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研究：世代差异

在个体、组织和社会三重因素之外，笔者在研究中也发现，不同时期进入新闻业的调查记者会形成略有差异的职业意识，时代背景和所处环境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年龄段的从业者职业意识的不同（张志安，2008a）。如果以10年从业时间为界，受访者中有19位记者从业经验在10年以内，最短的为3年；剩余12位则是从业10年以上的资深记者，最长的有15年。在本书界定的职业意识的三个层面内容中，不同时期的记者对于媒介的功能较能达成一致的理解，不管是20世纪90年代入行，还是新世纪以后的记者，普遍认同媒体应该作为社会公器或公共领域，发挥公共表达的功能。然而，在后两个层面的理解上，不同时期的记者就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一般而言，90年代入行的记者较多地体现出倡导者的色彩，也往往以知识分子来自我期许；但新世纪入行的记者已经普遍地受到了新闻专业主义的影响，他们的生存状态更多地体现出新闻民工的色彩。

一些业内人士已经注意到中国记者的世代差异。曾写作《中国改革的历史方位》的原《人民日报》记者祝华新（2006）将自己称为“文革后”记者，而将其后一代称为“90后”记者。他认为，“文革后”记者继承了中外历史先贤的干预现实传统，而“90后”记者的价值规范、行为规则与他这一代有很大的不同。“文革后”记者太过“执著”于某种政治价值观而不惜玉石俱焚，“90后”记者在人生态度上比一些失意的“文革后”记者高出一个层次，是一种积极进取和有责任感的选择。在“文革后”记者与日俱增地“扼腕”和“自嘲”的时候，“90后”记者已经悄然成为新闻舞台的主角，他们在体制内、世俗化社会和知识分子价值三者之间，娴熟地把握着自己的取舍和分寸。“‘90后’记者与‘文革后’记者相比，身上延续了什么，多了些什么，又少了些什么，是观察中国新闻界和中国社会变化一个有趣又苦涩的角度”。江艺平（2007：48）比较了90年代《南方周末》的记者与新生代记者的不同。在她看来，20世纪90年代的那批调查记者相较于近年来出现的“新生代”从业者更具有家国情怀、悲悯精神，“现在年轻的调查记者，倒不一定很刻意地去张扬这种东西，看他们做报道、还原真相的时候心态会更平实一点”。钱钢（2010）把包括李大同、卢跃刚及他自己在内的一批“学成”于80年代的记者称为“知青世代”。原《南风窗》杂志主笔章敬平（2003）曾经把他这一批70年代出生的记者命名为“过渡的一代”：“他们不愿傍大款，也做不了扒粪者，时代把他们推到第三条道路上，让他们成为被先行者羡慕，被后来者嘲笑的过渡的一代。”

上述讨论都从历时性的角度出发，比较不同世代记者在不同时期的社会及媒介环境下的工作认知与实践，认为新闻工作者会在长期的工作生涯中经历政治社会与媒体产业变迁而对新闻工作产生不同的理解与认同。这就提出了一个有趣的研究角度，从“世代”的角度来探讨记者之间的差异。这里的“世代”（generation）并非指一般以二三十年为间隔、自然延续的祖→父→子的代际划分，而是指分享着相似的成长经历和时代精神的年龄段相近的人群，西方社会理论称为“文化世代”（cultural generation）。有时属于某一自然年龄段的人物，却可能具有上一个或下一个“文化世代”的典型特征（祝东力，2011）。^[2]世代成为一个有效的社会学分析概念，是从Karl Mannheim在1920年代末期开创性的长篇论文开始的。Mannheim认为，世代概念的意义不在于指出人们在生物学上的年龄一致或相近，而在于说明他们如何因为处于同一社会的特殊历史过程，经历类似的社会变迁力量，因此在生活经验与反应上有某种共同性，并使他们异于其他世代（萧阿勤，2005）。

