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纾：中国强调翻译社会政治功用与目的的翻译文学家

林纾（1852—1924），原名群玉，字琴南，号畏庐，又号冷红生，晚称蠡翁、践卓翁、长安卖画翁，近代中国著名的文学家、翻译家，桐城派的代表人物。

林纾的文学翻译活动始于1897年（光绪二十三年），以与王寿昌合译的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标志，该译作作为中国介绍的首部西洋小说，在当时名噪一时，甚至引发了国人阅读西洋通俗小说的热潮。自此，林纾开始了他的文学翻译生涯，先后共翻译美国、英国、法国、俄国、希腊、德国、日本、比利时、瑞士、挪威、西班牙等国家的文学作品180余种，若以国籍论，则英国最多（其中翻译最多的是英国作家哈葛德的作品，共计20种，较为著名的有《迦因小传》、《鬼山狼侠传》、《红礁画桨录》等；其次为英国柯南·道尔的作品，共计7种，较著名的有《歇洛克奇案开场》、《电影楼台》、《蛇女士传》等），其次是法国、美国、俄国等。在林纾一生翻译的180余部文学作品中，大多为国外二、三流作家的作品，因此他的文学翻译选材不精是常遭人诟病的一个缺点，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指出，“我们一方面自然是非常的感谢林琴南先生，因为他介绍了这许多重要的世界名著给我们，但一方面却不免可惜他的劳力之大半归于虚耗，因为在他所译的一百五十六种的作品中，仅有这六七十种是著名的（其中尚杂有哈葛德及柯南·道尔二人的第二等的小说二十七种，所以在一百五十六种中，重要的作品尚占不到三分之一），其他的书却都是第二三流的作品，可以不必译的”。[4]即便如此，林纾还是翻译了很多国外名家名著（包括合译），例如俄国托尔斯泰的《现身说法》等6种，法国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等5种，大仲马《玉楼花劫》等2种，英国狄更斯的《贼史》等5种，莎士比亚的《凯撒遗事》等4种，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等3种，美国欧文的《拊掌录》等3种，希腊伊索的《伊索寓言》，挪威易卜生的《梅孽》，瑞士威斯的《鹯巢记》，西班牙塞万提斯的《魔侠传》，英国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菲尔丁的《洞冥记》，斯威夫特的《海外轩渠录》，斯蒂文森的《新天方夜谭》，里德的《吟边燕语》，安东尼·霍普的《西奴林娜小传》，美国斯托夫人的《黑奴吁天录》，法国巴尔扎克的《哀吹录》，雨果的《双雄义死录》，日本德富健次郎的《不如归》等。

除了文学翻译作品外，林纾的文学创作也非常丰富，包括小说、诗歌、笔记、传奇、等多种文学体裁，小说作品主要有《京华碧血录》（又名《剑腥录》）、《巾帼阳秋》（又名《官场新现形记》）、《冤海灵光》、《金陵秋》、《践卓翁短篇小说》等；诗歌作品主要有《畏庐诗存》、《闽中新乐府》；笔记有《畏庐漫录》、《畏庐笔记》、《畏庐琐记》、《技击余闻》等；传奇有《蜀鹃啼》、《合浦珠》、《天妃庙》等。另外还有文集《畏庐文集》、《续集》、《三集》，古文研究著述《韩柳文研究法》、《春觉斋论文》、《左孟庄骚精华录》、《左传撷华》以及许多报刊社论文章等。

林纾的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文学翻译思想上，还表现在文学翻译实践上。

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与他的政治思想息息相关，都是以爱国主义为主旨的。林纾是近代中国一位杰出的爱国人士，虽然他的爱国思想趋于守旧，力主维新改良，对清廷抱有幻想和留恋之情，反对资产阶级革命和五四新文化运动，但他的爱国赤诚却是昭然于天下，毋庸置疑的。一八八四年法国军舰炮轰我国水师时，林纾曾于街头与友人伤怀恸哭，冒死拦道上书钦差大臣左宗棠控告昏官劣行；一八九五年他又与友人冒死抗议清廷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一八九八年与维新派人士数人三次到御史台上书，抗议德国侵占我国胶州湾地区；在民国初年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等政治运动中立场鲜明，这种种行为都充分表明了林纾的爱国热诚。林纾的爱国主义思想和兴民强国的愿望不仅表现在他的政治行为中，同时也贯穿于他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思想、理论、实践中，是其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思想、理论和实践的重要出发点和立足点。

林纾的译学思想，集中体现在他于1900年12月22日为他与学生在杭州创办的《译林》月刊写的序言，以及他于1913年2月2日发表于北京《平报》上的《译叹》一文中。林纾在《〈译林〉叙》（1900）中说：

今欲与人斗游，将驯习水性而后试之耶？抑摄衣入水，谓波浪之险可以不学而狎试之，冀有万一之胜耶？不善弹而求鸱灵，不设机而思熊白，其愚与此埒耳！亚之不足抗欧，正以欧人日励于学，亚则昏昏沉沉，转以欧之所学为淫奇而不知许，又漫与之角，自以为可胜。此所谓不习水而斗游者尔！吾谓欲开民智，必立学堂，学堂功缓，不如立会演说，演说又不易举，终之唯有译书……呜呼今日神京不守，二圣西行，此吾曹銜羞蒙耻，呼天抢地之日，即尽译西人之书，岂足为补？虽然，大涧垂枯，而泉眼未涸，吾不敢不导之燎原，垂灭而星火犹爝，吾不能不然之。[5]

