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再思考！

中国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研究课题，涉及文化和文学、本土与异域、原作与译作、原作者与译作者、读者等等多个层面，而且这诸多层面的因素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时时处于变化、发展和成熟的过程中，因而研究的空间和领域也颇为广泛，对该课题任何一个方面的研究都难以尽善尽美，只能竭尽努力进行尽可能全面地研究和阐述。本书也不例外，虽然对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梳理和分析，但还有很多有待进一步思考和研究的问题，需要随着学科的发展和该研究课题的研究进程而得以解决和完善。

本书主体部分对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做了较为细致的分析，而佐哈尔的“多元系统理论”又为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关系的研究提供了一个更为宏观的研究视角，即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互动。“多元系统理论”认为，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作为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两个子系统，时刻处在互动的动态关系中，“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佐哈尔还勾勒了翻译文学在译语多元文化系统中占中心地位的三种情形。他认为有三种使翻译文学处于主要地位的社会条件，“第一，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时；第二，当一种文学处于‘外围’状态或处于‘弱小’状态时；第三，当一种文学正经历某种‘危机’或转折时”。换句话说，一个民族文学的文学地位会对翻译文学产生很大影响，民族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与翻译文学产生位置上的互动，这在中国文学发展史上表现得非常突出。第一种情况，即“当一种文学还处于幼稚期或处于建立过程中”，并不符合中国文学发展史，因为中国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自古以来在文化和文学上都居于世界文学和文化发展的前沿地位，因此与翻译文学相比，中国本土文学一直处于强势地位，发展也更为成熟，直到近代以来由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中国内忧外患，国势渐弱，民族文学发展也大受挫折，逐渐落后于西方国家，成为佐哈尔“多元系统理论”论及的第二种情况，即“处于外围状态或弱小状态”，这时翻译文学占据了文学多元系统的主要地位，对中国本土文学产生了多方面、多层次的影响，这在前文已有较为详细的论述，这里不再赘述。自近代以来的很长时期内，中国民族文学都由于发展的弱势而处于文学多元体系的边缘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到翻译文学的影响，并对翻译文学也产生相应的影响作用。五六十年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国本土文学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高度政治化的意识形态控制不仅抑制了本土文学的发展，同时也抑制了翻译文学的发展，在二者的互动中，为数不多的符合当时政治化意识形态要求的翻译文学还是占据着文学多元系统的主要位置，对本土文学产生重要的影响作用，翻译文学的主体地位仍在延续。然而，新时期以来，随着中国国势的逐渐强大，本土文学发展的逐渐成熟，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呈现出逐渐边缘化的趋势，当代中国作家把更多的视角投入到中国本土文学传统和民族文化传统的挖掘，对异域文学的借鉴也变得更为理智和审慎，在文学创作过程中更为重视基于中国传统文学和文化底蕴的文学创造性的发挥，中国本土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也逐渐提升，趋于中心地位，翻译文学相应地向边缘地位转化。

需要指出的是，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互动，除了民族文学地位发展变化的影响因素之外，一个国家的国势和文化的强弱也是影响因素之一，正如以尼兰贾娜和斯皮瓦克为代表的后殖民主义学派（政治学派）提出的那样，翻译与社会政治文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政治和文化势力的强弱会直接影响到翻译的策略和方法。弱小民族语言的文本被翻译到强大民族的语言时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因素的影响而采取不同的翻译策略。后殖民主义学派（政治学派）虽然是从翻译的角度探讨政治和权力等因素对翻译策略的影响作用，但政治和文化势力等因素对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位置的影响作用似乎也不可否认。从中国文学发展史可以看出，中国本土文学地位在文学多元体系中的提升是和中国政治文化力量的强大相一致的。近代以来的中华民族，在社会政治方面一直处于弱势，是被压迫和被损害的弱小民族，民族文学与翻译文学相比，也一直处于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地位；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社会、经济和文化的迅猛发展，中国国势日盛，中国的国际地位也日渐提升，中国的民族文学与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力量对比也日益发生着变化，民族文学逐渐走向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而翻译文学则相对地日益边缘化。

中国翻译文学历史久远，最早可追溯到东汉至唐宋的佛经翻译，后又经历了明末清初的科技翻译，鸦片战争至五四的西学翻译，直至改革开放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又一次翻译高潮的发生和发展。中国翻译文学在历经几次翻译高潮后，变得日臻完善与成熟，人们对翻译以及翻译文学的功用和价值的认知也有了很大的变化，从单一的工具论走向本体认知，“总体来看，人们对翻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经历了从政治工具论、到文化、文学本体论的发展演化过程”。[2]因而，随着人们对翻译活动的认知逐渐发展成熟，对翻译文学的价值的认识也经历了从注重其功用价值到把翻译文学作为一种独立的文类，注重其本体价值的过程。

