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演变
曹 霞
一般说来，国际格局具有相对稳定性。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以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为框架的多极格局维持了大约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雅尔塔体系为框架的两极格局维持了近半个世纪。冷战结束后，新的国际格局则处于重新塑造的过渡期。决定国际格局的基本因素有两个，“一是实力分布，二是国家之间的关系结构”。[1]这两个因素，尤其是实力分布，具有相对稳定性，由此决定了国际格局的相对稳定性。伊拉克战争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主要实力中心的实力对比，但它牵动各实力中心调整政策，从而引起各实力中心的实力运用方式及相互关系的变化，因而不能不对国际格局的运行态势产生影响，最终引起国际格局的调整。本文拟从各实力中心战略调整的角度，分析伊拉克战争对国际格局的影响。
一、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新特点
要理解伊拉克战争后国际格局的变化，先要对伊拉克战争前国际格局的基本特点有一个基本认识。
从冷战结束到“9·11”事件，国际上，尤其是美国理论界、战略界在给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定性时，可以说是众说纷纭，百花齐放。其中最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四种。一是“单极论”。这种观点在美国有一定市场，以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iew Brzezinski)为代表，认为美国将主宰21世纪初的世界。[2]他甚至认为美国经济、军事、科技、文化实力和影响力超群卓世，无人能敌，世界“正在进入第二个美国世纪”。[3]二是回复“两极”结构。美国国防大学战略研究所所长汉斯·贝南迪克(Hans Binnendijk)提出，新的两极结构将以美国及西方民主国家为一方，以中、俄、印及所谓“无赖国家”为另一方。[4]新“两极”论在其它国家也有一定市场。如俄罗斯有人认同两极结构，但其内涵是指欧、中联合，与美国抗衡。委内瑞拉《宇宙报》则提出中期内将形成以美国与中俄对立为主要内容的两极世界。三是“多极论”。这种观点以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Henry A.Kissinger)为代表，认为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格局将是美、欧、日、俄、中，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括印度在内的多极并立时代。[5]基辛格的观点在俄、欧得到较多认同。推进多极化甚至成为法、俄对外政策的支柱。四是“单极－多极论”，这种观点以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为代表。他1999年3月在《外交》杂志撰文说，冷战后美国是惟一的超级大国，但“这并不意味世界一定是单极世界”，世界已进入“一个超级大国”与数个“强国”并存的“单极－多极”时代。美国试图建立单极统治，必然刺激其它强国在争取建立多极世界方面“作更大的努力”。并说“单极－多极”并存将持续20年左右，期间“一超”与“数强”不可避免会发生竞争、碰撞。[6]他还按“文明断层线”划分国际格局，认为后冷战时代是一个“多极和多文明的时代”，作为其“单极－多极论”的补充。[7]
国内理论界、战略界虽然有少数人在一定程度上、部分接受“单极论”，但不占主流地位。[8]我国理论界和战略界的主流观点认为，冷战后的国际格局呈“一超多强”结构和“多极化”趋势，主要的力量中心有美、俄、欧、日、中等。中共十五大报告提出：“多极化趋势在全球或地区范围内，在政治、经济等领域都有新的发展，世界上各种力量出现新的分化和组合。”[9]
“9·11”事件后，国际战略形势变化很大，各主要力量中心的相互关系，尤其是“一超”与“多强”的关系调整激烈。从力量对比看，“9·11”事件并没有对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产生直接影响。美国在“9·11”事件中受到的打击主要在精神与心理方面，其物资损失不过千亿美元左右，实力所受影响非常有限。不仅如此，受“9·11”事件刺激，美国全国动员，成立国土安全部，大幅增加国防与安全开支，国内实现了团结，对外更积极谋求大国合作，争取各大国支持反恐，其超强实力在和平时期进一步提前释放，优势进一步凸显。各大国也顺应时势，与美合作反恐。国际上一度出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未曾有过的大国合作局面。美中、美俄、美欧关系都明显改善，大国格局因而出现良性互动。
简言之，“9·11”事件没有明显改变国际政治力量对比，“一超多强”并立的基本态势没有明显改变，美国超强实力的提前释放是为了反恐而不是为了挑战其它大国或从事大国战争，没有从根本上打破“一超”对“多强”的力量平衡，多极化趋势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大国相互关系出现变化、调整，国际格局的运行态势有利于国际大和平。
伊拉克战争是对“9·11”事件后大国合作反恐局面的严峻考验。围绕如何解决伊拉克问题，大国出现分裂。美、英在日本支持下，坚持以武“倒萨”。法、德、俄、中等则默契制美，反对美、英对伊动武，并在联合国形成冷战后少有的对美、英优势。结果是，美、英不得不承受政治失分的代价，在没有世界主要大国法、德、俄、中支持或默许下单独发动了对伊战争。
美、英与法、德、俄、中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使国际社会忧心忡忡，不少人认为大国竞争再度集团化，并由此将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集团，一方以美、英为主，另一方以法、德、俄为主，在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印度等。[10]但是，伊拉克战争后，并没有出现大国集团对峙长期化的传统大国关系模式。美国虽然在伊拉克善后问题上一心确保主导地位，但没有坚持“排它主义”。在其它问题上，如朝鲜核问题、反恐和反大规模武器扩散、解决世界经济问题和其它非传统安全问题上，美国依然致力于谋求与其它大国合作。而一度坚决反对美、英对伊动武的法、德、俄、中各国也主动修复与美关系，寻求合作。美与中、俄、日在朝鲜核问题上的合作，美与欧、俄在中东和平“路线图”问题上的合作，“八国集团”埃维昂峰会上美与德、法、俄的和解，有关各方在反恐、反贫困、反危机等问题上的谅解，说明围绕伊拉克问题产生的大国分歧、对峙，并没有从根本上破坏“9·11”后形成的大国合作总体氛围，没有打断大国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总趋势。在伊拉克重建、善后问题上，美国或迟或早也会放弃独占享用胜利成果的单边主义，接纳其它大国参与。