林纾写作这篇序言时，正值八国联军攻陷北京，清廷西逃之际，林纾深感国势危亡、军败溃逃之辱，认为要使国势强盛，翻译外国著述，学习西方强国之术，才是最快捷的强国之道，因此写下这篇序言，主张“尽译西人之书”以开民智，兴邦国。由此可见，林纾的翻译思想的重点在于强调翻译的社会政治功用和目的。1971年，德国的莱斯率先提出了注重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因素的“功能目的理论（skopos theory）”，主张“把翻译行为所要达到的特殊目的”作为翻译批评的新模式。莱斯在1984年与费米尔合著的《翻译理论基础》（General Foundation of Translation Theory）一书中进一步指出：“译者在整个翻译过程中的参照系不应是原文及其功能，而应是译文在译语文化环境中所预期达到的一种或若干种交际功能。”[6]“功能目的理论”在后来还得到了继续的拓展，但其强调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及其达到的交际功能却与林纾如出一辙，虽然林纾的译学理论所主张的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因素比“功能目的理论”要单纯的多，但在要旨上是基本一致的，而且要比“功能目的理论”早将近一个世纪，是林纾的译学贡献之一。

林纾在1913年2月2日发表于北京《平报》上的《译叹》一文，同样充分体现了他文学翻译思想上的实用性和目的性倾向，即为了爱国兴邦而从事文学翻译，表达了他的一片爱国热诚。他说：

《译叹》何为而作也？叹外人之蔑我、铄我、蹂践我、吞并我。其谬也，至托言爱我而怜我，谋遂志得，言之无检，似我全国之人均可儿侮而兽玩之。呜呼！万世宁可忘此仇哉！顾不译其词，虽恣其骂詈轻诋，吾人木然弗省，则亦听之而已。迨既译其词，讥诮之不已，加以鄙哕；鄙哕之不已，加以污蔑；污蔑之不已，公然述其瓜分之谋，而加我以奴隶之目。呜呼！此足咎外人乎？亦自咎耳！[7]

林纾的爱国主义文学翻译思想在他为其译作写的序与跋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笔者对林纾主要的几种译作的序跋进行了比读，发现其中很大一部分序跋中都有林纾爱国思想的写照，或表达爱国主义热诚和决心，或表达对国势衰危的忧思和对帝国主义列强践踏侮辱国人的愤慨，或鼓励国人兴“实业”以富国强国，或力倡尚武精神以抵御外侮，或主张揭露和改造时弊，或激励和启迪民众、警醒世人。现罗列几例如下：

例1：

其中累述黑奴惨状，非巧于叙悲，亦就其原书所著录者，触黄种之将亡，因而愈生其悲怀耳。方今嚣讼者已胶固不可逾譬，而倾心彼族者又误信西人宽待其藩属，跃跃然欲趋而附之。则吾书之足以儆醒之者，宁云少哉？（摘自《黑奴吁天录·序》）

例2：

是书果能遍使吾华之人读之，则军行实状，已洞然胸中，进退作止，均有程限，快枪急弹之中，应抵应避，咸蓄成算，或不至于触敌即馁，见危辄奔，则是书用代兵书读之，亦奚不可者？又固、君潜咸以为然，因取所论，弁诸简端。（摘自《〈利俾瑟战血余腥录〉叙》）

例3：

吾华开化早，人人咸以文胜，流极所至，往往出于荏弱。泰西自希腊、罗马后，英法二国均蛮野，尚杀戮。一千五百年前，脑门人始长英国，撒克逊种人虽退衄为齐民，而不列颠仍蕃滋内地。是三族者，均以武力相尚。即荷兰人虱于其间，强勇不逮脑门，而皆有不可猝犯之勇概。流风所被，人人尚武，能自立，故国力因以强伟。甚哉，武能之有益于民气也！……余之译此，冀天下尚武也。……故究武而暴，则当范之以文；好文而衰，则又振之以武。今日之中国，衰耗之中国也。恨余无学，不能著书以勉我国人，则但有多译西产英雄之外传，俾吾种亦去其倦敝之习，追蹑于猛敌之后，老怀其以此少慰乎！（摘自《〈剑底鸳鸯〉序》）

例4：

至宝至贵，亲如骨肉，尊若圣贤之青年有志学生敬顿首顿首，述吾旨趣以告之曰：呜呼！卫国者恃兵乎？然佳兵者非祥。恃语言能外交乎？然国力荏弱，虽子产，端木赐之口，无济也。而存名失实之衣冠礼乐，节义文章，其道均不足以强国。强国者何恃？曰：恃学，恃学生，恃学生之有志于国，尤恃学生人人之精实业。比利时之国何国耶？小类邶、鄘，而尤介于数大国之间，至今人未尝视之如波兰、如印度者，赖实业足以支柱也。实业者，人人附身之能力。国可亡而实业之附身者不可亡，虽贱如犹太之民，不恋其故墟，然多钱而善贾，竟吸取西人精髓，西人虽极鄙之，顾无如之何？盖能贾亦实业也。以犹太煨烬之余灰，恃其实业，尚可幸存，矧吾中国际此群雄交猜，联鸡不能并栖之时？不于此时讲解实业，潜心图存，乃竞枵响张浮气何也！（摘自《〈爱国二童子传〉达旨》）

