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记者的自我认同研究：知识分子知识

中国社会普遍赋予新闻记者以知识分子的社会阶级属性，记者也往往以知识分子来自我期许。郝志东（2009）曾经把中国的知识分子分成专业、有机和批判三种类型，他把这一分类又应用在对新闻记者的研究上面，认为记者同样可以在社会中扮演专业、有机和批判三种角色。

首先，记者可以扮演一个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知识分子需要独立的精神、自由的思想，为学术而学术，为艺术而艺术，和政治无涉，与利益无关。作为记者来说，就是要客观报道自己所见，平衡报道他人所想，不受政治干预。新闻专业主义所关切的正是这个问题。

其次，记者也可以扮演有机知识分子的角色。所谓“有机”是指服务或者有机于某一个利益集团，比如政府、商业利益，或者社会运动。对记者来说，他们也可以是政府、商业团体或社会运动的喉舌，宣传它们的意识形态，以它们的利益为依归，以它们的对错为对错。

第三，知识分子也可以是一种批判的角色，即社会良心的角色。他所关注的是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因而更加关注弱势群体，倾向于批判权势阶层、社会不公。对于记者来说，在日常的新闻报道或评论之中，就会更加注意社会不公的议题，在字里行间对小人物的遭遇注入自己的同情，对权势者注入自己的不屑。他们认为自己的责任是监督政府、监督商业集团、监督社会运动，让他们不要太伤害普通老百姓的利益。

郝志东将西方社会科学中知识分子研究的理论成果应用于对中国新闻从业者的研究是一个颇有新意的路径。应该说，他所概括的三种角色是一种理想型的分类。我们可以在现实中发现与之对应的群体，但有时候，记者未必会扮演一种单一的角色，而是两种、甚至三种角色集于一身，只是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场景下会不同程度地表现而已。当然，有时候新闻记者的多种角色集于一身也是会相互矛盾的。比如说，党报记者也许也想扮演一个专业的、甚至批判性的角色，但在“组织”内，却不得不过多地表现为一个有机知识分子。市场化媒体记者希望做一个批判知识分子，但是他又必须遵循新闻专业的要求。

在本书研究的调查记者中间，绝大多数人将自己视为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但在新闻记者的职业表象之下，对于知识分子扮演的角色却有不尽相同的话语表述和实践。具体来说，调查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表现为三个面向：其一是受中国新闻业文人论政传统的影响，以天下为己任，着力用新闻推动社会进步，看重媒介的影响功能；其二是秉持西方知识分子理论中的批判传统，以监督权力、批判社会为主要表现形式；其三，记者作为以新闻报道为职业的专业知识分子。这三种面向的形成与记者作为知识分子群体在中国的演变密切相关。

