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探究

第一节　真理之绝对性与相对性

一、对真的界定

一个人对知识的看法决定了他对外界以及对真的理解，张东荪先生在《一个雏形的哲学》中说:“我的意思以为我对于知识应采取一种见地。我名此见地曰生物中心说(biocentric view)。就是我们的知识不是神的知识，更不是超人的知识，亦不似照相机那样的物与物的关系。我们因为我们是生物，所以我们对于认知外物，先有若干根本的格式。这些格式的性质是根据于生物的性质的。但我们却不专靠这些原始的格式，必须拿这些格式来加以混合与锻炼，这便是主观的方式与客观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是写照，乃是先以自己的格式吸取外界的材料，然后再变化自己的格式以应付客观的实际，于是格式愈变化而愈复杂，其与客观相交织乃亦愈密切。 ”^[2]由此承认在认识外物之前有内界之根本格式的存在，而且此根本格式对于感觉材料有先天的加工作用，所以对外物的认识便不可能是“写真”，而是主客交互作用的结果，由此一来这样的知识论便决定了“真”不是摹写性的符合，而是有人为解释后的创造。

在《共理与殊事》一文中更说:“绝对的真是没有的:内界的尺度当然有充分的根据，固不能全认为幻，然亦不可即认为唯一的标准;至于外界的经验结果不能认为镜中的花或水中的月。所以我们有两条路:一是逆进，以探内界固有尺度的根据;一是顺趋，就经验上归纳的结果以窥外界的根本大体。前者是哲学所有事;后者即各科学所从事的。我们不能说科学所得的都非真理，须知科学固不待哲学证明理性是真而后其所得结果方为有效。哲学自逆窥知识的本性，科学自安排知识的所得，二者都可接近真际而不相抵触。 ”^[3]而且，张东荪先生对真的界定还带有很明显的“唯用论”色彩，在《知识与文化》中他说:“因此真理总须有几分理想的性质，故可以勉强说真理就是‘文化的满足’(cultural satisfaction)……换言之，一切知识之所以为真，其标准只在看其作用给于文化上为何”^[4]。需要说明的是将真定位为对“文化的作用”便暗含有真理相对性的危险，因为对“作用”或“效用”的理解本就具有很大的相对性，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张东荪先生依然坚持了此种对真的看法，他说，“我们的知识是因为有苦痛而始逼迫出来去求解决的。所以唯有真正解决痛苦(不论是一部分抑是全部)的方足为真知识。至于那说的连篇累牍，天花乱坠的，而于实际毫不起任何作用，则决不是可宝贵的知识”^[5]。

将真与“效用”联系起来，便无法承认有绝对的“真”，一来效用是有针对性的，二来张东荪承认内界格式存在的知识论也不赞成知识是对外在的写真，那么真理的共同性如何解决呢?所以“真”在张的理解中便存在着绝对性与相对性的张力。

二、真理之绝对与相对

在早期张东荪先生的文本中，可以看出他是倾向于真理之绝对性的。他说:“既然认识是这样的开化，则我们的真理便不能是相对的。例如牛顿力学定律在同一坐标系中是正确的。从另外一个坐标系来观察，却就不对了。这并不是牛顿的真理是相对的。而只是比爱因斯坦的真理范围比较小罢了。换言之，即不是各不相关互相独立的两个真理，却是两层相套合的一个真理。照这样说，我们的真理观虽是有层次(degree)的，但却不是直线的层次，乃是无穷的统系为无数的互相套合”^[6]。其实在此处就可以看出张东荪先生在真理绝对性上的犹豫，固然他认为真理不是相对的，但又谨慎地认为真理是有层次的，就此而言与认为真理是绝对的金岳霖先生相比，此说法便是不可思议的。若认为真是绝对的，那么真便是真，无论是直线的层次或套合都是不可能的。(www.xing528.com)

