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研究：经验与先验的探讨

第三节　多元真理观

一、三类知识系统与三种真

在《思想与社会》中将知识分为三大系统以前，张东荪在《知识与文化》中便将知识区分为“对物的知识”和“非对物的知识”，他说:“对物的知识由外而投入;而非对物的知识是由内而投之于外。虽则二者本来夹杂在一起，互相影响，但我们为了便于说明起见，把前者归至于经验，后者归至于文化。于是我们只有两种知识，一个个人经验上对物的知识;一是由概念有固定性可以入于他人心中，遂致成为‘非个人的’，即因此大家交互造成的文化知识。 ”^[21]而在张东荪看来对物的知识是为了控制外界，而非对物的知识则是为了扩充或改变我们已成的文化，两者功能即不同，对于“真”的判定也就有“对不对”与“真不真”的区别，“因此我们决不能把‘对’与‘真’并为一谈。因为真与对在性质上甚为不同。真只是在解释上，决不在官觉上”^[22]。

固然非对物的知识或称文化知识主要是解释问题，正像张先生所说愈解释便愈向内，愈向外求有所见，而结果乃只是反而愈为存于我们人类内部。但是对物的知识，即便用“对不对”来判断，也仍是一种解释，“物”是不会判断的，只要涉及人类的判断，都难免是一种解释。可见此种区分的勉强。不过张东荪先生依然总结道:“理论知识上所谓真和官觉知识上所谓真乃完全是两种。理论知识上的真是对于文化而言的。官觉知识上的真是对于外在者而言的。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有时官觉知识足以矫正理论知识，则理论知识因此得有不真。有时理论知识足以指导官觉知识，则理论知识反得有证明。不过二者仍然各有其特性。我们普通人的大错误在于把二者并为一谈，以理论的真与知觉的真只是一件事。在我看来知觉的真可名之曰‘对应’，在理论的真只可名之曰‘满足’ ”^[23]。区分理论知识与官觉知识或许有助于人们理解知识的性质，但就两种知识之共性来说，依然可以看出区分的勉强，那么两种“真”的说法同时便难以成立了。下面我们看他对知识的三种区分:

对概念的重视是张东荪写作的一个特点，即便是最后一本小册子《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也主要是对几个核心概念分析入手，他认为把握了最能体现一个学说的核心概念便可以了解一种思想的本质，此种思路应该说是正确的，由此出发他对西方的民主、平等、自由等都能有着比新文化运动时期诸君较为深刻的认识，虽然是关注核心概念，但并没有停留在口号上，而是深刻解读核心概念的本质含义以及诸概念的关系。回到他对知识系统的划分上来，他说，“概念因为与其他概念的关系，遂致互相通连而成为一个网形的东西”^[24]，而此种网形或称为概念系统便可组成不同的知识系统，他将此大致分为三类(不限于三类)大的系统:(1)常识系统，(2)科学系统，(3)形而上学系统，我们为了明晰起见，还用图表表示三个知识系统之特征:

图表六:三种知识系统

从此表我们应可以比较清楚地看出三种知识系统之区别，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张东荪先生并不认为知识系统仅此三种，只是在他看来较为明显的可以区分出此三大类;另外并非三个知识系统只有上述之区别，而是有着共同的因素在内的，比如表上所列所依据的材料是相同的，另外在张东荪看来，三个知识系统都是基于知觉的，并且都与言语有关系。现在我们可以回到“真理观”上来。张东荪说“真”是具有“问题性的”，一个孤立的经验不发生真伪问题，而且“因为真是一个具体的概念不完全是属于形式的。换言之，即是一个知识上的问题而不完全是属于逻辑的。所以专从逻辑方面讲真理，在一方面是把这个概念缩小了，同时在他方面又把这个概念放大了”^[25]。此处像是针对金岳霖先生的，他们两个在文本中不时便会有点名或不点名的批评，这很正常，因为两者对“真”的理解实在是不同的，对金岳霖先生来说“真理”是不可得到但却需要不断去寻求尝试的，对张东荪来说“真”是有境况与背景的，这样“真”便是在不断的得到与订正中前行的，在一定境域下那种不得不信之感便是真理，但有新的情况出现便需要订正过去的真理而与新的境况相符合。而对于三种知识系统来说，“真是随着知识系统而定的，这并不是说由知识而始创出真来乃是说知识系统既各有界域，界域不同则真亦必有多种”^[26]。而具体到形而上学系统来说，他说:“我不承认形而上学是解决宇宙真相之学，乃只是与社会政治道德诸思想同其性质，不过专为道德社会政治立一个超越的理论之根据而已。所以这样限于在文化方面的理想无所谓真乃只有好，换言之，即形而上学的知识系统上真就是好，愈好就是愈真。 ”^[27]

