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东荪多元认识论问题研究：经验与先验

第一节　关于张东荪的研究文献综述

研究文献综述的必要性。作为一种规范的学术研究，每个研究者都处在承前启后的位置上。就承前说，这意味着我们思考的问题，有人已经在思考了;就启后说，我们在前人基础上献出自己独立的思考正可为后人研究奠基，正如同我们接着前人的问题思考一样。若是不明白前人思考的内容与进度，我们的研究很可能就是针对自己的进步与惊奇，当我们读康德的著作时，很是惊奇，会想到种种的问题并无形中与中国学者的思想相比较，这样会产生很多独立的感想，但是若不明白研究康德的现状，自己的所想或许对自己是全新的，而就学界来说早已是被超越或作为常识的东西了，这样的思考对个人来说确实是个人独创，但价值也仅限于读书笔记性质，因为对于学界没有增添任何新的思考，只是重复前人的想法而已。写文献综述便是要弄明白自己的研究对象前人的研究状况如何，问题何在，自己针对这些问题，有什么新的见解并准备提出什么新的问题。

在谈到什么是哲学史时，张东荪先生反对将哲学史写成哲学家传记，而是认同哲学就是哲学史“即思想自身增加丰富之记录”^[17]，正如哲学家亚历山大所说，“一两的独立见解，胜过一吨的人云亦云”，许多“独立见解”若是相对于学术界已有的学说，那确实是有价值，但若是对学界的研究现状一无所知，对于自己的“独立见解”那价值就很有限了，因为我们做学问不是仅仅相对于自己的学习历程，而是要融入人类文明的积累中来。考虑到这一点，便可以看出写研究文献综述的必要了。这既是要弄清自己所处理的研究对象在国内学界的研究状况，也要尽力弄清所探讨的问题在人类问题发展史上所处的位置。而且最终要回到问题的推进程度上，这才是真正的研究。所以写研究综述，一来要明白前人的研究进度，二来要明白他们所存在的问题。不明白前者，自己很可能在做重复的工作，不明白后者，很可能自己无法确定自己的研究下手处。

本着以上想法，将文献综述及其存在问题列为第一章。

一、新中国成立前的研究文献综述

对张东荪思想的研究，一般将其分为政治思想、哲学思想和文化思想^[18]三部分，但是新中国成立前，除了哲学思想有专人研究外，其他多体现在单篇文章的争论中，因此本部分的综述将依照书和单篇文章简单概述。

(一)叶青的《张东荪哲学批判》

新中国成立前对张东荪的研究，首推叶青先生，张东荪写道:“煌煌数十万言，其数量之伟，令人失惊。文中所引拙著虽短篇小品亦无遗漏，其搜求之勤，尤使我感激。 ”^[19]可见这部上下册专门批评张东荪哲学的书，连张本人也感到吃惊。而之所以选择张东荪作为批判对象，首先我们需要了解叶先生所用的方法，据他自己的交代:“谈到我所使用的方法，那完全是科学的。并且一切论据，均以科学为依归。虽则在哲学上，我是以自己所宗的去批判张东荪;但我之宗它，因为它是真理，并非为它而宗。既然我之宗它是服从真理，没有派系主义的意思，所以我底批判不出于派系底偏见，而是站在真理底立场，与错误的思想奋斗。因此，我在这里所干的，不是派系底企图而是真理底努力。 ”^[20]

这不免让人想到另一位唯物辩证法的推崇者郭湛波先生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再版自序中说:“本书自有一种观点和方法，所用的方法是新的科学方法——即唯物辩证法和辩证法唯物论——作者之所以用这种方法，并非有什么成见，和信仰什么主义;只是相信在今日只有这种方法能解决问题，较为妥当，不得不用它……本书以大无畏的精神，纯粹站在学术立场上，无任何党派的背景，以真理为依归，无丝毫成见;不畏权势，不徇私情;本书所述各家，有许多为作者亲授业之师，但不因师生之关系，而抹煞自己之见解，仍要秉笔直书，因此或不免有失礼之处，望诸师友原谅，从前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 ‘吾爱吾师，吾亦爱真理’，想诸师友不至见怪吧! ”^[21]

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唯物辩证法作为一种思潮的盛行，贺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对此有所描述，唯物辩证法之所以如此盛行，在接受者那里是作为“科学”而认可的，而且是最新的“科学方法”，是真理，所以他们才接受并且强调自己不是宗派见解不是派系之争，完全是为了真理而战，我们一方面可见当时学界“爱智之忱”(贺麟语)，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当时学人对“科学”、“真理”理解的限度，虽然从态度上叶青先生或许没有派系之争的意思，但是，“与错误的思想奋斗”以及自居于“真理底立场”的心理，很可以看出当时学界的争论还远没有到拥有成熟的学术讨论的宽容环境。

站在唯物辩证法立场上(或新物质论)对张东荪的批判。由于叶青先生所宗的唯物辩证法立场，他认为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底时代，而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他读过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底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系统的建立人”。 (本书序)这段话是研究张东荪的人所常引的，大有赞扬张东荪作为“中国近代哲学系统的建立人”的溢美意味，而忽略叶青接下来所说的话，“所以在哲学底否定之否定中的现实意义，在我看来，就是批判张东荪，老实说，别的哲学家倒还用不着……张东荪底哲学并非新创。任何断片都取自外国”。正因为如此，他认为批判张东荪就等于批判柏拉图、休谟、康德、詹姆士等西方哲学家了，而且要在中国批判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也必须批判张东荪，这些都是张东荪所引介和批判吸收的源头，叶青自己说:“因此，我底《张东荪哲学批判》，实同时含有这个意义:直接地批判张东荪，间接地批判他所抄袭的许多外国哲学家;特殊地批判张东荪底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普遍地批判一般人底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 ”^[22]

叶青这些说法，是有道理的，他对张东荪文字的搜集阅读令张东荪都吃惊，今天我们能看到的他几乎都看到了(截止到叶青出版此书时)，张东荪的思想所受到的影响确实涵盖了观念论、二元论、折衷论，而受康德、詹姆士的影响就更不用说了，这是就对张东荪思想及其来源的了解来说，叶青先生所掌握的资料不在我们之下;另一方面，他对马克思学说的了解，从书中所看也是忠实和偏离很少的，虽然当时的“正统”马克思主义派如艾思奇、邓拓等人视其为“假马克思主义”而予以批判，但是从叶青先生所运用的唯物辩证法原理批判张东荪来看，以著者有限的学识感觉他并不比正统派更远地偏离马克思学说。现在的问题是，为何叶青会如此彻底地否定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固然这与他坚信的“正、反、合”公式有关，并且声称这是一个“批判的时代”，但将一个人的学说彻底地否定抛弃，依然无法索解“张东荪哲学，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内容。我们已经说过‘他底哲学是一盘杂菜，其中包含得有康德哲学、实用主义、相对论哲学、曾创的进化论、种种份子’ 。这是实在的。他因为读哲学书读的多，译的多，尤其介绍的多，所以采集他所认定的诸家之‘长’，来成自己底学说，当然比较容易。所以‘张东荪哲学’这句话，读者切勿误会为中国老实有了什么哲学”^[23]。