西方形态的现代报纸在19世纪中期引入中国，办报者多为西方传教士，参与其中的中国报人在当时并不为中国社会所重视。“一般报馆主笔、访员在当时均为不名誉之职业，不仅官场中人仇视之，即便社会上一般人，也以其搬弄是非而轻薄之”（姚公鹤，1917。转引自赵建国，2006）。早期的新闻从业者被社会视为斯文败类的无赖文人，外界对新闻业的评价自然也不会高。报刊业最初并不在晚清士人的择业范围之内，他们最重视的自然还是科举，除此之外，士人的出路还有塾师、医师、学幕与学做生意等。但1898年戊戌维新后，梁启超、汪康年、严复、谭嗣同等人皆投身于新式传播媒体且成就非凡，不仅通过著述翻译开拓了晚清士人的眼界，也提示出科举之外的一条新路。李仁渊（2005：358）认为，早期从事传播事业的人或许有很高的理想性，然而当传播领域在官方折冲下，成为一个可实践理想的事业，加以商业化的因素介入，各种抱持不同理念、意图的士人都可能加入进来寻求自己的生涯。尤其到1905年废除科举后，仕途之路被阻绝，士人进入传播市场，将操作知识文化的能力转化成经济利益，同时也抛弃了官方的认证。由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传统士人创办新报后，中国新兴报业开始具有浓厚的士人清议风格，世人对报纸、报人的印象才为之改观，报纸舆论开始对国政大局发挥影响（转引自黄顺星，2009）。此后，在主流中国新闻史的论述中，“文人论政”被普遍认为是近代化报纸传入我国后产生的一种独特的新闻文化，是中国新闻业的一种优良传统。李金铨（2008）便认为“百年以降，中国报刊的主要角色是救亡图存，其三部曲是启蒙、革命与追求国家现代化。这些角色结合了中国士大夫传统及现代知识分子精神，形成一种鲜明的‘文人论政’风格”。1873年，王韬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每日于首页刊登一篇论说评论时政，被研究者视为中国文人论政的开端。“他认为，文人论政不是文人的无聊好事，而是代表民间言论自由的要求所行使的神圣权力。民间报纸是代表民间意志的‘公器’，而民间报人则无可置疑地是民间自由意志的代言人”（张育仁，2002）。另外一位文人论政风格的代表人物是梁启超，他在《论报馆有益于国事》一文中，援引《泰晤士报》等西方报纸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将西方新闻工作者描写为“怀才抱德之士，有昨为主笔而今作执政者，亦有朝罢枢府而夕进报馆者，其主张国是，每与政府通声气”。对梁启超来说，从事新闻工作不为其他，就是为了实现变法自强的理想。文人论政的风潮在新记《大公报》时期到达顶峰，该报正是以文人论政所著称的典范。在获得美国密苏里大学颁发的“最佳外国报纸”时，张季鸾（1979：582—583）发表《本报同仁的声明》一文，明确指出中国报业的特色正在文人论政，“中国报有一点与各国不同。就是各国的报是作为一种大的实业经营，而中国报原则上是文人论政的机关，不是实业机关。这一点可以说中国落后，但也可以说是特长……我们同仁都是职业报人，毫无政治上、事业上甚至名望上的野心。就是不求权、不求财，并且不求名”（转引自黄顺星，2009）。

从上述简要的新闻史叙述中，可见中国新闻业对文人论政传统的推崇。按照黄顺星（2009）的看法，这里的文人概念，关键不在于是否具备专业理念与完善的新闻技能，而是在文人存乎一心的道德信念之中。李金铨（2004：63—64）将这些传统士人出身、以办报抒发己志的报业模式称为“儒家自由主义”。“儒家把知识分子理想化，认为它们应该秉持良心，以天下为己任，以言论报国，自然而然利用报纸鼓吹改革和现代化……文人论政充满了追求国家现代化的焦灼，强调国家意识形态，糅合西方自由主义，谋求救亡图存之道……再者，文人论政的立足点何在？简言之，大抵凭一些道德概念或抽象理想，而不是运用经验方法具体而准确地理解现实”。儒家自由主义的文人论政传统与受新闻专业主义影响的西方近代报业，在形式上类似，但精神上却不尽相同。李金铨以《大公报》为例比较中西方报业的差异：就言论自主性而言，西方报业相信由于财源来自独立的发行与广告收入，而不易受到其他党派势力的影响；但民国时期的著名报人张季鸾却认为报纸言论的独立来自知识分子的良心。儒家知识分子自视为启蒙大众的精英，居高临下以提供专家学者的权威意见为荣，但西方媒介工作者自认是专业人士，与受众地位平等。

朱至刚（2010）认为，1949年前新闻业中的文人论政风潮有一个明显的流变过程。他以《时务报》、《大公报》和《观察》为例划分了三代文人论政，做出这一界分的依据是报人的自我期许。“从《时务报》到《观察》，在它们对报刊应该是什么，报人又应该是什么的回答中，知识分子及其报刊在这五十年间社会地位从中心到边缘，群体心态从高度自许到甘居江湖的演变轨迹呈现得既脉络分明又阶段清晰”。姜红（2010）也注意到了文人论政中的些微差异，她以三位著名报人王韬、黄远生和张季鸾为个案，探讨现代新闻史上新闻记者的身份认同问题。根据她的分析，上述三人分别最大限度的接近“士”、“知识分子”和“职业人士”，也就是说，在“文人”之下新闻从业者有着不同的身份认同。

