等，加深、拓宽两国利益捆绑。鉴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和头号贸易大国，中国经济规模和贸易量在未来一段时间仍将快速增长，两国有可能在一二十年内相互成为最大贸易伙伴。两国在维护世界能源、资源供应及运输渠道畅通方面也有极广阔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前景，须积极扩大两国在这些方面的合作。
第三，妥善处理两国之间的分歧点，包括两国在意识形态、人权等问题上的分歧，尤其是要妥善处理好台湾问题，避免在台湾问题上走向对抗，并通过处理好台湾问题，争取尽早完成中美关系完全正常化的“收尾工程”。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战略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
【注释】
[1]陶文钊：《中美关系：半个世纪的启示》，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4月，第33—43页。
[2]A Doak Barnett，China and the Major Powers in East Asia，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77，P.178.
[3]David Allan Mayers，Cracking the Monolith，U.S.Policy Against the Sino—Soviet Al—liance，1949—1955，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Baton Rouge and London，1986，pp.94—95；pp.99—103.
[4]林利民著：《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年3月，第125—126页。
[5]爱德温W·马丁著，姜中才等译：《抉择与分歧——英美对共产党在中国胜利的反应》，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年，北京，第264页。
[6]周桂银：《中美敌对的根源与标志》，载《美国研究》，1996年3月，第142—145页。
[7]沈志华著：《毛泽东·斯大林与朝鲜战争》，广东人民出版社，2003年11月，第187—191页。
[8]《毛泽东选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第18—19页。
[9]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三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7月，附表76—82。
[10]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第36页。
[11]《杜鲁门回忆录》，第二卷，三联书店，1974年，第393页；《艾奇逊回忆录》(上)，上海译文出版社，第261页。
[12]奥马尔·布雷德利著，廉怡之译：《将军百战归》，军事译文出版社，1985年12月，第678—679页。
[13]Ed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s，1950，Vol.7，Washington，1973，pp.942—946.
[14]Tang Tsou，A merica’s Failure in China，1941—1945，Vol.2，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Chicago and London，1963，pp.590—591.
[15]迈克尔·谢勒著、徐泽荣译：《二十世纪的美国与中国》，三联书店，1985年2月，第194页。
[16]宫力：《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回顾》，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第239页。
[17]宫力：《中国援越抗美的历史回顾》，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第235—236页。
[18]牛军：《略论60年代中期的美国对华政策》，载陶文钊、仲掌生主编：《中美关系100年》，第201页。
[19]Foreign Affairs，Vol.46，October 1967，p.121.
[20]亨利·基辛格著、陈谣华等译：《白宫岁月》，第1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50年，第235—237页。
[21]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11月，第513页。
[22]陶文钊主编：《中美关系史(1949—1972)》，第561—563页。
[23]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2月，第432页。
[24]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第425页。
[25]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第437页。
[26]宫力主编：《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21—122页。
[27]陶文钊、杜瑞清、王旭主编：《中美关系与东亚国际格局》，第443页。
[28]赵学功著：《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300—301页。
[29]赵学功著：《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302—303页。
[30]赵学功著：《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367—368页。
[31]刘连第、汪大为编著：《中美关系的轨迹——建交以来大事纵览》，时事出版社，1995年5月，第562—563页。
[32]宫力主编：《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实践》，第290—291页。
[33]楚树龙著：《冷战后中美关系的走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5月，第4页。
[34]《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0月，第350—359页。
[35]赵学功著：《战后美国对东亚的政策》，天津人民出版社，2002年3月，第384页。
[36]倪世雄、王义桅主编：《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44页。
[37]Business Week，the New Strategy of A merica in Asia，May 28，2001.
[38]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1.
[39]Washington File，June 29，2004，p.5.
[40]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11：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Current History，September，2002，p.245.
[41][美]加尔文·D·林顿编著、谢延光等译：《美国两百年大事记》，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12月，第33、271页。
[42]Scharer to Lanigan，Jan.18，1951，China Loboy，Commerce Department，PSF，Box 161，Truman Papers.
[43]倪世雄、王义桅主编：《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50—151页。
[44]林利民著：《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第39页。
[45]Edited by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s，1949，Vol.8，p.357—360.
[46][美]包瑞德著、万高潮等译：《美军观察组在延安》，解放军出版社，1984年12月，第102—103页。
[47]林利民著：《遏制中国——朝鲜战争与中美关系》，第41页。
[48]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s，1949，Vol.9，P.493、828.
[49]倪世雄、王义桅主编：《中美国家利益比较》，时事出版社，2004年6月，第144页。
[50][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等译：《没有永久的霸权》，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342页。
[51]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6月，第85—86页。
[52]华·惠·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世界知识出版社，1964年，第292页。
[53]布雷德利：《将军百战归》，第853页。
[54]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第393页。
[55]保罗·肯尼迪：《没有永久的霸权》，第340页。
[56]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第191页。
[57]保罗·肯尼迪：《没有永久的霸权》，第342页。
[58]David A.Baldwin，Foreign Aid and A merican Foreign Policy，pp.30—31；罗斯托：《美国在世界舞台上》，第343页。
[59]阿瑟·林克等著，刘绪贻等译：《1900年以来的美国史》，下册，第233—23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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