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由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到本书的展开
本书立意是突出自己的原创性研究并将张东荪的研究放在哲学问题史上作进一步的推进,但这一目标的难度也是明显的,不是人们不愿创造,而是原创确实有难度;尽管如此,本书还是迎难而上,尽力写出自己独立的研究和看法。
了解自己同行研究状况的好处是可以集思广益,坏处便是感到自己无话可说,要想有新的思想那么你要么有新的方法、视角,要么你能提出新的问题,而这都需要作者不但有广泛的积累而且要有独立的见解。我说过若以问题为中心,那么研究是无止境的,因为你总可以针对问题提出更好的解决办法,而这是完全可以避免重复的;而且当我们针对问题时,不仅是国内学者的研究成果而且国外学者的见解我们都可以对话、批评、运用,因为虽然我们面对不同的文本或研究对象,但是处理的问题是可以相同的。也只有回到问题研究上来,一国的学术才可以说走向了独立的学术规范之路。而这正是我在《引论》中所说“是”的思维方式的一种体现,只针对问题研究,不考虑实用、不计较情感;只考虑自己的说法是否合乎理性、是否严谨,而不必考虑别人是否批评与反对。因此我的选题是以问题为中心的。
一、本书的选题
本书将讨论四个问题:条理问题、所与问题、先验格式问题、真理标准问题,这分别构成了本书的第三、四、五、六章。
第三章简单介绍“多元认识论”的理论框架及其演变,并回应《张东荪多元认识论及其批评》一书四位作者的批评;而对于张东荪后期的“知识社会学”,由于著者对此领域尚未涉足,不多涉猎,但是对《知识与文化》所谈知识的性质部分仍作为“多元认识论”演进部分视为研究范围。然后重点讨论多元之一元的“条理”问题,作为“外在相关者”对此进行研究,并试图与金岳霖先生的“官觉外物”进行比较,都是对“外物”的认识看二者有何不同,究竟应如何界定“外物”,张东荪先生用“条理”去解释是否合适。除此外,准备回应一下张耀南先生认为张东荪在此处超越了冯友兰“新理学”的说法,在我看来“条理”同样不能解释中国“理学”之理,二者是不同的所指。最后提出著者本人对“条理”的看法。
第四章讨论“所与”问题。这在张东荪文本里是作为“多元”之另外一元出现的,他有时名之为“感觉”,对此经验论与理性论有不同的解读,到底应如何看待,张耀南先生所说的“非写真说”是如何在这里成立的,还有塞拉斯说“所与是神话”,那么结合张东荪的论述,我们要分析看“所与”是不是不可能的。还有“所与”理论也是金岳霖《知识论》的核心内容,二者对此又有何种不同的表达,学界常说的两种认识路线是否合适又是如何体现的,彼此的问题何在,有没有完善推进的余地?此为第四章论题。
第五章讨论先验格式问题。这也是“多元认识论”中的另外一元,也是最能体现张东荪认识论特点的地方,当然也是他前后改变最多的地方,尤其是他说他的知识论是沿着康德的路子便体现在这里,那么与康德相比有何不同?对康德的理解,他有没有偏离?而且他对概念与范畴的界定也与康德颇不相同,我们当如何看待此种处理方法,另外在时空之外张东荪先生又加入了“能所”关系,这与时空是否处在同一层面上。围绕这些问题将是第五章的主要内容,若说上章主要与金岳霖比较的话,本章主要与康德比较。
第六章讨论真理标准问题。在知识论领域,真理标准问题是个核心问题,那么如何放在知识论历史上来看待张东荪对三个传统标准的融合,无独有偶,金岳霖先生也是将真理标准综合起来,二者的方法有何异同、能否成立、问题何在,以及著者本人对真理标准的看法,这是第六章。
总体说来,第三、四、五章是围绕“多元认识论”的“多元”逐个讨论的,而第六章是对“多元认识论”的真理观展开讨论。
第七章是对“多元认识论”的评价问题,准确说是“再评价”,在本章著者将“评价的标准”作为一个问题来讨论,分析我们应如何评价一个哲学体系,然后具体到张东荪身上,结合前人对他的评价,表达著者本人的看法。最后结语部分,为全论文之总结,并试图论述“中国知识论传统重建的必要”,这是对《引论》中“中国为何无知识论传统”问题的回应。
二、本书的研究方法
对于知识论研究来说,很难说要具体用哪一种研究方法,但本书主要采取的方法是比较的、怀疑的、批评式的,自然因为受金岳霖《知识论》一书的影响,分析的方法也将是行文的主要方法之一。比较的方法在各章都有体现,关于在“外物”问题主要与金岳霖比较,所与问题会与塞拉斯的“所与神话”理论比较,先验格式问题主要与康德比较。总体上著者将采取批评式的研究,将讨论的问题放在哲学史的大背景上来考虑,看他有没有提出新看法与新问题,以及问题何在,如何推进。
三、本书的研究意义
第一,本书试图在前三十年研究的基础上,以问题为中心将张东荪研究推进一步。正如上面所说,如今我们再做整理式的研究是无论如何难逃重复前人的命运了,所以现在到了回到问题研究的时候了,我们要深化对问题的研究,这样的研究才是开放的、世界性的,以问题为平台对话才是可能的。
第二,在中国哲学现代转型阶段,厘清前人对知识论引进、创造的基础上,继续做知识论研究。在《引论》中我说过,知识论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和对知识性质的探讨,而是一种由“是论”这一本体论所决定的思维方式,我们要引进与继承的便是此种思维方式,正是这种“求是”的、“爱智慧”的、“为学问而学问”的对纯粹学理探求兴趣的思维方式主宰着今人文明,无论是要反省现世还是要继续发展,若不从根本上掌握这套思维方式,那么我们只能是亦步亦趋的文明跟随者而非创造者,我们不可能在思想世界里有自己的独立地位与声音。所以对知识论的研究,不仅仅是一项学术性闭门造车,而是中国哲学转型乃至于中国人思维方式丰富的重要关口,正是在此意义上,我才说我们有重建知识论传统的必要。
第三,重建中国知识论传统的努力。在《引论》中我分析了中国知识论传统缺乏的原因,最终界定为在本体论决定下的“实”的思维方式的影响。所以重建中国知识论传统也是引进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试图通过知识论的研究,对于知识论所涉及的“元”问题,作出我们自己的思考,在哲学问题发展史上、人类文明史上,面对新的问题、面对我们传统中不太注重的问题,做出我们自己的探索、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这不仅仅是一种思维方式的丰富也是国人对新问题的创造性智慧的体现。这些很像后现代主义“对宏大叙事的不信任”的话语,不过哲学家若是不望天、不做梦,那也不叫哲学家了。
第四,研究范式的尝试性建立。到底该如何研究一个哲学家?图书馆书架上可以看到很多关于冯友兰、金岳霖、熊十力研究的专著,但是到底这些著作处于何种水准,在人类文明史上又能有何种地位,我们是否可以反省一下呢?研究一个学人的思想,我们到底应关注什么?如何研究才是高水准的、有价值的?我想对新时代的学人来说,我们必须要有此种研究者的自觉才是,否则只是重复研究,如同上面我在“研究现状中存在的问题”中所说的那样。所以本书不仅仅是个个案研究,也是对一种研究方法或研究范式的探寻。本著者学力有限,只是个不懈的探索者和独立的思考者,提出这些问题倒不一定能够回答,但是我在尝试着努力回答。
