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调查记者：新闻民工自我认同研究

20世纪以来，世界新闻业最大的内部结构变化，就是一边倒地朝向高度商业化发展。1978年以后的中国新闻改革踏上了同样的征程。日渐清晰的市场化改革路径，使得中国新闻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商业运作的逻辑已经深深地嵌入中国媒体的血脉之中，特别是那些依靠广告、发行等非财政拨款维持生计的市场化媒体。当媒体从一个不用操心营收的文化事业单位转型为一个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时，新的组织运作逻辑也随之诞生了。身处于这一浪潮中的新闻从业者既能享受到市场化带来的若干革新，但是也日渐体会到商业冲击的无奈和悲哀。商业逻辑进入新闻业后，记者的工作性质也随之出现了很大的转变。此时，记者的工作就变成了运用专业技能生产具有使用价值的新闻。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的光环似乎退色，取而代之的是最朴实无华的劳工生活。

以往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多以媒介的社会功能与新闻专业主义为讨论的基础，强调新闻工作者应该扮演的社会角色。然而，在不同的媒介与社会境况下，新闻从业者也对自身产生了更加多元的想象。早在2004年，就有学者指出，“在今天当我们的媒体市场化后或者产业化以后，中国新一代新闻工作者正在陷入严重的工作和生活窘地。在趋于商业化的环境里，中国的一部分记者正在变成一个整天考虑如何养家糊口的人”（李希光、孙静惟，2004）。许多新闻从业者们开始自嘲为“新闻民工”。新闻民工一般存在于市场化媒体之中，也可以称之为“体制外新闻记者”。他们没有正式在编的身份，也没有国家单位普遍享有的福利待遇，完全依靠打工维持生计。同在编记者比起来，他们没有编制，没有户口，没有职称，甚至可能没有新闻出版署颁发的记者证。他们的权益常常得不到应有的保障，超时工作与低廉的报酬在媒体行业中更是相当普遍的现象。一旦出现闪失，马上会被所服务的单位开除。他们不仅客观指标上处于新闻单位的最底层，而且具有强烈的“底层感”，因而被称为“新闻民工”（周翼虎，2008：229—230）。曹晋（2010）^[17]将“新闻民工”设定为一种身份概念，指的是一种对新闻工作者在市场经济转型背景下从文化事业身份下降到全职临时工身份的隐喻：前者处于充分享受国家医疗、住房等配置型福利的优势状态，而后者无论是福利还是职业前景都完全处于不确定性状态。出现新闻民工的原因有三层：从微观层面讲，文化事业单位依照“微软”原型转化为企业单位以寻找更大的利润空间，其中尤其是用弹性雇佣制度取代终身制，以节省人力资源成本的方式来增加利润，虽然确实实现了企业增加收益的目的，但是对雇佣者个人而言获得了“不期许”的自由，从终身员工沦落为长期短工；从中观层面讲，媒体用工制度的改革、实施集团化等一系列举措不是依照市场规律做出的，而是由行政命令直接做出规定，结果导致人们不再对集团化的正当性进行反思，使“新闻民工”的兴起顺理成章；从宏观层面讲，在市场经济转型、福利全面市场化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国新工人阶级，由于失去了社会安全保障，缺乏法规保障和不可依靠的工会，中国工人由此丧失了主体性、去权利化，造成当代中国新闻工作者“政治淡漠”、“对未来前景不看好”、“更加依附权力”、“无抵制意识”，这些都是“新闻民工”的典型特征。这种将北美知识劳工理论应用到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有一些可取之处，如对新闻民工形成原因的微观与中观解释，但那些典型特征其实并非新闻民工所独有，而是普遍地存在于社会阶层中。

尽管很多记者自嘲为“民工”，但新闻这个职业还是具有一些特殊性，使它与真正的“民工”行业区别开来。正如《凤凰卫视》记者闾丘露薇（2010）所言，新闻民工这样的称呼其实是建立在一种职业有分高低的基础上。“因为当我们在说，农民工或者其他那些在制造行业，为了争取更多的收入而拼命工作的年轻人的无奈的时候，媒体从业人员为了机会，或者为了理想，而不计回报，不计时间的付出和压力，因为有了‘理想’两个字，就好像变得高尚一些，于是那些加班工资、超时工作、基本工资这些具体量化的标准，一下子和这个行业没有关系了”^[18]。新闻职业的理想主义色彩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它的劳动本质，与真正的建筑民工等工作区别开来。原《南方周末》记者尹鸿伟（2001）的讲述可以印证这一说法：

“在大学毕业五年后的1997年，我觉得自己什么也没有做好，于是决定做记者算了。我曾经在《昆明日报》、《云南日报》和《南方周末》做过记者，但都是合同制的，说直接点就是个打工仔，是让许多‘正式记者’看不起，随时可以开除的临时工——除了有个《记者证》，其他户口、房子等都一无所有。我和同事们每天在全国各地跑来跑去，为好人鸣不平，替坏人扬恶名，当时被称为‘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应该说，尹鸿伟描述的现象是相当普遍的。早期的新闻民工主要还是一个经济层面的界定。这种“新闻民工”的形成与正处于转轨时期的体制有密切关系，《南方周末》内部开始也是分成了编制内和编制外两个群体，各种待遇都不一样。

“刚刚开始的时候是同工不同酬，就像我们这些编制内的，我们的基本工资啊、奖金啊，都要比他们高的。后来大概就在1997年、1998年的时候，江艺平就下决心解决这个同工不同酬问题，就变得同工同酬了。这个事情其实对于这些职业记者的激励是很重要的。因为那个时候，《南方周末》用体制外的人用得特别多。我们那批里面，尤其在做新闻这一块，就是郭国松、赵世龙、余刘文等记者都是外来的，招聘的。”^[19]

31号受访者是大学毕业以后进入南方报业集团的，经过《南方都市报》短暂的停留后来到《南方周末》，这种从高校招聘来的大学生自然是有编制的，并且能够享受到编制带来的一系列社会福利。原《南方周末》记者赵世龙（2007：267）对于这件事的回忆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角度的看法：