姜红（2010）概括的这种“职业人士”的身份认同，实际揭示了中国新闻业中另外一股重要的源流：新闻业谋求专业化的过程。以往新闻史的论述中对于新闻专业化的重视程度明显不如文人论政，或许是由于晚清“启蒙”、“救亡”主旋律所铸造的报业“政论时代”的特点，决定了人们关注的目光总是投向辉煌耀眼的政治家报人，而对曾经是“边际人”的“橐笔”外报或者编辑、经营小报者却往往淡忘忽略（程丽红，2006）。在过往文人论政的传统之外，我们也不能忽视这一重要的发展过程。王辰瑶（2010a）认为“五四”时期的新闻实践已经出现了新闻业的专业化潮流，这表现在下列几个方面：对新闻本位观念的确立；新闻职业群体的壮大；新闻文体的变革；对报刊经营的看重。Stephen R．MacKinnon（1997）则认为1930年代才是中国新闻业发展的转折点。在此之前中国报刊以营利为目的，不但言论必须接受政治审查，也必须仰赖政治人物的庇护。1930年代前后，“新闻记者开始讨论新闻的职业化、专门化和客观性。一些新闻研究机构和杂志在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纷纷创办”。徐小群（2007：276）则以1921年成立的中国第一个记者组织“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如何发展为1927年的“上海新闻记者联合会”，并在1931年改组为“上海市新闻记者公会”为例认为，“这反映出一条轨迹、一种有意识的努力，来强调新闻职业的公共性，以及新闻记者与其他自由职业群体的共同性”。当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终于成为一个具有自觉意识的自由职业团体时，也标志着新闻记者完成了从文人到自由职业者的转型。特里·纳里莫（1991）认为：“许多中国报人试图为其自身建立职业化模式时，实际上所建构的只是一种类似观念的东西，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专业性的客观中立，以便在报业难以避免的党派性和政治性中安身立命。”赵建国（2009）对此评价说，纳里莫把新闻思想纳入到职业化层面进行认识的方法有其可取之处，但是近代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绝不只是“观念转换与商业化过程”，也不仅仅是“职业理念和精神内化过程”。他认为应从制度层面加以考察更合乎历史实情，因此他同样以上海新闻记者联欢会这一新闻团体的创建与完善为分析案例探究中国新闻业的职业化问题。在西方专业社会学家看来，专业化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从业人员通过职业团体组织起来并展开活动是一个关键的特征。按照这一观点，民国时期诸如新闻职业团体的建立及其对职业地位和行业发展的追求、新闻教育和新闻学研究的展开、职业伦理标准的确立等都可以视作彼时新闻专业化的具体表征。中国记者在专业化的过程中，逐步地确立何为新闻专业的标准，也藉此创立相关的新闻训练乃至新闻学术典范，以此建制并正当化新闻业的存在基础。经由专业化过程，记者与新闻业在中国获得代表社会舆论的专业地位。这一论述框架下的民国新闻从业者为我们展现的是新闻业发展的另外一个面向，即“一群受现代西方专业主义影响的新闻从业者试图以群体力量与专业技能争取社会大众认同的过程，而不再是传统中国士人的故作姿态”（黄顺星，2009）。

虽然同样经历了新闻专业化的过程，但是中国新闻业却形成了与英美完全不同的新闻传统。英美新闻业的专业化起步于政治和商业环境趋于成熟之际，其动力来自大众消费市场的形成；而中国新闻业始终在重重社会压力的缝隙中求发展，尤其是无法摆脱政治力量的介入；英美式的新闻理想以追求公民的个体权利为出发点，而中国式的新闻理想则是以实现国家强盛为出发点；英美国家对新闻的定位以独立为标榜，而中国对新闻的定位却始终带有工具理性的色彩；英美式新闻观念在追求事实真相的诉求中发展出客观性的职业操守和新闻伦理规范，而中国的新闻观念在新闻报国的主张中带有浓重的“立言不朽”的儒士色彩而不太注重职业自律；英美式的新闻在追求市场利润的过程中形成了多元化独立报道的风格，而中国式的新闻在维持轻财重义的作风，强调知识分子的良心（黄顺星，2009；王辰瑶，2010a）。这种新闻专业化并非对文人论政传统的替代，毋宁说是一种修正或补充。对中国的新闻从业者来说，文人身份与新闻专业者的重叠混淆长期存在于过往的实践中：一方面视报纸为文人论说评政的机构，但又同时体认到自身所从事的新闻工作乃是一项现代化的职业。有研究者称那时的记者为“专业化的文人”（黄顺星，2009），实是十分恰当：新闻从业者一方面试图以中国文化中文人所具有的文化资本为其存在赋予正当性，另一方面也能提供作为专业人士的职业与自我认同。