《张东荪哲学批判》一书分四编:导论、总论、分论还有余论，然后再加个附录，叶青先生搜求之勤、写作之细心实在令人“失惊”，然而其学术价值依然不大，与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相比虽然二者都是唯物辩证法的推崇者，而后者虽然也有生硬套割的地方，但总体上遵从了作者自己所说的“纯粹学术立场”，虽然有些思想家被放在了不妥当的位置上，但对其学说的解读基本上是公允的，或肯定或否定，至今也有参考价值，而叶青先生虽然用功甚勤，但是《张东荪哲学批判》即便是在研究张东荪的学者眼里也少有关注;细节上，比如说张东荪思想的西方来源，叶青先生能作较细致的分析，也足见他阅读的勤奋，而对于本体论、认识论、人生观、因果律都能本着唯物辩证法立场给予自己的解答，这些或许是本书的价值所在吧。

(二)郭湛波的《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与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

除了叶青先生的专著外，另外需要注意的便是《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和《当代中国哲学》。在前书中郭湛波先生将张东荪置于“第三篇:五十年来中国思想之演变(中)”也即是第二阶段，相当于“反”的阶段，表现为“一方是中国旧思想之破坏，一方是西洋哲学思想之输入”^[24]。而他认为张东荪先生是输入西洋哲学最广、影响最大的人，并引用了《认识的多元论》英译者序言，称张东荪对西洋典籍的阅读比任何一个留学生都多。然后对“认识的多元论”、宇宙观、人生观、政治思想予以较为简单的介绍，但评价是公允的，称:“张先生的思想，自成一体系;是融贯西洋各家哲学思想，以建设中国近代的哲学。 ”“不过张先生虽为中国近代哲学的建设人，但他的思想实代表西洋十九世纪的思想。所以在‘科玄’论战，反对科学的人生观;在‘哲学’论战，反对‘动的逻辑’ 。 ”^[25]前者“反对科学的人生观”是说张东荪对张君劢人生观学说的支持，而反对“动的逻辑”是说在与叶青论战中对辩证逻辑的否定，还有便是政治上对民主主义的坚信。

关于这一点张东荪先生自己也是承认的，他说:“郭湛波先生于十年前撰有《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一书，把我亦列入，并评定为在十九世纪思想一类中，我闻之并不引为贬辞。因为我始终自信十九世纪一类的思想反而会变为二十世纪后期思想的主潮。凡是在二十世纪初期轰动一时的思想必定因为引起大乱而终被人们所厌弃。现在我的预想果然都验了。 ”^[26]这里张先生所说二十世纪轰动一时的思想是指三十年代前后的法西斯专制思潮，在那样认为专制高效的年代里，张东荪是较为清醒的一个，认为那是暂时的，所以在“二战”结束后，随着反省和民主思想的重受重视，张先生因此说他的思想“应验”了。在《近五十中国思想史》中提到张东荪的地方还有“第五篇五十年来中国思想方法”第五节谈到辩证法在中国的进展时，继胡适之后张东荪对辩证法的批评;另一处是在“第八篇中国五十年来思想介绍”第五节谈到柏格森思想的介绍，称“中国研究柏格森最有心得，崇拜最力的人，就算张东荪和张君劢二氏”^[27]。二处之介绍都过于简略，不多介绍。

而贺麟先生的《当代中国哲学》，在第二章《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介绍了严复、王国维、梁启超后，用一页半篇幅介绍了张东荪的思想与贡献，对张东荪基本上是肯定的，承认他的“批评融会能力”并且是“中国治西洋哲学者企图建立系统的最初尝试”。

但是也不是没有批评，贺麟先生说:“然而他的系统虽说是最早，却算不得胆大。因为他谦逊的自承他只是折中论者或杂家。 ‘九一八’事变后几年内，辩证法唯物论盛行于国内，影响青年思想很大，蔚为一种社会思潮。东荪先生曾纯从学术立场予以驳斥和论辩。于一九三五年，他约集了几位朋友出版了一册《唯物辩证法论战》，然而他的壁垒似乎不甚坚实，他自己的思想也常在转变中，效力似乎并不甚大。他因出身新闻记者，完全由于自学，方法或稍欠谨严，思想前后亦不一贯。但他多年来都在不断地努力，于翻译、介绍、自创学说、批评时代思潮，指导青年思想，均有相当的贡献与劳绩。 ”贺麟先生的批评是中肯的，张东荪先生的思想确实一直在变，仅仅就认识论方面，就有多次修正，前后多有不一贯之处，这是张东荪本人也承认的，而他所用的方法也有不谨严之处，虽然读的是东京帝国大学哲学系，但似乎哲学训练是有限的，而且对他在日本求学的具体经历，如今我们能知道的很有限(两本传记对此都少有描述)，而且仅读了本科便回国，确实训练有限，他的哲学多是自己的兴趣与自学，贺先生这些评价也是妥当的。

另外，贺麟先生在后来《康德、黑格尔哲学在中国的传播》一文中也谈到了张东荪对康德的介绍与研究融会，称他是“真正在这方面较有深邃的研究，并能融汇自创体系”，认为“他主要的观点仍是康德的认识论”，“他介绍康德主要是介绍康德的认识论和伦理学”。^[28]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在1947年版的《当代中国哲学》里有个附录是谢幼伟教授《抗战七年来之哲学》一文，称七年来的抗战是“中国哲学的新生”^[29]，因为这期间既保留了中国哲学的优长“力行哲学”又改进了其直觉的方法与宗教的态度，他举了熊十力的《新唯识论》、贺麟的《新唯心论简释》、章士钊的《逻辑指要》、冯友兰的《新理学》和金岳霖先生的《论道》为证明，这是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很有眼光，但是没有提到张东荪的贡献，或许是因为张东荪当时留在北平与他们几乎断绝了联系，还有就是张东荪后期三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都是在1946年才出版的，关于张东荪后期思想转变的三书，没有见到相关的评论是遗憾的，对于《多元认识论》，谢幼伟教授的评论是:“张东荪先生治西洋哲学甚久，用力亦最勤。于西洋哲学之各家学说，几无所不窥。其以前工作偏于介绍，最近则有自成意见，独表所见之意向……觉其前途无限，实我国最有希望之哲学家也。 ”^[30]

