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的互动研究成果

要探讨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的互动，首先要对社会文化[1]与翻译文学的相互作用关系进行一番梳理。

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互动关系是近年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及由此引发的对翻译文学做宏观视角下的研究这两大研究转向共同促成的一个研究课题。翻译学的文化转向始于20世纪80年代末，以研究译文的文化渊源、文化背景等为主要内容，重在探讨社会、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文化因素对译文产生的影响作用。其代表流派为70年代初发祥于低地国家（荷兰与比利时）的翻译研究学派和70年代末兴起于以色列的多元体系派，两派统称为翻译的“文学—文化学派”。这两派都关注文化因素对翻译的影响，以及文学系统之间文化上的相互依赖性等，认为社会意识形态决定翻译过程，特别是翻译策略的选择（翻译研究学派）；翻译的作用及其策略选择还取决于译入语文化及其文学的强弱和发展阶段。译作（即翻译文学）无固定身份，因其社会、文学和历史背景而具有多种特征。由此，对翻译文学的研究也逐渐走向宏观，将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联系起来，探讨翻译文学与译入语文学大系以及译入语社会文化之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法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罗贝尔·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对文学与社会文化的关系做过非常精彩的论述，这些论述同样适用于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的相互关系的阐释，因为翻译文学是文学这一大的多元系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子系统，是文学系统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埃斯卡皮的文学社会学理论产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展到70年代后期成为法国文艺社会学研究中的一个强有力的学派。罗贝尔·埃斯卡皮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从社会学的角度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在方法论和研究领域的开拓方面都大大前进了一步。他的主要思想都体现在其著作《文学社会学》中。埃斯卡皮认为，“凡文学事实都必须有作家、书籍和读者，或者说得更普通些，总有创作者、作品和大众这三个方面”。[2]因此，研究文学的生产、文学的阅读、文学的传播和消费是埃斯卡皮文学社会学理论的主要内容之一。翻译文学作为文学现象的一种，也参与了文学生产、传播、阅读和消费这一产业链上的各个环节，在翻译文学的生成、阅读、传播和消费等方面与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产生互动交流。

综上所述，翻译文学（包括文学翻译）与社会文化之间存在着密切的相互作用关系这一点已经不容置疑。就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的影响而言，首先，翻译文学的生成（即文学翻译）有赖于译者的翻译策略，而译者的翻译策略又受到译者所处的社会文化语境、译者所处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心理、译者个人的文化态度、文化趋向，以及译入语文学和文化地位等等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翻译研究学派”著名的翻译理论家勒菲弗尔认为，意识形态决定译者基本的翻译策略，也决定了他对原文中语言和“文化万象”有关的问题（属于原作者的事物、概念、风俗习惯）的处理方法。翻译并非在两种语言的真空中进行的，而是在两种文学传统的语境下进行的。翻译实践本质上是文化政治的实践。翻译过程中译者不仅翻译字句，也翻译意识，他们对译与不译的选择更多的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考虑。[3]“多元体系派”代表人物佐哈尔更为强调民族文学地位对翻译策略的影响，认为一个民族的文学文化地位决定了翻译文学在文学多元系统中的地位，进而影响到译者的翻译策略。当翻译文学在特定的多元系统内处于主要地位时，译者往往会采用异化译法，为本土原创文学输入新鲜的血液，使翻译文学与本土文学同时丰富起来。当翻译文学在特定的多元文化系统内处于次要地位时，它对目标文化中的主流文学规范难以形成重大的影响，译者因而多采用归化译法，遵循该文化既定的传统规范。可见，社会意识形态和民族文学地位等社会文化因素都会对译者的翻译策略产生影响，进而影响翻译文学的文本形态。

