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研究

中国文学翻译，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中的改译事实上是文化误读的一种表现形式，所谓文化误读是指译者由于自身所处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文化传统、个体意识形态和文化立场、文化态度等因素的影响，在翻译的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对原语文化进行创造性地解释、接受或是拒绝的过程。中国近代译者由于深受传统封建思想文化的浸润，加之受到近代中国社会文化转型期的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难以全盘接受西方文学原作传递的文化因子，难免对其进行符合社会及自身意识形态、文化传统等的改造，各种文化误读现象就随之产生了，也正因为如此，翻译，特别是文学翻译才被看作是一种“创造性叛逆”行为。

所谓“改译”是指译者在翻译过程中，为了达到预期的翻译目的，在翻译时对原文的形式或内容作一定程度的修改和变化，以适应译入语国家的政治语境、文化背景或技术规范。近代中国文学翻译中的改译既发生在词语层面上，也发生在形式层面上，甚至是内容层面上。词语层面上的改译较多表现为人名和地名的改换，例如近代译者徐卓呆在翻译德国苏虎克的《大除夕》时在“译者小引”中说：“固有名词，恐甚难记忆，故悉改为我国风，以便妇孺易知。”近代译者吴趼人在提到他翻译的日本小说时也说：“原书人名地名，皆以和文谐西音，经译者一律改过。凡人名皆改为中国习见之人名字眼，地名皆借用中国地名，俾读者可省脑力，而免艰于记忆之苦。”[20]词语层面上的改译还表现为用中国古典诗词、经典名句、谚语典故等翻译外文小说，例如林纾和严复等近代翻译大家在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时常使用文言文，梁启超在翻译《佳人奇遇》时，用中国古诗词写人状景，并且引经据典，所引皆为四书五经等中国古典文学经典，并且改变了原文的诗体，用中国魏晋时的五言古诗体取而代之。改译也常常发生在形式层面上，例如晚清时期的译者用章回体小说中常见的“且说”、“再说”、“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等来承启译文，梁启超的《佳人奇遇》中把原作中的诗词用魏晋时期的五言体改译过来，林纾把莎士比亚和易卜生的剧本译成小说，以至于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说：“小说与戏剧，性质本大不同。但林先生却把许多的极好的剧本，译成了小说——添进了许多叙事，删减了许多对话，简直变成与原本完全不同的一部书了。如莎士比亚的剧本，《亨利第四》，《雷差得纪》，《亨利第六》，《恺撒遗事》以及易卜生的《群鬼》都是被他译得变成了另外一部书了……”[21]。内容层面上的改译表现方式则更为多样，常表现为删译、増译等。近代译者的删译主要表现为译者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由于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制约，或者是为了表达译者个人的文化立场、文化认知和个体意识形态，将原文中的一些与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不符，或是与译者个人文化立场和态度不符的内容有意地删去，不予译出。删译在近代中国的文学翻译中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现象，即使是近代中国公认的著名翻译大师林纾也不例外，他在文学翻译的过程当中总是随意地删减原文。郑振铎在《林琴南先生》一文中说：“林先生的翻译，还有一点不见得好，便是任意删节原文。如法国预勾的《九十三》，林先生译之为《双雄义死录》，拿原文来一对，不知减少了多少。我们很惊异，为什么原文是很厚的一本，译成了中文却变了一本薄薄的了？……至于其他各种译文之一二文句的删节，以及小错处，则随处皆是，不能一一举出。”[22]但是，林纾的删译并不全是任意的，很大一部分还是出于有意的删译，目的自然是为了迎合当时中国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伦理与意识形态的要求。近代中国另一位重要的翻译家严复也是如此，他在翻译过程中有意地删译部分内容，例如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他删译了原著中占很大比例的社会伦理学的内容，而将重点放在赫胥黎有关生物界和人类社会“进化论”思想的译介上。如果结合近代中国屡遭西方的侵略和凌辱，并在几次重大战役中均惨遭失败，面临亡国灭种威胁的社会语境，那么这种刻意删译的目的就很明显了：严复旨在通过重点介绍“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进化论思想，警醒和激励国人为保家护国、救国强民而奋斗。