(三)其他单篇文章对张东荪的介绍与批评

《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及其批评》一书是很值得关注的，以下再讨论，现在仅就民国时期的介绍或批评张东荪的单篇文章予以介绍。

第一，东西文化论战时期。张东荪先生1911年前后从日本回国后发表了大量政论，这也是那代知识分子关注政治的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后来在东西文化论战中傅斯年对他的批评，张东荪主张输入西方文化没必要“专门想打破旧文艺、旧道德、旧思想”^[31]他说好比瓶子里藏满了旧空气，要忙于输入新空气，而不要老是拿着瓶子摇来摇去，他依照进化理论，认为要输入新的，旧的自然会消灭，这本来是对《新潮》的期望，可作为《新青年》的后起刊物，《新潮》的立场与《新青年》是一致的，傅斯年发表了《破坏》，认为一个瓶子装满了浑水，只能先倒出，才能盛清水，中国是个有文化的国家，而且为人所信服，所以，“我们应当一方面从创造新思想、新文艺、新道德着手，一方面应当发表破坏旧有的主张”^[32]。后来又著文称张先生是“不骂不破坏论”^[33]。此时期关于“调和论”，他与章士钊先生也有不同的看法。

第二，为史学界所称的“社会主义论战”时期。在张东荪主持的《时事新报》上开辟有“社会主义号”专门讨论和介绍社会主义，后来在新创办的《解放与改造》上张东荪又发表了《我们为什么要讲社会主义?》。当时张与陈独秀、李达、茅盾等交往甚密，但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解(主张多介绍，要合作，反对过激主义)以及是否要组党与陈意见不一，后来张陪同罗素讲学发现湖南之落后与官吏的横行，印象深刻，写了《由内地旅行而得之又一教训》^[34]，主张发展实业，而少谈主义。此时李达、陈望道等对张的“转向”很是不满，因为他原来高谈社会主义，如今却起而批评之了，他们不能容忍，《张东荪现原形》、《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再评东荪君底〈又一教训〉 》纷纷发表^[35]，批评张东荪。除了《张东荪现原形》一文外，其他两篇都能从当时中国现状无法发展实业所以要用采用社会主义的主张展开讨论，1920年12月陈独秀又在《新青年》8卷4号开辟“关于社会主义的讨论”专栏，对此问题专门讨论，也即从这时候开始张东荪、梁启超方面与陈独秀、李大钊关于如何发展社会主义争论分歧逐渐明显和公开，张东荪继续阐发“基尔特社会主义”，主张先发展实业与合作，而陈、李则主张组党展开革命斗争。

第三，在“科玄论战”时期。张东荪参与了讨论，但当时科学派主要针对的是张君劢，所以对张东荪的文章专一批评的文字不多，不过在此时，张东荪对哲学的兴趣逐渐浓厚，并尝试提出自己的哲学看法，后来哲学体系的创建以此时为萌芽，代表作便是单行本的《科学与哲学》^[36]。

第四，唯物辩证法论战时期。 (叶青名之为“哲学论战”)在1931年版的《道德哲学》一书中，张东荪对“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持批判态度。他说:“马克思之说在学理方面本不为真理。彼之意止在谋有遂其心愿。故彼之说虽貌似高深学理而实则不过供其党徒为社会运动之助力而已。盖纯为一种手段也。 ”^[37]认为唯物论毫无新颖之处，并说:“我愿意诚诚恳恳向倾向俄国的人们说一句话:就是如其以感情为出发点，我们决不再多说一个字;倘使真正愿以理论与天下相见，我个人很愿意来共同分析。 ”^[38](后来更认为“辩证法唯物论只是历史理论与社会理论，而不是哲学”^[39]。)由此便是学界常说的张东荪先生挑起了“唯物辩证法论战”，有些人更称为这是张对社会主义学说的第二次挑战^[40]，叶青先生的《张东荪哲学批评》一书便是此时与张东荪争论所写单篇文章的合集，后来张东荪主编的《唯物辩证法论战》也成于这一时期。自然一些学者认为叶青是假马克思主义者，直到后来的艾思奇、邓云特参战，既批评张东荪又批评叶青才将唯物辩证法论战推向“高潮”^[41]。

1935年，张东荪醒悟到:“我自信我近来有一个发现:就是我发现马克思派所用的名辞都与我们相同，而其意义都与我们不同。他们所谓哲学不是我们所谓哲学(亦许就正是打倒我们的哲学)。他们所谓唯物论不是我们所谓的唯物论，他们所谓辩证法决不是我们所谓辩证法;他们所谓逻辑不是我们的逻辑。他们所谓认识论亦不是我们所说的认识论。我们来驳他们，他们来骂我们，实在都是无的放矢，非常可笑。 ”^[42]正是基于这个理由，著者对唯物辩证法论战不多作讨论，包括对叶青数十万言的文字也不多作评论，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要区分开学说上的马克思主义与政争中的马克思主义，张东荪所说的更多是当时唯物辩证法在政论中的体现，不过左玉河先生说得没错，张东荪由此逐渐改变了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从学理上正视并吸收了马克思的学说。^[43]

第五，哲学论战后至国共和谈时期。这一时期多牵涉到政治上的争论，其前一个插曲是张东荪认同回应《八一宣言》时与刘少奇的一个简单争论，后来便是张东荪先生所提出的“第三条道路”或“中间路线”问题，这里过多涉及政论上的主张，本文不多作介绍(可以参看左玉河先生的《张东荪传》)。值得重视的是1936年前后张东荪与熊十力论学的书札若干，讨论关于宋明理学的性质、中西哲学的异同等等，这一点在《引论》中有所讨论，而熊十力先生回复张的书信收在了《十力语要》中可以备查。另外，需要关注的是孙道昇的《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44]、张聿飞的《现阶段中国哲学界的派别》^[45]、牟宗三《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前两文都将张东荪目为“新唯心论领袖”，而牟宗三则称:“在此所欲提出的是三位:一是熊十力先生，二是张东荪先生，三是金岳霖先生。这三位大体上说来是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了元学，张先生代表了知识论，金先生代表了逻辑。……总之，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 ”^[46]而对张东荪介绍评论的文章则可以看陈尉《革命学者张东荪》、俞颂华《论张东荪》、林布《张东荪先生的思想》和夏炎德《读了张东荪先生新著〈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后》^[47]等文。