例5：

天下之事，炫于外观者往往不得实际。穷巷之间，荒伧所萃，谩无礼防，人皆鄙之。然而，豪门朱邸沉沉中，逾礼犯分，有百倍于穷巷之荒伧者，乃百无一知。此则大肖英伦之强盛，几谓天下观听所在，无一不足为环球法，则非得迭更斯描画其状态，人又乌知其中之尚有贼窟耶？顾英之能强，能改革而从善也。吾华从而改之，亦正易易。所恨无迭更斯其人，能句社会中积弊，著为小说，用告当事，或庶几也。（摘自《贼史·序》）

可见，林纾的文学翻译思想，如果用一个词语来概括的话，就是爱国主义。康有为赞美他“译才并世数严林，百部虞初救世心”，意即上百部林译小说不仅译技高超，与严复同列首位，而且在文学翻译目的上均体现了译者爱国救世的迫切愿望和要求，是对林译小说颇为中肯的评价。

林纾的爱国主义翻译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译作序跋中，而且渗透到他的大部分文学创作中。林纾的很多文学作品都是围绕着爱国、忧国、强国的主题的，例如他的诗集《闽中新乐府》中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宣传爱国思想，表达爱国情思，激发爱国热诚，倡导进步革新的。他在诗歌《村先生》中写道“今日国仇似海深，复仇须鼓儿童心”，在诗歌《国仇》中有“国仇国仇在何方，英德法俄偕东洋”等诗句，这充分说明林纾的爱国主义思想是他整体文学（翻译）观念和文学（翻译）实践的基础和主脉。

林纾的文学翻译实践对其文学创作的影响更为全面和深刻。

林纾的文学翻译实践首先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思想和内容。无论是林纾的文学创作思想还是文学创作内容，都是以中国传统伦理文化思想为主导的，但是大量的外国小说的翻译使得他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封建保守的道德思想，变得更加开明。例如他创作的《柳亭亭》，在情节上就一反封建纲常的束缚，让身处社会下层、备受世人蔑视和欺凌的妓女获得美满的爱情和幸福的生活，让有情人终成眷属。西方小说中的女权思想也影响了林纾的小说创作。林纾在翻译完哈葛德的小说《红礁划桨录》后，受到小说中有关婚姻自由的思想的影响，遂对女性的权利和女性解放等问题生发出有益的思考，冲破了中国封建社会长期以来倡导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提倡兴办女子学堂，让女子受教育，呼吁“欲倡女权，必讲女学”（《红礁划桨录》序），在他的诗集《闽中新乐府》中的“兴女学”一诗中更有“女学之兴系非轻，兴恶之事当其成”的诗句，强调重视女子教育，认为女子受教育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他还鼓励女性提高才学与智慧，让智慧的思考和丰富的才学成为创造人生幸福的基础，这对当时身处中国封建社会，地位还很低下的女性来说无疑是具有重大的启迪意义的。林纾把从《红礁划桨录》的翻译中得来的这一思想充分地体现在他的文学创作中，林纾文学创作中的女主人公大多都是才学过人的美貌女子，这样的人物塑造显然是“欲倡女权，必讲女学”思想的文学再现，例如《董紫薇》中接受过教育，好读诗书，精通书画，多才多艺的董紫薇；《吴孝女》中虽才学过人，但仍孜孜求学的吴庆曾；《谢兰言》中留学海外，精通外文的谢兰言；《黄建人》中接受过西式教育，智谋和胆识过人，英姿飒爽，英勇豪迈，投身革命，屡建功勋的黄建人；《金陵秋》中集传统女性与现代女性美德和智慧于一身的胡秋光，不仅温良贤淑，而且关心国事，积极投身革命事业；即使是《胡燕玉》、《洪石英》中勤俭持家、洁身自好的传统家庭女性，也同样集智慧和美貌于一身，赢得了丈夫的尊重和爱情。

林纾受其文学翻译实践的影响，在思想观念上变得更为开明，反过来又促进了他的文学翻译实践，例如他在翻译英国哈葛德的小说《迦因小传》时，就使用了比蟠溪子更为开放的译法，将蟠溪子刻意删减的有悖于封建伦理道德的情节一一补全，此举虽然遭到当时文人士大夫的痛骂，但在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意义则非同寻常。

林纾的文学翻译实践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手法。林纾在翻译完《茶花女》之后，由于受到西方小说的创作手法和创作观念的影响，开始有意地借鉴西方的文学创作手法，结合中国传统文学语言文言文，创作出了许多小说作品。林纾对西方小说创作技法的借鉴，首先表现在文学内容上。林纾在翻译狄更斯的小说时，就曾在译序中对中西小说的不同之处进行了对比，并对狄更斯“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的文学题材大加赞誉。在《译〈孝女耐儿传〉序》中，林纾写道：

天下文章，莫易于叙悲，其次则叙战，又次则宣述男女之情。等而上之，若忠臣、孝子、义夫、节妇，决脰溅血，生气凛然，苟以雄深雅健之笔施之，亦尚有其人。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至于二三十万言之多，不重复，不支厉，如张明镜于空际，收纳五虫万物，物物皆涵涤清光而出，见者如凭阑之观鱼鳖虾蟹焉；则迭更司盖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令我增无数阅历，生无穷感喟矣。

中国说部，登封造极者，无若《石头记》。叙人间富贵，感人情盛衰，用笔缜密，著色繁丽，制局精严，观止矣。其间点染以清客，间杂以村妪，牵缀以小人，收束以败子，亦可谓善于体物；终竟雅多俗寡，人意不专属于是。若迭更司者，则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所未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己，则文心之邃曲，宁可及耶？(www.xing528.com)

