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9·11”后美国实力地位的再认识

对“9·11”后美国实力地位的再认识

袁　鹏

美国的实力地位表面看来是个无所谓认识或再认识的问题。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惟一“超级大国”，美国学者克劳萨默在《外交》杂志上发表《论单极时刻》一文，中国学者王缉思出版其代表性著作《高处不胜寒》，美国的“一超”地位可以说是不容辩驳的现实存在。^[1]不仅如此，20世纪90年代，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差距还在进一步拉大。据统计，1990—1998年间，美国经济增长27％，增速几乎是欧洲的两倍(15％)，日本的三倍(9％)；^[2]而与军事相关的研究与发展项目则几乎为美国所垄断，美国一家用于军事开发的资金占了全球的80％以上。^[3]正因为此，各国学者都普遍认为，“美国世纪”仍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

“9·11”事件后，这种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人们仍然不会去怀疑美国的“一超”地位，但在以下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则似乎越来越难以取得共识，诸如：恐怖袭击是使美国反而变得更强大——有人开始用“超超级大国”(hyperpower)取代“超级大国”(super—power)形容美国，还是使其开始由盛而衰？当前美国经济衰退是暂时现象，还是结构性矛盾使然？美国国内弥漫的“新帝国”思潮是美国实力膨胀的结果，还是新保守主义者鼓噪的产物？美国当前的对外战略究竟是显示出“帝国过度扩张”的苗头，还是反映了优先秩序明确、资源配置合理的“大战略思维”？等等。鉴于美国的实力地位对于全球政治、经济、战略格局具有牵一发动全身的意义，本文试图对“9·11”后美国的实力地位问题进行一番再认识。

一

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确立于“二战”结束之初。自此，一方面，美国对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踌躇满志，对外战略中主动塑造的色彩明显加深；另一方面，对于苏联的存在不无忧患，对外战略中又多少呈现出被动防范的特征。自信心与不确定感相互交织，使美国比别国既自得于所谓“领导者”的责任意识，又多一份“于无声处听惊雷”的敏感，阶段性的危机意识构成冷战时期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而这种危机意识每每体现在其对自身实力地位的重新认识上。冷战50年，美国的逐步强大几乎是在对自身实力地位面临的危机不断检讨中实现的。

上世纪50年代末，随着苏联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美国国内出现所谓“科技教育危机”的大辩论。其结果，美国开始重新调整自己的教育政策，加大对科技的投入，尤其在航天技术领域决心尽快超越苏联。到60年代，美国在与苏联的科技教育竞争中重新夺回优势。

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日本、欧盟经济迅速发展，中国在广大第三世界中的政治地位明显上升，美国则因内忧(民权运动、新左派运动、嬉皮士运动等)外战(越南战争)而导致实力相对衰落，此时美国国内弥漫所谓“政治危机”，尼克松总统于1971年提出著名的“五极论”，以美国当政者的身份首次承认世界主要政治力量崛起的客观现实。为确保自己的主导地位，美国此时开始内外政策的全面检讨，终于挽回了颓势，站稳了脚跟。

此后，70年代中期，美国面临“能源危机”；80年代中后期，美国遭遇更深层次的“滞胀危机”。美国正是在克服上述一系列不同类型的危机中最后赢得了冷战的胜利，由西方世界的霸主一跃而成为全球惟一超级大国。然而，在突然失去前苏联这样一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之后，美国实力虽空前强大，却又面临所谓“战略危机”，即美国奉行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有效维持“一超”地位的长期性？俄罗斯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欧日盟国日益呈现出的离心倾向、中国的崛起、次大国在国际舞台作用的日益增大，等等因素，使美国决策层和战略层一度陷入“战略迷惘”。其要害在于，一旦战略选择失当，美国的超强实力地位完全可能昙花一现。在这一背景下，90年代初，美国政府与各主要思想库掀起一场关于“美国未来大战略选择”的全国性辩论，各种方案可谓层出不穷。最终，在克林顿政府第一任后期大体确立了相对明确的后冷战时期美国的全球新战略，即“参与扩展”战略。在此战略指导下，美国对内以信息生物技术等新平台催生“新经济”，继续占据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对外则多管齐下，以北约东扩和美日防卫新指针重塑后冷战时期的美国与欧日盟国关系，以“建设性、有条件接触”政策开道逐步西化俄、中、印等“转型国家”，以“遏制加接触”政策笼络北朝鲜、伊拉克等所谓“无赖国家”，以“金元加经援”为手段抢占非洲等广大“战略真空地带”。如此，基本实现了美国全球战略由冷战向后冷战再向新世纪的过渡，确立了“一超”时代美国的大战略，也由此确保了美国“一超”地位的相对稳定性。