综而述之，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大国对峙只是“9·11”后大国合作大潮中的一个小插曲。它对国际格局的影响只有局部意义，“一超多强”依然并立，大国依然保持相互借重、相互依存、相互合作的基本力量结构和关系模式；单极与多极依然保持磨合、竞争与斗争关系；多极化依然保持在曲折中继续向前发展的基本趋势。尽管如此，伊拉克战争及在此期间大国之间的斗争仍然揭示了“9·11”以来国际格局的不少新特点与新动向。
第一，美国继续享有超强优势。美国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同比的32.5％，[11]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同比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12]。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13]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美2004年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14]美军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更是无与伦比。
超强实力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享有很大的主动权和继续居于主导地位。在涉及美国关键利益的领域，美国有决心、有能力强行贯彻自己的意志、利益，搞单边主义。“多强”作为单个国家，难与美国抗衡。日、德、法、英、中、俄的GDP总量分别约为美国的60％、30％、20％、15％、14％、4％，[15]他们的国防开支总和不及美国，军事技术和远程投放能力比美国落后10－20年。但“多强”各守一点，目标明确、任务单一，足以守住自己的基本利益。“多强”的合力，更可以在全局范围对“一超”形成强大牵制，使“一超”不可能恣意妄为。“一超”与“多强”相互制约，将是今后相当长一段时期国际格局的一个主要特点。随着“一超”优势的逐步削弱和“多强”实力的继续增长，“多强”对“一超”的制约能力将不断增大，“一超”的单边行动能力则会持续下滑。
第二，“一超多强”结构中的角色正在变化。从上世纪70年代起，美、欧、苏、日、中五大“力量中心说”已为国际上广泛接受。冷战后的“一超多强”也主要指美、欧、俄、日、中并立。但在伊拉克战争中，欧洲的分组离合异常突出，有多重表现，包括美欧裂痕加深、法德与英争吵、“老欧洲”与“新欧洲”的龃龉、俄加大对欧洲的参与，与德、法密切合作等。欧洲不是以一个声音发言，而是各主要成员单独登台表演，英、德、法的立场都不代表欧洲，俄罗斯更不能代表欧洲。“多强”不再是简单的欧、俄、日、中，而是从欧洲分离出来的德、法、英及俄、中、日。在特定条件下，可能还加上印度、意大利这样一些次大国甚至土耳其、伊朗这类区域强国。“多强”排序也在变，德国在国际舞台上趋于活跃，中国的排序大大靠前，英国对美国更加亦步亦趋。
第三，意识形态斗争更加弱化，大国分组离合更加灵活、多变。在伊拉克战争前及战争中激烈斗争的主要大国群，包括全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全部核大国。在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短命、临时性的“集团”对抗中，号称制度相同、文化相同、价值观相同、发展阶段相同、被福山断定不会发生“冲突”的西方及欧洲发生了分裂。美国与其传统盟友德、法激烈对抗；英国也与其欧洲伙伴站在对立面，这包含美欧分裂、北约分裂、欧洲分裂三层含义。而“半西方”、“半发达”、“半民主”的俄罗斯、文化价值观及政治制度与经济发展阶段被美欧视为“异类”的中国，则成了德、法的反美盟友。美欧在这场“集团”对峙中，显然是按各自的国家利益、事件本身的“是非曲直”选择盟友，超越了意识形态因素。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甚至自冷战结束以来还是头一次。不仅如此，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展开的“集团”对峙，完全是议题性的。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对峙并不波及其它领域。美国明确提出了“议题决定联盟”的口号。伊拉克战争后，各方修复关系，在朝鲜半岛问题、中东问题上的合作，说明大国围绕伊拉克问题的冲突没有“可持续性”，这是大国关系成熟的标志。合作而避免永久同盟、对峙而避免大国战争，可使大国依据具体议题决定自己的政策，获得有更多的行动自由。这本身就意味着国际格局从质的方面朝多极化方向推进了一步，预示着未来多极化条件下大国关系的新趋势、新模式。
第四，大国合作成为基调。与20世纪相比，大国力量对比与结构及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国冲突不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虽然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包括俄、印、中等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16]，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更没有一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美国虽然有霸权思想，但其战略文化基本上保持“盗亦有道”原则，与20世纪蓄意挑起世界大战、“无限制使用暴力”追求国家利益的德、日军国主义有很大区别。直到目前为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今后会采取这类疯狂政策。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17]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18]这一“最佳时期”的到来，受大国关系自身逻辑的支配，与当前的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没有必然联系。尽管大国间会有种种矛盾，但各大国将竞争有度，在反恐、反扩散、促进地区安全、振兴世界经济等众多领域，仍将加强合作。