余尝谓古文中序事，惟序家常平淡之事为最难著笔。《史记·外戚传》述窦长君之自陈，谓姊与我别逆旅中，丐沐沐我，饭我乃去。其足生人惋怆者，亦祗此数语。若《北史》所谓隋之苦桃姑者，亦正仿此，乃百摹不能遽至，正坐无史公笔才，遂不能曲绘家常之恒状。究竟史公于此等笔墨，亦不多见，以史公之书，亦不专为家常之事发也。今迭更司则专意为家常之言，而又专写下等社会家常之事，用意著笔为尤难。

林纾认为中国传统文学题材大多以叙述悲情、战事、爱情和忠孝节义之事等为主，却“从未有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即便是《石头记》、《史记》等传世巨著，虽然也间或点染些许清客、村妪、小人、败子等，可谓“善于体物”，并偶有家常之事诉诸笔端，但终究不多见，非著者“人意之专属”，难免显得雅多俗寡，难成气候。然而，狄更斯（迭更司）的小说却不同，他能够“以至清之灵府，叙至浊之社会”，洋洋洒洒几十万言，尽述社会底层的现实人生之卑劣、污浊、残酷、压榨、肮脏、龌龊，且能不重复、不零散，情节铺设也颇能引人入胜，令读者沉迷其间，情绪不能自己。

狄更斯的文学创作题材和手法启发了林纾的文学创作思路，在文学创作中，林纾一反晚清文人士大夫专写上流社会的“名士美人”和人事风情的传统，将笔触伸向社会底层和平民阶层的生活现实，他的许多小说就模仿了狄更斯“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刻划市井卑污龌龊之事”的创作题材和手法，刻画了生活在下等社会的人的生活百态，例如《冤海灵光》中横行霸道的“江西帮”；《榴窝》中狐假虎威，跋扈恣肆的鳌拜奴役；《庄豫》中与官吏勾结，横行乡里，欺压乡邻的地主恶霸；《醉徐》中不学无术，愚昧无知的清廷官员；《水先生》中勾结土豪，鱼肉百姓的县令；《逆子》中巴结谄媚，冷酷刻薄，亲情淡漠，不敬不孝的逆子；《刘王官》中虐待公公的儿媳；《谢翠翠》中势利贪婪，见风使舵的父母；《吴生》中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呆子吴生；再如《程拳师》中虚伪奸猾、恃强凌弱、寻衅滋事、谋财害命、害人害己的各色人等，例如外强中干、奸诈虚伪的程拳师，敲诈勒索、害人反害己的邵老虎，恃强凌弱、谋取私利的江西数百老乡，落魄潦倒、受人利用、悲惨收场的施姓女婿，他们均为社会下层苟且偷生、浑浑噩噩度日的小人物，其各种卑鄙龌龊的行为嘴脸被刻画得活灵活现，呼之欲出。林纾不仅用细致入微的笔触刻画了晚清社会的世事风情和人生百态，而且在宏观上勾勒了晚清社会的政治风云，描写了社会生活的动荡不安，时事政局的变幻莫测，揭露了统治阶级腐朽没落，对外软弱无能、对内蛮横暴虐，残酷压榨平民百姓。例如他在小说《剑腥录》中描写的，也是根据自己亲身所见所闻写成的庚子事变中，由于清廷的腐朽软弱而导致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签订的过程；《金陵秋》中描写的革命英雄林述庆带领发动镇江新军起义，英勇善战，后被袁世凯毒杀的故事；《巾帼阳秋》中描写的袁世凯兵变，操纵国会，预谋称帝等恶行等等，晚清动荡混乱的时局和统治阶层的腐败无能在林纾的笔下都清晰地呈现出来。林纾在艺术创作上真正实践了狄更斯等作家的现实主义手法，在小说中能够“收纳五虫万物”，“专为下等社会写照”，虽然他的小说创作题材还留有许多中国传统小说的痕迹，但他在译介西方小说的过程中受到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却是隽永深刻的，在他的文学创作中也是清晰可辨的。

林纾的文学翻译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幽默手法的运用上。林纾在译介狄更斯、司各特、欧文等作家的作品时，从中发现了妙趣横生的幽默笔法的使用，例如他在《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中对该小说中的幽默笔法的运用进行了评价，指出：“书中主义，与天主教人为难，描写太姆不拉壮士，英姿飒爽，所向无敌，顾见色即靡，遇财而诞，攻剽椎埋，靡所不有；其雅有文采者，又谲容诡笑，以媚妇人；穷其丑态，至于无可托足，此又一妙也。《汉书·东方曼倩传》叙曼倩对侏儒语及拔剑割肉事。孟坚文章，火色浓于史公。在余守旧人眼中观之，似西文必无是诙诡矣。顾司氏述弄儿汪霸，往往以简语泄天趣，令人捧腹。文心之幻，不亚孟坚，此又一妙也。”他还在《孝女耐儿传·序》中称赞狄更斯的小说“扫荡名士美人之局，专为下等社会写照，奸狯驵酷，至于人意未所尝置想之局，幻为空中楼阁，使观者或笑或怒，一时颠倒，至于不能自已”。不仅如此，林纾还在译文里将原著中的幽默笔法惟妙惟肖地再现出来。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举林纾在《孝女耐儿传》中的译文片段为例，称赞林纾在再现原文幽默笔法时表现出的高超译技，认为“我们虽然不能把他的译文与原文一个字一个字的对读而觉得一字不差，然而，如果一口气读了原文，再去读译文，则作者情调却可觉得丝毫未易；且有时连最难表达于译文的‘幽默’，在林先生的译文中也能表达出”。[8]胡适说：“林译的小说往往有他自己的风味；他对于原书的诙谐风趣，往往有一种深刻的领会，故他对于这种地方，往往更用气力，更见精采。”[9]茅盾、钱鍾书等人在论及林纾的翻译时，也对他译文中的幽默笔法颇为欣赏，认为林译不仅淋漓尽致地表达了原作中的幽默，甚至“捐助自己的‘谐谑’为其‘加油加酱’”。[10]而林纾在他的文学创作实践中，也将狄更斯等人的小说中的幽默笔法学来一用，并加入些许辛辣的讽喻，将中西幽默手法融会贯通，例如林纾在《醉徐》一文中对山东巡抚“满洲某公”的描写，就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读来使人于忍俊不禁中感慨其讽喻世事之酣畅淋漓：