但是，1949年以后，这两股潮流均已戛然而止。中国新闻业中文人论政的实践不再具有生存的土壤了。^[3]如果说，1949年前的文人还能够成为一个独立阶层的话，那么在1949年后，所有的知识分子被纳入国家体制，成为工具化的知识分子。通过单位、户口、工资、福利、传播等一系列控制制度的建立，独立知识分子所需的民间社会不复存在。此后的30多年间，知识分子除了依附于政治权力，舍此无其他可以维生之计。在这种情况下，党的新闻事业体制和观念一统天下后，所有自立于体制之外的报业理念也就最多只能是观念而已了（朱至刚，2010）。“专业人士”作为一个独立的社会类别并不存在，而是同所谓的“知识分子”混同起来（顾昕、王旭，2005），更不用说将新闻从业者作为一个独立的专业人士了。正如吴靖、云国强（2005）所分析的那样，在长达30多年的时间里，党的新闻工作者是多数新闻记者的唯一身份认同。不过，陈阳（2009）则认为，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记者的职业意识里仍然包含着儒家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即使是党的宣传体制也没有能够取消这一点，顶多是重构和收编。并在改革之后，重新表现出了儒家知识分子的特征。周翼虎（2008：28）也认为，20世纪八九十年代真正在中国新闻改革实践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党性原则和儒家士大夫传统，而并非西方舶来的新闻专业主义。钱钢（2010）在一次针对年轻调查记者的演讲中表示，改革开放后，被腰斩的民国报人的自由主义传统在中国大陆有所恢复，被中共党内报人的民主传统、知青世代的改革传统依次继承。一些学者对我国新闻从业者所做的调查也发现，在我国新闻从业者身上具有传统知识分子浓浓的“底色”，包括入世情怀、爱国主义、精英意识（启迪民众、教化社会）甚至英雄主义等（芮必峰，2009：114；Lin，2010a）。

“士志于道”的使命感迫使中国读书人前赴后继地投向现实政治的参与，但在目前的新闻体制下，中国新闻业无法重现民国时期文人论政的盛景。尽管如此，当代的新闻从业者还是继承了前辈以办报实现个人理想的特点。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舆论研究所和全国记协对新闻工作者的职业意识及职业道德进行大型抽样调查发现，“以促进社会改革为己任”和“先天下之忧而忧”是我国新闻工作者在职业价值方面的基本追求，体现出鲜明的知识分子色彩（喻国明，1998b）。在当代的新闻从业者中，《中国青年报》著名编辑李大同（2007：30）曾对此作过非常有代表性的表述，他说：“新闻的最高境界，当然是作用于今天的社会进程。新闻为什么只有一天的生命力，就因为它的使命是影响今天而不是为了记录历史。新闻当然也附带有记录历史的功能，但新闻的记录是一种特殊的历史记录，譬如假新闻也是一种历史记录。我说新闻主要的使命是影响今天，影响当今的社会，不是说要立刻改变某种社会现实，这不是媒体的使命。媒体的使命就是传播、告知。”原《中国经济时报》调查记者王克勤（2006：148）也比较强调媒介干预社会的作用，因此“能不能促进一些政策的调整，制度的完善，这一直是我做选题考量的重要标准。我选择题材有一个特点，很少做纯粹某个人的个案，而是做群体利益受到伤害或剥夺的公众性案例，公众性的案例更能折射制度上的弊端”。在新闻的“记录”和“影响”之间，他们更看重后者。即使是在这些以扒粪为职业取向的调查记者之中，有些受访者也并不强调一味的批判，他们在做新闻时会更加看重媒体的建设性。23号受访者在做记者及《南方周末》调查版编辑期间，只选择那些最有典型意义的、能在制度层面进行干预的选题来操作。“我还不是新闻原教旨主义者，我有那种强烈的观念，新闻就是要干预社会，对制度起到根本性的作用。《财经》的理念我是认同的。在中国社会，新闻作为监督力量，就应该去干预其他权力，至少能对一些制度的改良发挥作用”^[4]。12号受访者的从业经历也发生了一个从批判到建设的明显转向。他毕业于北京大学，本科读政治学、硕士阶段改学哲学，在《新京报》创刊时就已加入核心报道部，也是从这里开始了他的从业生涯。12号并不讳言在2003年入行之前就是一个“愤青”，批判大于建设。这种气质和报社的组织文化是相契合的，“我在《新京报》的时候，咱们现在的版面整天这儿贪污，那儿腐败，我们就是倾向于扒粪”^[5]。在此期间，他结识了一批借助NGO组织来推动国内民主建设的知识分子，一同来做一些基层的民主选举。“我们是自有一套的。我们按照对民主的理解来做事情，民主的目标就是妥协。方式就是谈判协商对话，精神就是宽容”。他由此认为通过公民社会推进制度的改善才是最大的慈善。之所以离开《新京报》，12号说是“去找一个建设性的平台，当然不仅是媒体了，能在一定的位置能做一定的事情”^[6]。他开始做一个公民教育NGO，后来还在青岛做过一年公务员。这段经历让他得以深入了解之前做记者时经常批判的政府是如何运作的。之后他加入《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这时他的职业观念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虽然在“冰点”周刊他是仅有的调查记者，但在新闻报道中已经更看重理性和建设性的东西了：

