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会计理论的发展可以划分为五个时期:1951—1956年，引进苏联的会计理论体系阶段；1956—1966年，建立以“资金运动论”为核心的会计理论体系阶段；1966—1977年，“文化大革命”中会计理论体系被破坏而倒退的阶段；1978—1988年，恢复传统研究方法和引进西方研究方法，进而形成以“管理活动论”与“信息系统论”为主流学派的阶段；1987年至今，集中力量研究会计准则和建立健全的、能与国际会计惯例接轨的、适合我国国情的会计理论方法体系的阶段[36]。如果以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作为分类的标准，则我国会计理论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这一阶段可以说是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产生与萌芽阶段；第二阶段是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该阶段是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阶段；第三阶段是20世纪80年代末到现在，该阶段是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走向没落的阶段。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产生与萌芽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限于当时的条件，包括会计学在内的各种科学讨论，还不可能更多地、大规模地展开，会计理论与方法只能一方面承袭旧社会遗留下来的基础，另一方面全面学习苏联。从总体上看，这一时期的会计理论研究主要有两个特点:其一，理论研究是在连续的政治背景下进行的，这使得学术研究缺乏良好的民主性；其二，有关争论事实上都有苏联专家参加，使得我国的会计理论过多地受苏联会计理论观点的限制。1951年，《新会计》杂志从第三期开始系统地介绍苏联会计理论——《苏联会计学教程》，之后上海立信会计出版社1958年出版的《会计原理》和1962年出版的《会计学原理》以及1961年和1962年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的《会计核算原理》《会计原理》等会计教科书，也都基本上未突破《苏联会计学教程》的框架。从新中国成立初期到20世纪80年代初，会计理论的基本框架模式是沿袭苏联的。
但就是在这样受苏联全面影响的情况下，我国的会计理论工作者已经开始结合中国国情，提出应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并在记账理论、会计对象、会计性质以及会计学的科学性质等会计理论问题的研究上取得了许多新的成果。这里主要讨论的是与资金运动会计理论密切相关的记账方法理论和会计对象理论两个方面。
（一）记账方法理论
1950年1月29日，上海《大公报》刊登章乃器《应用自己簿记原理记账》的文章。同年3月31日，章乃器又撰文《再论应用自己的簿记原理记账》。这两篇论文阐述了以收付记账法取代借贷记账法，并将收付记账法称为中国“自己的簿记原理”，从此拉开了新中国会计理论争论的序幕。从1950年到1964年，记账方法之争的重点在所谓的“收付与借贷”，争论的结果是借贷记账法既科学又严密，应得到肯定。在此期间，借贷记账法在我国各企业单位推广应用达15年之久。
在复式记账的基础理论方面，许多人认为，“资产阶级有他们的复式记账原理，社会主义会计应有自己的复式记账原理”。1952年，《新会计》杂志发表了国外一位专家的论文，文中指出，从会计方程式说明借贷记账法是数学理论，是数学方程式，是会计方面的平衡理论，是一种资产阶级的会计理论。此论一出，国人批判所谓的平衡理论的文章接踵而至。
（二）会计对象理论
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学者很少明确提出研究会计对象。20世纪50年代中期，苏联会计学界开始了会计对象和方法问题的讨论。这个讨论立即在我国会计学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之所以如此，主要是因为会计对象对会计核算这门科学至关重要。一般认为，会计对象被正确提出并进行研究，乃是会计学业已成为一门科学的主要标志。当时，苏联学者对会计对象的问题主要有两种观点:①“过程和财产论”，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主义财产；②“劳动耗费论”，认为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各个经济部门中社会劳动的耗费。