第五，国际格局越来越受区域化制约。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中，有欧洲与亚洲、太平洋两个子系统。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则是一种真正的全球斗争。美、苏都是全球性力量，都有全球行动能力，他们的争夺蔓及全球，无处不在。伊拉克战争后的国际格局，从空间分布看，由三个子系统构成，因而更像一战后的凡尔赛—华盛顿体系，而与全球性的雅尔塔体系有别。美国依然是全球性力量，其全球行动能力和控制能力大大超过冷战时期。但美国却没有一个类似苏联的全球性对手。“多强”都是区域性大国，欧洲各大国的活动重点是欧洲及其周边，英国也是如此；俄罗斯的利益范围界定在独联体及其周边；中国、日本的利益范围主要在亚太。欧、俄、中、日在中东都有以石油利益为主的非核心利益。当前国际格局的三个子系统分别是：围绕科索沃战争形成的欧洲格局、围绕伊拉克问题及中东和平进程问题和石油利益正在形成的中东格局、围绕朝鲜半岛问题正在形成的东亚格局。其中欧洲子系统以美、欧为主；中东子系统以美、欧、俄为主，中、日部分参与；东亚子系统以美、中、日为主，俄、欧部分参与。美国是在所有三个子系统中都占主导地位的惟一大国，其余大国只在其中某一个子系统中起主导作用。这与“一超多强”并存的全球力量结构完全一致。
二、新格局中主要大国的位置与政策
美国是新格局中惟一的超级大国，一方面，其实力对“多强”享有极大的优势；另一方面，美国作为全球性力量，其所厘定的战略目标、任务也是全球性的，且美国已把在世界范围内反对恐怖主义作为其今后一段时间的头等任务。这两方面因素将是美国思考其对外战略的出发点，也是“多强”判断美国的两个基本点。“9·11”后，美国经过战略反思，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实力弱点有了不少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认识。单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综合实力确实独步天下。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19]保罗·肯尼迪也评论说：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20]但是，“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然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对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2002年10月以来的新一波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实力犹存，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并未解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安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说：“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21]
第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整个20世纪，美国都把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统治”世界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20世纪上半叶，美国视“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及由其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和“轴心国家”为主要安全威胁。下半叶，美国视苏联及“华约”为主要安全威胁。为战胜这类大国或大国集团威胁，美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军备，组建军事同盟，甚至进行或准备进行“总体战”。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国防开支始终位居全球之冠。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和威胁源，视中、俄为潜在战略对手。美俄、美中关系依然起伏不定。“9·11”袭击及各大国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积极支持，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在此前后，布什总统及其他美国政要也多次公开宣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22]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挑战，已从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表上的位置大幅后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幸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尤其产生了非常积极的正面影响。一年多的反恐实践也促使美国认识到，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国家、没有实体，打了就走，来去如风，传统的军事手段对其无可奈何，“仅靠对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已经不再有效”。[23]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撰文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场“外交战争”、“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但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沉默中进行，做的是诸如执法、交换情报和将做坏事的家伙揪出来之类的事情”，美国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24]增进大国合作由此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利用百年不遇的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25]