其次，翻译文学的传播也取决于译入语国家一定的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文化语境会影响翻译文学的传播形式和传播范围。埃斯卡皮认为，文学的传播方式有很多种，“书籍并不是唯一的手段，例如戏剧就表明，人们可以在一个不知道有文学存在的社会中来理解发表行为。在我们今天，电影、广播和电视使得视听传播比印刷传播具有更高的效率”。[4]事实上，在社会历史已经进入了21世纪的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也日新月异，进而影响到文学的发展。例如在如今“网络文化”的影响下，（翻译）文学传播的手段除了电视、电影、广播等视听传媒外，还出现了网络传媒，将文学网络化，并通过网络加以传播。而且网络传媒已经日渐成为最有效、最快速、最广泛的传播方式，为（翻译）文学发表与传播开辟了一番异常灿烂的前景。社会文化还影响着翻译文学的传播范围及其在译入语文学系统中的文学地位。可以说，翻译文学的传播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译入语国家一定的社会文化，例如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诗学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和读者的文化审美期待等等。如果一时期的翻译文学符合该时期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并且契合该国家的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心理和读者大众的文化审美期待，那么翻译文学的传播范围将十分广阔；反之，如果一时期的翻译文学不能与该时期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语境、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文化心理和读者审美取向相契合，那么翻译文学将成为只能满足少数读者的阅读期待，而被代表社会主流文化和文学审美取向的大众读者忽视的消费“冷门”。此外，翻译文学的文学地位也取决于译入语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文化语境。“第一个提出文本的文学地位差异由社会文化因素决定这种观念的，似乎是什克洛夫斯基（Shklovskij）。他认为，在文学里，有些性质被经典化，有些则没有被经典化。根据这种观点，所谓‘经典化’，意谓被一个文化里的统治阶层视为合乎正统的文学规范和作品（即包括模式和文本），其最突出的产品被社会保存下来，成为历史遗产的一部分；而所谓‘非经典化’，则意谓被这个阶层视为不合正统的规范和作品，其产品通常最终被社会遗忘（除非其地位有所改变）。因此，经典性并非文本活动在任何层次上的内在特征，也不是用来判别文学‘优劣’的委婉语。某些特征在某些时期往往享有某种地位，并不等于这些特征的‘本质’决定了它们必然享有这种地位。”[5]并且，“经典化”文本与“非经典化文本”之间的张力是普遍存在的（两种类型的文本总是处于相互竞争的互动状态），而且是非常必要的，“任何系统中的经典化形式库，如果没有非经典化的挑战者与之竞争并常常威胁着要取而代之，过一段时间就很可能停滞不前。在后者的压力之下，经典化形式库不可能维持不变；这就保证了系统的演进，而只有演进才能生存下去。在另一方面，如果不容许压力存在，我们往往会看到一个系统要么逐渐被遗弃并被另一个系统取代，要么因为爆发革命而全面崩溃”。[6]勒菲弗尔在他著名的《翻译、重写与文学名声的操纵》中也指出：“体制总是强化或试图强化某一时期的主流诗学，其方式就是将这种主流诗学作为当下创作的衡量标准。因此，某些文学作品在出版后不长的时间内会被提升为‘经典’，而别的作品就遭到拒绝。”[7]翻译文学受到社会文化因素的影响，也参与了文学系统内部“经典化”与“非经典化”的过程，随着译入语国家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而发生变化，契合译入语国家一定时期社会意识形态要求的翻译文学被经典化而进入该国家文学多元系统的中心，被不断加以模仿、复制、强调和强化，而与译入语国家一定时期的社会意识形态要求相悖的翻译文学则流入该国家文学多元系统的边缘地带，被忽视、冷落甚至禁止。