在学习与讨论中，我国会计界的绝大多数同志认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主义财产。如:社会主义会计是以整个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经营资金的周转、经营资金等于资金来源的理论来阐明发生在各个企业中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37]。有的把会计对象表述为“社会主义财产的变动，反映着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物资资料的扩大再生产过程”[38]。有的表述为“价值形式表现的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总产品的扩大再生产过程”[39]。有的表述为“扩大再生产过程中可以用货币表现的一切过程与现象”[40]。
据此，有人声称这一时期为“大多数人倾向于过程论的时代”[41]。
在“大多数人倾向于过程论的时代”，资金运动论处于萌芽状态。1951年，有人提出“会计是对企业的资金来源与这些资金在各个周转阶段中的运动加以全面的日常核算”[42]。1954年，葛家澍提出:“在社会主义企业中，会计核算处理的对象则是企业经营资金的周转、经营资金的构成及其来源。”[43]1956年，葛家澍又提出:塞尔等人关于资本主义会计对象是“个别资本循环”的提法是正确的[44]。1956年，闵庆全在《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一文中，首次明确提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是“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中资金的运动”[45]。
在会计对象论的两个派别中，大致可以说，过程论是从苏联引进的，而资金运动论基本上是“自产的”。1950年，苏联高等教育部批准的《会计核算原理课程提纲》就是以过程论来定义的。提纲写到:“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各企业、各组织范围内的，按货币方式反映、监督和总结有计划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及其物资基础——社会主义财产。”这说明，在会计对象理论研究方面，我国会计界已在试图摆脱苏联模式，逐步在形成自己的体系——“资金运动论”学派。
（三）关于资金运动论研究的源头问题
这里有一个问题需要讨论: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产生是学习苏联的，还是学习德国巴比的，抑或是我国会计学者完全自创的？
在建国初期学习苏联的过程中，阿发那西也夫的《资产负债表结构原理》和马卡洛夫的《会计核算原理》几乎成为我国高等会计教育的教科书。这两本教材的字里行间或隐约或显现地透露了资金运动论的思想。如阿发那西也夫指出:“每一项经济业务——无论它是属于资金投入企业的过程，或为资金在周转阶段上移动时形态的改变——均在会计上记入两个账户或记录两次。首先，记明资金在其移动中从哪儿来的（计入该账户的贷方，即贷记）；其次记明有关某项经济业务的资金用到哪里去了，或者这些资金体现为何种形态（计入该类账户的借方，即借记）。”阿发那西也夫还说:“图表指出，支出和损失是沿着那些渠道流通。”[46]他这句话告诉我们，企业资金好像是在渠道中川流不息地周转着。马卡洛夫指出:“苏维埃会计核算的对象就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循环。”[47]这些教材所透露出的资金运动论思想对我国会计界的理论工作者起到了潜移默化的引导作用，是我国资金运动会计理论创立的重要思想来源之一。
德国会计学家巴比的资本循环理论也是我国资金运动会计理论创立的重要来源渠道。在1949年以前，我国会计前辈李觉鸣、陆善枳、郑延植等就已经介绍、传播和发展了巴比的资本循环理论。尤其是李觉鸣先生所著的《理论簿记学》对巴比的资本循环理论进行了全面、详细而深入的研究。这些研究成果对我国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发展起到了直接的推动作用。
可以说，我国的资金运动会计理论是在借鉴、学习德国巴比的资本循环理论和苏联的会计理论的基础上，结合马克思的资本循环理论而建立起来的具有我国特色的会计理论。
（四）关于会计学的研究对象