【注释】
[1]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据该版本统计全书总计66. 5万字,698页。
[2]李维武:《张东荪与金岳霖:中国现代知识论的两种路向》,《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0年第127期;另外与此类似的论文为张耀南:《张东荪与金岳霖:两条不同的知识论路向》,《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1期;赵青:《浅谈张东荪与金岳霖知识论之不同》,《天津党校学刊》,1997年第4期。
[3]金岳霖先生自己的说法是:“本知识论既不是经验主义的,也不是理性主义的。 ”他感觉“主义”一来便有抹杀彼此的毛病,主张经验与理性并重,但“虽然如此,实在主义也许最能表示本书底主旨”。金岳霖:《知识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14页;张东荪先生也主张理性与经验并重,但从倾向上偏重理性,后期有变。
[4]撤销原职,保留北大教授资格,但无授课权利。
[5]长子生物学家张宗炳被无故关入秦城监狱七年,出狱时被逼疯;次子有声望的物理学家张宗燧1969年不堪凌辱自杀于北京;三子张宗(颖)夫妇于1966年自杀,两个孙子“文革”期间被判重刑、长期监禁。
[6]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哲学周刊》,1936年7月1日。
[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附录第294页。
[8]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4月15日初版,第83—84页;叶青先生之所以老是拿张东荪先生与胡适先生比是因为他也很了解胡适的哲学,而且他还专门写了《胡适哲学批判》一书。无论如何叶青先生是个有趣而值得关注的人物,据我所见研究他的人很少。
[9]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10]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初版,第30—31页;此处我用了贺麟本书的第一版,因为2002年的商务版内容有删节,这是个值得注意的现象。
[11]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编选者序第8—9页。
[12]Chan Wing- tsit,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p. 744.转引自张汝伦编著:《诗的哲学史——张东荪咏西哲诗本事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序第4页。
[13]方松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年,第137—138页。
[14]另一个是冯友兰,参见O. Briere. S. J.,Fifty years of Chinese Philosophy (1898 - 1950),translated from the France by Laurence G. H. Thompsom,London:George Allen& Unwin Ltd,1956,第38页,其中第三部分第一节讲张东荪的哲学思想,称张氏为“the neo- Kantian Socialist”(同前,第66页)。
[15]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2页。
[16]左玉河:《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序言。
[17]张东荪:《哲学》,上海:世界书局,中华民国二十年五月初版(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五月四版),第80—82页。
[18]这是左玉河先生和王桧林先生共同持有的看法,在《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王桧林的序言中可以看到这一点;左玉河的说法在《张东荪学术评传》后记中可以看到。
[19]张东荪编:《唯物辩证法论战》,北平:民友书局,1934年,附录二《答复?张东荪哲学批判?著者之公开信》。
[20]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对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之检讨》(上下册),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4月15日初版,序言第6页。
[21]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再版自序第6页。
[22]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对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之检讨》(上下册),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4月15日初版,序言第2页。
[23]叶青:《张东荪哲学批判——对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之检讨》(上下册),上海:辛垦书店,1934年4月15日初版,第91—92页。
[24]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2页。
[25]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38页。
[26]张东荪:《理性与民主》,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年,第117页。
[27]郭湛波:《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271页。