公有第四姬臧慧，发长委地，其黑如漆，一夕竟髡。明日，辕门旗杆之上，则罗囊风动，为势至高，不审何人所悬，则以长竿桩而取之。囊中臧姬髻也，余香犹沁，光滑如新梳者，裹以素纸，有断句二云：“‘襄王梦醒阳台后，已失巫山一段云’。前二句请公续之。”公不知书，意其仆巫三所为，即大怒曰：“巫三敢通贼！疾取而杀之！”巫呼曰：“诗言巫山，不言巫三也。”公知误，然终护前，竟杖巫五十……畏庐曰：不识字之人，若天然留其笑柄。魏忠贤闻人称颂作“贯三才而立极”，忽曰：“奈何语及黄阁老？”此指故相黄立极也。今某公以巫山为巫三，谬乃加甚。[11]

再如林纾在《庚辛剑腥录》（即《剑腥录》）第48章中借邴仲光之口说：“吾乡有凌蔚庐（‘林畏庐’谐音）者，老矣。其人翻英、法小说至八十一种……其人好谐谑。”而林纾笔下的邴仲光其人也同样“好谐谑”，即使是在与强盗厮打时，也不忘边厮打，边打趣。在《践卓翁小说》第2辑“窦绿娥”中提到“余笔尖有小鬼，如英人小说所谓拍克（林译小说《吟边燕语》中一顽皮淘气的典型）者”。[12]此外，林纾的《冷红生传》“文字中还杂合着些许的诙谐与幽默”；《赵聋子小传》和《书葫芦丐》“写得十分乖巧，既谐谑而又令人沉思”；杂文《酒戒》等“或幽默含蓄，或谐谑有趣，生动活泼，俏皮诡谲，形成自己独特的风格”。[13]他的《陈猴传》、《僮遂小传》、《书郑翁》、《书颜屠之妇》等作品中诙谐幽默也是无处不在。正如钱基博先生指出的：“纾之文工为叙事抒情，杂以恢诡，婉媚动人，实前古所未有，固不仅以译述为能事也。”[14]林纾在文学翻译中对西方小说中大量幽默情节和成分的译介，以及他在文学创作中对西方小说幽默笔法的借鉴，不仅使诙谐风趣成了他小说创作的一大特色，而且在很大程度上革新和丰富了中国小说历来重载道说教、轻幽默谐趣的传统，也为中国文化增添了不少幽默的因子，促进了中西文学、文化的多方面多层次的交流和沟通。

林纾文学创作中细腻形象的人物塑造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其文学翻译的影响。林纾在译介西方小说时，对其中的人物塑造颇为欣赏，例如他在《冰雪因缘·序》中就对狄更斯这部小说中的人物塑造之形象生动大加赞誉，认为其“言小人则曲尽其毒螯，叙孝女则直揭其天性。至描写东贝之骄，层出不穷，恐吴道子之画地狱变相，不复能过。且状人间阘茸谄佞者，无遁情矣”！他还赞美司各特的《撒克逊劫后英雄略》“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钱鍾书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记载，林纾在翻译狄更斯的《滑稽外史》时，为了更加形象地刻画妒火中烧的时装店领班那格女士撒泼泄愤的形象，不惜笔墨地在原著的基础上增添了几笔，以求更加生动传神，可见林纾对小说人物形象塑造的重要性是颇有感触和天分的，而中国传统小说人物塑造大多千篇一律，刻画不典型，个性不突出，即使是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中的人物形象描写，也难脱离俗套，于是林纾在其文学创作中就着意塑造了形形色色、各具外貌和性格特点的人物，例如《书葫芦丐》中的天真风趣的葫芦丐；《庄豫》中劫富济贫、义胆衷肝的侠盗庄豫；《水先生》中正直侠义、武功高强的水先生；《金陵秋》中英勇救国的爱国志士林述庆；《程拳师》中技艺不精、狡猾诡异的程拳师；《郑问》中愤世嫉俗而又沉迷鸦片的海盗蔡牵，等等。林纾在小说创作中还塑造了许多各具形象气质的女子形象，例如冷静机智的柏梵娘、英姿飒爽的黄建人、高雅摩登的谢兰言、纯真质朴的渔家女桂珉、勇敢豪放的裘稚兰等等，而且不同背景的人物，外表刻画也大不相同。就拿摩登女谢兰言和渔家女桂珉而言，两人外形气质的描写就有很大不同，摩登女谢兰言“修眉入鬓，星眼如澄波，流媚动人。奇香散馥，阵阵袭人。作西装，一冠之值，殆尽百金矣。襟上钻光，射瞥若电”；而渔家女桂珉则“恒以鱼白之绢裹头，双鬓如漆，露诸绢巾之下，耳箝小挡，玉貌樱唇，天然入画”，别有一番天然质朴的美丽和魅力。