在这一阶段，多数会计学学者都把会计学的对象与会计的对象等同起来，只有少数学者对此作了区分。但在什么是会计学的研究对象问题上，提法又不一致。丁洪范认为，会计学和会计核算是两个性质不同的范畴，其中，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是“会计制度的构成和实施规律，亦即会计对象的各方面的内部联系”[48]。对此观点，杨逸芝和张子伊等人表示反对。他们认为，会计核算是社会存在的客观实际活动，而会计学是认识这一实践的科学，将实质上升为理论并用来指导实践，所以两者在根本性质上是同一范畴。从哲学上讲，会计学和会计核算的对象是完全一致的。杨逸芝还认为，会计学研究的对象就是会计核算的对象和会计核算的方法[49]。张子伊则认为，会计学研究的对象是资金及其活动的规律以及用哪些方法能最完善地反映这一规律性[50]。
1963年9月，余绪缨教授在《中国经济问题》杂志上发表文章提出，社会主义会计学是研究社会主义会计方法论的科学，它是以社会主义企业会计理论为基础所形成的理论和知识体系。会计学对会计方法论进行系统的理论研究，必须从会计对象和会计方法的相互联系中阐述会计方法的基本原理。提出类似观点的，还有顾准等学者。综合当时会计界的讨论情况，对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有四种提法:会计对象就是会计学的研究对象，此为“会计对象论”；会计对象与会计方法论；会计方法论；会计制度的构成及实施规律论[51]。
二、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末:资金运动会计理论的发展与完善阶段
（一）复式记账理论
20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会计界对平衡理论的复式记账原理基本上持否定态度，认为它是形而上学的阶级辩护论理论，且特别令人费解。有人批判到:“平衡理论是在数学理论的幌子下，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掩盖和歪曲利润来源的理论……像平衡理论这样兜一个大圈子来说明复式记账法，就使复式记账原理脱离了会计对象，脱离了资金运动的客观规律，使人们记账时，只看各笔业务所产生的两个经济现象，而不看资金运动的来踪去迹；只满足套代数方程式，而不具体分析各笔业务的经济内容；只看现象，而不看实质。就这样，把会计变成一门单纯写写算算的技术科学。”“近百年来，不少资产阶级会计学者致力于复式记账原理的研究，他们创造了形形色色的会计理论，如法权理论、交换理论、平衡理论等。但由于他们是在掩盖并歪曲利润来源的前提下，寻找一种便于说明复式记账的理论，所以不仅法权理论和交换理论没有能够正确说明复式记账法，就是他们最后找到的平衡理论，也没有能够正确说明复制记账法。”[52]“平衡理论，在方法上是形而上学的……会计的阶级性，主要地、集中地、突出地表现在以复式记账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会计理论——平衡理论上。”[53]所以，当时流行的复式记账理论是资金运动论。这种理论，是从会计对象出发，从资金运动的分类入手，按照各种资金运动起点（资金从何而来）与终点（资金到何处去）来说明复式记账原理。资金运动论认为，每项资金运动都有起点，有终点，起点为借，终点为贷，这是矛盾的两个方面，是复式记账的基础。
对此，有人评价说:“平衡理论和动态理论都是国外的会计学说，前者是唯心的，形而上学的，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的；后者是唯物的，合乎运动规律的，揭穿资本主义剥削本质的。对于同是资本主义的学说，抑扬如此，恐非持手平论，而且如何解释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会计立法或会计公约能够和此二者为一炉。”[54]在主流是动态学说的同时，一些学者仍然坚持平衡论的复式记账原理。有人认为:资金运动学说把企业的资金运动与用来反映资金运动的记账方法混淆起来，而且不能保持理论的一贯性，时而运动，时而平衡，特别令人费解。资金运动的起点和终点、来路与去路，只说明经济事物的相互联系，根本说明不了复式记账本身能够如实反映客观的相互联系的道理，从中引出了不正确的结论，也否定了复式记账本身的科学性。一切复式记账的记账结果，都会产生不同形式的数学平衡，这些不同形式的平衡公式也恰是各种复式记账法用来进行账务处理的一系列技术方法的根源，它是复式记账的核心[55]。此外，还有学者把平衡论和动态学说结合起来阐述复式记账原理。
另一方面，在记账方法上，收付记账法逐步占据统治地位。1964年12月，《会计》杂志刊登了向群的《增减记账法初步探讨》一文，对新产生的由中国“自产”的增减记账法的原理和应用作了阐述。从此，便开始了记账方法争论的第二阶段——“增减与借贷”之争。由于当时百家争鸣的方针贯彻得不好，争论的结果是批判并否定了借贷记账法，肯定了增减记账法。先是在商业部门，接着在工业和其他部门，记账工作中增减记账法也占了统治地位。
（二）会计对象理论
1.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20世纪60年代末
会计科学工作者的任务就在于正确规定这门科学的研究对象来证明它的不可争辩的存在权利[56]。