在对新闻记者的研究中，已有一些研究者使用了“世代”概念。时统宇（1988）曾将中国新闻记者分为五代，其中第一代是梁启超为代表的被政治权力边缘化的知识分子；第二代是张季鸾、胡政之为代表的“小骂大帮忙”型记者；第三代是以范长江、邹韬奋等为代表的具有独立人格的红色记者；第四代是以邓拓为代表的党的宣传战士；第五代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伴随深度报道而涌现出的一批记者如张建伟、卢跃刚等人。尽管他没有明确解释划分的标准或依据是什么，但显然带有按政治分期的痕迹。林富美（2006）依据台湾政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脉络，以传统世代（出生于1949年之前，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关键时期）、婴儿潮世代（出生于1950～1965年，正值台湾社会由政治领导人发动转化且经济成长及人口成长快速增加的蓬勃发展期）、新人类世代（出生于1966～1976年，身处台湾本土化、反对势力萌芽且经济富裕的多元化因素冲击的时期）及新新人类世代（出生于1976年之后）四个世代为基础分析新闻工作者的世代差异。林祺宏（2006）以台湾“国会”记者为研究对象，指出不同世代的政治生态环境与工作样貌对国会记者新闻价值观的影响。该文使用了与林富美相同的世代分类方式，将四个讨论的世代分别命名为传统世代（出生于1949年以前）、政治革新世代（出生于1950～1965年间）、解严世代（出生于1966～1976年）与新世代（出生于1976年之后）。黄顺星（2008）则以法国社会学家布尔迪厄的场域概念分析1980年至2005年的台湾报业环境中，政治新闻记者对新闻工作及自我身份的理解与转变。与前述研究以出生时间为世代分类标准不同，黄顺星依新闻记者的工作时期区分为1980年代、1990年代及2000～2005年三个世代，他认为记者的世代差异具体体现在记者与知识分子两个概念的亲疏远近上。不过，华婉伶（2009）也指出，在市场化竞争加剧及媒体产业衰退的情况下，当前新闻工作者的工作生涯短暂且充满弹性，世代概念或已不适用于探究新闻工作可能仅为其职业生涯的一部分而非长久志业的新一代记者。因此，她将研究对象限定在从业一年以上、五年以下的新一代记者。尽管这些记者资历尚浅，亦未必有意将新闻工作视为毕生志业，但身处当前媒介境况改变、工作生涯充满弹性的他们需面对与资深记者截然不同的困境。她借用鲍曼的“液态现代性”概念为理论基础，分析在这一新闻专业及新闻价值备受挑战的液态现代性社会中，新一代记者如何理解新闻工作并找寻自我定位。

上述研究多数直接借用了世代概念，对他们所研究的对象进行代际比较，却很少细致地考察世代是如何形成的。这方面，台湾社会学者萧阿勤（2005）对于战后台湾1970年“回归现实”世代的形成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范例，他通过大量文献资料的爬梳，运用话语分析的方法，建构起一个世代的形成，“经历政治上重大伤痛事件而沉吟感叹的年轻一代，终于觉醒奋起，反省批判战后弥漫于台湾社会的流亡心态，普遍体悟到回归现实的重要性”（萧阿勤，2005）。同样，当把世代概念引入新闻从业者研究时，与其粗略地分析不同世代记者的差异，不如细致地考察一个世代的形成。那么，当代的中国调查记者能否成为一个世代？比如以卢跃刚为代表的“知青世代”，或者以陈峰为代表的“过渡的一代”？他们由于怎样的成长经历和世代精神而属于同一个世代？这将是笔者未来的研究方向。(www.xing528.com)

【注释】

[1]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认为：社会结构不仅具有制约性，而且具有使动性。行动者利用结构性的规则和资源，在跨越空间和时间的各种互动情境中进行积极而有效地行动，并且在行动的过程中改变或再生产结构，从而最终实现社会的变迁。而布尔迪厄则以“惯习”作为分析工具，探讨社会如何引导个人却又不致制约个人，实践并非全由行动者个人决定，还是要受到社会结构影响，但绝非结构决定论者完全抹杀了个人能动性。

[2]张永杰和程远忠（1988）借鉴Mead的“重大事件产生一代人”的观点，以政治人格为主轴，将中国社会人群划分为四代人：从政治时代经历过来的第一代人，新中国成立后17年中成长起来的第二代人，“文革”中的红卫兵为第三代人，60年代之后出生的第四代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