自此，美国似乎进入一个空前绝后的“战略机遇期”，无论从近年来美国政府出笼的各种战略报告(如《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等)还是一些战略家们的著作(如布热津斯基的《大棋局》)中，人们读到的只是对美国如何确保目前超强实力的构想，而不是对目前拥有的傲视群雄的超强实力的丝毫怀疑。正如有些学者指出的那样，美国目前所要解决的，只是在“帝国”、“霸权”和“全球领导”中选择一个更恰当的词汇来形容自己而已。^[4]

“9·11”事件可谓一夜之间改变了这种极端乐观主义情绪。关于美国实力地位究竟如何评估很快再次成为美国国内争论的热点之一，并大体出现了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笔者称之为“悲观论”。代表人物是世界体系论的提倡者沃勒斯坦和著名学者查尔斯·A·库普钱。他们基本认为，“9·11”以不可辩驳的事实证明，美国虽然强大，但却有难以防范的软肋；“9·11”正在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前者在《老鹰坠地》一文中批评那些盲目迷醉于美国实力的新帝国主义论者，认为他们的观点“与现实差距太大”；后者在《美国时代的终结》一书中明确指出，“历史正在轮回”，“现在轮到欧洲上台并摆脱拒绝交出至高无上特权的美国的时候了”。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库普钱等人目前正在从理论上探讨大国权力和平转移从而避免冲突的可能性问题。^[5]悲观派们的观点虽振聋发聩，但目前在美国并不占据主流。

第二种观点则是所谓“乐观论”。代表人物是目前在美国极为活跃的新保守主义者们和一些“单极论”和“新帝国论”的鼓吹者。在学术界和理论界，主要人物有《时代》杂志和《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新美国基金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卡普兰等等。其中克劳萨默在《单极时代》一文中最为全面地阐释了新帝国论者们的观点。他认为，“9·11”不仅没有根本损及美国实力，反而从三方面强化了美国与世界其他力量之间的实力不对称性。首先，使美国强大的军事力量得以全面展示(尤其是迅速拿下当年英国人和苏联人都长期没能拿下的阿富汗)；其次，证明了美国力量的复员能力，“9·11”事件后短短几天之内美国政治、经济、社会一切恢复正常运行，充分展现出美国实力的新形式；最后，促进了大国之间的重新组合，使大国客观上服从美国的领导和意志。^[6]另两位“单极论”者斯蒂芬·布鲁克斯及威廉·沃尔福斯更称：“如果以现在美国的优势地位还不能把世界称为‘单极’的话，那恐怕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单极’了。”^[7]以目前的势头看，这一观点在美国大有市场。即以近年来讨论美国实力地位的论著而言，有关“仁慈霸权”、“文化霸权”、“制度霸权”、“新帝国”、“新罗马帝国”、“美国制下的和平”等方面的文章、著述、言词充斥市场。^[8]《大国的兴衰》作者保罗·肯尼迪也开始修正他以前的观点，感叹美国近日的实力确实“无人可敌”。^[9]但是，随着伊拉克战后局势的动荡和美国国内经济形势的持续低迷，“新帝国论”者一度甚嚣尘上的势头有所减弱，他们的观点开始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公开批评。^[10]

第三种观点或可叫做“客观论”。代表性言论是约瑟夫·奈的“三维棋盘论”。即，承认美国实力的超强地位，但认为美国只是军事上的“单极”，经济上是美、日、欧三足鼎立，政治上则是“多极共存”；美国的“硬实力”如日中天，“软实力”则大不如前。^[11]

