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在9·11后的变化

论“9·11”后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变化

夏安凌

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分别经历了20世纪上半叶的世界大战时期^[1]、下半叶的美苏冷战时期和20世纪末的“后冷战”时期。“9·11”事件开辟了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第四个时期。“9·11”后的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不仅有别于“后冷战”时期，也是对20世纪以来美国全球地缘战略及其理论的一次全面修正。

一、美国地缘战略调整的三个历史阶段

在20世纪，美国地缘战略经历了三个时期，其理论的集大成者分别以马汉、斯皮克曼和布热津斯基为代表。马汉的《海权论》(1890年发表)、斯皮克曼的《和平的地理学》(1944年发表)、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1997年发表)及他们的一些其他论著，分别被奉为这三个不同时期美国地缘战略学说的圭臬。分析他们的地缘战略理论与影响，有助于理解20世纪美国地缘战略及其理论的变化。

马汉是美国地缘战略理论的鼻祖，也是“海权论”的始作俑者。他的地缘战略理论反映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的地缘战略要求，对此后半个世纪的美国地缘战略产生了指导性影响。

19世纪末，美国已从刚独立时不过几百万人口的“蕞尔”小国发展成世界大国。1900年，美国人口增至7600万，在列强中仅次于俄国，居第二。美国的煤及钢、铁产量、能源消耗量、在世界制造业中的份额、工业总潜力与国民生产总值皆超过英国，居世界第一，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2]美国地缘战略也开始从孤守南北美的“门罗主义”转向全球主义。马汉的地缘战略理论正是适应这一转变的产物。

马汉“一想到美国的经济和政治力量能适应世界舞台，便感到十分兴奋”。^[3]他不能忍受美国在战略上死守“门罗主义”，局促于美洲大陆，公开提出“门罗主义已失去了往日风光”、世界“利益中心已发生了极大的偏转”。他主张美国向全球扩张，尤其要“用不可能被误解的语言”表明：美国决心诉诸武力来防止欧洲国家“再进行领土或政治扩张”。^[4]为此，他要求美国要在“天鹅绒的手套里有一只铁掌”，建立强大的海军，控制亚洲、太平洋、大西洋及世界主要航道、海峡，广泛建立加煤站，^[5]推行均势外交，并与英、日等国结盟，共同对付“俄国和中国”。^[6]

与马汉的地缘战略理论相一致，美国从19世纪末开始，大力加强海军，奉行战略扩张政策。1900年，美国海军军舰吨位增至33.3万吨，居世界第四；1914年增至98.5万吨，居世界第三。^[7]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军舰吨位又进一步跃居世界第二。1922年签署的《五国海军协定》甚至规定美国可拥有与英国同样规模的舰队。1989年，美国发动美西战争，占领古巴和菲律宾，分别向大西洋和太平洋伸出了战略触角。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与英、法、日结盟，派遣百万大军赴欧参战，其地缘战略影响进一步扩大，真正成为世界级地缘战略“玩家”。

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时，美国成为世界上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20世纪上半叶以多极为特征的世界地缘政治格局被两极格局替代。美苏争夺既具有传统大国争夺世界霸权的内涵，也有意识形态斗争的内涵，因而比历史上任何大国争夺更激烈，更复杂，更无所不包，更具有全球性。从地缘政治观点看，美苏争夺还是一个海上强国与一个陆上强国的争夺，是陆海对峙，比以往的大国争夺更具有地缘政治斗争涵义。以此为背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应运而生。

斯皮克曼一方面接受麦金德对世界地缘政治布局的地理图解，即接受“世界岛”观念和“大陆心脏说”，但另一方面又从美国的地缘政治诉求出发，对麦金德的“三段论”反其意而用之。他认为美国只要与英国等海洋国家结盟，控制包括欧洲近海地区、中东、印度、东南亚及中国在内的欧亚大陆沿海地带，就能控制世界地缘政治锁钥，阻止任何陆上强国控制欧亚大陆。他因而提出了与麦金德“三段论”完全对立的反“三段论”：“谁控制边缘区谁就能统治欧亚大陆，谁统治欧亚大陆谁就能控制世界”。^[8]