翻译文学的数量、主题、来源等也取决于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的变迁决定了不同社会文化语境下翻译文学在主题、来源、文体类型和数量等方面都会有不同的侧重。有研究者选取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这两个时期的翻译文学作为样本，对社会文化与翻译文学的关系做了历时的、实证性的、非常具有启发意义的考察。该考察通过数据调查与统计的方法，分析了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两个时期我国翻译文学主题和来源的异同，认为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我国翻译文学主题方面的相同之处在于，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同属于中国社会转型期，20世纪初中国社会在经历了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维新运动等失败之后，紧闭的国门逐渐被打开，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封建落后禁锢乃人本意识的淡薄，决心要引进西方先进的政治体制、科学技术、文化思想以强国强民，重振国威，于是中国社会迎来了一次规模宏大的“西学”译介高潮，反映西方现实生活的社会生活类小说和反映西方人本主义和民主思想的爱情类小说译介数量占较大比例；20世纪末的社会主义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国策的影响下，中国社会主动向国外敞开大门，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等发达国家的社会生活和对“人”的个性、自由、价值等的关注成为国内读者最愿意了解和接受的内容，因此社会生活和爱情类小说同样被大量译介。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翻译文学在主题上的不同主要表现为与20世纪初相比，20世纪末中国翻译文学中社会生活、经济、哲理和法律类小说比例的上升和政治、教育类小说比例的下降。这种数量和比例上的变化说明了20世纪末中国社会的发展进步要求建立一个法制健全、经济发达、文明进步、相对自由开放和更为民主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社会生活、经济、哲理和法律类小说的译介正好迎合了当时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和期待；与此同时，我国社会文化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过分强调政治化的倾向有所减弱，社会政治对人民生活的干预也有所减缓，社会主流意识形态逐渐从政治领域转移到了经济建设上来。20世纪初与20世纪末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与变化说明：“一定时期的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受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作为一种抽象的社会存在，社会意识形态以集体无意识的形式渗透到社会个体中，并通过赞助人控制翻译文学的主题选择。”[8]该研究意识到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中非常重要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文学主题（也可称之为翻译文学选材）的重要影响。纵观我国翻译文学的历史可以看到，翻译文学的选材随着中国社会文化的变迁而不断发生着变化。我国近代翻译文学的取材经历了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文学作品的变化，这与当时中国社会文化的需要密切相关。五四时期，我国翻译文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非常繁荣的阶段，俄罗斯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法、德、英等国的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文学都被大量引进，极大地丰富了我国本土文学，对我国本土文学创作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冯至等人在《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和介绍》一文中指出了当时社会文化语境对翻译文学题材的选择，文中说：“五四时期俄罗斯文学和其他欧洲国家文学的翻译介绍是新文学运动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它和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密切联系着。符合斗争精神的译品，就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和这精神相违背、或是没有关系的，往往自生自灭，很少被人理睬。……当时的翻译介绍都是有目的的。目的是为了中国的需要。在腐朽的、使人窒息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人们一方面需要揭发，一方面需要解放，因此批判现实主义和积极浪漫主义的文学成为翻译的主要对象。”[9]30年代的翻译文学继承了五四以来注重翻译文学社会功用的传统。30年代正值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之际，中国也不例外，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翻译文学的发展也力求服务于这一社会文化语境的需要，在译介题材上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特别是高尔基的文学作品为主要内容。但三四十年代的翻译文学已经显露出多元化的趋向，除了处于主流地位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之外，还译介了国外现代主义文学思潮及作品。“文化大革命”十年高度的政治化语境扼杀了翻译文学多元化发展的势头，翻译文学被局限在政治化意识形态允许的范围之内，于是翻译文学数量不仅剧减，题材也仅限于符合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与我国有着友好关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即便是有少量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学作品被译介进来，也仅限于这些国家中的革命作家的作品复译，有些甚至仅限于做“反面教材”之用。“文化大革命”后的社会主义新时期迎来了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在富国富民、狠抓经济建设、“发展才是硬道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等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和号召下，中国翻译文学开始慢慢走出政治性因素的绝对掌控，渐渐趋于多元化，特别是经济性因素的影响作用逐渐凸显，经济类翻译文学的数量大幅度增长，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翻译文学题材之一。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可以用很多概念来界定，例如“全球化时代”、“视觉文化时代”、“图文化时代”、“网络文化时代”、“媒体文化时代”、“消费文化时代”、“信息时代”等等，我国翻译文学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变化，插图本翻译文学和网络翻译文学的大量涌现就是一个明证。全球化浪潮、后殖民主义和文化相对主义等引发的西方文化的东方转向促生了以《哈利·波特》系列为代表的通俗类翻译文学在我国的热销，中国本土旋即出现了通俗文学创作的热潮。(www.xing528.com)