对美国实力地位如此不同的认知，显然出于不同的评价标准和认识角度。近年来，人们越来越倾向于用综合国力评价法来衡量各国的实力地位。从国外来看，比较有名的有克劳斯·克诺尔模式(也是最早的综合国力方程式)，克劳福德·哲曼模式(强调核武器能力的重要性)，维·福克斯模式(主要以工业化时代的传统资源作为衡量国力的重要标准，包括人口、能源、钢等)，雷·克莱因模式(以国土和人口、经济实力、军事实力等硬实力加上国家战略系数、国家意愿等软实力综合计算)，以及最近由兰德公司泰利斯等人首创的所谓“后工业时代综合国力评估法”(注重资源、绩效、军事能力三方面)。从国内看，大体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王颂芬、中国军事科学院黄硕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课题组、清华大学胡鞍钢等几种分析模式。上述模式各有特点，为科学把握一国之综合国力提供了较为准确的量化依据。根据他们的研究，世界主要国家的综合国力从第二至第六位座次的排序上有所不同，但均认为美国实力遥遥领先。就比较美国与其他大国的相对实力的变化趋势而言，这些方法具有重要意义。单就美国自身实力地位的分析而言，王缉思先生的研究成果较有参考价值，他根据经济实力和国际竞争力、军事能力、科技教育水准和人才流向、社会凝聚力、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影响及美国的形象、对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的支配力、自我调节能力等7项指标，从国际问题专家的视角对美国国力进行了全面分析。^[12]

二

本文不想重复已有的研究成果，即不打算从综合国力的角度分析美国当今及今后的国力走向，包括具体考察美国经济、军事、科技等等指标；也不去分析影响美国历史发展的政治体制(包括宪法、民主自由价值观)等不用多加分析的因素，而想换一个角度，即从历史和国际政治的角度探讨美国的实力问题。基本的研究逻辑是：首先分析美国从成立至今走过如此辉煌的历史，究竟是哪些“恒定”因素在起作用；接着分析这些因素今天还存不存在，如果存在，出现了哪些变化；最后，结合前述持久因素与当前变量综合评估，得出自己对美国实力走向的基本看法。

在笔者看来，从美利坚发展史的演变轨迹看，影响美国国力的独特因素很多，撇开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社会体制、成功的外交制衡术、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等根本性基础不谈，其中最重大的因素大体包括如下几个方面：(1)独特的地理位置。(2)不断地变革传统。(3)周期性的战争。(4)扩张意志及精神。(5)连绵不绝的优秀移民。下面，拟具体对这五个方面因素进行分析。

(一)地理位置不再独特，但仍然是他国难望项背的重要“硬资源”。极少有人否认，美利坚能成就今天的霸业，与其独特的地理位置有极大关系。尽管自孟德斯鸠以降“地理环境决定论”屡遭严肃学者批判，但地理环境对于塑造一国之精神、提升一国之国力，实在具有非常重大的作用。自成为全球性大国以来，美国就一直自恃有两洋天堑为据，又有南北“弱邻”为伴，因此在全球左冲右突、纵横捭阖而少有后顾之忧。“9·11”打破了这一“地理神话”，也从而一定程度上动摇着美国人的战略“根基”。1941年日本人虽成功突袭珍珠港，但毕竟不在美国“本土”；1812－1814年英国人虽登上美国本土并火烧美国总统官邸，但却发生在美国的“幼年时代”。因此可以说，“9·11”是美国“成年”以来真正意义上“本土安全神话”被攻克的第一次。其影响之深远，致使美国的内政外交思想发生“革命性变化”。对内，一向主张小政府、大社会的共和党政府迅速成立了“国土安全部”，机构之庞大，合并工作之艰巨，至今仍未完全就绪；对外，以御敌于国门之外为特征的“先发制人”战略取代半个世纪以来被奉为圭臬的“遏制、威慑”战略，“搅得周天寒彻”。对这样一种结局，人们大体持两种看法，一种认为美国本土从此不再独享太平，安全心理防线被摧毁；一种认为美国乘机扩展了本土外延，地缘战略利益得到深化。前者是从民众心理上看问题，后者则从战略利益上看问题。就美国实力地位而言，二者一损一荣，有弊有利，但从事后的事态演变看，显然利大于弊。首先，随着国土安全部及北方司令部的成立，美国本土安全由过去心理上的“神话”变成了机制上的保障。其次，“先发制人”战略的实施，使美国将战火延烧到海外，以“攘外”而达到“安内”的目的。再次，随着美国军事力量历史性进驻中亚、借反恐实现部分军力重返东南亚、以改造伊拉克之名正式全面进驻中东心脏地带等，从地缘政治角度看，美国确实大有斩获。一旦拉姆斯菲尔德倡导的美国全球军事部署大调整到位，美国无疑将再一次占据全球地缘战略制高点。再从另一个层次看，全球化时代综合国力竞争逐步白热化的结果，使一国国土规模、地理环境、物质资源等“硬”指标的重要性凸显。日本经济近十年复苏乏力，与其岛国的天然局限不无关联；欧盟之所以坚持走一体化道路，说到底，是各国国土规模的有限性与全球经济政治竞争的激烈性相互矛盾的结果；俄罗斯国土广漠、资源丰富，但西伯利亚的旱天冻土使俄罗斯半壁江山居然有成为负担之嫌。美国有学者最近发表论著认为，从国家荣耀及象征看，广阔的西伯利亚无疑使俄罗斯人感到自豪；而从国家发展的角度看，西伯利亚却成为俄罗斯政府弃置不得、用之不能的“鸡肋”。^[13]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中国要想在不拓展海上利益的前提下实现崛起，也几乎是不可能的。环顾全球，美国仍然享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和国土资源。从难免继续遭遇恐怖袭击角度看，美国地理位置的独特价值有所下降，但从综合国力竞争和地缘战略较量角度看，美国的地理位置仍然无可比拟，并在某些方面更有价值。