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实践基本上遵循了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在苏联通过“社会主义阵营”基本主导甚至控制从东欧经中亚高地到东北亚的欧亚大陆“心脏区”的情况下，美国借助北约、美英同盟、美日同盟及其他一些欧亚大陆沿海联盟，在从西欧经中东、南亚、东南亚至东北亚的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建立起漫长的“遏制”线，与苏联对峙。美国由此卷入了朝战、越战及台湾海峡、东南亚、克什米尔、中东、伊朗、土耳其及柏林的冲突。20世纪80年代，美国又带头抵抗苏联入侵阿富汗。可以说，控制欧亚大陆沿海“边缘”地带，防止苏联控制欧亚大陆，是冷战时期美国世界地缘战略的基本内容。

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由此开始了20世纪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第三个时期，即“后冷战时期”，并产生了布热津斯基的“欧亚大棋盘”说。

布热津斯基在全面分析冷战后世界地缘战略形势后下结论说：“欧亚大陆是全球面积最大的大陆和地缘政治中轴”，集中了世界三个发达地区中的两个，七个经济大国中的六个，其人口占世界的75％、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60％、能源蕴藏量占世界的3/4，控制了欧亚大陆“几乎就自然而然地控制了非洲，并使西半球和大洋洲在地缘政治上成为这个世界中心大陆的周边地带”。他因此认为控制欧亚大陆是控制世界的总枢纽。^[9]在有关欧亚大陆重要性这一点上，他与麦金德、斯皮克曼等人没有区别，因而不是什么创新。他明确提出：冷战后，美国因在军事、经济、技术、文化四大领域享有全面优势，成为世界上“惟一的、全面的全球性超级大国”，处于“独一无二”和“至高无上”的地位。^[10]他从建立、巩固美国的“新型霸权”理念出发，宣称“欧亚大陆是美国最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要求美国“管理”欧亚大陆，“阻止一个占主导地位和敌对的欧亚大陆大国出现”，保证美国的“新型霸权”不受挑战。^[11]

冷战后大约10年间，美国的世界地缘战略主要围绕如何控制欧亚大陆、防范欧亚大陆出现新的地缘战略对手而展开。美国认为，俄罗斯和中国因幅员大、人口多、资源丰富、地理位置倚海跨陆、发展潜力极大，最有可能成为挑战美国“新型霸权”的“潜在”地缘战略对手，因而防范俄、中崛起被确立为其在欧亚大陆的主要地缘战略目标。为此，美国对俄、中采取“软”、“硬”两手政策，“软”的一手是“西化”俄、中，努力通过经济、政治、文化等“软”手段把中、俄纳入西方轨道。“硬”的一手是不放弃对俄、中的“遏制”思维。具体而言，对俄罗斯是向“独联体”渗透，挤压俄地缘战略空间；对华是沿中国战略边界构筑隐性“遏制”线。在欧亚大陆西端，美国推动北约大举东扩，剥夺了俄罗斯对东欧、东南欧的影响力；在欧亚大陆中腹，美国加强了在海湾的军事力量，对两伊实行“双重遏制”，并渗入乌兹别克、阿塞拜疆等所谓地缘政治“支轴”国家和中亚高地；在欧亚大陆东端，美国加强了驻亚太的军力，也加强了与日、韩、泰、澳、菲等的同盟关系及对东南亚、东北亚的影响并军售台湾。不仅如此，美国10年内还在欧亚大陆相继发动了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以及空袭阿富汗等。其直接战略后果是，美国大大加强了对欧亚大陆事务的影响能力。

从马汉到布热津斯基的美国地缘战略演变各个时期有很多差异，马汉的地缘战略观是多极时代的产物，斯皮克曼的地缘战略观适应了两极世界的要求，布热津斯基的地缘战略观源于美国“一超”独大、谋求建立“新型霸权”的特定背景。但在这三个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仍然有诸多基本相似的特点。

第一，以大国为地缘战略对手，以从事或准备从事大国战争为地缘战略目标。20世纪上半叶，美国向两洋扩张，不但在欧洲方面两次投入对德作战，而且在太平洋方面投入了对日作战。冷战时期，美国的地缘战略以苏、中为对手，其地缘战略活动主要是为对苏、中战争做准备，并因此而投入朝战、越战，全面卷入欧亚事务。后冷战时期，美国的核心地缘战略目标则是积极防范中、俄崛起。