“开始的时候，《南方周末》也有毛病，同工不同酬，刚毕业的、编制内的人一个月能拿7 000～8 000，我们这些编制外的，只能拿3 000～4 000，同时宽容度、信任度都不一样：我们必须要做得更优秀、更杰出，才能在这里生存，编制内的人只要做到一般就能旱涝保收，我们还会面临随时被调整的风险。1998年5月份，左方开始搞同工同酬制，之后，我每个月能拿到8 000块钱。”

虽然这些老记者们对当时不能同工同酬有些看法，但从内心里，他们对所谓的“体制外记者”、“流浪记者”的生涯还怀有美好的回忆。20世纪90年代，由于业务改革的需要，媒体所需的记者急剧增加，一批社会人员被招募进入媒体，奠定《南方周末》黄金时期的一批记者多数是由此途径进入的。在市场化媒体中，国家在体制内控制了一部分管理层，但这些招募的临时人员开始成为新闻记者的主体，大部分新闻记者已经是体制外的有文化的打工者。它将新闻记者从原有的人事体制中解放出来，为各新闻机构提供了一个市场化用人机制。然而，一个迅速扩张的产业和越来越激烈的竞争使各类新闻媒介倾向于使用廉价的、听话的青年劳动力。以“新闻民工”为代表的从业人员的文化声望、经济地位和政治地位严重下降，而且新闻民工在市场经济改革中人数比例越来越占据优势（周翼虎，2008：232）。在“新闻民工”出现的早期，体制外记者或流浪记者一类的词语还代表着一种对旧体制的突破力量，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但是，现实很快侵蚀了理想，新闻民工这样一个饱含痛楚的名词成为大量新闻记者的真实写照。本书研究的调查记者也不例外，很多调查记者在层层重压之下，在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之外，也经常以新闻民工来作为自我身份的隐喻。

首先，我们应该认识到，新闻民工是传媒业市场化的产物，具体而言，是新闻媒体在市场化改革的过程中对内部人事制度进行改革的结果。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就有一些媒体进行了人事制度改革，如从1984年开始，南京日报社采用总编辑发聘书，聘请编辑部各业务部主任和副主任的人事任用机制；西安晚报社为适应报纸版面的增加在1984年通过考试和试用为报社招聘了40名合同工，所有应聘人在合同期间享受业务岗位工资。“在1980年代，虽然聘用制已经广泛推行，但是在主流话语中和事实待遇上，将新闻从业者当作国家干部的观念和体制仍然被保留。从劳动关系上来看，事业编制仍然是用工制度的主流。当时的改革者主要是适应创造利润的需要在内部的激励机制和人事调整上做文章。然而到了1992年之后，随着中国各个行业的市场开放和外资的进入，以及新自由主义观念与知识体系的大规模涌入，新闻媒介的管理者开始从观念到制度对新闻业的生产关系进行更加彻底的调整”（王维佳，2011：96—97）。在人事制度方面，为了解决管理档案的组织成本和事业编制对新闻劳动力的限制，很多报社开始在聘用制基础上采用“劳务代理”或“劳务派遣”的人事管理方式。如四川日报社是国内实行人事代理制较早的新闻单位，新招聘进报社的人员的人事档案、行政关系、工资关系、党团关系均委托四川省人才交流中心管理，报社负责缴纳每年的管理费用。此后，这种人事代理制度被全国媒体普遍采用，标志着新闻从业者与新闻机构之间关系的重要转变。在传统的劳动关系中，单位不仅是一个生产和经营的场所，而且是带有政治意味的劳动者组织，甚至是提供劳动者所有社会福利保障和物质文化生活的机构。在单位中，人不仅是劳动力的提供者，还是有政治身份的权利主体。然而，在商品生产中，这种政治身份的权利和义务构成了对利润最大化的限制，人事代理制度则使得人脱离了政治身份成为纯粹的劳动力符号（王维佳，2011：101）。随着这些新的用工方式的实行，新闻从业者与传媒单位的关系开始出现越来越“离散”的倾向，新闻从业者也逐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转化（陆高峰，2010：46）。

新闻民工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在它之前，人们往往用“流浪记者”来形容那些来自内地、怀有新闻梦想，却无法正式进入媒体编制内的新闻从业者。在本书的访谈对象中，13号、18号都是从这个群体走出来的。20世纪90年代初，赵世龙放弃了老家长沙的生意来到广州《现代人报》，后来报社被关闭，成为流浪记者应该是命中注定或者说无可奈何的事。他也没想到会进入这一行，而且走得这么远。作为一个有长期流浪记者经历的资深调查记者，赵世龙（2005）对流浪记者现象的分析为我们提供了很鲜活的素材：

“流浪记者族群其实是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人们寻找机会、寻求思想与体制的解放的大潮涌现的。那时，它只是新闻媒体从业人员中一个很小的群落。之前，媒体还是计划体制下的干部群体中相对顽固的一个堡垒，编辑记者是有编制的，这编制还和户口、档案连在一起，分房、医疗、养老等福利，都以在不在编制内为前提。改革开放使得人群的流动越来越多，在南方重镇广州，首先出现了一部分从事文化传播行业的自由流浪人群，流浪记者是这一部分人群中更小的一部分，他们被称作招聘记者，区别于有编制的体制内的大多数人们。招聘记者在业内混，每前进一步都要比在编的同行们多付出几分汗水，因为他们往往没有编制，户籍也不在工作地，也没有住房。严格意义上讲，他们就是新闻临时工，是‘三无人员’层中最高级的一层。这不是笑话，和我一批的一位流浪记者，就曾经在他租住的出租屋内被治安联防队员在查证时殴打过。我在《南方周末》做记者时，都做得那么有全国影响了，但出入南方报社大门时，还必须亮‘临时工作人员’证。因体制滞后的原因，无论你做得有多好，通常也只有干活的命，升迁的机会几近于零。1998年以后，各大报几乎都出现了流浪记者的身影。1999年，新闻出版署开始允许地方主要的党报给流浪记者‘上户口’，颁发正式的记者证。严格意义上讲，我是1999年初开始脱离流浪记者族群的。2000年，我买了94平方米的江景房，户口也落到了广州，这样，算是彻底与流浪记者告了别。这时，很多大一点的新闻单位都开始了双轨制，即实行全员招聘，在编不在编都要进行岗位竞聘，没有竞聘上的在编人员要调岗和待岗。这算是进了一大步。但在选拔干部时，在编不在编还是有区别。可以说，原始意义上的流浪记者完全消失于2000年前后。但随着全员招聘的开始，新型的流浪记者又开始产生——这是因为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社会上普遍采取全员招聘制，记者族群也是如此。我们以前羡慕不已的大学毕业生带着编制直接分到新闻单位的事也少了，大多数都采取合同招聘制。流浪记者所代表的那份自由用人的机制，其合理成分现在已进入了我们的社会机制中，这也是时代的一个进步。”^[20]