从以上的文献梳理可以看出，这一时期的研究，多限于彼此之间的争论，纯粹学理上的研究是有限的，就具体的问题展开学术讨论也不具备那样的学术环境。但总体上，彼此都能以自己所尊认的学说，自由表达自己的主张，这也是在当时复杂的社会环境下，思想领域较为开放的表现，但学术上的探讨只能说还多是自我坚持、自说自话。

二、三十年来关于张东荪的研究文献综述(1980—2010)

新中国成立后到1980年间，由于1952年张东荪便基本从公众视野中消失了，对其研究更是少见。我将其晚年文字分为三类:检讨类，今存残篇若干;诗词类，《草间人语》诗存约70首，词多不存，哲学诗46首，最为完整，张汝伦对哲学诗专门做了本事注;译作类，据《草间人语·续作补录》，他可能翻译了休谟的《人类理解研究》(张译为《人类理解力》)，而张耀南见过张东荪译注的《纯粹理性批判》手稿，但此翻译应在30年代前后(可能是与蓝公武合译，但具体如何分工尚未查对，与蓝公武版的《纯粹理性批判》有何关系也暂无定论)，此草稿较完整，而《人类理解力》未见手稿。目前关于研究张东荪的文字还可以参考的有1952年3月6日《新燕京》第二期“张东荪专号”，另有葛懋春《第二次国内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者对张东荪的反动哲学的批判》、朱作云和庞朴《张东荪——封建地主买办资产阶级代言人》、蒋捷夫和葛懋春《批判张东荪的主观唯心论和不可知论》^[48]，另外一篇谢扶雅《怀念张东荪先生》^[49]倒是很好的研究张东荪的文献资料。1949年到1979年的文献我所掌握的材料大致有这些，除最后一篇外，其他应景之作，学术价值不大。下面看一下1980年以来30年间的研究状况。(www.xing528.com)

(一)第一个十年(1981—1990)初步研究阶段

1980年以来，对张东荪的研究逐渐展开，此中原因如王桧林先生所说，因为要研究现代思想史，张东荪是个绕不开的人物，从以上的文献综述我们可以看出，从民国以来张东荪多次参与了对后来中国影响重大的“思想论战”，有些他还是发起人，所以研究现代思想史必然会面对如何处理张东荪的问题，若说“文革”前后因为政治原因张东荪成为不便提及的人物的话，那么1980年以来，他是不得不被提及了。就哲学领域来说，他是中国哲学转型时期现代中国哲学独立体系的最初尝试建立者，其“多元认识论”也是沿着康德的路子独立有所发展的，所以在哲学研究方面，张东荪先生也是个不可绕开的人物，后来的学人，若想接着民国时期学者继续推进现代中国哲学的研究，那么张东荪的贡献也必在继承之中。

现在较早见到的一篇论文是刘孝良先生《评建党时期陈独秀与张东荪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论战》^[50]一文，讨论陈与张在建党问题和社会主义引进方面的分歧，这也是张东荪较早参与思想论战并阐发自己反对过激主义提倡实业建设的时候。而后胡啸先生发表《评张东荪反马克思主义的三次挑战》与《张东荪的架构论宇宙观和多元认识论》^[51]两文，前文还难免带有抨击似的意识形态口吻，学术价值不大，后文虽然对张东荪的哲学思想也持批判态度，但大致介绍了张的多元认识论与宇宙观。关于张东荪的哲学思想，向宁发表了他在北大的硕士论文《张东荪哲学思想剖析》^[52]一文，较为系统地介绍了张东荪的思想，依然是本着唯物辩证法的立场，但对张东荪思想的介绍部分还算是忠实，这应算是较早的较系统的介绍张东荪的哲学思想了。另外方松华、张慧彬先生对张东荪先生的哲学思想也有简要的介绍，关于张东荪先生的生平，叶笃义先生《我和张东荪》^[53]一文算是较为可靠的回忆，因为叶是张的学生和得力助手，所以通过此文可以较贴近史实地了解张东荪先生的事迹。

这一时期较有深度、较有分量的论文要算李景林先生《张东荪多元认识论简析——兼述张东荪对康德认识论的倒退》、张盾先生《从逻辑观点看“多元认识论”的困难》和张慧彬先生《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与康德的先验论》，另外李维武先生和黄克剑先生发表在台湾《中国文化月刊》上的《张东荪与金岳霖:中国现代知识论的两种路向》、《民主主义:东方文化的现代转机——张东荪先生的中西文化比较研究》^[54]两文也是很值得关注的学术论文，他们脱离了那种思想介绍的初步研究，而是有所发挥并能提出自己较深刻的独立见解，固然有些对张东荪先生的思想持批判态度，但是能从学术的立场作学理的批判，这也是较为可贵和中国学术走向正轨的前兆。以上大致是这十年间的研究概况，需要说明的是这十年间研究张东荪的专著没有出现，博士论文据我所知也没有，硕士论文就北大馆藏来看有两篇:一为向宁先生的《张东荪哲学思想剖析》(1984年)，二为王洪先生的《张东荪文化思想述评》(1989年)。对张东荪先生较成规模的研究要从90年代开始了。

(二)第二个十年(1991—2000)研究奠基阶段

说这十年为研究奠基阶段，是因为在这个十年里，对张东荪的研究论题基本上确定并且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对张东荪的定位与价值的确认达到了第三个十年所没有超过的范围，第三个十年在研究广度与细节上有所推进，但对第二个十年所确立的论题以及研究深度并没有明显的深化。我们先看一下这一时期的研究专著情况。