第二，以控制北半球、尤其是控制欧亚大陆为其地缘战略要诀。马汉宣称巴拿马运河和苏伊士运河以北的“北半球陆区是获得世界实力的关键”，斯皮克曼认定欧亚大陆是控制世界的“锁钥”。^[12]布热津斯基的《大棋盘》一书更是对欧亚大陆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作了最系统的集中阐述。他们不约而同地主张美国要尽全力在北半球展开力量，控制欧亚大陆。美国自走向全球扩张以来所从事的主要战争，包括美西战争、两次远征欧陆、太平洋战争、朝战、越战、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等，都以北半球和欧亚大陆为战场。美国的海外驻军也主要以北半球为基地。

第三，特别重视海军的作用和夺取制海权。马汉宣称海军是国际事务中“有着最大意义的政治因素”，要求美国大力发展海军，“应对未来政治中的种种可能”^[13]。斯皮克曼特别重视航空母舰、潜艇和海空基地网的作用，要求美国完全控制地中海、北非、中东、撒哈拉以南的非洲、澳大利亚等海上要津，作为控制欧亚大陆边缘地带的保障。^[14]从20世纪美国军备发展史看，海军一直是美国优先发展的军种。二战前，美国陆军排名在世界第十名以后，海军实力却居世界第二。二战结束时，美国海军实力居世界第一，成为美国最强大的军种。冷战时期，美国继续加强海军建设，在全世界广泛建立海军基地和设施，实现了对世界主要海上通道的控制。冷战后，虽然空军的作用增大，以航空母舰战斗群为主体的海军仍然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基础。

第四，重视建立同盟体系，尤其是积极与海洋国家结盟。美英同盟贯穿20世纪各时期，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冷战和后冷战。二战时期，美曾与中国结盟，共同对日作战。二战后，美国为对抗苏联，先后组织起北约、美日、美韩、美台、美澳新、美菲同盟及东南亚条约组织和中央条约组织，沿欧亚大陆外缘建立起庞大、复杂的军事同盟体系。冷战后，尽管苏联解体，美国仍尽力维持其冷战时期建立的同盟体系。

第五，军事上特别注重“前沿部署”。美西战争后，美国开始在菲律宾驻军，并建立了亚洲舰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在海外驻军数十万，海外基地达数百个，遍及世界各大洲、大洋，尤以欧亚大陆边缘地带为“前沿部署”重点。沿中、苏战略边界的德国、土耳其、日本、韩国尤其是美军“前沿部署”的主阵地。冷战后，美国海外驻军和海外基地虽然大幅裁减，但美军在德、日、韩仍然保持大规模“前沿部署”。

二、“9·11”对美国全球地缘战略的冲击

如果仅从力量消长的观点看问题，“9·11”事件对美国的“有形”打击可以忽略不计。数百亿美元的直接财富损失对一个年产在10万亿美元以上的庞然大物不过是九牛一毛。但是，“9·11”恐怖袭击沉重打击了美国的战略自信，对美国的安全观、战略心理、决策氛围和对外行为模式产生了极为深远、有战略意义的影响。美国自上而下，自官方到民间，开始以与“9·11”以前不同的视角重新审视国际事务，尤其是对美国自身进行“反思”，包括反思美国的全球地位、实力弱点、安全威胁来源、对外行为模式等，得出了不少有战略意义的新看法。其中对美国地缘战略决策产生直接影响的主要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地缘战略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15]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挑战，已从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轻重缓急排序表中大幅后移。

第二，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认识。“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然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对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安全。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说：“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16]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幸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和尽可能的支持，即使被美国视为“潜在地缘战略对手”的中、俄也不例外。这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尤其产生了积极影响。增进大国合作开始成为美国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17]美国2002年《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18]

由于把恐怖主义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源，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也与之相适应，开始做全面调整，表现出不少新特点。

首先，淡化以大国为战略对手的传统地缘战略观，尤其是公开调整了以中、俄为直接对手的地缘战略。“9·11”事件前，美国公开以防范中、俄崛起为其全球地缘战略的头号目标，在中、俄周边的战略带构筑防范中、俄崛起的“防波堤”。“9·11”事件后，美国谋求中、俄与美合作，共同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并应对各种非传统安全难题。对俄，美“9·11”后为争取俄支美反恐，一改常态，默认俄对车臣的战争，采取措施改善美俄关系。“9·11”事件后出台的美国《四年防务评估报告》不再提俄罗斯是美主要“潜在对手”。在美中之间，美为谋求中国支美反恐，弱化了对“台独”势力的怂恿、支持，多次重申不支持台独；把“东突独”定位为恐怖组织予以打击；弱化对西藏事务的干涉；也弱化了对中国人权等其他内部事务的干涉。曾因“撞机”事件、美军售台湾等问题高度紧张的中美关系氛围，因反恐新局面的出现而明显缓解。美政要多次重申中国是美“反恐伙伴”，不再公开宣称中国是美国的“最大挑战”和“战略竞争对手”。