中国传统小说叙事强调时间上的前后连贯，始终有序，但林纾在翻译西方小说，特别是以“倒叙法”见长的西方侦探小说（例如英国柯南·道尔的小说）的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叙事时间的错落颠倒似乎更有益于增强文学表达的效果，于是他在创作的大多数小说中都使用了“倒叙”的手法，使读者产生开局突兀、悬念迭起的阅读心理，大大增强了文学叙事和表达的效果。例如他在小说《金陵秋》中的开头：

一夕，苍石翁忽大声咤曰：“阿雄！汝今日果从革命党人起事矣！吾世家忠厚，祖宗积书盈屋。汝弗绍祖烈，从此轻薄子为洞腹断脰之举……”

在小说《金陵秋》的开头中，中国传统小说在起始部分介绍故事发生的时间、地点、人物、故事缘起、时代背景等的写法被摒弃了，代之以某“一夕”故事人物苍石翁的大声斥责，以此引起下文叙事，故事的前因后果被缓缓揭开，读者的好奇心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一点一点地被满足，“倒叙法”叙事的文学效果凸显了出来。

在小说叙事视角方面，林纾也借鉴了西方小说中的限制叙事视角，用以代替中国传统小说中普遍采用的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中国传统小说常采用第三人称全知叙事视角，小说人物的行为举动、思想情感尽为故事的叙述人所掌握，并被悉数展现在读者面前。然而林纾在译介西洋小说时，借鉴了西洋小说多样化的叙事人称和叙事视角，并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积极地加以实践，逐渐打破了中国传统小说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采用限知叙事视角去逐步揭开故事情节发展和人物心理活动的层层面纱，例如他在小说《剑腥录》中对仲光和太守一道游山观梅的情节的描写就采用了限知叙事视角，将故事情节的发展寓于景物描写中，让故事情节随着游览景点的变换而发展，由梅林到古观，从山北到山南；而人物心理描写和所见所闻则限制在人物本身，这种限知叙事视角的运用对促进中国小说叙事视角的发展、丰富和革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林纾的文学创作受文学翻译影响之深，在叙事技巧、模式、结构、视角上的表现自不必说，甚至在情节构造上，都颇有其译介的西方小说情节的痕迹，例如《洪嫣篁》之于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陆子鸿》之于司各特的《十字军英雄记》，《欧阳浩》之于大仲马的《蟹莲郡主传》，《柳亭亭》之于小仲马的《巴黎茶花女遗事》，《娥绿》之于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等。林纾自己在评价其小说情节时也坦陈：“雅典之罗密欧与周立叶，亦以积仇而成眷属。顾罗、叶幽期不遂，彼此偕亡。今杨、李之仇，同于罗、叶，幸南斋一觐，冰炭仇融。”[15]可见林纾在铺设小说情节时借鉴了莎剧的主要情节，只不过在小说末尾改悲剧为喜剧，使世仇之家“冰炭仇融”，有了一个圆满的结局。

林纾的文学翻译除了影响他的文学创作实践外，还提高和加强了他的文学比较、鉴赏和评论的能力。林纾在为其翻译的外国小说写的序与跋中，或对比中西小说行文之不同，或比较外国作家风格之不同，或评价原作者的写作技巧与手法，这些文学评论和鉴赏性文字不仅拓宽了国人的文学眼界，使他们了解了外国文学与中国传统文学之异同，引导读者更加全面深入地理解外国文学作品，而且使林纾本人的文学比较和鉴赏能力也大大增强，进而对他的文学创作起到启迪和指导的作用。现举几例如下：

例1

是书开场、伏脉、接笋、结穴，处处均得古文家义法。可知中西文法，有不同而同者。译者就其原文，易以华语，所冀有志西学者，勿遽贬西书，谓其文境不如中国也。（摘自《〈黑奴吁天录〉例言》）

例2

纾不通西文，然每听述者叙传中事，往往于伏线接笋变调过脉处，大类吾古文家言。若但以是书论，盖有数妙：古人为书，能积至十二万言之多，则其日月必绵久，事实必繁夥，人物必层出；乃此篇为人不过十五，为日同之，而变幻离合，令读者若历十余稔之久，此一妙也。吾闽有苏三其人者，能为盲弹词，于广场中以相者囊琵琶至，词中遇越人则越语，吴人楚人则又变为吴楚语。无论晋、豫、燕、齐，一一皆肖，听者倾靡。此书亦然，述英雄语，肖英雄也；述盗贼语，肖盗贼也；述顽固语，肖顽固也。虽每人出话，恒至千数百言，人亦无病其累复者，此又一妙也。……（摘自《〈撒克逊劫后英雄略〉序》）

例3

英文之高者，曰司各得；法文之高者，曰仲马。吾则皆译之矣。然司氏之文绵褫，仲氏之文疏阔，读后无复余味。独迭更司先生，临文如善奕之著子，闲闲一置，殆千旋万绕，一至旧著之地。则此著实先敌人，盖于未胚胎之前，已伏线矣。惟其伏线之微，故虽一小物一小事，译者亦无敢弃掷而删节之，防后来之笔，旋绕到此，无复以应。（摘自《〈冰雪因缘〉序》）