第一，在研究张东荪领域影响最大的首推社科院的左玉河先生，他连续出版了三部有分量的著作《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张东荪传》、《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三部书分别围绕他和其北师大的博士生导师王桧林先生所认定的“政治、哲学、文化”三部分思想为主题，第一部书是他的博士论文，也是他三本书里最好的一部，不仅四个章节安排得当，而且作者往往能适时地给予较为发人深省的评论，且能将问题推进一步，对张东荪文化思想的梳理，层次分明，后来的研究者，具体细节上或许有超越的地方，但就张东荪的文化观方面能超过左玉河先生此书的并不多见。《张东荪传》一书据作者交待此书原名为《张东荪政治思想研究》，为他的博士后研究成果，后经耿云志先生建议以《张东荪传》为书名出版，虽然书中涵盖了“哲学思想”和“文化观”部分，并加进了张东荪的早年求学经历，但此书仍以张的“政治思想”为主，虽然在评论上左玉河是站在唯物史观的立场上依然称张东荪为“资产阶级思想家”，并且有些评论也有生硬之处，但是对张东荪先生政治理念的把握基本是公允的，并且试图找出张先生所坚持的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立场及其演进的线索，这些都是可贵的。正如左先生在该书再版后记中所说:“10年过去了，这部传记对东荪先生生平活动及思想的描述，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这部著作对东荪先生功过是非的评定，得到了人们的基本认同。这是我感到欣慰的。 ”^[55]这些话并非作者自夸，他确实坚守了一个严格史学家的立场，并能够给张东荪以同情的了解，深受张先生对思想自由、政治民主与见解敏锐的感召，所以他在《张东荪传》再版时并未多大改动，这还引起了高山杉些微的批评，认为他发现了新材料而没有新说明。

左玉河的第三部著作《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是戴逸主编“二十世纪中国著名学者传记丛书”之一种，这本书与前两部书比起来逊色许多，左先生在文献上下过很大工夫，从硕士期间就开始搜集研读张东荪的著作，但是一个史学家作哲学思想研究，难免有些力不从心之处，这部评传，其实正是左先生要写的“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我说过他将张的思想分为“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化思想”，前两部围绕“文化思想”和“政治思想”展开，这第三部书便是“哲学思想研究”，这在本书后记中左先生说得很清楚^[56]。所以对张东荪的学术思想评传，他便主要定位在哲学方面，但是作为一个史学家研究哲学思想，他意识到其中的难处并自觉地采取了有别于哲学研究者的视角和方法，正如作者所说:“我在研究张东荪哲学思想的过程中，特别注意发挥自己的所长，着重考察张东荪哲学思想的形成、演变和发展的历程;着重弄清张东荪哲学思想的渊源和思想转变的内外原因;着重考察张东荪前后期哲学思想的不同特点;注意其对于某些哲学问题讨论的演变情况;注意从整个中国现代哲学演变演进的过程中，评判张东荪哲学的贡献和价值，界定张东荪在20世纪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相反，对于张东荪哲学的具体观点和见解，则立足于介绍和阐述，不做过多的评判。 ”^[57]

作者是这样说的，也正是这样做的，作者对张东荪哲学著作搜求之勤、阅读之细致，很可以与民国时期的叶青先生相媲美，对张东荪思想渊源的梳理、前后之演变以及当时学人之交往都能用史家的功夫细致地做出来，不得不让人佩服左先生对张东荪先生文献之梳理功底，其中也很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勉为其难，从某些方面看，这部书也是成功的，但如作者所说立足于绍述不作评判，对于哲学研究著作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个硬伤了。所以左氏三书，论影响《张东荪传》为首，论学术《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为最好，《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无论如何都是处在第三位的。但这毫不影响左玉河先生对张东荪思想价值重新发掘与公之于世的贡献，在这一点来说左玉河先生功不可没。另外并热心于张东荪著作的编订、准备出版《张东荪全集》的努力都是功泽后世的事业。

第二，若说左玉河先生对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发掘不够的话，张耀南先生可算是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的权威。虽然他的《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出版15年过去了，但是在这一领域还没有人可以企及。张耀南1991年来北大读博，师从汤一介先生，他硕士为西哲专业，所以作张东荪的知识论研究可谓正所用其长，两年左右的时间研读张东荪的认识论著作，于1994年完成博士论文《张东荪知识论研究》，1995年作为台湾洪业文化“国学精粹丛书37”出版，这部书很能体现张耀南先生的风格，深度上如汤一介先生序中所说:“我不能说张耀南的《张东荪的知识论研究》已经尽善尽美，但我可说这本书不仅对研究张东荪思想有开创之功，而且这本书本身也是一本有相当深度的哲学著作。 ”^[58]汤先生所称赞，这本书是当之无愧的，这本书出版于1995年，比左氏三书都要早，而且深度上也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因为在台湾出版，再加之学界对一个人的关注也往往从浅层入手，哲学层面的关注人少且僻，所以这部书影响不大，但是张耀南先生研究张东荪哲学思想的观点却陆续以论文形式在大陆发表，他对张东荪知识论“三大贡献”(内在关系说、非写真说、间接呈现说)以及他通过张东荪与金岳霖知识论比较，对张东荪作为中国知识论开创者地位的重新确定，还有他对冯友兰“新理学”的批评并对张东荪“条理”的发挥都能发前人所未发，而且后来研究者谈及这些方面种种不署名的引用，可以说大部分都来自张耀南先生的研究成果。

这部书虽然有些地方有武断之处，而且对张东荪的知识论也有拔高的地方，但作为一部严格的研究性著作确实是90年代以来20年间研究张东荪哲学思想最好的一部。张耀南先生另外一部书为《张东荪》^[59]，为傅伟勋、韦政通先生主编的“世界哲学家丛书”之一，也是在台湾出版，这部书可以作为《张东荪知识论研究》的辅助性读本，除对张东荪生平有些考证外，值得注意的是第四章“宇宙观”和第五章“道德哲学”部分，研究张东荪的哲学思想，这两部分也是必要的参考。在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方面，他十几年来对张的挖掘与地位的确立所作的贡献可以说无出其右者。而对于编选张东荪文集以及努力于全集的出版也可谓尽心尽力。

第三，90年代研究张东荪另一个不得不提的人物是复旦大学的张汝伦教授。他虽然没有专著出版，而且论文也不多见，但是一篇《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张东荪》成了研究张东荪的必要参考文献。他说:“张东荪是不拘一格，从柏拉图到新实在论，从休谟到罗素，从柏格森到实用主义，从康德到刘易士，他涉猎的西方哲学的面之广，当世罕见其匹。不仅如此，他的介绍也不像当时许多介绍西方哲学的文字那么肤浅，而是有理解，有批评与融会，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论文。……说张东荪是他那个时代对西方哲学了解最多最深的人之一，决非溢美之词。……最近十五年，中国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与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像张东荪这样深且广地了解西方哲学的人，似乎仍不多见。 ”^[60]作为学界较有声望的西方哲学教授对张东荪的西哲贡献能有如此高的评价，实在是一语值千金了，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张东荪》一文中能从研究方法角度分析张东荪融会理解西哲的贡献，更有助于研究者对张东荪的理解与深化，另外对张东荪学者态度、为人的辩护，尤其是对张氏文字的编选对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的推动可以说不在他的文章之下，《理性与良知》一书成了许多研究张东荪学者的参考书目，选文之精当很可以代表张东荪哲学思想的范围与深度，这些都可以说正体现着张汝伦教授对张东荪哲学思想理解的深刻之处，张汝伦还主持出版了张东荪的《思想与社会》^[61]一书。