近代中国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还常常采用増译法，在基本忠实于原著的故事情节、主要人物以及作品精神的基础上，为了使译文语言文字更加通顺地道，或者为了使原著故事情节更加丰富多彩，常常在适当的地方增加某种创造性的写作。例如林纾在翻译的过程中就常常采用増译的方法。林语堂在《林纾的翻译》一文中指出：“他（林纾）在翻译时，碰见他心目中认为是原作的弱笔或败笔，不免手痒难熬，抢过作者的笔代他去写。从翻译的角度判断，这当然也是‘讹’。尽管添改得很好，终变换了本来面目，何况添改处不会一一都妥当。”[23]林语堂所谓林纾在翻译中对增译法的运用似乎多是出于文学性的考虑，但事实上林纾的増译大多还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近代中国还有很多文学家或翻译家，他们在翻译过程中对増译法的运用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梁启超作为晚清著名的爱国知识分子，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亲身经历了维新变法的失败，也亲眼目睹了中日甲午战争的惨败和清政府的腐朽无能，深感国势衰微，国民愚昧，政治软弱腐败，所以一方面著文表达自己的政治立场，另一方面在翻译西方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通过译写的方式发表政见，评判时政。例如他在翻译《佳人奇遇》时，对其中有关甲午战争的部分原文进行了译写，表达了对清政府软弱无能的痛心和对日本侵略行为的愤慨，増译部分如下：

朝鲜者，原中国之属土也。大邦之义，于属地祸乱，原有靖难之责。当时朝鲜，内忧外患，交侵迭至，乞援书至中国，大义所在，故派兵救援，而日本方当维新，气焰正旺，欲于东洋寻衅，小试其端，彼见清庭之可欺，朝鲜之可诱也，……不谓物先自腐，虫因而生，国先自毁，人因而侮。歌舞太平三百载，将不知兵，士不用命。

这段増译的内容将梁启超力图强国兴民，“解生民于倒悬”的急迫心理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文学翻译对于像梁启超、严复、林纾等爱国知识分子而言，与其说是一种文学行为，不如说是一种政治行为。他们之所以采用译写的方式来翻译原文，主要还是为了迎合，或是批评，或是革新自己所处时代的社会意识形态。再例如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惨世界》中，有一段对于尚海（上海）“爱国志士”的描写性文字：

尚海那个地方，曾有许多有名的爱国志士。但是那班志士，我也都见过，不过嘴里说得好，实在没有用处。一天24点钟，没有一分钟把亡国灭种的惨事放在心里，只知道穿些好看的衣服，坐马车，吃花酒。还有一班，这些游荡的事倒不去做，外面却装着很老成，开个什么书局，什么报馆，口里说的是藉此运动到了经济，才好办利群救国的事，其实也是孳孳为利，不过饱得自己的荷包，真是到了利群救国的事，他还是一毛不拔。哎，这种口是心非的爱国志士，实在比顽固的人罪恶还要大几万倍。这等贱种，我也不屑去见他。

这段文字是雨果原著中没有，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加进去的，属于増译的内容。那么译者加入这段译写文字的用意何在呢？很明显，译者是在借雨果原著表达自己对一群身处国家生死攸关、“亡国灭种”之际，而花天酒地、庸庸碌碌、麻木不仁、不思救国，表面上却要装作“爱国志士”模样的亡国奴的讽刺和激愤之情。近代中国译者的増译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更像是一种文学再创作，它甚至使翻译与创作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而这种再创作的目的正是为了满足当时中国社会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要求。再举苏曼殊、陈独秀合译的《惨世界》中的译写的例子如下：

