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张东荪研究状况及其存在问题
现在较为认可的看法是，民国以来在知识论领域有自己独立系统的学者有两位，一为金岳霖，二为张东荪;关于金岳霖先生的研究从80年代开始就已经很多了，尤其是他那部近70万字的巨著[1]出版之后，他作为知识论学者的地位已是无法动摇，而张东荪先生，虽然80年代后有零星的学者呐喊、研究，但是他在知识论领域的地位得到公认恐怕还需要一段时间。另外，关于张东荪与金岳霖知识论路向的不同，在1990年前后李维武先生就有专文陈述[2]，而1994年在北大读博士的张耀南先生还对此问题在博士论文中专一作了比较。但是著者感到不足的是张东荪认识论作为中国的“新康德主义”者这一点没有突出出来，张先生多次强调他的知识论是沿着康德路子出发的，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张东荪的认识论具有明显的理性论特点，而与金岳霖先生具有实在论倾向的经验论[3]区别开来。我们知道在知识论领域，理性论与经验论的争论旷日久远，而在中国的体现与新发展便是体现在张东荪和金岳霖身上。这样我们将二位不仅是放在中国引进西学的境域比较而是将他们放到哲学问题发展史上来看，便会明白他们真正的得失长短。
对张东荪学问的大致评价。鉴于1952年后张东荪先生因“政治原因”由鼎鼎有名的学者、政论家而从此在公众视野中消失，并失去了任教资格[4]，尤其是1968年以83岁高龄与长子一同被关进了秦城监狱，全家几乎遭受灭顶之灾[5]，在此我们回顾一下独立学人对张先生的评价或许是有必要的。牟宗三先生在1936年《一年来之哲学界并论本刊》文中谈到:“在此所欲提出的是三位:一是熊十力先生，二是张东荪先生，三是金岳霖先生。这三位大体上说来是代表了三种学问:熊先生代表了元学，张先生代表了知识论，金先生代表了逻辑。……总之，熊十力先生、张东荪先生、金岳霖先生，是现代中国哲学界的三枝栋梁。若没有这三个人，也只好把人羞死而已。有了这三个人，则中国哲学界不只可观，而且还可以与西洋人抗衡，还可以独立发展，自造文化。 ”[6]而孙道昇在《现代中国哲学界之解剖》一文中则称“中国新唯心论的领袖，无异议的当推张东荪先生。中国研究西洋哲学的人，不可谓不多;说到能由西洋哲学中引申出来新的意见，建设新的哲学，恐怕只有张东荪先生一人。关于此点，不惟赞成他者如此称许，就连反对他者也如此赞扬。 ”[7]
这里“反对他者”指的是叶青先生，他专门写了《张东荪哲学批判》:他说:“中国在‘五四’时代才开始其古代哲学底否定，现在固没有坚强的近代体系，然而已在建设之中了。作这种企图的，首先要算张东荪。他读过欧洲过去和现在的哲学著作很多，不像‘五四’胡适那样只读一点美国书，失之浅薄。如果我们说梁启超和陈独秀是中国近代哲学底启蒙运动者，那末张东荪就是中国近代哲学系统的建立人。 ”(本书序)又说:“他虽不是哲学博士而其造诣却胜过哲学博士，例如胡适……他在作了很多哲学的介绍之后，拿出了一个自成系统的哲学……单把张东荪所介绍的‘唯用论’与胡适之所介绍的‘实用主义’一比，精、粗、确、谬，大有不同。 ”[8]而关于张东荪先生对西学的引进，郭湛波在《近五十年中国思想史》中说:“中国近五十年思想史之第二阶段，一方是中国旧思想之破坏，一方是西洋哲学思想之输入，输入西洋哲学，方面最广，影响最大，那就算张东荪先生了。 ”[9](www.xing528.com)
而贺麟先生在《当代中国哲学》里提到张东荪先生时说:“他首先译出柏格森的《创化论》和《物质与记忆》二巨著。后来又译了《柏拉图五大对话》。他又根据阅读数十种西洋伦理学名著的结果，著成了一厚册《道德哲学》，这书内容相当充实……对于实用主义、新实在论、批评的实在论、层创论、新唯心论等等，他都能以清楚流利的文字各有所介绍。他搜集起来成为一巨册叫做《新哲学论丛》。中间有一篇讲述柏拉图的‘理型’的文字，表示他对于柏拉图以及新实在论的共相说研究的结晶，而且也能见出他的批评与融会能力。那或许是民国十八年前后，谈西洋哲学最有价值的一篇文字……《多元的认识论》……要算是中国治西洋哲学者企图建立系统的最初尝试。……曾受过敌人的引诱与苦刑，而不变其节操，接受伪职。在这里我谨代表中国哲学界向他致意。 ”[10]
复旦大学教授张汝伦先生谈到张东荪引进西学时说:“张东荪是不拘一格，从柏拉图到新实在论，从休谟到罗素，从柏格森到实用主义，从康德到刘易士，他涉猎的西方哲学的面之广，当世罕见其匹。不仅如此，他的介绍也不像当时许多介绍西方哲学的文字那么肤浅，而是有理解，有批评与融会，称得上是真正的学术论文。……说张东荪是他那个时代对西方哲学了解最多最深的人之一，决非溢美之词。……最近十五年，中国对于西方哲学的了解与认识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像张东荪这样深且广地了解西方哲学的人，似乎仍不多见。 ”[11]陈荣捷先生也说他是“鼓吹西方哲学的学者中唯一的一位做到了吸收大部分的西方思想、建立起最广大且协调的系统，同时在具有西化倾向的中国哲学家中拥有最深影响的学者”[12]方松华先生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与文化》中称:“以对近现代西方哲学的研究的深度和广度而言，在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界很少有人能与张东荪比肩……他能够贯通中西方哲学并于二十世纪中国哲学的创造体系时代首创哲学体系。 ”[13]或许因为张东荪在引介西学与融会创造方面的成绩，一位研究中国哲学思想的外国学者认为张东荪先生“是在学院中最有创造性的两个人之一”[14]。
张耀南先生在其专著《张东荪知识论研究》导论中不无感慨地说“历史记住了很多不该记住的名字，也遗忘了很多不该遗忘的人。 ”[15]正是这样一位学者，被遗忘了近四十年左右，不过随着对中国近现代哲学史、思想史研究的深入，正如王桧林教授在给左玉河先生《张东荪文化思想研究》的序中所说:“史学界有不少人力求用更广阔眼光公允地观察过去的历史，于是人们发现了许多被掩盖着的被歪曲了的人和事，在这样的人和事中就有张东荪。 ”[16]王先生写这些话时是1997年，那么前后近三十年来对张东荪研究的状况如何呢?下面著者将大致予以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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