第四，90年代对张东荪的研究，另一项需要提出的是1998年12月20—22日，在澳门举行“张东荪与中西哲学比较”研讨会。研讨会由澳门中国哲学会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协办，来自澳门、香港、台湾和祖国大陆的二十余位学者参加了研讨会，张东荪的亲属也参加了会议。本次研讨会是关于张东荪研究的第一次公开会议，似乎也是30年来唯一的一次，与会代表讨论了张东荪的认识论思想、宇宙观、思想渊源、对待唯物辩证法态度的转变以及对知识社会学的初步研究等等，并作了较高的评价:有学者具体指出了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的贡献，认为从大的方面说，有三项贡献:(1)在20世纪的中国，张东荪第一个给中国哲学贡献了一个完整的哲学体系;(2)在中国哲学史上，张东荪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本世纪)给中国哲学贡献了一个“以知识论居先为方法”的全新的方法论; (3)在20世纪的中国，张东荪第一个把中国哲学家的哲学水准，提升到可与西方大师平等地、建设性地对话的新高度、新境界。^[62]或许正是此次会议之后，学界对张东荪的研究更加关注，一个明显的现象是，在2000年至2010年间研究张东荪的论文大量出现。

第五，关于第二个十年研究张东荪的相关论文情况。除却上述左玉河、张耀南、张汝伦三先生外，其他研究多是对80年代研究的扩延和深化。论及的范围也细化到了张东荪先生的早期政治思想、文化价值观，以及他对精神分析学、价值哲学的引介，另外集中讨论的问题便是张东荪先生的“民主主义思想”、“文化观理论”、“实用主义”、“知识价值论”等方面，具体文章可以参看本论文附录二。值得一提的是顾红亮先生的《实用主义真理观与张东荪》，文章指出，相对于胡适对实用主义实验方法的介绍，张东荪对实用主义的传播侧重于真理论。“他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实用主义真理论的主旨，指出了实用主义的两个方面:其中真理论是实用主义的根本，方法论是真理论引申的一种态度，本体论则只是真理论的伸延补足。 ”^[63]这些在本书“真理观”一章会专门予以讨论。

总体上看，第二个十年，对张东荪的研究是最有深度也基本上奠定了日后论题的十年，尽管有些论文还夹杂着80年代的话语痕迹，但对张东荪思想的具体研究已经是明显的纯学理层次的探讨，虽然有些单篇论文还是作者初步研究、介绍性的工作，但从深度上讲，第三个十年要想超越90年代学人的研究是有些困难的，而且从研究专著上来看，数量上仅仅三部(含张汝伦教授对张东荪哲学诗的注解，不含再版的《张东荪传》)，而90年代是五部(张耀南二书和左玉河三书)。下面我们看一下第三个十年的研究情况。

(三)第三个十年(2001—2010)研究繁荣阶段

说本阶段为“研究繁荣”阶段主要是从数量上来说的，一方面表现为研究张东荪的单篇论文大量增加，这个十年的研究论文比前两个十年的总量还要多，估计要占到五分之三以上;另一方面表现为研究张东荪的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增多。原因其一为关于张东荪的研究有了前20年的积累，作为民国年间一流学者的张东荪逐渐进入了学人视野，尤其是通过对张东荪著作的选编，更多人能够看到张东荪的真实思想，其中《理性与良知》一书影响很大，其后便是张耀南先生编的《知识与文化》^[64]，当然左玉河先生的《张东荪传》也自然影响不小，克柔女士编选的《张东荪学术文化随笔》^[65]也很有眼光，所选文章很可以代表张东荪作为一个思想自由、精神独立、捍卫民主、悲天忧民的中国学人的典型特征。这样，正是张东荪个人思想的魅力吸引着更多的人来关注他、研究他;其二，中国大陆学生数量的增加，尤其是研究生数量的剧增。这样以现代思想史、现代哲学史或现代政治史为专业的学生难免不遇到张东荪先生，这样研究的机会便大大增加。其三，原来正统学人，比如在对熊十力、冯友兰、金岳霖、梁漱溟、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有了大量研究的基础上，后来者若想取得任何进展都是很难的，所以关注对象逐渐扩展，原来不太受关注的人物逐渐成为新的研究对象。其四，互联网技术的发达与论文检索的方便，尤其是优秀硕士论文和博士论文期刊网的建立，使我们能较方便地检索到关于张东荪研究的更多信息，尤其是其他院校的研究动态和最新研究状况(同时也说明前20年的统计信息尤其是关于学位论文方面难免会遗漏)。但是数量的增加并不意味着质量的提升，相比于90年代功底深厚、学风踏实的左氏和“二张”外，这十年的学人由研究生而成为较成熟的学者还有待时日。自然，就单篇文章来看，逐渐细化，并且深度上比90年代微弱的推进了一步，但大致范围未超越上个十年的定型。专著出版上来说尚不如上个十年，下面做一简述。

第一，第三个十年研究张东荪的专著。

首先是马秋丽女士的《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这是以“哲学思想研究”为名的第一部，左玉河那本书虽然研究哲学思想但是以《张东荪学术思想评传》命名的。马秋丽女士的行文风格是平实，没有深刻的论断，但也没有越轨的危险，她对张东荪文字的阅读是细心认真的，借着山东大学颜炳罡和张平教授对张东荪著作的搜集与整理，马秋丽女士能以平实的文笔扎实的功夫从张东荪参与“科玄论战”开始一直到后期三书的出版，马女士都能步步为营、稳扎稳打篇篇解读，并给以合适的论题进行研究，虽然对前人成果吸收不多，但是就对张东荪文献整理上可谓是第三个十年研究张东荪的主要学人。就《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来看，她分上下篇，上篇谈科学哲学关系、宇宙观与人生观、知识论、文化哲学，我们可以看出，这任何一个论题都可以独立成书，但被作者安排在一本书里，而且还只是书中的上篇，不过作者的特点是忠实于原作，对张东荪的宇宙观、人生观、知识论，以及后期知识社会学都能分门别类地给予归纳和整理，对于初期研究张东荪的学人来说，这倒是很不错的一部著作，作者评论不多，也较少以问题为中心展开与其他学者的比较，但是能做到对张东荪个人思想贴切的研究解读也算是可贵了，而且在这本书里你看不到80年代或是90年代那种带有意识形态性质的话语，这或许是新时代学人的一个极为微薄却是可贵的进步，对正统史家说张东荪一贯反社会主义，作者也能适当地据理直争，关键是站在学术的立场来研究问题，这可以说是21世纪学人的学术自觉。我们逐渐在营建规范而又宽容的学术环境。