而这段话基本上可以代表张东荪的多元真理观，他说:“真的性质是随知识系统而不同，在常识上真就是便(truth as convenience)。未有便(便利)而不真者，亦无法发见有真而不便者，有真而不便者必待科学而后发见。在科学上真就是实(truth as fact)，未有实(事实)而不真者，亦未有真而不实者。有真而不实者必待形而上学乃可窥见。在形而上学上真就是好(truth as good)。未有好而不真者，亦未有真而不好者。有真而不好者必自他中知识系统以观之而后成。 ”^[28]此种多元真理观，既有对前期真理综合说的保留又有对真的新解说，此种看似整齐的通过对真的种类加以区分的办法，其实并没有解决潜藏在传统真理学说中的种种困难，并且在张东荪先生对知识论体系区分的同时也给此种真理观带来了新的困境。

二、多元真理观的内在困境

传统真理观的困境依然存在。张东荪先生本其知识社会学的立场，在上个世纪40年代前后多能提出一些令人耳目一新的独创性的观点，比如说对中西文化根本异点的比较、比如说对逻辑系统的四种划分，牵涉到知识论便是将知识系统划分为三种，这些都很能体现一个学者的独立见解，比如将形而上学独列为一个知识系统便以独特的路径反驳了卡尔纳普对形而上学命题的批判而隐藏着他重建形而上学的努力，另外他对西学涉猎之广、理解之深在当时即便现在也罕有其匹者，但是就真理观而言，他的“多元真理观”或对真的“三种区分”似乎可以给人无限启示的同时，依然无法解决传统真理观的潜在困境。比如说用“便”和“好”来判断“真不真”便带有很强的唯用论色彩，“好”的标准还含有“融洽说”的成分，而对于科学知识系统的标准定为“实”这便难免与符合论有某种暗合，三种真理标准与他前期的“真理综合说”可谓异名同实，而且那种唯用论倾向是明显地被保留下来了。但问题在于，对问题的区分并不意味着对问题的回答，这样区分三种“真”之后，依然要面临传统真理观“符合说”、“融洽说”、“效用论”各自面对的难题，对于“符合说”便是符合如何可能的问题，对于“融洽说”便是伪命题融洽系统的问题，而“效用论”便要面对对效用的解释问题，这些在后期张东荪先生的“多元真理观”中似乎都难以得到回答，他只是提出了我们看待此问题的另一个角度，但并没有因此推进对问题的回答。

多元真理观的自身困境。在将知识系统分为三个大的系统之后，张东荪及时澄清说:

须知现在所列的三种只是就其纯粹型式(pure type)而言，在实际上却没有纯粹的。并且须知在历史上亦不是常识系统发生最早而其他两系统在后。我们从科学史上必见科学思想的种子早在古代就有了，并且从人类学上研究人类对于外界事物的操纵例如火之发明是原始人类已早有的。所以科学知识系统亦不能算是最后起的，不过在最初决分辨不出来，因为这几个知识系统在实际上总是混杂在一起的。不仅科学的萌芽是藏在常识中，形而上学的思想态度在最初的宗教中已见之;并且即在现代科学不能不算发达了，然而除了物理化学等等以外其他仍不能脱离常识的影响。至于形而上学亦何尝能完全与常识离开呢!所以这三个知识系统在实际上并不能完全分开独立。现在我为了讲述明白起见，暂认定其为各自存在的东西。这完全是为了论述的便利，切不可误会以为实际早就是如此。^[29]

这里张东荪已很自觉地作了交待，认为三种知识系统是混在一起难以分离的，自然作为一种研究，我们往往要作理论上的区分，这也未尝不可。但是就知识体系来说，三者混杂在一起，那么三种真还能区分和成立吗?对于此种混杂的知识体系，又当用“便”、“实”、“好”中的哪一种作为真理标准呢?其次，既然将常识也纳入知识体系，那么就知识之为知识来说，常识、科学、形而上学是没有分别的，知识论中的真理观要讨论的便是知识本身的真理性，而不是谈由知识分化而来不同学科间的“真”，那么就知识本身来说，又当以何种作为真理的标准呢?这是张东荪先生所忽略的，也是他真理观中较为薄弱的环节。

在行文论述上，张东荪先生并没有金岳霖先生那样严谨，但是张东荪先生总能给出某种较为确定的解释，比如三种“真”的提出，或许还存在种种问题，但是他毕竟形成了自己的看法，并且认为真理是可以得到的，尽管有不同性质的真;但对于金岳霖先生来说，固然步步分析得严谨，但他却说“真理得不到”，我感觉就此点而言很可以看出二人的风格。再回到本章首页上金先生那段话:

