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与先验-张东荪多元认识论问题研究》：真理综合说

第二节　真理综合说

一、对符合说、融洽说的批判

符合说的困境在于如何使内在之认识与外在之对象一致，就张东荪的认识论对外界的界定来说，他根本否认认识就是对外物的写真，所以符合一说在他的知识论系统来看是不相容的。在其《一个雏形的哲学》中他是这样批评符合说的困境的:“就是只看你我的认识是谁与原物相合。此即原物符合说。就是以与原物相合与否为标准，合此标准为真，不合便为伪。如原物是马，你的认识是认为鹿，则你的认识便是伪。然而这个标准不能成立。这个道理实在是一语可以道破的。假定世界上只有你一个人，而你又只为这个东西看过一回，你的认识是伪便无从发现。因为你认这个东西为鹿是伪只有两种证明:一种是他人都认这个东西为马，而你独认为鹿，所以你认识是伪;一种是你后来再认识时觉得不是鹿，所以前回的认识是伪。但这都是由他人的认识或第二回的认识用比较法来证明的。若专就这一回答认识，从其自身讲，仍是绝对辨不出真伪来。 ”^[10]这里张东荪先生用浅显的例子来证明符合说所存在的困境还是很鲜明的，而且我们稍微引申一下的话便会发现，既然说认识不是一造的官司需要自己“第二回”认识或他人的认识来证明第一次的认识，那么第二次的认识同样也需要第三次的认识，如此以来第四次、第五次……正好陷入了纠缠不清的证实上的无穷回溯问题，这样其实便宣告了符合说标准的破产。

在谈及符合说作为一个历史难题时，胡军教授通过对西方哲学史上不同符合说的考察，他认为存在以下几个理论难题:第一，必须要与真理符合说的理论中的照相式的符合说或真理的摹本说划清界限，对之进行批判。因为他说真理摹本说在历史上已屡遭驳难，漏洞百出，要坚持真理符合说就必须超越摹本说。第二，必须对真理符合说中的“符合”的意义作出新的、更为清楚明白的阐述。这主要避免将符合解释成洛克所说的“模拟”与詹姆士的实用主义解读而说的。第三，认识内容与之符合的“实在”的含义是什么，这是真理符合说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理论问题。第四，真理符合说的最主要的理论难题是认识内容与客观实在的关系问题。第五，真理符合说的标准问题。这个问题的实质是问，我们究竟能够凭借什么而知道观念与实在是符合还是不符合的。此五个问题很难彼此分清，但确实很能体现真理符合说的内在困境。

胡军继续分析道:“真理符合说还有如下的一些历史难题:第一，有一些科学，它们的某些真命题并不必涉及存在着的事物，如几何学、数学、逻辑学等等。但是，如果根本没有与之相符合的实在，那么说这个命题的真就在于与之相符合，那就是毫无意义的。第二，有些表达悖论的命题，它们的真绝然不能以它们是否与相关的实在的符合为标准。 ”^[11]应该说胡军教授对符合说困境的见解比张东荪的见解要深刻得多，其实如上面所说张东荪先生对认识的界定就不可能接受“符合”的标准，因为有内界格式的构造作用在内，此种认识无所谓与外物的符合问题;而金岳霖先生的知识论则是典型的符合问题，而且他对外物的界定也为符合提供了可能，所以他的真理观以符合说为主综合其他标准便不足为奇了。在谈过符合说的困境之后，张东荪又提到真理一致说和融洽说。