此种认识，促使美国在“9·11”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调整、改善与各大国、尤其是与中俄的关系。布什总统分别于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两访中国，于2002年5月和11月两访俄罗斯。美国总统如此密集访问一向被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体制外”大国，这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独一无二，表明了美国谋求大国合作的急迫心情和诚意。美称俄、中为“反恐盟友”，[26]与俄达成能源合作协议及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向俄提供200亿美元裁减战略武器专款；高规格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元首，把“东突独”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严厉斥责台湾当局的“一边一国论”，以总统名义公开承诺“反对台湾独立”。凡此种种，不但有助于稳定、改善美与中、俄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大国关系总体氛围，对促进大国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在伊拉克战争前及其过程中，美国虽然与俄、德、法、中形成对峙，但这种对峙是议题性质的，不具有你死我活的成分。法、德、俄都表示，反对美国打伊“倒萨”不等于反美。美国不会因为在伊拉克问题上受到法、德、俄对抗而放弃“9·11”后确立的大国合作战略。今后在朝鲜半岛及朝核问题上，美国将继续争取中、俄、日合作；在中东问题上，美国将继续与俄、欧协调，并接受德、法、俄、中参与伊拉克重建工程。在反恐、反传染病、恢复世界经济等领域，美国将继续谋求与所有大国合作。
“多强”虽然与美国存在竞争关系，“多强”之间也存在各种竞争关系，但谋求合作也是“多强”对外战略的基本面。“多强”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某些重大问题上虽然还会形成针对“一超”的联合，但只具有“临时性”和局部意义。
俄罗斯横跨欧亚两大洲，是与国际格局三大子系统——欧洲子系统、中东子系统、东亚子系统——都保持直接地理联系的惟一大国，享有地缘优势。俄也是军事上有能力与美一比高低的惟一大国。但俄经济实力只及美国的1/25、日本的1/15、德国的1/6、法国与英国的1/4、中国的1/3。[27]俄仍将以潜心发展经济、致力于提升综合国力为中心任务。为此，俄对外战略有三大支柱。其一，维护对独联体的影响与主导权，这是俄立足根本；其二，继续奉行“双头鹰”外交，但以欧洲为重点，加强与法、德合作，加大对亚太事务的参与，包括参与解决朝核问题及亚洲多边机制。推进中、俄合作则是俄亚太外交的核心。其三，继续加强与美合作，同时也要继续打“多极化”旗号，必要时与德、法、中、印等大国合作，制约美国。
日本综合实力居世界第二，但其对外战略受三重因素制约：一是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日本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二，但政治上继续受战败国地位拖累，与经济实力不相称，日本民众已厌倦美国请客、日本买单的外交模式。二是经济已下滑十余年，且还在继续下滑。三是面临中国的崛起及朝鲜半岛统一进程加快的新难题。日本外交的新课题是如何创造条件提升政治地位、恢复经济增长及应对中国崛起。为此，日本今后一是要继续拉紧日美同盟，借美制约中国、保障安全；二是以亚太为外交重心，努力争取亚洲国家的信任，在亚太区域化建设中争当盟主，对其它地区的事务则继续保持低调；三是谋求与中国改善关系。一方面，中国经济继续高速增长可能是带动日本经济恢复增长的“发动机”，另一方面，日本要想在亚太区域化建设中有所成就，必须以中日合作为基石，取得中国的谅解。对“多极化”，日本将继续作“壁上观”，总体上会乐观其成。
欧洲各大国作为一支集体力量，共同参与国际事务，以一个声音说话的可能性在削弱，德、法合作是例外。法国自戴高乐起，一直保持很强的独立性，今后这种独立性只会继续加强，不会削弱。其独立性的核心内容是对美、英保持独立，今后也是如此。为此，法国今后一是要以德、法合作为基础，继续推进与俄、中合作，并在有利时继续打“多极化”旗号；二是在涉及法国重要利益的领域、区域，法国将不惜继续对美顽强“顶撞”，但也以美、法关系不破裂为底线。德国因经济实力居世界第三、统一取得成功、与法俄关系同时改善、反思战争罪取得成功，政治上打了翻身仗。今后德国将逐步走出对国际事务的“低调”时期，以一个独立大国的身份登上国际舞台，成为多极世界的重要角色。英国对外仍将背靠美国，继续从追随美国中获取战略利益，仍将游离于欧洲之外，并通过接近“新欧洲”，与法、德、俄竞争在欧洲的影响。
三、国际新格局与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特征，完成了从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制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28]“9·11”以来，中国借助反恐平台，与各大国合作，负责任大国身份进一步确认，大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各大国的利益交叉点也明显增多、增大。当前国际格局总体上是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演变。中国是大国体系中越来越有影响的成员。在一个以“一超多强”为框架、以大国合作为基调、以多极化为发展方向的新格局中，中国既面临重大机遇，也面临不少挑战，必须、也能够有所作为。
首先，中国应继续致力于改善中美合作关系。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美国既有人视中国为美潜在竞争对手，也有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全球“重要伙伴”，并认为贯彻美21世纪“融合战略”的“最大考验”是中国，主张推进中美“战略合作”。[29]中国则以美国为最大的“交往对象”。鉴于中美各自的国际地位和分量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两国能否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合作关系，将对国际格局产生关键性影响。“9·11”以来，中美合作反恐促使两国关系回稳，美国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对手”向“战略伙伴”加速调整，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十余年来的“最好阶段”和“最稳定时期”[30]。