而在《唯用论》一文中，张先生依然认为唯用论的相对主义真理观是“非修正不可”的，他说:“唯用论既主张真伪以效用为标准，则效用必系对于一个人格者而言。所谓意谓(meaning)就是价值(value)，而价值则依靠于一个人格。照这样说，岂非所有意谓，所有价值，都是相对的么?就是一个东西，一件事情，在我认为有价值，很注意，而在你则认为无价值，不注意。价值既是各人私有的而不是公共的，唯用论者主张真理是‘论理的价值’，则岂亦是各人私有的么?所以照唯用论推论的结果，势必把公共的一个大真理变为各别的无数小真理。这便是真理的相对说，主张只有个人所具有的相对真理，而没有超人的唯一真理。此说与真理的绝对说正相反。 ”^[7]这里张东荪先生对真理的相对性的批评是很明确的，但是他将真理的绝对性视为“超人的唯一真理”似乎是一种误解，这便意味着他固然批评真理相对说，但并没有彻底放弃。

在《知识与文化》一书对真理的专章讨论中，关于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便被明显地表露出来，张东荪先生称:

我们在一方面固然知道相对主义(以为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绝对说不下去;但他方面却又必须承认只有一个绝对真理存在于天地间的主张乃系出于误会。凡是一种知识而可称为真，这种知识决不是毫无关系的，必须是在某一境况下对于某一个问题而言。但一个问题因为可有从好几个境况来看他，所以当然不限于只有一个答案是真的。因为一个问题只能有几个可能的看法，即上文所谓面观。故亦决不会有无穷数的答案。以例言之，如讨论太阳与地球的关系，便有天动说与地动说各种。又如讨论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便有社会决定个人，与个人支配社会，以及社会个人互相影响各说。如有新事实发现但助甲说而反乙说。将来发展或许乙说复活。这就是由境况来决定那一个面观必然出现。亦可以说这是真理之“动的性质”。至于所谓绝对真理乃是把真理离了一切境况而犹以为真，这乃是一种误会。须知天下绝无在任何境况下皆为真的道理。有之只是在于某一境况下的。故就其在一个境况而言，某种境况必然把若干可能的变化中之某一种使其觉得非如此不可。^[8]

境况决定论可谓张东荪先生对真理之绝对性与相对性间张力的一种解答，在这里他试图调和真理的绝对性与相对性，他认为那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是脱离背景的、是超人的，因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在他看来真理只能是一定背景下的;另外对于那种认为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相对真理说，他也认为绝对说不下去，正如上面他对效用论的批评一样，如果那样便很容易陷入真理观上的唯我论，那么其实是消解了真理论，也无法谈真理的是非问题。对于这两种表现极端的立场，张东荪都予以抛弃，在这里依然显示了他作为一个温和论者的折中立场，他认为真理是在一定境况下的，境况有多种，因此真理不是绝对的;但在某一个境况而言，固然可以有不同的解答，但就此具体的境况来说，却有某一个答案让人有“不得不信”之感，此种不得不信之感，便排除了那种此一是非彼一是非的相对性。

张东荪先生解决真理之绝对性与相对性之间张力的另外途径便是由区分理论知识与官觉知识(对物知识)而区分不同的真。他说:“理论知识上所谓真和官觉知识上所谓真乃完全是两种。理论知识上的真是对于文化而言的。官觉知识上的真是对于外在者而言的。一个向内一个向外。有时官觉知识足以矫正理论知识，则理论知识因此得有不真。有时理论知识足以指导官觉知识，则理论知识反得有证明。不过二者仍然各有其特性。我们普通人的大错误在于把二者并为一谈，以理论的真与知觉的真只是一件事。在我看来知觉的真可名之曰‘对应’，在理论的真只可名之曰‘满足’ ”^[9]。而在《思想与社会》一书中更区分出三种知识系统，以为对应三种知识系统而有三种真，这样真便有相对性的特征，而在本知识系统内，又有着绝对性的特征。无论如何张东荪先生的真理观都处在此种绝对与相对的张力之中。下面我们便看一下他的真理综合说，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此种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