他说:“既然不能以对象的质证为标准，而以旁观的一致与否为标准，则我们便不能不再研究旁观的一致是否可靠。但我敢说在实际上大家认识绝对一致是没有的:认识只有大概的相同，而没有绝对的一致。最浅的例如看月亮，各人看去必是大小不一样，有人看像大盘，有人看像小球。感觉既不人人一致则观念当然亦不能人人一致。所以大家一致与否以定真伪，这个方法只是概率的而不是严格正确的。常人可以取概率的即认为满足，而讲到学问，便不能满足。于是继此则有统系调和说。此说以为一观念若与其他相调和而组织成一统系则此观念为真，若与他观念不能调和以组成统系，则此观念便是伪”^[12]。此处所谓“统系调和说”便是金岳霖所说的“融洽说”，但“融洽说”的困境在于无法解决“伪观念”的问题，也即就伪命题不断地构造也完全可以造成融洽的统系，但是这样的统系我们却不能说就是真理体系;另外既然是统系调和要不断地向更广处推演，那么，“照这样累进的推演，势必使全宇宙真理只有一个唯一的大统系。但我们这弱小的人类，贫乏的知识，却尚未做到这个顶点。不但未做到，并且是相距太远。我们现在既无法说明这个全宇宙唯一的真理大统系是甚么，则我们于这种统系调和说以外不能不另求一个标准”^[13]。这里张东荪先生虽然没有就真理观专门研究，但就其对融洽说的困境还是看得比较清楚的，他所说的需要另一标准便是效用论。

关于效用论，本著者认为张东荪的真理观带有明显的“唯用论”色彩，所以对他具有唯用论倾向的真理综合说专门讨论如下。

二、唯用论倾向的真理综合说(www.xing528.com)

张东荪先生受“唯用论”(即实用主义)的影响由来已久，他说:“我于宣统年间曾撰有一文，名曰《真理篇》，载友人冯世德蓝公武合办的《教育杂志》，现早已散失无存了。我自撰那篇文章后，我即自命为一个唯用论者。我十余年来时时咀嚼，觉其滋味正是如橄榄一样，愈嚼愈有味了。不过近年来我觉得其中亦有非修正不可的地方。 ”^[14]此段话基本可以反映张东荪对唯用论的态度，受其影响很大，但也非完全照搬全用，而是有自己的批评和融会在内，但无论如何，他的真理观都带有明显的唯用论色彩。

他说“新标准是什么?就是效用”，但是他对效用的理解与“证实”相连，比如医生看病与乡间迷信者的信神，若烧香磕头不好而服了医生的药好了便是结果的效用证实了医生的正确。他说:“认识既不是静的外观，当然是动的体验。于是真伪的标准即建立在此:就是能由动的体验而实现的便是真，否则是伪。所以真伪的标准就是效用:效用就是价值的实现。所谓认识亦只是一种实现(realization)罢了。照这样讲来，效用说不是通俗浮浅的乃是另有一种高深精妙的玄学意味含于其中。 ”^[15]对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张东荪确实有着较深入的研究，顾宏亮先生就此称胡适先生引进的是实用主义的方法论，而张东荪则是侧重在真理观上，当时对胡适和张东荪都有批判的叶青先生则认为虽然张东荪没去过西方但与胡适相比在介绍实用主义方面实在比他强多了。

但是就实用主义真理观来说，也依然存在困境。我们还拿上面张东荪所举的例子来说，信医生与信鬼神相比我们多认为信医生更可靠，但是医生也有开错方或治不好病的，求神拜佛也有痊愈的，如果依照休谟严格的怀疑论思路来思考的话，我们只是看到了求神拜佛后病的痊愈，而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关系以及彼此的本质性质为何，在这一点上吃药与病愈也是同样的道理。我们只是看见二者前后的相连关系，至于其彼此的本质就如同两个小球相碰一样，碰的性质与另一球动的性质是不同的，二者也没有什么必然联系，我们看到的只是二者前后的“恒常会合”，即便有现在较为先进的医疗检查手段，说是药杀死了病菌然后痊愈了，但仔细分析的话药与病菌以及痊愈都属于不同的性质，所以无法将它们必然联系起来，休谟的怀疑方式依然奏效，这还不用说吃药而病不好的情况，此时自然医生会说没有杀完病菌，好吧，那么如何杀完?为何对有些人就杀完了病菌而对我偏要留几个呢?此种必然性的缺失便凸现出来了。好，我们再依照效用论的逻辑，如果病好了便是有效，那么求神拜佛之后，病真的好了(或许你会说是“碰巧”)，那么是不是求神拜佛便是“真理”呢?效用就是价值，如今我病好了，那是否就应承认求神拜佛的价值呢?