(二)不断改革是美国国力发展的独特经验之一。当前美国相对衰弱的经济状况、相对混乱的政治局面与其说是国力衰落的前兆，不如说表明美国正在经历另一场深层次、全方位改革的“阵痛”。从本质上讲，美国不是个酷爱革命的国家，却是个热衷改革的社会。多次改革的累积效应绝不亚于一场大型的革命。从美利坚合众国成立至今，扭转国家命运的全面改革至少有三次。美国历史上第一次大型改革始自独立战争胜利之后，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新国家。当时以国务卿杰斐逊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为首的两派激烈斗争，互不相让，前者主张弱化中央、加强地方、农业立国、自由放任，后者则强调加强中央权力、国家干预、工商业立国。最终，开国元勋华盛顿成功弥合了两派意见，确立了美利坚宪法，建立了联邦制共和国，在中央与地方、农业与工商业、自由放任与国家干预等若干关系问题上达致了平衡，并成功确立了利用国际矛盾、保持积极孤立的外交准则，从而在新大陆缔造了美国特色的自由资本主义。此次成功的改革为美国带来了大半个世纪的发展机遇，使美国自由资本主义迅速成长壮大。第二次大型改革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从南北战争结束到“一战”爆发持续近40年，解决的核心问题则是美国如何顺利从农业国过渡到工业国、从乡村社会过渡到都市社会、从自由资本主义过渡到垄断资本主义、从孤立主义过渡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其面临的问题之多、改革的难度之大，堪与今天中国的改革相比。其结果，在西奥多·罗斯福和伍德罗·威尔逊等的领导下，美国最终比较成功地实现了国家从近代到现代的转型，实现了工业化、都市化及垄断化，不仅缔造出美国特色资本主义的独特发展模式，而且开创了大国权力和平转移的历史先例，一跃而取代英国成为全球头号强国。第三次大型改革则是著名的“罗斯福新政”，解决的中心议题是如何度过“大萧条”，挽救美国垄断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其结果，美国又一次成功实现了由一般垄断资本主义向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转型，并由此确立了当代福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此后，从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到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再到肯尼迪的“新边疆”，以至里根任内的重大主张，基本延续“新政”的思路，用自由放任和国家干预两条腿走路，确保了美国资本主义的继续繁荣。以上三次重大改革具有若干重要特征：(1)都发生在国家转型的重大时刻；(2)都与战争相伴随(独立战争、南北战争、一战、二战)；(3)都历时较长(大体经历10年到30年不等)、影响深远(大体影响半个世纪以上)。