例4

古所谓“锁骨观音”者，以骨节钩联，皮肤腐化后，揭而举之，则全具锵然，无一屑落者。方之是书，则固赫然其为锁骨也。大抵文章开阖之法，全讲骨力气势，纵笔至于灏瀚，则往往遗落其细事繁节，无复检举，遂令观者得罅而攻。此固不为能文者之病。而精神终患弗周。迭更司他著，每到山穷水尽，辄发奇思，如孤峰突起，见者耸目，终不如此书伏脉至细：一语必寓微旨，一事必种远因，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综言之，如善弈之着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施耐庵著《水浒》，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群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亦精神不能持久而周遍之故。然犹叙盗侠之事，神奸魁蠹，令人耸慑。若是书，特叙家常至琐至屑无奇之事迹，自不善操笔者为之，且恹恹生人睡魔，而迭更司乃能化腐为奇，撮散作整，收五虫万怪，融汇之以精神，真特笔也。史、班叙妇人琐事，已绵细可味也，顾无长篇可以寻绎。其长篇可以寻绎者，唯一《石头记》，然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而易动目。若迭更司此书，种种描摹，下等社会虽可哕可鄙之事，一运以佳妙之笔，皆足供人喷饭。英伦半开化时民间弊俗、亦皎然揭诸眉睫之下，使吾中国人观之，但实力加以教育，则社会亦足改良，不必心醉西风，谓欧人尽胜于亚。（摘自《〈块肉余生述〉序》）

在以上几例中，林纾以“古文义法”对比西洋小说的结构叙事技巧，对西洋小说中“得古文家义法”或“大类吾古文家言”之处予以肯定，但尤以对西洋小说与中国传统小说相异之处的点评最为恰切，显示出林纾较高的文学鉴赏力。他对译介的迭更司（狄更斯）小说的情节结构和叙事技巧的评价非常高，并且拿中国小说名著《水浒》和《石头记》与之相比，指出迭更司小说结构严谨，布局谋篇“如善弈之着子，偶然一下，不知后来咸得其用，此所以成为国手也”，人物塑造更是“手写是间，而全局应有之人，逐处涌现，随地关合，虽偶尔一见，观者几复忘怀，而闲闲着笔间，已近拾即是，读之令人斗然记忆，循编逐节以索，又一一有是人之行踪，得是事之来源”，而《水浒》则“从史进入手，点染数十人，咸历落有致。至于后来，则如一群之貉，不复分疏其人，意索才尽”；《石头记》吸引人之处不过是“炫语富贵，叙述故家，纬之以男女之艳情”，而迭更司即使是描写“下等社会可哕可鄙之事”，亦能妙笔生花，令人喷饭，可见迭更司的小说技巧更高一筹。林纾能够颇有见地地指出西洋小说叙事技巧、人物塑造和结构手法上的优势，通过与中国传统小说创作技巧的比较，引导中国小说在学习西方优秀的文学创作手法中得以提高和发展，因此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而且林纾本人在其文学创作中也学习运用西洋小说中的技巧和手法，特别是狄更斯严谨细致的小说结构技巧，使他的文学创作在情节结构上追求细密周到，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以国事为经而以爱情为纬”的小说结构布局模式，例如《金陵秋》在铺设英雄将领林述庆革命起义，英勇抗敌的主脉时，还辅以主人公的爱情故事作为支脉，主脉与支脉纵横交错，相辅相成，小说结构严谨而细致。林纾进行小说创作的时期，小说的发表和发行常常采用报刊连载的方式。报刊连载使小说叙事结构的连贯性大打折扣，况且当时的小说创作结构松散是一大通病，即使是《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等名著也难免此弊病，这一切都导致了小说创作在结构布局方面显得十分粗糙和凌乱，这是当时小说创作上的一大弊病。林纾从译介西洋小说中得来的结构技巧和经验为五四新文学，特别是小说的发展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促进了五四以来小说创作技巧，特别是结构技巧的进一步发展和提高。