其次，在地缘战略活动重点上，美国全球地缘战略仍以北半球，尤其是以欧亚大陆为重点。但出现了两个变化，第一个变化是开始加大了对欧亚大陆以外地区的关注，如布什总统2003年7月出访非洲，美军出动数千人介入利比里亚内战，通过“八国集团”增大对不发达的“南方国家”的援助，增大在南美的反恐、反毒力度等，都说明美国的地缘战略有更浓厚的全球色彩，中心与边缘的界限开始模糊，世界上已没有绝对的地缘政治“真空”。另一个变化是进一步加强在大亚太的战略投入和地缘战略布局。这后一个变化尤其值得注意。

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以欧洲为重点。冷战后，美国加大对亚太的战略关注，其欧亚地缘战略经历了从欧洲第一到欧亚并重的转变。2000年是完成这一转变的转折点。^[19]正是这一年6月，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发表《联合展望2020》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将崛起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竞争者”，要求美国军事战略重点向亚洲转移。此后不久，美国开始增加驻亚太军力，使美军驻太平洋的战舰与驻大西洋的战舰趋于平衡。^[20]布什政府上台后，多次明示要进一步加强美在亚太的军事实力和战略投入。“9·11”事件为美地缘战略重点进一步向亚太倾斜提供了新的依据和动力。通过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介入朝核危机及在欧亚大陆南部从苏伊士运河往东、经海湾、南亚至东南亚的漫长沿海“弧型带”的反恐活动，美国决定性地完成了这一转变过程。美国已基本实现了对中东－里海石油产地、中亚高地、东南亚海上通道的战略控制，在东北亚的战略优势也在扩大。

再次，在军事上，美国虽然不放弃海军优势和争夺制海权，但在力量部署上更加注意通过发展远程空中力量贯彻其地缘战略目标。2001年年中，兰德公司曾发表一个战略报告，提出美应重点发展战略空军，在亚太进一步扩大以关岛、东南亚为支柱的空军基地网，以空中打击力量实现对亚太广大地区，包括亚太内陆的战略控制和威慑。在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空军大显威力。相比之下，陆、海军退化为协助空中行动的辅助力量和观战者，美国军方进一步加强远程空军的思潮因而甚嚣尘上。空军在发展计划、拨款、人力配置上获得了更多的优先权。美军已决定大批增购F－22、B－2隐形轰炸机等21世纪战机，从着眼于有利于空中行动的战略观调整其全球基地网。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凭借远程空中打击力量实现美国的地缘战略目标将是美国的战略首选，陆军将退化为治安力量，海军将退化为保障空中行动的平台和运输队。这正在深刻影响美国的全球地缘战略布局。

再其次，美国的结盟政策出现变化。“9·11”以前，美国的地缘战略以大国为对手，对手是明确的，而且有一定的稳定性，美国因而能够选择固定和长期的盟友，建立长期稳定的各类同盟。美英同盟维持了一个世纪，美日同盟维持了半个世纪。“9·11”后，美国建立稳定战略同盟的政策出现变化。一方面，美国明确以国际恐怖主义为其战略对手，而恐怖主义没有国家、没有领土，没有居民可守，打了就走，来去无踪，行动随意，美国的反恐活动只能尾随恐怖活动在全球流动；另一方面，大国在反恐及其他全球问题上加强了与美国的合作关系，大国冲突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21]这使那些曾依赖美国“保护”的长期盟友不再对美亦步亦趋。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的传统盟友法、德公开与美对立，北约裂痕加深，“大西洋变宽了”，美国有学者甚至提出了“西方世界是否仍然存在”。