社会文化还会影响翻译文学的复译。所谓“复译”是指已有译本之后，不同译者复出的译本。事实上，同一部外国文学作品，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被译介的社会文化背景和意识形态要求是不相同的，例如德国著名作家歌德的作品，在中国曾经掀起过多次的译介热潮，许多中国著名的翻译家或文学家，例如王国维、鲁迅、杨武能等都曾经译介过歌德的作品，他们或是出于自身的文学观，或是出于个体的文学兴趣，更重要的是出于某一历史时期的具体历史背景、社会文化和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的要求，对歌德的作品进行译介、评论和研究，可以说，“从王国维到鲁迅到陈独秀，从创造社到文学研究会，从抗战爆发到新中国成立再到新时期，对歌德的介绍以及作品翻译是从未间断过的……从一百多年来的译介历史来看，中国对歌德的介绍和翻译都是出于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和文学建设的需要，不同时期对歌德文学世界的不同方面、不同角度的观照折射的是那一时期的社会状况、思想状况、文化状况和文学发展状况”。[10]王国维通过译介歌德的悲剧为中国文学引入了西方的悲剧观，目的是为了适应中国新文学发展的要求，使得中国文学尽快走上现代化发展的道路；鲁迅译介歌德的作品是为了表达五四新文学和新文化旨在思想启蒙，倡导“人学”，宣传人本主义的要求。社会主义新时期翻译家杨武能译介歌德作品是为了适应全球化语境下各国文学互相交流、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共同进步、共创世界文学的美好前景。

总而言之，社会文化对翻译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方方面面，影响翻译文学的社会文化因素也很多、很复杂，包括社会意识形态、民族文学状况、文化心理结构、审美的选择与接受，等等。以上主要探讨了社会意识形态对翻译文学的影响作用，但社会文化中的民族文学状况、文化心理结构、审美文化取向等因素对翻译文学的影响作用也不容忽视。可以说，翻译文学就是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各因素共同作用、选择和利用的结果。

当然，翻译文学对社会文化也有非常重要的影响作用。翻译文学对译入语国家的社会文化的发展演变或起到推动作用，或起到革新和改造的作用，它对译入语国家社会文化的作用力度的大小，要视其在译入语国家文学与文化系统中的地位的主次与力量的强弱而定。正如佐哈尔所说，“一个系统的行为模式，有时与它在多元系统中的位置有关。以翻译文学为例，它处于中心时，往往参与创造一级模式，不惜打破本国的传统规范；处于边缘时，则常常套用本国文学中现成的二级模式”。如果翻译文学在译入语文学和文化多元系统中占据主要地位，它对该系统的作用力就较强，甚至会起到重新规范该系统行为模式的作用；反之，如果翻译文学处在译入语文学和文化多元系统的边缘，它对该系统的作用力就较弱，往往会迁就、顺应，或积极配合该系统既定的文学规范和文化传统。

翻译文学与社会文化就是在这样频繁而复杂的动态关系中共同发展和丰富的。中国翻译文学与本土社会文化也毫不例外地进行着多方面的复杂的动态互动，相互影响，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由于中国社会文化的范畴广，涵盖面大，对翻译文学的影响范围、影响方式和影响内容等都有所不同，反之亦然。因此，本章以下各节重点阐述中国社会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因素对翻译文学的选材（包括内容、数量和来源）的影响作用，以及中国翻译文学对中国社会文化现代性的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