那支那的风俗，极其野蛮，人人花费许多银钱，焚化许多香纸，去崇拜那些泥塑木雕的菩萨。更有可笑的事，他们女子，将那天生的一双好脚，用白布包裹起来，尖促促的好象猪蹄子一样，连路都不能走了。你说可笑不可笑呢？

这部分内容也是原著中没有，而由译者在翻译的过程中加进去的。这段话对中国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陈规陋习进行了尖锐的批评和嘲讽，对中国女性遭受的社会不公给予了强烈的批判，充分体现了译者对近代中国占主导地位的封建意识形态的批判态度。(www.xing528.com)

近代中国译者无论是哪个层面上的改译，虽然有时是近代中国文学观和翻译观发展不够成熟使然，但绝大多数的改译，其目的还是为了迎合译者所处社会文化语境和意识形态的要求。

近代中国译者在文学翻译中还常常使用“译述”的翻译方法。“译述”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即有译有述，但是以译为主。译者首先要在吃透原文，透彻理解原文要旨的基础上，用译入语译出原文主要内容，然后对原作内容进行概括、提炼和评论。广义上，译述也是一种改译。例如中国近代译者在翻译外国文学时，常常在译文中加入“序、引、译例言、跋语、按语、译后语、译余剩语”等等，意图对译文内容进行议论和评价。林纾在《不如归序》中称德富健次郎“夹叙甲午战事甚详。余译既，若不胜有冤抑之情，必欲附此一伸”。又说：“纾年已老，报国无日，故日为叫旦之鸡，冀吾同胞警醒。”严复在翻译《天演论》时，“一半通过翻译，一半通过按语，将他认为必须的达尔文基本原理，斯宾塞的普遍进化论和赫胥黎以人持天、自强保种之新观点一一摄取，连同他自己的理解、倾向和强调，综而统之，注入书中”。[24]译述是中国近代译者最常用的翻译方法之一，译者在译述的过程中，对原文的思想和内容发表意见和看法，并进行评价，感时抒怀，直抒胸臆，这既是译者个人思想情感和个体意识形态的表达，也是译者所处社会意识形态的表达和再现。

需要提及的是，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还出现过许多“转译”现象。所谓“转译”是指以一种外语（媒介语）的译本为原本，将之翻译成另一种语言。古今中外，转译这种翻译策略都被非常普遍地使用。就中国的文学翻译而言，我国最早的汉译佛经中有很多术语就并非直接来自梵文，而是由其他文字转译而来。20世纪以来文学转译现象就更加突出，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主要从日译本转译，到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量从英译本、日译本转译，到40年代的主要从英译本转译，到五六十年代的大量从俄译本、英译本转译，一直到七八十年代，直至21世纪，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转译现象一直存在并持续至今。转译策略的使用多是由于条件所限，不得已而为之，因为译者通晓的语种有限，一些非通用语种的文学作品就只好通过转译的方式与读者见面。但转译策略的使用也不乏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和操控，例如中国现当代文学翻译中的转译就较多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是意识形态操纵和规划下的有计划、有规模的转译。王友贵教授的《意识形态与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1899—1979）》一文在对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翻译家的语言学习背景和译作来源进行梳理和对比之后，认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非常“反常的、易遭人诟病”的翻译模式就是转译弱小国家和民族的作品，例如茅盾通晓英语，但他的大量译作却是转译了波兰、匈牙利、爱尔兰、西班牙、俄国等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冰心接受西方教育的洗礼达12年之久，而她的译作却看不到英美等西方国家文学作品的影子，反而是东方的泰戈尔和纪伯伦的作品备受她的青睐；周作人主修英文，却很少翻译英美文学作品，反而是转译了大量希腊、芬兰、波兰、匈牙利等东、北欧的弱小国家的作品；梅绍武主修英文，但他在“文化大革命”前的翻译作品中绝大多数都是转译阿尔巴尼亚等国的文学作品；戈宝权主修俄语，但他却成了我国非通用语言，即小语种诗歌的转译大师；另外还有巴金、郑振铎、苏杭、袁水拍、蔚青、移模、戈哈、李文俊、屠真、王鲁彦、陈九仁、叶君健、傅惟慈、铁弦、冰夷、乌兰汗、程代熙、施蛰存、孙用等人也是分别从英语、法语、德语、俄语、世界语等译本转译了许多弱小国家的作品，以至于“这个翻译模式后来逐渐发展成为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上的一大传统”。[25]转译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作品的翻译现象又一次充分说明了意识形态对文学翻译的影响作用。王友贵教授分析了20世纪50年代这一“文学转译年代”中国文学翻译史上出现的突出的文学转译现象的原因，指出：