真理得不到。请注意这里所谓真理和真命题不一样。真命题是一条一条的，或一丝一丝的，它是分开来说的，它不是真命题底总结构，它和真理不一样。真命题是可以得到的，有知识就是得到了真命题，同时当然也是得到了意念图案，可是有知识不是已经得到了真理。真理是概念或真命题底总结构。总结构底得到，要各方面的意念图案都要成结构，而且这无量数的结构联合起来成一总结构。这样的总结构总是得不到的。虽然如此，它不一定是我们所说不得或思议不得的。习哲学的人对于一条一条的真命题不见得有多大的兴趣，可是他们对真理或真命题底总结构底兴趣非常之大。习哲学就是求对于这真理有所见，而一个人底哲学就是他对于这真理的所见。上条论真理底性质已经是对于真理有所陈述，有所思议，若是一个人对于真理得到了一意念图案，该意念图案就是他底哲学。该意念图案决不会形成结构，所以哲学既不会终止，也不会至当不移。哲学总是继续地尝试，继续地探讨，不过它和别的学问不同，它是对于此总结构有所尝试，有所探讨而已。就真理之得不到说，它和别的学问底命运同样。^[30]

就真理观上我接受金岳霖先生的此种立场，我认为无论是符合说、融洽说或效用论其内在困境要得到完全解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它们彼此又确实有自己的部分道理，正因为此，争论必将持续下去，因为反对和接受他们的学者都会层出不穷，这便是哲学问题的性质，不可能完全解决却也无法完全抛弃，一切都在不断的尝试、不断的回答中进行。就知识论来说，真理是得不到的，如果说能够得到也只是在尝试回答的过程中得到，而此过程便是不断修正、不断疑问、又不断回答……

本章小结

真理观并不是张东荪先生多元认识论讨论的重点，但是他的真理观却很有值得关注的地方，除却他前期受唯用论影响较大外，他对对物知识与理论知识的区分便值得关注，承接此种思路他又进而把知识分为三大系统:常识、科学与形而上学，通过对知识本身的分类提出真也具有不同的性质。在这里张东荪先生试图在回答真理观中一个历史性的难题，那便是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问题，他无法认可那种此一是非彼亦是非的极端相对主义的观点，因为那样其实也便无所谓真不真了。与此同时，他也不认可有绝对真理的存在，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他看来同样是不可能的，因为真理都是有背景性的、问题性的。由此，张东荪先生提出自己的境况决定论的真理观，那便是境况是变化的，因此真理并不绝对，但是就某一境况下虽有不同的选择，但却有某种较好的令人不得不信的解释存在，这便是真理，因此来说真理又不是相对的。具体到三种知识系统来说，真的性质便随真理系统而变，因此有常识系统中的“便”、科学系统中的“实”与形而上学系统中的“好”三种真存在。这些都能给人以新的启示，但无论是张东荪先生的真理综合说还是其后期的多元真理观，对于真理学说中的传统难题，虽然提供了新的问题视角，但对于问题本身并没有多少推进，而且对于知识系统的划分也有悖于知识作为知识本身的一致性，而这些便是张东荪真理观中的困境之所在。无论如何，张东荪先生在真理观的探讨中都给出了他自己较为独特的回答，或许有人会不同意下面这句话，不过也可以代表张东荪后期的对“真”的看法，并且将对知识的探讨最终回到人的生存本身，无论如何是学问之正宗，附于此以结束本章:

我们的知识是因为有苦痛而始逼迫出来去求解决的。所以唯有真正解决痛苦(不论是一部分抑是全部)的方足为真知识。至于那说得连篇累牍，天花乱坠的，而于实际毫不起任何作用，则决不是可宝贵的知识。^[31]

最后一章我们则要讨论“多元认识论”的评价问题，并回到《引论》中所提出的“中国知识论传统重建”问题。

【注释】

[1]金岳霖:《知识论》，第十七章“真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7页。

[2]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23页。

[3]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07页。

[4]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6页。

[5]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44页。

[6]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4页。(www.xing528.com)

[7]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8]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3页。

[9]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7页。

[10]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6页。

[11]胡军:《道与真——金岳霖哲学思想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

[12]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7页。

[13]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7页。

[14]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160页。

[15]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第8页。

[16]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52页。

[17]张东荪:《认识论》，上海:世界书局，1934年，第126页。

[18]胡适、蔡元培、王云五编辑:《张菊生先生七十生日纪念论文集》，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第129页。

[19]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39页。

[20]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2页。

[21]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40页。

[22]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88页。

[23]张东荪:《知识与文化》，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97页。

[24]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8页。

[25]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26]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1页。

[27]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28]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53页。

[29]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29页。

[30]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697页。

[3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2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