但是，中美关系仍存在若干不稳定因素。在结构层面，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与美政治制度不同，由此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美战略界有人担心中国崛起终将挑战美全球利益，反对完全放弃对华防范，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战略反应。中国难以解除对美恢复“遏华”政策的警惕。在政策层面，存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所谓三个“双重推进”，即：对华接触与遏制同步推进、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双轨推进”、在与中国合作反恐的同时又在反扩散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此外，在人权、NMD等问题上，两国也存在分歧[31]。
一般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是相对主动的一方，中国则相对被动。中国对美战略疑虑，导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堪称是一种“条件反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调整中美关系的系统工程中无能为力。军事学上有一种“间接战略”，其要诀是避开正面，从侧翼迂回。中国完全可以采取这类“间接战略”，努力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具体而论，就是对中美间的分歧点能回避则回避，尽量去发现、厚植两国的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中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为971亿美元，[32]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加、墨、日)和第三大进口来源(仅次于加、墨，超过日本)，中美经贸关系对美重要程度有超过美日经贸关系之势，[33]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厚实经济基础。中国可继续努力开拓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增大两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又如在缓解朝鲜半岛核危机、维护南亚战略平衡及中亚、东南亚稳定、反恐、反毒等领域，两国也有合作空间，可通过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健全两国合作渠道、机制，形成合作惯性，促使美国真正认识中国是其实现繁荣、安全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的“战略伙伴”。
当然，寻求合作不等于放弃斗争。在台湾、人权、NMD等分歧领域，中国不能一言不发，不能任由美国自编、自导、自演。但斗争要把握时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尤其要做到“衅不由我起”，不向其它领域扩散。中美加深战略理解、互信，把目前的反恐合作及其它合作向各领域推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对实现国际稳定有重要意义。
其次，中国应积极推进与其他大国的各类双边、多边合作关系。“9·11”以来，中国与各大国的合作关系普遍有新发展。中俄关系连上台阶，《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开始落到实处，两国元首频频互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合作范围包括经贸、能源、科技、军工以及各种国际问题。两国2002年贸易额已达120亿美元。中欧关系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1126亿美元。中日在经贸、投资、金融和地区问题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拓宽、深化，2002年两国贸易额更超过千亿美元[34]。为促进21世纪大国合作，消除对抗、冲突，中国应进一步挖掘与各大国的合作潜力。包括继续求同存异，继续挖掘经贸投资及能源交通合作潜力，把经贸合作向战略领域延伸，增大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注意加强多边合作，与联合国协调，建立大国合作的双边、多边新机制等。
第三，中国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应把重点放在亚太，致力于推进亚太区域化建设。这包括三个环节。一是在亚太地区积极、主动地与美合作，使美相信中美是亚太伙伴，在亚太有共同利益；二是在东北亚与日、韩合作，其中改善中日关系是重点。三是加强与东盟合作，使东盟真正认识到中国是“好邻居，好伙伴”。还包括三个区域重点目标，其一，与美、日、俄、韩合作，解决好朝鲜半岛问题及朝核问题，建立东北亚安全机制；其二，完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工程。其三，在稳定东北亚、东南亚的基础上，与美、日、韩、东盟合作，共同推动亚太区域化进程。
此外，中国还应继续加速自身经济、政治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但将改变自己，还将从根本上改变世界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目前中国人口总量在大国排名中居第一，领土面积居第三，但经济总量依然落后于美、日、德、法、英，仅领先于俄罗斯。虽然中国已经列名大国，综合国力却难与美、欧、日等超级经济体相提并论，这限制了中国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国际影响甚至不及俄、日，如军事影响力不及俄罗斯，金融和经贸影响力不及日本等。今后一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综合国力新的机遇期。如能抓住大国冲突“退场”、致力于合作的战略机遇，使中国综合国力再攀升一两个台阶，则中国的大国地位、作用和影响会相应增大，中国在国际格局中的地位将进一步提高，影响力将进一步增大。(www.xing528.com)
(作者系海军航空工程学院教员)
【注释】
[1]周方银：《对当前国际格局的聚类分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12月，第40页。