“我曾经写过一篇稿，叫《理性的成长》，写环保NGO，那里面就是我对机构的整个理念。政府有时候想去做一些事情，但是想不到。出于这种原因，我们不仅要找出你的问题，还要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需要建设。有些人认为只有这个负面的东西才有冲击力，这个东西有啥？我们最需要的是解决问题的办法。我们媒体要担当起启蒙的功能，能不能做一些建设性的报道，我们能不能做一些这样的事。不要以为我们报纸上都是贪污腐败，这才是一份好报纸。还要宣扬一些好的理念、好的做法，你就是一个传播机构，把多种声音都放这儿来，让大家来评判。”^[7]

中国新闻业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承担着社会进步的责任，凡走进这个行业的人，似乎天然就有了责任，因此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要以言论来促进国家进步（谢泳，2005），新闻从业者似乎是宿命一般履行这样的职责。当代中国新闻从业者中的传统文人或儒家知识分子色彩已经受到很多研究者的关注（Lin，2008；芮必峰，2009），不过，仅从这个源流来看待记者的自我认同还不完整。在当代调查记者中间，还有另外一条脉络值得重视，那就是来自西方知识分子的批判传统。

中世纪之后，西方精神世界与世俗世界的彻底分离，促使西方知识分子能够以更抽离的态度批判现实。“知识分子”一词最早为19世纪俄国、波兰以及后来的法国思想家提出和使用，他们把“知识分子”这个概念“悬置于对其所属社会秩序批判的立场上加以界定”，认为知识分子是“社会良知与道义的人格化体现”。现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指的是“那些以独立的身份，借助知识和精神的力量，超越职业、专业界限和个人利益格局，对社会表现出强烈的公共关怀，以理性代言人的角色批判社会，体现出一种公共良知、有社会参与意识的一群文化人”。知识分子的品格特质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一是对公众利益深切的关怀，为坚守公共良知、社会正义而大声疾呼；二是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以思考人类终极价值问题为天职；三是经常性地反思和批判现实世界，对国家、民族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四是具有超然的独立精神（宫京成，2009）。

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已经普遍地扮演着这种批判知识分子的角色，对他们来说，传统文人的概念已经渐行渐远，现代知识分子成为一个更加耳熟能详的名词。如同《中国青年报》记者卢跃刚（2007：24—25）所观察到的，“我所知道的社会各阶层的精神结构、知识结构，总体上，是一个现代化情境下的西方主义。传统这一块的东西，包括新儒家的保守主义结构，都不完整”。不能否认，在中国记者群体中，“有些人确实怀有某些士大夫情怀，比如济世救国等，但现在不那么强烈了。现在，我的基本立场是自由主义的，新闻运作上奉行专业主义。要说传统的因素还很大，更多是经验的投射，这个经验首先是历史经验，其次是实践经验”。与卢跃刚类似，《三联生活周刊》副主编李鸿谷（2007：258—259）也认为自己的职业意识、价值判断、知识来源等主要来自西方，虽然他的外语并不好。他同时强调说，“外来的东西被接受过程中有一个中国化的过程。这个过程可能使它庸俗和堕落，但也有可能使它提升”。这两位资深记者都是在80年代进入新闻界的，他们已经如此深刻地受到西方影响，那么笔者访谈的这些从20世纪90年代以后陆续进入新闻界的调查记者就更是如此了。这批60 至80年代之间出生的调查记者基本上没有接受过传统文化教育，他们的知识结构和学科背景往往是来自西方的，对于新闻专业的理解和认识也更靠近西方一些。西方新闻理论中往往将记者或新闻工作视为知识分子的一种社会实践，在这样的视角之下记者不只扮演信息搜集者的被动角色，甚而是被赋予在公共生活中更为积极的角色与功能。特别是在与政治的关系上，记者工作的正当性有很大一部分是来自批判性知识分子的传统，记者的功能取决于批判性知识分子在公共领域中的角色：(www.xing528.com)