以冷战结束、全球化、信息化时代来临为标志，美国实际上正在进入历史上第四次大的改革时代。与历次改革一样，此次改革具有全面性、深入性、持久性特征，制度创新是其灵魂。从老布什到克林顿再到小布什，两党三届政府在许多政策上虽然看似矛盾，但从美国历史发展这样更长远的角度看，三人在以下几个方面是别无二致的。首先，全面推进并逐步实现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从工业化向信息化的过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滞胀危机”的爆发及其后“里根经济学”的破产，宣告自30年代“新政”缔造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已难以适应美国生产力发展的新水平和全球化时代带来的新挑战。美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滞缓和在国际上与欧、日贸易战的全面展开，显示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不走向国际，难以摆脱自身制度上的天生缺陷。因此，克林顿任内，对内厉行“新经济”政策，抢占信息产业和生物技术的制高点，对外强调利用全球化的平台推进自由贸易，扩大优势，转嫁劣势。小布什上台后依然强调自由贸易，不仅将推进“自由贸易区”(FTA)作为重大战略，而且最终推动国会通过“快速审批权”，使美国在世界舞台构建自由贸易区战略进了一大步。更为重要的是，布什政府利用反恐战争之便，对内全面振兴军工产业，对外则以武力开道，强行抢占中东、中亚能源要地，并决定在2010年建成美国－中东自由贸易区。这种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冲动也体现在美国对华贸易上，克林顿政府以接触政策开道，将中国纳入WTO轨道并成功解决PNTR问题；小布什政府则在督促中国遵守WTO协定和压中国解决美中贸易逆差上下功夫。二人的基本逻辑是一致的，即都希望在国际贸易游戏中美国始终处于主导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讲，美国经济目前面临的困难，基本属于从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型过程中的“阵痛”，一旦美国实现由其主导的全球自由贸易并全面控制世界能源心脏，其经济发展的前景仍将是相当可观的。

其次，着手推动军事、外交战略的全面转型。大体从老布什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开始，冷战后美国三届政府各有侧重地围绕如何将军事外交战略实现从冷战型向后冷战型过渡做文章。老布什吹响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号角，克林顿做足了建立美国单极地位的实力准备，小布什则正不遗余力地构建所谓“新帝国”。军事上，克林顿时期提出“塑造、反应、准备”新的军事战略，重新调整核战略，完成与欧日军事同盟关系的重新改造，并加速导弹防御系统的研发，全面开启了美国军事战略向信息化时代的转型。小布什上台后，以拉姆斯菲尔德军事思想为指导，以反恐战争为契机，美国非常明显地加速了军事国防战略的全面转型，内容涉及军事战略原则的转变、军事装备的全面更新、导弹防御系统的全面上马、海外驻军的全面调整等各个方面。可以想象，一旦这种转型得以成功实现，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军事差距将进一步拉大。外交上，撇开克林顿与小布什外交理念和外交方式上的差别，就实现美国“单极独霸”的全球战略目标而言，两届政府对外战略之演进其实是有内在逻辑的。克林顿任内的主要任务是消化冷战遗产、塑造“后冷战时代”的外交格局，包括融合俄罗斯，稳定盟国，加大对中、印等“转型国家”的西化，遏制所谓“无赖国家”等。小布什则是以此为基础，进一步打造出新世纪的美国外交战略新格局，即以“融合战略”与“大国合作”思想为基础，缔造新型大国关系，用鲍威尔和赖斯的话说，“今后大国之间发生战争几乎是不可想象的”；以武力和高压政策为依托，力图改造“邪恶轴心”。其结果，伊拉克被军事占领，伊朗、叙利亚乃至利比亚被迫在消除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方面进行合作，北朝鲜也正逐步被纳入美国主导的多边机制；以自由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为准则，全面改造伊斯兰世界。布什以单边主义、实力主义为核心推进其外交战略，虽面临一定阻力，但也有所收获。从冷战后美国霸权的发展轨迹看，布什目前所推进的一切仍是符合美国既定战略目标并有所前进的。