其次，新闻民工的称呼预示了记者不再作为自由漂移的知识分子存在，而是在残酷的雇佣劳动市场下供人驱使的劳动者。Jeremy Tunstall（2001）在有关媒介从业者的研究中曾经指出，在商品化新闻生产中，雇主真正希望得到的是既年轻又富有经验的记者（王维佳，2011：229）。这一观点同样适用于中国新闻业。随着一大批更年轻、素质更好的记者加入，在一个已经相对充分市场化的媒介环境里，他们作为劳动力的特征体现得越发明显。

2002年，陆晔、俞卫东（2003）对10家新闻机构所进行的抽样调查显示，上海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4．7岁，最小年龄为20岁。在调查对象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比例高达81．4%。其中，学科背景是新闻学的比例为49%，其他社会人文类学科比例为36．8%，两项总和达到85．8%。2001年，重庆市委宣传部对全市56家新闻媒体711名编辑记者进行的调查显示，35岁以下的编辑记者占总数的74．4%，最年轻的记者19岁。拥有5年以下从业经验的人数占55．84%，最短的从业时间只有1个月。在调查对象中，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人数比例为63．57%（冯建新，2002）。周红丰（2010）对178位上海地区一线记者所做的调查显示，年轻化、男女比例趋向平衡是上海地区记者的主要群体特征，调查样本中记者的主要年龄集中在26～30岁和31～40岁这两个区间。上海地区的记者群体呈现高学历状态，受访者全部拥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其中大学本科和硕士学历是记者的主要来源，两者占到受访者的93．6%。马秋枫和张晋升（2005）在2003年对广东新闻从业者的抽样调查显示，从业者平均年龄为36．6岁，其中29岁以下的占42．7%。其中，市场化程度越高的媒体，采编人员的年龄越低。《南方日报》人员的平均年龄在34．8岁，《羊城晚报》的平均年龄为32．5岁，《广州日报》的平均年龄仅30．8岁，《南方都市报》的平均年龄更低至27岁。从学历上看，广东新闻从业者中具有本科以上学历的比例是86．5%。林芬（2010b）于2005年对广州三大报业集团的调查显示，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1岁，94%以上拥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全国新闻从业者的相关数据进行了统计，以往的三次全国调查表明，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龄较为稳定，1995年为34．9岁，1997、2000两年均为37．4岁；但是受教育程度明显提高很多，拥有大学本科及以上学历的人从1995年47%上升到1997、2000年的59．5%。2009年，陆高峰（2010：63）通过互联网进行了一次中国新闻人从业生态调查研究，通过QQ群、BBS、邮箱等方式发送了1 000多次问卷链接，共回收728份有效问卷。结果显示，全国范围内新闻从业者的平均年龄为31岁，从业人员基本上都拥有大专以上学历，其中大学本科以上学历的占到近八成。从前述四次对上海、广东两地新闻从业者的年龄和教育背景的统计来看，新闻生产市场化的程度越高，这一地区或媒体内部的劳动者年龄越低，学历越高。将这两个中国新闻业比较发达的地区与全国数据相比，上述态势就表现得更加突出。如果从全国范围来看，我们也会发现一个明显的趋势，新闻从业者的年龄正趋于降低，学历则提高得很快。一般而言，这些年龄偏低的新闻从业者大多处于一线新闻采编岗位。这种变化趋势基本上与商品化新闻生产追求既年轻又有高素质的劳工的逻辑相符合。王维佳（2011：232）分析产生这一现象的原因有三点：首先是商品化的新闻实践中追求市场和数量的逻辑带来越来越大的劳动强度和工作压力，由此形成了对高龄劳动者的排斥。除了媒体的管理者之外，步入中年的一线新闻工作者面临越来越多年轻人的挑战；其次，采编技术和实践范式的不断更新也使得劳动者的工作年限变得越来越短，资本对劳动力投入的成本越来越低，生产的效率越来越高。

与一般的常规报道相比，调查性报道的操作难度更高，因此，调查记者理应由经验更加丰富的资深记者来担任，拥有一定年头的从业经验及丰富的社会阅历是成为一个好的调查记者的基础。但张志安和沈菲（2011）对259位中国一线调查记者的问卷调查显示，调查记者普遍比较年轻，76%的受访者年龄在35岁以下。他们平均从事调查记者工作5年左右，但已有40%的调查记者“不打算继续”从事调查性报道，30%的调查记者“不确定”，愿意继续从事1到5年调查记者的只有13%左右。从职业满意度的角度来衡量，这一群体对同事关系、工作的自主程度、工作时间的弹性比较满意，而对报酬、福利、升职的机会表示不满。相对于工作的艰辛与风险，调查记者们的职业回报较低，难以支撑其持续性地从事这项工作。

