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研究：经验与先验的解析

第一节　“多元”认识论之涵义与演进

本节之文本依据。“多元”究竟包含哪几元?在张东荪的文本里有着多种表达，本节所依据的文本分两个阶段，以后期三书为界;前期依据的主要文本为《一个雏形的哲学》、《认识的多元论》与《多元认识论重述》，后期依据的主要文本为“后期三书”《知识与社会》、《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三书中以前两书为主，《知识与社会》一书包含附录中的五篇重要论文。先看前期之“多元”的不同表述与涵义:

一、“多元”^[4]之涵义

“多元认识论”之提出。以专著的形式出现最早见于1934年上海世界书局版的《认识论》中，该书之第五章名为《认识的多元论》，但本章之主题思想却较早见于1934年发表在《哲学评论》第四卷2—4期上的《条理范畴与设准》一文。更早的追溯，便是1929年出版的《新哲学论丛》，其中《一个雏形的哲学》下篇谈到胡塞尔的“现象学”时说到:“在认识中发见认识的所对是有独立的理法。于是便分为三:曰能认识的主观;曰所认识的客观;曰认识中的‘内蕴’……我个人的意思以为三分法是对的。我们主观对于外界客观虽有所知，但千万不可即把外界客观等于认知内容。因为外界客观是一种存在，而认知内容又是一种存在，两者的全体是不相等的。 ”^[5]但是对于第三种之“内蕴”到底是什么，张认为“颇为费解”，“他们又说是共相，是方式，但我总觉得这样研究下去势必愈陷入迷阵。所以我的意思以为我对于知识应采取一种见地。我名此见地曰生物中心说(biocentric view)。就是我们的知识不是神的知识，更不是超人的知识，亦不似照相机那样的物与物的关系。我们因为我们是生物，所以我们对于认知外物，先有若干根本的格式。这些格式的性质是根据于生物的性质的。但我们却不专靠这些原始的格式，必须拿这些格式来加以混合与锻炼，这便是主观的方式与客观的交互作用……因此我主张我们对于外界的认识不是写照，乃是先以自己的格式吸取外界的材料，然后再变化自己的格式以应付客观的实际，于是格式愈变化而愈复杂，其与客观相交织乃亦愈密切”。^[6]此处我们可以看出“多元”是以“三元”的形式表现出来的:所认识的客观、认识的内容与主观的“根本格式”。正是此“三元”为后来“多元认识论”之“多元”种种表达的“雏形”，虽然有“五元说”、“七元说”但终归要回到“三元说”上来。

“多元”的多种涵义。对“多元”的正式提出与多种表述集中在《认识的多元论》与《多元认识论重述》中，我们可以列表以明确表示之:

图表一:“多元”认识论之多种表述

(续表)

(续表)

(续表)

“多元”认识论实质为三元论。对“多元”的表述固然有多种，但是严格来讲为三:外界之条理、交界之所与、内界之格式。其中，外界之条理，虽然有“外物的条理”、“外在根由”、“自然条理”等种种表述，但都指的是作为认识的对象，或感相之外在依据;交界之所与，同样也有类似“感觉”、“感相”等不同表述，但都可以作为沟通内界与外界的、具有中立性的“所与”来看待，固然张东荪在后来的文本中区别了所与与感觉，但就其多元认识论来看，“所与”之内容涵盖了“感相”和“感觉”;而内界之格式，这是最能表现张东荪认识论路向特征的地方，他所说的“循康德之路”也正是体现在对“内界先验格式”的承认和运用上，固然他在感性纯直观的时空以外增加了“主客”，将“在先的”分为名学上的和方法上的，将范畴称为“设准”，但这些都可以放在“内界之格式”框架中来讨论。

基于上述理由，本著者认为，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实质为“三元论”，而且可以说，任何探讨认识何以可能的认识理论，都将归为“三元论”，以金岳霖为例，他被认为与张东荪走了不同的认识论路向，但是“有官觉、有外物”以及对“所与”的认可依然是“三元论”。固然不同的认识论对“内界”有不同的界定，或许不认为有“先验格式”，但是认识主体对“外界”之加工、抽象、概念化都是难免的，而这是通过“所与”这一中介形成的，至于“外界”或将其定位为“物”、为“共相”、为“方式”，固然定位不同，但是都无法不承认有“外在根由”的存在。

以上为1936年以前张东荪对“多元认识论”之“多元”的界定，那么1936年以后，“多元”之涵义有没有变化与演进呢?(www.xing528.com)

