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调查记者的职业意识：自我认同问题分析

在许多对新闻业的论述中，新闻职业经常被描述成一种需要与权力对抗，强调自主性与正义感的专业。但是当我们回到媒体组织场域内，遍存各行各业的“常规”现象却让新闻展现出相对不同的样貌。新闻成为每日必做的工作，记者例行化地寻找、判断、采访与写作之时，“常规”会在效率与秩序之外带来平淡的工作节奏。这种节奏不只让采写任务变得重复，更会进一步影响整体的工作氛围，形成新闻工作在实务情境中的常规样貌，从具有社会功能的“专业”逐渐转变成单纯的“工作”。新闻工作者逐渐丧失理想，失去热情与自我超越的意志，只是按照标准化动作重复每天的工作，了无新意（张文强，2005）。台湾学者张文强总结的这一幕，显得异常灰色与黯淡，尽管是他基于台湾新闻业的现状而做出的总结，但这种现象也已经真真切切地发生在当代中国的调查记者群体中间。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当一些受访者仍在苦求一种专业地位的同时，一些记者却已进入一种以生存为主的工作模式。这种模式表现在实践中，就是以完成媒介组织的工作任务为主，当正在操作的选题因为外力无法继续时，他们不再寻求主动的突破。保住工作是这种模式下的最高准则，至于正义、良心、公平等价值，则成为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还有人已经做好了抽身离开的准备，一旦有更好的发展机会，随时可以转换人生的跑道。2006年时，笔者曾与2号受访者共同供职于一家著名新闻周刊的不同部门，那时他是所在部门发稿量最大的记者，一个月几乎总是在国内各地跑来跑去。虽然非常忙碌，收入也相当有限，但2号的精神状态却很积极向上。2010年7月，笔者在北京再次见到他时，他已经供职于一家业内非常著名的新闻类周报，但其精神之焦虑让笔者非常惊讶。“现在就少做，能不做就不做。我一直想离开媒体，主要是没有机会，哪怕摆个小摊也好。改不掉了，做别的又做不起来。只要有一个地方，我去能有空间，能赚到钱，我马上走”。而就在几年前，他还是“一门心思做新闻，到处跑，了解很多情况，做得很紧凑，一周一个题，现在我做不到了。我那时没有任何顾虑、任何思想、任何负担、最纯净地做新闻的那两年，这个时代已经过去了”^[1]。在笔者的考察中，中国的调查记者在一线从事调查工作的时间普遍难以持久，一般在3到5年之后，转型是必然提上日程的问题：要么转做编辑退居二线，要么晋升管理岗位，更有甚者则跳出新闻行业。

尽管不同的人从事的是相同的新闻职业，但他们对职业的认知有时却未必统一。中国的新闻工作者脱胎于知识分子，后来在党管媒体的体制中成为了“无产阶级新闻战士”。但是，这样统一、单纯的身份认知随市场经济而分化。当下“新闻工作者”不难从理论上定义，但是现实身份却很难厘清，甚至在多元理念、多重力量的拉扯中已经丧失了作为新闻工作者应有的尊严和社会责任（展江，2010）。本书的部分研究对象之所以离开调查记者的岗位，很大程度上就是他们感受到了这份职业带来的无力感，迷茫、愤懑、挫折等各种各样负面的情绪随之蔓延，一些人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定位而陷入自我认同的困境。很多人也许并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或许是根本就对此抱着一种无所谓的态度。对这些当代的调查记者来说，他们进入新闻业的时间不同，对职业的认知会有所差异。在一些较早进入新闻圈的研究对象看来，新闻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工作。而一些80后的调查记者更多是把它作为一个兴趣，或者说，只是在大学毕业时的一次就业选择而已。不管他们选择记者职业的动机是什么，进入新闻业后面对的环境却是一致的。在转型时期的中国，记者职业会面临很多诱惑，同样也充满着荆棘。在这种夹缝中，调查记者之所以成为一个吃青春饭的行业，就不难理解其背后的逻辑了。中国有常青树般的调查记者，比如王克勤、胡展奋、李鸿谷等人，年过四旬仍在新闻一线奔跑。但是更多的年轻记者，可能是抱着与前辈们不同的想象进入新闻业的，一旦经不住现实的严峻考验，这群普遍缺乏信仰的人不是选择离开这个行业，就是殊途同归地进入为工作而工作的境地，整体处在一个自我认同的悬空状态，失去工作的价值，没有工作的目标，只有一种工作的状态。这就产生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记者工作的意义和价值究竟是什么？