“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晚上做梦，梦见什么呢？我是农村的，在我们村东口有一间破房子，房子里边黑咕隆咚。我进去之后呢，就一帮上访的人有的哭有的笑，像见到青天一样拉着你的手，给你讲他这种痛苦的遭遇、他的冤情，就在那种环境中。我后来想我为什么会做这种梦？是因为我太累了。我曾经有一次同时接待三拨上访的，你说为什么要去这样？你比如有人来反映情况，我找个实习生去听听，然后就告诉我们就完了，或者你找个同事听听，就打发走了。或者说你的这个东西，我们不能报也就完了。但是作为我来讲，很多人给我讲的东西，能够引起我的一个共鸣，就说你讲的这个东西可能我们报不了，可能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是做不了的，但是我愿意坐下来听你说。我跟很多上访的人讲，你讲的东西我相信，我相信你说的是真的，但是作为我们报道来讲是需要证据的。你比如说你被政府给打了，你被公安给打了，不能你说被打了就被打了，我就会这么写。如果从报道的角度来讲，我需要更多东西，但我从内心里边相信你是真的，至少我是愿意坐下来听的。这个听，不是说我今天闲的没事了，我跟你坐下来，然后给你倒杯茶，听你说，我觉得背后的东西就是所谓的人文情怀。如果说你对这个底层的社会没有一个感情的话，你不会有这种行动。说你讲的那些事跟我有什么关系呢？说你们家里人被打死了，打死跟我有什么关系呢？或者说你肯定有原因，没原因会打死你们家的人么？为什么打的不是别的人呢？你会有这种判断。我是从农村走出来的，从最底层通过上学读书这个途径出来的，对这种底层社会有一个朴素的感情在里边。这个东西是很重要的，否则，你会认为很多事跟我没关系。还有一个，比如说有的人他是城市的，他跟我生活的环境是不一样的，也可能是他从事着各种各样的职业，比如说他是有钱的，是老板，或者他是公务员，他是当官的，那么他也会遇到不公平的东西。我觉得他遇到的不公平的东西，就是倒霉，他遇到了，我跟这些人没有关系，或者说我这个单位还不错，我的领导不是像你的领导黑你一样，原因只是因为你没有送礼。我是觉得你今天遇到的不幸，这种遭遇，也可能我明天遇到，也可能说其他人会遇到。那么，我之所以要去做这个采访，写这个事，是因为我不希望别人再遇到。所谓社会的不公，不是对某一个人、某一个特定的人群不公，是对所有人的不公。我们要做的工作是让这种不公的现象尽可能地减少。这是作为一个新闻线索价值判断的重要的依据。这些东西是说你这个人在做一个判断的时候，你考虑的因素是什么，我觉得就像刚才说的，这种人文的情怀。”^[8]