危机的多变性、普遍性、突发性，使美国只能依靠临时性的联盟，应对一个个的具体危机。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明确提出了“议题决定联盟”的战略概念。“9·11”事件后不久，美国宣称组建成包括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在内的全球反恐大联盟。在伊拉克战争中，美国主要与英国、西班牙、波兰、澳大利亚等结成一个临时性的联盟。在东南亚，美国主要依靠菲律宾、新加坡合作与东南亚的恐怖分子斗争。在东北亚，美国则力图结成以东北亚各大力量，包括韩、日、俄在内，以及得到澳、英和主要发达国家支持的“反朝核联盟”。新的联盟与旧式同盟相比，既然是议题性的，也必然是临时性的，利益组合超过价值观组合，因而相对松散。

最后，美国开始调整“前沿部署”，其全球军事布局发生了冷战以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亚太，美军前沿部署线有所南移，军事部署重点从西太平洋第一岛屿链后撤至以关岛为核心基地、以澳大利亚为后援基地、以东南亚为重心的第二岛屿链。美已决定把部署在“三八线”附近的美军向朝鲜半岛南端转移，缩小驻韩、日军队规模，加强海上机动力量，重点建立以关岛基地为核心的远程空中打击力量，并在澳大利亚建立综合型基地。在中东、中亚到东南亚的弧形地带，美国通过驻军伊拉克、中亚，把驻沙特的美军分散至海湾诸小国，扩大在东南亚的基地网，保持对伊朗、叙利亚等的威慑及对东南亚的控制，保证对恐怖分子处于随时可投入实战的状态。在欧洲，美国计划裁减在德国的驻军与基地，把驻德美军东移至波兰、捷克、罗马尼亚等更靠近欧亚腹地的东欧和巴尔干“前沿”，加大对欧亚腹地的威慑和行动能力。在中亚，美军已与有关国家签订了为时20年以上的基地长期租用合同。美国对利比里亚的军事介入有可能造成美在非洲“前沿部署”的格局。从地缘战略观点看，美国的“前沿部署”在欧亚大陆西部和中部进一步向内陆逼进，在东部则有所后移。这种布局说明：美一是要继续以控制欧亚大陆为其全球地缘战略支柱，调整“前沿部署”是加强而不是削弱对欧亚大陆的掌控；二是要加强对伊斯兰世界的控制，因为东南亚是伊斯兰世界的东端点、中亚与阿富汗是伊斯兰世界的北沿、从巴尔干及北非沿海的马格里布国家到西非是伊斯兰世界的西沿，美国加强在东南亚、中亚、东南欧及西非的军事存在，恰好使美控制了这些可包围伊斯兰世界的地缘战略要点。占领伊拉克，把驻沙特的美军移驻海湾小国，则加强了美对伊斯兰世界腹地及波斯湾石油的控制；三是对俄罗斯的威慑仍然超过对中国的威慑。在东亚，美国“前沿部署”南移在政治上缓解了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压力。美国东亚地缘战略调整的一个核心内容是增强对东南亚的控制。对21世纪的中国而言，东南亚是比东北亚更重要的战略咽喉。一个以发展经济为核心目标的中国，比一个优先考虑政治与安全利益的中国更需要东南亚而不是东北亚。

三、世界地缘战略态势的新变化

美国地缘政治观及地缘战略的调整，促使“9·11”以来国际地缘战略态势发生了若干引人注目的重大变化。(www.xing528.com)

首先，因主要大国收敛锋芒，地缘政治对抗意识大幅下降，大国地缘战略关系中的敌对因素明显削弱，世界总体稳定性进一步增大。美国宣示要与所有大国建立合作关系，俄罗斯实施战略收缩，欧盟专注于欧洲事务，主张全球“共治”，以及日本向亚太回缩，大大削弱了因无序和野心勃勃的竞争导致大国地缘政治对抗的风险，改善了大国关系的总体氛围。反恐、反扩散及推动世界经济回升也为大国合作提供了新主题和新平台。美俄及欧俄关系的改善，使欧洲地缘政治格局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亚太，美俄、中美、中俄三对双边关系同时改善，中美俄三角相对均衡。中美关系的大幅改善尤其有助于推进亚太地缘战略格局的总体稳定。虽然现在就宣布大国地缘政治对抗时代已经结束、大国冲突已经“退场”还为时尚早，但无论从大国的地缘政治动机，还是大国的地缘战略部署及新形成的大国地缘战略格局看，大国地缘战略关系中的对抗成分，都降至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低点。目前新形成的大国地缘战略格局是：“一超”继续在全球部署力量，承担义务，其在全球的地缘战略优势有所扩大。“多强”经过收缩，各守一片天，分别与“一超”形成既相互牵制，又相互协调，有合作、有竞争的明确关系。这是多极化在反恐条件下继续发展的地缘政治表现，符合当前大国地缘利益要求和力量对比的现实。只要“一超多强”并存的力量对比关系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僵持局面不变，这样一种地缘战略态势就将延续下去。世界因此也将继续保持总体稳定局面。