二、“多元”之演进

本小节之文本依据。在《知识与文化》“后序”中张东荪先生说，“现在所讲的和我以前旧作《多元认识论》(尤其是初稿)颇有不同。有许多地方都是我已经抛弃的了”^[7]，而在《思想与社会》一书的“序论”中又称“近年来西洋学术界发生了一个新的学问曰知识社会学，其内容是从社会学以研究人类之知识”，作者也试图将心理学、哲学、社会学综合起来建立一个“综合的知识论”，此种综合的态度，是《知识与文化》与《思想与社会》二书共同采取的。那么下面我们将对“多元”之演进进行探讨，看他抛弃了什么，“综合的知识论”在“多元”方面又有如何之变化。著者将依据出版于1946年的《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三书对其进行分析，“后期三书”对知识论的探讨以前二书为主。“多元”之表述，同样列表以明之:

图表二:“多元”认识论之演进

(续表)

(续表)

“多元”的层次性演化。我们以两图表中的表述五为例，表一中显示的“三元”为“外界条理、内界格式、中立感相”，其具体表述为:“我们对于认知加以分析，乃知其为一种合成的产物(Joint product):其中有由外界映来的条理;有由内界自具的格式;又有中立性质而本不存在的感相。 ”^[8]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三元”都是构成“认识本身”的三元，也即在回答认识是如何形成的问题。但是图表二的“三元”则是“知识本身、知识对面、知识影响”，具体表述为:“关于知识之三方面，第一是关于知识本身，知识本身是一个构造。第二是知识的对面，知识的材料是当前的‘所与’ 。第三是关于知识的暗中影响，知识所受的影响虽直接只是本人的过去经验，却其所使用的思想格式与态度无不来源自社会。 ”^[9]这里所谈的“三元”，是知识本身仅为其中一元，而造成知识的依据为其中一元，第三元是“知识与社会、历史”间的影响，这里要回答的问题是知识的构成及其影响。由此同样是“多元”它们却分属不同的层次上，图表一中的“多元”与图表二种的“多元”内容之不同不仅仅在于种类的变化而是所处之层次和回答的问题侧重变了。

“多元”的侧重性变化。在图表一中我们可以看出，其侧重是在对“先验格式”的分类与表述，比如直观格式的时空与主客、作为假设性的设准(方法上的先验格式)与名理基本律(名学上的先验格式)，固然“先验格式”问题张东荪先生与康德有着种种的不同与定位，但在认可内界格式上是共同的，这也是张前期认识论思想的典型特征;但是在后期的“多元”表达中，“先验格式”从时空主客到范畴到逻辑律，都具有文化性和经验性，作为知识保证的普遍必然性看不到了，看到的是多元的范畴表达，看到的是多元的“知识系统”。逻辑律与范畴都是随着文化的样式改变而改变的，其中语言起了决定的作用，不同的文化因素影响了“多元”的构成。这样我们便可以看出，前后期“多元”的侧重性变化，前期侧重在于认识过程的形成尤其是“内界格式”对“外界”的加工与改造，而后期则是偏重知识所受到的文化影响及其作用。同样是“交互主义”立场，前期是认识过程中主客间的交互，而后期则是知识与社会间的交互作用，这便是前后期问题侧重上的变化。

三、“多元”间的关系

在分析了“多元”之不同“元”的含义及其演进之外，我们可以看一下“多元”在张东荪知识论系统的地位与意义以及各“元”之间的关系。对此张耀南先生将其归纳为六种，著者认为很有见地，也是他所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中很见光彩且立论较稳固的一节，暂引用之以作为本节之小结。

“多元”的第一义是认为知识的各元之间不具有“还元性”，第二义是认为知识的各元不仅是各有来源、不可归并的，不仅是互相独立的，而且是可以各为起点的;第三义是认为能知并不直接和所知打交道，在能知和所知之间“有一段中间”，在这个“中间”地带有很多东西;第四义是认为人类知识之成立不是来源于统一经验，而是来源于分化经验。由以上四义张耀南先生又根据张东荪在其他文本中的相关表述推出另外两义，因此第五义是科学不是对常识的综合，哲学也不是对科学的综合，常识、科学和哲学都是对经验的开化，在这一点上，它们是平等并列的;第六义是属于精神的层面，它所要表达的是一种伟大的“宽容精神”或“容忍原则”。此种“宽容精神”不仅仅表现在张东荪对西方知识论的修正与拓宽上，也表现为他对多元文化系统的认可与多元知识系统的提倡上。对“多元”之六义，张耀南先生总结道:“总起来看，张东荪之‘多元’的第一义重在反对循环论，第二义重在反对统属论，第三义重在反对直接呈现说，第四义重在反对‘统觉’，第五义重在反对哲学综合科学说，第六义重在反对文化专制主义。 ”^[10]这里需要补充的是，张耀南先生似乎对于“多元”的演进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他对“多元”关系的探讨集中了张东荪前期“多元认识论”思想，若是综合前后期看，比如对“统觉”，张的态度由反对转向了赞成，称为康德之“慧眼”和大贡献，这些问题，在后面的章节会详细讨论。无论如何，张耀南先生对此问题的总结还是很值得参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