就具体内容来说，无论是宇宙观还是知识论她都没有超越张耀南先生定下的根基。而对文化哲学的探讨，也多与左玉河先生的研究重复。对于“ 70后”或“ 80后”学人来说，若依然采取前20年的研究方法，恐怕很难通过文献整理超越前人，我们应转入问题研究的时代，否则难逃与前辈学者重复的命运。《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下篇“张东荪对中国文化问题的哲学思考”，这其实是个含混的题目，章节安排也更像是论文合集，虽然就单篇文章来看不时能体现作者的眼光的敏锐，比如她将张东荪先生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与李约瑟难题联系起来，这样也不失为一篇独立的学术论文，其他比如《一条中间性的政治路线》、《张东荪对知识分子问题的研究》似乎不太适合放在“哲学思想研究”的著作里边。书中的内容大多都作为单篇论文在期刊上发表，所以在第三个十年我们会看到多篇有马秋丽博士撰写的研究张东荪的学术论文，就单个作者写如此多的关于张东荪的论文来说，她应该是最多的了。

第二部关于张东荪的著作是张汝伦教授的《诗的哲学史——张东荪咏西哲诗本事注》。这不算是一部严格的研究性著作，如同本书的副标题所说是对西哲诗的“本事注”，张汝伦教授谈到为何编著这样一本书时说:“笔者也在大学教授西方哲学有年，素来钦佩东荪先生的道德文章，故对这些咏西哲诗倍感兴趣。为使更多的人了解张东荪先生的人格学问，本人不揣浅陋，对东荪先生所咏西哲诗作一本事注，俾使一般读者能更好地了解这些诗的内涵。 ”^[66]在这篇序里张教授仍称“张东荪的确是最出色的现代中国哲学家之一”。这本书对张东荪晚年所作西哲诗都能给予简要的解读，对西哲的理解固然没有问题，从注解来看，张汝伦教授对张东荪哲学著作似乎有着广泛的阅读，具体张先生是如何接触到张东荪先生书籍的，目前还不知道，张耀南先生是接受了汤一介先生的建议，而左玉河先生据他自己说是在河大图书馆借到《新哲学论丛》一书时受其吸引才开始了对张东荪著作的搜集与研究，上面已经介绍，这三位先生是较早并深入研究张东荪著作的代表人物，至少在90年代如此。

另外一本涉及张东荪的著作是黄玉顺教授的《超越知识与价值的紧张——“科学与玄学论战”的哲学问题》^[67]，这本书也是研究“科玄论战”少有的精深之作。另外一部是贡华南的《知识与存在——对中国近代知识论的存在论考察》，该书“围绕科学知识、常识、形而上学知识、人的境界与人的存在的关系，以及知识形态中所隐含的本体论含义等问题，对中国近代哲学家的有关思考做了梳理，并深入地分析了其中的所得与所失”^[68]。其中就包含了对张东荪的知识论的分析。该书第二章第一节，认为张氏“把真理理解为主体间交往的产物，理解为社会的产物，确实具有一定的道理。但把它完全归结为主体间的互相订正而否认其客观的内涵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须知主体间的交往或订正的根据乃是客观的存在，真与不真的标准也应该是能否接近客观的实在而不是主体间能否达成一致”。据此，贡华南得出的结论是:“张东荪把真的发生问题归结为主体间的交往辩难诚有所见，但据此抽去了真与客观存在的内在关联，无疑又把真的发生问题与真的内涵混为一谈。 ”^[69]

第二，研究张东荪的学位论文。博士论文三篇除了上面已经出版的贡华南的《知识与存在》，还有华东师大毛翼鹏博士的《“多元交互主义”知识论研究》(2003年)、马秋丽女士的《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未查到原文，仅获赠其书)，另外涉及的有社科院耿彦君博士的《唯物辩证法论战研究》(2003年)。而硕士学位论文方面出奇得多，这让我大感奇怪，单就以张东荪作为论文题目关键词的硕士论文就有11篇，而且在期刊网上所查都是全国优秀硕士论文，而那些没上网的论文又不知凡几了。突出的是2007年以来明显增加了，这可能与大陆高校扩招有关，因为2007年前后正是本科扩招以来攻读硕士研究生的毕业年，这个推断应大致不差。这些论文的优长是针对张东荪的一方面思想展开专题研究，比如“逻辑思想”、“政治哲学”、“文化观”、“真理观”(可参见本书附录二)。与90年代相比这或许是一个明显的进步，不再以“哲学思想研究”、“述评”、“简述”等形式做文献整理式的工作，而是能展开专题研究，不可不说这是新一代学人的自觉与自立的开始。我说过，我们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以问题为中心”阶段，那种绍述、简评式的研究时期已经过去了。

第三，研究张东荪的单篇论文。由于面临发表论文的压力，这个十年研究张东荪的学术论文便以研究生为主，像上面以张东荪作为硕士论文或博士论文研究对象的，陆续将学位论文以单篇形式在期刊上发表，这是这一时期比较明显的现象。但是就深度上来看，实在是有限，我说过这批学人逐渐筛选、成熟起来恐怕要到下个十年了。但是这个十年的进步除了上述做专题研究外便是尝试比较研究，比如对二张(张东荪、张君劢)的比较、比如张东荪与张岱年的比较;第三个进步是研究范围的广泛展开，张东荪的认识论、宇宙观、道德观、言语制限、逻辑思想等等，前20年所涉及的话题都有人重提，更不用说张东荪的社会主义思想了，另外关于张所参与的北平和谈等等种种回忆录也较多出现。