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媒体较少直接录用没有从业经验的新人来从事调查性报道，而是更倾向于招聘一些已有若干年经验的记者。13号受访者在进入《南方周末》之前是广州流浪记者大军中的一员，90年代初曾经在广州的很多家“小报小刊”任职。这些小报小刊的经历使他有了相当多的从业经验的积累。他在《南方周末》期间以法治类的调查性报道见长，而他对舆论监督的尝试就来自他之前任职的一家消费类的刊物。该刊隶属于广东省消费者保护协会，主要从事一些消费者权益的维权报道。^[21]18号受访者的从业经历更为坎坷一些。他曾是一位海军陆战队的退伍军人，在部队期间就从事过宣传工作。退伍后来到广州由于迟迟找不到一位记者的工作，不得不干过门卫、保镖等工作，后来在广州的各种小报刊里厮混，最终进入《南方都市报》，凭借一系列卧底、揭黑报道奠定自己的江湖地位。^[22]这两位受访者都是从90年代中期便开始了调查记者的生涯，从业经验及社会阅历之丰富，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无出其右。近些年出现的一个新趋势是，一些年轻记者在大学本科或研究生毕业后直接加入媒体工作从事调查性报道，不再有日报的从业经历或者说不再有日报的条线记者的经历。7号受访者出生于1984年，大学毕业后即进入《新京报》核心报道部，过去几年他的多篇调查报道作品获得腾讯网、《南方周末》等媒体颁发的年度致敬荣誉。他在毕业之前已经有了一年多的调查报道的经验，但从没有经过条线记者的训练。^[23]在新世纪以后入行的记者中，这种直接成为调查记者的现象已经较为普遍，当然，他们在正式入行之前往往有着比较丰富的实习经历。前述的7号在大学期间就开始独立操作一些选题，为一些媒体供稿，在毕业时已经是有一定从业经验的调查记者了。笔者并不是认为年轻记者就无法胜任调查记者的工作，正如22号受访者所言，“时政类的门槛低，许多人都可以做，不需要很多的积累，特别需要年轻人，有冲劲，需要你的胆量和勇气，所以年轻人特别适合。但做财经类的特别是调查报道，需要你对这个行业有非常多的积累，就是你有调查能力的同时要有专业知识的积累和财经类分析的能力”^[24]。像之前提到的7号受访者，入行时只有20多岁，做得也非常优秀。但是，长远来看，这种年轻化趋势不太有利于中国调查性报道的发展和进步。调查记者是一个讲求经验的职业，在某一个问题上花的时间越多，看得越多，才会有相对深入的理解，而且也更加擅长进行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寻找事件背后的脉络。《财经》杂志记者杨海鹏（2006：202）曾经感叹说，“我们这个行业，现在越来越像一个劳动密集型行业，竞争越来越残酷，报纸越来越厚，做记者，填版面，脚力和肌肉显得比经验和头脑更具备优势”。2010年4月，22号受访者去国外参加一个全球调查记者大会，颇有感触。她结识的一位年纪最大的调查记者出生于1946年，来自一个很小的国家。很多外国同行都对中国记者如此年轻表示惊讶。^[25]

第三，新闻民工代表着某种自由的精神：一方面没有保障，生活不稳定，觉得很惨、很漂泊，没有归属感；但另一方面，这种状态又赋予了记者精神自由，可以随心所欲。用赵世龙（2007：264）的话说，“‘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无非就看你有没有本事，能不能写出好稿子”^[26]。记者在国内被视作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特别是对于那些在市场化媒体中的从业者来说，在不同媒体间的流动已成为他们职业生涯的一种常态。^[27]在笔者访谈的31名记者中，只有5人还待在他们最初进入新闻业的媒体中，另外26人则至少有过一次的跳槽记录，多者甚至有五六次的跳槽。跳槽的形式可概括为两种：主动的跳槽和被动的跳槽。前者包括为了获得更高的平台而进入名望更高的媒体，如从地方报纸流向《南方周末》。或像3号一样，从地方媒体跳到中央级媒体是为了获得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或者，跳槽是为了去自己心仪的单位。笔者与4号受访者访谈当天，他正在办理离职手续，从《中国新闻周刊》过档到《新京报》核心报道部。5号受访者在接受笔者访谈后不久，就从一家著名的新闻周报跳槽至《财经》杂志。两位受访者都表示，跳槽的原因是因为对新东家的高度认同，认为这里更契合他们的理念和气质。当然，也有一些流动是因为对现实问题的考虑，如待遇问题、对成名的渴望等。在受访对象中，1号受访者虽然从业的资历不算太深，迄今不过10年多一些，但他跳槽之快、待过的媒体数量之多，令人有些咋舌。在职业流动比较频繁的新闻行业内，这一现象也不多见。他是这样解释的：

“我不是一个很浮躁的人，但是去《南方都市报》之前，我也干了三年零五个月，《南方都市报》是我的第六家媒体了。圈子里没人像我跳槽这么频繁的。但是我跳槽都不是因为浮躁啊。我在《华夏时报》干了10个月，到‘二球’我肯定要去的啊。我从一个三流报纸跳到一个一流报纸，我肯定要跳。那‘二球’死了，我到《新闻周刊》了。《新闻周刊》跳《瞭望》确实是一个失误，但就是因为这一个失误，我一下子要换好几家媒体，跳到《瞭望》，然后出来跳到《凤凰周刊》，从《凤凰周刊》再出来，等于一下子跳三家。这个是判断失误的问题，也和浮躁无关，我不是这山望见那山高。所以我到《南方都市报》给自己定了一个目标，你三年之内不要跳槽，现在已经五年了。”^[28]

另外一种情形则是被动的跳槽，据笔者所知，有的是因为无法完成报社的业绩，有的是因为报道触犯了有关部门而无法留在原单位。如14号受访者90年代中期在河南的一家报社任职，因为在全国率先披露了河南省内的艾滋病情况，而不得不离开河南，远赴北京“流浪”。^[29]有的是因为报道惹来麻烦，所在媒体将压力转嫁给记者，如16号在加入《财经》杂志之前供职于一家周报，因为一篇报道惹来官司，她感觉已经不可能继续留在报社了，于是主动辞职。^[30]由于调查性报道的题材一般以舆论监督为主，游走于敏感与安全之间。再加上新闻管制的不确定性，调查记者因为此类原因而导致的被动离职也是一个非常普遍的现象。