上述文字来自8号受访者的讲述。这位《中国青年报》特别报道部的资深记者在十多年的从业过程中，经常感受到作为一个调查记者的孤独感。特别是他一个人出差，在火车上凝望夜色中的万家灯火，心中还在琢磨怎样接近采访对象、怎样获取证据时，这种孤独感会更加强烈。调查性报道往往会触及个人或团体的既得利益，为了掩盖事实真相，他们一方面会千方百计地阻挠记者获取证据，另一方面会对记者采取措施，或用钱收买，或用暴力威胁。面对诱惑和危险，需要记者做出抉择。于是有人放弃，有人妥协。“面对越来越强烈的无力感，我有时也会在寂静的夜里问自己：我不能改变什么，写这样的文字到底有没有意义？如果不能改变，是不是所有的努力都如同水滴进入河流，连涟漪都不能激起？我这样安慰自己：我不奢望影响未来，我只是记录今天，让我们的后代有足够的理由珍惜他们来之不易的生活”^[9]。无力感的根源在于记者的批判没有太多效果，它的锐度和力度往往受到外部条件的限制而大打折扣。一位《南方周末》的女记者用细腻的笔触描写了这种无力感：

“前两天和一个采访对象对谈的时候，我为她说话的啰唆发了火。她在两年多的冤狱中受尽虐待，我明知她会在一定程度上执著于自身的冤情，然而我还是憋不住恶劣的情绪。因为我需要在几天之内了解、理解她七八年的悲苦命运，并且内化在我的文字之中。

基本上，我是个被不公和冤情信息包围的人。深入到黑暗，在黑暗中寻找光明，一次一次地扎进黑暗的泥沼，我的身上会不会沾染邪恶和腐烂的气息？更为残酷的是，新闻是一项比较的工作，你比较的是黑的程度，肮脏的程度，痛苦的程度。我在这个比较过程中受尽伤害。90%的‘黑暗’因为不够黑而被淘汰出局，很多时候我必须再往这些‘苦主’的伤口上撒一把盐。

在一个堕落的社会，媒体的作用是极为有限的。我会花很多时间解释，我们不报这个题材不是因为这是禁区，不是因为我们没有这个胆量，而是新闻的门槛提高了。自从唐福珍自焚死亡之后，其他拆迁暴力事件就基本上难以进入媒体视野了。而真实的情况是，拆迁血泪史还在继续，只不过我们的心被鲜血刺激了一次后结了痂，本该慈悲柔软的心灵外面又多了一层厚重的盔甲。

当社会维护公平正义的机制瘫痪时，只会出现两个结果：一是媒体成了最后一个救星，他们承载了公众太多的期望。二是新闻价值判断的门槛提高了，被报道被关注被解决，比中六合彩还难。

我和我的同事自然可以拿‘新闻专业主义’，‘记者不是救世者’这样的理由来解释我们的拒绝行为。但是，在我拒绝的时候，我是做不到心如止水的，相反，我愧疚，我不安，甚至想逃避。我始终相信，新闻专业主义，新闻价值判断仍然要根植于基本的良知和道义，离开了对他人苦难深深的怜悯这一情感之源，人类一切的行为都会工具化、功利化。最终，人会变成工具和利益的奴隶，连存在的基础都会失去。”^[10]

这些以批判为取向的调查记者往往像8号一样强调新闻的记录功能。他们心里很清楚，一篇报道不会改变多少现实，但记录下各种不公还是有其意义的。15号受访者认为记者首先要为民请命、打抱不平，接下来是记录。但基于现实，只能退而求其次。“我们能做的只能是记录，我们干预能力太小了。我们拿他没辙。我们只能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以后自然有一个公正的评价，让后人知道。这是最底限的一个反抗。如果这个都放弃了，新闻就没有价值了”^[11]。2010年4月，他在内蒙古某县采访期间，发现当地林业局官员上班时间在办公室赌钱。于是顺手写了一条小消息，导致当事人被撤职。有同行认为他太“狠”了，因为这么一件小事断了别人的仕途。“我后来写过一篇回应，所谓的知识分子，是非观都颠倒了。我们作为一个媒体，大的官员不能监督，小的官员不去监督，难道天天唱赞歌吗？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空间里尽量有所突破”^[12]。

正如笔者在第三章中的描述一样，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们也逐渐拥有了他们对于专业主义的认知和理解，并且在他们的新闻实践中学习和贯彻专业主义。尽管记者之间对于专业主义的认识或有差异，但诸如采访要平衡全面，报道要客观中立、事实与观点要分开等技术要求在新闻报道中已经成为公认的职业标准，由此生发开去，以职业的态度来对待新闻，谨守记者的本分而不越界，也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了。以《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一文而闻名的原《南方都市报》记者陈峰（2006：128）是一个很典型的代表：