这里我想说明的是效用论的内在困境，认识与效果并不等同，通过效果来判断认识是否为真，二者之间存在很多障碍，比如对效果的认定上，医生说好了，可病人说没好还是不舒服，那么谁说的效果可靠呢?或者病人说好了，医生说不行病毒还没有排完不能出院，那么又如何判断呢?这里又存在认识问题，那么对效果的认识，是否需要另一个效果来判断呢?这样“另一个”或“第三者”的问题便出现了。效用论并不像张东荪所说的那样有“高深精妙的玄学意味在含于其中”，而其内在的困境也是明确的。金岳霖先生在谈到效用论时(他称为“有效说”)说，“把真和用联系起来，真总的受用底影响。也许真的命题都有用，但是有用的不必都真”^[16]，这句话一针见血地点出了效用论的弊端。就知识论体系来说，“有效说”是最不能与金岳霖的“真理观”相容的，但他并没有完全抛弃，而是认为“有效说依然有可取的地方”，但对张东荪先生来说，他的真理观则主要是依据效用论建立的。

在《认识论》一书中，张东荪对符合说、融洽说、效用说是采取综合的态度。他说:“对于知识标准的问题，认识的多元论以为相应说与符合说效用说三者可以调和。须知相应说只限于知觉的知识(Perceptual knowledge)。倘使抽象一些而涉及概念与概念之关系，他便失了功用。符合说虽可以吸收相应说，但关于知觉方面却不能把‘相应’一点来抹煞。所以符合说虽较相应说为广大，然仍不能完全取而代之。因此我们有保留相应说的余地。至于效用说，亦只限于行为方面，尤其对于未来。这一点和符合说并无冲突。所以我主张把这三个标准合并起来。即详言之，凡一个真理必是在所对上是相应的;在系统上是符合的;在未来上是有用的。倘使只有一个标准适用，则这个真理便不完全。 ”^[17]而在以后，对真理的界定是越来越偏向于“效用论”了，在《多元认识论重述》中说，“所以宗教的用处在于使人安然活下去(此迭更生语)其实不宗教为然，一切常识与文化乃至科学哲学莫不如此。都是其作用在于自己欺骗自己须知这个骗乃是真骗。不但被骗者实际上生效力，并且亦可以说即是‘不骗’ ”^[18]。

此处说知识“生效力”即是“不骗”，这便是“真”了，在《知识与文化》中此种效用论更加明显，他认为感觉、知觉、概念的形成都是为了便利和单简化。他说:“感觉是为了把细微的刺激变为一整片而起的，这样便较为便利。(即适应起来便利些)知觉是为了把感觉上的单纯性质配成意义而起的，这种便可使我们轻视感觉而特别注重于其配合中的意义。概念作用是为了把知觉上所现的意义使之固定化而起的，这样便可使我们把意义移用于大体相同的其他地方。这样便与他人的心打通了。可见知识完全是为了便利与交通。便利就是价值。至于交通亦是由便利而方得办到。 ”^[19]知识是为了便利，而便利就是价值，这很可以体现张东荪真理观中的唯用论倾向，此种唯用论倾向伴随着他后期的整个知识社会学视野，在《知识与文化》一书“真理”一章，张东荪先生说:“现在再回过头来对于旧来决定真理标准的三种学说加以分析与讨论。所谓三说，即是三个标准。第一是以对不对为标准。第二是以合不合为标准。第三是以成不成为标准……就消极方面言，三个标准都不可缺，但就积极方面说，无论有哪一个却总是不够的。这便是我在上文说真理是一个复杂的观念的缘故了。 ”^[20]以上可以看出张东荪对三个知识标准的坚持，由于其明显的唯用论倾向，所以我将此名为“唯用论倾向的真理综合说”。

下面我们再看一下他后期的真理观，除却唯用论倾向外，还有什么独特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