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关于会计对象理论基本上没有什么新观点，主要是围绕着以前的观点进行讨论。在此期间，“过程和财产论”与“资金运动论”进行了激烈的交锋，争论的焦点是机关事业单位有无资金运动和是否存在整个社会资金运动的问题。其结果是持资金运动论的人越来越多，资金运动论也不断完善。1957年，管锦康提出:“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也可称为社会主义资金及其运动。”[57]1958年，殷宗鹗认为，“资金运动是会计的对象，也是一切会计原理的基础。会计的精神实质在于有意识地反映资金运动。”[58]1961年，葛家澍提出:“整个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过程客观存在着资金的运动……我认为，这就是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59]1963年高等财经院校试用教材《会计原理》也把资金运动论的观点体现进去。20世纪60年代初，易庭源、朱信诚、葛家澍、余绪缨、殷宗鹗等会计学者，均是从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出发来说明复式记账原理的。可见，这时资金运动论的观点也已确立并开始流行。
虽然资金运动论成为主流，但会计理论界还是有一些不同的声音。如，20世纪50～60年代，顾准认为:“以货币表现的方式来反映和总括有计划的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主义财产的时候，事实上否认了社会主义以劳动和实物量度反映再生产过程和社会主义财产；但它规定会计对象是经营资金运动的时候，一切社会主义财产就从会计对象中消失了。”[60]赵玉珉和黄寿宸（1961）指出:“利用货币量度进行综合核算是全面反映经营过程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要广泛反映企业的经营过程……把会计核算只局限于价值核算的狭小范围内，贬低了会计在企业经营管理中应有的作用。”[61]
2.20世纪70年代到20世纪80年代末
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20世纪70年代会计理论研究基本上是一片空白。在20世纪70年代末，顾准提出:“企业会计的对象，是经营基金的循环和成本利润计算。”[62]黄忠堃认为资金运动有静态和动态两种表现形态，其静态表现为资金占用和资金来源，其动态表现为资金循环与周转，耗费与收回，投入与退出[63]。
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来，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提出的资金运动论再度流行。当时所出版的教科书基本上是将会计对象表述为资金运动。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赞同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观点者也占绝大多数。据此，李翔华认为，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是资金运动论被人们普遍接受的年代[64]。
在这段时间内，资金运动会计理论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得以进一步发展与完善。
（1）会计对象——“资金运动论”完全确立。会计的对象就是资金运动[65]。社会主义会计的一般对象是社会主义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66]。概括地说，社会主义制度下会计对象就是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67]。20世纪90年代，“资金运动论”也被学者接受，会计对象就是资金运动，它表现为在扩大再生产过程中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环节的资金运动，也表现为企业、事业单位等单位的资金运动[68]。