与中国本土文学一样，中国翻译文学从最初就承担着思想启蒙，民族救亡、意识形态构建、精神文明建设等等社会功能，在中国独特的文化语境下，其“社会性”远远大于“文学性”，即使是在与中国本土文学的互动交流过程中，也较多地呈现出社会性职能。一直以来，人们把“翻译文学”仅仅看作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文学现象来研究，重在考察其工具性特征，即它对中国社会文化和本土文学创作的影响等。然而，随着中国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翻译文学的蓬勃发展，人们逐渐开始关注翻译文学的本体价值，更有众多学者笔耕不辍，为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力争一席之地，谢天振教授发表《为“弃儿”寻找归宿——论翻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地位》、《翻译文学——争取承认的文学》等多篇文章，以大量事实为依托，从文学翻译的角度出发，指出翻译文学并非人们通常所谓的外国文学，而是经过了译者的翻译处理，从而打上了译者所处的文学文化语境和译者个人审美倾向的印记，已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外国文学。文学翻译过程并不仅仅涉及语言层面上的转换，还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碰撞和交流，译者在文学翻译过程中总会经历“创造性叛逆”，以迎合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和读者审美期待，或是故意违背时代主流意识形态，对不够成熟的本土文学进行改造甚至革命。文学翻译的创造性叛逆的性质决定了翻译文学不是外国文学，而是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译作与原作的关系来说，译作是原作的‘第二次生命’形态，是它的新的存在形式；从译作与译入语的文学关系来说，译作是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一部新的文学作品，具有自己独立的审美特性和文化内涵……翻译文学以其独特的文学面貌融入民族（国别）文学的发展进程中，并与创作文学一起共同构建了民族（国别）文学的时空”[3]，正是基于这一认识的基础上，翻译文学被看做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新世纪推出的《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大系》也把“翻译文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类别单列出来。“对翻译文学的承认的最终体现其实落实在两个方面，一是在国别（民族）文学史上让翻译文学占有应有的一席之地，一是编写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史。”[4]如今，翻译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已得到了初步的承认[5]，相对独立的翻译文学史的书写在经历了《中国翻译文学简史》（由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同学编著）和《中国翻译文学史稿》（陈玉刚，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9年版）等著作的最初尝试的基础上，已渐趋成熟，思想内容较为成熟和完备的大部头的《中国翻译文学史》（孟昭毅、李载道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已于新世纪问世了。凡此种种都毋庸置疑地表明了一个事实（翻译文学的归属问题还是一个学界正在争论的话题，但不管对翻译文学归属问题的种种界说是否合理，这种争论至少表明了一个事实，就是翻译文学的本体价值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就是人们对于中国翻译文学的价值认知已经逐渐摆脱单一的工具价值论，走向本体价值的认知和实现。

要全面、科学地研究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相互作用关系，应该将“原语文化—原作者—原作—译作者—译作—读者—本土文学—本土文化”作为一个关系链，全面系统地分析和研究这条关系链上诸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但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宽泛（中国翻译文学的来源国非常众多，几乎遍及世界各地）、材料收集的难度、语言障碍等原因，国内学界对中国本土文学对翻译文学及其原语文学、文化的影响方式、影响效果、影响途径等问题的研究还非常薄弱，这是导致学界对该课题的研究多集中在“译作者—译作—读者—本土文学—本土文化”这一短小链条上的诸因素之间的互动交流的原因之一。本书也是如此，只探讨了“译作者—译作—读者—本土文学—本土文化”这一短小链条上的诸因素之间的关系，要更全面系统地把握这一整条关系链上诸要素之间的关系，还有待今后更深入的研究。

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相互作用力度是不同的，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互动关系研究的不充分性，还在于缺乏对二者之间相互作用力度不同的原因的全面、深入、科学的分析、研究和解释。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相互作用关系，不仅表现为翻译文学及其原语文学、文化对中国本土文学、文化的影响，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对翻译文学及其原语文学、文化的影响，但是从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的分析中可以看出，中国翻译文学对本土文学和文化的影响较为直接和强势，而中国本土文学对翻译文学，进而对翻译文学的来源国的文学和文化的影响却是间接和弱势的，这是中国翻译文学和本土文学互动关系研究中一个引人注意和发人深省的问题。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与中国翻译文学及其来源国的文学和文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关系的强弱对比（尤其是国势较为强大的国家的文学，对中国本土文学与文化的影响就非常强势；但是也有例外，特别是一些较为弱小的翻译文学来源国，他们的文学和文化会受到中国本土文学和文化的较强影响）在近现代中国表现得尤为突出，即便是在21世纪的今天业已逐渐强大的中国，文学领域双方这种影响的强弱对比依然存在，那么，原因何在？这是一种文学现象，社会文化现象，还是政治现象？以上这些问题的解决，是本研究课题在今后进一步努力的方向。

此外，在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研究中，除了互动双方整体上的作用力度的强弱对比外，双方互动因子之间的作用强度也是不同的，有“强—弱”、“充分—不充分”、“全面—不全面”、“具体—抽象（宽泛）”等方面的不同。这在本书主体部分的论述中可见一斑。这些不同中是否也渗透着政治与文化的因素，或者只是现阶段研究还不充分使然，都需要进一步深入的思考和解释。(www.xing528.com)

总之，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关系是一个非常纷繁复杂的过程，渗透着各种因素的影响，因而本书的研究及其结论只能是其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恐难尽其详。该课题的研究还有许多领域和空间有待开拓和深入探讨，本书的研究旨在抛砖引玉，期待在学界的共同努力之下，能将该课题的研究引向深入、系统和全面。

[1]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前言第9页。

[2]王向远：《翻译文学导论》，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59页。

[3]谢天振：《2001年翻译文学一瞥》，《当代作家评论》2002年第2期。

[4]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56页。

[5]谢天振教授在《译介学》中提到，陈平原的《二十世纪中国小说史》（第一卷）中和“中国近代文学大系”中的三卷《翻译文学集》等在某种程度上都表明了对翻译文学在国别文学史上的地位的承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