上述流动还是局限在新闻业内，这些记者只是更换了从业的单位，而没有变换行业。相对来讲，调查记者的职业选择较为狭窄，真正完全离开新闻业实现成功转型的很少，多数还在新闻业内发展，要么留在传统媒体，遵循一般的上升路径，从编辑、主任，直到主编。要么选择进入互联网，成为网站新闻板块或频道的负责人，如25号受访者在离开《南方周末》以后，辗转北京、上海等地的多家媒体，直到几年前进入一家门户网站担任新闻总监。23、26、31三位资深新闻从业者都已经离开了新闻一线，转而在文化传播公司等任职，但实际上都还在操盘一份杂志或报纸，仍在传媒行业内发展。与西方的调查记者同行相比，一线的中国调查记者不但越来越趋于年轻化，而且职业寿命也要短暂很多。当一位调查记者从事过几年的一线采访后，由于主动或被动的影响，就面临着一个转型甚至转行的问题。7号受访者虽然年纪很轻，但是已经是国内相当有实力的调查记者。他的未来目标是在30岁以后离开一线，开办自己的公司。^[31]27号受访者已经担任了所在媒体的编委和部门主任一职，但他还是说未来会离开新闻行业，做属于自己的生意。^[32]有相当多的仍在一线采访的受访者表示，希望能够一直做记者，但是他们也承认有难度。2号受访者表达了极度的焦虑，这种焦虑来自对家庭的责任、职业前途的渺茫以及新闻行业的黯淡前景，他说一有好机会就会离开新闻界。一般而言，目前调查记者的转型有如下几种路径：其一，由前台转向幕后，改做编辑；其二，由于业务能力强，在组织内获得提拔做领导，转成管理者或职业经理人；其三，寻找机会到其他媒体担任管理者，如最近几年一批传统媒体精英进入门户网站工作；其四，转行到其他行业，如广告、公关等，还有的到大学兼职任教（张蜀梅、杨大正，2010）。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14位已经离开一线的记者基本都可对应到这三种流动模式中的一种。19号自己感觉写不出来稿件主动申请做编辑，29、30号则属于报社安排，按照他们的说法，《南方周末》最优秀的记者才能去当编辑。3、8、10、13、14、24、25、27号则已经转型，有的成为所在媒体的管理者，有的跳槽至其他媒体担任领导。23、26、31号转行到其他行业，在接受笔者访谈时，26号就感叹，现在做广告处处求人，没有以前做记者时的风光。^[33]30号受访者已经成功转型为一名负责气候、环境等新闻版面的编辑，他这样描述自己作为一个调查记者所感悟的职业困境：

“这个是我们自己主动，我不是跟你讲么，我们会越来越疲惫。然后呢，越来越觉得其实在这样一个环境，作为一个调查记者去激扬文字干预真相越来越难。这个难有两个方面，一个是即便你报道出真相了，能不能解决问题，现在越来越难；第二个，你给的真相是不是真相，它本身也很难。你弄不好就助纣为虐，或者弄不好就因果倒置。再加上你个人转型的困惑、焦虑，因为我老觉得其实调查记者是一个没有特别多技术门槛的活，要有经验门槛。你说有什么样的调查报道只有我这样的人能做，其他人不能做？刚工作三年的小伙子，并不一定比你工作十年的人就差，越觉得你没有这种不可替代性的技术，越对你未来安身立命的技能产生怀疑。所以我就想尝试换，我让自己更全面发展就可以了。那正好《南方周末》这边我跟几个同事曹筠武啊、郭力啊，我们《南方周末》几个年轻的这一拨有个冲动，我们想做点创新，而且《南方周末》这么多年来，版面创新太少了。一直延续原来那些东西，没什么变化，我们希望能不能有这样一个变化。报社有这样一个冲动，就有了这么一个预设的板块，这个板块主要关注环境，传统的环境问题，最近很热的包括气候变暖所直接相关的低碳问题，包括食品安全问题，食品安全也是一个传统的问题，还有包括能源、新能源的问题。其实说有传统、有新鲜的新领域，传统因素就是说食品安全，新领域就像新能源、像低碳、气候变化、城市化，这是新的。有涉及经济部的话题，有涉及新闻部的话题，把它并成了一个板块，然后报社从新闻部、经济部各抽了一些人来组建，来征求我的意见，我就调过来了。因为我觉得它是一个综合的平台，想要家国天下、干预事实可以做环境污染、环保，想阳春白雪可以去探讨新能源，探讨一些低碳，形而上的探讨商业。”^[34]

值得注意的是，在女记者在中国新闻从业者中占有的比例越来越高的情况下（Lin，2010b），调查记者这个行业始终是以男性为主导的。^[35]在笔者的31位访谈对象中，只有两位是女记者。繁重的新闻工作、巨大的精神压力以及奔走于各地的安全风险都使得女记者处在一个不利的竞争态势下，媒介组织出于顺利完成生产活动的目的，也更倾向于让男记者从事调查性报道。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商品化新闻生产中的“性别歧视”。

第四，媒体中普遍采用“计件工资”制度会强化新闻从业者的劳工特征，他们往往以“新闻民工”来自嘲自己的生存状态，与建筑市场上的农民工区别在于：建筑民工靠码砖过活，新闻民工靠码字为生。这种缩小固定工资比例、加大“计件工资”分量的绩效考核制度，刺激新闻从业者更加努力地工作，成为薪酬体系改革的基本逻辑和新闻从业者工资构成的基本特点。这种分配方式与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其他特征一起，强化了将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获利手段的观念（王维佳，2011：254）。从组织运作的逻辑来看，这种手段能够提高效率、减少成本。但对记者个体伤害甚大，长远来看，也将影响到新闻产出的内容品质。夏倩芳和尹瑛（2009）的研究就表明，以量化为主的绩效考核制度会刺激新闻从业者个体实践中的逐利取向，为了多上稿，从业者不仅会主动规避费时费力的调查性报道，甚至不惜以牺牲新闻真实性为代价夸大事实以获得高等级的高级评定或占据好的版面位置。尽管单纯地从新闻理念层面来看，多数从业者还是渴望实现自己的专业价值，但在关乎个体直接经济利益的考核制度下，他们却又不得不屈从于现实情境。“计件取酬”的方式创造了一种非常具有弹性的劳资关系，在劳动力市场严重饱和、就业竞争压力和经济压力逐渐增大的背景下，它在理论上可以将新闻从业者的劳动时间最大限度地延长（王维佳，2011：254），已经形成了一种事实上的“弹性雇佣制度”，这便是大量新闻民工被市场制造出来的原因（曹晋，2010）。陈峰（2007）转做管理层后就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大肆抱怨现行的稿费考核制度对记者相当不利：