葛家澍教授曾对此阶段的资金运动论进行了评价:“资金运动论在我国会计界逐步为人们所接受并成为主流派观点后，我国学者开始逐渐摆脱苏联会计理论的消极影响，转而从事创造性会计教材建设工作，并通过教材建设深化了‘资金运动’的系统认识。”[69]我们之所以将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的认识作为这一时期会计理论的核心，是基于这样几点考虑:第一，对会计对象的探讨和认识，是我国学者直接摆脱苏联理论影响，能够正视苏联理论权威性的标志。以前的会计教材和书刊几乎都是苏联观点的翻版，从对会计对象问题的认识起，中国会计界开始探索现实的，与中国经济环境相符的会计理论。第二，将会计对象表述为资金运动，并进一步具体化为静态和动态，为我国长期所奉行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的会计实践提供了理论依据，较好地解释了“专款专用”财务体制下会计问题的处理。第三，关于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的认识，在当时探讨的理论问题中受到认可的程度最大、范围最广，几乎每一本会计教科书都涉及到这一问题，并都引用或评论了资金运动的观点。第四，以资金运动论的静态和动态表现形式为基础，可以较好地解释会计上的资金平衡表、利润表、成本表及相互间的联系，从而为会计教材的编写提供较好的基础理论。
（2）对资金的认识深化。20世纪50～60年代，资金概念通常被理解为社会主义再生产的物资条件或社会主义财产的货币表现。1978年，葛家澍在《论社会主义企业的资金》一文中对资金一词作了新的解释。他认为:“资金本身不创造价值，但资金可以帮助工人创造价值，在这个意义上，资金也可以理解为能帮助社会主义企业的劳动者创造和实现新价值（包括利润）的价值。”[70]进入20世纪80年代，认识再度深化。1981年，江西财经学院彭聚先撰文指出:“资金也和资本一样，能够自行增值。”[71]此资金增值的观点被湖北财经学院教师姜启渭作为“生产价格存在的最终理论依据”所用[72]。1983年，宋醒民又撰文进行论证:“资金增值的因素存在于资金内部”——可变资金和不变资金的划分[73]。自此，类似资金增值论的文章接踵出现，并作为研究其他许多具体经济理论问题的论据。自然，上述观点也被引入会计学领域。于是，会计界普遍认为，资金除了具有运动性外，还具有增值性特征。资金增值理论为会计计量经济效益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还有利于阐述资金运动动态和静态两者的辩证关系。这时期，学术界对资金与基金概念的讨论也有利于深化对资金概念的认识。
（3）把专用基金运动纳入资金运动的总体之中。在研究会计对象时，如果忽视了专用基金，即不研究它的运动的特殊性，又不研究它在运动中同流动资金和固定资金的内在联系，就不可能更好地反映和监督会计对象这个重要组成部分，从而难以满足经济核算制的要求。”[74]
（4）会计对象理论的发展。20世纪80年代初期将资金运动论发展为价值运动论的代表人物是吴水澎教授与葛家澍教授。吴水澎教授认为:“‘资金运动’的说法，也存在着毛病，主要表现在用来说明事业、预算单位等的会计对象时比较难于说通。”[75]1981年吴水澎教授提出，会计的对象是“经济活动过程中能够用价值量来表示的方面”[76]。葛家澍教授在1980年还主张资金运动论:“我们一向认为，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77]
在1980年出版的《会计学基础》中，葛家澍教授认为，企业会计的对象是“经营资金运动”，机关事业和团体等单位会计的对象是“预算资金运动”[78]。1981年，葛家澍提出，“会计的对象，在商品经济条件下，不问社会制度如何，不过是商品经济中的价值运动”[79]。
该时期关于会计对象是“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有一种混合观，如:“社会主义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资本主义的会计对象是资本运动，一切商品经济中的会计对象都可抽象为价值运动。”[80]葛家澍教授于1996年在反思和深化会计的对象理论问题时，也如此写到:“会计的对象是资金运动或价值运动。”[81]
随着对会计本质讨论的深入，资金运动理论的探讨也有所深入。主张会计是一个经济信息系统的学者认为，当把资金运动（价值增值运动）作为会计对象时，必须考虑到:资金运动和由它所引起的交易、事项以及相应的资金流动，客观地存在于企业经济活动之中，它没有，也不可能进入会计信息系统予以加工处理。进入会计系统的，不是资金运动本身，而是由资金运动通过交易和事项（或称经济业务）发出的信息。作为一个系统输入的信息，也称为数据。会计数据不同于其他经济数据，它含有财务内容。通过会计这一特殊系统的处理和加工，在会计目标的指引下，就生成对经济决策者有用的会计信息。因此，持信息系统论的学者又提出了会计反映对象和会计系统处理对象的观点。葛家澍教授指出:“会计作为一个经济信息系统，出现了两个对象:一是会计的反映和控制对象；二是会计的处理对象。前者是客观存在的价值运动；后者是客观存在的价值信息的运动。”[82]李孝林教授等也明确提出要区分会计反映的对象和会计的研究对象。“会计学是研究会计的产生和发展、对象和职能、理论和方法及其运用，以及会计工作组织的一门经济管理科学……它以会计工作的对象和会计工作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83]这些观点认为，资金运动是会计的反映对象，独立于会计系统之外；资金运动过程所发出的信息是会计系统的处理对象，它应进入会计系统之中。1999年，葛家澍与刘峰在合写的《新中国会计理论研究50年回顾》中指出，“我国会计学者提出的两种会计对象的论述，也不要求把会计对象（现实世界中的）和会计系统处理的对象（账表上的）加以严格区分，而是按照惯例，仅使用会计对象一个术语”[84]。