(三)战争与美国历史的发展息息相关，目前进行的反恐战争有可能成为美国全方位转型的“助推器”。美国是个民主国家，同时又是个军事国家，战争与改革一样，构成美国历史发展的主旋律之一。从独立战争至今，美国卷入的大、中型战争100多起，影响美国历史发展方向的大的战争即有10多起，多数起到推动美国发展的特殊作用，以至战争因素已经融入美利坚民族的血液。1775－1783年的独立战争对美国历史的贡献自不待言；1812－1814年的美英战争则以“第二次独立战争”被载入史册，使美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1853年的美墨(西哥)战争及19世纪美国与印第安人之间发生的一系列战争，使美国获取了新墨西哥、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等大片国土；1861－1865年的南北战争则保证了国家的统一，并为自由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扫清了障碍；1898年的美西(班牙)战争不仅使美国攫取关岛等战略要地，而且从此登上世界强国舞台；第一次世界大战为美国顺利完成国家的工业化、都市化、垄断化转型提供了助力，并使美国一跃登上世界头号强国交椅；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不仅帮助美国最终摆脱“大萧条”，而且理所当然地成为西方世界的霸主；1950－1953年的朝鲜战争，虽在军事上失败，但从遏制共产主义的蔓延、保持东北亚乃至台湾海峡两岸的分裂局面以利美居中制衡方面，得是大于失的；此后的越南战争，是美国历史上真正意义上的败仗，却在完成美国国内政治社会转型、刺激经济发展等方面有积极意义；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冷战，最终以苏联的垮台告终，美国也因此成为世界惟一超级大国；1991年的“海湾战争”揭开了美国缔造冷战后“世界新秩序”的序幕，也全面检验了美国高科技武器；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达到了清除欧洲冷战“余孽”、断绝俄罗斯西进企图、稳住美欧同盟关系等“一箭三雕”的战略目的；2001年的阿富汗战争，虽为反恐而战，却使美国军力历史性地进驻中亚，并因迅速达成当年英国和苏联未能实现的目标而使军事实力得以“动态展示”，凸现了不可一世的军事单极强势地位；伊拉克战争的获胜，除再次证实美国军事实力的强大外，也显示出美国单边主义政治意愿在关键时刻并不受当今国际格局所束缚。(www.xing528.com)

从以上事实大体可以对战争与美国历史发展的关系得出三点结论：第一，战争已成为美国社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养料，人类社会进入近代以来，还没有哪个国家像美国那样，如此得益于战争带来的收益而极少受损于战争的伤害；第二，美国需要战争，一方面是因为，战争往往成为周期性凝聚纷然杂陈的不同族裔、锻造独特的美利坚民族的“粘合剂”，另一方面则在于，二战以后逐步形成的美国军工企业复合体已经成为美国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经济活力的释放部分仰赖于战争机器的启动；第三，历史多次证明，美国社会、经济、战略的历次大的转型无不以一场重大的战争作终结。

对于目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和已经结束的伊拉克战争，许多人持有如下看法：(1)反恐战争是一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因为它根本不具备历史上真正意义上所谓“战争”的基本要素。因此，这场战争将没有终点，最后会使美国深陷其中，难以自拔。(2)伊拉克战争虽然获胜，但战后伊拉克重建及美国希望实现的伊斯兰世界的改造工程几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任务”。由此，有人认为，反恐与改造伊斯兰将成为美国巨大的战略掣肘，甚至有可能成为美国由盛而衰的起点。这种观点似乎值得商榷。如果我们把当前的反恐战争和战后伊拉克重建放在“战争与美国社会发展”这个框架里思考，并认识到美国正在进行一场全面的军事、经济、社会转型，那么会发现，以伊拉克战争为中心、以中东地区为主要舞台、在全球各主要战略要地全面铺开的反恐战争，虽有美国被动卷入的成分，但主要还是美国当政者主观推动并经过规划的结果。其战略收益已经或正在逐步显现。通过建立伊拉克战后政权，美国正在中东树立继以色列之后又一个亲美的“民主样板”，进而既对伊朗、叙利亚、利比亚政权形成威慑，又对沙特、科威特等阿拉伯国家造成压力，使美国得以按照自己的利益规划中东未来发展蓝图。这一任务之艰巨，使美国要想在短期内达成目标几乎不可能，但客观上则起到逐步排挤欧、俄、中等世界主要力量、抢占中东能源宝地的效应，战后伊拉克重建项目法、德、俄、中等都被排除在外，绝不只是出于对几国反对动武的报复，而实际有美国在中东圈定势力范围的考虑；美、英、法、德、意最近就消减伊拉克债务问题达成一致，表明美国在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上进了一大步。此外，反恐战争的深入与伊拉克战争的推进恰恰与美国国内经济的缓慢复苏同步，其中人们再次看到了战争经济在美国历史发展中所起的独特作用。据路透社报道，美国芝加哥联邦储备银行会议预测，2004年美国经济的增速将达到4.1％。这一预测与美国及世界多个经济预测公司的结论相差不大。换言之，战争并没有成为经济发展的阻力，而成为经济复苏的助力。