[28]贺麟:《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99—100页
[29]贺麟:《当代中国哲学》,南京:胜利出版公司,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初版,第143页。
[30]谢幼伟:《多元认识论质疑》,詹文浒编:《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及其批评》,上海:世界书局,1936年,第184页。
[31]张东荪:《新潮杂评》,《时事新报》,1919年1月21日、22日。
[32]傅斯年:《破坏》,《新潮》第1卷2期,1919年2月1日。
[33]傅斯年:《答〈时事新报〉记者》,《新潮》第1卷3期,1919年3月1日。
[34]张东荪:《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时事新报》,1920年11月6日。(www.xing528.com)
[35]江春:《张东荪现原形》,《觉悟》1920年11月7日;望道:《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觉悟》1920年11月7日;力子:《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觉悟》1920年11月8日。
[36]张东荪:《科学与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4年。
[37]张东荪:《道德哲学》,上海:中华书局,1931年,第646页。
[38]张东荪:《我亦谈谈辩证法唯物论》,《大公报》副刊《现代思潮》第3期,1931年9月18日。
[39]张东荪:《十年来之哲学界》,《光华大学》半月刊第3卷9—10期,1935年6、7月。
[40]胡啸:《评张东荪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作为80年代的“后文革时代”话语遗留不足为训。
[41]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60页。
[42]张东荪:《发刊词》,《文哲月刊》创刊号,1935年10月10日。
[43]左玉河:《张东荪传》,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74页。
[44]孙道昇:《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国闻周报》,第12卷45期,1935年11月。
[45]张聿飞:《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现代评论》,第2卷1—2期,1936年10月。
[46]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民国日报·哲学周刊》,1936年6月24日、7月1日;需要说明的是牟先生晚年对张东荪先生的“多元认识论”评价很低,称“没有什么价值,毕竟因时代的限制,只能到一定的程度”(《时代与感受》)。
[47]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现代新闻》,第5期,1947年6月;俞颂华:《论张东荪》,《人物杂志》,第2卷第6期,1947年6月20日;林布:《张东荪先生的思想》,《时与文》,第1卷第12期(1947);夏炎德:《读了张东荪先生新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后》,《世纪评论》,第4卷第5期,1948年7月。
[48]葛懋春:《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的反动哲学的批判》,《山东大学学报》,1961年第4期;朱作云、庞朴:《张东荪——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山东大学学报》,1956年第2期;蒋捷夫、葛懋春:《批判张东荪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山东大学学报》,1956年第1期。
[49]谢扶雅:《怀念张东荪先生》,《台湾传记文学》,1976年29卷6期。
[50]刘孝良:《评建党时期陈独秀与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1期。
[51]胡啸:《评张东荪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挑战》,《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2期;胡啸:《张东荪的架构论宇宙观和多元认识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4期。
[52]向宁:《张东荪哲学思想剖析》,《中国哲学史研究》,1985年第4期。
[53]叶笃义:《我和张东荪》,《文史资料选辑》增刊第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
[54]李景林:《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简析——兼述张东荪对康德认识论的倒退》,《中国哲学史研究》,1986年第2期;张盾:《从逻辑观点看“多元认识论”的困难》,《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5期;张慧彬:《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与康德的先验论》,《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3期;李维武:《张东荪与金岳霖:中国现代知识论的两种路向》,《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0年第127期;黄克剑:《民主主义:东方文化的现代转机——张东荪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中国文化月刊》(台湾),1990年第132期。
[55]左玉河:《张东荪传》,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再版,第304页。
[56]左玉河:《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20页。