[2]Zbig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 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rrategic Im—peratives，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Inc.p.24.
[3]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布什不是笨蛋》，载《明镜周刊》，2001年1月1日，第11页。
[4]Hans Binneneijk，Back to Bipolarity？The Washington Quarterly，Autumn 1999，p.10—13.
[5]亨利·基辛格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海南出版社，1997年，第750页、第7页、第755—775页。
[6]Samuel P.Huntington，The Lonely Superpower，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pp.35；49.
[7]塞缪尔·亨廷顿著，周琪等译：《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8年3月，第7—9页、第71页、第361—367页。
[8]王存刚：《大棋局2000——中外学术界关于当今世界格局问题研究综述》，载《国际展望》2000年第15期，第4页。
[9]《国际展望》2000年第15期，第5页。
[10]《每日新闻》，2003年2月13日；《俄罗斯报》，2003年2月13日。
[11]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9页。
[12]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003，p.7.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 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
[13]Peter Speigel，Pentagon wins cash for cutting—edgy hardware，Financial，Times，Tues—day，February 4，2003.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
[14]Peter Speigel，Pentagon wins cash for cutting—edgy hardware，Financial，Times，Tues—day，February 4，2003.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
[15]参见：OECD，Main Economic Indictors，February 2003，p.247.
[16]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
[17]参见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引自《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
[18]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ⅱ.
[19]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1.
[20]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Sat，February 2，2002.
[21]Haass，U.S.Wants Shared V alues and Shared Interests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December，16，2002.
[22]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1.
[23]乔治·布什：《我们今天已变成另外一个国家》，引自《星期日世界报》，2002年9月8日。
[24]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02.
[25]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ⅰ.
[26]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Press Conference，Wash—ington File，October 28，2002，p.9.
[27]参见：OECD，Main Economic Indictors，February 2003，p.247.
[28]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引自《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
[29]Richard N.Haass，China an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Remarks 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December 5，2002.http://www.state.gov/
[30]陆忠伟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2/2003》，时事出版社，2003年1月，第45页；David Shambaugh，Sino—A merica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11：Can the New Stability Last？Current History，September，2002，p.245.
[31]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引自《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20页。
[32]《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
[33]Washington File，February 21，2003，p.3.
[34]2002年中国与俄、欧、日贸易额请参见《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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