20世纪80年代至今，会计对象理论研究成果除主流的资金运动论与价值运动论外，还有如下观点:一是经济活动观。“经济活动就是会计学研究的对象”[85]。二是信息运动观。“‘观念总结’的本质特征决定了现代会计的对象是经济信息运动”[86]。“会计对象就是企业经济信息及其流动”[87]。三是产权观。“只有‘产权’才可以‘对号入座’，成为真正的会计对象”[88]。田昆儒教授指出，“在产权理论指导下的会计对象也可以用‘产权及其运动中能用货币形式表现的方面’来表述”[89]。四是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观。“不是简单地把再生产过程中的资金运动作为会计对象，而是要进一步把引起资金运动的内部矛盾——价值与使用价值矛盾——作为会计对象”[90]。五是资源运动说。“能严格符合上述要求的会计对象只能是受托资源运动”[91]。“会计对象可分为两个层次，一是会计反映和控制的对象，即受托资源运动；二是经济信息系统的处理对象，即受托资源运动所释放的信息”[92]。六是利益观。“通常认为，会计体现的是企业的经营活动。然而，会计上的计算构造及收益变化过程表明，会计的对象是利益”[93]。
三、20世纪80年初末到现在:资金运动会计理论走向没落的阶段
20世纪80年代初期，随着会计属性问题讨论的深入，人们自然要重新讨论“文化大革命”中被歪曲的一些会计基本概念，从而进入了全面、深入地讨论会计的定义、职能、对象、性质、方法等的时期。综观这一时期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尽管在这些概念上仍存在着歧义纷呈的认识，但又以会计定义（讨论中的“信息系统论”和“管理活动论”）的争论最为突出，前者认为会计是一个以提供财务信息为主的经济信息系统[94][95]，而后者则认为，会计自身就是一项管理活动，并提出了会计管理的概念[96]。在此基础上，他们各自都力图形成系统的认识与看法。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上半期，会计定义的争论，特别是“信息系统论”与“管理活动论”的论争，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特征。
1980年，新创刊的《会计研究》发表了第一篇有关会计原则的论文——《论社会主义会计原则》[97]。从20世纪80年代初起，《会计研究》《财务与会计》《会计通讯》（后改为《财会通讯》）等杂志陆续刊登了介绍美国、日本等国的会计原则以及国际会计准则的文章。从这时起，会计准则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并且会计准则的研究开始从抽象概念的争论转向具体内容的构建。1992年基本会计准则的颁布，1997年起具体会计准则的陆续发布，2006年企业会计准则的全面颁布，都告诉我们，会计理论的研究进入了会计准则的国际趋同时代。
【注释】
[1]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2]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3]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4]潘序伦:《会计学发达史》，《立信会计季刊》，1933，2（1）。
[5]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6]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7]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8]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9]李觉鸣:《理论簿记学》，重庆陆军经理杂志社印刷所，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4。
[10]郑延植:《近代西儒之借贷学说》，《立信会计月刊》，1948，2（1）。
[11]郑延植:《近代西儒之借贷学说》，《立信会计月刊》，1948，2（1）。
[12]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13]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14]郑延植:《近代西儒之借贷学说》，《立信会计月刊》，1948，2（1）。