[57]左玉河:《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9年,第322页。
[58]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汤一介序末段。
[59]张耀南:《张东荪》,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
[60]张汝伦选编:《理性与良知——张东荪文选》,上海: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编选者序第8—9页。
[61]张东荪:《思想与社会》,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8年(张汝伦作“本书说明”)。
[62]张利民:《“张东荪与中西哲学比较”研讨会述要》,《哲学研究》,1999年第2期,第80—81页;我推测这种评价来自张耀南先生。
[63]顾红亮:《实用主义真理观与张东荪》,《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
[64]张耀南选编:《知识与文化——张东荪文化论著辑要》,北京:北京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
[65]克柔编:《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
[66]张汝伦编著:《诗的哲学史——张东荪咏西哲诗本事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序第6页。
[67]黄玉顺:《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
[68]杨国荣:《〈知识与存在〉序》,见贡华南:《知识与存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论的存在论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
[69]贡华南:《知识与存在——对中国近现代知识论的存在论考察》,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年,第59页。
[70]宋志明:《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2年第4期,第111页。
[71]张耀南:《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知识社会学”》,《哲学研究》,2004年第7期。
[72]郭广:《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论张东荪对“李约瑟难题”的求解》,《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
[73]左玉河:《张东荪传》再版,北京:红旗出版社,2009年,再版后记。
[74]张东荪:《张东荪讲西洋哲学》,张耀南编,北京:东方出版社,2007年第1版“序”和“点评”,分别为:《一九三〇年以前中国人对西洋哲学的了解》、《西方文化之输入不能不以哲学为先导》。
[75]程广云主编:《多元》,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5—100页。
[76]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417页。
[77]卡尔·波普尔:《猜想与反驳》,傅季重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年,第508页。
[78]马秋丽:《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北京:现代教育出版社,2008年;“知识论研究”在第三章,分为四节:“主客交互作用的认识论”“多元认识论”、“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知识之真——对知识标准的探讨”,由此章节安排来看,可见马秋丽博士对张东荪知识论把握的忠实与全面,著者且受秋丽女士见赐新作,在此深表谢意。
[79]此处对张耀南先生的评价,王博教授提出了善意的批评,认为有“诗人气质”嫌疑,学术论文用语当更严谨些,对此建议本书表示感谢。不过,读过张耀南先生研究文字的人,或许会与我有同感,他对张东荪知识论的研究是有深度的,而且就目前学界来看,还难见有人超越;但是他的问题在于对张东荪的学术贡献有拔高嫌疑,这也是我不满和在本书中力当避免的。因为这句话比较符合张耀南老师的特征,此处暂时保留原样,但王博教授的建议是对的。在综述和评价以外的文字,本书的处理都比较谨慎。综述部分难免有些个人色彩。
[80]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初版;关于《知识论》一书的写作时间界定见第305页、关于金根本否定内在关系见第297页;此两处明显是错误的,前者可见《知识论》一书《作者的话》本书写了两稿,第二稿据作者说完稿于1948年12月中旬,就书中行文所涉及的时间,1943年左右已完成了大部分;后者《知识论》中涉及“内在关系”作者并没有完全否定内在关系,还可参见金的《内在关系和外在关系》一文,说他承认知识关系是外在关系是可以的,说他承认一切关系都是外在关系则是错误。
[81]关于张东荪先生的“条理”论请参见本书第三章“条理与理学”一节,需要提醒的是,张东荪先生的“条理”一词在后期三书中对“理学”的解读与前期认识论中“条理”一说,同名而异义。
[82]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20页。
[83]张耀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台北:洪业文化事业有限公司,1995年,第305页。
[84]张耀南:《张东荪》,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197页。
[85]张耀南:《张东荪》,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8年,第4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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