这十年间值得一提的论文我从中选取三篇，其一为宋志明先生的《评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他研究张东荪的论文，我就见到一篇，但对张东荪的“多元认识论”能从先验论与经验论之彼此限制来解读，确实是见到了“多元认识论”的症结与关键，他在结论处说，总的来看，张东荪尽管对唯觉主义表示不满，实际上却没有超出经验论的范围。张东荪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第一个发现了唯觉主义的简单性和褊狭性，并试图用多元论理论予以纠正，这是他做出的理论贡献。但是，他好像一位不高明的医生，只是诊断出病情，却开不出医病的良方。他的多元认识论并没有提出多少独创性的见解。但是，他确实意识到认识论问题的复杂性，并作了认真的哲学思考。他是中国现代哲学史上自觉地研究认识复杂性的第一人。他的多元认识论发表之后，哲学界对他毁誉不一。无论是毁还是誉，都说明他的多元认识论在当时有一定影响，说明这种学说是构成中国现代哲学发展史的一个环节^[70]。这样的评论有些让人感到模棱两可，他在摘要中说“上承丁文江下启金岳霖”，文中谈到“科玄论战”时期张对丁的批评，但是用“上承”一说是否合适?而“下启金岳霖”更是不知何所指了。

第二篇论文为张耀南先生的《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知识社会学”》^[71]，这是具有开拓性或里程碑式的一篇论文，因为30年来对张东荪的研究论文有三百余篇，可是能专一提出“知识社会学”为论题研究张东荪的只有这一篇，据张耀南先生说他是受孙万国先生启发，而且这篇论文也有明显的颂扬之嫌疑，但是以“知识社会学”为论题研究张东荪确实是一种开创，张东荪后期三书(《知识与文化》、《思想与社会》、《理性与民主》)，连他自己也说那是他学术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受了当时西方刚兴起的“知识社会学”的影响，他尝试作此研究，而且当时燕大他的学生后来著名的人类学家李安宅先生还翻译了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著作中的一部分。张耀南先生很能见到此点，并从国际学术背景上来探讨张东荪先生所最先尝试研究的这一最新领域，这对张东荪哲学思想的研究确实是一种开拓。以前对后期三书的定位多是从知识论或者从文化观方面研究，而张先生的本意则是对知识社会学的探究。这一点，30年来研究者很多，但就大陆来看只有张耀南先生看到了其中真正的学术地位与意义。他甚至说“知识社会学”可以作为张东荪的代表性贡献，在中国现代哲学界取得与熊、冯、金、贺相当的地位。不过以“知识社会学”为视角展开对张东荪的研究，张耀南先生只是开了个头，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因为这半个世纪以来，知识社会学在西方已不再是新兴学科了，其研究现状如何，我们无法一时得知，而张东荪先生的研究又在学术史上到底处于何种地位，恐怕唯待专门研究后方可下结论了。

第三篇我想提及的论文是武汉科技大学郭广硕士的论文《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 ——论张东荪对“李约瑟难题”的求解》^[72]。这篇论文能运用张东荪对中国哲学特征的论述引申到对李约瑟难题的回答，我们在《引论》一章中可以看出自然科学界似乎很热衷于这个问题，但是对其回答往往不着痛痒，对于这样一个老问题，郭广硕士能以他研究张东荪硕士学位论文的特长展开另一种回答，给人耳目一新，前面我们谈到马秋丽女士也以此为论题发表了论文，但是将二文一比较便可以看出后来者居上了。关于单篇论文暂时谈这么多，我说过这十年的论文很多，我所举例是有限的。

以上大致为张东荪研究近十年的状况，有喜有忧。喜者为论题深入细化，逐渐走向专题研究，和以问题为中心，但这只是个初步的开始;忧者，虽然研究张东荪的学人数量上大量增加，但他们对张东荪文本的把握、对前人研究成果的吸收、对新问题的发掘与深化，要想超过90年代的二张和左氏还没有看到明显的征兆。而且，令人忧虑的是左玉河先生并没有新的更好的著作或论文出现，他自己说:“我觉得自己对东荪先生生平及思想研究的使命基本完成……没有再撰写相关文字，而是将研究重心转移到中国现代学术转型问题上来。 ”^[73]一个人的研究自由我们是无法苛责的，但是功底深厚如左玉河者，如此停笔实在是一种遗憾，因为后来者要达到他对张东荪文本的熟悉程度恐怕就是个难题，更不用说研究上的超越了;而张耀南先生也对我说近几年也很少关注张东荪了，从论文上看近三年他确实很少写，除了他新编的《张东荪讲西洋哲学》^[74]做了序和点评外，便算是收入《多元2006》论文集里的《论基于知识社会学的中国哲学史研究》^[75]，这篇文章以张东荪对“知识社会学”的研究、融合为背景来依照中国哲学自身的特质来编写哲学史讲义并与熊、冯、金有着种种讨论，张耀南先生对此进行了细致的梳理，确实很见张先生的细致与大手笔，这与上面提到他的《论中国现代哲学史上的“知识社会学”》可以对看，张先生一直鼓励我作关于“知识社会学”方面的研究，我很奇怪，不知他为什么不继续作张东荪研究，要知道他的文献积累是在我之上的，而且前几年他还和汤师谋求《张东荪全集》的出版;第三位，要说的是《张东荪哲学思想研究》的作者马秋丽女士，她来邮件也说“转向儒学研究”了，其实这对一个学者来说是很大的遗憾，因为放开自己熟悉的文本，不去深化问题研究，而另辟领域，无论如何成长为新领域的专家都有待时日。

所以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并非是个案，而且是个很值得关注的中国学人研究取向问题，我认为之所以选新弃旧在于研究方法。若以评述、整理为研究方法，那么文本很快便会因为熟悉而整理完毕，这样只有转向了;若是以问题为中心，那么对问题的深化便永远没有止境，而且只有最终回到问题研究上，独立的也即国际性的学术研究才是可能的，我们面对不同的文本，但是我们可能面对着相同的问题，只有对问题的研究深度才能最终体现一国学者的研究水准，由此以问题为平台的国际对话才是可能的，否则呢，要么我们另外开荒，要么我们敝帚自珍，总之呢，这样的研究都是自闭的而非开放的、文献整理的而非深入问题的。若不走出此种困境，新起的学人难免要步前几位先生和女士的后尘，中国的学术也不可能独立，你做的东西都是初步的，别人根本没必要与你对话;就我们自己来说，你会发现许多论文的研究虽然列了大量的参考文献，但是他的行文里很少有参考引用的，对话、批评更谈不上，若国内同一领域的研究者尚如此“老死不相往来”，那么若要我们走向国际学术界对话，那更是胡说。其实以整理文献为方法作研究是不需要引用前人成果的，因为你首先关注的是研究对象的原作，那才是最值得引用的文本，所以大量的引文便是张东荪的文字而不是后来的研究者的，尽管不乏睿智的研究者，比如张耀南先生、张汝伦教授、左玉河先生还有马秋丽女士。下面我就谈一下研究中出现的具体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