[15]阿发那西也夫:《资产负债表结构原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3。
[16]阿发那西也夫:《资产负债表结构原理》，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53。
[17]H.列昂节夫、N.沙洛莫维奇:《论会计核算对象与方法问题》，《工业会计》，1953（6）。
[18]巴伦:《论会计核算的对象和方法》，《工业会计》，1954（7）。
[19]Π.安得列昂诺夫、B.奥格洛得尼科夫:《论苏联会计核算对象与方法》，《工业会计》，1954（6）。
[20]马卡洛夫:《会计核算的对象与方法》，上海财政经济出版社，1958。
[21]马卡洛夫:《〈会计核算原理〉课程教学的若干问题》，《会计》，1959（11）。
[22]苏姆佐夫:《工业企业会计核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
[23]［日本］太田哲三:《会计学概论》，唐文越译，上海昌明书屋印行，1934。
[24]易庭源:《资金运动会计理论》，湖北科技出版社，1990年第三版，初版序。
[25]［日本］白井佐敏:《复式簿记的经济理论》，原载于日本染谷恭次郎编辑的《我国会计学的潮流》，雄松堂出版，1984。(www.xing528.com)
[26]［日本］马场克三:《会计理论的基本问题》，东京森山书店，1975。
[27]［日本］中西寅雄:《簿记理论序说》，《经济学论集》，新卷二号，1931。
[28]［日本］木村和三郎、小岛男佐夫:《改进簿记学入门》，东京森山书店，1966。
[29]［日本］服部俊治:《基于会计核算理论的资本循环的再探讨》，《经济学研究（九大）》，1956，38。
[30]［日本］木村和三郎、小岛男佐夫:《改进簿记学入门》，东京森山书店，1966。
[31]李觉鸣:《理论簿记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4年。
[32]李觉鸣:《理论簿记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4年。
[33]李觉鸣:《理论簿记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1944。
[34]郑延植:《近代西儒之借贷学说》，《立信会计月刊》，1948，2（1）。
[35]陆善炽:《论借贷学说与收付理论》，《会计杂志》，1934，4（1）。
[36]杨宗昌:《关于建国以来我国会计学术思想的评说》，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0。
[37]邢宗江等:《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新会计》，1951（1）。
[38]丁洪范:《关于社会主义会计核算的对象》，《大众会计》，1957（3）。
[39]李天民:《关于会计核算对象问题的初步体会》，《教学与研究》，1957（4）。
[40]童青:《我对会计核算对象问题的管见》，《大众会计》，1958（1）。
[41]李翔华:《会计基本理论》，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
[42]邢宗江等:《怎样建立新中国会计理论基础》，《新会计》，1951（1）。
[43]葛家澍:《社会主义企业经济活动分析的对象、任务与方法论》，《厦门大学学报》，1954（2）。
[44]葛家澍:《试论会计核算这门学科的对象与方法》，《厦门大学学报》，1956（2）
[45]刘常青:《中国会计思想发展史》，西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5。
[46]阿发那西也夫:《资产负债表结构原理》，人民出版社，1951。
[47]马卡洛夫:《会计学原理》，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
[48]丁洪范:《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大众会计》，1957（9）。
[49]杨逸芝:《对会计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商讨》，《大众会计》，1958（1）。
[50]张子伊:《对“论会计学的研究对象与方法”的意见》，《大众会计》，1958（2、3）。
[51]李心合:《现代会计理论》，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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