“我个人认为新闻就是一种工作，把工作完成，使命也就完成了。当然，这种工作不仅仅在记录，包括很多职业的要求，从采访、写作到见报。这就是我和王克勤的区别，他有更多理想色彩，而我更多的是职业色彩。我不愿意去参与报道之外的事情。整个收容制度的废除过程中，我没有去参与上书或者呼吁。说实话，我也不想参与，也觉得自己不应该参与。我的任务已经完成，就是给大家提供一个准确可靠的事实。做好这个职业本身对我来讲已经足够。”

30号受访者坦承自己不是为了所谓“铁肩担道义”的理想而做记者的。他在大学期间学习中文，读研究生时才有了做记者的意识。但也只是将之作为一个就业的选择而已，因此他不会人为地赋予这个职业过高的道德责任。

“我相信大多数国家记者也就是个职业。我做了五年，我把我做的报道做好，也不是鼓励每个记者都把记者作为自己终生从事的行当，要作为社会良心的代表，要作为一个掌握社会公权、所谓‘第四权力’的化身，不可能的。像我这样的，我也变了很多。过两年我也可能跳槽，去干点别的，极有可能。最普世的标准、最基本的标准是敬业。中国后来提新闻专业主义，再往上尤其少部分人用非常强大的自我定位的能力，用强大的内心支撑可以在这条路上走下去，像王克勤老师这样的”^[13]。

在受访的调查记者中间，很多记者或许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受到过这方面的影响，但是他们的话语和实践往往包含对知识分子角色的认同和期许。事实上，将调查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划分为三种类型是一个相对理想型的分类，现实则要复杂得多。在记者的身上，几种自我认知通常会混杂在一起。27号受访者描述他对记者职业的理解时就体现出这一特点：

“在当今中国，做一个记者是一个非常荣幸和难得的事情，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适合做记者的时代。甚至是一个民生新闻往往伴随着一个比较巨大的新闻价值。现在可能是一个最好的时代，再过30年，遇不上这些好的新闻素材。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第一，媒体能够展现中国在转型时期容易出现的问题，以媒体特有的方式把它展现出来，也是一个消解、化解矛盾的过程，甚至是对民众、国家都有价值。第二，讲媒体对事件的推动，我个人觉得不是一个重要的推动，有则更好，本身不是一个媒体应当承担的职责，过多地朝这些方面努力的话，反而走向另外一个极端。第三，为权力机关提供一个可供决策的真实资料。我们的稿子一般有五六千字，如果你的稿子中有专家的话，证明你采访不到位。要比专家的工作前置，提供一个客观理性全面的材料，供专家、决策部门参考。2004年我们做过一个报道，当时环保总局通报了几起污染事件。内蒙古阿拉善地区有个污染地区，没有经过环评，是一个风沙策源地。当时两名记者到了之后，发现实际的情况和通报的情况不一样。当地人认为治沙的最好办法是人退，教给他们怎么种地。对于生态的恢复，对于更多面积的沙漠生态的恢复，有巨大作用，实现了成功。我们调查出来的结果和环保总局是截然相反的，我们觉得做还是不做？怎么写，当时也需要一些勇气。很快，环保总局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转变。查淮河的污染，本来是个很高级的活动，叫着我一起去作报道。从这个角度讲，通过记者的努力，能够踏踏实实地努力，提供一些案例，重新进行一些决策，或者提高一些效率。”^[14]

27号大学期间就读的是经济类专业，从业以后也一直做财经记者。来到《新京报》以后才开始做调查记者，他以对2005年“定州血案”的报道而声名鹊起^[15]，目前担任该报编委兼深度报道部主任一职。这段话透露了27号相当混合的一种职业意识。他所描述的媒体在转型社会中要站在公众的立场上对一些社会问题发声，体现的是一种批判知识分子的作用；但他同时强调，媒体的报道要为权力机关提供镜鉴，表露出一丝有机知识分子的意味。更不用说，在日常的新闻生产过程中，他们对客观、事实、准确等专业要求的推崇，俨然表现出专业知识分子的角色。^[16]与27号类似，很多调查记者对于知识分子的自我认同，很少表现出单一的特质，而是将这些不同来源的职业意识，经过新闻从业者能动地改造和编织，形成一种独具特色的职业观念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