(四)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的言行虽然激起全球性反叛，但其所体现的扩张意志却正是深藏于美利坚民族精神之中的“本能”。意识是物质的反映。“新帝国论”的狂躁恰恰是美国发展到当前阶段的必然产物，不可等闲视之。一部美国史，按照美国历史学家的解释，是“一部美国人自东向西不断开拓的历史”。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其实就是自东向西持续扩张的历史。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不仅得以开疆辟土，获得物质上的巨大成就，而且缔造出“天定命运”的使命感、敢于扩张的冒险精神，以致“向西进击”融入美利坚民族的血液，也成为美国社会保持发展的原动力之一。19世纪末，当美国西部土地全部开拓完毕之后，著名边疆史学家特纳曾不无忧虑地表示，美国必须寻找新的边疆，否则维系美国社会发展的“美国精神”将面临挑战。也正是此一时期，马汉提出了著名的“海权论”，鼓吹美国必须扩展海上利益；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则身体力行，大力发展海军，使美国迅速跻身世界海军强国之列。以后的历史证明，美国一边在国内不断完善民主机制，强化人民的民主权利，一边在海外以不同形式扩展自身利益，并随着实力的增强开始越来越采取强制性手段进行扩张，这也正是资中筠、王缉思教授提出的“对内行民主、对外行专制”的著名命题。不过，不容否认的是，在20世纪相当长的时期中，美国对“新边疆”的追求除体现在对外干涉外，也体现在对人类知识边疆、文化边疆的率先探索，进而确立了美国年轻但强大的文化体系和科技体系。随着冷战的胜利，美国特有的“天命观”、“例外论”、“白人至上主义”综合发酵，对外扩张的意愿开始变得更加急迫和强烈，克林顿的“参与、扩展”战略是最好的证明。小布什上台后，承继里根“星球大战”时代理念的共和党新政府在我行我素、惟我独尊方面大进了一步，“9·11”事件的刺激，更使以强力推行自身价值观的“新帝国论”在美国国内找到了市场以至甚嚣尘上。从保持美国实力地位的长久性而言，“新帝国论”的泛滥有三方面功效：其一，为具有扩张民族品格的美国人找到了下一步行动的目标，也最终为美国彻底告别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定下了基调。其二，为国内各种软硬资源的充分调配提供了契机，尤其有助于对军事实力的进一步提升。美国兰德公司近年来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影响一国国力发展的最核心指标有三个，即资源、军事和绩效。显然，“新保守主义者”在动员美国国内资源、强化军事实力、发挥政府绩效等方面都起到积极推动作用。其三，激起了美国国内关于对未来发展方向的大辩论，调动了美国政治多元化和相互制衡的特殊机器，使美国在追求大战略的道路上达致激情与理性的结合。因此可以想见，一旦美国政治精英和学术精英在“新帝国论”的狂热中给美国找到更切实际的定位，美国的超强实力的前景仍将看好。

(五)目前移民政策的波动并不意味着美国根本改变其移民政策的基本原则，而只要美国继续对移民敞开大门，其所特有的技术人才优势短期内仍无人可比。“9·11”事件后，美国移民政策出现明显变化，一是加紧了对外来移民的控制和检查，包括严格签证制度、进行新的甄别手续、实施繁琐的安检程序、出笼《爱国法》等等措施；二是明显减少了对外来移民的需求。此外，出于美国国内就业形势不好和安全形势堪忧的双重原因，大批国外留学生选择回国发展而不是继续留在美国效力。这些因素混合在一起，使得美国移民政策正面临近十年来最大程度的摇摆。