当调查记者对权力、资本施于新闻的限制过度“想象”后，会导致束缚自己的能动性，以致丧失工作的热情，甚至失去对自我的认知。在缺乏工作意义与自我认同模糊的状态下，他们所能做的无非是为了生活而持续工作，然后持续深陷无力与灰暗的状态中。张文强（2009）研究了台湾新闻业市场化环境下记者的自我认同危机，为本书提供了一个分析的路径。在过去稳定、常规化的工作情境中，新闻记者的自我认同与工作意义一样，似乎是一个不言自明的问题。新闻专业的论述像是帮忙设定好了答案，将记者置放在专业伦理之下，尝试形塑与规训出标准的自我认同，由内而外地影响个人行为。在这种稳定的状态下，认同像是被指派的，而非选择或需要调整的。然而，现实的新闻行业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新闻专业的单纯设定已经不足以解释新闻在实践中的发展状况，加上后现代情景与“脏工作”成分的出现，自我与自我认同的本质又从理论层次做出重大改变。面对这种变动情景，当以往习以为常的认同逐步瓦解后，随之而来的困惑、紧张等情绪终于导致认同开始成为一个问题（张文强，2009：290）。(www.xing528.com)

实际上，与台湾的媒介变迁相比，中国大陆新闻业在1949年后短暂的时间内发生了更加剧烈的变动，而其中新闻从业者的身份认同也随之几度发生了转化。陆晔、潘忠党（2002）考察了中国新闻工作者如何在组织内外、行业内外和体制内外的三重互动中建构起自己的身份认同。他们认为，对于新闻从业者来说，专业成名的想象便是一种主体意识的建构，是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这种内化是要建立一个认知和表达体系，解答自己是做什么的、扮演什么社会角色、遵循什么规范等问题。身份认同不止于认知，它还浸淫了情感的依附，因为新闻从业者会对自己的工作或喜爱或反感，对自己的单位或依恋或厌倦，对自己的同行或赞赏或贬抑，对自己的前途或欣喜或沮丧。“因此，考察专业成名的想象还必须考察新闻从业者如何建构和内化自己的身份认同，即新闻从业者如何表述自己和对自己的期待”。吴靖、云国强（2006）在研究作为外部控制机制的自我审查时，曾对中国记者的职业转型做出了一番梳理。他们认为，1949年以后，中国记者的自我认同可以划分为下列四个层次：第一层次，记者是作为意识形态崇高客体的专业化现代大众传媒组织的成员；第二层次，记者是作为“为人民服务”伟大使命履行者的新闻事业从业者；第三层次，记者基于“第四权力”的角色以及专业主义和职业伦理而形成的、作为普遍整体代言人的一种特殊个体意识；第四层次：记者基于职业、生计等现实原则的得失权衡，把新闻作为一种职业，即一份赖以维持生计的工作。在笔者看来，这一分析更多是从一种历时性的角度出发，将1949年至今的中国新闻从业者的自我认同概括为上述四种，在一定的时期内，某一种自我认同会成为当时占据主导地位的认同。当然，这种主导并不是说全体从业者都拥有一种整齐划一的自我认同，而是说在主流之外，允许另外的自我认同存在，只是不够普遍而已。本书关注的市场化媒体的调查记者则是在1995年至今一个相对短暂的时段内从业，这段时间恰是中国新闻业的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在极短的时间内，市场这一新的结构化因素迅速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传统中国新闻业的面貌。身处其中的新闻从业者面临着这一结构性的变化，必然会改变他们对自己身份的理解和认知。这种自我认同呈现出一个复杂多元的图景，其中既有继承自新闻业传统的内容，也受到了西方新闻界的影响，在政治、市场及专业之间形成多元的自我认同。

有关自我认同的定义和范畴，本研究采用Goffman（1963／宋立宏译，2009）的定义，他在《污名——受损身份管理札记》（Stigma：Notes on The Management of Spoiled Identity）一书中，根据个人被污名化的不同程度，界定了三种身份认同：^[2]第一种是社会认同（social identity）。根据Goffman的说法，当一个陌生人出现在我们面前，第一印象让我们能够把他安置在他所属的特定社会位置，这就是他的社会认同。第二种是个人认同（personal identity）。Goffman认为，个人认同和法定的认同密切相关。个人认同是指真实的标记或身份依据，以及专属个人并组织成为生命史的一组事实，通过这些依据，构成个人认同。个人认同是一组社会事实的连续记录，成为专属个人的特殊记号，如个人携带在身上的证件，身份证、驾照、学生证、信用卡等。第三种是自我认同（self identity）。自我认同是相对于社会认同和个人认同而言的。Goffman认为，自我认同是指个人对自己处境的主观感受，以及个人通过各种社会经验获取的有关自己的延续性和特质。Goffman提出的认同概念主要和社会互动作联系，以探讨污名与个人的关系，不同程度的认同（如社会、个人和自我），与社会的关系及互动也有所不同。

本研究希望了解的是，记者作为一个个体在不同的有组织社会群体中的自我认同，自我认同的范畴采用类似Goffman的自我认同定义，即重视研究个体的主观感受以及相应的响应，同时强调个体处在不同的所属团体时，与他人互动所构成的内心感受。而此情感在与外在情境，如所接触的他人、所处的社会群体、社会关系及社会情境等因素相联系，构成并影响个体的自我认同。简单来说，自我认同探究的是记者如何看待自我的问题。