造成50年代大量转译的原因，主要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我国本期奇特的翻译需要和翻译决策。由于本期文学翻译的大方向的核心决策者不是出版社或杂志社，也不是译者，亦非图书市场和读者，而是有关主管部门，因此他们的首要考虑往往是国家政治的需要，意识形态的需要，或者外交需要。他们较少从市场、读者需要出发，也不大考虑译者人才资源的分布与储备，因此导致中国译界未能扬长避短，而是恰恰相反……三是翻译文学格外醒目地受不断变化的政治意识形态影响，同时亦受主流诗学的制约，它们对翻译文学的干预、操纵程度超过晚清和民国，因此之故，有能力挑选作品、有能力翻译的译者未必有充分自主的选择权；资质好的出版机构或杂志社，尽管它们很清楚哪些资源可资利用，哪些奇缺，却未必可以独立自主地放手确定选题和组稿，亦不能独立地确定翻译大方向。[26]

可见，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转译弱小民族国家文学作品的现象主要是社会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翻译研究学派”著名的代表人物勒菲弗尔指出的，操纵文学翻译的基本力量主要有三种，即意识形态、诗学和赞助人，其中最主要的是意识形态因素和诗学因素，中国文学翻译史上的转译行为主要受制于社会意识形态的操纵和制约，特别是五六十年代中国社会文化几乎完全笼罩在政治意识形态之下，文学转译就更为明显地体现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操纵。中国文学翻译史上规模和数量都十分庞大的文学转译活动也从另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时期中国社会意识形态的整体状况。在中国文学翻译转译行为最为频繁和活跃的1949—1966年，转译最多的就是亚非拉美等地区的弱小民族和国家的文学作品，对这些弱小民族和国家文学作品的转译行为反映了现当代中国社会意识形态通过译者作为中介，选择与中国当时所处的时代语境和社会文化结构相仿的文学作品来源和文本，以唤醒中国现代民族意识和兴国热情。

在翻译理论与技巧都渐趋发展成熟的今天，如果仅从翻译的角度来看，近代以来中国文学翻译过程中的改译无疑违背了翻译要忠实于原文的原则，理应加以批评和苛责才行。但正如前面所说，文学翻译不只是文字语言层面上的转换和等值，而是涉及两种文化之间的互动交流。如果从文化的层面上来思考文学翻译过程中两种异质文化之间的接触、碰撞、渗透、拒绝、妥协等互动过程，近现代译者这些有意无意的误读和误译则具有了许多积极的意义——“因误译而造成的误读，得到的却是正解与正果。”[27]在文化研究甚嚣尘上的今天，翻译学研究的文化转向也非常引人注目，而翻译学研究文化转向的一个重要课题就是对翻译活动的重新认识，“翻译不再被看作是一种简单的两种语言之间的转换行为，而是译入语社会中的一种独特的政治行为、文化行为、文学行为，而译本则是译者在译入语社会中的诸多因素作用下的结果，在译入语社会的政治生活、文化生活、乃至日常生活中扮演着有时是举足轻重的角色”。[28]近代中国的文学家和翻译家们的翻译实践，虽然遭到很多译家的批评和否定，甚至被讥笑和贬斥为“豪杰译”，却给我们研究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关系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研究史实和研究资料，也给我们研究意识形态与文学翻译的密切关系提供了非常具有说服力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