“记者不太一样，在一个市场化的报纸里，记者（主要是时事和社会新闻的记者吧）要面对稿件的压力（党报的当然不用了，不过那个不是正常的，不说也罢），面对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陌生人，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天天在外面跑，随时会有各种事情发生，能不能采访到，三分靠人，七分靠天，即使是自己十分讨厌的人，往往还要低三下四地求对方开口。如果没有稿件，配合上无耻的稿费考核制度，一个记者就面对着断顿的危险，如果不幸家中急需这份工资，那记者的道德和荣誉感是比不上金钱更重要的。”^[36]

杨海鹏（2006：182—189）在遴选新闻线索时往往会较多地考虑调查的难易、价值和报道后风险的大小。“有很多报社，报道被禁发后，记者没有工分；如果连续被禁发，甚至被认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这样受影响的不仅是收入，甚至可能是岗位”。一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媒体，要求调查记者一个题目做完连路途消耗限制在5天之内，否则差旅不予报销。“我觉得他们的总编辑和经理人员，与他们写的那些漠视民工生命的黑矿主差不多”。他在《南方周末》的第二年遇到一个调查记者梦寐以求的“猛料”，但在初步调查后，他还是放弃了：

“因为很多知情者实际上是被对方控制的。这样，我很难取得足以证明这件事情存在的证据，而且，我不是司法调查，这些人随时可能因为压力而改变，这样，我必须获得更多的人的证词来证明，但你知道这更难。我估算，自己如果做这个采访，出于安全考虑，可能要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而且，一旦对方反悔，我可能为之要耗费更长的时间。那时，我们记者已经开始考评制度，一旦你采访了一两个月，而报道失败，就意味着你的收入锐减，甚至饭碗会出现问题。所以，我顾及这些因素，最后还是放弃了。甚至没有把这个题目报给编辑。因为你一旦报给编辑部，他们让你做，你就难以拒绝，他们不会为你的工作难度考虑，只有你自己才能做选择。”

如果我们给一位从事一线采访报道的调查记者作一个基本的描述，他可能具备下列几个要素：性别为男性；年纪约在25岁左右；大学本科毕业。他们比老记者更富有热情和体力，整天奔跑在国内新闻的各个现场。但是他们的激情消退得也很快，当他们的采访报道工作屡屡因为政治、资本等外力的因素受挫时，当他们的报道遭遇外部控制而无法得到组织庇护时，当他们结婚生子却无法看到未来的前途时，种种因素带来的“底层感”会极大地干扰记者对于自我的理解。从一般情况看，媒体入行者在新闻工作中经历大约两年左右的社会化过程后，其新闻理想和职业雄心因认识到种种现实制约而逐渐受挫，而经济利益上的追求日渐成为最主要的工作驱动力（尹连根、王海燕，2007）。在这个如此商业化的媒介社会里，记者也已经成为一个赤裸裸的体力劳动者。劳动力市场的饱和与巨大的就业压力；以绩效工资为主的薪酬体系；缺乏社会保障的合同关系；媒介机构内部各种各样的劳动控制手段……商品化新闻生产的各种特征都对新闻劳动者的工作条件与工作状态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一方面，在这些外部环境的压力下，劳动者的劳动强度和工作效率被最大限度地开掘；另一方面，劳动者对劳动过程的控制逐渐减弱，他们的新闻采编活动明显地受到商品交换逻辑的影响（王维佳，2011：259）。李希光（2006）对残酷的生存压力下，记者的新闻专业主义精神渐渐泯灭、商业创收指标对优秀记者的逆向淘汰以及微薄报酬下难以为继的行业尊严等问题感到非常忧虑，他在一次采访中直指当代记者已经成“新农奴”：

“今天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们的记者嘴上高喊社会良知、维护人权，但是，每时每刻，他们自身的基本人权和个人的尊严在遭受自己雇主的践踏。很多记者在变成没有阶级觉悟的‘新农奴’。没有固定工资、没有劳动合同和社会福利保险，如何成为一个专业工作者？记者是如何变成‘新农奴’的？卖文为生或‘卖秒为生’给他戴上了一个沉重的枷锁。他每时每刻考虑的不是如何满足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而是在考虑如何让自己的编辑、主编、制片人满意，主编喜欢什么选题就采写什么，主编喜欢什么角度就写什么角度。只有这样，文章才可以上头条，可以播出，可以赚大钱，可以一夜成名。卖文为生等于把自己的思想套上了新的枷锁，这个枷锁就是让主编对他们的报道和选题满意，主编要让代表这些媒体的经营者、投资者和背后的利益集团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媒介组织内部已经形成鲜明的阶层分化，一线记者成为一个明显的“下滑阶层”。2011年1月，《成都商报》记者李建军在一次网络访谈中痛陈调查记者的生存困境时说，“其实我们在报道别人的时候，好像自己有一点话语权，或者你揭露真相以后，会对这个事情有推动。你自己面临伤害的时候，你最无助了，记者哪个会打，哪个会闹，都不会，甚至不如访民有经验”（李建军、孙春龙、丁补之，2011）。然而几天后，他就因为在“龙灿事件”中向报社高层的建议信被网上公开令报社颜面无光，而接到一纸解聘通知。此时再看他的这段话，真是一语成谶。^[37]

2010年8月21日，河南《东方今报》记者杨桐（2010）在自己的博客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而立感言：我为在河南的八年记者生涯画上句号》的文章，宣告结束了在郑州八年的记者生涯。当年5月，杨桐在该报发表了一篇调查性报道，揭露河南新乡一家化工厂的环境污染问题。报道发表后，报社即遭到化工厂工作人员冲击，要求带走杨桐本人。事件在地方政府介入后予以平息，但不久之后报社内部的一些微妙变化令他决意离开：