其次，从中东经中亚、南亚、东南亚至东北亚的亚洲濒海带动荡加剧，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地缘政治大调整，并成为世界地缘政治活动重心和最活跃的地区。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扩散与反扩散较量、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对峙以及油市震荡、包括海盗、贩毒、洗钱等在内的各种跨国犯罪活动，都以亚洲濒海带为主要舞台，重叠展开，这里因而又成为世界矛盾的焦点。

在诸多矛盾中，恐怖与反恐怖及扩散与反扩散斗争是关键，围绕这两组矛盾展开的斗争，对亚洲濒海带及欧亚地缘战略格局产生了深刻影响。美国以反恐为旗号，在中东、南亚、中亚、东南亚、东北亚等地开辟新基地，增派军事力量以及增加军事、财政援助，在该地区的战略优势增大，基本取得了对亚洲濒海带的战略控制权。阿富汗战争及伊拉克战争结束后，美国挟新胜余威，反恐与反扩散双管齐下，相继提出《核态势评估报告》、“邪恶轴心论”、“先发制人论”，废除反导条约，决定正式部署NMD，增加军费开支，调整全球军事部署，并对伊朗、叙利亚等伊斯兰“核心国家”及朝鲜步步紧逼，甚至放风要改造伊斯兰世界，遏制“绿祸”，使用武力消除朝核设施，更换朝鲜政权。反恐不仅与反扩散相混淆，且打上了“文明冲突”印记。美国的高压政策极可能引起国际恐怖主义及各种受压力量的反弹，从北非经中东、中亚、南亚到东南亚的国际“恐怖带”已经成型，恐怖活动高潮迭起，而美国有可能在所有这些地区采取新的军事行动。亚洲濒海带的局势不仅更动荡，也更复杂、更混乱。

美国虽然在该区域取得了战略优势，但战略难题层出不穷，有进易退难之虞，各区域的地缘战略态势尤其千差万别。在中亚，阿富汗境内针对驻阿美军的恐怖活动此伏彼起，卡尔扎伊政权的权威局促于喀布尔一隅之地，美国难以脱身。美军长驻中亚已师出无名，引起俄罗斯警惕，俄军进驻吉尔吉斯显然是对美军长驻中亚的战略反应。在中东，伊拉克境内的反美游击战如火如荼，美改造伊斯兰的计划受到各方制约，法、德、俄对美独占伊拉克油源不满。沙特、埃及等国也对美中东政策不满，双方矛盾明显上升。美在中东的军事优势增大，但政治上较以往更孤立、更不确定。在南亚，印巴平衡向印度方面倾斜，伊斯兰极端势力在印控克什米尔不断生事，印巴几度走向冲突边缘，紧张关系难以彻底消弥。东南亚已成为国际恐怖袭击的重灾区，印尼巴厘岛夜总会爆炸案尤其震惊世界，最近出现的恐怖袭击更说明恐怖袭击仍是方兴未艾。美国借反恐增大了在东南亚的存在和影响，但日本、澳大利亚、印度等国从经济利益和地缘战略利益出发，也竞相增大对东南亚的介入。东南亚成为大国地缘战略竞争的新热点。因爆发朝鲜核危机，东北亚正在形成美、俄、日、韩合作，压朝放弃核计划的局面。但大国围绕朝核问题的解决方式、朝核后的东北亚格局矛盾重重。朝方是否处处如美国所愿更是未知数。

再次，印度崛起突然加快，国际影响大增，挤进大国俱乐部的步伐也在加快，印度洋的地缘战略重要性相应增大，受到更多的战略关注。

印度加快崛起的主要原因得力于其经济快速增长。过去10年，印度经济持续保持年均约5％的较高增长率，落后面貌大为改观。2002年，印度经济增长率约5％，是增长较快的国家之一。^[22]印度国内生产总值超过5000亿美元，约为中国的一半，高于俄罗斯。今后10年，印度将继续保持较高增速。新出台的印度“十五计划”规定2002－2007财年的年均增长率为8％。