美国是个移民国家，从根本上讲，美国人不是移民就是移民的后代。移民不仅成为美国保持多样性文化的重要保证，也是美国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因此，移民政策的变化往往能起到观察美国实力地位走向的风向标。对于当前美国对外来移民政策的紧缩，似应从两方面来分析。首先，应看到这是应对“9·11”以来国内安全形势变化的本能反应。其次，也是往往被人忽视的一点，那就是，应把美国目前的移民政策放到整个美国移民政策史的长河中去考察，从而历史地把握其未来走向。从美国独立至今，自有移民政策之日起，美国的移民政策大体被划为两个阶段，即1882年前的自由移民阶段和其后的有选择移民阶段。根据国内美国移民史专家梁茂信教授的研究，两百年来，美国移民政策几乎形成了“洞开不得，关闭不能”的特点。所谓洞开不得，即是指美国的国门不可能无条件地对所有外来人开放；所谓关闭不能，则指美国的国门无法彻底关闭从而断绝世界优秀人才的到来。其中政策的把握则全看国内人才需求和国际环境变动的双向流动模型的变化。从美国历史上看，外来移民经历过高峰，也经历过低潮。近年来，随着外来移民对美国盎格鲁－萨克森主流文化的冲击、美国国内经济结构的调整等因素凸现，美国正处于一个吸收外来移民的低潮期，这不全是因为“9·11”因素造成的，移民政策发展内在的规律也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但是可以肯定的是，美国决不可能放弃吸引国外优秀人才前来移民的基本国策。《1990年移民法》将技术移民和投资移民两项作为重点吸纳对象，表明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选择标准更加苛刻，而不表示美国将无条件收紧其移民政策。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当前美国外来移民政策的波动，我们能够得出的一个基本结论是：美国对外来移民的限制和控制决不意味着它将关闭对世界优秀人才敞开的大门。

从上面五大因素的基本分析中可以看出，影响美国历史发展的核心因素并没有发生根本变化，或者说出现了某些变化，但这些变化不一定是消极的，也不一定越出了既定轨道。从这些分析中，本文仍然很难得出对美国实力地位未来走势的一个很明确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美国的综合国力既非一日造就，也决不会轻易衰落。从美国实力发展的历史轨迹看，美国才开始全面规划其全球霸权战略，在其霸权地位刚刚缔造之时即宣布其衰落，显然既不符合逻辑，也不符合实际。对于刚刚开始全面崛起的中国而言，认清美国实力地位所赖以支撑的基础的相对稳定性，从而一定程度认识美国霸权的长期性，是我们无法回避的战略课题。

(作者系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美欧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博士)

【注释】

[1]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Foreign A ffairs，1990.

[2]此数据是美国学者约翰·伊肯伯利根据OECD1999年7月的统计资料推算得出。参见：G.John Ikenberry，A merica Unrivaled：The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Cor—nell University Press，2002.P.2.

[3]The Military Balance 1999/2000，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

[4]Andrew J.Bacevich，“New Rome，New Jerusalem”，The Wilson Quarterly，summer 2000.

[5]Charles A.Kupchan，Emanuel Adler，Jean—Marc Coicaud and Yuen Foong Khong，Pow—er in Transition：The Peaceful Change of International Order，United Nations Universi—ty Press，2001.

[6]Charles Krauthammer，“The Unipolar Era”，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3.

[7]Stephen Brooks and William Wohlforth，“American Primacy in Perspective，”Foreign A f—fairs，July/August 2002.

[8]有关这方面的论著实在太多，难以一一列举。最近比较系统介绍美国“新帝国论”主要观点的著作可参见Andrew J.Bacevich，The Imperial Tense：Prospects and Prob—lems of A merican Empire，Ivan R.Dee，Chicago，2003.

[9]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02.

[10]最近较具影响的著作如John Newhouse，Imperial A merica：The Bush Assault on the World Order，Alfred A.Knopf，New York，2003.Ivo H.Daalder and James M.Lind—say，A merica Unbound：The Bush Revolution in Foreign Policy，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11]参见约瑟夫·奈著：《美国实力的悖论》。

[12]参见王缉思：《冷战后美国的全球战略和世界地位》。

[13]Fiona Hill and Clifford Gaddy，The Siberian Curse：How Communist Planners Left Rus—sia Out In the Cold，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