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德经验与纯粹知识的区别及内界格式研究

第五章　内界之格式

在讨论张东荪的“内界格式”前，我们先看一下康德关于经验知识与纯粹知识的区别:

在这里，关键是要有一种我们能用来可靠地将一个纯粹知识和经验性的知识区别开来的标志。经验虽然告诉我们某物是如此这般的状况，但并不告诉我们它不能是另外的状况。因此，首先，如果有一个命题与它的必然性一起同时被想到，那么它就是一个先天判断;如果它此外不再由任何别的命题引出，除非这命题本身也是作为一个必然命题而有效的，它就是一个完全先天的命题。其次，经验永远也不给自己的判断以真正的严格的普遍性，而只是(通过归纳)给它们以假定的、相比较的普遍性，以至于实际上我们只能说:就我们迄今所觉察到的而言，还没有发现这个或那个规则有什么例外。所以，如果在严格的普遍性上、亦即不能容许有任何例外地来设想一个判断，那么它就不是由经验中引出来的，而是完全先天有效的。而经验性的普遍性只是把大多数场合下适用的有效性任意提升到对一切场合都适用的有效性，例如在这样一个命题中:一切物体都有重量;相反，在严格的普遍性本质上属于一个判断的场合，这时这种普遍性就表明了该判断的一个特别的知识来源，也就是一种先天知识的可靠标志，而两者也是不可分割地相互从属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B4)^[1]

对“普遍必然性”的寻求应当是知识论之基本准则，要遵循此准则将必须区分纯粹知识与经验知识，这也是本文在《引论》中所关注的问题“为何中国缺乏知识论传统”的核心因素之一，不能脱离经验知识而上升到“纯粹知识”层面便无法达到对“必然性”的寻求，尽管有经验知识的丰富积累，但无论再多在性质上也是偶然的，那将意味着不是普遍的、也并非必然的可靠，这样便无法形成知识论传统。人类生活若没有普遍必然性知识的保证，便只能生活在迷信、动摇、猜测之中，因为我们无法对我们知道的东西自信，对于那些经验性的知识，我们只能说“可能”或“很可能”是那样，而无法说“必然”、“一定”是那样，由此一来，我们便生活在不确定的认知世界之中，这并不意味着，无法生活而且充满错误，但却意味着充满了不确定、不可知、莫名其妙、不可思议和不可测的未来。

固然，寻求普遍必然性与寻求到普遍必然性有着动机与结果的不同，但是若没有寻求“普遍必然性”的动机和方法，这固然与那没有“寻求到”普遍必然性的结果相同，但两者必然会产生不同的文化系统并过着不同的人类生活。从一定意义上，对“普遍必然性的寻求”就是“普遍必然性的达到”，达到在“过程中”，固然也有不断的猜测、反驳、证实、证伪，但是即便是假设被证伪了，无论其假设还是证伪都是出于对“普遍必然性寻求”中的。与此相对照，那种依靠经验知识生活的民族，也有证实、假设、错误、修正，但这一切都是处在“经验范围内”的修修补补，无论是证实还是证伪都是经验意义上的，因为它没有从经验知识上升到“纯粹知识”，所以即便是类似“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信条也是基于经验上的不必然，这便意味着这样的文化系统无法将知识建立在“寻求普遍必然性”的牢靠基石上。换句话说，经验知识碰巧会对，但我们无法知道它为何对了，这样的对也是偶然的，无法给人可信感;而纯粹知识也会错，但却可以推导出为何错了，所以即便是错也是可以知道其所以然的，这样的错依然能够给人以可信之感。一句话，若是人类想摆脱因无知而产生的恐惧感，那只有走上“纯粹知识”也即对“普遍必然性”知识的寻求之路。(www.xing528.com)

我说过对普遍必然性的寻求，动机、方法与结果不是等同的，如康德所说在西方文明史演进中的形而上学，也不断地陷入困境、不断地走回头路，如果连形而上学都不能走上一条可靠的道路，如果历代人的努力只是在原地徘徊，如果人类求知欲最重要的一部分都抛开我们，“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来信任我们的理性! ”那么，普遍必然性又如何求得呢?在前面我说过人类的认识最终都将归为“三元”:内界、外界与交界之所与，我们能从对外界的经验得到普遍必然性吗?历代的探索者们向我们诉说着“不可能”，而能否从理性自身得到呢?在《康德:生平、著作与影响》一书中，奥特弗里德·赫费教授谈到康德对理性的犹豫态度时说，“康德体会到那个时代最重要的科学家们对一个精确的问题不能达成一致意见，对此他感到很不满。以此他看到有关人的普遍理性的观念成了问题。对理性产生怀疑同时又相信理性，这种矛盾一直伴随康德进入批判性先验哲学的创作”^[2]，但是就在此种对理性的怀疑与犹豫中，通过对理性的批判而肯定了理性的普遍性。

在《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言中康德说:“向来人们都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必须依照对象;但是在这个假定下，想要通过概念先天地构成有关这些对象的东西以扩展我们的知识的一切尝试，都失败了。因此我们不妨试试，当我们假定对象必须依照我们的知识时，我们在形而上学的任务中是否会有更好的进展……我就假定诸对象，或者这是一样的，诸对象(作为被给予的对象)唯一在其中得到认识的经验，是依照这些概念的，这样我马上就看到了一条更为简易的出路，因为经验本身就是知性所要求的一种认识方式。知性的规则则必须是我还在对象被给予我之前因而先天地就在我心中作为前提了，这个规则被表达在先天的概念中，所以一切经验对象都必然依照这些概念且必须与它们相一致。 ”(《纯粹理性批判》第二版序BXVII)这便是康德的贡献，不是认识依照对象，而是对象依照先天格式而被认识，这样普遍必然性便得到了“先天”的保证，因为它不来自经验，虽然也不能超越经验，但一旦与经验结合，人的先天格式便同时赋予了认识“普遍必然性”，我说过答案的提出并不就是问题的终结，但此种提问方式和回答方式都是处于对“普遍必然性”的寻求中的，这就可称为“纯粹知识”。

从内界之“先验格式”角度来解答“知识”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可以说是康德对人类文明的巨大贡献，而张东荪先生正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试图融会康德并创建自己的知识论，他名之曰“多元认识论”，最能体现“多元认识论”特色的便在于对康德“先验格式”的引进，也正是在此意义上说张东荪为中国“新康德主义”的代表，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张东荪对康德的先验理论又有着种种修正，他因此称自己的认识论为“修正的康德主义”，而且在张的后期思想中，依照他的知识社会学立场，对他早期所推崇的“先验”学说又放在了多元文化系统中来重新解读，给那些提供“普遍必然性”的先验格式都涂上了“经验论”色彩，在本章中我们将讨论以下几个问题:张东荪对先验格式是如何界定的?与康德相比二者又有何种异同?为何张东荪后期会有“先验格式经验化”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