“作为一个三十岁的已婚男人，作出辞职的决定要经过一个相当痛苦的过程，但这个决定和几年前的意气用事不同。

我离开今报，除了生活的压力，更多的是对未来的迷茫和困惑。

我认为，报社和记者之间的关系，不能单单为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对记者劳动价值和人格尊严的尊重不能只体现在口头和文件中，更应该落实在行动上。

但很长的时间之内，《东方今报》的特稿记者在同城媒体特稿记者的收入中是最低的，一篇特稿的稿酬从一年前的800元降到了450元，而僵硬的考核制度却一直考验着记者的承受能力，我本人曾经拿过700元的月工资，这几乎是郑州这个省会城市的最低生活保障线了。

创刊六年以来，《东方今报》一直保持着不变的报销标准，县城的住宿只有80元每天，地级城市的住宿费也只有100元，每次出差都赔钱没有什么，但辛苦出差采访之后的毙稿压力是让人无法承受的，毕竟，记者是靠稿费生活的。

我产生离开的念头是在六月底，当时，去南阳西峡县一个历时一周的调查交稿之后石沉大海，去登封冒着生命危险的一次采访被压缩成600字的消息，按照要求完成的一些稿件也没有见报。

没人告诉我是什么原因，哪怕一句话的解释都没有。

我不愿把这些和此前《东方今报》经历的那次风波联系起来，但众所周知的是，这次风波之后，《东方今报》的办报理念发生了重大转变，这种转变让很多记者无所适从，以至于整个六月和七月，特稿记者的发稿量降至创刊以来的最低。

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人力资源部通知我按照七月份离职尽快来报社办理手续（而在前一天，我被通知要为六周年社庆特刊写两篇回顾稿子），尽管后来赵社长解释这个通知是人力资源部个人行为，报社并未开班子会做出这一决定。

有兄弟用‘被离职’来形容我的这一遭遇，但做出这个决定确是我的真实想法，谈不上被。于是我将辞职报告递交给了报社，并通过了社领导的签字批准。

我不想用薄情寡义这个词形容我曾战斗过三年半的《东方今报》，但却不能不对《东方今报》对待一个离职记者的做法表达不满，我是在8月19日正式递交的辞职报告，报社人力资源部扣除我七月份的基本工资，按照我七月初开始离职（尽管只有650元钱）是否符合劳动法另当别论。

我不满的是，人力资源部领导还要求我在一张长达10余项的离职登记表上签字，也就是说让我去找诸多部门的十余个领导再一一签字，我找完四个人签字之后，剩下的领导不是不在报社，就是不知道在什么地方。

我想过放弃这种繁琐的签字，尽管我迫切希望拿到扣押在报社的新闻从业资格证书。

当天晚上，我给赵社长发过一个短信，最后的一句话是：希望赵社长及今报新班子能把普通记者当兄弟而非工具。(www.xing528.com)

这话可能有些刺耳，但却是一种真切的期望。”

当下的职业调查记者们面临着同样的困境。在媒介组织内，这些奔走在一线的从业者更容易成为各种控制力量的牺牲品。李建军（2011）在给报社总编的信件中，最后一段悲凉地写道：“如果真能听得进一点话去，那么，请先从对记者编辑的起码人文关怀开始。还有，希望下次如果让我们这些小人物牺牲的话，即便还是需要我们为《成都商报》去挡子弹，请先打个招呼，诚恳地跟我们沟通一下，好聚好散，临走的时候，让我们吃顿报社的散伙饭。”按照他的看法，“《成都商报》已经形成了一个陀螺性的也就是两头细中间粗的内部框架结构，也就是说，商报的中层非常庞大，并且享有极高的福利待遇，也承担了极大的压力；商报的高层，享受的福祉更大，但遗憾的是，承担的压力与面对的风险却与其享受的福祉不一定那么相称；至于商报的底层，则承担着最大的风险，却享受不到商报的福祉”^[38]。杨桐、龙灿、李建军等调查记者都成为了被牺牲的“底层”，但任由底层承受与其待遇不相符的巨大压力态势继续蔓延，将会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习惯。当媒体成为一家自负盈亏的经济实体时，它在文化事业单位的外表下，内心早已被一种商业企业的组织逻辑占据，记者作为新闻民工的特征只会表现得更加突出。2009年10月，23号受访者离开了他所担任的一家新闻杂志副主编的岗位，与几位朋友合作创业。两个月后，他在中山大学发表了一场名为《新闻人的当下与未来》的演讲，其中提到“在与资本的博弈中，职业新闻人永远是弱势，很难甚至无法分享所在机构超常发展带来的收益，而更多的还是以码字机器的角色存在，靠稿费生存，靠荣誉感支撑，靠理想前行”^[39]。确实，新闻是一个需要依靠一点信念来坚持的行业，但是理想主义的坚持，并不代表不坚持捍卫自己的基本权益。当新闻记者因为环境而变成了“新闻民工”的时候，理想主义、人文情怀只不过是一种奢谈罢了。正如Schudson（1995／刘艺娉译，2011：92）在评价美国扒粪运动时期的著名调查记者林肯·斯蒂芬斯的职业生涯时也认为，“揭丑更多的是吸引人们投身于新闻事业，而不是维持他们长期工作”。

在调查记者的职业生涯中，个人意志、组织因素、社会环境的诱因与限制贯穿这群人的职业生涯发展过程中，其中虽然组织和环境因素有所改变，但个人意志较为固定，变化不大。同时，尽管个人主观意志可以决定自己要走的路，但是组织和环境提供的机会与限制，有时候更胜于个人主观意愿。例如政治和资本对新闻的压制，即使调查记者在专业上如何不断精进，却也无法改变整体大环境的趋势，结果就是不断在各个媒体间来来去去，工作满意度与职业成就感逐渐下降，甚至愤而离开新闻行业。一位调查记者在他从业三五年后就会逐渐退出新闻采访的一线，而一批更加年轻的从业者将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来，这也意味着奋不顾身的“哀愁”又开始了新的轮回。调查记者作为具有理性选择能力的经济人，他们的坚守或离开自然就是一种衡量成本收益后的理性行为，但个体的理性带来的却有可能是新闻行业的不尽如人意：记者的专业意识和技术不能有效地积累，新闻质量不可避免地下降，并且造成人才流失和工作空虚、没有愿景的恶性循环。