印度加快崛起的另一个原因是国际环境对其崛起有利。其有利的国际环境又源于其特定的地缘战略地位。一是印度半岛向南深深揳入印度洋，俯瞰印度洋航道，遥制波斯湾和马六甲海峡，印度因而在争夺印度洋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得天独厚。二是印度东北与中国接壤，并与中国有领土争端，而中国的崛起已引起美、日、俄及东盟等战略力量的忧虑，他们不同程度地谋求借印制华。只要印度实力低于中国，崛起态势弱于中国，印度就能在大国地缘政治游戏中继续保持较为有利的地位。三是印度位当亚洲濒海弧形战略带的中央，西、北、东三面皆是伊斯兰国家，美国为进行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反恐、控制波斯湾石油、贯彻其改造伊斯兰世界的宏大战略，积极谋求印度支持，今后也是如此。印度也抓住千载一时的机遇，乘机提升大国地位。

“9·11”以来，印与美、俄、日、东盟等战略中心的关系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加强。美印改善关系、加强战略合作尤其是近年国际地缘政治组合中最引人注目的事件。美印高层互访频繁，美国全面解除印度核试验以来的对印制裁，与印开展军事合作，向印提供军事、技术援助。美国2002年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印与中、俄并列，定位为大国和主要合作对象，并表示要与印进行长期战略合作。俄罗斯首脑、政要也频频访印，俄尤其增加售印军备的数量、等级。俄、美等实际上承认了印度的有核国地位。

印度经济的增长、军事实力的增强、外交地位的提高，使印度在南亚的战略优势增大，在中亚、东南亚也扩大了影响，不但改变了南亚战略平衡，也对欧亚地缘战略格局及大国关系产生了影响。大国格局已凸显从美、俄、欧、日、中五极向六极转换的趋势，印度上升为世界第六极的步伐加快。

最后，世界能源布局酝酿调整。美国减少对中东油气市场依赖的战略已着手落实，开始牵动世界油气生产、运输、销售的地理分布变化。2002年下半年，俄罗斯的石油日产量与沙特阿拉伯难分伯仲，俄罗斯、中亚境内几条新的跨国油气运输管线或投入施工，或加快酝酿，西非石油产量急剧上升，南、北美新油田的开发也在加快。这一系列变化虽然难以根本上撼动中东油气的国际垄断地位，但中东油气的垄断地位无疑在削弱。谋求能源供应渠道多元化已成为国际潮流，并对世界地缘战略格局产生影响。里海、西非、俄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重要性都因大国争夺油气资源而增大。

需要提及的是：“9·11”以来，美国通过反恐大大加强了对全球石油资源的战略控制。经过伊拉克战争及压制伊朗、驻军中亚、插足高加索国家，美国加强了对波斯湾—里海—中亚油气资源生产、运输与销售的控制；此次出兵利比里亚有助于美国对西非油气资源的控制；在东南亚反恐则使美国更能控制从波斯湾经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直到东北亚的石油运输线。

(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政法学院教授)

【注释】

[1]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式爆发于1914年，但其酝酿期则始于19世纪末。第二次世界大战本质上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后续战争。美国耶鲁大学资深研究员沃勒斯坦认为，两次世界大战其实是一次战争，“是美德两国间持续了30年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20年则是世界大战的“间歇期”。参见Immanuel Wallerstein，“The Eagle Has Crash Landed”July/August 2002，Foreign Policy，p.61.

[2][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大国的兴衰》，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81—85页。

[3][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科学院外国军事研究部译：《军事战略》，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97页。

[4][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1997年版，第243、403页。

[5][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307页。

[6]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154页。

[7][美]保罗·肯尼迪著，劳垅、郑德鑫等译：《大国的兴衰》，第88页。

[8][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155页。

[9][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42—43页。

[10][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译：《大棋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第32—33页。

[11][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著：《大棋局》，第2—3。

[12][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154—155页。

[13][美]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396页。

[14][美]美国陆军军事学院编：《军事战略》，第155页。

[15]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1.

[16]Haass，“U.S.Wants Shared Values and Shared Interests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December，16，2002.

[17]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ⅰ.

[18]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 merica，September 2002，p.ⅱ.

[19]俞晓秋等：《关于美国战略重点是否转移的对话》，载《世界知识》2001年第10期，第17页。

[20]Herald International Tribune，May，27－28，2000.

[21]参见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引自《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

[22]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报告》，2002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