在小说形式上，林纾受其译介的西洋小说的影响，采用按章叙事的方式，摒弃了中国传统小说的章回体形式，成为打破中国章回小说传统体裁的第一人，这在中国小说的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意义，促进了小说这一文学体裁的现代化。不仅如此，“自林琴南译法人小仲马所著哀情小说《巴黎茶花女遗事》以后，辟小说未有之蹊径，打倒才子佳人团圆式之结局，中国小说界大受其影响”。[16]自梁启超发起“小说界革命”以来，林纾是在实践上促进“小说界革命”实现的最杰出的贡献者之一，他的小说创作受其文学翻译的影响，通过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传统小说技巧的摒弃和革新，促进了传统小说观念和技巧的近代变革，为中国小说在五四后蓬勃发展、不断创新，并一跃而成为中国文学的主流体裁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林纾的文学创作反过来又影响和提高了他的文学翻译水平。林纾自幼熟读经、史、子、集，对《史记》、《左传》、《汉书》以及韩愈等人的诗词散文爱不释手，因此古文功底非常扎实，他曾在《林畏庐先生手札》中称“吾诗七律专学东坡（苏轼）、简斋（陈与义）；七绝学白石（姜夔）、石田（沈周），参以荆公（王安石）；五古学韩（愈）；其论事之诗则学杜（甫）”。作为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他在文学语言上竭力推崇古文，认为“若尽废古书，行用土语为文字，则都下引车卖浆之徒，所操之语，按之皆有文法，不类闽广人为无文法之啁啾，据此则凡京津之稗贩，均可用为教授矣”。[17]林纾还用古文创作了很多文学作品，在文学翻译上，林纾也使用古文，并且收效甚好，其古文译笔深得胡适称赞。胡适说：“平心而论，林纾用古文做翻译小说的试验，总算是很有成绩的了。古文不曾做过长篇的小说，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100多种长篇小说，还使许多学他的人也用古文译了许多长篇小说；古文里很少滑稽的风味，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欧文与迭更司的作品；古文不长于写情，林纾居然用古文译了《茶花女》与《迦因小传》等书。古文的应用，自司马迁以来，从没有这样大的成绩。”[18]林纾不仅用古文译了古文本身不善于表现的滑稽幽默，不擅长描写的爱情，未曾尝试过的长篇小说，而且文字优美隽永，流畅明快，令人读来津津有味，余味悠长，甚至跨越时空隧道，亦不失其韵味和魅力，难怪钱鍾书先生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对林纾的译笔做出了颇高的评价，说“商务印书馆发行的那两小箱《林译小说丛书》是我十一二岁时的大发现，带领我进了一个新天地，一个在《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以外另辟的世界。我事先也看过梁启超译的《十五小豪杰》、周桂笙译的侦探小说等等，都觉得沉闷乏味。接触了林译，我才知道西洋小说会那么迷人。我把林译里哈葛德、欧文、司各特、迭更司的作品津津不厌地阅览。……最近，偶尔翻开一本林译小说，出乎意外，它居然还没有丧失吸引力。我不但把它看完，并且接二连三，重温了大部分的林译，发现许多都值得重读，尽管漏译误译随处都是。我试找同一作品的后出的——无疑也是比较‘忠实’的——译本来读，譬如孟德斯鸠和迭更司的小说，就觉得宁可读原文。这是一个颇耐玩味的事实”。[19]至于林纾的古文译笔究竟如何令人感觉文意隽永、妙笔生花，读来津津不厌，且举一个译文片段为例：

马克自是以后，竟弗谈公爵，一举一动，均若防余忆其旧日狂荡之态，力自洗涤以对余者。情好日深，交游尽息，言语渐形庄重，用度归于撙节，时时冠草冠，著素衣，偕余同行水边林下，意态萧闲，人岂知为十余日前身在巴黎花天酒地中，绝代出尘之马克耶！嗟夫！情浓分短，余此时身享艳福，如在梦中。两月以后，余二人足迹不至巴黎，巴黎游客亦无至者。唯配唐与于舒里著巴二人时时见顾。时长夏郁蒸，林木纯碧，余与马克临窗眺瞩，觉二人情丝两两交纠，飞在林梢草际，微微游漾。此余生平所未享之艳情，亦马克病中所不经之香福。[20]

上面例举的译文片段出自林纾译介的第一部西方小说，也是颇为人称道的译著《巴黎茶花女遗事》，是描写主人公马克（又译玛格丽特）和亚猛（又译阿尔芒）同坠爱河，情意绵绵，幸福无比的文字。这段用古文翻译过来的文字，简洁优美，将马克坠入爱河后的行为举止的变化，亚猛看到这种变化后的愉悦和感慨，以及两人在一起时的甜蜜幸福的心理感受都惟妙惟肖地表现了出来，而且用词洗练而意境悠远，例如“长夏郁蒸、林木纯碧、情丝交纠、微微游漾”等文言四字格，寥寥数语就将恋人眼中美好的夏日景观呈现在读者眼前，并将在这美好的夏日里陶醉于甜蜜爱情中的情侣的柔情蜜意表现得淋漓尽致。

林纾的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活动相得益彰，均成为后世宝贵的借鉴文本，特别是他的文学翻译，至今都为人们所称道，也使他当之无愧地位列近代中国最杰出的翻译家行列。林纾的文学翻译通过大量译介西方文学，并对西方文学和文化进行有意或无意的“误读”，将西方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将西方先进的价值观引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促进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林纾兴办新式学堂，提倡“实业”兴国，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创新，主张“兴女学”等思想和作为也为中国文化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增添了重要的一笔。他对西方通俗小说的大量译介，不仅打破了雅俗文学的界限，而且提高了小说的地位。不仅如此，他还将西方文学的文学技巧和写作手法也引入了自身的文学创作实践，进而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林纾的文学创作思想和文学创作实践也对中国近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林纾的文学观虽然较为保守，但也不乏创新之处，例如他的白话诗创作，在一定程度上为五四时期白话诗和白话文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也是打破中国传统小说章回体叙事的第一人。总之，林纾的文学翻译和创作思想，文学翻译和创作实践，及其在当时产生的重要影响，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积蓄了充足的力量，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五四时期很多著名的文学家，或翻译家，或文学家兼翻译家，例如鲁迅、周作人、胡适、郭沫若、茅盾、朱自清、冰心等，都曾经深受林纾文学翻译作品的影响，把林译文学作品作为他们文学阅读的挚爱和文学创作的范文。虽然林纾的初衷是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但是他的文学翻译和创作实践，特别是文学翻译实践，却推动了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发生和发展。可以说，林纾的文学翻译启发、引导、参与并促进了中国文学和文化的现代化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