【注释】

[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号的访谈记录。

[2]该书有中译本，但在书中identity一词被翻译为身份，本书则统一翻译为认同。

[3]谢泳（2005）总结出中国报业产生文人论政传统的原因有下列三点：第一，早期中国的报纸基本掌握在有理想的中国知识分子手中，他们创办报纸的动机不完全是出于商业目的，而是更多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第二，当时的中国社会为民间报业的生存提供了制度保证。从晚清经北洋到国民政府时代一直实行的是登记制的管理体制，没有完全切断民间办报的传统。第三，那时的社会是一个私有经济为主体的社会，民间有独立的资本，同时有相对发达的民间社会。民间社会的好处是相对独立，在同业之间有极大信誉，这些可以保证行业的基本自律。1949年后，至少后两个条件已经不具备了。

[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3号的访谈记录。

[5]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2号的访谈记录。

[6]同上。

[7]同上。

[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8号的访谈记录。

[9]资料来源于8号受访者的一篇业务手记，已公开发表于业务期刊上，此处隐去刊物名字。

[10]资料来源于《南方周末》女记者黄秀丽的个人博客。

[1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5号的访谈记录。

[12]同上。

[13]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0号的访谈记录。

[1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7号的访谈记录。

[15]定州位于河北中部，此城南端有个绳油村，据称当年入侵的日本军队曾受挫败于此的村民阻击。绳油村一块两万多平方米的土地被定州电厂征用，由于补偿标准过低且征地程序不透明，多次上访未果后，农民自行搭建窝棚或挖掘地窖居住，以阻止征地。2005年6月11日，300来名头戴安全帽、身着迷彩服的青年男子，手持猎枪、钩刀、棍棒等前来袭击，造成6死48人重伤。案发次日，《新京报》独家刊发系列追踪报道，全面客观地展现了血案发生的前后和征迁利益纠纷。此后中央领导就此批示，定州市委书记、市长被免职，248名犯罪嫌疑人归案。经查，定州在征地过程中确实存在截留补偿款等问题，而血案居然由定州市委书记和风指使。此案经法院一审判决，4人被判死刑，3人被判死缓，包括和风在内的6人被判无期徒刑。

[16]外界传言，报道“定州血案”是导致2005年12月29日《新京报》第二任总编辑杨斌被免的直接原因之一。曾担任核心报道部主编的罗昌平（2009）认为这其实是误传，在杨斌调离之前，核心报道未引发一起官司，未招致新闻主管部门的一张红牌，是因为报道强调严谨、客观。

[17]这里引用的曹晋对新闻民工的论述出自2010年10月18日参加复旦高研院举行第十七期双周学术午餐会的演讲。详情可参见：http：//www．ias．fudan．edu．cn／News／Detail．aspx？ID＝2751。

[18]闾丘露薇在其《不分东西》中专列一章谈论了新闻民工问题。资料来源于她个人博客上的试读章节。

[1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1号的访谈记录。

[20]赵世龙在接受《今传媒》杂志的访谈时对流浪记者现象的历史进行了梳理。在笔者的访谈对象中，13号、18号也曾是90年代广州流浪记者族群中的一员。在他们的同伴中，很多人离开了新闻行业。仍留在新闻圈的，也通过各种方式摆脱这种流浪的状态。有的辗转多年，在业内获得名气，进而上升为媒体中的管理层；也有的通过考研进入体制内媒体，如原《南方都市报》记者曾华锋考入北大中文系读研究生，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

[2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3号的访谈记录。

[22]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8号的访谈记录。

[23]资料来源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2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2号的访谈记录。

[25]同上。

[26]赵世龙还曾表示，他这样的记者常常处在羁旅无定之中，时间七零八碎，心态也漂泊得很，加上职业的状态是行动如风闻“新”起舞，做的又多是艰苦卓绝或者说是高难度的选题，所思所想都过于沉重，这种深厚的重硬载负形象，不是一般女孩子能理解和包容的，以至于个人感情上非常失意。参见刘根社对赵世龙的访谈，《今传媒》2005年第5期。

[27]记者韩巍（2011）认为造成记者流动性大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媒体管理者造就的年龄天花板，二是传媒组织过于等级分明的组织架构。笔者认为，这种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本质上，这都是媒介市场化的后果。

[28]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号的访谈记录。其中的“二球”是指已被关闭的《21世纪环球报道》，《瞭望》为《瞭望东方周刊》。

[29]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4号的访谈记录。

[30]资料来源于笔者对16号的访谈记录。

[31]资料来源于笔者对7号的访谈记录。

[32]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7号的访谈记录。

[33]资料来源于笔者对26号的访谈记录。

[34]资料来源于笔者对30号的访谈记录。

[35]根据台湾学者林照真（2006a）的研究，美国、日本及台湾地区的调查记者也都是以男性记者为主。她认为，这种现象反映了一种父权式的新闻价值观。但实际上，女性在处理新闻时往往更细心、更坚毅、更不轻易妥协。笔者访谈的两位女调查记者（16号、22号）也否认性别对她们从事调查性报道有何不利之处，反而有时可以获得一定优势。

[36]资料来源于陈峰的个人博客。

[37]该在线访谈可参见《调查性报道记者生存困境》，http：//fangtan．cyol．com／content／2011—01／27／content＿4131511．htm。2010年12月23日，《成都商报》记者龙灿发表了《“复旦18驴友被困黄山”真相调查，三次报警无人应一条短信惊两地，夜上黄山谁让救援队变敢死队？》的调查报道。这篇报道提到一个大学生的“二姨夫”在上海报警，有关方面将此稿认定为假新闻。2011年1月21日，《成都商报》以“报道失实”、“严重违规”为由将龙灿开除。2月初，李建军为此事向报社总编写的信件被公开，使得自己也被报社解聘。

[38]资料出自于李建军的信件，http：//gududengdai1974．blog．163．com／blog／static／317499320111552234316／。

[39]资料来源于23号受访者的个人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